我国改革开放的特点和经验研究论文

我国改革开放的特点和经验研究论文

摘　要：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发生了惊人了变化，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文章讨论了两个问题：计划经济体制为什么异常牢固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怎样起步的。从当初迷信计划经济体制到怀疑计划经济体制，最终到下决心摒弃计划经济体制，必须归功于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打破了长期的、不正常的寂静，造成了再也平静不下来的经济格局，使中国经济不可逆转地走向改革，走向开放，走向市场经济。 关键词： 计划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改革开放 　　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算起，到200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整整30年。这30年，中国的变化是惊人的、举世瞩目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过程中有亲身的经历。　　　　我们谁都不是先知先觉者，谁都不可能在1978年就能预知此后的中国经济会怎样一步步发展起来。我们都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学习、提高、成长。　　　　回顾这30年，使我感触最深的是：第一，计划经济体制为什么异常牢固?第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怎样起步的?在序言中，我想就这两个问题谈一谈自己的想法。　　　　计划经济体制为什么异常牢固　　　　在已经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改革是非常艰难的。尽管中国同发达国家在经济和技术上的差距越来越大，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仍然可以照常维持下去。这一体制的性质决定了它有可能顽强地存在下去。原因是：　　　　第一，计划经济体制把企业置于行政部门附属物的地位，企业既不能自主经营，又不能自负盈亏。企业的生产数量、生产品种、价格以及企业的生产要素供给与生产成果的销售都处于政府计划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机构的控制之下，企业如果想自行决定生产和经营，稍稍摆脱一下计划的安排，稍稍违背一下行政主管机构的意愿，就会受到制裁，直到把企业领导人撤职或给予其他处分。行政权力支撑着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转。因此，一个企业想背离计划经济的轨道，是十分困难的。同样的道理，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居民个人实际上也处于行政部门附属物的地位。个人作为劳动者，在什么工作岗位上就业和担任什么工作，都由劳动人事机构按计划安排好，流动难以如愿，抵制这种安排等于自己断送了继续工作的机会。　　　　个人作为消费者，也要由计划部门安排，具体表现为生活必需品是凭票证供应的、住房是由单位提供的、甚至子女的升学就业也无一不同行政主管机构的安排有关。假定居民个人想离开计划经济所安排的居住地点或工作单位，他在生活上将遇到很大的困难。这样，从居民个人的角度来看，同样可以认为计划经济的运转得到了行政权力的支撑。　　　　第二，计划经济体制是由若干个次一级的体制组成的。例如，计划的企业体制、计划的财税体制、计划的金融体制、计划的价格体制、计划的劳动用工体制与人事体制等等。它们彼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个次一级的体制依存于另一个次一级的体制，而另一个次一级的体制又依存于第三个次一级的体制，盘根错节，难解难分，此存则彼存，此损则彼损。于是，要想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对任何单个的企业或单个的居民个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且，就算某个企业或某个居民个人在某种情况下能够违背计划经济体制的规定而使自己的经济活动有所发展，那也只能被当作偶然的、非常规的事情，而不可能成为经常性的、别人可以效法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企业或单个居民都只好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安排采取默认和顺从的态度，企业和个人都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同强大的计划经济体制相比是太微不足道了，无法挣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　　　　第三，计划经济体制有一种被认为是正确无误、不容怀疑的计划经济理论体系作为支柱，这种经济理论为计划经济体制进行辩护，把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说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唯一选择，把任何背离计划经济体制的经济行为都说成是修正主义的。这就是说，通过计划经济理论的解释，选择计划经济体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即使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出现了这种或那种问题，但一来这是历史所注定的选择，无法更改；二来如果要离开计划经济的轨道，那就是滑到了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了，对社会、对企业、对个人的后果都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这等于背叛。计划经济体制既有行政权力作为支撑，又有计划经济理论体系为之进行辩护和论证，要想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不仅如此，由于长时期内计划经济理论在意识形态方面占据着统治地位，被确定为正统的经济理论，任何对计划经济提出怀疑，甚至想作出修正的观点都被打成异端。由于人们从学校里、从书籍报刊上、从电影电视中所读到的和看到的都是宣传计划经济的东西，于是人们也就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对各种想摆脱计划经济束缚的行为加以谴责、加以抵制。某个企业或某个居民个人如果在摆脱计划经济体制方面有些举动，就会陷于非常孤立的境地，周围的人鄙视他、嘲笑他、斥责他，使他不得不屈从于舆论的压力、周围的人的压力。尽管这些压力往往是无形的，以致于到后来，连最初怀疑过计划经济体制的人也会进而怀疑自己可能真的错了：立场错了，观点错了，于是本来正确而且很有创新意义的改革尝试，就这样被扼杀了、消失了。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怎样起步的　　　　从当初迷信计划经济体制到怀疑计划经济体制，最终到下决心摒弃计划经济体制，必须归功于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归功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历史性的决策，归功于理论工作者和经济实践者这些年来在推进改革与开放中的努力。　　　　可以回想一下，当时，在“两个凡是”的思想统治下，要在改革开放方面迈出第一步是何等困难。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从而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这场讨论受到了“左”的方面的压制。邓小平同志支持了这场讨论，并领导了全国范围内的思想解放运动。　　　　邓小平同志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进行了重大创新。他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他所设计的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案与道路，以及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研究，填补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的空白，揭开了这一理论的新的一页，并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丰富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宝库。毫无疑问，假定没有理论的指导，没有理论上的突破，中国的经济改革不可能取得进展，计划经济体制也就不可能被逐渐打破。　　　　改革开放初期，从1979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体制改革在农村家庭承包制的推广、乡镇企业的兴起和经济特区的建立这三个方面取得了成绩。正是这些冲击的结果，导致了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失去阵地，最终不得不趋于解体。　　　　要知道，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乡镇企业的兴起、经济特区的建立，无一不依赖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依赖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及由此带来的思想解放。如果没有这些，即使有的农村中出现了家庭联产承包这种生产组织形式，它也不可能持久，而且更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甚至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在农村普遍挨饿的条件下，可以容忍家庭承包，只要经济形势稍好一些，马上就展开攻势，把家庭承包取消了。再说，即使有的乡镇办起了一些不受计划经济控制的小企业，那它们也顶多只是小型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生产一些被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所不注意或不屑于生产的小商品，起着拾遗补阙的作用，不可能扩大生产规模，不可能成为与国有大中型企业一争高下的经济力量。而更有可能的是：它们迟早会被上级主管部门以各种方式纳入计划经济的轨道，朝着所谓“更高级的公有制形式”过渡。　　　　至于经济特区的建立，那更是绝不可能的。经济特区的建立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乡镇企业的兴起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和乡镇企业的兴起，最初纯粹是自发性的，而不是政府部门有意识地倡导的，只是在政府领导人发现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好处及其意义，发现了乡镇企业的作用及其在中国经济中的不可替代性之后，经过研究甚至辩论，统一了认识，才加以肯定，给予扶植。经济特区则不然，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经济特区没有自发建立的任何可能性，经济特区的建立完全是政府的有意识的行动。只有这样，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才有可能出现深圳等经济特区。从经济特区建立与发展这一事实，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计划经济体制与行政权力怎样牢固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假定不是政府采取有意识的行动，那是不可能在计划经济体制与行政权力牢固结合的条件下，使某一个地区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按市场经济的规则来发展经济的。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终于发生了有深远意义的变化。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广了，乡镇企业兴起了，经济特区建立了。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就给人们这样一种启示，即只要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僵硬控制，让农民能够自主经营，自己承担生产经营的风险，并得到自己劳动成果中应当归于本人的部分，蕴藏于广大农村中的生产潜力就会充分发挥出来，使农村的经济走向繁荣；经济特区建设的成就给人们这样一种启示，即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上的差距是可以通过改革与开放而大大缩小的。只要计划经济少一些，市场调节多一些，经济就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就会以较大的幅度提高。　　　　启示的威力是巨大的，农村经济改革和特区经济建设的成就向全国人民传达了一个信息：城市经济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滞后了，必须抓紧时机，推进改革。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经济改革预示着一场更深刻、更艰巨的改革即将展开。它们就像投向死气沉沉的计划经济体制湖面的大石头，激起层层波浪。它们打破了长期的、不正常的寂静，造成了再也平静不下来的经济格局，使中国经济不可逆转地走向改革，走向开放，走向市场经济。　　　　这就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初历史的写照。

改革开放30年论文 试论经济全球化下改革开放三十年 摘要：20世纪中叶以来的全球化趋势和社会主义国家所发生的程度不同的挫折，客观上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深刻的教训。它要求我们重新认识世界，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要求我们对内改革、对外打开国门，大胆吸收和利用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理论，就是在这样一种世界大势和时代要求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积极投身于世界经济的大潮中， 以改革实现开放，以开放促进改革，3O年来， 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盛世” 之说为时尚早。许多挑战正摆在我们的面前，有些还是相当严重的， 因此忧患意识必不可少。忧患意识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也是进一步促进改革开放的必要条件。 关键词：全球化；改革开放；科学发展观 一、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以改革实现开放，以开放促进改革，改革与开放形成了发展中的“双轮驱动”，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这一发展路径的成功在于体现了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本质要求，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时，人们在重重迷雾困厄之中顿见一片社会主义“好山色”，即终于见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图景。这是中国发展的经验，同时也启示了未来发展的道路。何谓“经济全球化”?就生产力运动和发展的角度分析，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过程：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成统一整体，即形成“全球统一市场”；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规范经济行为的全球规则，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经济运行的全球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一统天下，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因此，我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要素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各国、各地区相互融合成整体的历史过程。经济全球化的最本质、最一般的含义，是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建立，整个世界经济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导致世界各国和各民族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相互往来和相互依赖。 自20世纪中叶以来，生产和科技的迅猛发展以及市场经济的普遍建立，极大地加强了世界的联系和交往，特别是9o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中心的高新技术迅猛发展，不仅冲破了国界，而且缩小了各国和各地的距离，使世界经济越来越融为整体。 邓小平坚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一向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他认为，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我们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认识不科学，对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创造的文明成果采取一种排斥和拒绝的态度，关起门来搞建设，结果，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经济文化的发展。邓小平指出：“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在开放的世界潮流中，中国只有打开国门，主动参与全球化过程，积极扩大同世界的交往，才能得到过去难以得到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市场、资源和其他有利条件，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努力，才能加速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从历史趋势的角度看，如果说开放的过程是全球化，那么改革的过程就是多元化。邓小平同志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出发指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而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必须破除各种束缚生产力的障碍，首先就是要通过改革打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并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不同于以往那种以推翻某种社会制度或某个政权为目的的革命。但改革是要通过打破旧体制、建立新体制，以实现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其深刻程度和深远影响，又相当于一次革命。 事实证明：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成功参与经济全球化是中国崛起的关键。这一成功，可以归结为以努力推动国内体制的改革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以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拉动国内改革。从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意义上看，开放为要素的流入打通了道路，而改革既释放了国内长期闲置的低级和低流动性生产要素，又为高级和高流动性要素的流入形成了发挥作用的机制和条件，进而增强了开放对要素流入的吸引力。因此，改革与开放平行推进这种“双轮驱动”构成了中国在全球化中崛起。 二、在中国日益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改革开放的内涵要深化 以改革而论，应立足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重新思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确立符合市场规律的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中国在这30年取得巨大的成就，一个基本原因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变通性的体制和政策，解开了命令经济中行政命令的束缚，扩大了居民择业和创业的自由权利，使得原来被压抑的潜能得以发挥出来。不过，这种变通性的体制和政策往往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政府主导，或者说重商主义的特点。在市场制度发展起来以后，就必须对这类过渡性的制度作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否则就会带来种种消极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在中国，许多人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重商主义那样的以国家强力干预，追求国家财富积累的经济，或者像战后日本那样实行“新重商主义”的出口导向政策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特别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采用苏联式体制的东方国家，人们往往对国家行政权力怀有敬畏崇拜的感情，而掌握这种权力的人则把它当成可以用以利用不受约束的权力寻租取利的“通灵宝玉”，不肯轻易放弃。于是，当改革进到中途，特别是进入2000年以后，改革中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继续朝现代市场经济的方向前进，就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来阻止进一步市场化。这种阻力使一些重要的改革遇到了障碍，有些改革放慢了步伐。在有些领域，甚至出现了倒退。比如国企改革， “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对于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股份化改制做出决定以后，国有经济的改革有了很大进展，但是到了最大的一些国有企业，改革似乎就停顿不前了。有些地方更以“国有企业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等等为借口，搞“国进民退”的“二次国有化”或者“再国有化”。这种行政垄断的做法是跟十五大、十五届四中全会以及十六大指出的方向正相反对的。胡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 三、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和深化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取得了利用全球化发展自己的显著成果。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与世界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另一方面，全球化的矛盾和困境也会在中国程度不同地表现出来，有些方面甚至还更为突出。一是继续保持经济长期较快增长的目标与经济规模已很庞大，人口、环境、资源以及技术瓶颈等制约趋紧之间的矛盾；二是经济发展整体水平的提高同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 以及区域、阶层之间分化加大之间的矛盾；三是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与人民群众政治表达意识不断增强、政治参与要求不断提高之间的矛盾；四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与社会思想意识日趋多样化，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不断滋长之间的矛盾；五是在西强东弱长期存在，必须与资本主义共处并存、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自己与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之间的矛盾；六是中国实力的稳步增强和其他大国力图维护有利于它们的世界格局之间的矛盾；七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的逐步富裕和在社会转型、体制转轨过程中产生的信仰危机、道德失范之间的矛盾，等等。进一步改革开放的任务还很重，要清醒地看到，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建立起来，但还不完善，影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无论是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还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都要求深化改革开放。目前，改革处在不进则退的关键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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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发生了惊人了变化，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文章讨论了两个问题：计划经济体制为什么异常牢固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怎样起步的。从当初迷信计划经济体制到怀疑计划经济体制，最终到下决心摒弃计划经济体制，必须归功于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打破了长期的、不正常的寂静，造成了再也平静不下来的经济格局，使中国经济不可逆转地走向改革，走向开放，走向市场经济。 关键词： 计划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改革开放 　　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算起，到200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整整30年。这30年，中国的变化是惊人的、举世瞩目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过程中有亲身的经历。　　　　我们谁都不是先知先觉者，谁都不可能在1978年就能预知此后的中国经济会怎样一步步发展起来。我们都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学习、提高、成长。　　　　回顾这30年，使我感触最深的是：第一，计划经济体制为什么异常牢固?第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怎样起步的?在序言中，我想就这两个问题谈一谈自己的想法。　　　　计划经济体制为什么异常牢固　　　　在已经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改革是非常艰难的。尽管中国同发达国家在经济和技术上的差距越来越大，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仍然可以照常维持下去。这一体制的性质决定了它有可能顽强地存在下去。原因是：　　　　第一，计划经济体制把企业置于行政部门附属物的地位，企业既不能自主经营，又不能自负盈亏。企业的生产数量、生产品种、价格以及企业的生产要素供给与生产成果的销售都处于政府计划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机构的控制之下，企业如果想自行决定生产和经营，稍稍摆脱一下计划的安排，稍稍违背一下行政主管机构的意愿，就会受到制裁，直到把企业领导人撤职或给予其他处分。行政权力支撑着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转。因此，一个企业想背离计划经济的轨道，是十分困难的。同样的道理，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居民个人实际上也处于行政部门附属物的地位。个人作为劳动者，在什么工作岗位上就业和担任什么工作，都由劳动人事机构按计划安排好，流动难以如愿，抵制这种安排等于自己断送了继续工作的机会。　　　　个人作为消费者，也要由计划部门安排，具体表现为生活必需品是凭票证供应的、住房是由单位提供的、甚至子女的升学就业也无一不同行政主管机构的安排有关。假定居民个人想离开计划经济所安排的居住地点或工作单位，他在生活上将遇到很大的困难。这样，从居民个人的角度来看，同样可以认为计划经济的运转得到了行政权力的支撑。　　　　第二，计划经济体制是由若干个次一级的体制组成的。例如，计划的企业体制、计划的财税体制、计划的金融体制、计划的价格体制、计划的劳动用工体制与人事体制等等。它们彼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个次一级的体制依存于另一个次一级的体制，而另一个次一级的体制又依存于第三个次一级的体制，盘根错节，难解难分，此存则彼存，此损则彼损。于是，要想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对任何单个的企业或单个的居民个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且，就算某个企业或某个居民个人在某种情况下能够违背计划经济体制的规定而使自己的经济活动有所发展，那也只能被当作偶然的、非常规的事情，而不可能成为经常性的、别人可以效法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企业或单个居民都只好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安排采取默认和顺从的态度，企业和个人都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同强大的计划经济体制相比是太微不足道了，无法挣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　　　　第三，计划经济体制有一种被认为是正确无误、不容怀疑的计划经济理论体系作为支柱，这种经济理论为计划经济体制进行辩护，把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说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唯一选择，把任何背离计划经济体制的经济行为都说成是修正主义的。这就是说，通过计划经济理论的解释，选择计划经济体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即使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出现了这种或那种问题，但一来这是历史所注定的选择，无法更改；二来如果要离开计划经济的轨道，那就是滑到了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了，对社会、对企业、对个人的后果都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这等于背叛。计划经济体制既有行政权力作为支撑，又有计划经济理论体系为之进行辩护和论证，要想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不仅如此，由于长时期内计划经济理论在意识形态方面占据着统治地位，被确定为正统的经济理论，任何对计划经济提出怀疑，甚至想作出修正的观点都被打成异端。由于人们从学校里、从书籍报刊上、从电影电视中所读到的和看到的都是宣传计划经济的东西，于是人们也就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对各种想摆脱计划经济束缚的行为加以谴责、加以抵制。某个企业或某个居民个人如果在摆脱计划经济体制方面有些举动，就会陷于非常孤立的境地，周围的人鄙视他、嘲笑他、斥责他，使他不得不屈从于舆论的压力、周围的人的压力。尽管这些压力往往是无形的，以致于到后来，连最初怀疑过计划经济体制的人也会进而怀疑自己可能真的错了：立场错了，观点错了，于是本来正确而且很有创新意义的改革尝试，就这样被扼杀了、消失了。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怎样起步的　　　　从当初迷信计划经济体制到怀疑计划经济体制，最终到下决心摒弃计划经济体制，必须归功于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归功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历史性的决策，归功于理论工作者和经济实践者这些年来在推进改革与开放中的努力。　　　　可以回想一下，当时，在“两个凡是”的思想统治下，要在改革开放方面迈出第一步是何等困难。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从而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这场讨论受到了“左”的方面的压制。邓小平同志支持了这场讨论，并领导了全国范围内的思想解放运动。　　　　邓小平同志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进行了重大创新。他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他所设计的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案与道路，以及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研究，填补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的空白，揭开了这一理论的新的一页，并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丰富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宝库。毫无疑问，假定没有理论的指导，没有理论上的突破，中国的经济改革不可能取得进展，计划经济体制也就不可能被逐渐打破。　　　　改革开放初期，从1979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体制改革在农村家庭承包制的推广、乡镇企业的兴起和经济特区的建立这三个方面取得了成绩。正是这些冲击的结果，导致了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失去阵地，最终不得不趋于解体。　　　　要知道，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乡镇企业的兴起、经济特区的建立，无一不依赖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依赖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及由此带来的思想解放。如果没有这些，即使有的农村中出现了家庭联产承包这种生产组织形式，它也不可能持久，而且更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甚至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在农村普遍挨饿的条件下，可以容忍家庭承包，只要经济形势稍好一些，马上就展开攻势，把家庭承包取消了。再说，即使有的乡镇办起了一些不受计划经济控制的小企业，那它们也顶多只是小型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生产一些被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所不注意或不屑于生产的小商品，起着拾遗补阙的作用，不可能扩大生产规模，不可能成为与国有大中型企业一争高下的经济力量。而更有可能的是：它们迟早会被上级主管部门以各种方式纳入计划经济的轨道，朝着所谓“更高级的公有制形式”过渡。　　　　至于经济特区的建立，那更是绝不可能的。经济特区的建立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乡镇企业的兴起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和乡镇企业的兴起，最初纯粹是自发性的，而不是政府部门有意识地倡导的，只是在政府领导人发现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好处及其意义，发现了乡镇企业的作用及其在中国经济中的不可替代性之后，经过研究甚至辩论，统一了认识，才加以肯定，给予扶植。经济特区则不然，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经济特区没有自发建立的任何可能性，经济特区的建立完全是政府的有意识的行动。只有这样，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才有可能出现深圳等经济特区。从经济特区建立与发展这一事实，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计划经济体制与行政权力怎样牢固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假定不是政府采取有意识的行动，那是不可能在计划经济体制与行政权力牢固结合的条件下，使某一个地区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按市场经济的规则来发展经济的。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终于发生了有深远意义的变化。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广了，乡镇企业兴起了，经济特区建立了。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就给人们这样一种启示，即只要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僵硬控制，让农民能够自主经营，自己承担生产经营的风险，并得到自己劳动成果中应当归于本人的部分，蕴藏于广大农村中的生产潜力就会充分发挥出来，使农村的经济走向繁荣；经济特区建设的成就给人们这样一种启示，即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上的差距是可以通过改革与开放而大大缩小的。只要计划经济少一些，市场调节多一些，经济就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就会以较大的幅度提高。　　　　启示的威力是巨大的，农村经济改革和特区经济建设的成就向全国人民传达了一个信息：城市经济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滞后了，必须抓紧时机，推进改革。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经济改革预示着一场更深刻、更艰巨的改革即将展开。它们就像投向死气沉沉的计划经济体制湖面的大石头，激起层层波浪。它们打破了长期的、不正常的寂静，造成了再也平静不下来的经济格局，使中国经济不可逆转地走向改革，走向开放，走向市场经济。　　　　这就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初历史的写照。

“十个结合”——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经验总结神州大地多烂漫，一片红旗百尺竿。三十春秋挥手间，芳菲四季绿堪染。转眼间，我们迎来了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前，一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讨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吹响了解放思想的号角。从此，改革开放的大幕在解放思想中被浑然拉开，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十几亿人口的文明古国，开始了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30年来，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始终在解放思想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推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推动改革开放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一、解放思想，使我们党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航程“实事求是”出自班固《汉书》“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表达的是中国古代学人的治学之道。1942年，毛泽东同志对实事求是作了精辟的解释，赋予了它新的含义。毛泽东同志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事物，“是”就是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写“实事求是”作为校训送给中央党校，如今这几个大字镌刻在花岗岩上，时刻给每一个党员干部以警醒。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用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了新中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在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中取得宝贵经验。然而，曾几何时，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被无端歪曲，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盛行，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使国民经济陷入崩溃边缘。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文革”被果断结束后，举国欢腾，百业待举。但是许多人还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毛泽东思想，还不能正确区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历史功绩和晚年错误，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前进中出现徘徊的局面。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这为我们党实现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指明了方向。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刊登经胡耀邦同志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这篇文章。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我们党冲破“两个凡是”束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充分肯定真理标准讨论的重大意义，积极支持推动这场大讨论，为全党摆脱“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殚精竭虑，披荆斩棘。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他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引起争论的根源是‘两个凡是’”。“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两个凡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他说，“如果不解放思想，不开动机器，不独立思考，那非垮台不可”。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同志就是以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大无畏精神，力挽狂澜，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振聋发聩地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篇被称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讲话，是我们党新时期解放思想的宣言书，吹响了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号角。美国《时代》周刊在1979年第一期的序言中曾这样写道：“一个崭新中国的梦想者――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央之国’的大门。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宏、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毫无疑问，这个“壮举”的动力来源于对社会主义的重新思考，来源于敢于解放思想的强大勇气。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马列主义的本本上找不到答案，别国模式无法照搬，只有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才能找到答案和出路。1984年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邓小平同志说，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是“异端”。1985年12月23日，《时代》周刊总编辑格隆瓦尔德向邓小平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有没有矛盾？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在党的十三大召开前，邓小平同志提出，不要再讲以计划经济为主了。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些惊世骇俗的论断，没有解放思想的强大勇气，没有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态度和精神，是断然不可做到的。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最重大的问题，形成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照搬外国也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也没有社会主义；不重视物质文明搞不好社会主义，不重视精神文明也搞不好社会主义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航程。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引导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

改革开放的启示和经验论文

必须选择渐进式改革的方式：所谓渐进式改革是指在根本经济制度不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对经济发展过程中限制或阻碍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进行逐渐地改革。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体现在许多方面：从农村改革开始，然后扩展到城市；先着力发展比较适应市场经济的非国有制经济，然后重点推进国有经济的改革；先发展商品市场，然后着重发展生产要素市场；价格改革先调后放，调放结合，并逐步同国际市场价格相联系；生产、流通、价格等都出现计划内外双轨制，然后向市场单轨制过渡；经济特区、沿海城市改革开放先行一步，逐步向内地推开，实现全方位开放等等。在改革推进的方法上，也是这样。先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然后随着经验的积累，逐步实行相互协调、相互配套的整体推进；还有是先易后难，先改革那些比较容易改的领域，最后搞攻坚战——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从目前的改革情况来看，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比较成功。但是，它同样有其局限性。而且，我们也不能认为或断定激进式改革就不成功或不能成功。一切有待更长时期的实践去检验。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制度变迁所面临的环境和约束条件不同，改革道路的选择也可能不同。扩展资料：评价改革开放3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60多年历史，是辉煌的历史，任何厚此薄彼的观点都是错误的。面对新中国两个30年的成就与问题，我们进行深刻的总结与反思极为必要。只有充分肯定两个30年的成绩，才能鼓舞人民的斗志，积聚继续前进的力量;只有反思两个30年的问题，才能吸取历史的教训，少受挫折，少走弯路。对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的反思，都应该建立在理性、客观和公正的基础之上，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贪污腐化、行政浪费、环境污染、分配制度、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体制改革等问题进行反思，应该立足于解决问题的基础上。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是为了更好地前进，反思问题既不能成为否定前30年成绩的理由，也不能成为否定改革开放发展道路的理由。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总结和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才能不断地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我们的第三步战略目标才能早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才能加快步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早日实现。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改革开放30年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如何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30年

在政治建设和改革上，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改革行政管理模式，真正转变政府职能，政府不能成为与民争利的利益主体，而要成为切实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的服务主体。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在文化建设和改革上，提倡独立思考、思想自由、大胆创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对文化专制主义，反对愚昧主义。 在社会建设和改革上，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社会改革要注重推进公民社会建设，完善社会管理，切实改变政府统包社会事务的全能主义政治局面。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并面对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交织与激荡，人们活动的差异性、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明显增强，价值取向多样化、利益主体多元化，思想认识复杂化，成为潮流。 记得改革初期，邓小平同志曾经垂询过荣毅仁先生中国下一步应该怎么走？这个当年有过资本家背景的荣老板沉思良久说了两个字：开放。1989年后，改革似乎又要走回头路，“邓大人”再次垂询这位红色资本家，荣老板再次回答：开放。

一、经验：1、找到了一条道路：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沿着这条道路，大幅度提高了国家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2、举起了一面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3、坚持了一条路线：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是我们事业能够经受风险考验、顺利达到目标的最可靠的保证。4、得出了一句结论：实践充分证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是完全正确的。二、启示：1、底子薄：人口多、底子薄、人均占有资源少，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居安思危，长期艰苦奋斗。2、新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面临着新的考验和诸多新的问题。如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等。这些问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靠社会主义制度，是可以在前进中解决的，也只有在前进中才能解决。

启示：经济与社会制度要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 一切要从从本国国情出发，不能照搬其它国家的模式 经验：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要把自身的发展投入到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中，积极参与国际竞争，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

改革开放经济特区论文

资本主义的先进性不在它的私有化而在它是民主制度下的法制社会，私有化恰恰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无法回避的缺陷，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与保障资本的公平竞争，资本主义主张民主与自由及舆论监督。中国的改革恰恰索取的是资本主义的缺陷而避掉了民主与自由及舆论监督。没有民主的私有化社会是封建社会。现今荒谬的改革不亚于曾经荒谬的文革，他们都是一场政治运动，唯有形式的不同，而人民还是那样的可怜，因此没有民主的改革是欺骗。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20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上海作为中国的特大型城市和经济中心，则创造了开埠以来辉煌的业绩。然而上海在已走过的20年历程中并非一帆风顺，也曾有过曲折，在邓小平关于上海改革开放的重要指示指引下，以浦东的开发开放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为契机，上海的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高潮。 一、邓小平对上海改革开放的构想 邓小平对上海改革开放有着一系列精辟论述和重要指示，他的基本构想是：通过开发开放浦东，来振兴上海；通过抓上海的发展，来带动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更上一层楼。邓小平运筹帷幄，提纲挈领地指出上海加快发展的关键是开发浦东。他说：“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这是因为，浦东的开发开放，可以成为上海加快发展的突破口和先行区，使整个上海的产业结构、城市布局和基础设施得到调整和改造，使上海能够扩大对外开放度，这就为上海提供了一次不可多得的机遇，由此来带动上海的振兴，并把上海推到改革开放的前沿。 振兴上海，加快上海的发展，其根本目的还是要推动全国的改革开放，使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正如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指出，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浦东的开放开放，也被赋予了同样的意义，即这不单单是关系上海的问题，用邓小平同志的话来说，“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邓小平甚至不无遗憾地说：“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这段话固然体现了邓小平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谦虚恭谨的胸怀，但也点出了上海在全国改革开放一盘棋中的重要地位。鉴于上海在全国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优越的地理位置，抓上海的发展，让其发挥示范、辐射作用，有利于先进技术沿长江由东向中、西部的梯度转移，有利于我国沿海、沿江、沿边全方位开放大格局的形成，从而带动全国的发展。这是邓小平统筹全局的英明决策。邓小平在明确上海在全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的同时，还为上海指明了加快发展的具体做法。第一，上海要“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第二，上海要发展金融业。因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邓小平对上海金融业寄予厚望，说“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第三，上海要遵守国际惯例。邓小平指出，“只要守信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会把资金投到上海，竞争就要靠这个竞争。” 虽然上海起步晚了，但是邓小平却对上海加快发展充满了信心，相信上海完全可以后来居上。他详细分析了上海能够后来居上的有利条件，即：第一，“上海民心比较顺，这是一股无穷的力量。”尤其重要的是，“上海工人阶级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带头羊。”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同样也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参与，而工人阶级是其中的主力军。上海的改革开放得到工人阶级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因此“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第二，“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上海作为最重要的经济城市，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建设人才，迄今拥有各种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近百万人。上海还有较高的经营管理水平和生产技术，使企业的经济效益都较好。这些都是上海加快发展所需的宝贵资源。第三，“上海有特殊的素质、特殊的品格。”这是上海因历史发展而形成的人文优势。上海人来自五湖四海，同时又走向四面八方，他们同各种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相处，经历了兼收并蓄、重炼再铸的过程，使人的反应程度与适应能力随之增加，善于包容和转换各种事物，形成了高度的开放性、敏感性和灵活性，产生了具有鲜明的上海标志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以及交往准则等，这就使“上海完全有条件上得快一点。”第四，90年代是上海发展的一次机遇。从国际来看，冷战结束，两极格局被打破，“和平与发展”正成为世界上越来越多人的共识。而亚太地区经济又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从国内来看，改革开放十多年，政治稳定，社会安宁，经济发展，成就显著，特区开发已获得经验。因此上海遇到了加快发展的国际国内最好的环境。“机不可失，时不再来”。1992年春节，邓小平在上海强调，这是你们上海最后一次机遇，这个机遇你们不要放过，你们要大胆地闯一闯。1993年春节，邓小平在上海又着重强调了抓住机遇的问题，他说，“希望你们不要丧失机遇。”

回望祖国大地，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个年头了。30年来，从城市的景色面貌到普通人的着装饮食，相信我们每个人，都真真切切地目睹和感受到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巨变。 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年，是我们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同心同德、锐意进取，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创造性活动的30年。 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中国人民的生活实现了由贫穷到温饱，再到整体小康的跨越式转变；中国社会实现了由封闭、贫穷、落后和缺乏生机到开放、富强、文明和充满活力的历史巨变。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基本达到小康、主人翁意识显著增强、受教育水平和文明程度明显提高，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不断发展、经济政治文化建设成效显著、社会整体文明程度大幅提升等等，这一切只用了30年时间，被称为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而这一奇迹的创造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13亿中国人民。13亿中国人民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发生根本改变，这本身就是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巨大贡献。 中国改革开放走过的30年光辉历程，使我们这个过去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成就，想变化，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我们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体育、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国际地位和声望不断增长，这使得我们更有信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更有信心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有信心履行好新世纪新阶段的历史使命。 这个季节，正是农村下谷种稻的季节，也是农民三夏大忙的季节。30年前，当拖拉机第一次驶入农村时，农民群众还十分好奇。而现如今，传统的耕作方式正逐渐被轰鸣的拖拉机、收割机等农机所代替，许多农民已不再满足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农民买拖拉机或汽车，已不再稀奇。而现在在城里，购买轿车已不再是遥远的梦想，在宽阔的道路上，“大众”“尼桑”等品牌家用轿车正自由地疾驰，体现出了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公民生活发生了巨大改变。 30年前，居民的生活方式是“四世同堂十平米，五代家人居陋室”，今天，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农民们家家户户都盖起了新楼，城市居民更是从以前的平房转变成现在的小高层，复式住宅，人们的居住都向着“更高大，更宽敞，更环保”发展，处处折射出人们住房条件的极大改善，空调、彩电、冰箱、洗衣机等现代家用电器一应俱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离不开的‘缝纫机、黑白电视机、自行车’等‘老三件’，如今都已换上了高档的家庭电器了。试想30年前的夏季，人们只能靠摇着蒲扇来解暑，如今也被空调所替代了。 30年前，由于家庭收入不高，有限的资金主要是优先考虑吃饭，加上国家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生产能力十分有限，普通居民上班、出行只能靠两条腿，极个别家境较好的才有可能用自行车代步。如今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大发展、大飞跃，城市基础道路建设、交通设施大大改善 答案补充 人们平时上班、出行的工具更是多种多样，近途有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公交车、私家车，出远门地上有火车、汽车，天上有飞机，水路有轮船，可随意挑选组合，使居民时时处处感受到方便快捷。 30年前，人们的娱乐方式非常单一。改革开放后，国家大力提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精神文明得到很大发展。影视歌舞、读书看报、琴棋书画、花鸟虫鱼、上网冲浪、旅游远足、运动健身等这些过去属于富人的娱乐项目已进入寻常百姓家，大大丰富了百姓的业余生活。 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国家医疗制度的改革，从建立健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再到遍及城乡的卫生服务体系，公共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得到较好的诠释，“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成为可能。许多居民家庭没有后顾之忧，不再害怕得病，加之家庭收入和生活条件飞速提高，居民平时从细微之处开始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从过去的“大病小治、小病不治”的现象有了较大改变。 三十年努力拼搏，三十年沧桑巨变。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蓬勃发展；改革开放，使人民生活安居乐业。展望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明天会更好，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富足（如能帮到您，望您采纳！！谢谢~~）

那么深圳特区怎么会取得了这个成功啊？个人觉得主要就是说国家对它的开放政策好

改革开放和我的家庭论文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在经济发展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社会经济思想理论也发生了积极转变。 第一、毛泽东思想转向邓小平理论。实践证明，毛泽东思想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指南。邓小平理论继承了毛泽东思想，并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形式变化，提出了改革开放新的发展理论。 第二，阶级斗争理论转向经济建设理论，经济建设成为党的基本路线。随着时代变化，社会主义建设取代民主主义革命，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今天，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社会经济思想的主流。 第三，国际战争理论转向国际和平理论，中国进入和平发展的年代。对于世界形势的判断决定一个国家的基本战略，20世纪前中期是美苏争霸的冷战时代，国际战争危险依然存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世界政治发生重要变化。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正确提出和平是世界主流的判断。从而为中国和平发展、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第四，计划经济理论转向市场经济理论，中国开始全面的市场经济改革。新中国建立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基础之上，由于计划经济缺乏市场竞争，也缺乏市场灵活性，加上帝国主义封锁，使中国经济发展面临许多困难。计划经济理论转向市场经济理论使中国经济变得更有活力，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五、自力更生理论转向对外开放理论，中国经济全面走向世界。自力更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也使中国建立起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然而，一个国家的资源和市场总是有限的，转向开放无疑会增加发展的资源与空间，对外开放理论使中国走向世界。以往，中国对跨国公司抱有敌意，把跨国公司看作帝国主义的工具。随着改革开放，敌视跨国公司理论转向国际合作理论，跨国公司开始大量进入中国。 第六、社会公平理论转向社会竞争理论，社会分配差距不断扩大。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重要基础之一是公平理论，然而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时候，强调分配公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由公平理论转向竞争理论是提高经济效率的需要，也是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逻辑基础。 第七，农村化理论转向城市化理论，城市人口越来越多。中国曾一度出现农村化理论，大量城市人口随着上山下乡从城市流向农村。随着改革开放，城市化理论成为主流，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市。 第八，均衡发展理论转向非均衡发展理论。毛泽东时代，中国比较注意社会经济发展的均衡性，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是均衡发展理论的代表。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转向非均衡发展理论，片面理解“发展是硬道理”和“以人为本”，导致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源环境恶化、社会失业增加、贫富差距扩大、城乡差距扩大，社会经济发展失衡。 第九，平衡人口理论转向非平衡人口理论。以往中国的人口结构是自然增长，尽管一段时期内由于长期战争后的补偿性增长和经济结构引起的社会性增长叠加，造成人口增长较快，但“正三角形”人口结构基本是基本合理的、可持续的（中国距离人口饱和上限还有相当距离，且会像其他国家那样进入自然下降过程，呈正态分布）。相反，非平衡的计划生育人口政策使今天的中国人口结构呈现“倒三角形”，贫困老龄化的中国逻辑上难以持续。 第十，工业经济理论向服务经济、绿色经济理论。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证明，中国工业化发展理论和增长方式有效率，但是没有和谐持续，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以人力资本为主要增长来源的服务经济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些主要问题，北京开辟了服务经济发展的新路，这也是目前所有先进发达国家的发展之路。不过，服务经济发展的主要地域在城市，“三农问题”仍未解决。以原生态农业、可循环工业和可持续的服务产业为特征的四川遂宁的绿色经济道路，不但解决了“三农问题”、中国西部发展问题，也解决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问题。

我的家乡简阳市，位于四川盆地西部，龙泉山东麓，距省会成都仅55公里，素有"蜀都东来第一州"的美誉。这几年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您看那一栋栋的高楼拔地而起，高耸入云；川空文化广场的建成，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休闲玩耍的好去处；十里坝工业园区的建成，加速了简阳经济发展的突飞猛进。作为一名简阳人我已经深深感受到家乡的日益兴旺，家乡的重大变化。一、建成村村通公路，开发旅游环线俗话说的好"要致富，先修路"。为推动各乡镇经济的不断发展，简阳市政府实施了"村村通"开发工程。通过实施"村村通"把各乡镇以前的土路修建成了四通八达的平整公路，带动了乡镇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为开发"两湖一山"简阳市政府新修了养马--三岔丹景人头石旅游环线公路，通过新建的旅游环线，吸引了大批游客来到简阳进行旅游观光和投资。因此，加快了简阳经济发展的步伐。二、实施街道扩建工近年来，经过简阳市政府实施的街道扩建工程后，昔日狭窄的街道不见了，堵车的现象也没有了。我们看见的是街道变宽，还有街道两旁摆上了一盆盆鲜花。这样做不但美化了环境，而且使简阳变的更加美丽。如今，车辆和行人虽然增加了，但却不再拥挤、堵塞。人行道上铺上了各种颜色的彩砖，街道两旁并排种着高大茂盛，挺拔有力的树木，让街道变得非常整洁、漂亮。三、扩建建设西路新建南环线，缓解交通拥挤在西峰岭处，有一条与简阳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高速公路--成渝高速公路。以前，由于成渝高速公路出口进入简阳市区的行车道狭窄造成车辆车速受到限制，与快捷方便的高速公路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不相适应。简阳市政府从大局出发，从高速路出口开始扩展加宽了建设西路行车道，让车速得到了大大提高。建设路是外来车辆进入简阳市区必经的一条重要公路，在建设路上有一条铁路与建设路交叉。每遇火车来临，由于火车经过必须强制关闭公路道口，让铁路上的火车先行使，待火车安全行使完毕后公路上的汽车才能行使，加上这节路段距离较短，路面不宽平时都经常发生交通拥挤堵塞，遇上火车经过两边的车辆几分钟就会堵塞二、三十米，甚至危及行人和车辆安全。为改变这种状况，简阳市政府投巨资建成了南环线，建成后的南环线与成渝高速公路出口处的建设西路相连接；从高速路出口的车辆进入简阳市区可以改道行驶在南环线，南环线设计的是下穿铁路，铁路与公路分道行驶，将彻底改变火车来临时，建设路交通拥挤和堵塞现象。南环线的建成加快了简阳市与外界的经济交流，促使简阳的经济发展日新月异。四、设置交通警示标志在北门交叉路口、建设路等交通地段以前没有设置任何交通警示标志，致使过往车辆不能正确按照路线行驶，交通事故时而发生。现在，在北门桥、滨江路、火车站、医院路、西路等交通路口都增设了红绿灯交通警示标志，在车辆频繁路段增加交警站岗执勤，十字路口上的交警井井有条指挥着来来往往的车辆安全行驶，增设的双、单行道和停车位，为车辆的安全行驶带来了巨大的方便。如今简阳市交通秩序顺畅，行人安全意识提高，让人们享受着文明带来的和谐。五、开发射洪坝新区，新建沱三桥为推动经济的不断发展，简阳市人民政府投资建成了沱江二桥把简阳市的新旧城区联成一片。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射洪坝新城区的开发已经启动，目前正在建设沱江三桥。建设中的沱三桥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番井然有序的场面：挖土机正在来回工作着，工人叔叔正繁忙的耕耘着，有的在抬钢筋，有的在挖泥土，有的……忙的不亦乐乎，他们正在为建设中的沱三桥添砖加瓦，沱三桥通车后将连接城区与射洪坝新区的交通，交通更加顺畅，必将推动着简阳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是啊，家乡的变化真大啊！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简阳一定会飞黄腾达，成为家喻户晓的文明城市！

我们党进行革命的初衷，就是为了改变贫穷落后，求富强。对此，大家的认识都是很明确的。正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最早提出共同富裕的要求。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上讲话提出：“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97页）这是讲农民的共同富裕。过了十八天，即1955年10月29日，毛泽东又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讲共同富裕。他说：“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也包括地主阶级。”（《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95-496页）提出共同富裕，是毛泽东社会主义思想的闪光点，但遗憾的是，由于没有从理论上充分加以论证，因而这个共同富裕的思想是不巩固的，所以不久，在国内国际复杂的政治背景下，毛泽东的共同富裕思想发生了大的摇摆，由追求共同富裕到赞赏“穷”、贬斥“富”的大转变，影响到全党全民。 “文革”是在“反修”、“防修”的名义下发动和推进的。据说，人富裕了就要变“修”。什么叫“修”？“修”就是倾向资本主义，就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修”等于“资”。实际的逻辑就是，穷了才能保持革命性，富了就没有革命性，就要变“修”，变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在这种舆论的引导和影响下，人们以穷为荣（所谓“穷光荣”），不敢言富，更不敢求富致富。 以穷为荣，惧怕富裕，不敢求富，不准致富，这是对人们追求财富的正常心理的扭曲（马克思曾说，致富欲望是所有人的欲望），是“左”的思想的最大危害。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邓小平明确指出，绝不能讲什么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是人民共同致富，致富不是罪过。在改革开放中，我们清算了穷社会主义的思想，彻底否定了“穷革命，富变修”的糊涂观念和错误思想。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旨在富民的政策，鼓励和支持人民创业。党的十六大提出，要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党的十七大又提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使家庭财产普遍增加。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党的一系列富民政策的落实，人们的思想观念逐步转变。现在，困扰了我们多年的“穷革命，富变修”的错误思想已经被基本消除，广大群众能够理直气壮地讲富，理直气壮地创业致富。这是改革开放30年来最具实质意义的思想解放。 转变之二：对待人的态度——从见“人”就批到“以人为本” 很长一个时期中，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我们的社会一度把阶级的概念绝对化，把阶级同“人”割裂开来，只讲阶级，不准讲“人”。由此出发，导致忽视甚至否定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作为人应有的尊严与权利，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认为人权是资产阶级的口号，等等。这种轻视“人”的思想，在“文革”中造成严重恶果，对人的轻视和蔑视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轻视人，蔑视人，摧残人，是“左”的突出表现，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我国经历了长期封建社会，作为封建社会基本人群的农民，他们没有起码的做人的权利。马克思说：“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卷第411页）马克思讲的是德国的封建社会，但这个原则具有普遍性，中国的封建社会实际上也是这样。 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是对“人”的问题的一次深刻教育，使人们懂得了要尊重人的权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各种经济体制改革措施的提出和落实，也是对人的权利问题的生动教育。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提出了“以人为本”。以后，党中央对“以人为本”的意义和内涵进一步阐释。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要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十七大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在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党中央响亮提出，人的生命高于一切，抢救生命是重中之重。这是对“以人为本”的最明确也是最好的诠释，把对人的理解提到新的高度。这里，已经抛开了片面的阶级论，这里讲的人，是覆盖全社会的，不分阶级、地位、财产多少，前后都没有限制词。这次抗震救灾，使珍爱生命，尊重生命的理念，深入人心，是一次极为成功的关于“人”的问题的普遍教育。 从否定人性、人道、人权，见“人”就批，到提出“以人为本”，把人的生命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这表明，在“人”的问题上我们的思想观念和理论，已经实现了根本的转变。 转变之三：对待自然的态度——从“人定胜天”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我们一度坚信“人定胜天”，迷信人的主观能动性。在这种思想观念的支配下，在“敢叫日月换新天”，“重新安排河山”，“改天换地”这些豪言壮语的鼓舞下，无限度地向大自然索取。另一方面，在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后，不少地方片面追求GDP，而忽视了对环境和生态的保护。近年来，频频出现的生态灾难使人们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开始觉醒。 1998年长江洪涝灾害后，人们重温恩格斯的话：“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集第383页）恩格斯的这些话，好像就是针对我们今人而言，使人们有所醒悟，从此停止了对长江上游林木的乱砍滥伐。2004年12月3日，老一辈革命家任仲夷同北京的一位学者探讨科学发展观，写了一段很精辟的话：“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何乐之有？到头来还是其苦无穷。从根本上讲，人是不能胜天的。天——大自然，大宇宙，只能与之和平共处，与之适应，绝勿做违天之事。违天，即违背自然规律和客观规律。违天，是做孽。古语曰：人（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治（逭），我说的自做孽是指违反客观规律之事，教训太多了。”（引者按：原文有两处讹误）这是任仲夷对几十年来我们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也是许多人的共识，具有代表性。 近年来，党中央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作为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之一。2006年10月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又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之一。党的十七大又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任务。这标志着我们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思想观念已经有了大转变。可喜的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已经越来越成为全民的共识。

“改革春风吹满地”，到了八十年代，这个贫困的山村的面貌也焕然一新；一幢幢二层楼都平地而起，如雨后春笋似的，农民不仅盖起了自己的新房，而且买了许多家用电器，像电饭锅、电风扇、电视机等等，现在电视机已不算什么稀罕事了，村中60％以上的家庭都拥有电视机，还有少数家庭都已经拥有彩电了。可见人民生活水平是大大地向前跨进一步。为了能让人民生活过得更好，我国实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并要求为：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很快进入了九十年代，人民的生活水平真是上了一个新台阶：电视机已经普及了，彩电的数量也已达到三分之二。尤其是近几年，农村更是飞速发展。将近一半的人家里都安装了电话，大家联络都十分方便。除此以外，交通也很方便，原来的马路都已经铺成水泥路，不仅行车方便，而且水泥路更平坦，更好走。下雨时，被雨水冲刷得十分干净，而不是到处都是泥泞，这儿坑坑，那儿洼洼的，让人心情不愉快。再谈谈工具吧！虽说一个小小的山村，用不上什么特别交通工具，自行车就够了。但却有10％的人家里拥有摩托车，他们中一部分是自己用，还有一部分则是作为运载工具，也可以作为另外一种谋生方式，岂不两全其美吗？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工具的机械化，我的家乡也出现了劳动力过剩的局面，虽说出现了劳动力过剩，但家乡人民并没有停滞不前，他们也在乡镇府的领导下，开始推行种烟叶，那么这样既可以解决一部分过剩的劳动力，对缓解就业压力起到一定作用；又可以增加人民的收入。此外，乡政府还积极地发展第三产业，发展副产品，比如说养鳗，我们这儿就有一个养鳗场。它对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还有一部分人，为了能够过上更好的日子，都向城市搬迁，希望能有更多就业机会以及谋生方式。但这一部分还是较少，只占1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