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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03是中央司法警官学院的院校代码。院校代号是全国各高校录取时为方便考生填报志愿而加注的由数字组成的代号串，即院校代码或学校代码。院校代码就如同是学校的一个身份证号，方便查询学校信息。教育部为高校编排的代码有5位（此代码全国通用），各省教育考试院为高校编排代码有4位（此代码一般作填报高考志愿用，同一所高校在不同省份代码也不一样），由于高校办学情况每年都有变动，所以高校代码也有变化。代号编排院校代码由教育部统一编排，号码有5位。各省教育考试院为方便高考生填报志愿，将有在本地区（包含省、直辖市，自治区）招生计划的高校重新编排，号码有4位。由于每年高校办学情况有变动，故高校代码有调整。中央司法警官学院（The National Police University for Criminal Justice），坐落于河北省保定市，是司法部直属的唯一一所普通高等院校。学校是中国司法行政系统的最高学府、司法行政系统后备人才培养基地、司法行政系统领导干部和高级警官培训基地、司法行政理论研究创新基地，被誉为“司法警官的摇篮”。学校创建于1956年，原名公安部劳改工作干部学校，1983年划归司法部领导。2002年4月正式建成以普通本科教育为主的中央司法警官学院。2011年10月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建设试点单位，2016年，学校成为河北省省级硕士立项建设单位。截至2020年6月，学校占地面积420亩，有11个研究机构，16个现代化实验室和40多个校外教学科研实习基地；设有10个教学单位，开设25个本科专业及专业方向。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招生专业代码 法学： 监狱学： 法律： 侦查学： 教育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狱政管理： 劳教管理： 行政管理： 汉语言文学： 社会学： 030301院系概况截至2020年6月，学校设有设有监狱学学院、法学院、矫正教育系、信息管理系、警察管理系、马列主义教研部、基础课教研部、警察体育教研部、继续教育学院、研究生教育部等10个教学单位，开设法学、监狱学、侦查学（狱内侦查方向）、禁毒学（戒毒方向）、司法警察学、信息安全等25个本科专业及专业方向。师资力量截至2020年6月，学校有教职员工477人，专任教师333人，其中具有正高级职称资格98人，副高级职称资格114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2人。                                    教学建设截至2017年5月，学校有教育部、财政部批准为高校特色专业建设点3个，省级精品课程5门，部级精品课程6门，39个教学科研实习基地。 教育部、财政部高校特色专业建设点：监狱学、教育学（矫正教育方向）、行政管理学（警察管理方向）学科建设截至2017年5月，学校有司法部重点学科1个，司法部部级重点建设学科1个，河北省重点学科1个，硕士学位授权1个。司法部重点学科：监狱学司法部部级重点建设学科：矫正教育学河北省重点学科：刑法学硕士学位授权：法学科研平台司法部重点实验室：现代矫正技术司法部重点实验室（中央司法警官学院）科研成果截至2015年1月，2005年来，学校共承担各级各类科研项目85项，其中，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16项，公开发表学术论文1016篇，出版学术专著、译著、教材和工具书79部，共有263项科研成果获得各种类型、级别的奖励。                                    拓展资料：一、学校基本情况学校全称：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国标代码：11903办学类型：公办普通高等学校（司法部直属）办学层次：提前批录取本科院校办学形式：全日制学制：四年二、招生计划2022年招生计划总数1350人，根据各地司法行政机关人民警察和人民法院司法警察警力需求、各省份生源、学校往年录取及毕业生就业等情况，分配至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各省份的具体招生计划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主管部门向社会公布，学校官网招生网页上也将发布相关信息。三、招生专业2022年招生专业及专业方向共12个，分别为：监狱学专业、监狱学专业（心理矫治方向）、监狱学专业（矫正教育方向）、监狱学专业（政治工作方向）、监狱学专业（劳动改造方向）、侦查学专业（狱内侦查方向）、禁毒学专业（戒毒方向）、数据警务技术专业、司法警察学专业、法学专业、行政管理专业（警察管理方向）、社区矫正专业。根据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司法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公务员局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司法行政机关人民警察招录培养工作的意见》（人社部发〔2018〕20号）等相关文件规定，监狱学专业（含各专业方向）、侦查学专业（狱内侦查方向）、禁毒学专业（戒毒方向）、数据警务技术专业和司法警察学专业为享受司法行政机关人民警察和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招录培养制度改革政策的司法行政警察类专业。四、招生对象和条件（一）招生对象：参加2022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高中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的考生，年龄不超过22周岁（2000年9月1日以后出生），未婚。我校所有专业及专业方向都在提前批次录取，考生须在提前批录取院校栏内填报我校志愿。对应、往届考生不作限制。高考外语语种不限，但新生入学后外语课程教学只安排英语语种，请非英语语种考生谨慎报考我校。（二）招生条件：根据司法部、教育部有关文件规定，考生除应符合教育部等部门规定的身体、思想政治品德条件外，还应符合下列条件：1．政治考察合格志愿报考我校各专业及专业方向的考生，政治考察必须合格。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政治考察不合格：（1）考生本人受过刑事处罚的；（2）考生本人有犯罪嫌疑尚未查清的；（3）考生本人参加邪教组织的；（4）考生本人有吸毒、盗窃及其他违法行为的；（5）家庭成员正在服刑的。考生从我校官网上打印《中央司法警官学院2022年招生政治考察表》后，到户籍所在地公安派出所进行政治考察。考生应在面试、体检和体能测试之前进行政治考察，政治考察合格的考生在参加面试、体检和体能测试时将政治考察表交给工作人员。若个别省份因疫情等原因不组织面试、体检和体能测试，被录取考生的政治考察表由本人在入学报到时交给学生处。2．面试合格志愿报考我校各专业及专业方向的考生，面试必须合格。面试主要从报考动机、语言表达等方面，辨识考生是否适合从事人民警察工作。3．身体条件合格志愿报考我校各专业及专业方向的考生，身体必须符合以下条件：（1）五官端正，体形匀称，无各种残疾，心理健康；（2）双侧裸眼视力均不低于7，无色盲、色弱；（3）两耳听力均超过3米；（4）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广东、广西、海南、江西八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男性考生身高不低于68米，女性考生身高不低于58米；其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考生，男性身高不低于70米，女性身高不低于60米；（5）男性考生体重不低于50公斤，女性考生体重不低于45公斤；（6）面部无明显缺陷（如唇裂、对眼、斜眼、斜颈、各种疤痕等），无嗅觉迟钝、口吃、鸡胸、腋臭、血管瘤、黑色素痣、白癜风、严重静脉曲张，无明显八字步、罗圈腿、步态异常，无重度平趾足（平板脚），无文身、驼背；（7）无严重心脏病、心肌病、高血压病、恶性肿瘤、尿毒症等严重疾病，无传染病，直系亲属无精神病史。（8）身体状况没有2003年3月11日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和司法部法规教育司联合印发的《中国政法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华东政法学院 西北政法学院和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提前录取专业招生办法》（教学司〔2003〕16号）第六条规定的不予录取的情形（详情请登录我校官网招生网页查阅， 体能测试合格。（三）考生须按照相关公告、通知要求，在规定时间和地点参加面试、体检和体能测试，面试、体检和体能测试均合格的考生，才具备投档和录取资格。若个别省份因疫情等原因不组织面试、体检和体能测试，考生的身体条件由我校按照投档时其电子档案中《2022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生体格检查表》记载的体检项目，根据有关文件和本章程规定逐项进行审核并决定是否录取。（四）新生入学后，学校将进行入学资格审查和身体复查，对弄虚作假或身体复查不合格者，将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直至取消入学资格。五、录取规则（一）实行计算机远程网上录取。录取通知书以邮政特快专递方式寄达。（二）所有专业及专业方向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考生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本科二批线；对不再分别划定本科一批线和本科二批线的省份，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该省份划定的本科批线。对符合条件的投档考生，按从高分到低分的原则择优录取。我校招生录取安排在本科提前批次进行，未被录取的考生，不影响其在后续批次被其他高校录取。（三）对于投档成绩相同的考生，优先录取相关科目分数高者。相关科目分数比较顺序：文史类考生依次比较语文、数学、文综、外语，理工类考生依次比较数学、语文、理综、外语；在实施高考综合改革的省份，依次比较语文、数学、外语，均相同的，优先录取高中综合素质评价优秀的考生。（四）在实施高考综合改革的省份，考生须满足学校相关专业对选考科目的要求。（五）录取时严格执行已公布的招生来源计划，如个别省份生源不足，完不成招生计划，经相关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主管部门同意，可将剩余计划调整到生源充足的省份。调整计划的录取仍按照符合条件的投档考生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原则进行。（六）认可省级以上相关主管部门规定的考生加分投档。（七）按分数优先原则安排专业及专业方向。对于所报专业及专业方向已录满且不服从专业及专业方向调剂的考生作退档处理。六、学生管理所有学生入学后，均统一着人民警察学员制式服装，实行警务化管理。七、毕业学生修完学校规定的课程，达到学校规定的毕业要求和学位授予要求，颁发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本科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八、就业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司法行政机关人民警察招录培养工作的意见》（人社部发〔2018〕20号）等文件规定，我校司法行政警察类专业实行按需培养，学生毕业前可参加由中央有关部门组织的面向我校司法行政警察类专业应届毕业生的招警统一考试，笔试、面试、体检、体能测评、考察等均合格的毕业生，按规定选择职位，其中监狱学专业（含各专业方向）、侦查学专业（狱内侦查方向）、禁毒学专业（戒毒方向）、数据警务技术专业的毕业生录用为司法行政机关人民警察，司法警察学专业的毕业生录用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法学、行政管理（警察管理方向）和社区矫正3个非司法行政警察类专业的毕业生实行双向选择、自主择业，包括通过参加国考、省考等公务员招录考试就业，通过参加企事业单位招聘等方式就业，通过参加研究生招生考试升学深造及参军入伍等。

许嵩的 《你若成风》

是不是还有个女的问他要不要喝水、然后男的在秀JAY的串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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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新政策，只有本科和专科之分，没有一本二本，按以前的说法属于一本，而且分数线接近985和重点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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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TV 迪吧 夜总会 。特色活动要花钱，家家乐吃饭要交60块，去当地蒙古族可以喝羊奶，苗族人其实对政府很盲目，政府十分关照他们，他们经常超车，闯红灯，特色小吃有过桥米线，煎粉，烧烤，火锅，基本上很咸，我不是当地人，但是我现在在云南，外地人对当地的看法就是这样

很不错，虽然是个二本，但云南的警察都是这培养出来的，呼呼昆明好玩的地方多了去了，我还是建议你去了昆明再打听~呵呵！最后，向你推荐云南民族村(就在昆明)！！！这是云南风情的缩影（不代表经济方面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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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公安院校志愿的考生，从7月25日起可以通过河南省招生办公室网（）或河南招生考试信息网（）下载并自行打印《河南省2020年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招生考察表》。

这个要去河南省警察学院内部去查询或者咨询呢，网络上是不会有的，一般情况下，这一类的高职类的院校的教材网络上是查不到的，充其量只能查到其名称而已，具体内容是不会有的

参考文献1 凌云，杨秀良 试论公安工作规范化建设[J] 公安学刊(浙江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02 2 陈瑞平 解决警力不足问题的误区与途径 [J] 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鹤壁市公安局 3 黄亦飞，欧阳梓华 我国警察的亚健康现状与警力关系分析 [J] 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法律系 ，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法律系 4 优化警力资源配置 [D] 人民公安报 5 马红兵科技强警 人才为本[J];公安教育;1998年06期 6 孙小杰走科技强警之路 提高队伍战斗力[N];北京日报;2000年7 李敏也用科学的制度选人用人[J] 党建研究， 048 张兆端社区警务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社区化理论与实践[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19 A从加强队伍教育管理着手 提高公安队伍战斗力[EB] ，2010-06-15 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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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文章一大抄，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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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警官学院代码是11392。院校代号是全国各高校录取时为方便考生填报志愿而加注的由数字组成的代号串，即院校代码或学校代码。院校代码就如同是学校的一个身份证号，方便查询学校信息。                                    云南警官学院（Yunnan Police Officer Academy）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是云南省教育厅与云南省公安厅共建、以公安厅管理为主的全日制公办普通本科院校。云南警官学院始建于1950年；1978年开始中专学历教育；1984年开始大专学历教育；2003年升格为本科院校并更为现名；2013年该校取得招收警务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资格。教学建设截至2014年11月，该校建设有3个国家（省部）级特色专业建设项目、1个公安高等教育重点专业、1个省级重点建设专业、8门国家（省部）级精品课程、39门校级精品课程。                                    特色专业国家级特色专业：禁毒学公安高等教育重点专业：禁毒学省级特色专业：禁毒学，治安学（特警方向）学科建设截至2015年6月，该校有1个省级重点学科，并于2013年取得招收警务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资格。省级重点学科：公安技术院系专业截至2015年6月，该校设有禁毒学院、反恐怖学院、刑事侦查学院、治安管理学院、法学院、信息网络安全学院、研究生部等10个教学单位，开办有15个本科专业，14个专科专业。师资力量截至2015年8月，学院有教职工477人。其中，正高、副高职称162人，具有硕士、博士学位184人。其中有1名全国优秀教师、2名全国公安系统优秀教师、2名全国公安高等教育教学名师、1名全国公安模范教育训练工作者、1名全国公安优秀教育训练工作者、11名省级教学名师、3个省级名师工作室、4个省级教学团队，100多人成为省（部）级专家。合作交流截至2014年11月，该校已与泰国皇家警察尉官大学、柬埔寨警察学院、老挝人民警察学院、缅甸中央警察训练学院、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司法学院、澳门科技大学、澳门大学等院校建立了友好关系。与多所中国国内外著名大学、警察机构、警察教育机构等建立了良好交流合作关系。                                    科研机构截至2014年11月，该校有3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此外设有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禁毒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等科研机构。科研成果2003年至2010年，该校先后立项完成各级各类科研课题269项（其中，国家级19项，省部级以上129项，多项成果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十一五”期间，发表学术论文644篇。馆藏资源截至2015年5月，该校馆藏图书118万余册（含电子图书），各类期刊890余种、共享9个中外文期刊、视频数据库，自建4个公安类特色数据库。

否定说，认为不存在所谓片面共犯。如日本刑法学者植松正说：“共犯以共犯者间的意志联络为要件……所谓片面的共犯，由于欠缺共犯成立的重要条件，著者认为应当 完全否定它。”[1]又如西原春夫说：“因为作为共犯成立要件的意思疏通，必须是相 互的，例如甲知道乙的犯意，单方面参与乙的犯罪这种片面的共犯的场合，不成立共犯 ；从而甲的参与，除了其本身独立成为某些犯罪的场合外，甲为无罪。”[2](184)此 外，前苏联学者M·N·科瓦廖夫、我国学者何秉松等均持此说。何秉松教授指出：“关 于片面共犯是不是共犯，刑法理论上一直存在争论。我们认为，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不 应承认它是共犯。因为，他的故意和行为都是单方面的，而不是行为人相互之间的共同 故意和相互利用对方的行为，与我国刑法规定的共同犯罪的概念不符合。片面共犯这概 念自身在逻辑上就是矛盾的。”[3] 肯定说，认为能够成立片面共犯。如日本著名刑法学者牧野英一说：“共同加功的意思属于犯罪人心理的事项，其互相交换或者共犯者的双方有此交换，不过是外界的事项。所以我们认为，作为共犯的主观要件的这种意思，即使在其片面的场合也可成立。在该场合，对于有这种意思的一方，产生共犯的效果。”[4]又如冈田朝太郎说：“于条文上曰共同(日刑第60条)、曰教唆(日刑第61条)、曰帮助(日刑第62条)，对于仅一方有共同犯罪之观念之情形，非特未见任何加以排斥之文字，甚至对于具有共同犯罪之观念而共同者之罪恶，于他方已有辩识与未能辩识两情况，亦无差别或者差别甚微，故主义上赞成第三说(按：主张无论正规、教唆犯或从犯均能成立片面共犯)。”[5]此外， 前苏联学者特拉依宁、旧中国学者王觐、当代我国学者陈兴良等均持此说。 (二)片面共犯成立的范围。持肯定说者对片面共犯成立的范围，意见也不一致。归纳起来，主要有五种不同观点。 片面共犯存在范围无限制说，主张共同正犯(实行犯)、教唆犯、帮助犯(从犯)都能成立片面共犯。如旧中国学者王觐说：“余以为意思联络，属于犯人心理的事项，相互认识，乃外界之事项，意思联络，既为共犯之主观的要件，则以片面的合意，即生共犯之效果。申言之，有此共同犯罪之认识者，成立一方共犯，对于无此认识之犯罪者，以单独正犯处断。”[6]我国当代也有人认为：“在片面合意的共同犯罪中，不仅帮助犯和教唆犯可以构成片面共犯，实行犯也可以成为片面共犯。”[7] 片面共同正犯和片面从犯说，主张共同正犯与从犯都能成立片面共犯。如日本学者佐伯千仞、植田重正既肯定片面共同正犯存在，又肯定片面从犯存在[8]。 片面教唆犯和片面帮助犯说，主张教唆犯和帮助犯都能成立片面共犯。如前苏联学者特拉依宁说：“因此，必然得出如下结论，在每个共犯对其他共犯所参加的活动缺乏互相了解的场合，也完全可能有共同犯罪。只是必须注意只有在执行犯不了解其他参加人(教唆犯或帮助犯)的场合，缺乏互相了解才不排除共同犯罪。”[9] 片面从犯说，主张只有从犯才能够成立片面共犯。如日本学者大zhǒng@①仁说：“因为共同正犯是根据各共同者互相利用、互相补充其行为而行动，共同实现了犯罪 ，使负担‘皆为正犯’的责任，作为其主观方面的要件，各共同者间互相利用、互相补 充对方的意思的存在不可或缺；所以，共同实行的意思要在共同者间互相存在，片面共 同正犯的观念不应当被承认。与之相反，因为作为从犯的要件，刑法上一方面仅仅认为 帮助正犯的事实存在是必要的(刑法第62条)，同时其处分不过是专门对帮助行为本身追 究罪责(刑法第63条)。所以，只要基于帮助意思的帮助事实存在就够了，与正犯者间的 意思联络不一定被认为必要，片面从犯的观念当能够肯定。这样，我认为通说、判例的 立场是妥当的。”[10] 片面有形从犯说，主张无形的从犯不成立片面从犯，而只有有形的从犯才成立片面从犯。如日本学者川端博说：“根据认为使正犯的实行行为容易，即使正犯者不具有获得帮助者的意识客观上也是可能的；第62条法律条文没有要求帮助者与被帮助者之间有意思联络是自然的等，承认片面的从犯是妥当的。但是，精神帮助的场合，正犯如果没有认识帮助行为存在，就不能说犯行变得容易。应当认为片面从犯不成立。”[11]众所周知，帮助行为理论上分为有形的帮助或称物质的帮助与无形的帮助或称精神的帮助，前者例如提供犯罪工具，后者例如指认犯罪对象。此说只承认片面有形从犯，而不承认片面无形从犯。我国学者吴振兴教授亦持此说。 (三)对片面共犯争议的评价 如前所述，片面共犯否定说认为，共犯的成立以共犯者间有意思疏通为成立要件，单方面加功于他人犯罪，由于缺乏意思疏通，不成立共犯；笔者认为，就日本刑法来看，未必妥当。因为日本刑法规定：“帮助正犯的，是从犯”(第62条)，并未要求必须是正犯者知道他人帮助，才构成从犯，因而在解释论上片面从犯能够成立。况且，如不承认片面从犯，主张在不能独立成为某些犯罪时，即认为犯罪，就会使帮助他人犯罪者不能受到应有的惩罚，不利于对社会的保护。所以，此说在日本是非通说观点。就我国刑法来看，由于我国刑法明文规定“共同犯罪是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第25条)，很容易使人认为“片面共犯这个概念自身在逻辑上就是矛盾的”，因而一些学者持片面共犯否定说。否定片面共犯的概念，不等于片面帮助他人犯罪的情况不存在，对此如何处理，持此说的学者意见不一：有的避而不谈，有的提出以间接正犯论处。避而不谈是回避矛盾；作为间接正犯处理，明显加重了帮助者的刑罚，并且片面从犯与间接正犯的概念不相符合。于是又有学者提出修改刑法，增加“帮助他人犯罪，他人不知帮助之情的，对帮助者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这自然是比较好的解决办法，但在刑法未 作规定之前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仍然有待研究。在笔者看来，共同犯罪与共犯的概念有 所不同，应当加以区别：共同犯罪，指数人共同实施犯罪的现象；而共犯一词有时指共 同犯罪的现象，有时指加功于他人犯罪者，如帮助犯、教唆犯等，是与正犯相对应的概 念。构成共同犯罪，需要参加人的犯罪意思互相沟通；加功于他人犯罪的，即使没有与 他人沟通也能成立某种共犯，如帮助犯。所以，《德国刑法典》规定：“对他人故意实 施的违法行为故意予以帮助的，是帮助犯”(第27条第1款)，据此，德国著名刑法学者 耶赛克等指出，对于帮助犯来说，“正犯甚至不需要知道他提供的帮助(所谓的秘密帮 助)”[12](837)我国刑法没有规定帮助犯，但刑法理论上承认这种共犯形式。笔者认 为，我国对帮助犯也应采用如同德、日等国刑法所作的规定和学者的解释。这样，承认 片面帮助犯，也就不会发生概念本身存在逻辑上的矛盾的问题。 至于片面共犯肯定说，内部意见颇不一致。如上所述，笔者赞同片面帮助犯(从犯)能够成立的观点，进而言之，认为片面有形帮助犯说更为适宜。理由是暗中给实行犯以有形帮助，如暗中提供犯罪工具、设置障碍防止被害人逃跑等，在社会生活中并不少见，对帮助他人犯罪者不加处罚，会放纵犯罪；如要处罚，自然以片面帮助犯论处为宜，因为他毕竟只是给他人实行犯罪以帮助。至于片面共同正犯，在实际生活中很难发生；即使发生了，也可以根据情况，对单方面故意与他人共同实行犯罪者，依单独实行犯论处，没有必要承认片面共同正犯。教唆者教唆他人实行犯罪，他人由于受到教唆而产生犯罪故意并实施了犯罪，即使被教唆者不知他人对其教唆，也无碍于教唆犯的成立。我国刑法第29条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是教唆犯，并未规定必须被教唆人知道他人对其教唆，被教唆人不知道他人对其教唆，只要其确系由于教唆者唆使其犯罪的言词而引起犯意，教唆者就符合刑法关于教唆犯的规定，因而也不需要承认片面教唆犯。在立法例上，1912年《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第34条规定：“知本犯之情而共同者，虽本犯不知共同之情，仍以共犯论。”本条对片面共犯的范围未加限制。1928年《中华民国刑法》第46条规定：“知正犯之情而帮助正犯者，虽正犯不知共同之情，仍以从犯论。”本条改正了暂行新刑律的有关规定，对片面共犯只限于片面从犯(帮助犯)，这一精神也为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第30条所采用。此外，《泰国刑法》第86条规定：“于他人犯罪前或犯罪时，以任何方法帮助或便利其犯罪者，为从犯……犯罪人不知帮助或便利之情者，亦同。”本条只限于片面从犯(帮助犯)。这些立法例都是承认片面帮助犯(从犯)的，值得借鉴。笔者主张，在立法上可对片面帮助者的刑事责任加以规定，但认为实际上此情况只有在有形的帮助的场合才会存在，刑法未规定前，也可承认片面帮助犯。 二、我国刑法对共同犯罪人的分类问题 我国刑法理论对共同犯罪人采用何种标准分类?如何分类?教唆犯是否共同犯罪人的独立种类?也是现在仍然存在争议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刑法采用了新的四分法，即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和教唆犯。这种分类方法主要是以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为分类标准；同时，这种分类方法也照顾到共同犯罪人的分工情况。”特别是刑法“划分出教唆犯这一类，有利于正确地定罪，而且该条又明确规定，对教唆犯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这样就将教唆犯这一分类，纳入以‘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为分类标准的体系中，从而获得了分类的统一性。”[13](358)这一观点至今仍有相当的影响。 第二种观点认为：教唆犯，根据情况分别归入主犯或从犯，因而不能与主犯、从犯并列成为共同犯罪人的独立种类。理由是：(1)实行犯、组织犯、教唆犯和帮助犯是在低层次上进行分类所得出的子项，而主犯、从犯、胁从犯是在高层次上进行分类所得出的子项，如将教唆犯与主犯、从犯并列，就犯了超级划分的逻辑错误；(2)分类所得的子 项之和必须与被分的母项正好相等，共犯人是母项，主犯、从犯、胁从犯是分类所得的 子项，他们正好相等，把教唆犯加进去，就犯了分类过宽的逻辑错误；(3)不能因为刑 法中规定“教唆犯”这一名称，就认为它是共犯人的独立种类。如果是这样，刑法中规 定的“首要分子”也是共同犯罪人的独立种类了，这难以令人赞同。[14][15](291- 293) 第三种观点：“主观、从犯、胁从犯是按作用分类的共同犯罪人的基本种类，而教唆犯则是按分工分类的共同犯罪人的特殊种类。……在理论上可将我国刑法中的共同犯罪人分为两类：第一类，以分工为标准分为组织犯、实行犯、帮助犯、教唆犯；第二类，以作用为标准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在以分工为标准的分类中，“除教唆犯外，组织犯、实行犯、帮助犯都不是法定的共同犯罪人种类”[16](540-541) 如何评价上述观点呢?笔者仍持第三种观点，认为前二者均有可取之处，但都值得商榷。 第一种观点肯定了教唆犯是我国刑法中共同犯罪人的独立的种类，是正确的、可取的，但有两点值得商榷。其一，认为我国刑法将以分工为标准分类的教唆犯，纳入以作用为标准的分类体系中，从而获得了分类的统一性。这是将两种不同的分类标准混为一谈，须知教唆犯是以分工为标准分类的共同犯罪人的一种，根据刑法规定对其按主犯处罚或者按从犯处罚，只是如何处罚问题，并未因而就将之纳入以“作用”为标准的分类体系中，从而也就谈不到“获得了分类的统一性”。其二，将教唆犯与主犯、从犯、胁从犯并列。这是将两种不同的分类标准混为一谈的结果，根据逻辑规则，一种分类只能根据同一标准，不能根据两种不同的标准。共同犯罪人以分工为标准分为组织犯、实行犯、帮助犯、教唆犯，以作用为标准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将教唆犯列入主犯、从犯、胁从犯的体系，就违反了上述逻辑规则，犯了逻辑错误。 第二种观点指出了将教唆犯与主犯、从犯、胁从犯并列的失误，是应当肯定的；但也有两点值得研究。其一，将我国刑法中共同犯罪人的分类只限于以“作用”为标准的一种，而否认以“分工”为标准的分类的存在，是不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实际的。这种观点认为，共犯人是母项，主犯、从犯、胁从犯是分类所得的子项，子项之和与母项正好相等，在子项中加进教唆犯，就犯了分类过宽的逻辑错误。我们认为，以此来批评将教唆犯与主犯、从犯、胁从犯并列虽有道理，但这不符合第一种观点的本意。第一种观点并不认为教唆犯是按“作用”分类所得的子项，而认为是按“分工”为标准所得的子项。它不否定以“分工”为标准的分类的存在，其错误在于将两种不同的标准混为一谈。 上述的批评否定了教唆犯是以“分工”为标准的分类的子项之一，实际上也否定了以“ 分工”为标准的分类的存在。其二，否认教唆犯是我国刑法中共同犯罪人的独立种类。 的确，教唆犯不能与主犯、从犯、胁从犯并列，但不能因而否定教唆犯是我国刑法中共 同犯罪人种类之一。我们认为，是不是共同犯罪人的独立种类，只能以法律规定为标准 。我国刑法第26条规定了主犯，第27条规定了从犯，第28条规定了胁从犯，第29条规定 了教唆犯。既然承认第26-28条规定的主犯、从犯、胁从犯为共同犯罪人的种类，有什 么理由否定第29条规定的教唆犯为共同犯罪人的独立种类呢?第二种观点为自己的主张 论证说：不能因为刑法中规定“教唆犯”的名称，就认为是共同犯罪人的种类，如果是 这样，则刑法中规定的“首要分子”也可是共同犯罪人的独立种类了。这种说法似乎有 理，实际上却犯了作者曾经指出的超级划分的逻辑错误。根据刑法规定，教唆犯是与主 犯、从犯、胁从犯处于相同地位的共同犯罪人的种类，而首要分子不过是主犯的种类之 一。根据刑法第26条规定，主犯包括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与首要分子以外的 主犯。可见首要分子只是主犯的一种，与教唆犯并不处于相同的地位，或者说处于较教 唆犯低一级的层次，所以刑法规定的教唆犯是共同犯罪人的种类，而首要分子则不是共 同犯罪人的种类。这种观点的失误在于，只看刑法是否规定，而不看刑法如何规定。因 而所作论断，难以令人信服。 持上述观点的学者，在其所著刑法学教材中又宣称：“我国刑法仅将共犯人分为主犯、从犯与胁从犯；至于组织犯、(共同)正犯、教唆犯与帮助犯，则只是理论上的分类。”[17]这里认为教唆犯是理论上共同犯罪人分类的一种，也就是仍然否认教唆犯是我国刑法规定的共同犯罪人分类的一种。我们认为，组织犯、实行犯、教唆犯和帮助犯在我国确实是刑法理论上的分类，但其中教唆犯却不仅仅是理论上共同犯罪人分类的一种，而且也是刑法规定的共同犯罪人的特殊种类。认为教唆犯只是理论上的分类，也就是否认刑法上对它有规定，那么，它在刑法上与主犯、从犯、胁从犯同样有明文规定又该作何解释呢?该书作者随后将主犯、从犯、胁从犯列为“共犯人的法定分类”，“法定”这里自然是指刑法规定；刑法对教唆犯也作了规定，为什么被排除在“法定”之外呢?实在难以理解。 我们仍然认为第三种观点是正确的。有的学者表示赞同这一观点时论述说：笔者认为前述第三种观点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持此观点的论者，一方面肯定教唆犯是共同犯罪人的独立种类，另一方面又坚持分类标准同一性的原则，只是认为教唆犯是以分工为标准分类的结果，主犯、从犯、胁从犯是以作用为标准分类的结果。两种分类结果虽不能并列合一，却可以同时存在。因为分类标准同一，并不意味着对一事物只能作一种分类，事实上，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标准分类是完全可能的。并且采用不同的标准所作的分类之间出现交叉重叠，也是极为普遍和正常的现象，如教唆犯，同时又可能是主犯或从犯，这并非是什么逻辑错误，而是体现了客观事物的复杂性和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性。[18]这一论述对第三种观点的正确性进一步作了说明。 三、教唆犯是否具有两重性 (一)问题的缘起 西方刑法学者在共犯理论中有共犯从属性说与共犯独立性说的争论。受这一争论的影响，我国有刑法学者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研究教唆犯的性质时，就曾提出教唆犯具有二重性的观点，认为教唆犯既有从属性，又有独立性。教唆犯的犯罪意图只有通过被教唆人的决意并实施所教唆的犯罪行为才能达到，所以就教唆犯与被教唆人的关系来讲，教唆犯处于从属地位，因而具有从属性。但是教唆犯的教唆行为本身已显示对社会危害的严重性，无论被教唆人是否去实行犯罪，教唆行为本身就应该认为是犯罪，所以教唆犯在共犯中处于相对独立的地位，因而具有相对独立性[19]。随后，有学者提出我国刑法中的教唆只具有独立性的意见，认为教唆犯的教唆行为本身就是独立的犯罪，被教唆人是否实施犯罪，对教唆犯的成立不发生影响。教唆犯是被处罚的独立主体，并不从属于实行犯，而只具有独立性。[20]再后又有学者提出从属性、独立性、两重性否定说，认为我国刑法中的教唆犯既无从属性，又无独立性，更无二重性可言。我国刑法对教唆犯的规定，完全摒弃了所谓二重性的结论，讨论我国刑法规定的教唆犯是否具有从属性、独立性或者二重性，没有任何理论意义与实际意义。[13](368)此后，两重性说得到一些学者的赞同，并在肯定两重性说的基础上提出修正意见：如有的学者提出，教唆犯是一个法律概念，论证教唆犯的独立性或从属性，必须结合一个国家的法律规定来进行。认为我国刑法第26条规定的教唆犯，确实具有两重性，但独立性是主要的。[21]还有学者提出共犯从属性与独立性统一说，认为从属性与独立性是辩证统一不可分割的：从属性是在相对独立性的基础上的从属性，而独立性是在相对从属性前提下的独立性。因 此，在共犯的这种二重性中，不存在孰主孰从的问题。[22]主张两重性否定说的学者， 看到两重性说不仅没有偃旗息鼓，反而有所发展，于是在自己的新著中对两重性展开了 全面的评论。学术研究总是在不断争论中发展的，争论是好事不是坏事。基于此，笔者 对上述争议问题，愿意再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由于论争需要取得共同的标准，因此首 先将西方学者关于共犯从属性与独立性的论述作一介绍。 (二)西方刑法学者关于共犯从属性与共犯独立性的学说 关于共犯从属性与独立性的一般论述 日本学者西原春夫教授认为：“所谓共犯从属性说，指共犯为了成立犯罪要正犯者至 少着手实行犯罪的原理。主张共犯从属性的学说，叫共犯从属性说，与共犯独立性说相 对应。共犯独立性说，指共犯的可罚性存在于共犯的行为本身中，共犯为了成立犯罪不 一定要正犯者着手实行犯罪，是主张共犯的独立性的，我国的通说立足于共犯从属性说 。”[2](377)需要说明，这里所说的共犯是指狭义的共犯，即仅指教唆和帮助犯(从 犯)。 日本学者大zhǒng@①仁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论述。他指出：共犯独立性说，认为教唆犯、从犯也是行为人的反社会的征表，具有指向犯罪结果的原因力，其本身就应该是可罚的，因而是独立的、固有的犯罪。共犯从属性说，认为处于间接地位的教唆犯、从犯只有从属于处于直接地位的正犯才带有犯罪性，据此可称它们为“从属性共犯”。承认“从属性共犯”有其实质的和形式的理由：从实质的观点看，正犯行为本身具有实现犯罪的现实危险性、侵害性，而教唆犯、从犯行为所具有的实现某种犯罪的危险性、侵害性只有以正犯的存在为介体才表现出来；从形式的观点看，现行刑法明显是以共犯从属性说为基础的，即(日本)刑法第61条规定“教唆他人实行犯罪的”，可看成是规定了教唆犯从属于正犯而成立的旨意。[23] 德国学者耶赛克等在著作中写道：“共犯(教唆犯和帮助犯)是以依赖于故意之正犯的存在而存在的(从属性)，因为只有实施了正犯行为，第26条和第27条规定的不法构成要件才得以实现。”[12](792)他们认为《德国刑法典》第26条、第27条的规定是限制从属性的，同时指出：“在责任方面，第29条完全排除了从属性，这是第26条、第27条限制从属性的必然结果。责任独立性原则，意味着有多人参与犯罪的，每个参与人只按其自己的责任大小受处罚。”[12](800)《德国刑法典》第29条(对共犯处罚的独立性)规定：“数人共同犯罪的，各依自己的罪责受处罚，而对他人的处罚如何，对其无影响。”这里耶赛克等分别论述了共犯成立犯罪的从属性和责任非难即对共犯处罚的独立性。 关于理解“共犯从属性”的不同观点 日本学者齐藤金作认为：“从来上述共犯的从属性，被认为有两种意义。即：第一是成立上的从属性，教唆犯或从犯为了成立犯罪，至少要正犯着手于犯罪的实行；第二是 处罚上的从属性，为了教唆犯或从犯被处罚，必须要正犯被处罚，正犯被处罚，就意味 着教唆犯或从犯亦被处罚。”[24] 平野龙一博士“将共犯的从属性分为三种，分别命名为实行从属性、要素从属性以及罪名从属性。(1)实行从属性，是有关于作为共犯的成立要件，正犯的实行行为是否必要的问题；(2)要素从属性，是正犯的行为中，要求具备什么样的要素的问题；(3)罪名从属性，是共犯是否必须和正犯的罪名相同的问题。上述分类中，(1)是有无从属性的问题，(2)是从属性的程度问题，(3)是有关是犯罪共同还是行为共同的问题。”[25] 山中敬一则指出，共犯从属性的概念在如下4种意义上使用：(1)实行从属性 = 共犯的处罚从属于正犯的实行；(2)罪名从属性 = 共犯的罪名从属于正犯的罪名；(3)可罚从属性 = 共犯的处罚根据从属于正犯的犯罪；(4)要素从属性 = 共犯的处罚从属于正犯的构成要件或违法性或者责任[26]。 上述观点虽然不尽相同，但都从不同方面阐明了共犯从属性的意义，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共犯从属性的含义和我国刑法中的教唆犯究竟有无从属性与独立性。 (三)对异议的回应 笔者是主张教唆犯具有两重性的。具体论述是：“……要论证教唆犯的从属性或独立性，应当了解从属性指的是什么?从属性通常包括犯罪的从属性和处罚的从属性两个方面。前者指教唆犯因被教唆人实施犯罪而构成，被教唆人未实施犯罪，教唆犯即不成立。被教唆人犯罪既遂、未遂或预备，教唆犯也是犯罪既遂、未遂或预备。后者指对教唆 犯依照实行犯的刑罚处罚。刑法规定的教唆犯完全符合上述情况的，就是具有从属性， 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上述情况的，就是具有独立性或一定的独立性。据此，我们认为我 国刑法规定的教唆犯，确实具有两重性，但独立性是主要的。具体言之，刑法第29条第 1款规定的教唆犯，只有在被教唆人实施犯罪时才能成立。这时教唆人与被教唆人构成共同犯罪关系，被教唆人实施的犯罪行为是犯罪预备、未遂或既遂，教唆犯也是犯罪预 备、未遂或既遂，这就是教唆犯罪的从属性。但这一款规定的刑事责任，则是依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处罚，而不是依照实行犯的刑罚处罚，这就是教唆犯处罚的独立性。第 29条第2款规定的教唆犯，是被教唆人没有犯被教唆之罪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教唆 犯与被教唆人根本不成立共同犯罪关系，刑法却仍然对之规定了刑事责任。这里的教唆 犯既无犯罪的从属性，也无刑罚的从属性，亦即只有独立性。[16](556)持两重性否 定说者对这一主张提出了异议，笔者尊重其学术讨论的自由权利，并感到有的提法能给 人以启发，但整体说来，认为其所提出的观点值得商榷。现对驳论观点依其顺序，逐一 予以论析。 首先，这里驳论有三点，其一说：“在教唆犯只有一人的情况下，只有被教唆的人犯被教唆的罪，才有共犯中的教唆犯可言，这显然是就共犯的成立条件而言的，而不能说明教唆犯的从属性。”[15](310-312)根据前面的介绍，日本学者齐藤金作将共犯的从属性分为两种，第一个便是成立上的从属性；大谷实介绍平野龙一所说的实行从属性，也解释为是关于共犯的成立要件问题。可见在日本学者看来，教唆犯、从犯的成立条件从属于正犯的实行犯罪，是从犯从属性的表现之一。笔者的论断正是意图从共犯成立条件上说明教唆犯的从属性的一面，根据也就是上述日本学者的理论。驳论者对此断然否认，显然与上述日本学者的理论相左。其二说：“只要是构成共同犯罪的，不管是教唆犯与实行犯构成共犯，还是教唆犯之间构成共犯，都应当运用第1款。而在教唆犯构成共犯的情况下，并没有实行犯，即没有实行犯的情况下，也应适用第1款，这说明第1款的规定只是与共同犯罪有关，而与从属性无关。”这一驳论也难以成立。如前所述，笔者将刑法第29条第1款分为两个方面论述，就“教唆他人犯罪”而言，只有在被教唆人实施犯罪时才能成立，这正是教唆犯构成共犯关系成立的条件，如同前面其一所说，它是成立上的从属性，并非与从属性无关。就教唆犯的刑事责任而言，由于刑法规定按照他所起的作用处罚，这表明了教唆犯的独立性。驳论者所举的例子，认为可以适用第1款，都是就刑事责任来说的，这当然没有从属性。说它没有从属性，不正好说明在这种情况下教唆犯的独立性吗?其三说：“第29条第1款并没有说明，在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时，教唆者的行为不成立犯罪，因而没有肯定教唆犯的从属性。”其实这种情况即“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已由第29条第2款作了构成犯罪的规定，这正说明了教唆犯的独立性。第1款未规定这种情况下教唆犯不成立犯罪，并不能否定教唆人与被教唆人是否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