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文化对比论文摘要摘要分析

中国建筑文化对比论文摘要摘要分析

我想其中一点就是要正确理解现代建筑的多元性。 2、现代建筑文化的多元性建筑文化的多层次性。 人类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建筑物质财富和建筑精神财富的总和可谓建筑文化。它是人类建筑活动方式和建筑产品的总和，是社会文化中的一个局部/html/Constructs

摘要： 中国建筑，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光辉的成就。从陕西半坡遗址发掘的方形或圆形浅穴式房屋发展到现在，已有六、七千年的历史。修建在崇山峻岭之上、蜿蜒万里的长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建于隋代的河北赵县的安济桥，在科学技术同艺术的完美结合上，早已走在世界桥梁科学的前列；现存的高达1米的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是世界现存最高的木结构建筑；北京明、清两代的故宫，则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建筑精美、保存完整的大规模建筑群。 一、围院的平面空间 众所周知，外国建筑是院在外，即院子包围房子，中国建筑则相反，院在内而房在外，即房屋包围院子。房屋、墙垣等围合成院落，以院为中心；或是以主单元（即正殿、正厅）为中心，次单元（即两厢）围绕主单元，一正两厢，并以抄手廊连接，组成一座建筑。如在各地民居中的四合院空间。其特点就在于把“院子”作为建筑平面的组成部分，室内外空间融为一体，以房廊作为过度空间，富有生活气息。院周围建筑互不独立，相互联系。但合院建筑不是群体，而只是“一座”建筑。 从四合院住宅到万里长城虽然空间层次不同，但都属于一样的空间形态——即内向的外封闭的空间形态，共同体现或服务于一个社会系统。国，古为城的广称，即政治机构、军事实力及绝大部分的民众生息，都在一城之中。城外是自然广川，可以村居结庐，造别业，但它不是独立的。从东周起，一城一国或数城一国模式，一直到秦统一中国，仍以城池为“国”，数“国”合为大统一的国家。国中有家，故称国家。但家的空间模式与国相同，只是范围缩小了，可以这样说家是国的单元或细胞，或者说家是国的缩微，国是家的扩大。长城原为御敌戌疆而设，但从某种意义上说，长城就好比“国”这个大空间的围墙。无论是历朝都城，宫廷、园林和寺、庙、祠、观，还是各地的民居及市肆都以这种围院空间布局为特点。 这种内向层次型的建筑空间模式，尤以传统园林为最。它不但是形式的，而且更是意境的。园林之中，四周有廊、亭、轩、厅等建筑或粉墙，院在内，以树木、假山、池水、墙垣或建筑分割空间。“庭院深深深几许”，令人心旷神怡。 二、轴线的空间艺术 中外建筑单体都讲究对称，但中国建筑、空间布局尤以轴线对称见长。这主要体现在受中国“周礼”思想影响较大的建筑体系当中。古代都城规划中，都以主宫殿位于中轴线上，以宫室为主体，次要建筑位于两侧，左右对称布局，“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等，如唐大都与明清北京城的规划布局。再如中国古代寺庙中，强调轴线空间布局的实例也是很多。一般均将主殿大雄宝殿放在轴线的重要位置上，配殿居前后左右。“左阁右藏”、“左钟右鼓”等。空间层层递进，庭院森森。典型的如河北正定隆兴寺的布局。此寺始建于隋，改建于宋，保存至今。 当然，中国传统建筑这种空间的形成，有其主客观原因。客观上如自然的、地理的、生态的原因等，主观上如中国长期保持的生产方式、经济形态和人文形态等原因。这里不再赘述。 三、诚实的结构 中国传统建筑，论其结构，不论是皇家的宫苑，还是散见于各地的各类型的建筑，包括民居，其结构特点在世界古代建筑史中都是独一无二的。具有代表性的结构形式主要有两种： 1，抬梁式，就是在屋基上立柱，柱上架梁，梁上放短柱，其上再放梁，梁的两端并承檩；这样层叠而上，在最上层的梁中央放脊瓜柱以承脊檩。这种结构的建筑，室内少柱或无柱，空间较大，在我国应用很广，特别是北方用得更多。 2，穿斗式，这种结构的特点是由柱径较细柱距较密的落地柱与短柱直接承檩，柱间无梁而用若干穿枋联系，并以挑枋承托出檐。这种结构用料小，但室内柱密，空间不够开阔，在我国南方使用很普遍。由于是以木构架为主，柱承重，墙不承重，所以门窗可自由布置，体现了形式与结构的统一。在皇家建筑和重要的坛、庙建筑中，还以斗拱支撑在柱头、屋檐间，使得建筑出檐深远，保护木结构的屋身。在这里，斗拱一方面是结构构件，另一方面也成为建筑上的装饰物，即以结构构件为装饰物，形式反映了功能，结构真实，功能合理，也是一种真善美的统一。但不论是何种建筑，结构上的基、柱、梁、檩、椽、斜撑等部分大都外露，形状上也加工成装饰构件，结构、构件间用榫卯结合，不施钉子。外观上和其它国家的许多建筑一样，分台基、屋身和屋顶三部分，但中国传统建筑的屋顶尤其大，有时几乎和屋身同高，且每个部分都有一定的比例及标准做法。 四、“天人合一”的建筑环境 崇尚自然，喜爱自然自古亘有。先民们早就注意到“天时、地利、人和”的协调统一。《周易。乾卦》：“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共德，与日月合共明，与四时合共序，与鬼神合共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儒家崇尚“天人合一”，道家推崇“自然无为”。天也，自然也。不论是儒家的“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 尽心》），还是道家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都把人和天地万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视为不可分割的共同体，从而形成一种主观力量，促使人们去探求自然、亲近自然、开发自然；另一方面，山河壮丽，景象万千，祖国各地的美好景色又启发着人们热爱自然、讴歌自然的无限激情。“天人合一”的思想与对自然美的鉴赏融揉成为传统美学的核心，相应地产生了绚丽的山水文化、山水画、山水园林，出现了风景名胜区。 在这种美学思潮的影响下，人们处理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是持着与大自然对立的态度，用建筑去控制自然环境；相反，乃是持着亲和的态度，从而形成了建筑和谐于自然的环境态度。例如东晋大官僚石崇在洛阳近郊修建河阳别业（金谷园）：“其制宅边，却阻长堤，前临清渠，柏木几于万株，流水周于舍下”（石崇《思归引 序》）；佛教高僧慧远在庐山经营东林寺：“却负香炉之峰，傍带瀑布之壑，仍石垒基，即松栽沟。清泉环阶，白云满室。复于寺内别墨禅林，森树烟凝，石迳苔生。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气肃焉”（《高僧传。慧远传》）。诸如此类的描述，文献记载中屡见不鲜。从此以后，那些建置在城市以外的山水风景地带的佛寺、道观、别业、山村聚落都十分重视相地选址，目的不仅为了满足各自功能的需要，还在于如何发挥建筑群体横向铺陈的灵活性而因山就势、臻合于局部的山水地貌、谐调以总体的自然环境。它们无异于点染大地风景使其凝炼生动、臻于画境的“风景建筑”，这正是中华民族在建筑与大自然关系的处理上所体现的独特的环境意识，虽非完全自觉，但却十分明显。历来的山水“画论”和堪舆学说，对于这种环境意识都曾作过部分的美学和科学的阐述。 和谐于自然的环境意识，更自觉更深刻地体现在园林建筑中。广义的中国传统建筑应包括园林建筑。在园林里面，建筑不必拘泥于一正两厢。伦理象征或多或少地被冲淡甚至完全消失，建筑布局获得最大的自由度。建筑与山水、花木等有机地组织为一系列风景画面，使得园林在总体上达到一个更高层次的建筑美与自然美相互融揉的境界。 五、“以人为本”的建筑 在西方，建筑不仅是遮蔽风雨的居住场所，而且是遮蔽灵魂的场所，人们从早期的崇拜高山大漠到崇拜各种自然神。建筑高大空旷并赋予神性，传统建筑中一开始就以建造各种神庙为主。而在中国，开始是崇拜祖先，后来是崇拜族长、君王、帝王等，而且在中国古代，神权从来都是依附、从属于皇权的。这就决定了中国历代建筑是人的居所，而非神的居所。即使是后来的宗教建筑也是这样。非神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也是其核心之一。历来中国人都非常注重把人和现实生活寄托于理想的现实世界。中国传统建筑考虑“人”在其中的感受，更重于“物”本身的自我表现。这种人文主义的创作方法有着其深厚的文化渊源。例如，在建筑材料上，中国传统建筑用木材，不追求其永久性，是非永恒的思想，是中国文化基础中非永恒观决定的。而在西方，那里是石头的史诗，追求建筑的永久性。在建筑体量上，中国建筑以人体尺度为原则，要求“大壮”，又要“适形”。建筑高度和空间都控制在适合人居住的尺度范围内，具有初级的人体尺度思想，即使是皇宫、寺庙也不能造得太大。造型上中国建筑讲究平和自然的美学原则，平稳，注重水平线条。即使是向上发展的塔也加上了水平线条，与中国的楼阁建筑相结合。在园林中，建筑是凝固了的中国绘画和文学，它以意境为创作核心，使园林建筑空间富有诗情画意。同时，园林布局的自由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儒、道两种思想在中国文化领域内的交替互补，也足以说明园林艺术之通过曲折隐晦的方式反映出人们企望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憧憬返朴归真的意愿。我国传统造园的立意、布局和手法已在国内外现代建筑中被广泛借鉴。 尤其值得特殊提出的是，在论及审美行为时西方人偏于写实，重在形式的塑造，中国人偏于抒情，重在意境的创造；西方人偏于现实美的享受，中国人偏于理想美的寄托。这种理想美的寄托，渗透到各个门类的艺术中，也渗透到建筑艺术中。从宏观的规划到单体建筑的装修、装饰，都可看到对理想美的追求。如皇家建筑中的龙、凤雕饰，以及各地建筑上以“吉祥如意”为主题的“福、禄、寿、喜”及诗画装饰等都充分体现了中国建筑是以人为中心，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以上仅仅从中国传统建筑的平面、空间、结构、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建筑与人的关系等方面分析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特点，这虽不是中国传统建筑特点的全部，但它已涉及到中国传统建筑的布局、结构、装修、装饰、文化等诸多方面。可以说，从宏观到微观，从物质到精神，事物巨细无不渗透着中国传统建筑独有的个性，这就是中国传统建筑的特点。它以巨大的感染力，时时刻刻地，影响着中国建筑的发展。这就是中国传统建筑的魅力所在。

从中西建筑风格看中西文化之异同 北京故宫 德国学者恩斯特·卡西尔在他的《人论》中说:“人类文化分为各种不同的活动，它们沿着不同的路线进展，追求着不同的目的。”中西文化在形成渊源与缘由、发展逻辑和空间、构建理念与目的等方面的差异，必然会融入、体现在建筑文化或建筑风格上。因此，中西建筑文化的不同，从根本上应理解为中西文化传统的不同。一般认为:中国文化重人，西方文化重物;中国文化重道德和艺术，西方文化重科学与宗教;中国文化重融合、统摄，讲究并存与一体性，西方文化重不同时代的独特精神，凸显各种流派的个性特质等等。中西丰富多彩的建筑文化所蕴涵的建筑特色、艺术形式、发展源流以及人文理念等差异或不同，都能从历代建筑物以及流传下来的建筑学著作中得到印证和反映。 理念与幻想 法国著名文学家维克多·雨果高度概括过东西方两大建筑体系之间的根本差别。他认为:“艺术有两种渊源:一为理念——从中产生了欧洲艺术;一为幻想——从中产生了东方艺术。”也就是说，西方建筑在造型方面具有雕刻化的特征，其着力处在于两度的立面与三度的形体等;而中国建筑则具有绘画的特点，其着眼点在于富于意境的画面，不很注重单座建筑的体量、造型和透视效果等，而往往致力于以一座座单体为单元的、在平面上和空间上延伸的群体效果。西方重视建筑整体与局部，以及局部之间的比例、均衡、韵律等形式美原则;中国则重视空间，重视人在建筑环境中“步移景异”的空间感受，是动态美、空间美、传神美的统一。因此，可以认为，欧洲建筑的理念性主要集中体现在“实”上，而中国建筑的幻想性则主要体现在“空”上。 模仿与写意 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起源于模仿，艺术是模仿的产物。古希腊建筑中的不同柱式建筑就是模仿不同性别的人体美。欧洲人较为重视形式逻辑，讲求逼真，依仗论证，注重体现几何分析性，在建筑的艺术构思与总体布局上较为强调对称、具象以及模拟几何图案美。中国人则重视人的内心世界对外部事物的领悟、感受和把握，以及如何艺术地体现出这种心智的领悟和内心的感受，具有很强的写意性。它是一种抽象美的概括与感悟，是某种有形实景与它所象征的无限虚景的结合或者融汇，所追求的是“得意忘象”的意境。中国人也讲究逼真、论证，但须以写意性的“传神”为前提，且形似逊于神似。比如，我国古典建筑物顶上的形如飘风的飞檐翼角，其传神的写意性极富唐代画家张文通所谓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艺术激情，给人以强大的心理感染力。 礼乐与逻辑 礼乐的概念来源于春秋时期的《乐记》，即美与善、艺术和典章、情感与理性、心理和伦理的密切关系。礼是社会的伦理标准，乐是社会的情感标准，“礼乐相济”或礼乐密切配合就是中国理性精神的表现形态。可以说，中国建筑的艺术感染力就是在理性（礼）基础上所散发出的浪漫情调（乐），它所体现与蕴涵的是中国建筑的某种“诗意”美。这一点与中国人在行为方式上的“思方行圆”的处事方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西方建筑文化比较注重逻辑与论证，其特征可归结为理性与抗争精神、个体与主体意识、天国与宗教理念、建筑艺术处理的合理性与逻辑性，以及强调艺术、技术、环境的协调与布局，重视比例的适当与艺术的精巧，等等。所有这些特性，在欧洲人的建筑理论中都有所提及或有较多的阐述，在其建筑实体中也有较多的表现。 封闭与开放 中国的四合院、围墙、影壁等，显示出某种内向、封闭甚至“一劳永逸”的苟安思想倾向，乃至有人认为:“封闭的庭院象征着我们封闭的社会”、“中国是一个‘秦砖汉瓦’的围墙的世界”……西方强调应以外部空间为主，称中心广场为“城市的客厅”、“城市的起居室”等等，有将室内转化为室外的意向。比如，始建于1756年的法国凡尔赛宫，其占地220亩的后花园与两旁对称且裁剪整齐的树木、一个接一个的水池群雕相即相融，一直伸向远方的城市森林……中国一些较大的宅院或府第，一般都把后花园模拟成自然山水，用建筑和院墙加以围合，内有月牙河，三五亭台，假山错落……显然有将自然统揽于内的倾向。可以说，这是中国人对内平和自守、对外防范求安的某种单纯防守性、自我封闭性、内向抑制性的文化心态在建筑上的反映和体现。 保守与进取 中国人营造的园林或偏爱的自然胜景等，一般都清高隐逸，或避世脱俗，反映了长期生活在农业社会的中国人，对自然环境的悠远情谊和守土重农的田园意识。在建筑的整体布局、空间设置、功能划分等方面，则比较注重别人与自我的“安其居，互不相犯”的内在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国人倾于保守、防范、协和相安的心理需要，也似乎与“外求自保，内得心安”的品性修养之取向同出一辙。欧洲大陆的规则式园林无论在布局、构图及意境等多方面，都给人以眼界开阔、构思宏伟、手法复杂、情调浪漫之感;而其几何式园林则体现了天人对立、人定胜天、天人相分的思维习惯与精神理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反映了西方人征服自然的外向、进取、外求的行为模式与价值取向。 群体与个体 中国建筑尤其是院落式建筑注重群体组合，“院”一般是组合体的基本单位，这是中国文化传统中较为强调群体而抑制甚至扼制个性发展的反映，或与之有很大的关系。比如，一望无际的大大小小、方方正正的四合院，从地面上层层展开，在时间中呈现她的音韵，每一片青一色的灰色屋顶下，安住着一个温暖的家。若在雨中观景，一派“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丛树万人家”的意境更显得格外幽远与深长，耐人寻味。而西方的单体建筑则表现个性的张扬和“人格”的独立，认为个体突出才是不朽与传世之作。像法国巴黎的万神庙、高达320米的埃菲尔铁塔，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比萨斜塔，美国波士顿的约翰·汉考克大厦等等，都是这一哲学思想或文化理念的典型表现。这些卓然独立、各具风采的建筑，能给人以突出、激越、向上的震撼力和感染力。 静态与动态 中国园林里的水池、河渠等，一般都呈现某种婉约、纤丽之态，微波弱澜之势。其布局较为注重虚、实结合，情致较为强调动、静分离且静多而动少。这种构思和格局较为适于塑造宽松与疏朗、宁静与幽雅的环境空间，有利于凸现清逸与自然、变换与协调、寄情于景的人文气质，表达“情与景会，意与象通”的意境。宛如中国的山水画，一般都留有些许的“空白”，以所谓的“知白守黑”达到出韵味、显灵气、现意蕴的艺术效果和感染力。而西方园林中的喷泉、瀑布、流泉等，大都气韵恢宏而且动态感较强，能表现出某种奔放、灵动、热烈、前涌之势。这一点犹如中国人发明了气功（静态），而西方人发展了竞技体育（动态）一样，其间的异同与意趣，既令人困惑，又十分的耐人寻味。 含蓄与外露 中国较为强调曲线与含蓄美，即“寓言假物，不取直白”。园林的布局、立意、选景等，皆强调虚实结合，文质相辅。或追求自然情致，或钟情田园山水，或曲意寄情托志。工于“借景”以达到含蓄、奥妙，姿态横生；巧用“曲线”以使自然、环境、园林在个性与整体上互为协调、适宁和恬、相得益彰而宛若天开。“巧于因借，精在体宜”的手法，近似于中国古典诗词的“比兴”或“隐秀”，重词外之情、言外之意。看似漫不经心、行云流水，实则裁夺奇崛、缜密圆融而意蕴深远。西方则以平直、外露、规模宏大、气势磅礴为美，比如开阔平坦的大草坪、巨大的露天运动场、雄伟壮丽的高层建筑等等，皆强调轴线和几何图形的分析性，平直、开阔、外露等无疑都是深蕴其中的重要特征，与中国建筑的象征性、暗示性、含蓄性等有着不同的美学理念。 承袭与创新 中国对形式美和工程技术的把握常凭直觉与经验，较为注重技能的掌握和技巧的运用。在建筑理论、建筑知识的教习上，一般采取师徒承袭或者口传心授的方式。在建筑技能或营造技法的传递线路上，以师徒相授或父子相传为主，若无后继或后学，则往往人亡而艺绝。在建筑技能、技法的运用上，一般沿袭多于创新。在建筑式样的选择上，也往往是模仿大于超越。在建筑理论上，注重对建筑材料、施工技术和管理心得的记述，缺乏详尽的总结梳理和理论建树。相对而言，西方则从几何分析入手，强调建筑数据的严格与精确，较为重视建筑理论的突破与创新，积极探索新的建筑形式，倡导并积极形成不同的建筑风格与流派，建筑教育则采取系统的、理性化的方式，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和中西医在从业方式、药理运作、术业传授等方面的分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中国文化的兼容性，又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排斥外来文化，而是从实际出发，根据自身的情况加以吸收和创造，使之更好地融入本民族的文化体系之中。从建筑风格上看，约公元前后东汉时期，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引进了印度塔的形式创造了中国塔。唐代以后，伊斯兰教从中东传入，引进了伊斯兰清真寺建筑创造了中国的清真寺建筑群样式。在18世纪清乾隆时期，引进了意大利式的花园建于北京的圆明园内，等等。应该说，中国是相当注意引进、吸收外来优秀建筑风格和设计手法的。 总之，城市、园林、建筑等作为文化的一种载体，它的背后有着深刻的文化印迹和浓厚的人文精神要素。重视文化传统，探求民族特色，激活本国特殊的文化价值等，已成为国际性建筑思潮之一，建筑风格进入了“各显神通”的时代，人文追求成为建筑新的价值衡量尺度。通过比较中西建筑文化的若干差异，可以看到中西建筑风格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独特的表现韵味。由此，要产生具有中国气派与文化底蕴、历史精神与民族风貌的城市、园林和建筑，就必须在借鉴其他民族优秀建筑文化的基础上，努力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巧妙地融入其中，把民族的、时代的、文化的、发展的要素结合起来，才能创造出优秀的建筑作品和体现民族文化特色的城市。

中俄建筑文化对比论文摘要摘要分析

中外古代建筑差异从根本上说，中西方建筑艺术的差异首先来自于材料的不同：传统的西方建筑长期以石头为主体；而传统的东方建筑则一直是以木头为构架的。这种建筑材料的不同，为其各自的建筑艺术提供了不同的可能性。 不同的建筑材料、不同的社会功用，使得中国与西方的古典建筑有了不同的“艺术语言”。 不同的语言，表达着不同的思想，流露出不同的情感；不同的建筑，承载着不同的文化，体现着不同的信念。西方的石制建筑一般是纵向发展，直指上苍的。这样一来，能否将高密度的石制屋顶擎入云霄，便成为建筑艺术的关键所在，而执行这一任务的柱子也便成了关键中的关键。所以，西方建筑的“基本词汇”是柱子，即那些垂直向上、顶天立地的石头。如果说柱子是西方建筑艺术的“基本词汇”，那么屋顶则是其“主要句式”。屋顶的不同，导致了其风格类型上的差异，如希腊式、罗马式、拜占廷式、格特式、巴洛克式等等。 与西方的石制建筑不同，中国古代的木制建筑以斗拱为“基本词汇”。所谓斗拱，是将屋檐托起的交叠的曲木，它可以将纵向的力量向横向拓展，从而构造出多种多样的飞檐。同西方建筑的屋顶一样，作为中国古代建筑的“主要句式”，飞檐也有许多类型，或低垂，或平直，或上挑。其不同的形式制造出不同的艺术效果，或轻灵，或朴实，或威严。不仅亭、台、楼、阁都要用飞檐来标明自己的身份，表达自己的情感，而且飞檐的高低、长短往往会成为建筑设计的难点和要点。正所谓“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飞檐的设计必须恰到好处才能显得轻灵而不轻佻，朴实而不机械，威严而不呆板。 还有就是中国人对建筑的态度是以新为贵，而外国人则对古老建筑充满尊崇与敬意 还有就是西方建筑充满着宗教神秘主义的情绪，而中国的建筑则是儒家文化的反映。。 另外这里有一篇比较系统的， 或许更清晰一些。 不过大体说起来也就是这么几点，下面的要概括一些。 陈安国：中外城市建筑文化对比 中西建筑形式上的差别，是文化差别的表现，它反映了物质和自然环境的差别，社会结构形态的差别，人的思维方法的差别以及审美境界的差别。 建筑材料的不同，体现了中西方物质文化、哲学理念的差异。从建筑材料来看，在现代建筑未产生之前，世界上所有已经发展成熟的建筑体系中，包括属于东方建筑的印度建筑在内，基本上，都是以砖石为主要建筑材料来营造的，属于砖石结构系统。诸如埃及的金字塔，古希腊的神庙，古罗马的斗兽场、输水道，中世纪欧洲的教堂……无一不是用石材筑成，无一不是这部“石头史书”中留下的历史见证。唯有我国古典建筑(包括邻近的日本、朝鲜等地区)是以木材来做房屋的主要构架，属于木结构系统，因而被誉为“木头的史书”。中西方的建筑对于材料的选择，除由于自然因素不同外，更重要的是由不同文化，不同理念导致的结果，是不同心性在建筑中的普遍反映。西方以狩猎方式为主的原始经济，造就出重物的原始心态。从西方人对石材的肯定，可以看出西方人求智求真的理性精神，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强调人是世界的主人，人的力量和智慧能够战胜一切。中国以原始农业为主的经济方式，造就了原始文明中重选择，重采集，重储存的活动方式。由此衍生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哲学，所宣扬的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人合一”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揭示，自然与人乃息息相通的整体，人是自然界的一个环节，中国人将木材选作基本建材，正是重视了它与生命之亲和关系，重视了它的性状与人生关系的结果。 建筑空间的布局不同，反映了中西方制度文化、性格特征的区别。从建筑的空间布局来看，中国建筑是封闭的群体的空间格局，在地面平面铺开。中国无论何种建筑，从住宅到宫殿，几乎都是一个格局，类似于“四合院”模式。中国建筑的美又是一种“集体”的美。例如；北京明清宫殿，明十三陵，曲阜孔庙即是以重重院落相套而构成规模巨大的建筑群，各种建筑前后左右有主有宾合乎规律地排列着，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形态的内向性特征，宗法思想和礼教制度。与中国相反，西方建筑是开放的单体的空间格局向高空发展。以相近年代建造、扩建的北京故宫和巴黎卢浮宫比较，前者是由数以千计的单个房屋组成的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建筑群体，围绕轴线形成一系列院落，平面铺展异常庞大；后者则采用“体量”的向上扩展和垂直叠加，由巨大而富于变化的形体，形成巍然耸立、雄伟壮观的整体。而且，从古希腊古罗马的城邦开始，就广泛地使用柱廊、门窗，增加信息交流及透明度，以外部空间来包围建筑，以突出建筑的实体形象。这与西方人很早就经常通过海上往来互相交往及社会内部实行奴隶民主制有关。古希腊的外向型性格和科学民主的精神不仅影响了古罗马，还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同时，如果说中国建筑占据着地面，那么西方建筑就占领着空间，譬如罗马可里西姆大斗兽场高为48米，“万神殿”高5米，中世纪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其中央大厅穹窿顶离地达60米。文艺复兴建筑中最辉煌的作品圣彼得大教堂，高137米。这庄严雄的建筑物固然反映西方人崇拜神灵的狂热，更多是利用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成就给人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 建筑的发展不同，表现了中西方对革新态度的差别。从建筑发展过程看，中国建筑是保守的。据文献资料可知，中国的建筑形式和所用的材料3000年不变。与中国不同，西方建筑经常求变，其结构和材料演变得比较急剧。从希腊雅典卫城上出现的第一批神庙起到今天已经2500余年了，期间整个欧洲古代的建筑形态不断演进、跃变着。从古希腊古典柱式到古罗马的拱券、穹窿顶技术，从哥特建筑的尖券，十字拱和飞扶壁技术到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罗马圣彼得大教堂，无论从形象、比例、装饰和空间布局，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反映了西方人，敢于独辟蹊径，勇于创新的精神。 建筑价值的不同，显现中西方审美观念的异殊。从建筑的价值来看，中国的建筑着眼于信息，西方的建筑着眼于实物体。中国古代建筑的结构，不靠计算，不靠定量分析，不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构思，而是靠师傅带徒弟方式，言传手教，靠实践，靠经验。我们对于古代建筑，尤其是唐以前的建筑的认识，多从文献资料上得到信息。历代帝王陵寝和民居皆按风水之说和五行相生相克原理经营。为求得与天地和自然万物和谐，以趋吉避凶，招财纳福，在借山水之势力，聚落建筑座靠大山，面对平川。这种“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古代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欧几里得首创的几何美学和数学逻辑，亚里士多德奠基的“整一”和“秩序”的理性主义“和谐美论”，对整个西方文明的结构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一切科学和艺术，它们的道路都被这种理念确定了命运。翻开西方的建筑史，不难发现，西方建筑美的构形意识其实就是几何形体；雅典帕提隆神庙的外形“控制线”为两个正方形；从罗马万神庙的穹顶到地面，恰好可以嵌进一个直径3米的圆球；米兰大教堂的“控制线”是一个正三角形，巴黎凯旋门的立面是一个正方形，其中央拱门和“控制线”则是两个整圆。甚至于象园林绿化、花草树木之类的自然物，经过人工剪修，刻意雕饰，也都呈献出整齐有序的几何图案，它以其超脱自然，驾驭自然的“人工美”，同中国园林那种“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自然情调，形成鲜明的对照。早在2000年前古罗马奥古斯都时期的建筑理论家维特鲁威就在他的著名《建筑十书》中提出了“适用、坚固、美观”这一经典性的建筑三要素观点，被后人奉为圭臬，世代相传。17世纪初建筑师亨利·伍登提出优秀建筑物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坚固、实用和欢愉。”西方人把“坚固”和“实用”作为评价优秀建筑物的第一和第二原则。因而当中国古老的建筑物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毁坏或“烟消云散”的时候，西方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的建筑依然完好地保存着，用实物体形象演绎着自己的文化。通过对中西方建筑的比较可见出中西方在观念文化上，制度文化，物质文化上的不同。

中西方建筑文化的差异。中西方建筑文化差异在世界上的文化大体可以分为东、西两个部分。以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为主体形成了古老的东方文化，而以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为主体形成了西方古典文化。在建筑领域中，中国古代建筑自其源始以至今，发展演变是连续不断的，可以从近百年上溯到六七千年以前的上古，它形成世界古代建筑历史上一个独特的体系，也是世界上建筑中延续时间最长的一个建筑体系；而具有天才智慧的古希腊人和勇于实践的古罗马人创造了一种以石头为材料，以梁柱为基本构件的建筑形式。这种建筑形式，在经过文艺复兴、古典主义时期这一漫长过程的发展，一直延续到20 世纪初，两千多年来在欧洲一脉相承，在世界上形成了一种具有历史传统的建筑体系，即西方古典建筑。中、西方建筑文化的对比地域有别、民族差异、文化背景不同直接影响建筑创作思维上的变化，而这些因素都会反映在建筑之上，形成各具特色的建筑文化。中国的建筑受到中国传统的儒家礼教、兼有“阴阳论”等综合影响，强调“中庸之道”，强调事物的互补转化，情理的对立统一，建筑表现出临时的概念。而西方建筑则更多地受宗教、神权和皇权的支配，是神权的反映，皇权的体现，其思维方式也重理性、科学分析，在建筑上均表现出强调永久的概念。在建筑上二者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区别。礼仪与宗教 文化思想上中国古建筑受伦理道德的影响，尤以儒家学说为主。儒家是重礼、崇孝、尚文的学派。首先在重礼的倡导下，对于一切建筑制造都要遵循礼法。不管是城市规划、宫殿庙宇亦或百姓住宅，都要受礼制的制约，因此形式上就要讲究对称、均齐、庄严。其次，在崇孝的主张下，儒家提倡“慎重追远”，敬祀祖先，对陵墓建筑极为重视。王者生前的威风和死后的尊严都要于此体现。而至于宅居，则要求是“五世同堂”，形成了中国大家庭制度下的民居特色。巴黎圣母院 在西方，神权和皇权一直是至高无上的，因而任何建筑活动都要受其制约。公元前4000 年后，由于中央集权的出现，使得召集具有专门技术的工匠和众多奴隶从事建筑活动成为可能。除了世俗建筑以外，由于宗教是为皇帝专制制度所服务的，皇帝的宫殿、陵墓以及庙宇成了主要的建筑物，诸如古埃及的金字塔、古希腊的神庙等。作为建筑，墓地是为了庇护过世的权威与不朽灵魂的神圣场地(如古埃及的金字塔群)，而神庙则是皇帝将自己扮演成统治一切的众神之神化身的纪念性建筑(如太阳神庙)，建筑与宗教、技术与祭祀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我国谈得上与建筑传统文化有关的环境艺术，最著名的就是中式园林了。另外还有就是一些民俗的村落，相对范围比较小，就不谈了。典型的中式园林，建筑融于景，景又是建筑有机组成部分，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所以对于传统建筑文化的延续上，需要与之相应的环境艺术配合，共同来营造氛围，这就与中式园林的造园手法相吻合了。实际的例子就去苏州看看好了，拙政园，留园等都是园和建筑的共生体。

中国建筑文化对比论文摘要摘要

我想其中一点就是要正确理解现代建筑的多元性。 2、现代建筑文化的多元性建筑文化的多层次性。 人类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建筑物质财富和建筑精神财富的总和可谓建筑文化。它是人类建筑活动方式和建筑产品的总和，是社会文化中的一个局部/html/Constructs

内容摘要：农耕生活特有的认知方式决定了建筑方式的选择。在人与自然相互依存、亲和融洽的关系上，天人合一的建筑体认决定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方向。中国古代建筑的特征和优越之处，同它很早就认同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关 键 词：古代建筑 亲和 木构架 布局　　中国古代建筑溯其源流，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从现有的考古材料来看，古代中国在新石器时期已经有了维持生存的农耕技术。农耕技术的出现意味着古代先民已经脱离了居无定所的原始居住状态，开始有意识地构筑与生相随的居住场所。伴随着周而复始的耕种劳作与不断变化的周遭环境，唯一不变的就是躲避风雨的安身之处。不难看出，建筑便成为古代先民生存自由的自觉选择，有意识地构筑安身之屋与本能寻求栖身之处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中国古代建筑自此便开始了它的历史进程。　　农耕生活的认知方式决定了建筑方式的选择。古代先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寒来暑往，一枯一荣的自然现象；播种、收获，收获、播种的互动过程；与自然和周遭环境紧密相连的命运联系，构成了当时人们生存状态的全景图画。正因为处在为生存而忙碌的自然环境下，天时变化，节气交替，仰仗春夏秋冬耕种的古代先民，在得到自然的恩惠时，俯仰天地之间体察到宇宙万物循环往复、彼此联系的生命秩序，从而也认识到宇宙自然的不可抗拒，也确认了人与自然亲和融洽的相互关系。经年累月的观察和日常生活经验的积累反映在中国古代知识系统里便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基于这样的认识，天与人的关系便建立在一个互动合理的范围内，绝不是一味地向自然索取。尽管这一思想的历史背景，与当时人们自身的认识水平和有限的生存力量有关，但只有顺应自然，人的生存才得以发展，形而下之器的创造与形而上之道的自然规律才能和谐统一，天人合一才能获得生命存在的确认。“在世界古代各文化系统中，没有任何系统的文化，人与自然曾发生过像中国古代样亲和关系。”①所以，亲和之道在早先的境况下一方面是环境的驱使，另一方面又是文化价值上的取向。从此，中国古代建筑始终依恋在自然的怀抱里。　　由于有了天人合一的建筑体认，中国古代建筑无论从形态上还是材料上都极力从宇宙自然中寻找创造的来源。与我们朝夕相处的树木是自然万物中的有机生命，不同的季节以不同的生命形态与人发生密切的关系。因此，中国古代建筑在材料的应用上特别钟情于木材。面对随处可见的石料而选择木料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这是建筑观念和文化信念的使然。不仅如此，选择木材还在于木材优越的物理特性和易于加工的材料性能，透过所加工的形态从中体现出柔韧、温和的品质，柱、梁、门、窗所散发的木质气息，以及那记录生长历程的纹理，都处处体现了与人的亲和关系，用木材营造的建筑自然会弥漫着家园的温暖。中国古代建筑之所以选择木材，无论是自然之木，还是心性之木，都反映出古代中国人心性对木性的认同，然而木性也适应心性的要求。　　中国古代建筑由于把木材作为主要建材，木材良好的物性特质以及易于安装拼接的物理属性，为中国古代建筑构架体系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基本保证。中国古代建筑这种构架体系，柱、梁之间十分强调上下左右相互联结、互相共存的结构关系，以相对稳定的构架秩序来应对多变的建筑需求。同样的柱、梁构架可以在往复延伸上构成宽大开敞的空间场所，可以在纵深的推进里形成重重庭院。显然，柱、梁相互共存的结构关系与农耕社会特有的认知方式一脉相承，天人合一的建筑体认无疑建立在统一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上，植根在有无相生的变化里，融汇在循环往复的发展认识上。因此，中国古代建筑的构筑方式从一开始就从天人合一的理念出发，并始终认为人不能从宇宙自然中抽离出来，建筑不应该游离于自然之外。所以，中国古代建筑不刻意追逐房屋的高度，任何脱离地球引力的尝试，均归依到重重的院落里与树木为伴，与山水为邻。在建造房屋时其营造法式规定了“上分”“中分”“下分”，也就是屋顶、屋身、台基，与之相对应的便是天、人、地，天人合一的观念已经渗透到建筑的营造之中。“当西方建筑因应功能而改变时，传统中国建筑却以因应维持一种文化的价值或理想而保存，中国文化有多悠长，这三个部分的组合便多悠长。所以，当我们开始去看这几个看来只是基本部分时，其实我们也是在端详着整个中国文化的面目。”②中国古代建筑在木构架的体系里以“三分”的法式，不断满足并组合为各种功能要求的建筑。由此可见，古代中国的建筑从来以亲和的姿态回应自然，并从中寻找创造的灵感，从剖析具体的建筑营造中更能体会出中国古代建筑的特别之处。　　中国古代建筑由于采用木柱、木梁组成房屋的基本框架，木梁和木柱承受来自屋顶和楼面的重量，建筑的墙壁实际上并不承重，这就赋予建筑物以极大的灵活性。它可以做成四面毫无遮挡，有顶无墙的亭榭。也可以做成四壁严实、空间封闭的仓房。由于木构架的原因，对于室内空间的划分同样也十分自由，为了在室内获得大面积空间，无须任何隔断，仅剩柱子的排列。与此相反，可以在柱子之间进行围隔，从而获得较小空间。特别是采用半通透的落地罩等隔断样式，既划定了空间范围，又不阻挡视线，做到隔而不断，虚实相间。木构架结构能灵活地适应各种地形，既能把单体建筑聚合成重重院落，形成庞大的建筑组群，又能依山傍水建构楼阁亭榭，不受高低不同的限制，这就为建筑组群的空间布局带来极大的可能性。以木构架为主体的中国古代建筑，从单体建筑来看，一般都是矩形的平面空间，房屋的几何形体不会有很大的变化，要想获得建筑空间的丰富性，解决的办法是通过单体建筑的排列组合形成院落，以满足人们对建筑空间的多重要求。如果一座座单体建筑通过平面纵深推进，就会产生迥然相异的空间聚合，如果作横向推移时会形成宽广的空间场所，沿四周修筑房屋和墙体就变成相对封闭的庭院。由此看来，中国古代建筑并不寻求突破自然的高度来体现征服自然的人工伟力，任何寻求建筑高度及征服自然的尝试都消解在平面的展开上，与自然相拥成为中国古代建筑所遵循的不二法则。中国古代建筑平面布局的规划既有中轴对称形式，又有依环境而顺势的自由展开方式，从而达到了既有理性的规范又有自然的巧妙。在借用自然的问题上不露痕迹、巧用天工是中国古代建筑的理想追求。　　如果单从外部观看中国古代建筑组群，好似一组封闭而没有生命活力的房屋，但走进中国古代建筑的庭院内，明显感到人与自然密切相处而生机勃勃。庭院空间作为各个单体建筑的联结纽带，促使每一单体建筑的使用功能、交通联系归于一统，形成了一个共享的空间单元。特别是在民居建筑的庭院里房间的通风采光、人流、物流的交通联系、种树养花、儿童游戏、休闲聊天均在这个共享空间里进行。“从庭中阳光的移动，可以感觉‘天时’的变化。从庭中阴雨风雪的来临，可以知道‘节气’的变化。从空气的新鲜、阳光的温暖，可以感到人的生命与大自然的活力息息相关。”③人与人、人与自然在庭院里和谐相处，人们在这一方庭院里呼吸到生命自由的气息，一种与自然密切交流的回应。　　庭院的建筑功能在中国古代建筑中成为人与自然对话的场所，而中轴对称则是获得整体空间布局的有序方式。中国古代建筑其布局采用对称形式，一方面满足功能上、技术上的要求，这是“天道”。另一方面也满足了宗法礼仪、人际规范的要求，这是“人道”。基于以上原因，无论是宫殿、衙署、寺观，还是南北地方的民宅院落，都毫无例外地采取对称方式，在中国古代建筑体系里以宫殿、坛庙为代表的正式建筑都严格地按照以纵轴为中心左右对称的空间格局。由单体建筑排列组合而形成的对称布局，呈现出一种方正、规整、井然有序的空间美感，营造出庄严平静、肃穆平和的环境氛围。一般而言，中轴对称的空间格局，其表现为主要建筑在中轴线上，次要建筑随横轴左右展开，其他的房屋则以主要建筑为中心沿周边布置，共同形成相对封闭的庭院。重点建筑被周遭的房屋和围墙所围系，在围合的环境下具有压倒一切的中心地位，也形成了通盘布局里的视觉焦点。在对称轴线下的建筑组群还可以沿着纵轴串连成若干院落，每组称一“进”，所谓庭院深深便是这层含义。然而更为宏大的建筑群落还可在主院落的侧边营建次要的庭院和多进院落，形成多条纵轴并列，主轴线称“中路”，两侧为“东路”和“西路”。有鉴于中国古代建筑在平面上纵深发展而取得建筑组群与庭院空间的多重变化，才使人们在穿行重重院落的进程中，把人的兴奋情绪调适到恰如其分的程度，起到起承转合、一收一放的心理调节作用。　　中国古代建筑对自然的尊重，还体现在利用自然而不破坏自然的态度上，从建筑非对称的自由布局方式里可以看出践行这一建筑理念的积极表现。中国古代的大多数园林和一些民居建筑，因不规则地形和高低起伏的地势，而采取不对称的组群方式。由若干单体建筑沿着地势轴线作纵向移动，单体建筑之间的距离可长可短，在为数不多的建筑物之间便形成了纵深的空间序列，各座建筑之间的联系主要靠人流动线而串联。体察建筑空间的转换则以人流动线的时间过程来完成，形成了步移景移的动态变化。虽然单体建筑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然而采用流观的方法就很容易产生空间的节奏感，细微体察与瞬间把握在静止和流动中完成，不难看出，这是轴线距离的长短变化所带来的空间感受。在中国古典园林平面布局里，其轴线往往偏离直线的规定，根据起伏错落的自然景观，而采取灵活多变的应对方略，单体建筑可大可小、能方能圆；联通路线能曲可直；空间转换更显得曲折有致。所有建筑在起伏交错中进入曲径通幽、别有洞天的境界，把人工的迹象隐于自然境地里而不露声色，这是自由布局的基本手法。在中国古代建筑体系里，还有一种更为开放自由的散点式平面布局，以大隐于山、于水的手法，仰卧山水之间尽显自然亲情。由此可以看到：建筑房屋以点状的方式自由地散布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散点布置的建筑房屋，看似漫不经心，实则苦心经营，它没有沿轴线布局的霸气，也不看重曲折的线性串联。建筑组群的空间聚合、开放，以点的情状围绕在特定的自然区域里，依形就势，顺应构成。有的就山势而高低错落，起伏进退。有的依水流沿岸散布，没有明显的人流动线。散点式布局，不以方位朝向、规则定式为准绳，而是无拘无束、融洽地投入到自然环境之中，借景筑屋、自由空灵。因此，宁静致远、自然淳朴是散点式布局所祈望的空间境界。　　我们考察了在“天人合一”的建筑体认下，中国古代建筑的构筑方式和空间布局，置身于自然之中的中国古代建筑对自然的回应方式，从来都是建立在天人互动的合理关系上，利用自然而不破坏自然，这是中国古代建筑的核心价值所在。　　注释:　　①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P　　②赵广超不只中国木建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P　　③王镇华华夏意象——中国建筑的具体手法与内涵中国文化新论·艺术篇·美感与造型，三联书店1992，P

追问：中国的传统建筑文化如何传承和发展回答：中国古代建筑设计研究所所长马炳坚认为，应当抓好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搞好文物古建筑的保护。保护好祖先留下来的古建筑，是继承、弘扬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最基础的工作。二是建造具有民族风格和地域特色的现代建筑。建筑是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载体，所以建筑应当是多元化的。三是尽快在大学开设中国传统建筑课程。要继承、弘扬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必须从教育入手，在大学开设系统介绍中国传统建筑的课程，全面讲授中国建筑文化和建筑传统。四是加大对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力度。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至今没有取得一系列成果，也没有在学校里和社会上得到广泛宣传。五是抓好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普及工作。近年来，广大人民群众对城市规划和建筑创作的风格问题越来越关心，他们不仅积极参与评选自己喜爱的建筑作品，还对建筑创作发表评论。曾经风行一时的欧洲风格建筑逐渐失去吸引力，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建筑日益受到欢迎。

中俄建筑文化对比论文摘要摘要

【世纪末的中国建筑史研究 】论文摘要： 自70 年代末国门打开以来，战后西方已流行2O一3O年乃至晚近的10、2O年的各种哲学方法论和思潮流派蜂拥而人。其中以二元分立的方法论模式首当其中，如结构主义的“表层结构一深层结构”模式，符号学的“能指——所指”模式，现象学的“科学客观的物理世界一纯粹意识的生活世界”模式，及其衍生的各种建筑历史与理论学说。还有格式塔心理学、环境心理学、新史学、贡布里希的艺术史理论、甚至自然科学方法等等，不一而足，使入耳目一新，视野大开。 关键词： 中国建筑史 现状 对我们这些青年学者群来说，整个80年代可以说是一个方法论的年代，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亦不例外。自70年代末国门打开以来，战后西方已流行2O一3O年乃至晚近的10、2O年的各种哲学方法论和思潮流派蜂拥而人。其中以二元分立的方法论模式首当其中，如结构主义的“表层结构一深层结构”模式，符号学的“能指——所指”模式，现象学的“科学客观的物理世界一纯粹意识的生活世界”模式，及其衍生的各种建筑历史与理论学说。还有格式塔心理学、环境心理学、新史学、贡布里希的艺术史理论、甚至自然科学方法等等，不一而足，使入耳目一新，视野大开。在这些方法论的影响下，青年学术导向着眼于对建筑历史的宏观概括，抽象思辨，及大胆的诠释和推论，希冀启迪现实，预见未来，而不甘于传统的考据与实证式的“做学问”。一批才华横溢，西学中用，推古论今的佳作就此涌现出来。 但是在正统的历史科学看来，正如任何历史理论研究一样，建筑史研究无论采用什么方法，其目的都应是解决某种问题，引发某种思考，或提供某种借鉴。而如果没有较深厚的实证基础和学术素养，各种有关建筑的“历史哲学”、“理论框架”、“模式”等终不过是昙花一现，多雷电而少雨露。因为推论仓促，于史无补；思辩高寒，于世无缘。这些看法对青年学子未免苛刻了些，也未必就能言中，但却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对建筑哲理的“论”偏多，尽管其中层次高下悬殊，而对建筑史的探究则少人问津，至于对建筑现实的评论更是少的可怜。这里先撇开“论”，从“史”的一方面来说，应该承认，哲学方法论层次上对逻辑实证的批判与具体问题研究上对实证方法的否定从来不是一回事，建筑历史研究上的“先锋派”是很难担当的。确实，10余年来以这些“新方法论”、“新角度”来研究中国建筑史的高水平成果并不多。这是否说明，方法论本身虽自有其生命力，但建筑史研究上片面对待方法论的时代却应该结束了。然而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真正危机还不在于此。以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为例即可说明。首先，这方面研究的任何实质性进展，都倚重于扎实的实物及文献资料功底，有时甚至还会借助于音韵、训诂等旧国学考证方法。但实际情况则往往是“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不足，尤其对于不少青年学者来说，由于主客观原因而在这方面显得薄弱。其次，“全国一盘棋”的协作奉献式研究局面已难维持。而造就信息共享的当代研究条件却为期尚远。再加上社会乃至有关机构对建筑史研究的实用主义态度，以及经费来源的枯竭等。使这门学问愈来愈显冷僻、萎缩，且后继乏人。 尽管如此，近些年来中国建筑史研究方面依然成绩裴然，令人振奋。如傅熹年先生对元、明清皇家建筑型制、构图与象征的研究。杨鸿勋先生对古代著名建筑的复原研究，潘谷西先生、郭湖生先生及其学术梯队分别进行的建筑文化和中外建筑关系系列研究，汪宁生先生对古代明堂的文化人类学分析，龙庆忠先生及其学术梯队的古建筑防灾系列研究，陆元鼎先生、黄汉民先生、路秉杰先生等各自对华南一些典型传统民居的调查研究、曹汛先生对古建命题的缜密考证，张良皋先生对华夏建筑亚文化圈的推论，萧默先生的敦煌建筑研究，王其亨先生等对风水内涵的发掘诠释，以及各地民居和古建筑的研究拓展等，当然还应特别提到汪坦先生主持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陈志华先生等所进行的乡土建筑调查研究等。凡此种种，举不一一，都对中国建筑史的领域拓展和深化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即将付梓的五卷集《中国建筑史》和《中国建筑艺术史》将全面反映近年来的中国古代建筑研究水平和成果。 前景 建筑史研究的对象是历史上建筑所包含的思想和技巧（或曰意匠），其时空发展序列，其历史价值以及对后世、对现实以至对未来的影响。太史公的“究天入之际、通古今之变”至今也依然是治建筑史的要旨。当然还可以加上“辨中外之异同”等。跨世纪的中国建筑史研究仍存在两大方面。一是史的方面，以中国古代建筑史为例，近 l0余年来随着新的考古资料的不断增加，如大汉口原始社会建筑群遗址和广汉上古三星堆遗址的性质，郑州邙山早期城市遗址对版筑技术的上移。歧山周原遗址对造砖技术的推前，始皇陵遗址对陵寝制度的佐证，唐九成宫建筑布局和型制的发现，以及各地民居的深入研究等，都为补充和部分改写中国古代建筑史提供了新的资料基础。应该指出的是，未来的中国建筑史或应更多地渗入和吸收考古学、文化人类学、文化史、艺术史、科技史等相关学科的知识、方法和研究经验。另一个方面的研究涉及建筑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面向社会，接触实践，是使建筑历史研究走出困境的契机。如乡土建筑的研究，不仅是对民居资料的调查，也不仅是对人文景观的记录，而且应该是在乡村迅速的城市化中，对一些曾与自然生态相适应的中国传统聚居方式进行保护性改造的对策研究。这一任务可能部分地要由中国建筑史研究来担当。当然这些工作需要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乡村规划等方面的知识准备。再如文物建筑的保护及其技术研究，国外许多建筑院系都设有建筑保护专业 （preservation），笔者曾在科伦坡参加“国际纪念遗址理事会”（ICOMOS）第十届大会，亲眼看到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对其历史建筑具有很强的保护意识，保护措施中技术含量很高，研究相当深入。这些研究主要由考古学家和建筑史专家来完成。而且不仅是保护文物建筑本身，随着城乡改造的大规模开展，历史地段人文景观的保护性改造与开发利用课题亦会愈来愈多，是改造项目一揽子研究计划的组成部分。因而想到我国的一流建筑院系亦应设置历史建筑保护专业，以便深入进行这方面研究，和培养高层次的专门人才提供基地。这一领域应引入电脑辅助研究，建立历史建筑数据、图像库等，以配合维修、复原及保护性设计。 此外，还有对建筑文化和现实建筑创作关系的讨论，这也是未来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的一大领域。一些建筑文化理论常用“三段式”，先释何为“文化”，再论何为“建筑文化”。最后再谈及一点建筑。其实建筑自古就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史留下烙印最集中、最深刻的东西。建筑文化的讨论应从建筑本身谈开去，然后向其他相关文化领域延展与交织，并且形成关于社会、文化，与空间、建筑间相互关系的评论及批评氛围。应该指出，建筑历史和建筑文化研究与现实创作脱节的最明显表征之一，就是近几年来北京高层建筑上泛滥的“小亭子”。建筑学界由于对大半个世纪的传统与创新之争没有一个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总结与升华，缺乏城市空间及其历史理论的多元批评和价值判断；城市设计控制作用的滞后，对使传统建筑语言转译为现代建筑语言的迷茫，从而导致修辞手法上的平庸与退化；以及决策方面在城市景观历史意识与现代观念上的误解和误导，从而提出对古今生硬“嫁接”的强制性要求等。都使现在的“高层十小亭子”形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犹如旧“民族形式”概念的回光返照，但又远不及中国现代建筑史上几次复古思潮及其作品来的明亮。这显然也涉及今后一个重要的历史理论研究课题——城市景观脉络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是一个“古都风貌”如何保留的问题。中国建筑史研究如能从一个角度对此有所贡献将是颇有现实意义的。 跨世纪的中国建筑史研究需要顾后而瞻前，领会整体而又深谙一隅，在总结古今建筑意匠的同时，并对形成新的城乡景观脉络关系进行探索。笔者认为，这是未来中国建筑史研究的两个主要方向论文天下

论文摘要一般要回答五个问题：1，目的部分应简要说明研究的目的，说明提出问题的缘由，表明研究的范围及你研究的中心问题是什么，以及是在什么情况下（研究背景）谈论该问题的，从而能够说明你选题的意义。2，研究视角和研究发现，就是讲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通过你的观察，你又发现了什么问题。研究视角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够揭示你认识问题的深度，从而能够折射出你的研究在方法论方面的启示。3，研究方法应说明研究课题的基本设计，使用了什么材料和方法，如何分组对照，研究范围以及精确程度，数据是如何取得的以及经过何种统计学方法处理。往往通过这一过程来证明你的研究是科学的可信的。4，结果部分要列出研究的主要结果和数据，有什么新发现，说明其价值及局限，叙述要具体、准确，并需给出结果的可信值和统计学显著性检验的确切值。5，结论部分应简要说明、论证取得的正确观点极其理论价值或应用价值，是否值得推荐或推广等。不用“本文”或“作者”“笔者”等做主语；不要写成提纲或评论形式；字数一般控制在200字以内。

不管是医学论文还是其他专业论文的开题报告，在格式上都是差不多的，只是内容上有所差别。 对于开题报告，表示，这几个方面是必不可少的： 1、选题依据; 2、主要研究内容; 3、研究思路及方案; 4、文章形式; 5、工作进度及具体安排。

中西建筑文化对比论文摘要摘要

【世纪末的中国建筑史研究 】论文摘要： 自70 年代末国门打开以来，战后西方已流行2O一3O年乃至晚近的10、2O年的各种哲学方法论和思潮流派蜂拥而人。其中以二元分立的方法论模式首当其中，如结构主义的“表层结构一深层结构”模式，符号学的“能指——所指”模式，现象学的“科学客观的物理世界一纯粹意识的生活世界”模式，及其衍生的各种建筑历史与理论学说。还有格式塔心理学、环境心理学、新史学、贡布里希的艺术史理论、甚至自然科学方法等等，不一而足，使入耳目一新，视野大开。 关键词： 中国建筑史 现状 对我们这些青年学者群来说，整个80年代可以说是一个方法论的年代，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亦不例外。自70年代末国门打开以来，战后西方已流行2O一3O年乃至晚近的10、2O年的各种哲学方法论和思潮流派蜂拥而人。其中以二元分立的方法论模式首当其中，如结构主义的“表层结构一深层结构”模式，符号学的“能指——所指”模式，现象学的“科学客观的物理世界一纯粹意识的生活世界”模式，及其衍生的各种建筑历史与理论学说。还有格式塔心理学、环境心理学、新史学、贡布里希的艺术史理论、甚至自然科学方法等等，不一而足，使入耳目一新，视野大开。在这些方法论的影响下，青年学术导向着眼于对建筑历史的宏观概括，抽象思辨，及大胆的诠释和推论，希冀启迪现实，预见未来，而不甘于传统的考据与实证式的“做学问”。一批才华横溢，西学中用，推古论今的佳作就此涌现出来。 但是在正统的历史科学看来，正如任何历史理论研究一样，建筑史研究无论采用什么方法，其目的都应是解决某种问题，引发某种思考，或提供某种借鉴。而如果没有较深厚的实证基础和学术素养，各种有关建筑的“历史哲学”、“理论框架”、“模式”等终不过是昙花一现，多雷电而少雨露。因为推论仓促，于史无补；思辩高寒，于世无缘。这些看法对青年学子未免苛刻了些，也未必就能言中，但却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对建筑哲理的“论”偏多，尽管其中层次高下悬殊，而对建筑史的探究则少人问津，至于对建筑现实的评论更是少的可怜。这里先撇开“论”，从“史”的一方面来说，应该承认，哲学方法论层次上对逻辑实证的批判与具体问题研究上对实证方法的否定从来不是一回事，建筑历史研究上的“先锋派”是很难担当的。确实，10余年来以这些“新方法论”、“新角度”来研究中国建筑史的高水平成果并不多。这是否说明，方法论本身虽自有其生命力，但建筑史研究上片面对待方法论的时代却应该结束了。然而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真正危机还不在于此。以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为例即可说明。首先，这方面研究的任何实质性进展，都倚重于扎实的实物及文献资料功底，有时甚至还会借助于音韵、训诂等旧国学考证方法。但实际情况则往往是“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不足，尤其对于不少青年学者来说，由于主客观原因而在这方面显得薄弱。其次，“全国一盘棋”的协作奉献式研究局面已难维持。而造就信息共享的当代研究条件却为期尚远。再加上社会乃至有关机构对建筑史研究的实用主义态度，以及经费来源的枯竭等。使这门学问愈来愈显冷僻、萎缩，且后继乏人。 尽管如此，近些年来中国建筑史研究方面依然成绩裴然，令人振奋。如傅熹年先生对元、明清皇家建筑型制、构图与象征的研究。杨鸿勋先生对古代著名建筑的复原研究，潘谷西先生、郭湖生先生及其学术梯队分别进行的建筑文化和中外建筑关系系列研究，汪宁生先生对古代明堂的文化人类学分析，龙庆忠先生及其学术梯队的古建筑防灾系列研究，陆元鼎先生、黄汉民先生、路秉杰先生等各自对华南一些典型传统民居的调查研究、曹汛先生对古建命题的缜密考证，张良皋先生对华夏建筑亚文化圈的推论，萧默先生的敦煌建筑研究，王其亨先生等对风水内涵的发掘诠释，以及各地民居和古建筑的研究拓展等，当然还应特别提到汪坦先生主持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陈志华先生等所进行的乡土建筑调查研究等。凡此种种，举不一一，都对中国建筑史的领域拓展和深化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即将付梓的五卷集《中国建筑史》和《中国建筑艺术史》将全面反映近年来的中国古代建筑研究水平和成果。 前景 建筑史研究的对象是历史上建筑所包含的思想和技巧（或曰意匠），其时空发展序列，其历史价值以及对后世、对现实以至对未来的影响。太史公的“究天入之际、通古今之变”至今也依然是治建筑史的要旨。当然还可以加上“辨中外之异同”等。跨世纪的中国建筑史研究仍存在两大方面。一是史的方面，以中国古代建筑史为例，近 l0余年来随着新的考古资料的不断增加，如大汉口原始社会建筑群遗址和广汉上古三星堆遗址的性质，郑州邙山早期城市遗址对版筑技术的上移。歧山周原遗址对造砖技术的推前，始皇陵遗址对陵寝制度的佐证，唐九成宫建筑布局和型制的发现，以及各地民居的深入研究等，都为补充和部分改写中国古代建筑史提供了新的资料基础。应该指出的是，未来的中国建筑史或应更多地渗入和吸收考古学、文化人类学、文化史、艺术史、科技史等相关学科的知识、方法和研究经验。另一个方面的研究涉及建筑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面向社会，接触实践，是使建筑历史研究走出困境的契机。如乡土建筑的研究，不仅是对民居资料的调查，也不仅是对人文景观的记录，而且应该是在乡村迅速的城市化中，对一些曾与自然生态相适应的中国传统聚居方式进行保护性改造的对策研究。这一任务可能部分地要由中国建筑史研究来担当。当然这些工作需要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乡村规划等方面的知识准备。再如文物建筑的保护及其技术研究，国外许多建筑院系都设有建筑保护专业 （preservation），笔者曾在科伦坡参加“国际纪念遗址理事会”（ICOMOS）第十届大会，亲眼看到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对其历史建筑具有很强的保护意识，保护措施中技术含量很高，研究相当深入。这些研究主要由考古学家和建筑史专家来完成。而且不仅是保护文物建筑本身，随着城乡改造的大规模开展，历史地段人文景观的保护性改造与开发利用课题亦会愈来愈多，是改造项目一揽子研究计划的组成部分。因而想到我国的一流建筑院系亦应设置历史建筑保护专业，以便深入进行这方面研究，和培养高层次的专门人才提供基地。这一领域应引入电脑辅助研究，建立历史建筑数据、图像库等，以配合维修、复原及保护性设计。 此外，还有对建筑文化和现实建筑创作关系的讨论，这也是未来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的一大领域。一些建筑文化理论常用“三段式”，先释何为“文化”，再论何为“建筑文化”。最后再谈及一点建筑。其实建筑自古就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史留下烙印最集中、最深刻的东西。建筑文化的讨论应从建筑本身谈开去，然后向其他相关文化领域延展与交织，并且形成关于社会、文化，与空间、建筑间相互关系的评论及批评氛围。应该指出，建筑历史和建筑文化研究与现实创作脱节的最明显表征之一，就是近几年来北京高层建筑上泛滥的“小亭子”。建筑学界由于对大半个世纪的传统与创新之争没有一个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总结与升华，缺乏城市空间及其历史理论的多元批评和价值判断；城市设计控制作用的滞后，对使传统建筑语言转译为现代建筑语言的迷茫，从而导致修辞手法上的平庸与退化；以及决策方面在城市景观历史意识与现代观念上的误解和误导，从而提出对古今生硬“嫁接”的强制性要求等。都使现在的“高层十小亭子”形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犹如旧“民族形式”概念的回光返照，但又远不及中国现代建筑史上几次复古思潮及其作品来的明亮。这显然也涉及今后一个重要的历史理论研究课题——城市景观脉络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是一个“古都风貌”如何保留的问题。中国建筑史研究如能从一个角度对此有所贡献将是颇有现实意义的。 跨世纪的中国建筑史研究需要顾后而瞻前，领会整体而又深谙一隅，在总结古今建筑意匠的同时，并对形成新的城乡景观脉络关系进行探索。笔者认为，这是未来中国建筑史研究的两个主要方向论文天下

从中西建筑风格看中西文化之异同 北京故宫 德国学者恩斯特·卡西尔在他的《人论》中说:“人类文化分为各种不同的活动，它们沿着不同的路线进展，追求着不同的目的。”中西文化在形成渊源与缘由、发展逻辑和空间、构建理念与目的等方面的差异，必然会融入、体现在建筑文化或建筑风格上。因此，中西建筑文化的不同，从根本上应理解为中西文化传统的不同。一般认为:中国文化重人，西方文化重物;中国文化重道德和艺术，西方文化重科学与宗教;中国文化重融合、统摄，讲究并存与一体性，西方文化重不同时代的独特精神，凸显各种流派的个性特质等等。中西丰富多彩的建筑文化所蕴涵的建筑特色、艺术形式、发展源流以及人文理念等差异或不同，都能从历代建筑物以及流传下来的建筑学著作中得到印证和反映。 理念与幻想 法国著名文学家维克多·雨果高度概括过东西方两大建筑体系之间的根本差别。他认为:“艺术有两种渊源:一为理念——从中产生了欧洲艺术;一为幻想——从中产生了东方艺术。”也就是说，西方建筑在造型方面具有雕刻化的特征，其着力处在于两度的立面与三度的形体等;而中国建筑则具有绘画的特点，其着眼点在于富于意境的画面，不很注重单座建筑的体量、造型和透视效果等，而往往致力于以一座座单体为单元的、在平面上和空间上延伸的群体效果。西方重视建筑整体与局部，以及局部之间的比例、均衡、韵律等形式美原则;中国则重视空间，重视人在建筑环境中“步移景异”的空间感受，是动态美、空间美、传神美的统一。因此，可以认为，欧洲建筑的理念性主要集中体现在“实”上，而中国建筑的幻想性则主要体现在“空”上。 模仿与写意 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起源于模仿，艺术是模仿的产物。古希腊建筑中的不同柱式建筑就是模仿不同性别的人体美。欧洲人较为重视形式逻辑，讲求逼真，依仗论证，注重体现几何分析性，在建筑的艺术构思与总体布局上较为强调对称、具象以及模拟几何图案美。中国人则重视人的内心世界对外部事物的领悟、感受和把握，以及如何艺术地体现出这种心智的领悟和内心的感受，具有很强的写意性。它是一种抽象美的概括与感悟，是某种有形实景与它所象征的无限虚景的结合或者融汇，所追求的是“得意忘象”的意境。中国人也讲究逼真、论证，但须以写意性的“传神”为前提，且形似逊于神似。比如，我国古典建筑物顶上的形如飘风的飞檐翼角，其传神的写意性极富唐代画家张文通所谓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艺术激情，给人以强大的心理感染力。 礼乐与逻辑 礼乐的概念来源于春秋时期的《乐记》，即美与善、艺术和典章、情感与理性、心理和伦理的密切关系。礼是社会的伦理标准，乐是社会的情感标准，“礼乐相济”或礼乐密切配合就是中国理性精神的表现形态。可以说，中国建筑的艺术感染力就是在理性（礼）基础上所散发出的浪漫情调（乐），它所体现与蕴涵的是中国建筑的某种“诗意”美。这一点与中国人在行为方式上的“思方行圆”的处事方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西方建筑文化比较注重逻辑与论证，其特征可归结为理性与抗争精神、个体与主体意识、天国与宗教理念、建筑艺术处理的合理性与逻辑性，以及强调艺术、技术、环境的协调与布局，重视比例的适当与艺术的精巧，等等。所有这些特性，在欧洲人的建筑理论中都有所提及或有较多的阐述，在其建筑实体中也有较多的表现。 封闭与开放 中国的四合院、围墙、影壁等，显示出某种内向、封闭甚至“一劳永逸”的苟安思想倾向，乃至有人认为:“封闭的庭院象征着我们封闭的社会”、“中国是一个‘秦砖汉瓦’的围墙的世界”……西方强调应以外部空间为主，称中心广场为“城市的客厅”、“城市的起居室”等等，有将室内转化为室外的意向。比如，始建于1756年的法国凡尔赛宫，其占地220亩的后花园与两旁对称且裁剪整齐的树木、一个接一个的水池群雕相即相融，一直伸向远方的城市森林……中国一些较大的宅院或府第，一般都把后花园模拟成自然山水，用建筑和院墙加以围合，内有月牙河，三五亭台，假山错落……显然有将自然统揽于内的倾向。可以说，这是中国人对内平和自守、对外防范求安的某种单纯防守性、自我封闭性、内向抑制性的文化心态在建筑上的反映和体现。 保守与进取 中国人营造的园林或偏爱的自然胜景等，一般都清高隐逸，或避世脱俗，反映了长期生活在农业社会的中国人，对自然环境的悠远情谊和守土重农的田园意识。在建筑的整体布局、空间设置、功能划分等方面，则比较注重别人与自我的“安其居，互不相犯”的内在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国人倾于保守、防范、协和相安的心理需要，也似乎与“外求自保，内得心安”的品性修养之取向同出一辙。欧洲大陆的规则式园林无论在布局、构图及意境等多方面，都给人以眼界开阔、构思宏伟、手法复杂、情调浪漫之感;而其几何式园林则体现了天人对立、人定胜天、天人相分的思维习惯与精神理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反映了西方人征服自然的外向、进取、外求的行为模式与价值取向。 群体与个体 中国建筑尤其是院落式建筑注重群体组合，“院”一般是组合体的基本单位，这是中国文化传统中较为强调群体而抑制甚至扼制个性发展的反映，或与之有很大的关系。比如，一望无际的大大小小、方方正正的四合院，从地面上层层展开，在时间中呈现她的音韵，每一片青一色的灰色屋顶下，安住着一个温暖的家。若在雨中观景，一派“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丛树万人家”的意境更显得格外幽远与深长，耐人寻味。而西方的单体建筑则表现个性的张扬和“人格”的独立，认为个体突出才是不朽与传世之作。像法国巴黎的万神庙、高达320米的埃菲尔铁塔，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比萨斜塔，美国波士顿的约翰·汉考克大厦等等，都是这一哲学思想或文化理念的典型表现。这些卓然独立、各具风采的建筑，能给人以突出、激越、向上的震撼力和感染力。 静态与动态 中国园林里的水池、河渠等，一般都呈现某种婉约、纤丽之态，微波弱澜之势。其布局较为注重虚、实结合，情致较为强调动、静分离且静多而动少。这种构思和格局较为适于塑造宽松与疏朗、宁静与幽雅的环境空间，有利于凸现清逸与自然、变换与协调、寄情于景的人文气质，表达“情与景会，意与象通”的意境。宛如中国的山水画，一般都留有些许的“空白”，以所谓的“知白守黑”达到出韵味、显灵气、现意蕴的艺术效果和感染力。而西方园林中的喷泉、瀑布、流泉等，大都气韵恢宏而且动态感较强，能表现出某种奔放、灵动、热烈、前涌之势。这一点犹如中国人发明了气功（静态），而西方人发展了竞技体育（动态）一样，其间的异同与意趣，既令人困惑，又十分的耐人寻味。 含蓄与外露 中国较为强调曲线与含蓄美，即“寓言假物，不取直白”。园林的布局、立意、选景等，皆强调虚实结合，文质相辅。或追求自然情致，或钟情田园山水，或曲意寄情托志。工于“借景”以达到含蓄、奥妙，姿态横生；巧用“曲线”以使自然、环境、园林在个性与整体上互为协调、适宁和恬、相得益彰而宛若天开。“巧于因借，精在体宜”的手法，近似于中国古典诗词的“比兴”或“隐秀”，重词外之情、言外之意。看似漫不经心、行云流水，实则裁夺奇崛、缜密圆融而意蕴深远。西方则以平直、外露、规模宏大、气势磅礴为美，比如开阔平坦的大草坪、巨大的露天运动场、雄伟壮丽的高层建筑等等，皆强调轴线和几何图形的分析性，平直、开阔、外露等无疑都是深蕴其中的重要特征，与中国建筑的象征性、暗示性、含蓄性等有着不同的美学理念。 承袭与创新 中国对形式美和工程技术的把握常凭直觉与经验，较为注重技能的掌握和技巧的运用。在建筑理论、建筑知识的教习上，一般采取师徒承袭或者口传心授的方式。在建筑技能或营造技法的传递线路上，以师徒相授或父子相传为主，若无后继或后学，则往往人亡而艺绝。在建筑技能、技法的运用上，一般沿袭多于创新。在建筑式样的选择上，也往往是模仿大于超越。在建筑理论上，注重对建筑材料、施工技术和管理心得的记述，缺乏详尽的总结梳理和理论建树。相对而言，西方则从几何分析入手，强调建筑数据的严格与精确，较为重视建筑理论的突破与创新，积极探索新的建筑形式，倡导并积极形成不同的建筑风格与流派，建筑教育则采取系统的、理性化的方式，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和中西医在从业方式、药理运作、术业传授等方面的分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中国文化的兼容性，又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排斥外来文化，而是从实际出发，根据自身的情况加以吸收和创造，使之更好地融入本民族的文化体系之中。从建筑风格上看，约公元前后东汉时期，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引进了印度塔的形式创造了中国塔。唐代以后，伊斯兰教从中东传入，引进了伊斯兰清真寺建筑创造了中国的清真寺建筑群样式。在18世纪清乾隆时期，引进了意大利式的花园建于北京的圆明园内，等等。应该说，中国是相当注意引进、吸收外来优秀建筑风格和设计手法的。 总之，城市、园林、建筑等作为文化的一种载体，它的背后有着深刻的文化印迹和浓厚的人文精神要素。重视文化传统，探求民族特色，激活本国特殊的文化价值等，已成为国际性建筑思潮之一，建筑风格进入了“各显神通”的时代，人文追求成为建筑新的价值衡量尺度。通过比较中西建筑文化的若干差异，可以看到中西建筑风格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独特的表现韵味。由此，要产生具有中国气派与文化底蕴、历史精神与民族风貌的城市、园林和建筑，就必须在借鉴其他民族优秀建筑文化的基础上，努力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巧妙地融入其中，把民族的、时代的、文化的、发展的要素结合起来，才能创造出优秀的建筑作品和体现民族文化特色的城市。

从根本上说，中西方建筑艺术的差异首先来自于材料的不同：传统的西方建筑长期以石头为主体；而传统的东方建筑则一直是以木头为构架的。这种建筑材料的不同，为其各自的建筑艺术提供了不同的可能性。不同的建筑材料、不同的社会功用，使得中国与西方的古典建筑有了不同的“艺术语言”。不同的语言，表达着不同的思想，流露出不同的情感；不同的建筑，承载着不同的文化，体现着不同的信念。西方的石制建筑一般是纵向发展，直指上苍的。这样一来，能否将高密度的石制屋顶擎入云霄，便成为建筑艺术的关键所在，而执行这一任务的柱子也便成了关键中的关键。所以，西方建筑的“基本词汇”是柱子，即那些垂直向上、顶天立地的石头。如果说柱子是西方建筑艺术的“基本词汇”，那么屋顶则是其“主要句式”。屋顶的不同，导致了其风格类型上的差异，如希腊式、罗马式、拜占廷式、格特式、巴洛克式等等。与西方的石制建筑不同，中国古代的木制建筑以斗拱为“基本词汇”。所谓斗拱，是将屋檐托起的交叠的曲木，它可以将纵向的力量向横向拓展，从而构造出多种多样的飞檐。同西方建筑的屋顶一样，作为中国古代建筑的“主要句式”，飞檐也有许多类型，或低垂，或平直，或上挑。其不同的形式制造出不同的艺术效果，或轻灵，或朴实，或威严。不仅亭、台、楼、阁都要用飞檐来标明自己的身份，表达自己的情感，而且飞檐的高低、长短往往会成为建筑设计的难点和要点。正所谓“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飞檐的设计必须恰到好处才能显得轻灵而不轻佻，朴实而不机械，威严而不呆板。还有就是中国人对建筑的态度是以新为贵，而外国人则对古老建筑充满尊崇与敬意。

中西方建筑结构差异的比较：1、建筑材料上的差异中西方传统建筑材料有3种：土、木、石，中国传统建筑材料以木为主，西方的建筑材料则更多的是以石为主，中国人是将石与土用于建造基座和墙体，西方人则是将木用于屋顶上，这就使得中西方建筑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也表达着不同的情感，中国的建筑更多的是表现出一种人自己的情感，西方的建筑则是一种上帝神灵的情感，偏向与宗教方面的。西方的石制建筑一般是纵向发展，直指上苍的。这样一来，能否将高密度的石制屋顶擎入云霄，便 成为建筑艺术的关键所在，而执行这一任务的柱子 也便成了关键中的关键。所以，西方建筑的“基本词汇”是柱子，即那些垂直向上、顶天立地的石头。如果说柱子是西方建筑艺术的“基本词汇”，那么屋顶则是其“主要句式”。屋顶的不同，导致了其风格类 型上的差异，如希腊式、罗马式、拜占廷式、哥特 式、巴洛克式等等。中国古代的木制建筑以斗拱为“基本词汇”。所谓斗拱，是将屋檐托起的交叠的曲木，它可以将纵向的力量向横向拓展，从而构造出多种多样的飞 檐。同西方建筑的屋顶一样，作为中国古代建筑的“主要句 式”，飞檐也有许多类型，或低垂，或平直，或上挑。其不同的形式制造出不同的艺术效果，或轻灵，或朴实，或威 严。不仅亭、台、楼、阁都要用飞檐来标明自己的身份，表达自己的情感，而且飞檐的高低、长短往往会成为建筑 设计的难点和要点。正所谓“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 太短”，飞檐的设计必须恰到好处才能显得轻灵而不轻佻， 朴实而不机械，威严而不呆板。2、建筑结构上的差异中国传统建筑结构具有以下3个特点：第一是讲究对称的艺术效果；第二是以木材为主要的构架；第三是独特的个体造型。西方的建筑并不着力与追求建筑的结构美，而更追求建筑的雕塑美，西方建筑中最多的就是石柱与走廊，这抽象的表现了人体美。3、建筑价值观念上的差异中国的建筑具有强烈的绘画效果，注重意境美的营造，不太注重建筑的造型和透视效果，但往往更加注重建筑群在空间上的那种透视效果，这样可以给人一种延伸、曲径通幽的感觉，包含着中华民族传统的含蓄美以及追求和谐的心态。西方建筑相较于中国传统建筑，便更加倾向于造型的雕塑化，重视建筑整体与局部的和谐与统一。建筑的发展的差异从建筑发展过程看，中国建筑是保守的。中国的建筑形式和所用的材料3000年不变。与中国不同，西方建筑 经常求变，其结构和材料演变得比较急剧。从希腊雅典卫城上出现的第一批神庙起到今天已经2500余年了，期间整个欧洲古代的建筑形态不断演进、跃变着。从古希腊古典柱式到 古罗马的拱券、穹窿顶技术，从哥特建筑的尖券，十字拱和 飞扶壁技术到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罗马圣彼得大教堂，无论 从形象、比例、装饰和空间布局，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反映了西方人，敢于独辟蹊径，勇于创新的精神。建筑空间布局的差异从建筑的空间布局来看，中国建筑是封闭的群体的空间格局，在地面平面铺开。中国无论何种建筑，从住宅到宫殿，几乎都是一个格局，类似于“四合院”模式。中国建筑的美又是一种“集体”的美。例如； 北京明清宫殿，明十三陵，曲阜孔庙即是以重重院 落相套而构成规模巨大的建筑群，各种建筑前后左 右有主有宾合乎规律地排列着，体现了中国古代社 会结构形态的内向性特征，宗法思想和礼教制度。与中国相反，西方建筑是开放的单体的空间格局向 高空发展。采用“体量”的向上扩展和垂直叠加，由 巨大而富于变化的形体，形成巍然耸立、雄伟壮观 的整体。而且，从古希腊古罗马的城邦开始，就广 泛地使用柱廊、门窗，增加信息交流及透明度，以 外部空间来包围建筑，以突出建筑的实体形象。这 与西方人很早就经常通过海上往来互相交往及社会 内部实行奴隶民主制有关。古希腊的外向型性格和 科学民主的精神不仅影响了古罗马，还影响了整个 西方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