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法学的论文10000字怎么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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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法学的论文10000字怎么写

(一) 绪论(introduction)绪论，即常见的“序”、“前言”或“引言”绪论部分可大可小，根据论文而定。绪论是一篇合格论文的开头部分，一般包括下列内容:研究的理由、目的、背景、前人的工作和知识空白，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预期的结果及其在相关领域里的地位、作用和意义。绪论的篇幅大小，并无硬性的统一规定，需视整篇论文篇幅的大小及论文内容的需要来确定，长的可达700-800字或1000字左右，短的可不到100字。(二) 本论(straight matter，main body)撰写本论时应当注意两个问题，即法学论文写作的步骤与论文对他人资料的引用。 论文写作的步骤第一步应当介绍该问题的历史发展、现实存在的问题、学说史或者历史沿革，目的在于考察该问题的来龙去脉，让读者对该问题有大致的认识。第二步是归纳学说。在提出问题时，应当对问题的背景、学说等作出解释或者归纳，使读者了解该问题在整个学科领域中的地位及其重要性。第三步是探索与问题有关的法律思想。第四步是对判例进行研究。第五步是做社会调查。第六步是比较法研究。比较法的方法是法学研究常用的方法，尤其是在环境法研究中。第七步是讨论。即对自己所想提出的思想观点展开论证，同时对自己所不赞成的理论观点进行批判，提出并阐释自己的理论见解。 论文引用在法学论文写作中经常需要引用到前人的观点，以及当前的一些政策法规，我们需要对引用部分进行标记，并在参考文献中体现出来，这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尊重，也有助于提升学术人员的道德修养。(三) 结论(result，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毕业论文的结论是对全文观点的总结，按照(1)、(2)、(3)的模式编写，当然并不一定写上(1)、(2)、(3)。结论是以研究成果为前提，经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和论证所得出的最后结论。在结论中应明确指出论文研究的成果或观点，对其应用前景和社会，经济价值等加以预测和评价，并指出今后进一步在本研究方向进行研究工作的展望与设想。结论应写得简明扼要，精练完整，逻辑严谨，措施得当，表达准确，有条理性。以上就是关于如何写好法学学术论文的相关分享，想要了解更多相关内容，欢迎大家及时在平台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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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法学论文的选题。法学论文的由于自身专业因素的影响，更加注重论文整体的严谨性，再考虑到本科生的论文通常在6000到10000字的字数限制，因此，对于一个题目的要求也更加严格，选题范围一定要小而精，不能大而空，例如一篇写家庭暴力的论文，题目是浅析家庭暴力的法律治理，这种题目就太大了，法律治理又包含了立法、司法等多个方面，在后续的创作中虽然你的素材很丰富，但是在分析中往往会给人一种没有重点的感觉，因此，我给这位朋友的建议是将修改为浅析家庭暴力的司法实践现状，定位更加精准，为你后续的操作也奠定了基础。其次是论文的整体框架。对于本科论文而言，框架还是相当容易搭建的，还是以上面的家庭暴力的司法实践为例，引言之后的第一章通常是相关概念综述，小标题可以是家庭暴力的法律定义，家庭暴力的负面影响，其中又包含对个人，对家庭，对社会等几个方面。第二章可以写家庭暴力的司法实践现状，第三章可以分析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第四章就是改进措施等，最后是结论。当然这个只是大概的思路，前面两章的内容也可以自己酌情进行修改和添加内容，使整体看起来更加紧凑，严谨。最后就是内容的添加。当你在参考其他文献时，其实你已经对这篇文章的二级乃至三级标题有了一定的认知，这个时候你可以自己写，也可以将你觉得有用的内容复制进去，先将整体文章完成。然后就是拿给老师看，不要问为什么不是先查重，这个在我其他系列的文章中已经解释过了。最后根据老师的修改意见全部修改完毕后开始降重。

以下是学术堂整理的关于法学论文写作的一些建议，希望有所帮助　　刘南平博士说:　　简单地讲，它(命题)应该是贯穿整个博士论文的中心论点，是你试图在论文中探讨或论证的一个基本问题或基本观点　　在初步阅读文献的基础上，可以拟一个提纲，提纲可以澄清思路，也可以使作者一目了然地看出自己的思路是否前后一致;还可以列一个参考文献目录，使自己明白要看和要找的资料;与人讨论自己的论文构思，也是一个好办法　　问题是否成熟不完全在于这个主题下已经有多少篇论文了，而在于问题是否被人看到了、解决了　　如果你仅仅检索、参考和引用论文，你只能在一个狭隘的圈子里说话，而且往往还无甚新意　　如果你要梳理一个制度的来龙去脉、一个概念的生发演变，那些故纸堆里的东西可能正好是你要找的，那些变化的细节也许正是值得你关注的　　可以这么说，一手资料是金，二手资料是铜，三手资料是垃圾　　一个初入门者，可能会借助作者身份、期刊或者出版社、发表 或者出版 的时间 版次 、被引用乃至下载次数等外在因素去判断，这些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一个权威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可以假定比一个三流刊物上同主题的文章要靠谱;　　一篇被频繁引用或者大量下载的文章，总比一篇没人引用的同主题文章要好一些;　　一本几次再版或者多次印刷的教科书，大体上是品质的保证;　　你所了解的一位名声在外而素来严谨的学者写的东西，永远值得重视;　　在我看来，文献质量取决于三个因素:　　一是思想的原创性或者出处的原生性;　　二是论证的严谨性或者报道的准确性;　　三是影响力;　　思想的原创性，指一个学术概念或者观点最早是谁、在哪里提出的，或者一个事件最早是谁报道的，通常只有阅读了大量文献，理清思想的脉络以后，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　　以美国为例，主流的 Law Review 差不多每个法学院都有，其中最有名的当数「哈佛法律评论」「耶鲁法律杂志」「哥伦比亚法律评论」　　互联网上的信息，必须查到它原始的出处;没有找到原始出处，都属于道听途说　　国家统计局网站提供了各种官方统计数据或者数据链接，　　内事不决问百度，外事不决问谷歌也　　查找文献有两种方法:　　一是确定范围、全面排查，即确定检索范围、检索方式和检索词，进行地毯式的检索;　　二是顺藤摸瓜、延伸阅读，即根据已有文献提供的线索做进一步检索;　　这两种方法应当交替并用，只用一种还不行　　四种比较常用的方法，即现场观察、深度访谈、问卷调查和文献分析　　描述状况的具体方法有好多种，比较常用的有举例说明、统计数据和类比说明三种方法　　要注意的是，用于类比的事物与类比对象不一定有实质上的同源性，其类比也不见得精确合理　　属性分析在教科书中是相当常见的，每讲到一个重要概念，教科书都会给出一个定义，指出它的属性　　如果大家都是从自己定义的概念或者自己奉行的教条出发，以不具有共识的观点作为论证的前提，就无法进行有意义的学术讨论;要真正解决前面所说的行政合同一类的问题，恐怕需要回到原点，把它放在现实情景中重新探讨它的属性　　理想类型则是在对纷繁芜杂的现象进行整理、提炼所得的典型;它不完全对应于经验事实，不是对现实的精确描绘，但又基于经验事实，抓住了现实的一些基本特征　　法律条文作为论据也不是所向披靡的，它作为论据的有效性取决于几个因素:　　一是法条含义的明确性;　　二是法条自身的有效性;　　三是法律条文与论证主题的相关性;　　体系解释，指根据相关条款在法律文本章、节、款、项中的位置来解释该条款的含义;这是文意解释的延伸，但仍然是在法律文本　　运用学说作为论证根据，要注意分析其内在理路，避免简单地"耍大牌"或者"数人头":你搬出梁慧星，我抬出王泽鉴;支持你观点的只有两位学者，支持我观点的有五位学者······这都不是理性讨论的态度　　标题的功能有两种:一是表明论题，二是表明命题梁慧星教授曾提出，标题"必须是动宾结构的短语，不能是句子;只确定研究对象，不表达作者观点"　　"考"，多用于事实问题的考证;"批判"，则火药味较浓，宜慎用;"论纲"，多指问题很大，现在只能说个纲要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应当是:与你的研究主题相关的重要的学术文献

有关法学的论文10000字开头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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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法治的社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有关法学的论文10000字开头

题目定了么，什么时候要？

这篇是很好的法学毕业论文，你参考下，应该有所帮助一、引言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科技进步、信息共享、商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社会活动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更给予了个人信息丰富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使它成为对于国家、社会、组织乃至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活动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两个罪名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扩大了主体范围，加大了处罚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7年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做出了具体规定。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判决结果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一审判决逐年进行检索，2009-2019年间各年份相关判决数如图表 1所示。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发展可为四个阶段：2009～2012年，此类判决数为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案件在实践中鲜有发生；2012～2016年，判决数量开始缓速增长，总量尚较少；2016～2017 年判决数量激增 6%，呈现出高发态势；2016～2019年，犯罪数量增速放缓。 图表 1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对象，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范围、判断标准对立法和司法适用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解释》第1条对其概念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和如何认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等。由此观之，要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准确认定，我们应该对其行为对象的内涵、外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刑法》二百五十三条“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进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对司法实践中该罪的认定提供有益参考。 二、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合理保护限度的设定原则 信息网络时代，我们要在推动信息科技的发展应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基于以下三项原则设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合理限度。（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合理设置处罚的范围与程度，当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打击某种违法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当适用较轻的制裁方式足以打击某种犯罪、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规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则同样是刑法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时应遵循的首要原则。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当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首先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严格控制打击范围和力度。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范围过窄，会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不能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范围过宽，则会使刑法打击面过大，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刑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碍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实践中，较常见的是认定范围过宽的问题，如公民的姓名、性别等基础性个人信息，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个人身份，但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此类个人信息被公开，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也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济。（二）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价值的凸显，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通之间的价值冲突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给国家、社会、个人都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使得数据的自由流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平衡好其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是运用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则会导致信息流通的过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保护过度，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妨碍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会成员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也将成为一盘散沙，也将信息化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拒之门外。刑法要保护的应当仅仅是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和必要，并且信息主体主动要求保护的个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通过立法和司法，平衡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实现双赢。应努力构建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又可促进信息应有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原则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渡是合理的且必须，因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这种让渡的前提是所换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当的，并且不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不应有的侵害。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门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信息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大数据技术在社会安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于公民个人利益边界的触碰，由此产生公共管理需要与个人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相对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的公权力，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处于弱势地位，让个人信息的保护跟得上信息化的发展，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此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王利明教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两类。对于前者，可将其个人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民监督权或公共利益相关的个人信息，此类个人信息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的让步是必须的；另一类是与工作无关的纯个人隐私类信息，由于这部分个人信息与其政治性职务完全无关，所以应受与普通人一样的完全的保护。对于社会性公众人物，其部分个人信息是自己主动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获得相应的交换利益，对于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进行保护；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虽然被公开，但符合人们对其职业的合理期待，且不会有损信息主体的利益，对于此类信息，也不在刑法保护范围内；但对于这类信息主体的住址、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因实践中有很多狂热的粉丝通过人肉搜索获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对明星的个人隐私进行偷窥、偷拍，此类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安宁和基本权益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 三、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及相关范畴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公民”的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指具有我国国籍的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罪名和罪状中都使用了“公民”一词，对于其含义的一些争议问题，笔者持以下观点：（1）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从字面上和常理来看，中国刑法中的“公民”似乎应专门指代“中国的公民”。但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应当把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局限于中国公民。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条采用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个人信息”，对于刑法规范用语的理解和适用，我们不应人为地对其范围进行不必要的限缩，在没有明确指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情况下，不应将“公民”限定为中国公民。第二，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时代，将大量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排除在我国刑法之外，会放纵犯罪，造成对外国籍人、无国籍人刑法保护的缺失，这既不合理，也使得实践中同时涉及侵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信息的案件的处理难以操作。第三，刑法分则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并不限于仅对“中国公民”的保护，也同等地对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此类权利进行保护。因此，处于我国刑法第三章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保护对象，也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我国对中国公民、处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无国 籍人以及遭受中国领域内危害行为侵犯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一视同仁地提供刑法的保护，不主张有例外。”（2）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对于死者，由于其不再具有人格权，所以不能成为刑法上的主体。刑法领域上，正如对尸体的破坏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一样，对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侵犯，不应成立侵犯个人信息罪。对死者的个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誉权、财产权，可以由死者的近亲属主张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或继承财产来进行保护。对于法人，同样不能成为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权，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权，其只是法律拟制概念，不会受到精神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虽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但是已有商业秘密等商法领域的规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适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个人信息”的含义法学理论上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识别说、关联说和隐私说。识别说，是指将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关键属性。可识别性根据识别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即通过单个信息就能够直接确认某人身份的直接识别，和通过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通过信息对比分析来识别特定个人的间接识别。学界支持识别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指的是广义的识别性，既包括直接识别，又包括间接识别。关联说认为所有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财产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动态行为和个人观点及他人对信息主体的相关评价”。根据关联说的理论，信息只要与主体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隐私说认为，只有体现个人隐私的才属于法律保障的个人信息内容。隐私说主要由美国学者提倡，主张个人信息是不愿向他人公开，并对他人的知晓有排斥心理的信息。笔者认为，通过识别说对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最为可取。关联说导致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范围过分扩大，而隐私说则只将个人信息局限在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内，忽略了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同样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同时由于对隐私的定义受个人主观影响，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标准。相比之下，识别说更为可取，不仅能反应需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适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不断增多。且通过梳理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识别说的观点贯穿其中。名称 生效年份 对“个人信息”核心属性的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2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依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2013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4年 隐私性《网络安全法》 2016年 可识别性《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 可识别性、可反映活动情况图表 2《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无疑最具权威性。《网络安全法》采用了识别说的观点，将可识别性规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而后者采用了广义的“可识别性”的概念，既包括狭义可识别性 (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身份) ， 也包括体现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两者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为《网络安全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做了整体而基础性的保护，而《2017年解释》考虑到，作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动情况信息，随着定位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成为本罪保护的一个重点，因此在采用了狭义的身份识别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活动情况信息的强调性规定，但其本质仍是应涵括在身份识别信息之内的。所以，应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二）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体现了其区别于广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价值。明确刑法领域个人信息的特征，有助于在司法中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认定。可识别性这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可识别是指可以通过信息确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体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直接识别，是指通过单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证号、指纹、DNA等信息均可与特定自然人一一对应。间接识别，是指需要将某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进行对比分析才能确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兴趣爱好等信息均需要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才能识别出特定的信息主体。客观真实性客观真实性是指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是对信息主体的客观真实的反映，。一方面，主观上的个人信息对特定个人的识别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关于侮辱罪或诽谤罪的相关规定足以对此类主观信息进行规制。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实现科学、高效鉴别个人信息客观真实性，是司法机关应努力的方向。现有的随机抽样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够严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证明其所侵犯的个人信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则不构成本罪。价值性刑法的两大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从保护法益的机能出发，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为，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而判断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关键就在于该信息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公民个人信息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角度分析，个人隐私类信息的公开，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行踪轨迹类信息的公开，会对公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从个人信息的财产权属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时代，信息就是社会的主要财产形式，能够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信息价值仅在当行为人主张其个人价值时才被考虑”，只有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信息，才值得国家动用刑事司法资源对其进行保护。（三）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很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但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采用“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多采用“个人隐私”的概念，欧洲多采用“个人数据”的概念，而“个人信息”的表述则在亚洲较为常见。对于这三个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观点分歧。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隐私，以个人数据为载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三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前者包含后者，有学者主张后者包含前者，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相互交叉，个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隐私信息，个人隐私包括隐私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所以两者的交叉在于隐私信息。两者制建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个人信息中除隐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体进行公开的，如姓名、手机号、邮箱地址等，而个人隐私则具有高度的私密性，个人不愿将其公开；其次，判断标准不同，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是完全客观的，根据其是否具有识别性、真实性、价值性来进行判断即可，而个人隐私在判断上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不同主体对个人隐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后，个人信息既具有消极防御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动对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公开其部分个人信息，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个人隐私则侧重消极防御，主体的隐私信息和隐私活动不希望被公开，隐私空间不希望被侵犯。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笔者认为，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和个人数据（personal Data）的区别在于，个人数据是以电子信息系统为载体的对信息主体的客观、未经过处理的原始记录，如个人在医院体检后从自助机取出的血液化验报告单；后者是指，数据中可对接收者产生一定影响、指导其决策的内容，或是数据经过处理和分析后可得到的上述内容，如血液化验报告数据经系统或医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导作用的结果报告，换言之，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分析处理。 四、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概念和原则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在本部分，笔者对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进行总结归纳，并对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认定“可识别性是指个人信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确定的主体。”经过上文中的讨论，根据《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我们能够得出，“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解释第3条第2款印证了这一观点。对于能够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往往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来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往往是个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本罪的认定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面对实践中的具体案情，对于部分关联信息是否可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时，可从行为人主观目、信息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加以判断。以此案为例：某地一医药代表为了对医生给予用药回扣，非法获取了某医院某科室有关病床的病床号、病情和药品使用情况。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获取的信息不宜纳入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首先，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看，并没有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获取用药情况；其次，从以上信息对病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生活安宁的重要性上来看，行为人获取以上信息并不会对病人权益造成侵犯；最后，从这些信息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的程度来看，病床号、用药情况等信息并不能直接识别到个人，需要结合病人的身份证号等才能起到直接识别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二）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2017年解释》第五条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影响程度，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三类，并设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类别列举 “情节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特别敏感信息 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五百条以上敏感信息 住宿记录、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五百条以上五千条以上其他信息五千条以上 五万条以上图表 3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标准适用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行踪轨迹信息敏感程度极高，一旦信息主体的行踪轨迹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会对权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的威胁。《2017年解释》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入罪标准的规定是最低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50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于《2017年解释》中对行踪轨迹信息规定了极低的入罪标准，所以司法认定时应对其范围做严格把控，应将其范围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信息，如车辆轨迹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实践中，信息的交易价格也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属于“行踪轨迹信息”的参考，因为行踪轨迹信息的价格通常最为昂贵。对于行为人获取他人车票信息后判断出他人的行踪的情况，载于车票的信息不宜被认定为《2017年解释》所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因为该信息只能让行为人知道信息主体大概的活动轨迹，并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位。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财产信息是指房产、存款等能够反映公民个人财产状况的信息。对于财产信息的判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一是要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因为犯罪应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而是考虑到敏感个人信息的入罪门槛已经极低，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其范围。以此案为例：行为人为了推销车辆保险，从车辆管理机构非法获取了车主姓名、电话、车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多只会对行为人的生活安宁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应适用非敏感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三）不宜纳入本罪保护对象的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认定 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 “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理论界存在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以隐私性为必要特征，因为《2017年解释》第1条并为采用“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信息的公开与否并不影响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对于权利人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显然合法，且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当前也不宜认定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隐私性”作为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可见公民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隐私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侧重于对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的保护。权利人之所以自愿甚至主动公开其个人信息，说明这部分信息即便被获取、出售，也通常不会对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造成侵犯，因此不应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内；第二，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只有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对于已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后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为在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推定为存在权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权，也就是说不应认定行为人对获取的已经由权利人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为系“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第三，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高发的背景下，应将实践中较为多发的侵犯权利人未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合法，但如果后续的出售或提供行为违背了权利人意愿，侵犯到了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或是对权利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则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一般来说是合法的，但是获取信息之后的出售、提供行为如果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宁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体对其相关个人信息有强烈保护意愿，则应据其情节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五、结语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对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均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其概念界定、特征分析、与相关概念的区分以及司法认定对于打击相关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结论性的认识：第一，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原则。一是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保证打击范围既不过宽而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过窄而使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是应遵循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不妨碍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应遵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协调原则，允许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步，但杜绝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和过度限制。第二，公民个人信息之“公民”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个人信息之“个人信息”应采取“识别说”进行界定，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除了可识别性，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还应具有客观真实性、价值性等特征可作为辅助判断标准。还应注意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相关概念的区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第三，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可识别性”是其判断的难点，可以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信息对其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与其他信息的结合程度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财产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由于其入罪门槛低、处罚力度大，应严格把控其范围并结合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进行考量；对于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分情况讨论，对于信息主体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其获取、出售和提供，不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信息主体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信息的获取是合法的，但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可以依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论处。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贡献微小的力量。

按研究的学科，可将学术论文分为自然科学论文和社会科学论文。每类又可按各自的门类分下去。如社会科学论文，又可细分为文学、历史、哲学、教育、政治等学科论文。按研究的内容，可将学术论文分为理论研究论文和应用研究论文。理论研究，重在对各学科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研究；应用研究，侧重于如何将各学科的知识转化为专业技术和生产技术，直接服务于社会。按写作目的，可将学术论文分为交流性论文和考核性论文。交流性论文，目的只在于专业工作者进行学术探讨，发表各家之言，以显示各们学科发展的新态势；考核性论文，目的在于检验学术水平，成为有关专业人员升迁晋级的重要依据。

我国是法治的社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有关法学的论文10000字高中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小学生是祖国未来，加强法制教育是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基础性工作。《中小学法制教育指导纲要》明确提出“法制教育要有机渗透在学校教育的各门学科、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小学数学教学中渗透法制教育，对教师提出了更高要求，下面就小学数学教学渗透法制教育对教师的要求作一探讨。一、教师转变观念，教学中加强渗透法制教育的意识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大部分教师认为工作只是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数学学习能力，认为小学数学主要是教学生数字运算和简单应用题，与法制教育关联不大，认为在教学中渗透法制教育应是《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语文》等与法制联系紧密的学科的事情，不把法制教育内容放在其教学工作内容之中。在当前小学教育体系中，小学数学居于中心地位，对学生们来说是一门非常重要的课程。《中小学法制教育指导纲要》中明确提出“法制教育要有机渗透在学校教育的各门学科、各个环节、各个方面”。鉴于小学数学在小学教育体系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小学数学教学中渗透法制教育的意义重大。教师应转变教育观念，意识到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不只是《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语文》等与法制联系紧密的学科教师的工作，而是每个教育工作者必须认真对待的教学任务。小学数学教师应充分认识到对学生进行法律法规教育的重大意义，把法制教育纳入教学计划中，并且在教育教学中认真贯彻执行。事实上，在新课改培养目标下，小学数学教材设计了大量生动活泼的情景，许多教学情景都含有潜在的法制教育元素，教育性极强。小学数学教师要树立和强化在教学中渗透法制教育的观念和意识，将法制教育列入教学目标。在备课和教学实施过程中积极挖掘数学教材中的法制元素，开展数学教研活动时要将此列为研讨内容。以苏教版小学数学教材为例，如讲授《认识人民币》，通过给学生展示各种面值的人民币，配以图片说明，指出人民币的特征和防伪标记，帮助学生认识人民币，体会人民币在实际生活中的作用，并有机渗透《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相关内容，教学生爱护人民币，勤俭节约。在教学“轴对称图形”时，可结合课本中练习辨识交通标志哪些是轴对称图形，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内容，学生通过讨论，增强对交通标志的认识和理解，进一步提高交通安全意识，遵守道路交通规则。

法学论文写作的准备欲写出高质量的法学论文，应当作好多方面的准备，其中，主要是如下三个方面:(一)制定研究计划研究计划，是指研究的方法、步聚和时间安排等方面的筹划。制定研究计划，包括预先自我规定从哪个方面入手进行研究，先研究什么，后研究什么；从哪些方面着手收集资料；再怎样合理地安排时间，等。只有这样，研究起来就会重点明确，方法和步骤井然有序，防止研究时顾此失彼和做重复劳动等情况发生。(二)广泛收集材料广泛收集法学论文资料，是指广泛收集与法学学术论文题目有关的材料。充分占有丰富的材料是写出高质量论文的雄厚基础。这是因为:充分占有资料，能了解到与论文有关的问题学术理论界研究到何种程度；哪些问题没有研究过；哪些问题虽已有人研究过但不深刻；哪些问题虽有旧说但需要匡正，等。这样，就能明确自己研究的重点和主攻方向。充分占有了资料后，能拓宽研究问题的视野并提高认识问题的整体高度，为使自己站在前人已研究过的问题的更高层次，为写出更高水平的法学学术论文打下基础。法学论文资料的来源，从大的方面观之，有直接地从社会调查、访问、实验中获取，也有间接地从书籍、报刊、文件、法规、电影电视、广播和其他文献中得到。收集法学论文资料的途径主要有:从校内外图书馆、资料室已有的资料中去查找；通过做实地调查、社会实践或实习等渠道获得；通过自己的平时观察和做实验获取。收集法学论文资料的传统方法主要有:自制资料卡片，上面写明资料的题目及简单内容，资料的出处、页码、年、月等；自己抄录；全部或部分复印；剪下自己订阅的报刊上的有关材料，等。在当今信息时代，收集资料的方法可购买有关资料的光盘，可从电脑上查阅或者下载，等等。所收集的材料内容包括:典型事例或案例、有关引文、法律条款、领袖的语录、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历史资料、数字、至理名言或格言、对立观点的论点和论据等。收集法学论文资料应当注意:要全面地收集与自己的论文有关的材料；对资料进行整理、分类；再选择出写论文所必需的典型资料，以备待用。只有这样，才不会使自己被浩瀚的资料所困扰，甚至被它们搞得头脑发懵，良莠不辨，主次不明。(三)编制法学论文提纲编制法学论文提纲，是指在收集到了大量材料的基础上，根据论证论文主题的需要编写和制作该论文结构的框架和体系。实际上，它相当于由序码和词语所组成的一种逻辑图表。制作论文提纲十分必要。这是因为:它能促使自己从宏观上对全文进行谋篇布局。由于编制提纲需要对材料进行选择；接着按论证主题的需要，对必用材料的使用按先后顺序进行安排和调整；对不必要的材料忍痛割爱，等，因此，这就促使自己对全篇作合理的布局。它能使论文的框架视觉化。好的论文提纲能使论文的中心论点、下属论点及论据安排得先后井然有序，层次分明，因而能使自己一看就一目了然，清清楚楚。能帮助自己在写作时，按已定的论文框架沿着先后顺序行文和避免重复。由于写作法学学术论文需要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完成，有了一份详细的和纲目分明的论文提纲，能使自己按图索骥，流畅成文。如果没有论文提纲，虽有腹稿，写作起来，由于写作时间较长，在论文写到中间或后半部时可能忘记前半部分已写的内容而又重复写上；或因时间长将应该写上的内容因遗忘而漏写，这样，就必定出现重复或漏写的情况，影响论文的质量。编制法学论文提纲应当做好两方面的准备:确定基本论点，就是确定全文的表达中心。在此之后，再确定下位论点，即阐发基本论点的若干个小的论点。下位论点最好写出论点句子，使其固定下来。确定下位论点时，应根据论证基本论点(上位论点)的需要选用与上位论点逻辑关系最密切、说服力最强的论据。选定材料。选定材料，就是选定将要写入论文中的材料。此项工作应从收集到的大量材料中选出最能证明观点(上位论点、下位论点)的材料，并将它们作为立论的依据。这些材料，应当少而精。选择和整理材料应当分清主次。在选定材料的过程中，可采取如下几种办法:把选好的材料按问题分开；将证明每个问题的材料划分为一组；每一组的材料按使用的先后次序排列好。经过对材料作上述整理，又使其与论点连在一起，就便于下一步编制提纲。编制提纲。要编制一份好的一万字左右的法学学术论文提纲，应当注意三个问题:有合理的项目一般在法学论文题目之下，编制出两个或三个层次的小项目。例如，写明:第一，题目(中心论点)；第二，三至四个分论点(下位论点)；第三，一至四个论据。第二和第三项的写法，既可用标题写法，即用简要语言，以标题的形式把该部分内容概括出来；又可用句子的写法，即用一个比较能表达完整意思的句式把该部分的内容概括出来。两者各有所长，各人可视自己的需要择一。采用有效地编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