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人物论文3000字梁启超书法

近代史人物论文3000字梁启超书法

您好李鸿章历史定位李鸿章及其生活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他作为近代中国一位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在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所言所行更是斑驳陆离，因而人们评价起来众说纷纭就没有什么可怪的了。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在晚清政坛上纵横驰骋半个多世纪。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李鸿章虽然难以承载“英雄”桂冠，但为“时势所造”和影响“时势”进程则是不争的事实。 李鸿章活跃于政治舞台之日，正值晚清社会从传统向近代、从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过渡时代。适逢其会的李鸿章也就成了“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时代造就了李鸿章，而李鸿章也以自己的言行在绚丽多彩的时代画卷上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李鸿章人生旅途，跨越道、咸、同、光四朝，出将入相，“坐镇北洋，遥执朝政”，涉及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他身为清朝“柱石重臣”，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揉，内则“开拓”与“因循”毕具，外则抗争与妥协并存，因而有时是顺乎时代潮流，有时又是阻挡历史车轮。 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 李鸿章以儒生起家军旅，凭借编练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削平大难”而“早膺疆寄，晋赞纶扉”。太平天国运动是“四海变秋气”的封建衰世的农民群众企图用火和剑来变革现存的清朝统治秩序，把“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在现世、在中国建立起来。尽管他们所憧憬的“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实际上只能给自己套上一副带有光环的封建枷锁，但他们反对“鹰遍野，豺狼噬人”、内则残民以逞、外则丧权辱国的清朝统治，无疑是顺乎时代潮流的正义之举。李鸿章维护腐朽的清朝统治，镇压太平天国，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自然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罪无可赦。 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轨 李鸿章堪称洋务运动的首脑和旗帜。洋务运动是时代的产物，是对外国殖民侵略和世界现代化浪潮冲击所作出的积极回应，是近代中西文化撞击和交融的初步结果。与同时代的洋务官员相比，李鸿章不仅对中外形势和中国出路的认识要比同僚深刻，而且采用西法、举办洋务新政数量之多、成效之大，也无人能望其项背。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大清帝国“厝火积薪，可危实甚”，因而主张“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绝不应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思振作。为此，他提出必须向西方学习，举办洋务新政，以求“自强”、“自立”。他斥守旧而不避“人君”，为“自强”而力倡变法，主张以儒家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西方富强之术。他力主把“修明前圣制度”和学习“外人所长”结合起来。所谓“修明前圣制度”，就是“变法度必先易官制”，改善封建政治制度。所谓学习“外人所长”，就是引进属于西方“物质文明”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必须指出的是，他力图排除西方的“政治文明”即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只热衷于引进西方“物质文明”即近代军工技术，显然不能使中国摆脱传统的农业社会，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但毕竟使封建体制发生裂痕，催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从而使中国社会在传统向近代转轨的路途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加速中国向半殖民地沉沦 李鸿章曾长期跻身于晚清“外交第一冲要”，时人称“一生功过在和戎”。外交的成败，自然取决于综合国力的强弱和外交政策的当否。就综合国力即军事、经济和政治组织力而言，封建的中国远逊于列强，因而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列强的枪炮就扫地以尽。李鸿章有鉴于此，明确指出：中外实力相距悬殊，列强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中国无法取胜于疆场，因而对列强不可轻言战争，而应以“羁縻”之策谋求“中外相安”之局。所谓“羁縻”，就是用儒家的道德规范即孔子“忠信笃敬”四字方针进行“笼络”。在应对列强欺凌时，始则以理折之，进行与虎谋皮式的道德说教，并实施以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理论和西方的均势思想相结合为特征的“以夷制夷”之策；继而不惜在权益上作出某种限度的让步，以期“驯服其性”，实现“守疆土保和局”的目标。李鸿章所以主张“羁縻”之策，目的之一是想争取并利用和平环境“借法自强”，预修战备，以期“确有可以自立之机，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从李鸿章推行“和戎”外交的实际看，有得有失，而失远大于得。他指挥过“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而以失败告终的甲午战争。他亲手与外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其中除了《中日修好条规》、《中秘友好通商条约》等少数平等条约外，其他诸如《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均为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些丧权辱国条约标志着中国从独立国向半殖民地沉沦。对此，作为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集团的重要一员和晚清丧权辱国外交决策的参与制定者和主要执行人的李鸿章绝对难辞其咎。 腐朽王朝的忠臣 李鸿章是清王朝的忠臣。他出身于崇尚宋学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在他的心目中，忠君观念根深蒂固，他认为君臣之位不能僭越，疆吏不可“窥测朝廷之迹”。他与清廷互相依存，荣辱与共。他需要依靠清朝皇权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清廷也需要依靠他“安内攘外”，维护清王朝的稳定。他凭借清廷爬上权力顶峰，清廷则把他誉为华夏栋梁，声称“无鸿章，无清朝”。他的悲剧在于既看出清朝统治风雨飘摇，犹如“敝絮塞漏舟，朽木支广厦，稍一倾覆，遂不可支”；又在自己“实力足可除清廷自立有余”时，仍“勤勤恳恳服侍皇室，决不另有他途”。他镇压太平天国、倡导洋务新政、推行“和戎”外交，无一不是为了拯救面临沉没的“漏舟”和倾覆的“广厦”。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为“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宣称“裱糊匠”只会“修葺”而不能改造“破屋”，及至“破屋”“真相破露，不可收拾”，“裱糊匠”自然无计可施。他为“无力回天”而深长叹息，瞻望前景而茫然若失。 独特的性格特征 李鸿章具有独特的性格特征，而他的性格特征则是其文化素质、心理条件和社会烙印的综合反映。一曰“拼命作官”。李鸿章“拼命作官”意在争权竞势和扶危安倾。因而他“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他精通“宦术”，“好结内援”，“献媚宫闱”，“固宠求荣”；他勇于任事，“不避劳苦，不畏谤言”，“屈心抑志，忍尤攘诟，以济时艰”。二曰“不学无术”。李鸿章曾自诩“生平不解空言高论，只知以实心办实事”。不尚空谈固然是其所长，但缺乏以“真实学问”为根底的“以实心办实事”，绝不可能收到“旋乾转坤”的实效。他直到晚年对此才有所省悟：“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骄之气，任意胡为，其实没有根底。现在真实学问，已用功不进。”（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4）三曰“恃才傲物”。李鸿章入仕后，随着地位的飙升和权势的膨胀，心态畸变，飘然欲仙。他吹嘘支持大清“天下”者，“舍我其谁”。对同僚倨傲不恭，对部属动辄训斥，对洋人“尤轻侮之”。曾国藩看出李鸿章“近颇傲，非吉兆”，曾密札劝诫：“一居高位，则宜时时检点”，“不可误认简傲为风骨，风骨者，内足自立，外无所求之谓，非傲慢之谓也。”（黄：《花随人圣庵摭忆》）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李鸿章依然故我，“自信自大”，“喜嘲谑，忌者日众”。四曰“好以利禄驱众”。被时人誉为识时务之大员的李鸿章，虽然出身儒生，但却在“西学”和“变局”的影响下，产生了疏离儒学的倾向。他注重“治国平天下”，漠视“以修身为本”；注重事功，漠视为人；张扬功利主义，否定儒家义利观。他直露地说：“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周馥：《负暄闲语》，卷上）功利既是李鸿章搏击宦海的动力，又是他驱策部众的工具。他遴选部众，“着重于经世致用。凡有谋略而干练，必受到赏识擢拨，文章道德，尚在其次。”（王尔敏：《淮军志》）李鸿章以功利为纽带结成的庞大群体，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受到“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的责难也就是当然了。

梁启超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虽然逝世时只有五十多岁，但对今天的中国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在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我们还能看到周恩来抄写的梁启超的诗——“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可见梁启超在当时的影响力。　　梁启超生于1873年，卒于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别号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和作家，著述1400多万字，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之一。　　他学问渊博，贯通新旧中西。他的文章极其动人。严复称“任公妙才，下笔不能自休，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梁启超评说自己的文章“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胡适对梁启超崇敬之至，他曾讲：“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黄，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指辛亥革命)”。那个时代的年青一代知识分子，几乎无一不受梁启超思想和文字的洗礼。毛泽东每当在《新民丛报》上看到梁启超的文章，都要反复地阅读。郭沫若认为梁任公在当时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气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　　正是因为梁启超在当时拥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在他逝世后，天津、上海都举行了公祭，各界名流纷纷著文悼念。杨杏佛的挽联是“文开白话先河，自有勋劳垂学史;政似青苗一派，终怜凭藉误英雄。”胡适的挽联是“文字收功，神州革命;平生自许，中国新民。”　　虽然大儒梁漱溟因门户之见，学派对立，称：“梁启超学术上的成就量胜于质，其参与政治失败多于成功。”他的老师康有为也因政见不和，骂他是“梁贼”。然而这都无损于梁启超的历史地位。　　国难危重 主张变法　　清末，中华民族危难深重，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竞相瓜分中国。满清政府犹如一个病入膏肓的老者，已无一丝生气。就像鲁迅所讲：“新派摇头，旧派也叹气。”　　此时在广东出现了两种主张变革社会的力量：一是由孙中山领导，主张从下层社会着手;一是由康有为、梁启超领导，主张从上层社会着手。　　梁启超《三十自述》记述了自己成长的历史，特别讲到拜康有为为师对自己的影响。他说，自己自幼好读书，祖父让他读《史记》、《纲鉴易知录》。其父慈而严，督课之外，使之劳作，常训之曰：“汝自视乃如常儿乎?”他发愤读书，考取了秀才、举人。但他并不以此自满，得知康有为在广东省城长兴里之万木草堂讲学，便去听讲求教。而当时康有为还只是一名秀才。举人向秀才学习，这在当时成为一段佳话。梁启超这样记述自己当时的心情：“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

梁启超可谓才大如海，革命之元勋；堪称“群流模范，万古江河”；靠中国风气之先，论功不在孙黄后。 梁启超给我了留下的印象，一是善变，二是他看问题的透彻。善变，只因身处乱世，在一个变化莫测的社会。从成年，到去世；从戊戌变法，到国民党崛起。历史正经历着沧桑巨变，所以他也在不断地变。同时，他的“变”，恰恰是因为他的透彻，每一次重大的历史变化，他在热情而积极地参与其中的同时，他也能够深刻地体察到这种变化或不变背后所蕴藏的深刻含义，于是他也会随之转变他的态度。“识实务者为俊杰”，这句话在很多场合下都有一种反讽的意味，但是在梁启超这里，这句话却是实打实的称赞。如作者所说，变是表面，不变的是他的救国救民之心。并不是每一个都能够认识到自己所处时代的历史含义，甚至可以反过来说，几乎没有几个人能够看清自己的时代，但是梁启超无疑是做到了，甚至他不公体察到了他所处的时代，而且还目光深远地看到了今后几十年甚至一百多年的问题，这样的人不是俊杰又是什么呢？ 读了这本书后，梁启超对我而言，不在只是历史书上的一个需要背诵的历史人物，他的性格特点鲜明，饱满，让我敬佩。 他的性格特点从以下几个事件中，即可一目了然。 一、康梁交恶。康有为、梁启超两人基本与“戊戌变法”划上等号，我们也是因戊戌变法，将他们的名字一起倒背如流。然而后期两人交恶，尤其是张勋“复辟”以后，梁启超所说“且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渎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其中所谓大言不惭之书生就是指康有为。而康有为更是回骂梁启超违背伦常，食父食母，禽兽不如。解玺璋在书中认为，康梁二人交恶，既有主义之争，“康有为是以不变应万变，早年由于太超前，万年由于太落伍，所以医生都被国人视为怪物„„梁启超以善变而追求不变，变的是他要努力适应这个时代”，当然也有康有为自身的性格缺陷。康有为向来以“为圣人”自居，设孔教，自认教主，再加上《新学伪经考》这样的异类邪说，因此触犯了一大批传统文人的底线，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而在后期，康有为感到梁启超对于自身地位的威胁，因此也多般挤兑、打压，在这点上，梁启超平淡如水，从容应对一切，波澜不惊，也拥有水一般的包容，倒是与其老师的火爆性格形成鲜明对比。 二、与袁世凯的关系。众所周知，因袁世凯的出卖，直接导致了戊戌变法遭到血腥镇压，因此康梁流亡期间也多次发起倒袁行动，然而等到民国初建，这两位昔日的敌人似乎又联手企图“一文一武”治理中国。作者认为，梁启超不是没有看清楚袁世凯的野心，而是认为一来袁世凯确实是当时唯一能稳定局势之人，二来他相信进步党（其实更确切地说他相信自己）有能力监督袁世凯。事实证明，梁启超又一次栽倒在同一个坑里。不过，在整个梁启超归国以后至倒袁护国运动开始，梁启超在思想上放弃了对立宪、对民权的诉求，转而呼吁国权，呼吁专制，却是值得深思。 三、与徐志摩的师徒情谊。梁启超与徐志摩师徒最广为人知的事情莫过于梁启超在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仪式上略带责骂的证婚词：“你们的生命，从前很经过些波澜„„这些痛苦和误解„„也许有小半由你们自招吧„„我问你，你现在，算得着安定没有，我们从今日起，都要张开眼睛，看你„„堂堂的做个人哩！”其实，梁徐师徒真正的缘分还在对于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事业上，而泰戈尔等西人来华，也在梁徐二人对西方文化的引介工作之列。然而，梁启超始终对徐志摩的再婚心存芥蒂，这有点像极了他对文化的两面性。 在世人的眼中，他一身荣光，但在他的家中，他却是一个平凡的慈父，悉心教育儿女。他的九个子女都才华横溢，在各自的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其中三位都是两院院士，有“一门三院士”的美誉。梁思礼在谈及父亲 对他们的教育时说：“父亲的人格、博大坦诚的心胸趣味主义和乐观精神，对新事物的敏感性和严谨的治学态度都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梁启超的子女每一个都很有出息，这种出息并不是来自梁启超严格的教育，而是他的潜移默化。为什么我们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有道理，就是因为孩子会对长辈有一种天然的模仿。 梁启超在文化方面的建树和贡献自然不必多说。 他极力主张变革科举，说：“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为变科举为第一义。”他重视师范教育，曾有“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的感慨。倡女学，开女智，他认为：“男女平权，美国所盛；女学布接，日本以强。” 梁启超有一只勤奋而有魔力的笔，他笔耕不辍，留下了大量才华横溢的文字，鼓舞着无数中国的热血青年，投入到变革中国、改良国家的时代洪流中。我们熟读成诵的《少年中国说》中，梁启超更是鼓励我们少年肩负责任，发奋图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字句都是他对我们给予的厚望。 读完《梁启超传》，感慨那一时代的人才辈出，即使是在没落的时代，即使在混战的军阀时代，那一批人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祖国，他们即便留学海外，或逃亡海外，时刻不忘回国救国，不忘天下苍生，不忘自己的责任。梁启超应是当之无愧的思想巨人！ 然而我辈又应当怎样接过这一鲜红的旗帜？当然是树立尚实意识、趣味理想、人文品格这些基本精神特质。

梁启超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虽然逝世时只有五十多岁，但对今天的中国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在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我们还能看到周恩来抄写的梁启超的诗——“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可见梁启超在当时的影响力。梁启超生于1873年，卒于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别号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和作家，著述1400多万字，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之一。他学问渊博，贯通新旧中西。他的文章极其动人。严复称“任公妙才，下笔不能自休，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梁启超评说自己的文章“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胡适对梁启超崇敬之至，他曾讲：“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黄，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指辛亥革命）”。那个时代的年青一代知识分子，几乎无一不受梁启超思想和文字的洗礼。毛泽东每当在《新民丛报》上看到梁启超的文章，都要反复地阅读。郭沫若认为梁任公在当时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气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正是因为梁启超在当时拥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在他逝世后，天津、上海都举行了公祭，各界名流纷纷著文悼念。杨杏佛的挽联是“文开白话先河，自有勋劳垂学史；政似青苗一派，终怜凭藉误英雄。”胡适的挽联是“文字收功，神州革命；平生自许，中国新民。”虽然大儒梁漱溟因门户之见，学派对立，称：“梁启超学术上的成就量胜于质，其参与政治失败多于成功。”他的老师康有为也因政见不和，骂他是“梁贼”。然而这都无损于梁启超的历史地位。

近代史人物论文3000字梁启超

梁启超是思想家教育家，广东人，建筑学家。

梁启超可谓才大如海，革命之元勋；堪称“群流模范，万古江河”；靠中国风气之先，论功不在孙黄后。 梁启超给我了留下的印象，一是善变，二是他看问题的透彻。善变，只因身处乱世，在一个变化莫测的社会。从成年，到去世；从戊戌变法，到国民党崛起。历史正经历着沧桑巨变，所以他也在不断地变。同时，他的“变”，恰恰是因为他的透彻，每一次重大的历史变化，他在热情而积极地参与其中的同时，他也能够深刻地体察到这种变化或不变背后所蕴藏的深刻含义，于是他也会随之转变他的态度。“识实务者为俊杰”，这句话在很多场合下都有一种反讽的意味，但是在梁启超这里，这句话却是实打实的称赞。如作者所说，变是表面，不变的是他的救国救民之心。并不是每一个都能够认识到自己所处时代的历史含义，甚至可以反过来说，几乎没有几个人能够看清自己的时代，但是梁启超无疑是做到了，甚至他不公体察到了他所处的时代，而且还目光深远地看到了今后几十年甚至一百多年的问题，这样的人不是俊杰又是什么呢？ 读了这本书后，梁启超对我而言，不在只是历史书上的一个需要背诵的历史人物，他的性格特点鲜明，饱满，让我敬佩。 他的性格特点从以下几个事件中，即可一目了然。 一、康梁交恶。康有为、梁启超两人基本与“戊戌变法”划上等号，我们也是因戊戌变法，将他们的名字一起倒背如流。然而后期两人交恶，尤其是张勋“复辟”以后，梁启超所说“且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渎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其中所谓大言不惭之书生就是指康有为。而康有为更是回骂梁启超违背伦常，食父食母，禽兽不如。解玺璋在书中认为，康梁二人交恶，既有主义之争，“康有为是以不变应万变，早年由于太超前，万年由于太落伍，所以医生都被国人视为怪物„„梁启超以善变而追求不变，变的是他要努力适应这个时代”，当然也有康有为自身的性格缺陷。康有为向来以“为圣人”自居，设孔教，自认教主，再加上《新学伪经考》这样的异类邪说，因此触犯了一大批传统文人的底线，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而在后期，康有为感到梁启超对于自身地位的威胁，因此也多般挤兑、打压，在这点上，梁启超平淡如水，从容应对一切，波澜不惊，也拥有水一般的包容，倒是与其老师的火爆性格形成鲜明对比。 二、与袁世凯的关系。众所周知，因袁世凯的出卖，直接导致了戊戌变法遭到血腥镇压，因此康梁流亡期间也多次发起倒袁行动，然而等到民国初建，这两位昔日的敌人似乎又联手企图“一文一武”治理中国。作者认为，梁启超不是没有看清楚袁世凯的野心，而是认为一来袁世凯确实是当时唯一能稳定局势之人，二来他相信进步党（其实更确切地说他相信自己）有能力监督袁世凯。事实证明，梁启超又一次栽倒在同一个坑里。不过，在整个梁启超归国以后至倒袁护国运动开始，梁启超在思想上放弃了对立宪、对民权的诉求，转而呼吁国权，呼吁专制，却是值得深思。 三、与徐志摩的师徒情谊。梁启超与徐志摩师徒最广为人知的事情莫过于梁启超在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仪式上略带责骂的证婚词：“你们的生命，从前很经过些波澜„„这些痛苦和误解„„也许有小半由你们自招吧„„我问你，你现在，算得着安定没有，我们从今日起，都要张开眼睛，看你„„堂堂的做个人哩！”其实，梁徐师徒真正的缘分还在对于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事业上，而泰戈尔等西人来华，也在梁徐二人对西方文化的引介工作之列。然而，梁启超始终对徐志摩的再婚心存芥蒂，这有点像极了他对文化的两面性。 在世人的眼中，他一身荣光，但在他的家中，他却是一个平凡的慈父，悉心教育儿女。他的九个子女都才华横溢，在各自的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其中三位都是两院院士，有“一门三院士”的美誉。梁思礼在谈及父亲 对他们的教育时说：“父亲的人格、博大坦诚的心胸趣味主义和乐观精神，对新事物的敏感性和严谨的治学态度都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梁启超的子女每一个都很有出息，这种出息并不是来自梁启超严格的教育，而是他的潜移默化。为什么我们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有道理，就是因为孩子会对长辈有一种天然的模仿。 梁启超在文化方面的建树和贡献自然不必多说。 他极力主张变革科举，说：“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为变科举为第一义。”他重视师范教育，曾有“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的感慨。倡女学，开女智，他认为：“男女平权，美国所盛；女学布接，日本以强。” 梁启超有一只勤奋而有魔力的笔，他笔耕不辍，留下了大量才华横溢的文字，鼓舞着无数中国的热血青年，投入到变革中国、改良国家的时代洪流中。我们熟读成诵的《少年中国说》中，梁启超更是鼓励我们少年肩负责任，发奋图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字句都是他对我们给予的厚望。 读完《梁启超传》，感慨那一时代的人才辈出，即使是在没落的时代，即使在混战的军阀时代，那一批人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祖国，他们即便留学海外，或逃亡海外，时刻不忘回国救国，不忘天下苍生，不忘自己的责任。梁启超应是当之无愧的思想巨人！ 然而我辈又应当怎样接过这一鲜红的旗帜？当然是树立尚实意识、趣味理想、人文品格这些基本精神特质。

梁启超《新民说》这本书是上个世纪初问世的，那还是「大清帝国」统治的时代。一百多年前是中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的开始，它要向现代社会转型，但除了制度的改变、科学技术的发展之外，还需要道德、人格乃至心灵的转型。换句话说，随着帝制的结束，新的社会需要新的公民而不是臣民。关于作者，我就不多做介绍了。我倒是建议大家有空去看看香山脚下梁启超和他家人的墓地。梁启超虽然只活了五十多岁，但他写下的文字却有上千万之多。而我还以为，在现代的名人、伟人中，梁启超的儿女是比较多的，而且是最有出息的。梁启超的《新民说》自 1902 年起在他创办的《新民从报》连载，断断续续写到 1906 年 1 月最后一节。梁启超的著作数量很多。《新民说》只是一个小册子，但我觉得在他的著作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最有独创性的。那时变法失败，他流亡海外，可以从容地思考一些可能不是最紧迫、但比较根本的与国家命运相关联的问题。写这本书时他正处在一个思想转折期，在这个书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很有趣的现象：前后观点会有些不一致。比如《论进步》那一节写得比较早，倡导破坏主义，他说，不破坏也得破坏，晚不如早，不破不立；到后期他开始谨慎了，在《论私德》一节中反复说道，不是所有人都能谈破坏的，谈破坏的人必须要人格高尚。大概得有韦伯那样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优越的政治能力才能行破坏。这是因为：他的这本书不是一两个月完成的，而是几年间完成的，那时中国处在巨变中，梁启超自己也有个特点，就是与时俱进，他有个名言：「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不断地寻求真理和新知。所以《新民说》是一个变化之书。但变化之中又有不变。他的基本道德理念在这本书基本形成了，以后没有大的变化，如果说有变化的话，他后期的思想有回归传统的趋向。

他应该是在那个时代取得最大成就的人，而且相对来说都是往正确的方向走。早年潜心学问。幼年时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他聪颖过人，“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1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被誉为“岭南奇才”。18岁拜读于康有为门下，接受当时最进步思想——君主立宪。叱咤政坛。卓如之笔，可敌十方报纸。尤其是在立宪派和革命党人在广州论战的时候。到后来的民国，他创办报纸学刊，敢于执笔抨击权威，到各地讲演，世人俱道卓如为一大杰，袁世凯，孙中山都争着要他。脱离迂腐，敢于叛逆。从四书五经到君主立宪，从君主立宪到共和革命。在明白老师康有为走的路线已经过时的时候，毅然背着恶名（当时背弃师门可以要召天下骂名的），走革命路线。晚年回归教育。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并担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其留学美日，学贯中西，在诸多领域都有非凡的思想及学术贡献。举个例子，对于中国早期证券市场。梁启超说：“华人不善效颦，徒慕公司之名，不考公司之实。”；“托拉斯者，原语为trust，译言‘信’也，多数之有限公司互相联合，而以其全全委托少数之人，为众用信用者。故得是名。”股份有限公司必须在强而有力的法治国家才能生存。而中国，不知法治为何物。股份有限公司，必须有责任心强的国民才能够成功。这点就算现代中国也少有人能够明白。其学生遍布天下，如蔡锷，徐志摩，蒋百里等。其子女思成、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等具为那个时代的杰出人才。鄙人觉得，梁任公乃晚晴民国为数不多没有污点的人，最大的成就乃开启民智，令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望采纳，谢谢！

近代史人物论文2000字梁启超

读《李鸿章传》有感 李鸿章是历史上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物。在高中历史课本上有洋务运动，甲午中日战争等涉及到李鸿章的篇幅长时期以来，对李鸿章，国人并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有必要对李鸿章进行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这也可以作为一个开放性作业给学生布置下去。那么，就有必要给学生提供一个查找资料的书目，其中，有一本是很好的参考书，就是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我们向学生推荐这本书，自己应首先阅读这本好书。下面是我去年读了这本书后的读后感，你若读了，就想读这本书，我的推荐目的就达到了。 读梁任公《李鸿章传》，不能自抑，故以成文。中国鸦片战争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是与李鸿章的个人际遇联系在一起的，他创建的淮军，成为太平军的劲敌“淮军之初之上海，西人见其衣帽之粗陋，窃笑耻之，鸿章徐与左右曰：军之良益，岂在制服耶？须彼见吾大将旗鼓，自有定论耳。"至是欧美人见淮军将校之勇敢，纪律之整严，莫不改容起敬，而常胜军之在部下者，亦始帖然服李之节制矣。" 引自梁启超的《李鸿章传》。他创建的北洋舰队，一度成为亚洲最大的铁甲舰队，伊藤博文上船参观，目瞪口呆，惊的说不出话来。伊藤博文，日本首相，说起老同学严复，赞其才华过于他，而命运迥异，在伊藤博文任首相时，严复仅是一名海军学校教员。中国无人乎？非也，用人却中外大异，体制也。如李鸿章提拔自己的老部下丁汝昌，任北洋舰队提督，而丁并不懂海军。中日海战中国败，用人失误是一个。李鸿章负有一定的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 李鸿章，也确实是近代中国开明人士，力主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科技，自己还化装成普通人去外国船上考查。外交上，也是据理力争，不失大国风范，只是由于中国整个官僚统治集团，整个社会衰朽不堪，战必败，败必和，和必用李鸿章。无奈也，奈何也，谁愿意去谈判？弱国无外交，谁人不知？国难当头，义无反顾，李鸿章也。他曾去过德国，见了德国首相俾斯麦，谈论干一番事业，如何才能成功。俾斯麦直言：皇上一人信任足矣。李又言："皇上为别人牵制，无权。"俾斯麦说："这就难了。” 确实如此，铁血宰相之言是从自身的经历和作为出发，至论也李鸿章想干一番事业，牵制之人反对之人，多的不可胜数。 中国的改革，自古以来，难度大得很，失败也经常。王安石变法不是这样吗？ 李鸿章毕竟是非常人，有非常的见识。果敢行动，创建近代工业，创办近代海军，派遣留学生出国，开中国近代化之先河。 记得他出席康有为和荣禄刚毅的辩论会，康有为慷慨陈词，认为变法为当务之急。刚毅说：祖宗之法不可变，宁可王国，不可变法。李鸿章当时未发一言，但回到家里，说： "这人想干我一辈子也干不了的事。" 当戊戌政变，慈禧太后下令搜捕维新党人。李鸿章慨然曰： “吾绝不做刀斧手。” 其同情维新若此，我由此知梁启超为什么会在李鸿章死后，拿起太史公春秋之笔，写下《李鸿章传》。梁启超在书中表达了对李鸿章是 "悲鸿章之遇，敬鸿章之才，惜鸿章之识。" 梁启超热爱自己的国家，民族，因此，只要给中国带来新鲜活力的人物，他就要用史家之良知，良识为其正名。在文章的第一段开头说：“天下唯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乎？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语曰：盖棺论定。梁启超在文章中还写道：李鸿章必定是十九世纪世界一大伟人。长期以来，我也认为李鸿章是一个卖国贼，应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事实上，《辛丑条约》的谈判乃至大吐血而死，也可以说他为主上为国家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听到李鸿章去世，非常悲痛。认为国家失去了一位能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不可或缺的人。外国人只知有李鸿章，而不知有清政府，可见李在当时外国人心目中的影响了，若清政府振作一点，向上一点，洋务运动或维新变法成功了，那李虽死，仍含笑九泉。 这篇人物传记，文笔优美不用我说，只要学习过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就会知道。 历史学家梁启超的这篇人物传记让你会对李鸿章和书中涉及的人物有一个更清醒公正的认识，这虽是一家之言，但开人茅塞。 因此爱读书的我向大家极力推荐。不知大家笑纳否？

关键词：李鸿章，洋务运动，爱国摘要：李鸿章作为一个影响了晚清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汉族官僚。可以说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悲剧人物。一生奔波劳累，是洋务运动中做事最多的的人。最后却落得被时人、后人唾骂的卖国贼。今天，我们应该抛弃过去的偏见，全面客观的看待这样一个历史人物。 “丈夫只手把吴钩，义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位历史学家曾经说过，晚清只要搞懂三个人，就可以把晚清历史的枢纽、着眼点找到。这三个人是：慈禧，李鸿章，赫德。慈禧代表清王朝满族贵族的最高统治者，太平天国后，清朝权力中心下移，地方汉族大员崛起。湘系，淮系，北洋。当中时间最长，做事最多的就是李鸿章。赫德代表洋人和西方势力。这足见李鸿章的分量。 关于如何评价李鸿章，我想先从李鸿章对自己的评价入手，甲午战争使他一生事业名声扫地，他也承认自己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没想到甲午一战，把我这个纸糊的灯笼给捅破了。现在我们一步一步来看。 首先，李鸿章并非出生于大地主大官僚家庭，他的祖先一直到他的祖父才有了两倾地。李鸿章24岁就中了进士。过去有种说法，叫五十少进士，二十老明经。就是说五十岁能中进士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像小说范进中举的人层出不穷。可以说李鸿章是很刻苦，而且理学修养很高。 在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横扫中国江南地区，清朝的“八旗”，“绿营”不堪一击。是靠汉族大员的团练才将其平定。其中就包括李鸿章的淮军。过去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被称为是他的一项“罪证”。我认为这是因为受过去得意识形态影响，凡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就是反动势力，尤其在文化的革命时期。凡是不“革命” 的就是反动的顽固派，而在那个时期“革命”其实是被理解成“造反”，只有造反才是对的，所谓“造反有理”。历史作者梅毅（赫连勃勃大王）在他的新书《极乐诱惑———太平天国的兴亡》中评价太平天国是世间的“祸胎”，没有任何先进的东西可言。虽然很多起义者追随太平天国，认为可以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的理想国。可惜“人们对天堂的渴望，往往导致其最终堕入地狱的深渊”。 经过了太平天国，捻军两次大规模的内战后，李鸿章凭借军事力量起来了。这时正值英法连军火烧圆明园。让李鸿章看到西方的船坚炮利，势不可挡。他立刻对淮军进行现代化改革，用现代兵器武装，此后30年，淮军基本充当了国防军主力。又组建了北洋海军，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颗明珠。这两支队伍在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和国防近代化的过程中，是应该肯定的。 趋新实物，是李鸿章的特点，他认识到中国应该建立自己的民族工业，不能只向外国人买兵器，所以他积极投身洋务，作为晚清五大洋务集团，拉开了近40年“洋务运动”“同光中兴”的序幕（而且他也是谢幕者）。一方面，他办实业，铁路、海防都是他最早创办的，另外他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电报也，据说创造了47个第一，非常不容易。另一方面，他同时看到光有造机器的的机器不行，还要有造机器的人和懂原理的人。于是他派遣留学生。近代留美幼童，福州船政学堂，陆军军官，都是李鸿章派的，不过留学周期太长，而洋务急需人才，于是聘请洋人，聘请土籍科学家如徐寿、华恒芳等。另外设立翻译官，翻译了很多科学、军事方面的书籍然后办学堂，做了很多事情。在办军事工业后发现国不富就无法养兵。于是又办民用工业，办轮船招商局和洋人争利，开煤矿。办民用工业钱不够用，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官方出一股，民间资本出一股，总的是国家控股，官督商办。这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体制。 事实上，李鸿章搞洋务是阻力重重的，很多人认为他大逆不道。比如造轮船，要大机器生产。当时很多顽固派就反对，而且势力很大，认为立国之道在人心，在孔孟之道，不在于机器，那是奇技淫巧。以洋人为师就是乱我中华，就是用夷变夏。至于修铁路，19世纪70年代初就提出来了，最后1889年慈禧下懿旨批准，在那么紧急的情况下耽误了20年。在期间李鸿章修了一条70公里的铁路用来运煤，当时遭到反对。结果不敢跑蒸汽机车，而是用骡子在铁轨上拉着跑。至于洋务运动需要的技术人才，在当时根本没有人愿意学，认为只有孔孟之道才是正道。比如严复就是想走功名之路，但后来父亲死了，家里很穷，他才进福州船政学堂。在洋务派和顽固派历次的争论中，顽固派总是把技术性的问题上升到道德层面，上升到违反孔孟之道。中国人有种泛道德化的倾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纵观整个洋务运动，李鸿章克服了重重困难，中国才取得来之不易的一点点近代化的进步。由此观之，李鸿章是个爱国士大夫。 李鸿章被指责最多的就是甲午战败，签署中日《马关条约》。李鸿章早就认识到了日本的威胁。1874年李鸿章就说“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之外，日本则近在户闼，视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他创立北洋水师时就指出“今日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御日本起见。”甲午战争中李鸿章下令不许出战有诸多原因。首先是慈禧60大寿，不能被一场战争搅和。其次，他深知中国30年的军事变革，不过是一座纸片糊的破房子，实际上不足以战胜日本。其实李鸿章了解自己部队的腐败，之道不能打，只能养成猛虎在山之势威慑日本。电视剧《走向共和》里李鸿章对荣禄说过一段话，虽然未必是历史事实，但很精辟。他说自己不过是大清的裱糊匠，把一栋破屋子涂的很光鲜，有些小风小雨弄破了几个洞再糊上就好了。但一旦遇上暴风雨，就免不了倒掉的结局。这个暴风雨就是日本。在百弊丛生的中国，他根本不能以一人之力补天，被日本战胜是必然的。我们过去总提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可是不能说盛世的、革命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而屈辱的历史就是几个“窃国大盗”“卖国贼”创造的吧！李鸿章做了一个衰落国家的替罪羊。至于后来的《辛丑条约》的签订，李鸿章没有什么责任，战争的挑起和整个过程李鸿章都没有参与。他还和张之洞，刘坤一搞了个“东南互保”，保存了一点实力和中国经济的命脉，一方面没有彻底激怒洋人，另一方面使谈判有了一点最起码的本钱。 纵观李鸿章的一生都在为国家奔波劳碌，为中国最早的现代化奠定基础，尽自己说能强国，说他“卖国”其实是毫无道理的。 当然，李鸿章在强国的同时，也有许多错误和不足的地方。比如他搞军事工业现代化，却没有对军事体制尤其是陆军进行多大的革新，没有形成军官团及其精神。还有就是他任人唯亲，尤其是对同乡的照顾。淮军1300多名军官中700多人是安徽人。再就是只重视对器物的变革，没有进行政府体制的变革，没有行政效率的提升。即使在淮系内部也没有现代管理体制的样子，还是古代幕府的延伸。 李鸿章作为一个新旧交替的任务，一方面以前所未有的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一方面也没有脱离出传统的官僚作风，但是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在那样一个时代，能够做到他这点，我认为已经非常难得了。 通过对李鸿章的认识，我觉得今天的中国也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比如洋务运动时期搞的官督商办，一百年后我们的改革也在用。我们今天的国有企业改革也是国家控股。这在改革刚开始的时候可以刺激民间资本的投入，可是不能根本的解决问题，因为实际掌权的的仍然是官员，商人没有发言权，导致企业仍然死气沉沉，官商很难融合。洋务运动的官督商办企业因此倒了，我们现在的改革如果不能再向前迈一步，实现私有制，那将是很危险的。再有就是只重器物层面的改革，而没有对政治体制的改革，最终导致洋务运动的失败，今天我们的改革至少也要消除那些政治方面一切限制经济自由健康发展的东西。另外李鸿章的改革没有系统的理论和指导思想，这使他在与顽固派的争论中总是处于劣势，最后这能自己低头做事，所以不论做什么都应该有系统的思想作支撑。还有李鸿章的变革是进入体制内的最高层进行的，这样代价很小，如果是靠革命变革，那对人民和国家都会造成巨大破坏。再有李鸿章的军事现代化变革也没有组织军队的腐败，直接造成了甲午战争的失败，也是我们今天要注意的。最后，李鸿章对外国有一种恐惧的心里，很“畏外”。我们今天在同外国打交道时应该挺起脊梁，据理力争。对于个人来说，李鸿章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是先攻学历资本，获得后立刻转向实力和道德资本，环环相扣，缺一不可，也不能颠倒顺序，这也是对于个人来说是要学习的。

<<粟裕传>>读后感 作者哈林共军对战术的研究与贡献，其实很多来源于日本人。”三三制”其实就出现在平型关中，日本人拚刺刀时就是三人一组，抑制了八路军的人多优势。最后一一五师伤亡人数，几与日本人相同，但日本人全死光了。不能不说，共产党的军队能够在战术上得到提高，以至比国民党高出一筹，是在敌后长期与日寇作战的结果。而日寇不畏死的武士道精神，也是共军以不畏死作为建军思想的来源。共军战术从抗战结束，就得到升华。这从林彪与粟裕身上体现出来。而延安总部多少还是保留着以前的游击思想。这在采守势的中原战局中表现更加明显。大踏步后退，大踏步跳转敌后，就是毛泽东一贯的战略。挺进大别山就很好地体现了这种思想。和毛泽东基本是同时代的刘伯承，很容易就理解了毛泽东的意图，而年轻一辈的粟裕，则表现出更多的锐气。粟裕打仗，绝不大踏步后退。就算要后退，也要把当面敌人打残再走，以免以后被动。而对大踏步跳转敌后，有过抗日先遣队失败经验的粟裕更是深知其弊。因此，他坚持依托根据地，消灭敌有生力量，未到绝境，绝不跳转出去。林彪在东北，就是明显的大踏步后退。因为他有兵，但还来不及整合。为了求得整合时间，就必须大踏步后退。在战略问题上，毛泽东比蒋介石高明。这表现在哪里呢？共产党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唯一目标。毛泽东一直在计算着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100万对400万，算到200万对300万，然后，就认为应该转入战略进攻。而蒋介石的战略并不是打仗。他仍把共军当土匪，进行围剿，而不是以消灭敌有生力量作为最终目标。“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战争目标”，这在苏德战场，就得到体现。苏联拼死消耗德军，最后依靠远东抽来的兵力，占据了战略优势。而在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同时，通过土改，不断补充自己的军队。一销一长，就实现了战略转变。人数占优，并不表示战争占优。毛泽东的所谓战略进攻，其实是扯谈。他确实明白，有了人数，他才有一拼之力。但是在战略相持时，怎样才能达成战略进攻的态势，却不是草莽毛泽东能够解决的。千里挺进大别山，就是用游击战术指导正规战争的结果。在中原，战略进攻最终还是由粟裕实现了。粟裕从实战中明白，他一个军团的兵力，只能消灭有限的敌人。我们的人数比例已经今非昔比，就需要整合更大的方面军团，才能与更强大的敌人周旋，才能消灭更多的敌人。这样，才能利用人数比例的有利变迁，达成战略进攻的态势。一句话，还是要继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这才是正规的战争原则。刘伯承就提不出来。因为以他当时的实战能力，不能承担这一重任。那一辈的人，弱习惯了，总想着避实击虚，并没有战略决战的胆略。毛泽东的伟大，只在于他认识到粟裕是对的，并把整个战略决战完全交给了粟裕。但这不是军事上的贡献。军事上的贡献来自粟裕。粟裕不当三野司令，是因为那样做不利，对战争不利。一直到抗战结束，甚至在中原大战开始时，粟裕还不是一个方面军的主将。粟裕在南方三年游击战，手下兵将太少，基本上是被放弃的棋子。抗战时是新四军下一个支队司令，上面有叶挺、陈毅、张鼎丞一大串大人物在他之上，就是因此，组建华中野战军，他要让司令，而且他所有的部下，都只能任副职。后来组建华东野战军，他还得让司令。一直到淮海战役后，他才赢得了无可争议的地位。从二让司令，就可以看出，粟裕是个标准的军人。他知道自己擅长的只是打仗。毛泽东对东北的指导又如何呢？毫无疑问，锦州一战，尽显其雄才大略。打锦州，包饺子，林彪会不明白其战略意义吗？林彪的谨慎，是有道理的。以东野的实力，东北基本上大局已定。问题只在于愿不愿意放走一部分敌人而已。以东北的工业基础，再加东野的实力，只要得到东北，全国解放只是迟早的事。在这种情况下，需不需要把整个东北的命运，押在塔山这一弹丸之地上呢？毛泽东坚持这样打，你可以说雄才大略，也可以说冒险。而且这个险冒得也太大了。只差一线，就是东北全盘逆转的恶果。塔山是一个辉煌的战例。就是因为太辉煌了，我才认为那不是一个可复制的战例。大功还是要记在林彪和四野的头上。林彪如果有野心，大可以让锦州之敌逃回去，这样，淮海战役要改写，整个共产党，就四野老大了。所以说，林彪是一个标准的军人。“野心家”的称号，无论如何不能加到林彪头上。毛泽东的贡献，在抗日战争，坚持在敌后扩张。无视日寇就在面前，坚决以保存实力，发展地盘为主。这种战略需要毛泽东这样的政治人物，才能承担。当然，红军在井冈山发展壮大，毛泽东也起了主导作用。我一向持这种观点，即战略不过是政治家对战争的影响，是全国全军对战争问题的共识。不要把战略搞得神乎其神。战略其实是最简单的东西。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那是因为他有几个伟大的战略区域指挥官。毛泽东在这个时候仍然带有草莽英雄的色彩，只是在林彪、粟裕等不断以实战中锻炼出来的真知灼见，予以修正

中国近代史论文梁启超

他应该是在那个时代取得最大成就的人，而且相对来说都是往正确的方向走。早年潜心学问。幼年时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他聪颖过人，“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1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被誉为“岭南奇才”。18岁拜读于康有为门下，接受当时最进步思想——君主立宪。叱咤政坛。卓如之笔，可敌十方报纸。尤其是在立宪派和革命党人在广州论战的时候。到后来的民国，他创办报纸学刊，敢于执笔抨击权威，到各地讲演，世人俱道卓如为一大杰，袁世凯，孙中山都争着要他。脱离迂腐，敢于叛逆。从四书五经到君主立宪，从君主立宪到共和革命。在明白老师康有为走的路线已经过时的时候，毅然背着恶名（当时背弃师门可以要召天下骂名的），走革命路线。晚年回归教育。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并担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其留学美日，学贯中西，在诸多领域都有非凡的思想及学术贡献。举个例子，对于中国早期证券市场。梁启超说：“华人不善效颦，徒慕公司之名，不考公司之实。”；“托拉斯者，原语为trust，译言‘信’也，多数之有限公司互相联合，而以其全全委托少数之人，为众用信用者。故得是名。”股份有限公司必须在强而有力的法治国家才能生存。而中国，不知法治为何物。股份有限公司，必须有责任心强的国民才能够成功。这点就算现代中国也少有人能够明白。其学生遍布天下，如蔡锷，徐志摩，蒋百里等。其子女思成、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等具为那个时代的杰出人才。鄙人觉得，梁任公乃晚晴民国为数不多没有污点的人，最大的成就乃开启民智，令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望采纳，谢谢！

我认为他的心愿实现了。因为今天的中国充满了生机勃勃，我们伟大的祖国在科研、教育、国防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不再是100年前那个任由他国宰割的弱国，国民的国家认同感得到充足的加强，虽如此，但仍需要我们新一代青年继续努力，牢记少年强则中国强。

梁启超《新民说》这本书是上个世纪初问世的，那还是「大清帝国」统治的时代。一百多年前是中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的开始，它要向现代社会转型，但除了制度的改变、科学技术的发展之外，还需要道德、人格乃至心灵的转型。换句话说，随着帝制的结束，新的社会需要新的公民而不是臣民。关于作者，我就不多做介绍了。我倒是建议大家有空去看看香山脚下梁启超和他家人的墓地。梁启超虽然只活了五十多岁，但他写下的文字却有上千万之多。而我还以为，在现代的名人、伟人中，梁启超的儿女是比较多的，而且是最有出息的。梁启超的《新民说》自 1902 年起在他创办的《新民从报》连载，断断续续写到 1906 年 1 月最后一节。梁启超的著作数量很多。《新民说》只是一个小册子，但我觉得在他的著作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最有独创性的。那时变法失败，他流亡海外，可以从容地思考一些可能不是最紧迫、但比较根本的与国家命运相关联的问题。写这本书时他正处在一个思想转折期，在这个书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很有趣的现象：前后观点会有些不一致。比如《论进步》那一节写得比较早，倡导破坏主义，他说，不破坏也得破坏，晚不如早，不破不立；到后期他开始谨慎了，在《论私德》一节中反复说道，不是所有人都能谈破坏的，谈破坏的人必须要人格高尚。大概得有韦伯那样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优越的政治能力才能行破坏。这是因为：他的这本书不是一两个月完成的，而是几年间完成的，那时中国处在巨变中，梁启超自己也有个特点，就是与时俱进，他有个名言：「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不断地寻求真理和新知。所以《新民说》是一个变化之书。但变化之中又有不变。他的基本道德理念在这本书基本形成了，以后没有大的变化，如果说有变化的话，他后期的思想有回归传统的趋向。

梁启超生活在清末民初。面对封建统治的黑暗、腐败和国家的落后、虚弱，他追随康有为，积极投入一系列变法维新运动，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学问家。“百日维新”失败后，他流亡日本，创办《清议报》，大力介绍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少年中国说》就是当时发表在《清议报》上的一篇著名文章。此文影响颇大，被公认为梁启超著作中思想意义最积极，情感色彩最激越的篇章，作者本人也把它视为自己“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的代表作。

梁启超历史论文

《论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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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论 秦始皇，那是一个传奇的人物。秦始皇即嬴政，出生于赵国，秦庄襄王之子，他从13岁的时候就继承了王位，但是政权却一直在吕不韦手中，但是在他的不懈努力下，终于自己掌握了大权，之后便开始了统一六国的宏图霸业。 对于秦始皇，人们对他的看法、态度是不一样的。有人说，他暴虐无道，残忍至极，是个暴君，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修建豪华的阿房宫和骊山墓，先后进行五次大规模的巡游，在名山胜地刻石纪功，炫耀声威。为求长生不老之药，又派徐福率童男女数千人至东海求神仙等等，耗费了巨大的财力和人力，加深了人民的苦难。 他焚书坑儒，只因自己的心情不愉快，便将460名儒士及众多大量的十分珍贵的历史书籍烧毁，给后人留下了难以弥补的过错。 但对于秦始皇，人们说的更多的是他的丰功伟业，他是第一个将国家统一的人，在春秋战国时，各国诸侯都被称为“君”或“王”，战国后期，秦国与齐国曾一度称“帝”，不过这一称号在当时并不同行，秦始皇认为以前的“三皇五帝”都不及他，于是便创造出一个新的头衔给自己——“皇帝”从那以后，“皇帝”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称谓。秦始皇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自称“始皇帝”。他也为了替子孙万代奠定基业，它设置了中央机构与地方机构，在中央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采纳李斯的建议，废除分封制，改行郡县制。地方行政机构分郡、县两级。 他北击匈奴，秦始皇兼并六国后，为解除匈奴对秦的威胁，命蒙恬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最后赢得了胜利。他开发了北疆，秦始皇让迁去的民众与刑徒，一面屯垦，一面戍边，开发了边疆，他修筑了长城，保护了北部边境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也为了减少人民的负担。他统一了货币，铜钱造型为圆形方孔，俗称“秦半两”。原来六国通行的珠玉、龟贝、银锡等不得再充当货币。他统一了文字，制定出一种新字体，这便是“隶书”。隶书打破了古体汉字的传统，奠定了楷书的基础，提高了书写效率。秦始皇下令统一和简化文字，是对中国古代文字发展、演变做了一次总结，也是一次大的文字改革，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秦始皇虽然霸道一生，但死后却十分悲惨，秦始皇死于他第五次东巡途中，秦始皇死后，赵高采取了说服胡亥威胁李斯的手法，二人经过一番密谋，假造秦始皇发布诏书，由胡亥继承皇位。将秦始皇的尸体与咸鱼摆在一起然后运回咸阳。 秦始皇虽然有过，但是他为人们留下了长城，灵渠，统一了思想与文化，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世界的角度看，秦始皇都是以为伟大的皇帝！

历史的长空以正确平和的心态对待历史我国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一书的序言中，写下了这样一句改变我历史观的话：所谓对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以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和弱点，一切言委卸于古人。这句话是我学习历史的基础与前提，成为我学习历史的指导思想。古代史的繁盛与近代史衰落的巨大反差，让我们一度那段历史里的人和事迸发强烈的愤慨。但是这句话改变我历史观的话让我认识到了我们在学习那段历史时偏激的态度。它让我们明白了我们应以一种平常心对待历史，应以一种正确平和的态度学习那段屈辱的历史。一位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曾这样说：“我们要记住历史，但不要记住仇恨。”这种平和的心态是对历史的最好诠释。这种态度不是不爱国，而是要让这些惨痛屈辱的历史从绊脚石蜕变为我们今后路上的垫脚石。偏激的仇恨态度在我们学习历史的过程中只会产生阻碍作用，太多的主观因素干扰，会让我们不能正确的认识历史。用平和的心态看历史对它的理解才能更加深入透彻，对它的评价才会更加客观。当今社会下的我们不要以居高临下的态度看历史，而应该以平视乃至仰视历史。不只是对历史，在当今社会也同样如此。北外大学美国研究室主任梅任毅曾说：我们要避免的是在还没有真正成为大国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一种“大国心态”对待历史我们也不应有“大国心态”，不要以为我们站在了历史的最高峰，这才是正确对待历史的态度。从多个角度品味历史易中天说历史人物皆有三个形象：历史形象、文学形象、民间形象。而在我们学习历史的过程中也会读到各种版本的作品。如：正史、野史、各种各样的文献让历史真相更为难以探求。所以在学习历史时，我们的思想更不能单一，要从多个角度，不同的观点看历史、品历史、悟历史。例如：李鸿章，他被公认为是卖国贼。这是从历史的角度看的。但我们从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的话，就不免会对那一系列条约签订的前因后果产生自己的主观看法。如果站在他自身的角度来看，或许为他的无奈发出感叹。而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则可以发现他身上的哪些品质，哪些思想值得我们借鉴与学习，而哪些做法需要我们引以为戒。我们还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假如我们在他的处境下，我们如何做更为妥当。这不仅是学习、回顾历史，也是预习、讲述人生。从多个角度品味历史，会得到对历史不同的理解与认识，还会得到我们自己感悟出的人生启示。树立自己的历史观唐太宗曾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生活中的困惑，往往可以通过读史来解答。一个正确的历史观可以让你深入透彻的理解历史，可以让你感悟到属于自己的历史思想，它会成为你学习历史道路上的一个路标，会成为学习历史的一块基石。树立你自己的历史观，以历史观影响你的人生观、价值观，会让你受益无穷。对历史，我们应有来自自我的主观看法，也要有对它客观的评价，让我们站在山脚下，平静地仰望那历史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