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唐代文学的论文3000字怎么写

关于唐代文学的论文3000字怎么写

诗歌进入唐代，文质彬彬，蔚为大观。三百年间，诗家辈出，除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辉耀千古的巨星之外，还有“初唐四杰”、陈子昂、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刘长卿、韦应物、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等等数不清的璀璨的星星。可以说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士子僧尼。三百年间，名篇浩瀚，据不完全统计，有五万五千多首。诗歌反映生活面之广阔，内容之丰富，情感之饱满，技巧之纯熟，音律之严整和谐，达到前所未有，后人也难以攀越的高度。诗在唐代，是一个鼎盛的时代！一个黄金的时代！ 然而，关于唐诗兴盛的原因，却没有一致的见解，虽争论不断，然难归于统一，其观点主要有下列数种。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 诗人地位的转移。认为唐诗的内容之所以丰富，涉及到各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诗人的地位有了变化。唐以前的诗坛大部分掌握在君主贵族手中，而唐代诗人大多出自民间，他们都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并对现实社会有深切的体验。譬如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孟郊、张籍、元稹、白居易等等，大都是从穷困或是从流浪中奋斗出来的。“唐代用科举考试，打破了过去几百年的门阀制度，使得中下层知识分子，通过考试，可以登上政治舞台。这不仅在政治上反映出进步性，同时在文学上也反映出进步性，这是一个文化普及的解放的新时代。从此被压迫的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文化上得到自由发展的机会，于是文学的创作，就冲破了六朝贵族文学的束缚，深刻广泛地反映了人们的生活与感情，丰富和提高了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从君主贵族掌握的诗坛，转移到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手里，实在是使唐诗发达起来光辉起来的最重要的原因。” 二、 统治阶级的提倡。刘大杰先生举太宗、高宗、武后、中宗及玄宗为例，说明唐统治者无不爱好文艺音乐，提倡风雅，尤其是在科举中，把诗歌的创作作为一项考试的内容，使诗歌一门成为“文人得官干禄的终南捷径”和“青年的必修科目”。这种大力的提倡，使诗歌的兴盛发达与普及成为“必然的现象”。 三、 诗体进化的规律所致。六朝开始形成七言古诗和律、绝新体诗，在形式、音律和词藻各方面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唐代诗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大显身手，“来完成诗歌本身尚未完成的生命”%

魏晋南北朝小说可分为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志怪小说记叙神仙方术、鬼魅妖怪、殊方异物、佛法灵异，虽然很多作品中表现了宗教迷信思想，但也保存了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民间故事和传说。志人小说记叙人物的逸闻轶事、言谈举止，从中可以窥见但是社会生活的一些面貌。魏晋南北朝小说篇幅短小、叙事简单，只是粗陈故事梗概，而且基本上还是按照传闻加以直录，没有艺术的想象和细节的描写。虽有人物性格的刻画，但是还不能展开。所以还只是初具小说的规模，而不是成熟的小说作品。在中国小说史上，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在人物刻画、细节描写，以及叙事语言的运用等方面，它们都为唐传奇的写作积累了经验。一些唐传奇的故事取自这个时期的小说，如《离魂记》与《幽明录》的《庞阿》，《柳毅传》与《搜神记》的《胡母班》都有继承关系。唐以后的文言小说始终有志怪一类，《聊斋志异》是这类小说的顶峰。模仿《世说新语》的小说达几十种之多，这也说明了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文学，上起汉献帝建安元年（196），下迄隋朝建立（489），前后约400年。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分裂、大动荡时期，战争频仍，军阀割据，朝代更迭，同时也是一个思想异常活跃、文化环境较为宽松、文学艺术极为活跃的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学大转变，且极富创造性时期。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轨迹：诗歌是这一时期文学成就最高的领域。我们从三个线索予以表述：（1）时代线索：建安诗歌是中国诗歌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次大丰收，其代表人物有“三曹”和“建安七子”；正始诗歌，其代表人物有“竹林七贤”，而真正代表正始诗歌成就的是阮籍、嵇康；太康诗歌，作家众多，有所谓“三张”、“二陆”、“两潘”、“一左”，除左思外，成就不太高；永嘉诗坛，代表人物有刘琨、郭璞与玄言诗人许询、孙绰等；晋宋之际，陶渊明是成就最高的诗人；齐、梁永明体诗，代表人物有谢朓、王融、阴铿；梁、陈之际的宫体诗；北朝文学以庾信成就最高，庾信是南北朝诗歌的集大成者。（2）内容线索：建安诗歌，悲伤离乱，慷慨苍凉，梗概多气，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被称为“建安风骨”；正始诗歌继承建安诗歌的传统，由于环境险恶，变慷慨用世为忧生嗟叹；太康诗歌重模拟、颂功德，重形式倾向明显，而左思则是建安风骨、正始之音的继承者。其《咏史》诗，借古讽今，抒写怀抱，笔力矫健。其后，鲍照《拟行难路》和《拟古》之作，情感抑郁、体气豪迈；庾信《拟咏怀》抒发悲愤，开绮艳、清新、老成的诗风。在玄言诗盛行之际，陶渊明可谓独树一帜，他以平淡自然之风开田园诗歌一派。谢灵运和谢朓完成了由玄言诗向山水诗的转变，开山水诗一派。梁、陈时期的宫体诗风靡一时，这是诗风的一股逆流。（3）体裁线索。曹操四言诗，曹植五言诗和建安七子的文人五言诗彬彬其盛，蔚为大观。永明体新诗的出现为唐代近体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七言诗也得到了开创和发展。曹丕的《燕歌行》，标志着七言古诗的成熟；鲍照对七言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创制了以七言为主的歌行体；曹操以乐府旧题写时事，发展了乐府诗；以四言写乐府，使四言诗出现中兴。南北朝民歌是继周民歌和汉乐府民歌之后又一次集中的民间口头创作。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南朝民歌风格清丽柔弱，代表作为《西洲曲》；北朝民歌风健质朴，代表作为《木兰诗》。散文一改两汉史传、政论独盛的局面，向多样化方向发展。与汉代散文相比，有四个特点：一、叙事言情的书信和山水散文兴起，用书信的形成写自然山水是魏晋南北朝散文的独创；二、历史传记逐渐独立于史书之外，成为文学传记；三、抒情成分增多；四、文章趋向骈俪。骈体文形成并臻于鼎盛。文章四六句型已成常规，追求精致的对仗、谐调的声律、使事用典、雕饰辞采、骈文创作盛极一时。辞赋由汉大赋演变为抒情小赋，并向骈化和律化方向发展。小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的新的文学样式，是我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主要有志怪小说《搜神记》和志人小说《世说新语》。 文学意识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自由，带来了文学理论发展和文学批评的繁荣。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学批评专论，它对文学的社会地位与作用、文学批评的态度与方法、文体的区分、文风与作家的关系等重要问题提出了看法，标志着文学批评进入了新时期。陆机的《文赋》是一篇用骈体文写成的文论著作，阐述了相当完整的创作论，它第一次把创作动机、过程、方法、形式、技巧等问题归入文学批评范畴。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巨著，是对前代文学理论的总结和发展。它初步建立了文学史观，既重视文学发展与世风的关系，也重视文学自身发展中的继承与革新，较全面地说明了作品的内容与形成之关系，总结了创作过程中各个环节的经验和教训，初步建立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钟嵘的《诗品》是我国第一部诗论著作。《诗品序》是全书的总论，论述了五言诗的起源和发展，对诗歌的某些创作方法及诗歌的抒情达意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它也存在一些缺憾，如对某些作家品评失当，对声病说盲目排斥，在探讨诗歌传承关系时显得简单化，但它无疑是研究汉魏六朝诗歌的重要参考材料。此外，颜延之对文笔说的阐述，裴子野的《雕虫论》，萧绎的《金楼子·立言篇》，萧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文章篇》等，都对文学问题发表了重要的意见。齐武帝永明年间，周颙、沈约、王融等提出“四声八病”的理论，是对声律说的新发展，对后世韵文和近体诗的发展有重大影响。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发展，逐步使文学创作置于其影响与指导之下。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同步发展，二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密切关系，对当时和后世的文学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声明：转载 只是喜欢 《 春江花夜月》赏析 《春江花夜月》作者张若虚，扬州人。曾任兖州兵曹。它接“春江花月”来抒写真挚感人的离别情绪和富有哲理意味的人生感慨，语言清新优美，并以其凝炼的语词，节奏和韵律，集中反映了诗人对现实生活的情感。把春描写的如此美丽，显示出诗人无限的憧憬。纵观全诗，隐隐地呈示出诗人深处的忧伤。 首先，从文本层次来赏析该诗。 “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从不同角度，呈现了文学语言的内指性这一特点，它明显违反了客观真实，但它却只向诗人无限愁思的情境中，符合艺术世界的诗意的逻辑。作为一种文学，它又具有心理蕴含性与阻拒性的特点。当然这也是文学言语的特点。诗中明月春江扁舟等等，诗人富于它们了不同的含义，使它们更具内涵。该诗从自然界奇妙变幻的事实中，增添了许多主观的情感，“妆镜台”前凸显“离人”二字，“长江”居然“送流水”，都直接体现了诗人哀思之情，达到了文学形象中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一句“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月水成文”，在那一刻，诗人看着春天无比秀美的景色，想到一个思妇妆镜台，忽然又联想到了“鸿雁”，“鱼龙”，是从一波到另一波，极具跳跃性，给人以一种美的享受，其节拍符合情理，内容又符合艺术真实。虽然，它是一句假定性的言语，但未脱离真实性，故而达到了文学形象中虚拟性郁真实性的统一。同时诗中秀美的春景，让人不觉向往，和无限眷顾。诗人一时间抛弃杂念，来欣赏这景色表达了诗人对自然美景的追求和憧憬，充分显示了许多文人雅士，和识途之人的一般追求，如朱自清的《春天》等，都追求一种生机。但诗人在诗中又别于其他，这体现了文学的个别与一般的统一。在诗中，诗人即写了上面提到的“思妇妆镜台”从另一方面，又写了“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这一哲思，同时也写了“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的思情”，都是愁思，但让人有一种不确定性因素，到底是诗人写对人生的几点看法，还是一个思妇的相思之情，还是对亲情的怀念之情，这都让人不经意间去思考，它给该诗了一种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 作为一首千古佳诗，被世人推崇，它当然也具有文本纵深层次的文学含义，“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就和李白“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有一种哲思溶在里面。而“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更加激发了诗人所要表达的愁思。从全诗看，句句溢美流芳，形成了文学作品的“召唤结构”和特有的艺术魅力，给人以美的滋味。 从意境角度讲，诗人运用了多种抒情方法。首先“白云一片去悠悠，清风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春江明月楼。"这是情与景的结合，白云去悠悠，清风浦上，却生发愁思。“扁舟子”，“明月楼”更生法诗人无限哀思，轻重有景，景中有情。该诗中的"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和"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等皆是描摹细腻、情景交融的极佳之句。这些句子给读者以想象，一幅美图展现眼帘，让人思绪无限。“昨夜闲谭梦落花，可怜衣半不还家”又书写了一个游子在一个夜里梦到落花，但“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一种乡愁迭起-为何不回家呢？全诗然人觉得画意绵绵，虽然抒发的是离愁和哀思，但给人的图画却是一种明朗和艳美的美景图。这种叙事的言语，使读者从原有画面向外无限延伸，从而产生别样的情趣。诗中已开始从写诗入手，春的溢美跃然纸上，表现了诗人的无限憧憬，后面“昨夜闲谭梦落花”等却是从虚入手，使实景得以升华，体现着诗人写诗创作的意向和目的，是整个意境艺术品位和审美效果，处于意境结构中的灵魂和统帅，使全诗更有神境灵境。它又从情理意韵趣味等多种因素，渲染着诗人的情感，使得诗的意境不仅富于韵味，还能让人咀嚼不尽。当我们细读全诗时，都不觉想到诗人写景之目的，当然是“一切景语皆情语。”“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一个“孤”字就给人以一种意境，是月亮孤单吗？不是，月有群星相伴，怎会孤单？所以实则写诗人的哀愁，故下句“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就抒发了时光流逝，岁月匆匆。接着，作者以"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两句，写出宇宙无垠、人生有限的矛盾，既具哲理，又像儿童提问那样天真烂漫，加上和永恒的江月连在一起，更烘托出他的内心世界：因为身处美妙境地而把握不住宇宙人生的真谛，所以产生淡淡而执著的哀愁。下文写的楼头思妇，只不过是象征事物。作者表现的仍然是自己的哀愁与憧憬。它勾起了诗人回家的念头，所以又下句“衣半不回家”。诗中苍茫深阔的景象，优美清丽的文辞，悠扬舒泰的音调，再加上运用了一种独特的艺术手段：把"江"字"月"字忽合忽分，分开时又各自和别的词合合分分，瞬息变幻，精彩而神秘，是以绝佳美文。 《春江花夜月》作为一首抒情性作品，又赋予文本新的艺术特点，即它具有极强的抒情性。 二，从抒情角度赏析该诗。 首先介绍一下“抒情”，抒情写意是中国传统文学的最突出特征之一，抒情偏于表现作者自己的主观世界，他偏于用语话的声音组织和画面组织来象征性的表现其感情。其中，抒情性作品的主要体裁是抒情诗，所以说，抒情情诗是抒情作品的最典型形态。张若虚的《春江花夜月》就是中国古代抒情式的一个典范。它虽然是诗人在抒发感情的主观表现，但它并为美丽的景色，同时从情与景的结合中，有表达了张若虚意识形态的感情，创造出了一个可以充分寄予和象征情感的心理空间。作者以"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见两句，写出宇宙无垠、人生有限的矛盾，既具哲理，又像儿童提问那样天真烂漫，加上和永恒的江月连在一起，更烘托出他的内心世界：因为身处美妙境地而把握不住宇宙人生的真谛，所以产生淡淡而执著的哀愁。--春色撩人之际，思妇在楼头看明月，月的正身在天，倒影在水，光辉无处不在。她希望在天者如鸿雁，在水者似鱼龙，可以乘坐着到"何处春江"去作良宵的欢聚。然而天上的月光不能乘坐，水中的月光一样无可依托。梦里飞花，眼前流水，无不标示着春光渐歇，而牵情的明月“更西斜”而且坠落了。这样大开大合的过渡，手法巧妙如神来之笔，令人拍案叫绝。在这样一个明月之夜，是谁家游子飘荡在一叶扁舟之中，他家在何处？又是谁伫立在那月明如水的楼头思念她的远方飘零者呢？仅用两句，合写离人怨妇，总领下文。昨夜忽梦落花飘零，春已半残，可是寄身异地他乡，回家的日子还遥遥无期。看江流依然，落月留照，把江边花树点染得凄清如许，人间离情万种都在那花树上摇曳着、弥漫着。在这样勾魂夺魄的意境里结束全篇，情笔生花。春江花月夜是美妙的，然而美中不足：两地分离辜负了今夜的春江花月。作者笔下的离愁远远不是悲痛。虽然《春江花夜月》是抒写张若虚的愁思和憧憬的，但它没有脱离这个社会，诗中“可怜衣半不还家”就从中暗示出他还在仕途之路上，在为那个社会服务。该诗从写景到后面写情，从中就把诗人积蓄已久的内心情感，一一宣泄了出来，使文章更显艺术魅力。为了强调自己那时的感情，它从“青风浦上不胜愁”中的“胜”字，从“落月摇情满江树”中的“摇情’，体现出极富表现性的抒情话语。当然，作为一首抒情性作品的范例。它自然具有抒情性作品的三个要素，即声音画面和感情经验“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是以富于动静的画面组织，“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又是诗人独特的情感经验，其诗与乐，声调与情调，节奏与情感运动都有机结合起来，使诗的声与情表现得更加完美。不管谁读该诗，值得注重的就是景与情。无论从诗与画情景关系还是真实与虚幻的角度，此时都体现的淋漓尽致，都从诗人的言语表达中体现出了主观经验的真实。对于修辞手法而言，诗人以清新自然的笔调、反复咏叹的手法，细腻地描绘了春江月夜的绮丽景色，把读者带进了一个廖廓，静谧的迷人境界。其中，春江潮水，海上明月，一动一静，对比强烈，转折自然。“海上明月共潮生”等反复运用夸张修辞，使意境更显优美。“不知江月待何人，但长江送流水”等则运用了拟人的手法，春、江、花、月、夜，五种事物集中体现了人生最动人的良辰美景，构成了诱人探寻的奇妙的艺术境界。清明澄彻的天地宇宙，仿佛使人进入了一个纯净的深邃美丽的艺术世界惝恍迷离的氛围，虚实相生中显出绚烂多彩的艺术效果，宛如一幅淡雅的中国水墨画。总之，全诗句句修辞不断，这使诗更具有魅力与韵律。而从抒情角度看，诗人主要以带有《春江花月夜》中运用回环、往复、连珠、对偶等修辞手法，以及音韵调配这些艺术特色，将诗提升了另一高度。而从抒情角色看，诗人以第一人称代言的抒情方式，来解释自己内心的主观感情。仅从创作风格讲，《春江花夜月》则属于“柔”一类，这更有利于使表达当时的心理情感，宣泄自己的主观愿望，倾吐自己对生活的认知与领悟。 作为一部作品，它被后人所推崇，当然已被人们所接受。 其 三，从文学接受谈《春江花夜月》。 诗被人所接受，这期间就需要诗人去酝酿，把自己的想法通过某种意境体现出来。该诗之所以流传至今，首先它给人了许多期待视野，作为诗歌，我们在读阅时，就期待着节奏 韵律以及某种抒情意境的出现，自然，诗人所创作的意境不但溢美，而且富于哲理与诗画，例如“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大海的浩渺与蓝天的寥廓诗人感觉就是那种水天一色的情景。诗中“扁舟子”“离人”应该是游子思家的描述，我们会期待更多诗人的表述。“梦落花”“流春”“落月”给人以一种忧伤的诗人的形象期待，但全诗则未有那种伤痛，留下了一‘未知结构’，即诗人抒发的是那种情感。其间许多美妙的语词让人感触颇深，许多意境又给人以一种意蕴期待，使读者神往其境。《春江花夜月》在读者接受时都以其审美动机展现出来，使人轻松心情畅快。从整体而言，诗与读者得到了共鸣，借用文本使得诗人与读者通过了一个潜在的沟通，使读者的思想得以升华。而该诗深刻丰富的思想感情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让读者为之动容。它从观念情感经验和一致愿望都相通与相似与读者，故而契合了读者的期待视野，达到了更深层次共鸣。通过《春江花夜月》，它使人达到某种“杂念去除，去向崇高”的自我教育效果，它维持了心灵的秉衡，使其文学作品有净化效应。当然在共鸣的基础上，读者从该诗中也会领悟到一种超凡脱俗的快慰，它使人获取了对生活的一些神韵哲理，使人不断回味于诗人作品中的意境。 读过此诗后，我们要借鉴的和学习的都很多，欣赏也就没了尽头，只好就此罢笔。 总的来说，许多诗人写诗多注重于一面，即要么写哀，要么写喜，而在《春江花月夜》里，尽管有哀愁，但掩不住轻快；虽然有叹息，却决没有悲观。这也许是初唐士子的精神风貌！张若虚的《春江花夜月》，其文学意蕴和价值影响了几代人对审美情趣的认识和思考，特别对唐代乃至中国诗歌有较大贡献，不愧为传世之作，诗歌之最

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唐代被称为诗的时代，而宋代则被称为词的时代。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在宋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强烈。 在宋词的发展繁荣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导向作用同样十分明显。如果说唐代的诗人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供皇室及其统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而已，那么宋代的词人已由被别人欣赏而一跃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成为宋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宋代皇帝个个爱词，宋代大臣则个个是词人。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都是当时的著名词人。在封建社会中从不出头露面的女子李清照也成为一代词宗，名垂千古。在当时的科举考试中，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由此足见词人苏轼被崇拜的程度。正是全社会的认同和推崇，宋词才得以佳篇叠出，影响久远。 原因如下: ① 两宋城市手工业、商业经济的繁荣，是宋词兴盛的物质基础 ② 市民阶层的扩大，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 ③ 两宋社会矛盾尖锐，文学家用词更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 先讲宋词的成就。词源于唐代的曲子词，句子有长有短，和乐曲紧密结合在一起，可以歌唱。由于宋代商业发展、城市繁荣，市民数量不断增加，能够歌唱的词比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更适应市井娱乐生活的需要，而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又很尖锐，句子长短不齐的词也更便于抒发人们忧国忧民的思想，因此便逐渐兴盛起来，取代诗而成为文学的主流。课文按北宋前期、北宋中后期和南宋四个阶段，分别介绍了柳永、苏轼、李清照、辛弃疾与陆游的词作风格及其成就。柳永是北宋词坛婉约派的重要代表。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作品多表现城市的繁华和男女的悲欢离合之情，尤长于抒写羁旅的孤寂与乡愁。他的词作，多采用俚俗口语，通俗生动，“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因而流传很广。他的词作，还大量融入铺叙的成分，不仅扩大词的境界，也为元曲的发展开启了门径。苏轼是北宋中后期豪放派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他的词作题材十分广泛，大大拓展了词的内容，并以豪迈奔放的感情，为词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两宋之交的李清照，是杰出的婉约派女词人，她提出“词别是一家”的主张，善于用白描手法、浅白词句，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南宋的辛弃疾和诗人陆游，主张积极抗金，作品都以豪放为主，深刻地表达了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苏轼和辛弃疾是宋代最具代表性、成就最高的词作家，教材还在“历史纵横”小栏目和图注中分别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必须指出的是，宋代的豪放派作家，作品以豪放为主，但也写出一些非常动人的婉约词，并非只是一味地豪放。 词是一种诗歌艺术形式，是中国古代诗体的一种，亦称宋词、曲子词、诗余、长短句。始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形成于唐代，在宋代达到其顶峰。一开始伴曲而唱，所以写词又称作填词、倚声。后来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专门的诗歌艺术。 词牌，也称为词格，是填词用的曲调名。词最初是伴曲而唱的，曲子都有一定的旋律、节奏。这些旋律、节奏的总和就是词调。词与调之间，或按词制调，或依调填词，曲调即称为词牌，其通常根据词的内容而定。宋后，词经过不断的发展产生变化，主要是根据曲调来填词，词牌与词的内容并不相关。当词完全脱离曲之后，词牌便仅作为文字、音韵结构的一种定式。 按长短规模分，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按音乐性质分，词可分为令、引、慢、三台、序子 、法曲、大曲、缠令、诸宫调九种。 按拍节分，常见有四种：令，也称小令，拍节较短的；引，以小令微而引长之的；近，以音调相近，从而引长的；慢，引而愈长的。 按创作风格分，大致可以分成婉约派和豪放派 一、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唐诗宋词”一语，宋词与唐诗并称，不唯标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之义，而且也说明，宋词是庶几可与唐诗媲美的一大诗体。宋季承唐，然而如鲁迅先生所言，好诗差不多已被唐人作完了。所以，到了宋代，宋人在诗歌创作方面，要不落唐人的窠臼，确乎很难。但是，唐人所留下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宋人也并不有白白浪费，而是将它们更多更灵活运用在“词”这一诗歌体式上，使词在宋代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发展。 我们在论宋词与唐诗的关系时，往往更多的注意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差别的确是主要的也是重要的，在本书的宋词部分，笔者也主要着眼于宋词最主要的艺术特征（当然也是与唐诗的不同之处）来展开论述。但在此绪论中，就像我们在论述唐诗的艺术特性前必须先说明唐诗对前代的继承关系一样，我们也必须先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宋词能取得如此显赫的成就，如果不是建立在唐诗如此卓越的成就和如此纯熟的技巧之上，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从后来挖掘出来的敦煌曲子词来看，词在进入文之手以前，除了它的句式长短参差不齐外，与此前的民间歌谣并没有什么两样，一样的主要是采用那种简单、质朴、直率的表现方法。到中晚唐文人开始实验填词以后，就像一切民间文学向文人的文学的转变一样，词也就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渐渐地带有了文人的因而也是更艺术化的色彩（当然，也会有负面影响，例如少了质朴和直率，但这比竟是次要的）。最早实验词的创作的白居易、刘禹锡，尤其是后来大量进行词的创作的温庭筠、韦庄等，他们本就是唐的重要诗人，他们的加入，必然地会把他们在诗歌创作中的种种技巧，带到词的创作中来。另外，五代、宋的词作者，也几乎都是诗人，他们一面作诗、一面填词，唐诗的各种技巧自然就会融汇、渗入到词的创作中去，使词的创作更加精美。实际上，我们只要对宋词的艺术稍稍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宋词在意象、写景抒情手法的运用方面，在词的境界营造方面，甚至在语言的锤炼、借代、典故等手法的运用方面，与唐诗都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倒如下面秦观的名词《八六子》：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铲尽还生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怆然暗惊 无端天与娉婷，夜月一帘幽梦 春风十里柔情，怎奈何、欢娱渐随流水素弦声断，翠绡香减，那堪片片飞花弄晚 蒙蒙细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相对于诗，这是一首地道的词，它的情韵、它的色泽、它的意境，都是地道的词味儿的。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一品味，却发现它在很多方面，与唐诗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首句的“倚危亭”，看似是诗人的独创，但实际上，登高抒怀、寄愁正是唐诗人常用的写法，此类例子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例如杜甫的“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杜牧的“楼倚霜树外，镜天玩一毫”（《长安望秋》）、李商隐的“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州”（《安定城楼》）、许浑的“一上高楼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州”（咸阳城东楼）；甚至是“危”字的用法，也找得出唐诗的渊源，如杜甫的“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李商隐的 “江风扬浪动云根，重碇危樯白日昏”（《赠刘司户贲》）至于接下来的以“芳草”比喻“恨”，以“萋萋”形容“芳草”，那更是唐诗中常见的意象和写法；甚到 “铲尽还生”一语，也并非完全没有借鉴，例如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孟浩然的“林花扫更落，径草踏还生”。下面的“柳外”、“青骢”也一样，单纯的“柳”的意象就不用说了，就是以“柳外青骢”来暗示恋情、离别的写法，也不是完全无所本的，如李商隐的《无题》中就有“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储光羲的《钓鱼弯》中就有“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虽然它们之间有较大的区别，但也不能说它们完全没有联系。至于“青骢”代车马、“红袂”代女性的写法，也是唐诗中庞大的借代体系中所有的。至于下片中“夜月、春风、飞花、细雨、黄鹂”的意象，以及用大量的类似意象来渲染愁绪的写法，以及它所创造的迷朦的意境，与唐诗都有着直接的借鉴关系。例如下面韦应物的《寒食寄京师诸弟》：“雨中禁火空斋冷，江上流莺独坐听。把酒着花想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也运用了大量的这类意象来渲染愁绪，其意境也有些相似。就是“娉婷、一帘、十里柔情”这些词语及其组合，应该说与唐诗也是有关系的，如杜牧的《赠别二首》（其一）中，几乎就包含了所有这些意象和句式，其诗如下：“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笔者选择秦观这片词来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并不是它与唐诗有特别多的雷同处、借鉴得特别多，这实在是宋词创作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这并不足怪，下如唐诗是在前代巨大遗产的基础上创新、 发展一样，宋词亦是在唐诗丰富的遗产的基地上进行创造的。 论到这种继承性，这里自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宋诗与宋词都继承了唐诗这一遗产，那么，为什么宋诗的成就远在唐诗之下，亦不及宋词呢？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诗与词不同的体式是造成这一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更好地说是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先打一个也许不十分恰当的比喻：唐诗的创作艺术好比是一种专利，宋诗人把这种专利拿来制作同一种东西，尽管他们并非完全没有创造、没有革新、没有增补，但是他们制作的毕竟是诗，是同一种东西，因此，这些东西一上市，就会被人窥见雷同处、摹仿处、剽窃处，被人控告侵犯了唐人的专利。正国为此（当然还会有别的原因），宋诗就希望有一点自己的东西，例如诗的议论化和散文化等，但不幸的是，这些东西新则新矣，但却或多或少地违背了诗的艺术规律。但宋代的词人则不同，虽然他们也继承了唐诗的创作艺术，但是，他们制作的却是另一种东西，是长短句的词，尽管明眼人也能窥见它们之间的某种继承关系，但这却不会被人视为侵犯了专利。有一种也许较为极端的现象可以证明这一点：宋词中也有很多摹仿、点化、甚至照搬唐人的诗句的，这种情总如果出现在宋诗中，是万万逃不掉蠹鱼之讥的。但它出现在宋词里，情况却大不一样，由于词的长短句式的不同框架、不同的韵味，却仿佛给唐人原句注入了新的生命。例如晏几道的《蝶恋花》： 醉别西楼醒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斜月半窗还少睡，画屏闲展吴山翠 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在这首精彩的词中，不要说意象、写景抒情、比喻等技巧的运用上继承了唐诗的艺术技巧，就是在字面上也有几处与唐人的诗句有些关系的，最末两句，几乎就是杜牧的成句。杜牧《赠别》诗：“多情却总似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若单以个别的句子来对照，晏几道是万万逃脱不掉书袋之名的。但若从词的整体来衡量，杜牧的这两句诗被稍加变化，放在一首结构、韵味全新的词中，却并不给人以多少摹仿、陈旧之感。如果借用系统论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现象，就一点也不奇怪：词对于诗而言，是一个不同的系统，即使同样的诗句进入词中，它也会获得新的系统质。对于这种现象，前人实际也有所认识，例如明王世贞说：“‘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隋阳帝诗也。‘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少游词也。语虽蹈袭，然入词尤是当家。”又如清胡薇元也说：“晏元献《珠玉词》集中《浣溪沙?春恨》：‘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本公七言律中腹联，一入词即成妙句，在诗中即不为工。此诗词之别，学者须于此参之，则他词亦可由此会悟矣。”为什么“语虽蹈袭”的句子，“然入词家尤是当家”呢？为什么“在诗中即不为工”，“一入词即成妙句”呢？这便是因为词是一不同于诗的新的系统，同样的诗句一进入词，就获得了新的系统质。至于更巧妙无痕迹的化用，那更可以视为一种全新的创造。如此词中的“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可以说是化用了白居易的《花非花》中的“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秋云无觅处”。但晏词化用后，不仅更凝炼，更由于句式的变化，使它比原诗获得了更深长的韵味。这种现象在宋词中很多，可以说举不胜举。 当然，我们说宋词继承了唐诗的遗产，也并不是说宋词就没有自己的创造。前面我们说宋词继承唐诗的创作艺术生产了一种新的东西，这新的东西之“新”，当然就是唐诗中所没有的。它最大的新，就是它长短交错、变化多端的句式，这种句式，打破了唐诗（也打破中国古诗）齐言的传统，为更自由、委婉、更有韵味的抒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它的“言长”的艺术特性，就主要是由其句式、韵律及其所带来的其他艺术技巧所造成的。其次，它之“新”还表现在它的“诗余”功能上、它的“诗余”题材的选择上。这种新的功能与新的题材选择，与它特定的体式、句式相结合，又带来了宋词一系列新的东西，例如它委婉、倾诉式的抒情韵味、细腻而多层折的描写、对内心生活更细腻而深入的把握、装饰设色的艺术、轻丽婉约的风格等。这种种之新，就造成了宋词与唐诗很不相同的面目。对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王国维有一段虽然简约而不失精当的论述，他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这段评述，可以说包含了笔者以上所言宋词之“新”，包括了它的体制、它的功能、它的题材特点等。在本书中我们探讨宋词的艺术，主要就抓住这些新的方面来进行研究。当然，对于它对唐诗艺术的继承，我们也会给予适当的关注。 （二）、宋词的艺术成就十分突出：首先，宋词不同于一般宋诗的散文化、议论化，善于将抒情与写景完美结合。在唐五代小令的基础上，宋代演为许多中调和长调，在曲折动宕、开阖变化中，使情景紧密交融，其细致、具体、微妙处，有的甚至胜过唐诗。其次，宋词又长于比兴，多以微妙而又细致的比兴手法，藉景物表达内心复杂而隐幽的感情，常以香草美人的传统来寄托政治上的感慨，感人至深。再次，宋词形成了众多的艺术风格。宋词虽沿袭着唐五代的传统以抒发感情、性灵为主，形成“诗庄词媚”的分野，以婉约为宗，但后来由于时代生活的变化，题材的扩大，艺术个性得到重视，艺术手法渐趋多样，所以使宋词风格在婉约和豪放之外，兼有真率明朗、高旷清雄、典雅精工、骚雅清劲、密丽险涩等多种风格。 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强大的国力、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与丰厚的文化积累，为唐诗的繁荣准备了充足的条件。众多伟大、杰出的诗人把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推向高峰。今天可考的唐诗作者三千七百多人，可见存世唐诗五万四千余首。这不过是唐诗的一部分，但我们从中已经可以大略窥见当时诗歌繁荣的面貌。 唐代初期，诗歌创作仍受南朝诗风的影响，题材较为狭窄，追求华丽词藻。待到被称为“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出现，才扩大了诗的表现范围，从台阁走向关山和塞漠，显示出雄伟的气势和开阔的襟怀。他们无论写边塞，还是写行旅、送别，都有着这样的情思风貌。在诗的体式上，这时完成了五七言律体的定型。律诗属于近体诗，是相对于古体诗而言的。古体分四、五、七言和杂言，平仄没有限制，也不求对偶。近体诗平仄和押韵有一定的体式，也要求对偶。律体的定型，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它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主要体式。 在初唐的后期，出现了两位重要诗人：陈子昂和张若虚。陈子昂主张诗应该有所寄托。他的38首《感遇》诗，就是这一主张的实践。但他写得最好的诗是那首《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抒写不遇的悲怆，但其中蕴含的是自信和抱负，情怀壮伟，有一种得风气之先而不被理解的伟大孤独感。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写月夜春江明丽纯美的境界，融入浓烈情思和深刻哲理，婉转的音调，无穷的韵味，创造出了非常完美的意境。陈子昂和张若虚艺术上的成熟，透露出盛唐诗歌行将到来的信息。 盛唐是唐诗发展的高峰。此时诗坛群星辉映。王维和孟浩然善于表现山水田园的美，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那种宁静平和的心境。王维的山水诗融诗情画意于一体，把人引向秀丽明净的境界，那境界里洋溢着蓬勃生机。《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雨后的松林间月色斑驳，流泉琮 。浣纱女踏着月色从竹林间喧闹着归来；渔人正分开荷叶摇舟远去。山村之夜，如诗如画。他还有一些诗，宁静中带几分禅意。在唐代的重要诗人中，他是受佛教思想影响最为明显的一位。但他不是一位完全遁世的诗人，有些诗写得慷慨激昂，有的诗表现出浓烈的人间情思。那首《送元二使安西》，由于写出了人们深情惜别时的普遍感受，后来被编入乐府，成为离筵上反复吟唱的歌曲《阳关三叠》。孟浩然善于用最省净的笔墨，写山水田园的秀美。《过故人庄》写做客田家的喜悦，恬静的农舍，真挚的友情，充满浓郁的生活情趣。《春晓》写春日那种明媚静美舒畅的感受。那首《宿建德江》，只用20个字，便写出了无尽的情思韵味：“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暮烟笼罩中的一抹树林，一轮水中月影。在这朦胧而明净、深远而静谧的境界中，弥漫着一缕淡淡的乡愁。孟浩然的许多诗，都这样以极俭省的文字，表现多重境界和情思。这时和王维、孟浩然的诗歌风格相近的还有常建、储光曦等人。 盛唐有一些诗人，善于写边塞生活，如王昌龄、高适、岑参、祖咏等。他们大都到过边塞，领略过边塞的壮丽景色，向往边塞立功。在他们的诗中，祖国山河的壮美与保家卫国的豪迈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王昌龄写了二十几首边塞诗，最有名的是《出塞》《从军行》。他的边塞诗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和清刚的风格。其他题材的诗他也写得很好，七言绝句有极高的艺术成就。高适的诗风趋于雄壮慷慨：“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塞下曲》)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豪侠气质。边塞诗人的代表，还有岑参。他写边塞风物的雄奇瑰丽，写军人的豪雄奔放。荒漠与艰苦，在他笔下都成了充满豪情的壮丽图画。 最能反映盛唐精神风貌、代表盛唐诗歌高度艺术成就的，是伟大诗人李白。李白是一位性格豪迈、感情奔放、不受拘束而又向往建功立业的诗人。他的诗充分表现了盛唐社会士人的自信与抱负，神采飞扬，充满理想色彩。他的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极大地丰富了古体诗的表现技巧，把乐府诗的写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他的七言绝句和王昌龄的七言绝句一起被后世推为唐人七绝的代表作。他的诗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爆发式的抒情、变幻莫测的想像和明丽的意象。他把乐府和歌行写得有如行云流水，感情喷涌而出时，便如黄河之水，奔腾千里，一泻而下。他生于盛唐，感受着盛唐昂扬的时代精神，晚年又亲眼看到唐代社会的衰败，理想和现实之间产生巨大反差。他的诗里既有建立不世功业在指顾之间的信心，又常常有愤慨不平和对于朝廷黑暗的抨击。他曾经奉诏入京，供奉翰林，得到唐玄宗的赏识，他以为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得意扬扬。不久被权臣毁谤，被逐出朝廷，他才明白朝政其实已经腐败不堪。他说自己是“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有才华而不得重用；而痛斥那些庸才却春风得意，“骅骝拳不能食，蹇驴得意鸣春风”，直骂那些奸佞之徒“董龙更是何鸡狗!”即使处在失意的境况中，他也不忘报国。安史乱起之后，他前后两次从军就是证明。他的诗想像瑰奇，常常想人所想不到处。前人评他的诗，说是“发想无端”，《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都是例子。在想像之中，又常常带着夸张的成分，写愁生白发，说是“白发三千丈”；写庐山的五老峰，说是：“青天削出金芙蓉”；写黄河，说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他是一位富于想像的诗人，他的诗常常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又由于他性格开朗豪放，他的诗意象明丽清新、色彩鲜艳。他纯然是一位天才的诗人。 当时另一位伟大诗人，是被后人称为“诗圣”的杜甫。杜甫比李白小11岁，两人的深厚友情成为千古传颂的文坛佳话。杜甫的青年时代，和许多盛唐诗人一样，都有过“裘马轻狂”的漫游生活。但是他的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致君尧舜”的抱负，而一生却穷愁潦倒，因此在感情上更能体验到民众的疾苦。安史之乱给唐代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半个中国沦为丘墟。杜甫在战火中流离转徙，写下了《北征》民生疾苦的诗作。战争中许多重大事件、战争带来的破坏、战火中百姓的心态，在杜诗中都有极为生动的反映。唐代没有任何一位诗人，像他那样深广地反映安史之乱的历史，因此他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由于自身的坎坷遭遇，对百姓的苦难深有感触，发为歌吟，家国之痛与个人的悲哀也就融为一体。《春望》《登楼》《登岳阳楼》都是这样的诗。“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百感交集，既是身世之感又是家国之悲，已经很难分开了。唐诗到杜甫是一大转变，题材转向写时事、写底层百姓的生活；写法上采用叙事和细节描写，在叙事和细节描写中抒情。为便于写时事，他多用古体，但他的更高的成就是律诗。在他一千四百多首诗中，律诗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他的律诗的成就，主要是拓宽了表现范围，尽力发挥律诗这一体式的表现力，既严格遵守格律规则，又打破格律的束缚。变化莫测而又不离规矩，写得出神入化。像《春望》诗，都是例子。有时为了更完整地表现一个事件或由某一事件引起的感想，他采用组诗的形式。用组诗写时事，是杜甫的创造。律诗，尤其是七律，到了杜诗，是高度的成熟了。在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上，杜甫与李白不同，李是感情喷涌而出，杜是反复咏叹；李是想像瑰奇，杜是写实；李是奔放飘逸，杜是沉郁顿挫。一般认为，在中国的诗歌发展史上，杜甫带有集大成的性质，对于后来者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唐代中期，诗歌的发展走向多元化，出现了有明确艺术主张的不同流派。韩愈、孟郊和他们周围的一些诗人，在盛唐诗歌那样高的成就面前，另寻新路。他们追求怪奇的美，重主观，常常打破律体约束，以散文句式入诗。在这一派的诗人里，李贺是一位灵心善感、只活了27岁的天才诗人。在他的诗里，充满青春乐趣的五彩缤纷的世界，以及人生寥落的悲哀，与过早到来的迟暮之感交织在一起。他的诗，想像怪奇而丰富，意象色彩斑斓，而且组合密集。在这个诗派里，他的诗有着特别鲜明的风格特征。这时的另一个诗派，以白居易、元稹为主。他们主张诗应有为而发，应有益于政教之用。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元、白都写有新题乐府，表示了对于国家的关心、对于黑暗现象的抨击和对于生民疾苦的同情。白居易的50篇新乐府，有写得好的，如《卖炭翁》等。在艺术表现上，白居易主张要写得通俗易懂，趣味与韩、孟诗派正好相反。白居易既写有大量的讽喻诗，也写了不少闲适诗，而艺术上最成功的，是长篇歌行《长恨歌》和《琵琶行》。中唐的著名诗人还有柳宗元和刘禹锡，他们的艺术趣味既不同于韩、孟，也不同于元、白，而有着自己的特点。

关于唐代文学的论文3000字

盛唐气象之我见盛唐气象在宋元明清时代是一个文学批评的专门术语，指盛唐时期诗歌的总体风貌特征。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等著作最推崇盛唐诗，指出盛唐诗的特征是“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并对此在其诗话中多有阐述。以后明清诗论家承严羽之说，常把雄壮、浑厚二者（有时合称雄浑）作为盛唐诗歌的风貌特征，并称之为盛唐气象。后来林庚在论文《盛唐气象》中，正式提出“盛唐气象”一词，后来也被指为盛唐时代的整体风貌。盛唐气象最主要指的是盛唐时代的诗歌。雄壮浑厚确是盛唐诗的风貌特征。南朝以至初唐诗风，大抵绮靡柔弱，雕琢词句，缺乏雄浑之气，它被盛唐诗人扬弃了。盛唐以后的中晚唐诗，有的偏于平易柔弱，如大历十才子、白居易、贾岛、姚合等，缺乏雄壮；有的偏于雄健，如韩愈，但因刻意追求奇险，缺乏浑成自然，所以雄浑确是盛唐诗区别于初唐与中晚唐诗的突出特征。严羽最推崇盛唐诗，于盛唐诗中最推崇李白、杜甫两大家。《沧浪诗话•诗评》称道李杜等盛唐诗人诗“如金鳷〔鳷（zhī）传说中的异鸟、大鸟）擘海，香象渡河”，是赞美其雄壮。严羽又强调诗歌应写得浑然天成，不露文辞斧凿痕迹，即所谓“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沧浪诗话•诗辩》），并认为盛唐诗在这方面表现突出。严羽大力推崇提倡盛唐诗风，不但因为盛唐诗的确写得好，还有其时代背景。宋代影响最大的江西诗派，其作品以杜甫晚年一部分刻意锤炼字句的篇章和韩愈、孟郊诗为学习对象，写得瘦硬刚健而缺乏自然浑成之美。南宋后期流行的永嘉四灵诗派，取法贾岛、姚合，气局狭小，缺乏雄壮阔大的气象。严羽竭力主张作诗应取法盛唐，寓有针砭当代诗风、补偏救弊之意。盛唐气象之所以被冠为一个“盛”字，不仅仅在于它经济实力之强大，军事武功之强盛，朝野政治之清明，律法制度之完善，更加在于它具有其他封建王朝所难以企及的文化张力。文化张力是一种对外扩张外向，对内兼收并蓄，并且将外向与内蓄相互融合、促进，以外向为主的一种文化扩张力。同时，对内的兼收并蓄是为了更加的外向扩张。但是，张而不破。文化张力使得某文化将自己的文化触角伸向其他文化，并将之转变为内部文化，并不全盘外化。就像是《天龙八部》中的北冥神功，将别人的内力吸去化为己用，而自己的内力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文化也有这种吞噬吸纳的作用。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伴随着民族融合速度加快，汉族以自己的儒教文化为根基，逐步吸收外来文化并将之吸纳转换。其文化核心也在逐步多样化。由独尊儒术变成了儒释道的有机组合，外围又融入其它民族的文化，使得旧有的陈腐颟顸的汉文化转为新汉文化。由内敛含蓄变为外放扩张，同时唐朝吸收的文化包括了北边的匈奴鲜卑、西边的柔然吐谷浑、东边的高丽、南方的南越天竺，从而使得唐朝在文化在扩张时，兼容性加强。由于这种强有力的文化张力，让唐朝的文化显现出来一种独特的气质，就是极度外向。而外向的直接影响就是，从上到下，从里到外，让唐朝人都显现出来一种自信、雍容、大度、豪放、进取、无所畏惧和积极入世的心态。例如：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侠客行》），孟浩然“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岑参“丈夫三十无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银碛山西馆》。唐代的士人功名心极重，这种积极进取的心态，也就说明了唐代文化的张力之强大。第二，是长江流域的开发并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唐代与汉代不同，汉代也是盛世，但汉代的兴盛只有黄河流域一个经济中心，而支撑盛唐经济的则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大经济中心，并且此时长江流域的实力已远胜于黄河流域。这一中国经济构架大变化的过程也是发生在魏晋南北朝。。经过东晋的百年经营，至南北朝时，长江流域的经济已远远超过黄河流域，此后不管中国的政局如何变动，都不能撼动长江流域经济中心的地位。隋朝建立后，政治中心北移，但文化中心南北分立，黄河流域文化从此不能独占鳌头。其内部文化的融合也在悄然进行。从庾信开始，我国的南北文化逐渐合流，交融。形成了恢弘的大唐气度。而这种恢弘的气度和文化张力，创造了有利于文化繁荣的环境，史学、音乐、舞蹈、美术等等，都显现出来一种外放的气质。南北的统一，使得唐朝拥有了强大的国力，在对外方面显现出一种主动的、炫耀式的气质。李白的诗歌，就是这种气质的完美体现。盛唐兼容并包、恢弘大气、开阔昂扬的气象，数百年来为人所称道。 总而言之，盛唐气象的出现，是国力强大下的文化张力的体现，同时，由于产生的文化张力的足够强大，使得士人的心态变得积极，而积极的心态又使得唐人在对外对内显现出来的是一种不由自主的强势的进取。而这种不由自主的强势的进取，又使得唐人积极开拓他们的疆土，发展他们的经济，强硬他们的外交，从而使得国力进一步强大。这样形成的一个良性的循环，让盛唐展现出来一种千年不灭的气度——盛唐气象。

魏晋南北朝小说可分为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志怪小说记叙神仙方术、鬼魅妖怪、殊方异物、佛法灵异，虽然很多作品中表现了宗教迷信思想，但也保存了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民间故事和传说。志人小说记叙人物的逸闻轶事、言谈举止，从中可以窥见但是社会生活的一些面貌。魏晋南北朝小说篇幅短小、叙事简单，只是粗陈故事梗概，而且基本上还是按照传闻加以直录，没有艺术的想象和细节的描写。虽有人物性格的刻画，但是还不能展开。所以还只是初具小说的规模，而不是成熟的小说作品。在中国小说史上，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在人物刻画、细节描写，以及叙事语言的运用等方面，它们都为唐传奇的写作积累了经验。一些唐传奇的故事取自这个时期的小说，如《离魂记》与《幽明录》的《庞阿》，《柳毅传》与《搜神记》的《胡母班》都有继承关系。唐以后的文言小说始终有志怪一类，《聊斋志异》是这类小说的顶峰。模仿《世说新语》的小说达几十种之多，这也说明了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文学，上起汉献帝建安元年（196），下迄隋朝建立（489），前后约400年。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分裂、大动荡时期，战争频仍，军阀割据，朝代更迭，同时也是一个思想异常活跃、文化环境较为宽松、文学艺术极为活跃的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学大转变，且极富创造性时期。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轨迹：诗歌是这一时期文学成就最高的领域。我们从三个线索予以表述：（1）时代线索：建安诗歌是中国诗歌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次大丰收，其代表人物有“三曹”和“建安七子”；正始诗歌，其代表人物有“竹林七贤”，而真正代表正始诗歌成就的是阮籍、嵇康；太康诗歌，作家众多，有所谓“三张”、“二陆”、“两潘”、“一左”，除左思外，成就不太高；永嘉诗坛，代表人物有刘琨、郭璞与玄言诗人许询、孙绰等；晋宋之际，陶渊明是成就最高的诗人；齐、梁永明体诗，代表人物有谢朓、王融、阴铿；梁、陈之际的宫体诗；北朝文学以庾信成就最高，庾信是南北朝诗歌的集大成者。（2）内容线索：建安诗歌，悲伤离乱，慷慨苍凉，梗概多气，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被称为“建安风骨”；正始诗歌继承建安诗歌的传统，由于环境险恶，变慷慨用世为忧生嗟叹；太康诗歌重模拟、颂功德，重形式倾向明显，而左思则是建安风骨、正始之音的继承者。其《咏史》诗，借古讽今，抒写怀抱，笔力矫健。其后，鲍照《拟行难路》和《拟古》之作，情感抑郁、体气豪迈；庾信《拟咏怀》抒发悲愤，开绮艳、清新、老成的诗风。在玄言诗盛行之际，陶渊明可谓独树一帜，他以平淡自然之风开田园诗歌一派。谢灵运和谢朓完成了由玄言诗向山水诗的转变，开山水诗一派。梁、陈时期的宫体诗风靡一时，这是诗风的一股逆流。（3）体裁线索。曹操四言诗，曹植五言诗和建安七子的文人五言诗彬彬其盛，蔚为大观。永明体新诗的出现为唐代近体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七言诗也得到了开创和发展。曹丕的《燕歌行》，标志着七言古诗的成熟；鲍照对七言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创制了以七言为主的歌行体；曹操以乐府旧题写时事，发展了乐府诗；以四言写乐府，使四言诗出现中兴。南北朝民歌是继周民歌和汉乐府民歌之后又一次集中的民间口头创作。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南朝民歌风格清丽柔弱，代表作为《西洲曲》；北朝民歌风健质朴，代表作为《木兰诗》。散文一改两汉史传、政论独盛的局面，向多样化方向发展。与汉代散文相比，有四个特点：一、叙事言情的书信和山水散文兴起，用书信的形成写自然山水是魏晋南北朝散文的独创；二、历史传记逐渐独立于史书之外，成为文学传记；三、抒情成分增多；四、文章趋向骈俪。骈体文形成并臻于鼎盛。文章四六句型已成常规，追求精致的对仗、谐调的声律、使事用典、雕饰辞采、骈文创作盛极一时。辞赋由汉大赋演变为抒情小赋，并向骈化和律化方向发展。小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的新的文学样式，是我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主要有志怪小说《搜神记》和志人小说《世说新语》。 文学意识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自由，带来了文学理论发展和文学批评的繁荣。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学批评专论，它对文学的社会地位与作用、文学批评的态度与方法、文体的区分、文风与作家的关系等重要问题提出了看法，标志着文学批评进入了新时期。陆机的《文赋》是一篇用骈体文写成的文论著作，阐述了相当完整的创作论，它第一次把创作动机、过程、方法、形式、技巧等问题归入文学批评范畴。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巨著，是对前代文学理论的总结和发展。它初步建立了文学史观，既重视文学发展与世风的关系，也重视文学自身发展中的继承与革新，较全面地说明了作品的内容与形成之关系，总结了创作过程中各个环节的经验和教训，初步建立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钟嵘的《诗品》是我国第一部诗论著作。《诗品序》是全书的总论，论述了五言诗的起源和发展，对诗歌的某些创作方法及诗歌的抒情达意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它也存在一些缺憾，如对某些作家品评失当，对声病说盲目排斥，在探讨诗歌传承关系时显得简单化，但它无疑是研究汉魏六朝诗歌的重要参考材料。此外，颜延之对文笔说的阐述，裴子野的《雕虫论》，萧绎的《金楼子·立言篇》，萧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文章篇》等，都对文学问题发表了重要的意见。齐武帝永明年间，周颙、沈约、王融等提出“四声八病”的理论，是对声律说的新发展，对后世韵文和近体诗的发展有重大影响。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发展，逐步使文学创作置于其影响与指导之下。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同步发展，二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密切关系，对当时和后世的文学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自己查资料吧幸亏是浅谈，谈谈表面就行，不用太深

唐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它给后世留下的印象至深，除了国力强大、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天下太平外，更突出的亮点就是辉煌灿烂的文化。解密唐朝文化繁荣基因，我们不难发现，其间政府的引导功不可没。　　在统一、开放的背景下，统治者不断调整政策对宗教加以扶植　　佛教、道教与儒学，并称“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晋南北朝时期，释、道、儒三教为了维护各自的地位，既相互争斗，又相互渗透。到了唐朝，在统一、开放的背景下，统治者不断调整政策对宗教加以扶植，使这种局面得到较大改观。　　唐朝开国之初，李渊为了抬高门第，神化统治，认李耳为先祖，将道教地位排在佛教之前，令王公以下皆习《老子》，使道教得以大力发展。武则天想当女皇，实行武周革命，僧人怀义、法明则造《大云经》宣传武则天是弥勒佛下凡，为其大造舆论。武则天上台后大肆佞佛，广建寺院，普度僧尼，下令天下寺院收藏《大云经》，将佛教地位抬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唐玄宗在位，欲振兴李唐王朝，革除武周后期的不良影响，复将道教放到佛教之前。尽管前后的统治者出于各自的政治需要，使得佛、道的地位有所变化，但从总体上看，三者在唐朝前期都受到积极的扶植，获得了充分发展。　　正是在贞观年间，玄奘法师赴印度求法17年，载誉归国后受到至高礼遇，唐太宗令大臣、僧众出城高接远迎，又多次在宫中接见玄奘，与之谈经论道，倍加褒奖，颇有相逢恨晚之叹。朝廷还修建大慈恩寺及翻经院，让玄奘在那里著书立说，传经布道。武则天虽说佞佛，却也提倡三教并重，既不准僧人排斥老君，也不准道士毁谤佛法，命大臣汇集三教典籍，撰成1300卷的大书《三教珠英》，传播天下。玄宗皇帝勤奋好学，精通诸家典籍，深知宗教能在治理国家，调和各类矛盾，稳定社会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所以他的基本做法是，既尊儒，又崇道，不抑佛，三教兼容，充分利用。他曾在开元十年、天宝二年先后两次给《孝经》作注，颁行全国，以示教化；又于开元二十三年亲注《道德经》，下令每家必备一部；接着在次年还将其《御注金刚般若经》颁示天下，对佛教给予支持和弘扬。　　唐王朝对释、道、儒三教并尊的做法不仅形成了以儒家政治伦理观为基准、佛道学说兼收并蓄的盛唐独具的统治思想体系，大大巩固了帝国基业，而且也促进了三者间的相互吸收，不断完善。佛教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走向成熟，进而成为中国式宗教的。　　锐意经籍，大兴文治，“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　　贞观初期，天下初安，太宗励精图治。他深知“致安之本，惟在得人”，而人才又必须以德行、学识为准。他采纳魏征“偃武修文”的建议，锐意经籍，大兴文治，“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努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太宗重视文治由来已久，早在秦王府时期，唐太宗就留意文士，建文学馆收罗人才，号称“十八学士”，参谋左右。正式即位后，他又于弘文殿左边建弘文馆，精选天下贤良文学之士，给以优厚待遇，让他们校理典籍，考注《五经》，参议礼、律，厘定制度，或引入内殿，商讨政事。同时选三品以上官员子孙入弘文馆学习。在唐太宗的关注下，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完善的官学制，在中央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算学，在州县则有州学、县学。唐太宗尤其关心最高学府国子学的建设，贞观二年以后，下令立孔子庙于国子学，尊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每年定时“释奠”（即举行祭奠孔子的开学典礼仪式）；又扩充学校规模，增置房舍1200间；广收天下儒生，且资助盘缠，派车护送进京；规定在校学生能精通一大经（如御注《老子》、《孝经》，须三年学成）以上者即授以官职。唐太宗还多次到国子学视察，给学校调派硕学名儒充任老师，命学校的负责及主讲当场讲经授课，并给他们颁赐奖赏。　　唐太宗重视文教、修文兴学的事迹给后世开了个好头，以后的高宗、武后、玄宗也都代代相传，使学校教育制度不断发展完善，这不仅给帝国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成为唐王朝兴旺发达的有力保证；同时也惠及友邦，给周边国家及部族培育了许多英才，促进了那里社会的发展。　　日本、新罗等国的学子一批又一批到唐朝留学，学成回国后，把唐朝的先进制度，如田制、法律、科举制等在本国推广，成功地实施社会变革；或借助汉字拼读本国语，创制为新文字；或学习唐朝的医学、天文、历法，在本国加以传播，佛教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传到了日本、新罗等国，对那里的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还有一些留学生长年居住中国，读书做官，著书立说。如新罗国崔致远18岁考中进士，任过县尉、侍御使、内供奉等官，写下了至今尚存的《桂苑笔耕录》。日本的阿倍仲麻吕，即晁衡，善著诗文，与诗人李白、王维等交情至深，常常一起诗酒唱和，在唐朝做过御史中丞、秘书监等官，至73岁客死中国。远在雪域高原的吐蕃贵族子弟通过在唐朝读书，学习中央王朝的典制礼俗，儒家及佛教经籍，大大加强了与汉地的联系。直到安史之乱发生后，吐蕃占领了河陇地区，从敦煌发现的材料看，吐蕃在这一地区仍然保存着唐朝的不少礼仪习俗，敬佛礼儒，如官方派人抄写佛经、《孝经》，学校里仍旧按时举行祭祀孔子的“释典”之礼。　　所有这些，加强了与周边国家民族的文化交流及友好来往，形成了唐朝崇高的国际地位。　　规定在科举考试中加试诗赋，更加推动了文化的普及　　唐代文学，诗赋散文，传奇小说，千姿百态，盛极一时。尤其唐朝的诗歌，风格多样，流派纷呈，名家辈出，气势恢宏，流传千古，深受珍爱。是唐文化中芬芳的奇葩，璀灿的明珠，是冠绝古今的诗歌高峰，也是唐朝留给后世的宝贵财富。　　唐朝文学繁荣的原因，首先在于它植根于盛唐这片沃土之中。国家的统一与强大，社会的安定与宽松，新兴中小地主势力的崛起与经济的全面发展，使文人、学子充满自信、理想与追求，给他们抒发情怀，表达思想创造了条件，提供了空间。其次，与唐朝皇帝的爱好与提倡有很大关系。唐太宗不仅擅长政治，而且喜好文学。处理国事之暇，常与大臣赋诗唱和，清人编辑的《全唐诗》、《全唐文》里收有他的许多诗赋。继太宗之后，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也都大力倡导文学。特别到后来，规定在科举考试中加试诗赋，更加推动了文化的普及，刺激并影响了文学创作。然而科场里那种规定过死的考试方式，往往使举子们的才智不能得到充分发挥。　　作为补充，当时社会上流行着一种“行卷”风气，举子们为了让主考官了解自己的文学才能，纷纷事先精心创作一些诗赋传奇之类的东西，或文辞华美，或故事动人，在科举开考前送到考官及权贵手中，搏得人家赏识，以便加以举荐。唐朝知识分子参政热情极高，科举制给他们开通了入仕之门，所以精研文墨，求取功名，报效国家，便成为最大追求。　　此外，科举制还促成士子们在江湖闯荡的风气。进士放榜后，有的高中，有的落第；落第者自然返乡，高中者则进入“守选”（即等待任用），这个时间一般都在3年以上，长者甚至可达十几年。年复一年，造成大量无官可做的士人在社会上奔波，或投亲访友，或供职军镇，或漫游江湖，或隐居田园。丰富多彩而又充满曲折的生活经历使得文人志士不胜感慨，于是舞文弄墨，斐然成章，创造出大量的田园诗、山水诗、边塞诗、从军诗，以及传奇小说，绝妙文赋，为唐代文学的繁荣增添了内容，蔚为绚丽多姿的盛唐气象。　　积极吸纳外来文化的精华，不断丰富自身营养　　唐朝对外奉行开放政策，与世界上70多个国家发展外交关系；对内则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在归附的民族聚居地区，采取怀柔做法，设立856个自治性较强的羁縻州、县。唐太宗抱着一视同仁的态度对待各族人民，他曾讲过：“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为此，他通过和亲与吐蕃、吐谷浑等民族发展关系，加强团结；通过任用少数民族首领在朝廷做官，在军队带兵，表示对他们的信任与重用。太宗以后的继位者也都沿袭这些做法，这对中外文化交流，胡汉民族融合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随着盛唐时代的到来，陆地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许多国家的商人、使节、僧侣与留学生，大量涌入唐朝境内，在丝绸之路沿线，在长安、洛阳、广州、扬州等地都有大量的外国人、外族人居住。唐都长安俨然是国际大都会，仅接待外国使者、宾客的机构鸿胪寺就拥有外国人四千多。在长安西市有来自中亚、西亚的许多胡商摆摊设点，酒店里有美貌如花的胡姬招徕生意，诗人李白常来此光顾，咏叹“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此外，还有移居长安的周边少数民族，如突厥人进入长安的就有上万家。大量外国人、外族人长期在唐朝生活，与汉族杂居，或娶妻生子，入籍唐朝，带来了外国文化，边地风俗；从衣食娱乐，到宗教信仰，都对唐朝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到唐朝经商的外国人首推中亚河中（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地区俗称粟特地区的粟特人，因这一地方有众多小国，国人皆以国为姓，故汉籍又称他们为九姓胡人。九姓胡人尤善歌舞，如曹姓的曹保、曹善才、曹纲是琵琶世家，安姓的安万善是筚篥高手，米姓的米禾稼、米万磓是婆罗门舞专家。康国的胡旋舞，石国的胡腾舞、柘枝舞传进唐朝，深受喜爱，赢得几多诗人作诗称叹，上下百姓争相效仿，正所谓“伎进胡音务胡曲”，“洛阳家家学胡乐”。对这些外来音乐，唐朝廷一方面大胆引进，如把康国乐、安国乐以及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天竺乐、高丽乐列入国家大典运用的十部乐之中；但对不符合国情的玩意儿则加以禁止。如在入冬时节表演的泼胡乞寒戏，以其衣着不洁，露体不雅而下令禁断。　　波斯与阿拉伯商人也在这一时期或从陆路，或从海上进入唐朝，他们以经营珠宝著称，动辄获利巨万。通过他们，菠菜、蜜枣、胡饼、三勒浆等食品及吞刀吐火之类的杂技进入唐朝社会；而造纸、织锦等手工业技术也辗转传至西方世界，使那里的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　　随着西域胡人的到来，其信仰的伊斯兰教以及祆教、景教、摩尼教等也在唐朝内地传播。这些外来宗教，特别是早已在中国流传的印度佛教，渗透到唐朝社会的方方面面，对哲学、文学、语言学、建筑、艺术等均产生了巨大影响。　　外国人及外族人影响于唐朝社会的，还有衣食化装，流行时尚。唐朝初期，社会风气还比较保守，妇女出行时头戴幂篱，长可过膝，遮蔽全身。其后学胡人，戴胡帽，穿翻领开襟胡服，至盛唐或衣半袖裙襦，袒胸露面，无复遮蔽。仕女化装追求时兴，如发型仿效少数民族，有乌蛮髻、椎髻；面饰则有吐蕃妆、回鹘妆等。至于餐桌上的饭菜，也在变换花样，开元年间，宫廷御馔“尽供胡食”。　　开元、天宝时期，大量外国人及周边少数民族充斥长安，长期与汉人杂居，相互习染，社会风气一度甚至出现了“胡化”苗头，引起世人的担忧。但唐王朝不但没有禁止，反而积极吸纳外来文化的精华，不断丰富自身营养，将胡风夷俗，融聚为中华文明，创造出更加绚丽多彩的盛唐文化。～

关于唐代诗人的论文3000字

你一世传奇，少怀大志，“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你厌患仕途，平交王侯，“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你壮怀逸兴，却踌躇满志，“抽刀断水水长流，举杯销愁愁更愁。”；仗剑去国，辞京远游，适逢终南捷径。平步青云，知章赞之“天上谪仙人”，却只因生性桀骜“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故放浪形骸，“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此便注定了太白斗酒诗百篇的佳话。　　欣逢忘年知己秉性相投，杜子美虽诗风现实却也诵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迈。故结伴同游岱岳东蒙，无奈雨打浮萍，各奔西东。齐鲁一别竟成千古遗恨，生死别离。　　“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人识李白醉酒狂饮，谁知他拔剑四顾。　　“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岂肯落人后！”人们尽知李白才子风流，岂知他白发孤舟。　　我所熟识的唐代诗人——李白，我确沉醉于他的“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了。

李白浪漫主义诗歌及其价值探究 在唐诗及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李白的课题的评论资料和专著的相对匮乏。典型一点的就胡震亨的《李诗通》，杨其贤、萧士赟及王琦三家分别为《李太白全集》做的注本，以及薛仲邕做的《李太白年谱》等，到了近代，也只有郭沫若先生曾系统地研究过。与李白同时代的大诗人杜甫相比，在专著的数量和质量上，可谓“扬杜而抑李”了。其实，更多的研究者却是，隐藏或者回避了更深的内涵和问题不谈，或者只是考证了一下诗的某句出典或者创作的年代，实在是离李白诗歌背后的人性挖掘很远，离浪漫主义精神的根源与神韵更远。 李白是中国这块汉语言文字沃土上滋生的特殊文化现象。其长期存在而且具有恒久的艺术和人性魅力，一定有自己不可复制和逆转的深层次原因。这当然需要我们对李白以及浪漫主义诗歌乃至文学进行本体上的考虑，这种考虑或者应以生命的存在为基础，这就是李白的价值重估的问题，我对李白的认识，在接近的程度上永远不敢说真正理解李白的精神神韵。加上我现在只有20岁的小小年龄，不敢也不可能陷入那细节上的研究，难免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感。我在玩味李白作品的时候，始终告诫自己一点：做人要做真诚的人，依照自己的本性，而不是世俗的理念，浪漫只能是以人的生命为主体的浪漫。下面就将自己的三个妄自菲薄的观点和体会谈一谈： 第一， 诗歌与人生合一。 人生应该是诗意的人生。所以浪漫主义诗人始终追思人生的诗意，把人的本真情感纯化，力图把人类从各种“非人化境遇”中拉出来，启迪异化现象日趋严重情况下芸芸众生那沉重的心灵。表现在李白身上，他是一个强烈的“以天下为一己之私”的人。与李白同时代的其它诗人，根本无法将个人的主体意识摆到李白这样的高度上。而其它诗人则是以天下为他人之私或以天下为天下共同之私。李白是皇室宗亲，使他能够摆脱一个穷酸读书人的孜孜以求的“暮登天子堂”的“田舍郎”梦想，他直到四十岁才应诏入朝，不是由于科举，而是玄宗的下诏相请。达芬奇一生最大的预言就是：人类定有飞翼！而且一生在致力研究飞行器。李白则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他就是人类性灵得以飞升之翼。李白在二十岁时就做《大鹏赋》，在临终前又写了《临路歌》，以及其它一些诗中始终以生有巨大翅膀的大鹏自比，以寄托他那“激三千以崛起，向九万以迅征”之志！他是以道家的天地人合一为目标和准则的，正因为如此，他能展开“无往不到的想象之翼”。正是出于这种心态，足以使他把人的本真情感化，追思人生的诗意而不被异化。 其他诗人则认为天下是皇帝的，自己只不过是天地间的过客，人生旅途看到什么景色就赞美两句，多献媚之词，而少由衷之意，即使偶而言由衷了，也缺乏李白那种以主人翁姿态吟唱出的“天地动、鬼神惊”之语？而李白是主人，他赞美时，自然而且放达，只是由于他发自内心深处的喜欢和钟爱。下面我们就一道去看一看，李白是怎样以整个生命的神奇力量，振动想象之翼飞翔的： 1、从青年起，李白就怀有“济苍生，安社稷”之宏大抱负，并为理想孜孜以求，锲而不舍，希望建立不世之功。他鄙视蓬间雀，没有凡夫俗子那种垂涎欲滴的权利欲，他政治视野开阔，正如大鹏的个性。正如陈胜所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但他又不想一步步脚踏实地登上事业的顶峰，却想平交王候，一步凌云。他一生都怀有侥幸成功的心理，一举定邦，一言问鼎，西入长安，从永王嶙以及晚年想当一普通士兵进而建功立业的想法都是这“侥幸心理”的直接反映。这一点，正与大鹏捕捉猎物的方式相似，它在云端远远地看着猎物，一个俯冲便轻而易举地用爪子抓在手里。 2、在处世上，道家的思想支配他，他自由自在，毫无拘检，无为而达。他在茶楼酒肆“天子呼来不上马，自言臣是酒中仙”，他在金銮殿，让高力士为他脱靴，都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大鹏在飞翔之中，总是看似漫不经心，自由自在，但自有服不可撼动的活泼与强硬。 3、他以诗人的眼光观察政治人情世态，有时异常敏锐地看出本质的东西。但总的说来，未免失之浪漫。大鹏在云端向下俯啄，不再象在平地上看世界时那样孤立的静止的，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是在动态中把握，而抛开了颜色、声音、形状的干扰，更能抓住本质。 4、在艺术上，他继承了庄周、屈原以来的优秀浪漫主义传统，以囊括宇宙、席卷八荒的气概，以“惊风雨、泣鬼神”的笔姿表现出恢弘的志气和飘逸的风格。所谓“黄河落尽走东海，万里写入襟怀间”“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在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中的第一首中，有“我志在删述，绝笔于获鳞”的诗句，俨然以新一代知识分子领袖自居。大鹏展翅飞翔眼天低，放眼天下时，飘逸正是大鹏飞翔的神态和风格。 5、李白正是因为以脱离现实的“以天下为一已之私”的想象之翼翱翔时，远离了社会的价值判断，这是造成其人生悲喜剧的主要原因，但同时又给他浪漫主义诗作注入超越时代的魅力。与一般诗人相比，太白诗几乎是用孤傲的自我串连起来的。“羞于世人同”，使他一生“傲岸苦不谐”，这种空前和孤傲包涵着世人对他的无法理解和他无法去理解世人的“双重苦恼”。但他对理想执著追求，对生命的极大热爱使他不肯屈服---“耻与鸡并食，长与凤为群”。杜甫也在诗中提到李白的不被人理解：“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大鹏的独与天齐的飞行本能，使他苦恼，但他绝不会轻易放弃。 6、李白能把不被世人理解的悲愤，体现在不入流俗的的气魄和狂歌的坦荡上。在剧烈的站突中，他能把极度的痛苦表现为极度的超脱各非凡的气势上：“庐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街挂颐事玉阶！”“达亦不足贵，穷变不足悲！”“黄金白壁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候！”“东山高卧时起来，欲苍生未应晚。”大鹏能够在暴风雨中，笔直向上，直冲云宵，以表现自己的生命力，这正是他孤傲冷俊的性格决定的。李白这种精神境界的超越性几乎是唐代乃至后代诗人无法比拟的。这种超越性使他的诗的力度空前，也使人的生命力各个性淋漓尽致展现。从这个意义让讲：李白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一个以生命写诗的人。 诗例1《谢眺楼饯别授书淑云》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比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惧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人生在事不如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李白的赠别诗占他诗歌的比便相当大，但可以说每一首赠别诗都不是为了写诗写诗，而是为了表达情感的需要。他的诗句都是从他的肺腑里蹦出来的，跳跃着时代向上的脉搏。赠别诗中，他总是能够排除虚伪的感情各捧场，直抒胸意，痛快淋漓。如《梦游天姥吟留别》《送孟浩然之广陵》等等，不仅没有应酬的痕迹，就是表达上也是感情充沛，妙手偶得，浑然天成。诗人忽喜忽悲，忽喜忽悲，情绪万变意象急剧跳跃。真实反映了一个满腹牢骚别恨的诗人复杂心情，李白之诗能从应酬诗的俗套中跳出来，因为他感情饱满真挚。使形不连而意连有一种合谐和美，所以杜甫评价其“飘然思不群”。 李白是一个能把外物随时随处为我所有、带着强列主观色彩的人，这一特点集中反映在他的“以第一人称为视点”的歌行中。李白这种做法无疑给作品带来了不谐调的成分，或者说紧张感、跳跃感，而李白的不受内心束缚的浪漫主义诗情，只有通过大多数诗人认为“不可做诗的形式”中，才会在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世界里展翅敖游。 第二，理性不能保证人的判断的正确性。人应以自己内在的的灵性作为外界的依据，以直觉各顿悟有所判断的依据。 李白是一个性灵派的诗人，他带有强烈的主观感受，重直觉。他的感情炽热，发为诗则一种天马行空的轻灵飘逸，以江河般的“恣态奔腾”气势来表现自己浩大不捐的力量；而杜甫则象海边的碓石，在岸边静静地矗立着以一种拙力来表现诗情。德国浪漫主义诗哲的本体论认为：“诗人希望在诗的国度里消除束缚，庸俗各一切对立，达到绝对自由。从而把诗的想像激情和幻想给有限的生命以出神的状态中，把握时间的永恒。”从东、西方关于诗的的本体的不同把握，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个问题。中国的诗歌创作，对于”志”的要求是很低的，只要是人的某种情感的抒发就可以了。具体地说，以何种形式是五言或七言，全凭诗人自己主观好恶，而实际上大多数诗人都自束手足，不仅格式工整，而且绝不逾平仄半步。至于说在鉴赏者那里所要求的也根本没有提出“出神”的状态各“时间的永恒性”。 从诗的概念的简单分析和比较，我们容易看出，诗的创作在各个时代有些共同特点在人的诗作和修行成佛上，都存在着这样两种方式孰优的争论：是顿悟的，还是渐修的，是要借用直觉直抒胸意和感受，还是借助理性观照勤修苦炼，是做道家的游方圣僧，还是做苦行僧。一者以酒肉穿肠过，一者以恪守五戒十律，问汝今能持否？这种争论，导致了佛教完派的分野，推而广之，在做人和做诗上也有南宗、北宗之分。北宗学问渊综广博，南宗学问清通简要。“北宗人看书如显处观月，南宗人看书如牖中窥日。北宗风格退敛，南宗风格肆纵。北宗重细节，南宗人重大概。”作诗也是如此。李白是一个性灵的诗人，他很崇拜谢灵运，他的心里时常是“空无一物”坦荡的，所以没有任何滞重的东西，他能抓住一刹那的感受，而不拘泥形式地表现内心的“志”这一点上。 在荡漾人类性灵的浪漫主义诗人那里，主体感受已经最大限度地溶在诗中，甚至可以活主体已消失在语言中，同时语言的形式语言的选择已成活主体已成极其次要的问题，只有一种意识上的一种冲动在主体和鉴赏者中间，这种意识就下面第三点中谈及的宇宙意识。 读杜甫的诗和读李白的诗，我总是有二种不同的感觉，那就是杜甫是在静观人生，而李白则是挥霍人生。我们每一读者都是通过每一句单独的感觉与诗人交流的。另外，李和杜的诗有一个区别是，李诗中多采用过去时友人入蜀道还没有发生，李诗已出现了，而且每一读者读过后，好像旅游时结束后的轻松，而杜甫的则是雨已下过后，他与读者说，这雨是怎么下的。前者有畅想时的美感，后者有回忆时的欢欣。 第二， 追求与大自然的神秘契合交感，反对理性使人与自然的分离和对抗。 这一点是李白和所有浪漫主义诗人和文学家共同具备的，那就是他们具有强烈的宇宙意识。 庄周梦见蝴蝶，他分不清到是蝴蝶变成了庄周，还是庄周在梦中变成了蝴蝶。屈原在《天问》中，一连串向天发问，共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李白终身以大鹏自比，是他能够象大鹏一样在天空自由自在飞翔，还是大鹏能够像李白一样有放荡不羁的思想？！具有这强烈的宇宙意识的人，是不能为理性而牺牲自己内心的灵性的，他的灵性只能深深地来自于他强大的生龠，来自于他对生命对宇宙的神秘契合的强烈的爱。既然有白天存在，那么一定有黑夜存在，有“熵”存在，使我们的能量凝聚，既然生命是存在的，那么死亡也一定存在，生命是好的，那么死亡也一定是美好的，具有宇宙意识的人，能够超越事物偏执的两端，在两者这上静观两者的兴替变化，所以他进亦忧、退亦忧。李白就是这样一个人，能把生命中的得失、痛苦和欢乐，一起下酒的人，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对自己生命的强烈的爱，而这种爱时来源于任何一个自然生命生存的全部认同。整个人类发展史上，人的焦虑，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生命本真的焦虑，二，是道德上的焦虑。三，是精神上的焦虑，尼采说过一句话：“上帝死了！”---是他们共同的焦虑之声。具有了强烈宇宙意识的人，他们退了，退到山林做起了隐士，那里不再不会有政治战争的干扰和危胁其生命的存在，但他们为了摆脱精袖的无归依，他们向社会的道德进攻了，以获得人的精神生活的健全，李白是这样做的，庄子，嵇康，陶渊明都莫不如此。 现代派的绘画的最大特点就是追求画的整体效果，它看上去首先是一幅感人的画，然后细看却看只不过是一些色彩的点染和几何图形的罗列。这一点与古典绘画不同，它看上去是一些感人的细节，而后一幅画的意义才脱然而出。这就像李白的诗与杜甫的不同。 下面举一例：《观卢山瀑布》 日照香炉生紫烟 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 整首诗没有固定的视点，不是一个“遥”反映出来的。诗人不是通常所说的站在高处，看瀑布的水向下奔泻，也不是仰视瀑布的水直从天上垂下，更不是一个为看瀑布，而找到一个相同高山头平视瀑布流淌的全过程。而是李白自己化做了瀑布的一滴水，在瀑布流下的过程中，恣意奔泻，他感觉到崖石的期待，这滴水不怕身体失重、生命失重的情况下，不管是那块岩在上面跌得粉身碎骨，他期待着这种辉煌。这滴水，用自己势能向下冲，而且越落越快，不可阻挡，这是他整个生命所蕴藏的最后的能量，那一滴水的重量不止是他生命的重量。这时，他不知瀑布是他，还是他是瀑布，天地晕眩了，岩石也模糊了，他也为自己的力量感觉陶醉了，三千里的长度对它来说太长又太短了，他有权利更深体味这种生活。 这首诗是与《卢山谣》先后写的，那时他六十岁，离他生命的终点只差两年。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讲，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他有与天地合一的宇宙意识，梁实秋先生说过一句话：“一个人如果到了相当年龄，还不失赤子之心，方寸之间诗意盎然，方是诗人。”那银河，那瀑布的水，那崖石，已不再有最初的涵义，而是他浪漫主义诗情的一部分了。下面我谈一谈浪漫主义诗人之死 1老子之死（按一般说法，他不称浪漫主义诗人之列，但他是具有宇宙意识和人类性的人）。他骑着青牛出了函谷关，就消失了。他看到了什么，他为什么而去，我们不得而知。在一个战乱的时代，他抛弃了什么，但他和自己的形体合一，谁也干扰了他的心神，追寻他的大道去了。2庄子之死：林语堂《老子的智慧》中记载：“庄子快死的时候，弟子们商议要厚葬，但庄子说：“我用天地为棺木，日月做壁玉，星辰做葬珠，万物来送葬，这不是很壮的葬礼吗？还有什么可求的呢？”3屈原之死：在端五节投汨罗江而死，他绝不是简单的为楚国而死，他超脱了形体，他是吟唱着《天问》而死的，他是涌颂着《离骚》而死的。任何人拥抱着本真的自己而死的。那死是一种宇宙意识的体验，他的死亡是他生命之后的生命。 4李白之死：投水。他是乘舟大醉后，为捕捉水中的月亮而死的。他是吟着大鹏赋“激三千以崛起，向九万而迅征”而死的，他是和自己心中的月亮一起死的。他投水时，月碎了，他成了水中的月亮，他寻到了月和生命的圆满和光亮。 每一个浪漫诗人都对自己生命赋予最大限度的认同。正是因为他最大的认同了自己的生命，所以他的一切都被他自己的行动赋于了永恒的生命力，连同他的死。每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之死都是人类灵性的一次极大的尙失，又是人类灵性的一次圆满。这是人类诗化人生历史的一次涅磐。 以上谈了什么是浪漫主义？什么是浪漫主义诗歌和诗人？而真正的成为浪漫主义诗人，首先是又必须浪漫地做人。 浪漫地做人的基础是学会心理状态有一种一成不变的特性，我们不妨称之为稳定性，如果没有外来的信息冲击，那么每个人会依照这种稳定性一如既往地生活下去。他遇到什么人说什么话，他是早晨干什么晚上干什么会有条不紊。但人的心理状态有一种易变性。当外来的信息量很大，他再继续按常规做事已成为不可能，他会寻求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解放自己的苦闷。这时他对熟悉他的朋友说，会觉得他突变了一个人。而如果他觉察到周围人的因自己的心理状态而导致了对自己不利的看法，他会很犹豫彷徨，恨不得自己马上回到原来做事的方式中去，但这种情况正象“熵”一样有不可逆性，于是他留恋过去，他回忆过去，一直追塑到自己的童年，而否定了现在的一切失败和成功。 而浪漫主义诗人则不同。他们是善于改变自我的心理状态。而且会这种变化而由衷的高兴。他觉得自己又触及到更为崭新的生命内容。他还能保持那颗赤子之心，而不有损自己的灵性。所以他敢于让高力士脱靴，尽管他的同行会认为这是狂妄，认为这样做会导致他行事的不便，而他则一如既往。所以他敢去投水而死去捕捉月亮，他这样做，只是因为他喜欢有世俗所说的那种损失和意义。 确实，“诗言志”在心为心，在心为志，发而为诗。做人就像做诗一样，心里怎样想就怎样做，就是把人生的一切都转化成诗的意境了，行事的效果和其所想之间就达到了合一。不知他是做诗还是在说话，没有了世俗的理念。生命的过程中，每一改变所赋于的浪漫主义诗人感觉抓住了，不再停留在某一种状态了，浪漫主义诗人高兴自己能够适应了所有的状态，而自由自在生活了。人的每一次心理状态改变都可以说是过去的自我的一次死亡，如果你为这种改变而有一种荣誉感，崇高感，你会对自己有一种认同。而别人在一次活动中，打破了你的心理状态，给你一个崭新的思想，如果你有羞耻心恐惧心很焦虑，那你也同样是死亡了一次，如果你战胜了这种感觉，你会和他成为朋友，如果你没有远离这种生活，你会更强地自闭于自我。

盛唐气象在宋元明清时代是一个文学批评的专门术语，指盛唐时期诗歌的总体风貌特征。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等著作最推崇盛唐诗，指出盛唐诗的特征是“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并对此在其诗话中多有阐述。以后明清诗论家承严羽之说，常把雄壮、浑厚二者（有时合称雄浑）作为盛唐诗歌的风貌特征，并称之为盛唐气象。后来林庚在论文《盛唐气象》中，正式提出“盛唐气象”一词，后来也被指为盛唐时代的整体风貌。

李白是继庄子、屈原以后的中国又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杰出贡献在于扩大了浪漫主义的表现领域， 丰富了浪漫主义的艺术技巧， 并使浪漫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表现手法， 在诗篇中达到高度的统一， 把浪漫主义艺术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峰。研究李白诗歌的艺术成就， 重点应了解他的浪漫主义特色， 才能真正得到李白诗歌的精髓。关键词 李白 诗歌 浪漫主义 表现手法 艺术特色李白是唐代诗坛的一位最杰出的作家。他的作品很多， 现存《李太白全集》30 卷， 除赋、序等文章外， 有诗九百八十余首。这是他诗歌创作中的一小部分。在他死后不久， 他的诗歌就已经“十丧其九”(李阳冰《草堂集序》) 。就从这余下的十分之一的诗歌中， 可以清楚地看出李白是我国文学史上继屈原之后又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的诗歌继承了庄子、屈原以来的浪漫主义文学传统， 并且以他在唐朝由盛转衰， 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中， 形成了那种坚持进步的理想， 反抗黑暗现实， 相信自己才能， 鄙视腐朽权贵的斗争精神。在李白诗歌中， 理想主义、反抗精神和英雄性格得到了全面的发展， 达到高度的成熟。李白诗歌中的自我形象在反庸俗和追求理想的斗争中展示了比屈原更为深刻的矛盾， 更为强烈的快乐和痛苦。因而李白的诗比屈原的辞所概括的生活更深更广， 他着眼的不是一个集团， 而是整个时代。屈原主要是通过浪漫主义的独白， 表达了政治上的失败而产生的痛苦与矛盾， 而李白的浪漫主义精神却渗透到一切主题中去， 接触到封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以说， 李白在继承庄子、屈原的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的基础上， 扩大了浪漫主义的表现领域，丰富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 使浪漫主义的诗歌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在浪漫主义诗人中， 李白是伟大的， 也是最典型的。杜甫称赞李白的诗说: “笔落惊风雨， 诗成泣鬼神。”这正说明李白的诗歌有着无比神奇的艺术魅力。而这些艺术魅力正是从诗人的种种浪漫主义手法中表现出来的。因此， 在我们探讨李白诗歌的艺术成就的时候， 应该重点探讨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一、豪迈而奔放的气势元稹说李白的诗歌: “壮浪纵恣， 摆去拘束。”这正道出了李白诗歌的这种豪迈而奔放的气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 描写客观事物， 表现出不可羁勒的力量。如诗人笔下的黄河:黄河西来决昆仑， 咆哮万里触龙门。《公无渡河》黄河万里触山动， 盘涡毂转秦地雷。《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 这里， 黄河奔腾咆哮， 冲决一切， 呈现出不可驯服的形象， 确有“落笔摇五岳”之势。再如诗人笔下的长江和高山:登高壮观天地间， 大江茫茫去不还。《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天门中断楚江开， 碧水东流至此回。《望天门山》举手可近月， 前行若无山。《登太白峰》连峰去天不盈尺。《蜀道难》庐山秀出南斗傍。《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这咆哮愤怒， 一泻千里的江河， 奇险挺拔， 高出天外的峰峦， 都表现出冲决束缚， 追求自由的不可阻挡气概。(二) 抒发主观感受， 表现出强烈、炽热的感情。李白的诗往往直抒胸臆:在黑暗的现实中找不到出路时， 渴望摆脱羁绁， 腾风凌云， 得到自由。他高呼: “大道如青天， 我独不得出。” (《行路难》) “摧残槛中虎， 羁绁 上鹰， 何时腾风云， 搏击申所能!”(《赠新平少年》) ; 受诏赴长安时， 他高兴万分: “仰天大笑出门去， 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 ; 长安三年无所作为， 最后又受排挤， 他在诗中大呼: “时清不及英豪人， 三尺儿童唾廉蔺。”(《醉后赠从甥高镇》) ; 他憎恨权奸， 诗中表达清除权奸的愿望: “何不令皋繇拥彗横八极， 直上青天扫浮云。”(《鲁郡尧祠送窦明府薄华还西京》) ; 他反对安禄山的叛乱， 要求恢复祖国统一， 就在诗中表示: “但用东山谢安石， 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其二) ; 他同情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 就写下了“君看石芒砀， 掩泪悲千古”的沉痛诗句。在李白的诗歌里， 或爱、或恨、或兴会淋漓、或嘻笑怒骂， 种种强烈炽热的感情， 汇成一股豪迈而奔放的气势， 震动着读者的心弦。(三) 句法变化多端， 不受格律的束缚。当时律诗正在兴起， 而李白流传下来的诗歌中， 七律只有十二首， 五律也为数不多。这并非李白不会写律诗， 而正如清代赵翼所说， 是“不屑束缚于格律对偶， 与雕绘者争长”。他大量写的是乐府歌行和五、七言古诗。就是在这格律不严的情况下， 李白也常常打破、突破了一般的规定。表现在句法上， 长短错落， 变化多端。如“噫， 吁口戏， 危乎高哉!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蜀道难》) 等。尤其是当感情达到高潮的时候， 李白决不使格律束缚感情， 往往冲破格律的限制， 出现一些散文化的诗句。如“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 玉山自倒非人推。”(《襄阳歌》) “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 君亦为我倒却鹦鹉洲。” (《江夏赠书南陵冰》)这样便于诗人抒发感情， 正如宋代曾巩在《代人祭李白文》中说: “又如长江， 浩浩奔放，千里一泻， 来势犹壮。”二、丰富而奇特的想象(一) 丰富的想象。李白诗歌中， 有大量的想象， 有的诗通首是想象。现实事物、神话传说、历史故事、自然景物、梦中境界等等， 在李白笔下， 无不成为想象的媒介。通过这些媒介， 诗人的想象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任意驰骋。而这种任意驰骋的想象又是以现实为基础的， 与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让超现实的描写为更深刻地反映现实服务。《梦游天姥吟留别》正是这方面的典型。诗人借助梦境， 开展大胆的想象， 描绘了天鸡高唱、海日升空、熊咆龙吟、霓衣风马等超现实的想象， 渲染了仙界的瑰丽和美好， 映衬了现实的污浊和黑暗， 表现了崇高的理想。诗中写梦醒后对梦境的议论更直接表示了他在现实中“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使我不得不开心颜”的斗争精神。又如， 在《蜀道难》中借助历史传说和远古神话驰骋想象， 着力渲染了秦蜀道路上奇险的山川， 寄托了诗人对现实社会的忧虑与关切。明月， 是李白经常歌咏的对象。诗中通过丰富的想象， 赋于明月人格化和个性化。诸如:暮从碧山下， 山月随人归。《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这是诗人在月夜到长安南面的终南山拜访一位姓斛的隐士时， 将空中的明月想象成是含情脉脉、依依不舍与自己随行的同伴， 以此衬托出诗人与斛士之间的深情。杨花落尽子规啼， 闻道龙标过五溪。举杯邀明月， 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其一这是在自己受到打击， 政治失意， 感到孤独时， 把明月想象成为自己的友人。(二) 奇特的想象李白诗歌中的想象往往出人意表， 新颖不俗。但出人意表又入情理之内， 新颖不俗而不流于怪谲。试看《哭宣城善酿纪叟》:纪叟黄泉里， 还应酿老春。夜台无李白， 沽酒与何人?诗中想象纪姓老人死后还应继续酿酒。这本来是不可能的， 但诗人却像真有其事一样，执著地继续想下去: 夜台中没有李白， 你卖酒给谁呢? 这种想象好似出自一个天真的孩子，确实奇特新颖。但正是这种想象把老人“善酿”的形象， 诗人与老人的深厚情谊， 特别是老人死后， 诗人对他的怀念都深刻地表达了出来， 完全合乎情理。三、大胆而恰切的夸张李白经常使用夸张这种艺术手法， 来表现强烈、炽热的激情。从那大胆而恰切的夸张中， 也表现出了李白诗歌浪漫主义艺术特色。李白在《北风行》中用了“燕山雪花大如席”句， 来叙述北方雪大天寒。鲁迅先生就此句作了说明: “燕山雪花大如席是夸张， 但燕山究竟有雪花， 就含着一点诚实在里面， 使我们立刻知道燕山原来有这么冷。如果说广州雪花大如席， 那就变成笑话了。” (《鲁迅全集》第六卷185 —186 页) 这就是艺术中夸张与真实的辩证法。李白那些优秀诗歌中的夸张， 从来没有脱离生活的真实， 恰恰相反， 他总是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进行夸张。因此， 往往越是夸张， 现实生活越是表现得深刻、真实。白发三千丈， 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 何处得秋霜。《秋浦歌》之十五日照香炉生紫烟， 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之二“三千丈”、“三千尺”都是极度夸张。前者以诗人自己的愁情之长为基础， 后者以庐山瀑布之高为基础， 不但没有不真实之感， 反而让人们更深刻地感受到诗人深长的忧愁和庐山瀑布的雄伟壮观。李白在运用夸张手法时， 非常注重抓住夸张对象的特点， 使夸张本身与夸张对象产生内在联系， 做到既大胆又不失确切。如:黄云万里动风色， 白波九道流雪山。《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后一句， 诗人抓住远望江水波涛汹涌， 如卷起堆堆白雪的特点， 用“流雪山”来加以夸张， 就更突出了波涛汹涌的阔大景象。四、形象而生动的比喻在李白的诗歌中往往通过比喻把抽象的事物化为具体的形象。如用水比喻感情:风吹柳花满店香， 吴姬压酒唤客尝，金陵子弟来相送， 欲行不行各尽觞。请君试问东流水， 别意与之谁短长?《金陵酒肆留别》李白乘舟将欲行， 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赠汪伦》抽刀断水水更流， 举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这里可以看出， 李白运用比喻， 一是做到了形象: 感情本来是抽象的， 而诗人用滔滔江水或千尺深潭水来比喻感情， 就把感情变成了可感可触的形象， 鲜明地呈献在人们的眼前。二是做到了贴切: 比喻与友人别情之长， 绵绵无尽的流水正有长的特点; 比喻友人送我深情， 千尺潭水正有深的特点; 比喻愁情不断， 抽刀断水正有不可断的特点。这都是用与被比喻的事物有共用特征的形象做比喻， 使比喻显得十分贴切。三是生动: 形象本身就具有生动的特质。而诗人关于选择那些容易引起人的丰富联想的形象作比喻， 就更加生动。以“抽刀断水”比喻愁不可消， 不仅突出了诗人的愁情， 而且从“抽刀断水”的动作上， 使人联想到诗人那激愤的心情、豪迈的气概等等， 余味无穷。值得注意的是， 在李白的诗中， 还引用了大量典故。这些典故， 一般也起着比喻作用。诗人把许多揭露批判最高封建统治者不便直言的思想感情， 通过用典故尽情地表达出来， 而且这些典故能够引起人们的丰富联想， 往往比直言表达来得更深刻， 更有感人力量。例如《古风》之五十一中， 就用殷纣王暴虐、楚怀王昏庸的历史传说， 比喻唐玄宗的统治。虽未直言， 但人们从关于殷纣王和楚怀王的历史传说中， 就会联想到唐玄宗的统治该有多么黑暗混乱， 昏庸腐朽。五、清新而自然的语言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艺术特色， 又都是通过他那独特的清新、自然的语言而表达出来的。李白主张写诗要“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这正是他自己诗歌那种清新而自然的语言风格形象化的概括， 也正是他学习民歌语言风格的结果。如:长安一片月， 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 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 良人罢远征。《子夜吴歌·秋歌》人道横江好， 侬道横江恶。一风三日吹倒山， 白浪高于瓦官阁。《横江词》语言朴素简洁， 不假雕琢， 又活泼生动， 音节和谐， 颇有民歌风味， 但他又不是单纯地以民歌语言为模式， 而是经过加工提炼， 既不失民歌语言的本色， 又有含蓄精炼的特点。如: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静夜思》蜀国曾闻子规鸟， 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回一叫肠一断， 三春三月忆三巴。《宣城见杜鹃花》初看如脱口而出， 明白如话， 但若深入下去， 便觉意味隽永， 经过千锤百炼， 使清新而自然的民歌语言的风格又得到进一步的升华。李白的七绝也体现了这一语言特色。如《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 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 惟见长江天际流。沈德潜《唐诗别裁》说: “七言绝句以语近情遥， 含吐不露为贵。只眼前景， 口头语，而有弦外音， 使人神远， 太白有焉。”他说的这些特点， 实际上也就是深得民歌天真自然的风致。再如《早发白帝城》脱自于《水经注·江水》。我们于此对照一下:《水经注·江水》: “有时朝发白帝， 暮到江陵， 其间千二百里， 虽乘奔御风， 不以疾也。每至晴初霜旦， 林寒涧肃， 常有高猿长啸， 属引凄异， 空后传响， 哀转久绝。”这是一段优美的散文。《早发白帝城》: “朝辞白帝彩云间， 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 轻舟已过万重山。”到了李白的笔下成了一首优美的诗。语言之清新自然， 心情之舒畅乐观， 与原文风貌，却迥然不同。李白在古典浪漫主义诗歌的发展中， 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取得了不仅是他的前人， 即使是后来者也没能达到的最高成就。他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伟大的诗人， 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位巨人。他的浪漫主义诗歌， 不仅深受中国人民的喜爱， 也深受世界人民的喜爱。

关于唐代文学的论文3000字开头

诗歌进入唐代，文质彬彬，蔚为大观。三百年间，诗家辈出，除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辉耀千古的巨星之外，还有“初唐四杰”、陈子昂、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刘长卿、韦应物、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等等数不清的璀璨的星星。可以说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士子僧尼。三百年间，名篇浩瀚，据不完全统计，有五万五千多首。诗歌反映生活面之广阔，内容之丰富，情感之饱满，技巧之纯熟，音律之严整和谐，达到前所未有，后人也难以攀越的高度。诗在唐代，是一个鼎盛的时代！一个黄金的时代！ 然而，关于唐诗兴盛的原因，却没有一致的见解，虽争论不断，然难归于统一，其观点主要有下列数种。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 诗人地位的转移。认为唐诗的内容之所以丰富，涉及到各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诗人的地位有了变化。唐以前的诗坛大部分掌握在君主贵族手中，而唐代诗人大多出自民间，他们都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并对现实社会有深切的体验。譬如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孟郊、张籍、元稹、白居易等等，大都是从穷困或是从流浪中奋斗出来的。“唐代用科举考试，打破了过去几百年的门阀制度，使得中下层知识分子，通过考试，可以登上政治舞台。这不仅在政治上反映出进步性，同时在文学上也反映出进步性，这是一个文化普及的解放的新时代。从此被压迫的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文化上得到自由发展的机会，于是文学的创作，就冲破了六朝贵族文学的束缚，深刻广泛地反映了人们的生活与感情，丰富和提高了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从君主贵族掌握的诗坛，转移到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手里，实在是使唐诗发达起来光辉起来的最重要的原因。” 二、 统治阶级的提倡。刘大杰先生举太宗、高宗、武后、中宗及玄宗为例，说明唐统治者无不爱好文艺音乐，提倡风雅，尤其是在科举中，把诗歌的创作作为一项考试的内容，使诗歌一门成为“文人得官干禄的终南捷径”和“青年的必修科目”。这种大力的提倡，使诗歌的兴盛发达与普及成为“必然的现象”。 三、 诗体进化的规律所致。六朝开始形成七言古诗和律、绝新体诗，在形式、音律和词藻各方面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唐代诗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大显身手，“来完成诗歌本身尚未完成的生命”，从而造成光辉灿烂的成就的。另外，南北文风的融合与民族的创造力量也是唐诗繁荣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在南北朝时，两个政权虽然相互对立，但文化与血液交流的激荡，一刻也不曾停止。到了唐代统一，南北文风，得到进一步的融合，形成新的风格，表现出民族强大的创造力量。 北京大学中文系专业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从多方面分析了唐诗兴盛的原因，然最为强调的是唐代的经济繁荣与阶级斗争。书中说： 如前所述，国家的富强昌盛，社会的和平安定，生活的富裕安乐，不仅使诗人们能够“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丰富了生活经历，扩大了眼界，而且培养了诗人乐观的精神以及为祖国建立功业的理想，激发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而阶级社会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以及诗人个人政治上的失意，又直接或间接地使诗人接触现实，正视现实，从而孕育了他们对现实的叛逆精神，或批判现实的精神。 这种分析问题的“视角”显然带着时代的政治特点，但不无道理。北京大学1955级的《中国文学史》所揭示的其它原因约略同于刘大杰先生的。 吉林大学中文系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稿》更加重视从社会政治经济基础上寻找原因，他们认为的原因主要有：一、统治者吸取历史教训，对农民采取一些让步政策，阶级矛盾有所缓和，使生产力得以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相对繁荣，文化艺术亦随之欣欣向荣；二、唐王朝不断巩固边防，并扩张疆土，促进了中外贸易和文化的交流；三、商业城市的兴起和市民阶层的形成；四、由于实行科举制度，中小地主阶层的知识分子成为统治的基本依靠力量。这四个方面都对唐代文学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所述的原因中有一个原因是之前学术界未提到的，即“文禁松弛”。书中说： 就整个唐代来说，是封建社会中的繁荣上升时期，统治者对自己的统治力量还具有一定的信心，在文禁方面也比较松弛，不像以后的宋、元、明、清的统治者那样在文禁上一代比一代更加严密而残酷。 该书认为，这一个原因对于文学的发展相当的重要。 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所揭示的原因与他人略有不同，不同之处有两点：一是说唐代诗人对文学遗产采取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态度，他们既不拜倒在古人脚下，又能虚心地向古人学习。二是诗歌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这固然是唐诗繁荣的结果，但反过来又促进了诗歌创作的发展。 马茂元在《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中也探讨了唐诗繁荣的原因，他主要讲了三点：一是唐代诗人继承和发扬了过去诗歌的优秀传统，二是对民间文学高度重视，从民间文学中吸取营养，三是“诗不言法”，“他们没有被任何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所束缚，被嵌在一个模子里，而是每个诗人，都能以自己独有的面貌与我们相见。”马氏因为没能从社会基础——政治经济的视角去分析，还遭到了时人的批评。 1979年之后，文学批评的禁区被打破，唐诗繁荣原因的讨论又活跃了起来。《文学评论》于该年第1期刊登了梁超然的文章，对之前的看法提出了商榷。认为将诗歌的繁荣与经济的繁荣直接联系起来是一种“庸俗化倾向”，亦与唐诗发展的实际情况不符。例如唐太宗贞观时期的经济高涨就并没有带来诗歌的高潮。再者，作者也不同意把庶族地主阶级视为唐代诗坛的主要阶级基础和唐诗繁荣的决定力量，认为那种说法夸大了世、庶斗争的意义，夸大了庶族地主的进步性。实际上，“庶族地主”是个极其复杂的概念，是否是一个统一的阶层以及能不能形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都值得怀疑。同一期的《文学评论》上，还发表了皇甫煃的《唐代以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的关系》一文，该文对于把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视为“促成唐诗繁荣的一个直接原因”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科举制度只是一种考试制度，庶族地主可以利用它，世族地主也可以利用它。”“笼统地说唐代以诗赋取士因而促成了唐诗的繁荣，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初唐这一百年间，不用说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连律诗的最后定型也要到沈佺期、宋之问那时候，更不用说像后来那样用五言排律来考试进士了。然而初唐时期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而诗歌已相当繁荣，这说明唐诗繁荣还有其它更重要的原因。” 之后，许多专家仍坚持经济繁荣与唐诗兴盛有直接的关系。王水照《再谈唐诗繁荣的原因》（《文学评论丛刊》第7辑）一文，分析了其关系的具体内容：① 经济的繁荣为诗人创作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良好的创作环境。② 经济繁荣造成的国力强大，直接影响到唐诗的创作精神，那就是“蓬勃向上、奋发有为的理想”、“表现于不同题材、体裁中的开阔境界和昂扬的气象”。③ 经济繁荣所造成之交通、旅游和商业的发达，促进了诗歌内容的丰富和题材范围的扩大。④ 经济繁荣为诗歌的发表和流传提供了物质手段（“发表和流传”指驿寄、投赠、“温卷”、题壁等）。 最近出版的章培恒等人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强调了多种思想并存的局面对唐诗繁荣的积极影响。该书说：显然儒家思想在唐代是公认的正统思想，儒家经典是士人必读的书籍，在进士科和明经科的科举考试中，也都要考经书。而且，自唐立国以后，一些文人要求重兴儒学的呼声时起时伏，从未停止。这些都证明，儒学的地位在唐代较之魏晋和南朝有所提高。但是，儒学却并没有获得统治性的地位。道教和佛教，无论在统治集团还是在整个社会中，受重视的程度都不低于它。这种思想多元化的状况，使得思想界较为自由活跃，文学创作也很少禁区。 仁智之见，都不无道理。但是独取哪一家之说都显得不够全面，可否将上述各点全部列上，都算作兴盛之原因呢？（朱恒夫，见《中国文学史疑案录·诗赋词曲编》） 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

盛唐气象之我见盛唐气象在宋元明清时代是一个文学批评的专门术语，指盛唐时期诗歌的总体风貌特征。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等著作最推崇盛唐诗，指出盛唐诗的特征是“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并对此在其诗话中多有阐述。以后明清诗论家承严羽之说，常把雄壮、浑厚二者（有时合称雄浑）作为盛唐诗歌的风貌特征，并称之为盛唐气象。后来林庚在论文《盛唐气象》中，正式提出“盛唐气象”一词，后来也被指为盛唐时代的整体风貌。盛唐气象最主要指的是盛唐时代的诗歌。雄壮浑厚确是盛唐诗的风貌特征。南朝以至初唐诗风，大抵绮靡柔弱，雕琢词句，缺乏雄浑之气，它被盛唐诗人扬弃了。盛唐以后的中晚唐诗，有的偏于平易柔弱，如大历十才子、白居易、贾岛、姚合等，缺乏雄壮；有的偏于雄健，如韩愈，但因刻意追求奇险，缺乏浑成自然，所以雄浑确是盛唐诗区别于初唐与中晚唐诗的突出特征。严羽最推崇盛唐诗，于盛唐诗中最推崇李白、杜甫两大家。《沧浪诗话•诗评》称道李杜等盛唐诗人诗“如金鳷〔鳷（zhī）传说中的异鸟、大鸟）擘海，香象渡河”，是赞美其雄壮。严羽又强调诗歌应写得浑然天成，不露文辞斧凿痕迹，即所谓“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沧浪诗话•诗辩》），并认为盛唐诗在这方面表现突出。严羽大力推崇提倡盛唐诗风，不但因为盛唐诗的确写得好，还有其时代背景。宋代影响最大的江西诗派，其作品以杜甫晚年一部分刻意锤炼字句的篇章和韩愈、孟郊诗为学习对象，写得瘦硬刚健而缺乏自然浑成之美。南宋后期流行的永嘉四灵诗派，取法贾岛、姚合，气局狭小，缺乏雄壮阔大的气象。严羽竭力主张作诗应取法盛唐，寓有针砭当代诗风、补偏救弊之意。盛唐气象之所以被冠为一个“盛”字，不仅仅在于它经济实力之强大，军事武功之强盛，朝野政治之清明，律法制度之完善，更加在于它具有其他封建王朝所难以企及的文化张力。文化张力是一种对外扩张外向，对内兼收并蓄，并且将外向与内蓄相互融合、促进，以外向为主的一种文化扩张力。同时，对内的兼收并蓄是为了更加的外向扩张。但是，张而不破。文化张力使得某文化将自己的文化触角伸向其他文化，并将之转变为内部文化，并不全盘外化。就像是《天龙八部》中的北冥神功，将别人的内力吸去化为己用，而自己的内力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文化也有这种吞噬吸纳的作用。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伴随着民族融合速度加快，汉族以自己的儒教文化为根基，逐步吸收外来文化并将之吸纳转换。其文化核心也在逐步多样化。由独尊儒术变成了儒释道的有机组合，外围又融入其它民族的文化，使得旧有的陈腐颟顸的汉文化转为新汉文化。由内敛含蓄变为外放扩张，同时唐朝吸收的文化包括了北边的匈奴鲜卑、西边的柔然吐谷浑、东边的高丽、南方的南越天竺，从而使得唐朝在文化在扩张时，兼容性加强。由于这种强有力的文化张力，让唐朝的文化显现出来一种独特的气质，就是极度外向。而外向的直接影响就是，从上到下，从里到外，让唐朝人都显现出来一种自信、雍容、大度、豪放、进取、无所畏惧和积极入世的心态。例如：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侠客行》），孟浩然“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岑参“丈夫三十无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银碛山西馆》。唐代的士人功名心极重，这种积极进取的心态，也就说明了唐代文化的张力之强大。第二，是长江流域的开发并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唐代与汉代不同，汉代也是盛世，但汉代的兴盛只有黄河流域一个经济中心，而支撑盛唐经济的则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大经济中心，并且此时长江流域的实力已远胜于黄河流域。这一中国经济构架大变化的过程也是发生在魏晋南北朝。。经过东晋的百年经营，至南北朝时，长江流域的经济已远远超过黄河流域，此后不管中国的政局如何变动，都不能撼动长江流域经济中心的地位。隋朝建立后，政治中心北移，但文化中心南北分立，黄河流域文化从此不能独占鳌头。其内部文化的融合也在悄然进行。从庾信开始，我国的南北文化逐渐合流，交融。形成了恢弘的大唐气度。而这种恢弘的气度和文化张力，创造了有利于文化繁荣的环境，史学、音乐、舞蹈、美术等等，都显现出来一种外放的气质。南北的统一，使得唐朝拥有了强大的国力，在对外方面显现出一种主动的、炫耀式的气质。李白的诗歌，就是这种气质的完美体现。盛唐兼容并包、恢弘大气、开阔昂扬的气象，数百年来为人所称道。 总而言之，盛唐气象的出现，是国力强大下的文化张力的体现，同时，由于产生的文化张力的足够强大，使得士人的心态变得积极，而积极的心态又使得唐人在对外对内显现出来的是一种不由自主的强势的进取。而这种不由自主的强势的进取，又使得唐人积极开拓他们的疆土，发展他们的经济，强硬他们的外交，从而使得国力进一步强大。这样形成的一个良性的循环，让盛唐展现出来一种千年不灭的气度——盛唐气象。

《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

关于唐代文学的论文800字怎么写

唐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它给后世留下的印象至深，除了国力强大、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天下太平外，更突出的亮点就是辉煌灿烂的文化。解密唐朝文化繁荣基因，我们不难发现，其间政府的引导功不可没。　　在统一、开放的背景下，统治者不断调整政策对宗教加以扶植　　佛教、道教与儒学，并称“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晋南北朝时期，释、道、儒三教为了维护各自的地位，既相互争斗，又相互渗透。到了唐朝，在统一、开放的背景下，统治者不断调整政策对宗教加以扶植，使这种局面得到较大改观。　　唐朝开国之初，李渊为了抬高门第，神化统治，认李耳为先祖，将道教地位排在佛教之前，令王公以下皆习《老子》，使道教得以大力发展。武则天想当女皇，实行武周革命，僧人怀义、法明则造《大云经》宣传武则天是弥勒佛下凡，为其大造舆论。武则天上台后大肆佞佛，广建寺院，普度僧尼，下令天下寺院收藏《大云经》，将佛教地位抬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唐玄宗在位，欲振兴李唐王朝，革除武周后期的不良影响，复将道教放到佛教之前。尽管前后的统治者出于各自的政治需要，使得佛、道的地位有所变化，但从总体上看，三者在唐朝前期都受到积极的扶植，获得了充分发展。　　正是在贞观年间，玄奘法师赴印度求法17年，载誉归国后受到至高礼遇，唐太宗令大臣、僧众出城高接远迎，又多次在宫中接见玄奘，与之谈经论道，倍加褒奖，颇有相逢恨晚之叹。朝廷还修建大慈恩寺及翻经院，让玄奘在那里著书立说，传经布道。武则天虽说佞佛，却也提倡三教并重，既不准僧人排斥老君，也不准道士毁谤佛法，命大臣汇集三教典籍，撰成1300卷的大书《三教珠英》，传播天下。玄宗皇帝勤奋好学，精通诸家典籍，深知宗教能在治理国家，调和各类矛盾，稳定社会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所以他的基本做法是，既尊儒，又崇道，不抑佛，三教兼容，充分利用。他曾在开元十年、天宝二年先后两次给《孝经》作注，颁行全国，以示教化；又于开元二十三年亲注《道德经》，下令每家必备一部；接着在次年还将其《御注金刚般若经》颁示天下，对佛教给予支持和弘扬。　　唐王朝对释、道、儒三教并尊的做法不仅形成了以儒家政治伦理观为基准、佛道学说兼收并蓄的盛唐独具的统治思想体系，大大巩固了帝国基业，而且也促进了三者间的相互吸收，不断完善。佛教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走向成熟，进而成为中国式宗教的。　　锐意经籍，大兴文治，“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　　贞观初期，天下初安，太宗励精图治。他深知“致安之本，惟在得人”，而人才又必须以德行、学识为准。他采纳魏征“偃武修文”的建议，锐意经籍，大兴文治，“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努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太宗重视文治由来已久，早在秦王府时期，唐太宗就留意文士，建文学馆收罗人才，号称“十八学士”，参谋左右。正式即位后，他又于弘文殿左边建弘文馆，精选天下贤良文学之士，给以优厚待遇，让他们校理典籍，考注《五经》，参议礼、律，厘定制度，或引入内殿，商讨政事。同时选三品以上官员子孙入弘文馆学习。在唐太宗的关注下，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完善的官学制，在中央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算学，在州县则有州学、县学。唐太宗尤其关心最高学府国子学的建设，贞观二年以后，下令立孔子庙于国子学，尊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每年定时“释奠”（即举行祭奠孔子的开学典礼仪式）；又扩充学校规模，增置房舍1200间；广收天下儒生，且资助盘缠，派车护送进京；规定在校学生能精通一大经（如御注《老子》、《孝经》，须三年学成）以上者即授以官职。唐太宗还多次到国子学视察，给学校调派硕学名儒充任老师，命学校的负责及主讲当场讲经授课，并给他们颁赐奖赏。　　唐太宗重视文教、修文兴学的事迹给后世开了个好头，以后的高宗、武后、玄宗也都代代相传，使学校教育制度不断发展完善，这不仅给帝国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成为唐王朝兴旺发达的有力保证；同时也惠及友邦，给周边国家及部族培育了许多英才，促进了那里社会的发展。　　日本、新罗等国的学子一批又一批到唐朝留学，学成回国后，把唐朝的先进制度，如田制、法律、科举制等在本国推广，成功地实施社会变革；或借助汉字拼读本国语，创制为新文字；或学习唐朝的医学、天文、历法，在本国加以传播，佛教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传到了日本、新罗等国，对那里的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还有一些留学生长年居住中国，读书做官，著书立说。如新罗国崔致远18岁考中进士，任过县尉、侍御使、内供奉等官，写下了至今尚存的《桂苑笔耕录》。日本的阿倍仲麻吕，即晁衡，善著诗文，与诗人李白、王维等交情至深，常常一起诗酒唱和，在唐朝做过御史中丞、秘书监等官，至73岁客死中国。远在雪域高原的吐蕃贵族子弟通过在唐朝读书，学习中央王朝的典制礼俗，儒家及佛教经籍，大大加强了与汉地的联系。直到安史之乱发生后，吐蕃占领了河陇地区，从敦煌发现的材料看，吐蕃在这一地区仍然保存着唐朝的不少礼仪习俗，敬佛礼儒，如官方派人抄写佛经、《孝经》，学校里仍旧按时举行祭祀孔子的“释典”之礼。　　所有这些，加强了与周边国家民族的文化交流及友好来往，形成了唐朝崇高的国际地位。　　规定在科举考试中加试诗赋，更加推动了文化的普及　　唐代文学，诗赋散文，传奇小说，千姿百态，盛极一时。尤其唐朝的诗歌，风格多样，流派纷呈，名家辈出，气势恢宏，流传千古，深受珍爱。是唐文化中芬芳的奇葩，璀灿的明珠，是冠绝古今的诗歌高峰，也是唐朝留给后世的宝贵财富。　　唐朝文学繁荣的原因，首先在于它植根于盛唐这片沃土之中。国家的统一与强大，社会的安定与宽松，新兴中小地主势力的崛起与经济的全面发展，使文人、学子充满自信、理想与追求，给他们抒发情怀，表达思想创造了条件，提供了空间。其次，与唐朝皇帝的爱好与提倡有很大关系。唐太宗不仅擅长政治，而且喜好文学。处理国事之暇，常与大臣赋诗唱和，清人编辑的《全唐诗》、《全唐文》里收有他的许多诗赋。继太宗之后，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也都大力倡导文学。特别到后来，规定在科举考试中加试诗赋，更加推动了文化的普及，刺激并影响了文学创作。然而科场里那种规定过死的考试方式，往往使举子们的才智不能得到充分发挥。　　作为补充，当时社会上流行着一种“行卷”风气，举子们为了让主考官了解自己的文学才能，纷纷事先精心创作一些诗赋传奇之类的东西，或文辞华美，或故事动人，在科举开考前送到考官及权贵手中，搏得人家赏识，以便加以举荐。唐朝知识分子参政热情极高，科举制给他们开通了入仕之门，所以精研文墨，求取功名，报效国家，便成为最大追求。　　此外，科举制还促成士子们在江湖闯荡的风气。进士放榜后，有的高中，有的落第；落第者自然返乡，高中者则进入“守选”（即等待任用），这个时间一般都在3年以上，长者甚至可达十几年。年复一年，造成大量无官可做的士人在社会上奔波，或投亲访友，或供职军镇，或漫游江湖，或隐居田园。丰富多彩而又充满曲折的生活经历使得文人志士不胜感慨，于是舞文弄墨，斐然成章，创造出大量的田园诗、山水诗、边塞诗、从军诗，以及传奇小说，绝妙文赋，为唐代文学的繁荣增添了内容，蔚为绚丽多姿的盛唐气象。　　积极吸纳外来文化的精华，不断丰富自身营养　　唐朝对外奉行开放政策，与世界上70多个国家发展外交关系；对内则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在归附的民族聚居地区，采取怀柔做法，设立856个自治性较强的羁縻州、县。唐太宗抱着一视同仁的态度对待各族人民，他曾讲过：“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为此，他通过和亲与吐蕃、吐谷浑等民族发展关系，加强团结；通过任用少数民族首领在朝廷做官，在军队带兵，表示对他们的信任与重用。太宗以后的继位者也都沿袭这些做法，这对中外文化交流，胡汉民族融合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随着盛唐时代的到来，陆地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许多国家的商人、使节、僧侣与留学生，大量涌入唐朝境内，在丝绸之路沿线，在长安、洛阳、广州、扬州等地都有大量的外国人、外族人居住。唐都长安俨然是国际大都会，仅接待外国使者、宾客的机构鸿胪寺就拥有外国人四千多。在长安西市有来自中亚、西亚的许多胡商摆摊设点，酒店里有美貌如花的胡姬招徕生意，诗人李白常来此光顾，咏叹“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此外，还有移居长安的周边少数民族，如突厥人进入长安的就有上万家。大量外国人、外族人长期在唐朝生活，与汉族杂居，或娶妻生子，入籍唐朝，带来了外国文化，边地风俗；从衣食娱乐，到宗教信仰，都对唐朝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到唐朝经商的外国人首推中亚河中（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地区俗称粟特地区的粟特人，因这一地方有众多小国，国人皆以国为姓，故汉籍又称他们为九姓胡人。九姓胡人尤善歌舞，如曹姓的曹保、曹善才、曹纲是琵琶世家，安姓的安万善是筚篥高手，米姓的米禾稼、米万磓是婆罗门舞专家。康国的胡旋舞，石国的胡腾舞、柘枝舞传进唐朝，深受喜爱，赢得几多诗人作诗称叹，上下百姓争相效仿，正所谓“伎进胡音务胡曲”，“洛阳家家学胡乐”。对这些外来音乐，唐朝廷一方面大胆引进，如把康国乐、安国乐以及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天竺乐、高丽乐列入国家大典运用的十部乐之中；但对不符合国情的玩意儿则加以禁止。如在入冬时节表演的泼胡乞寒戏，以其衣着不洁，露体不雅而下令禁断。　　波斯与阿拉伯商人也在这一时期或从陆路，或从海上进入唐朝，他们以经营珠宝著称，动辄获利巨万。通过他们，菠菜、蜜枣、胡饼、三勒浆等食品及吞刀吐火之类的杂技进入唐朝社会；而造纸、织锦等手工业技术也辗转传至西方世界，使那里的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　　随着西域胡人的到来，其信仰的伊斯兰教以及祆教、景教、摩尼教等也在唐朝内地传播。这些外来宗教，特别是早已在中国流传的印度佛教，渗透到唐朝社会的方方面面，对哲学、文学、语言学、建筑、艺术等均产生了巨大影响。　　外国人及外族人影响于唐朝社会的，还有衣食化装，流行时尚。唐朝初期，社会风气还比较保守，妇女出行时头戴幂篱，长可过膝，遮蔽全身。其后学胡人，戴胡帽，穿翻领开襟胡服，至盛唐或衣半袖裙襦，袒胸露面，无复遮蔽。仕女化装追求时兴，如发型仿效少数民族，有乌蛮髻、椎髻；面饰则有吐蕃妆、回鹘妆等。至于餐桌上的饭菜，也在变换花样，开元年间，宫廷御馔“尽供胡食”。　　开元、天宝时期，大量外国人及周边少数民族充斥长安，长期与汉人杂居，相互习染，社会风气一度甚至出现了“胡化”苗头，引起世人的担忧。但唐王朝不但没有禁止，反而积极吸纳外来文化的精华，不断丰富自身营养，将胡风夷俗，融聚为中华文明，创造出更加绚丽多彩的盛唐文化。～

《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

唐朝的政治经济对文化的影响唐朝时候，国家强盛，实力日益加强，经济和文化都处于世界先进地位。国家的繁荣统一对文化的发展也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唐初诗歌，并没有随着政治经济的统一繁荣而迅速转变，相反地齐梁诗风凭借着帝王的势力还继续统治着诗坛。盛唐时代，唐诗的发展达到了繁荣的顶峰。充满蓬勃向上精神的浪漫主义的诗风是这时期诗坛的主流。中晚唐文学却有多方面的发展，除诗歌风格流派更加复杂多样而外，古文运动在这时期取得了胜利，传奇小说也发展到了全盛的时期。这一时期也涌现了一大批有卓越成就的诗人。伟大的诗人李白，具有进步的理想，宏伟的抱负。但他生活在唐代统治阶级开始走向腐化，社会各种矛盾逐渐显露的时代，理想无法实现。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生在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时代。在天宝年间，他已经密切注意社会的种种矛盾，揭露了统治阶级的专横骄奢、穷兵黩武以及贫富对立的黑暗现实。这个前所未有的文学全面繁荣局面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是文学本身不断发展变革的结果，但更为根本的还是决定于文学发展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条件。本文将就唐代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对文学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比较具体的论述。唐朝的创建：隋末农民起义蓬勃发展时，隋朝太原留守李渊乘机起兵，攻占长安618年，李渊称帝，建立唐朝，是为唐高祖，定都长安。李渊和他的儿子李世民消灭了各地割据势力，镇压了各股农民起义军，统一了全国初唐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学：变革浮艳的宫廷诗 树立新诗风隋朝前后只统治三十多年，作家大半是南北朝旧人，受南朝文风影响极深，加上隋炀帝大力提倡梁陈宫体，因此浮艳淫靡文风仍然泛滥文坛。但是，由于隋初国势增强，对外战争取得一定胜利，隋文帝又曾提倡改革文风，隋初的一些诗歌，尤其是边塞诗歌中也曾出现了一些比较清新刚健的作品。这又表明隋代文风开始向唐代过渡的特点。唐初诗歌，并没有随着政治经济的统一繁荣而迅速转变，相反地齐梁诗风凭借着帝王的势力还继续统治着诗坛。唐太宗时的虞世南、高宗时的上官仪，都是皇帝优宠的专写浮艳的宫廷诗的代表人物。武后时的沈全期、宋之问也写了大量宫廷诗，但是他们继承前人的成绩，完成了五、七言律诗形式的创造，对诗歌发展有一定的贡献。唐代诗风转变的关键，在于代表中下层地主阶级利益的新起诗人和宫廷诗人展开了斗争。高宗时，"初唐四杰"崛起于诗坛，他们虽然还没有脱尽齐梁诗风的影响，但是已经提出了轻"绮碎"，重"骨气"的主张，对以上官仪为代表的宫廷诗风，深表不满。他们的诗或表现从军报国的壮志，或揭发贵族生活的荒淫空虚，或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愤，题材内容扩大了，思想感情也开始变化了。武后时代，陈子昂更高地举起了诗歌革新的旗帜，有破有立，提出了在复古中实现革新的主张。而且在创作实践上完全摆脱了齐梁浮艳习气，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上存在的种种矛盾。显示了刚健的风骨。终于改变了齐梁诗风统治的局面。端正了唐诗发展的方向。 盛唐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学：诗歌、散文全盛 各种艺术繁荣发展 诗歌多浪漫主义经过了将近四百年的分裂动乱的痛苦之后，隋唐时代终于实现了人民所渴望的国家的统一。隋唐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的地位，不得不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在政策上不得不照顾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限制豪门士族的势力。自隋代开始，士族势力逐渐削弱，隋末农民大起义更给士族以沉重的打击。隋唐实行均田制，把国家掌握的官田、无主地、荒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一部分农民。对地主豪族过多地占有土地也有限制，某些豪族逾限占有的土地曾被没收，一部分农民就从地主豪族的部曲转为政府的均田户。在生产发展中，租佃剥削方式的庄园地主经济，逐渐代替了奴役部曲剥削方式的豪门地主经济。租庸调税法的实行，赋税、徭役负担有所减轻，中小地主阶级逐渐抬头，劳动人民的处境也有一些改善，再加氏族志的重修，户等的重新划定，士庶界限逐渐消失，豪门士族的势力更日益衰微了。正由于这一系列生产关系的调整变化，唐代国家迅速强大起来，从贞观至开元一百多年中，农业、手工业生产不断上升。贞观时期，斗米值三四钱，成为历史佳话。手工业方面，绫绵、陶瓷、纸张、金属制品等都达到很高的水平国家政治、经济达到了昌盛繁荣的顶点。。唐朝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重要发展时期。那时，各民族进一步融合，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亲密，唐朝疆域空前广大。唐朝时，北方先后有突厥，回纥民族，东北有秣褐民族。唐朝在北部边境先后建立了都护府和都督府。西南有南诏和吐蕃；南诏为彝族和白族的祖先，曾接受唐朝云南王的封号；吐蕃为藏族的祖先，与唐几次通婚，保持"和同为一家"。边疆各族都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国家空前规模的统一，对文学繁荣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过去由于南北对立，文化发展殊途。在学术上是"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在文学上是"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但自隋代统一，双方就开始互相吸收。盛唐的诗歌，中唐的古文，正体现出南北文化汇流的汪洋浩瀚的局面。同时国家的统一，水陆交通的发达，也使作家生活视野扩大了。唐代作家如李、杜、高、岑、元、白、韩、柳等都走过很多地方，都有许多出身地位、思想性格不同的朋友，这是六朝文人，乃至许多两汉文人所不及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国内各民族关系比过去更为融洽，中外文化的交流，也比过去更为活跃。中国传统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乃至日常生活的饮食、服饰，都受到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而有重要的发展。唐代在中国各民族音乐的基础上吸收外来音乐，建立了燕乐、清乐、西凉、高昌等十部乐曲。舞蹈方面，剑器舞、胡旋舞等也来自西域。绘画方面也吸收外国色彩、晕染的技巧，出现了敦煌许多壮丽的壁画，也出现了阎立本、吴道子、李思训、王维等绘画大师。各种艺术的发展，大大地促进了文学的发展。王维的山水诗，号称"诗中有画"，显然受到山水画的积极影响。音乐的发展，不仅有助于诗歌的入乐传唱，还直接促成了词的诞生。更值得注意的是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使唐人精神生活大大地丰富了。我们读李颀、岑参、杜甫等人描写音乐、舞蹈、绘画的诗歌，可以看出当时艺术创作饱满的内容，新鲜的活力，也可以看出当时作家们勇于接受新鲜事物的时代精神。鲁迅说："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不算弱。例如汉人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鸵鸟，则办法直前无古人。汉唐虽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绝不介怀。"这种魄力和信心，正是来自国家的强大和统一。 伟大的诗人李白，具有进步的理想，宏伟的抱负。但他生活在唐代统治阶级开始走向腐化，社会各种矛盾逐渐显露的时代，理想无法实现。他写出许多热烈追求光明理想，猛烈抨击黑暗现实，极度蔑视腐朽无能的权贵人物，勇敢冲击封建礼教制度的光辉诗篇，表现出强烈的叛逆精神。他的诗风壮浪纵恣，摆脱拘束，丰富多彩，千变万化，不愧是屈原以后另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中晚唐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学： 古文运动兴起和胜利 现实主义诗歌发展 古文运动的胜利，是中唐文学发展的重大成就。六朝骈文统治文坛的局面，虽然自隋代李谔、王通，到初唐陈子昂、盛唐李华、萧颖士等都曾经努力反对，却一直很少改变。到中唐时代，由于社会矛盾的发展，政治思想的斗争趋于尖锐，骈文已经无法适应这种要求。韩愈首先发起了复兴儒学的运动，幻想通过加强儒家思想的统治，遏制佛老思想的流行，加强中央集权，并改变藩镇割据的局面。在文章上他也反对六朝骈俪的文风，主张恢复先秦两汉的散文传统。他的政治主张虽然受到一些人拥护，并没有获得成功。但是在文体改革上，却得到和他政治见解颇不相同的柳宗元等人的支持，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古文运动。韩、柳二人除写了许多政论外，还写了不少传记、杂文、寓言、游记之类的文学散文，以深厚的功力，独特的风格，锤炼精粹的语言，显示了散文在艺术表现上的优越性，终于使骈文在文坛上失去了统治的地位。 尽管盛唐的政治开明，经济发展但是封建社会不可调和的矛盾也继续存在，继续发展。这首先突出地表现在土地兼并问题上。唐代虽然有过均田的措施，占田的限制，但到高宗时代，洛阳豪贵占田逾限者已很多。到玄宗天宝年间，更"法令弛坏，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在经济繁荣外衣下面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玄宗早年虽颇能"励精图治"，晚年却沉湎酒色，信任奸相李林甫、杨国忠，内政日趋腐败，对外穷兵黩武。天宝十载、十三载两次征南诏，全军覆没，更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玄宗为加强边防，设置节度使，更种下了边镇节帅拥兵作乱的祸根。天宝十四载(755)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这一变乱持续了八年，唐帝国的统治力量受到严重打击，开始由盛而衰，逐渐走向没落。 安史之乱，是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这次动乱虽然最后被平定，国家元气已经大伤。原来存在的社会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日趋尖锐。。安史之乱所破坏的社会经济，虽然到贞元、元和时代逐渐恢复，但整个北方已今非昔比，经济重心逐渐转向南方。德宗时权德舆说："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新唐书·权德舆传》)南方的扬州、苏州、杭州、广州、鄂州、洪州、成都等城市比以前更加繁华，歌楼妓馆，更加发达。但是这种畸形的繁荣，更助长官僚、地主的享乐欲望。安史乱后，由于土地兼并的加剧，地主的庄园经济日益发展。以前的许多均田户，逐渐沦为庄园地主的佃户，有很多农民则流亡道路，衣食无着。王朝的税收办法，也不能不适应土地兼并迅速、无数田园易主的形势，在德宗建中元年，改租庸调为两税法。这个新的税法解除了一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的负担，一度保证了国家财政的收入。加以航运的恢复，江淮物资能够顺利北运。宪宗时，国家实力有所增强，曾经先后平定了剑南、淮西两个藩镇，其余藩镇也开始表面上归附中央。这就是史家所谓的"中兴"，对中唐文学的繁荣有很大的刺激作用但这个局面没有维持很久，随着政治的日益腐败，两税法的弊端百出，人民的负担又越来越加重了。到穆宗时，人民的赋税负担比德宗时增加了三倍。其他杂税徭役，更有增无已。皇帝公开奖励各地官僚进奉"羡余"，立"月进"、"日进"等名目。各地藩镇官僚更借进奉为名，残酷搜刮，"唯思竭泽，不虑无鱼"。人民起义反抗的浪潮，此伏彼起，。在社会矛盾复杂尖锐的形势下，诗歌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潮流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局面。安史乱后，元结、顾况等揭发社会矛盾的诗歌，成为杜甫的同调。中唐时代，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等更继承杜甫的传统，进一步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掀起新乐府运动。他们的新乐府诗揭发了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残酷剥削，对人民的深重疾苦表示同情，对国势的削弱也深感不安。他们的诗在当时就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除了以白居易为首的现实主义诗派而外，中唐时代诗歌的风格流派比盛唐更多了。大历年间，刘长卿、韦应物的山水诗，李益、卢纶的边塞诗，都是盛唐诗风的余响。贞元、元和之际，韩愈、孟郊以横放杰出的诗笔，开创了奇险生新的新风格。青年诗人李贺，更融合楚辞、乐府的浪漫幻想的传统，以浓丽的色彩，出人意表的想象，写出了精神上的种种苦闷和追求。刘禹锡的学习巴楚民歌，柳宗元的借山水以抒幽愤，艺术上也有独到的成就。 　 晚唐诗歌，随着国势的衰危动乱，风格面貌也有很大的变化。杜牧、李商隐的诗歌，在艺术上有一些新的发展，但无论写忧国忧民，或写爱情生活，都有相当浓厚的感伤情调。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在黄巢起义前后写的一些揭露社会黑暗的诗篇，继承了白居易新乐府的传统，但感情更愤激，批判的锋芒也更尖锐，从他们诗里，我们看见了唐朝国势摇摇欲坠的景象。 这一时期最值得一提的伟大诗人是杜甫。杜甫生在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时代。在天宝年间，他已经密切注意社会的种种矛盾，揭露了统治阶级的专横骄奢、穷兵黩武以及贫富对立的黑暗现实。安史之乱发生后，许多盛唐诗人的浪漫豪情消失了，对动乱的现实也很少反映，杜甫却和人民一起经历了一段饥寒流浪的生活，写出了很多惊心动魄的诗篇，愤慨外敌的入侵，期待国家的中兴，描绘了人民深重的灾难。他的诗象一面镜子，照见了安史之乱前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赢得了"诗史"的称号。宏深博大的思想内容，海涵地负的艺术才力，"转益多师"的学习态度，"毫发无遗憾"的严肃创作精神，使他成为中国现实主义诗人的伟大代表。唐朝文学自身的发展：唐代文学的繁荣，也是文学本身不断发展的结果。从先秦到汉魏六朝，文学经历了长远的历史发展过程，诗歌、散文、小说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遗产。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光辉传统的建立和发展，不同思想倾向的表现，不同题材领域的开拓，不同文体特征的探索，以及声律的运用，语言风格的创造，手法技巧的革新，都为唐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财富，同时，也留下了不少深刻的教训。这些都是唐代文学繁荣的必要条件。但是，更值得重视的是唐代作家对文学遗产所采取的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态度。隋及初唐时期，齐梁形式主义诗风虽然还占统治地位，但初唐四杰已开始对它表示反对，到了陈子昂，更大力扫荡齐梁诗风，标榜"风雅比兴"、"汉魏风骨"的传统，在复古之中实现革新。李白继承着陈子昂的革新精神，一面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一面又学习楚辞和乐府，创造了独特的浪漫主义的诗风，完成诗歌革新的使命。到了杜甫，更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明确提出"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的主张，既有批判，又有继承，既注意内容精神，又注意声律形式。正因为如此，他的现实主义的诗歌才能够"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负起了继往开来的任务。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理论，更深刻地揭示了中国诗歌的现实主义的传统。在散文方面，韩愈一方面指责六朝文风："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但是他并不全废骈俪，而且他的"陈言务去"的主张，也受南朝文人"辞必穷力而追新"的启发。这些唐代杰出作家在对待遗产上，都体现了一种既批判又继承的共同精神。这种既不拜倒在古人脚下，又能虚心向古人学习的精神，使他们借鉴而不流于摹仿，继承而又能有所创造。这是非常值得珍贵的。 也许，只有唐朝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才会产生这样深厚的文化积淀，才会对我们的今天产生这样巨大的影响。我们要做的就是怎样继承并将其发扬光大，因为它是值得我们永远骄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