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旅游文化论文3000字格式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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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文化——韩国向世界亮出的名片。韩国是一个民族特色十分鲜明的国家，其鲜艳的民族服饰、独特的饮食文化已成为国家的名片，走向了世界。韩国也是一个品牌意识十分强烈的国家，其先进的制造业，产品遍及全球各地；其影视作品、流行音乐也是风靡东亚及东南亚地区，被人们称之为“韩流”。值得称道的是，韩国人推出的品牌，并不是一味引进、仿效西方的模式和形态，而是将极具本民族特色的东西，加以先进包装，推向世界，因此特别具有吸引力。长篇电视剧《大长今》就是一例。它通过一批韩国古代宫廷厨师的生活，展示韩国的饮食文化。该剧一经播出，在东亚及东南亚地区引起强烈反响，不仅女主角李英爱一举成名，而且带动了韩国的饮食旅游。品尝韩国膳食，体味韩国风情，感受韩国文化，成为东亚及东南亚游客的追求目标。韩国人的这种强烈的“自主创新”意识值得我们借鉴。韩国料理三大宝：泡菜、大酱和酱缸韩国饮食以自然为本。韩国的酱和泡菜延续了数千年的历史，蕴含着久远的传统。有时是原汁原味，平平淡淡；有时又是华丽无比，令人不忍食用。从豪华的宫廷宴席到简单的四季小菜，韩国饮食具有自己独特的风味和风韵。第一大宝：泡菜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在《食物与文化之谜》一书中写道：“告诉我你吃什么，那么我可以知道你是谁”。韩国人会说：“我们吃泡菜，所以我们是韩国人”。在韩国，没有泡菜的饭桌令人难以想象。韩国人对泡菜情有独钟，每家都有专门保管泡菜的“泡菜冰箱”。泡菜味道辛辣，调味品味儿浓，非常爽口。即使是发酵了一个冬天的泡菜，吃起来也如新鲜白菜般爽脆。吃油腻的东西时吃泡菜，可以爽口；跟清淡的东西一起吃，则更令人感觉清淡。韩国泡菜跟以酸味为主的中国泡菜不同，更有别于没有发酵过程的日本泡菜。自然发酵而成的韩国泡菜与其说是食物，不如说是药物，发酵过程中产生的乳酸菌有助于消化，据说还具有防癌作用。泡菜蕴含着韩国人的民族魂，是韩国的又一代名词。第二大宝：大酱韩国人一直深信“食物味道全靠酱味”，认为再好的原料，若没有酱味作铺垫，也绝对做不出好菜。因此，大酱、辣椒酱和酱油是韩国家庭一年里最重要的家底儿，这三种酱蕴含了韩国饮食的秘诀。由大豆做成的大酱，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植物性脂肪等营养成分，还含有丰富的能消除胆固醇的维生素E，对预防疾病十分有效。现在，在商店里，大酱、辣椒酱和酱油随处可见。但是，很多住在农村的人还是用自己独特的秘方亲自做酱吃。第三大宝：酱缸在韩国农村住家的向阳地，总能见到整整齐齐摆放着的大小酱缸。延续了数千年的韩国酱，放在酱缸里，味道越来越浓郁。酱缸能吸走对人体有害的毒素。若装水，则可过滤掉水中的有害成分。虽然一年四季气候有变化，但由于酱缸能保持内部温度，所以酱味不会改变，食物长期保持新鲜。酱缸可以说是贮藏韩国风味的宝库。韩国粘糕有“三心”：诚心、爱心和孝心韩国粘糕，也被称为“米糕”，是用蒸熟的糯米粉团制作而成，它在韩国传统饮食中可称得上是节日食品的“台柱子”，例如孩子的第一个生日、婚礼，以及六十大寿(在韩国的传统理念中，六十岁大寿意味着人生的一个新开始)等，人们制作并吃粘糕，以祈求平安。虽然韩国粘糕在英文中，也被称为“米糕”，但它与西方糕点相比，制作方法完全不同。韩国粘糕使用的原料是糯米粉而非面粉，里面既没有加入黄油，也没有牛奶、鸡蛋等原料。根据所使用的其他食材不同，韩国粘糕共有三四百种之多，这些食材包括谷物、大豆、花生、红枣、艾篙、南瓜、芝麻和香橼等等。韩国粘糕的制作过程也多种多样，不过大多数还是非常传统的方法：首先，将糯米研磨成糯米粉。接下来的一个步骤，可根据所制作粘糕的不同，使用不同的方法。有些人喜欢将糯米粉弄湿后，直接放入陶罐内蒸熟；另一些人则喜欢在糯米粉中加入适量热水，然后揉成糯米团，之后，再将揉好的糯米团蒸或煮熟。然后，可将蒸熟的糯米团敲打成一定造型，或者油煎。其他诸如给粘糕涂抹上各种颜色，或点缀上一些颜色丰富的食物的过程，则可制成各种各样的特色韩国粘糕来。韩国粘糕，在韩国传统历史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据考证，在韩国吃粘糕几乎是和吃谷物的历史一样长，早在中国三国时期之前就已存在。据说粘糕里还含有诚心、爱心和孝心的含义，节日送礼不能缺了粘糕，尤其送娘家礼中不能缺；搬家的时候，还有做粘糕分给邻居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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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论文没有西湖就没有杭州。白(居易)堤苏(东坡)堤，还有几近湮没不为人知的杨(孟瑛)公堤，使为民生治理西湖的人流芳百世…… 西湖原是一个海湾，由海湾而演化成为一个泻湖，由泻湖而形成一个普通湖泊。关于这个过程，前辈学者已经早有论述，并由一九七五年的钻孔证实了西湖底部的海相沉积。为此，西湖的上述发展过程，已经毋需再论，值得继续探讨的是，从海湾、泻海而至于湖泊以后，自然发展的过程并不就此结束。对于一个天然湖泊，因为注入这个湖泊的河流的泥沙冲积，在地质循环和生物循环的过程，必然要发展泥沙淤淀、葑草蔓生而使湖底不断变浅的现象，而最终由湖泊而沼泽，由沼泽而平陆，这就是湖泊的沼泽化的过程。但西湖从其成湖之日起直到今日，仍然一湖碧水，这当然是由于它的沼泽化过程受到了人为遏制的结果。也就是竺可桢在他的《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一文中所说的“人定胜天”。为此，历史时期人为活动对于西湖的影响很有讨论价值。特别还要看到达这个地区，许多古代湖泊，如余杭的南下湖、萧山的临浦、绍兴的鉴湖、宁波的广德湖等，它们的面积，有的比西湖大至数十倍，但都循着沼泽化的发展规律，最后遭到人为的围垦而淹废。即在西湖附近，也有不少古代湖泊，如北面与西湖相连的下湖以及临平湖、诏息湖和尚有争论的明圣湖等等，也都循着沼泽化的过程先后淹废。对比之下，何以西湖能够众废独存？此中因果，也很值得分析研究。 西湖原是个天然湖泊，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假使社会条件没有特殊的变化，则必然与这个地区的所有湖泊一样，由其本身的沼泽化过程，加上日益强烈的人为活动的影响而淹废，这是不庸置疑的。西湖是钱唐县境内的一个湖泊，所以称为钱唐湖（从唐朝开始，“钱唐”改为“钱塘”），又因为在它的北部还有一个与它连接的湖泊，水位比它低，称为下湖，故西湖又相应称为上湖。钱唐县是秦会稽郡二十六县之一，其位置据刘宋县令刘道真所撰的《钱唐记》一书中所说“县在灵隐山下”，当在今西湖群山之中。当时，钱唐湖在县境东部，自然绝无西湖之名。假使钱唐县的地理位置长期不变，稳定在西湖群山之中。也就是说，这个湖泊一直以钱唐湖为名，则它必然如同这个地区的其他许多湖泊一样，早已淹废成为农田。 西湖之所以能够众废独存，从地名上说，恰恰是因为它最后能冠上西湖这个名称。西湖这个名称的获得，则是钱唐县的历史发展与地理位置变迁的结果。为此必须首先把钱唐县的发展稍加探索。秦钱唐县之所以不建立在土地广阔的平原地带，却要局促到狭隘的崎岖的西湖群山之中，这当然是因为平原地带当时尚无堤塘，潮汐直薄，土地斥卤。也就是刘道真在《钱唐记》中所说的“昔一境逼近江流”。在这样的地方，当时连饮水与燃料等基本生活问题都无法解决，更不必再说垦殖土地，发展生产了。但是，时日推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人口的增长，水土资源丰富的平原地区，毕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到了后汉，这里就开始修建了“防海大塘”。假使当时县境仍在西湖群山之中，则修塘就并非必要。在古代技术条件甚低的情况下，要修建如此一条堤塘，正是说明人们对平原已经垦殖利用，修塘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也说明后汉的钱唐县治有可能迁入平原。即使后汉钱唐县是否已经迁入平原的问题尚缺乏佐证，南北朝初期的钱唐县可以肯定已在平原地区，因为刘道真在《钱唐记》中已经明白写出：“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这个“县”是后汉钱唐县当然还可商榷，但它是刘宋的钱唐县却是无可置疑的了。假使当时县治仍在秦代的西湖群山之中，或者按照一般的解释，在今灵隐寺附近一带，则向东一里许，绝对到不了与修防海大塘的江边或海边，这说明刘宋钱唐县必已进入平原，只是由于记载不详，故其具体位置，现在不得而知。 可以设想，自从秦在西湖群山中设置钱唐县以来，历两汉、三国、两晋和南北朝，县治可能早已迁离山区，逐渐进入平原。但后世明确知道秦以后的钱唐县治所在，却晚至公元六世纪后期的隋代。隋文帝开皇十一年（五九一），钱唐县治移到凤凰山麓的柳浦，在行政等级上并且升为杭州的州治。这就是说，城市中心已经迁移到今江干一带。按地理位置，西湖位于这个城市中心的偏北地区。当然仍无西湖之名，而西湖以东的今市区中心，当时也仍然荒芜尽管秦钱唐县治逐渐迁入平原的路径今天还不清楚，但从隋代州治建于今江干一带这个事实中可以得到启发，即迁移的路线是循着今钱塘江北岸地带进行的。县治为什么只沿着钱塘江边平原比较狭隘的地带移动而不进入西湖以东即今市区中心所在的广阔地带，这是因为按照当时的自然条件，前者还比后者优越得多的缘故。县治沿江边移动，显然是依靠着从今白塔岭到凤凰山这条沿江分布的山麓线的。在这条山麓线上，地理形势是南临江海，北负山丘，它既能发挥平原的地利，却仍并不远离山区。这一带，山坡和山麓的高燥地带，可以建立宫室和聚落，而在燃料和饮水方面都不虞匮乏。山麓以南的沿江平原，由于当时钱塘江自南大门出海，今江干一带的江岸偏南，比目前广阔，可以垦殖发展农业。相反，今西以东地区，地形低洼，土地斥卤，又缺乏可以作为立足点的丘陵冈阜，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建立城市，显然相当困难。 但是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隋初把钱唐县升为杭州州治，特别是接着而来的江南运河在公元七世纪初的开凿，从此，杭州到中原，有了直达的水路交通。杭州成为江南运河的终点，又是运河与钱塘江的交汇处，而作为州治的柳浦，恰恰又是南渡去会稽的要津。这样，杭州就是一跃而成为一个商业城市，因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就是《隋书·地理志》所描述的：“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当时，今江干一带的繁荣状况可以想见。而这个地区的土地毕竟并不广阔，人满之患，也就不可避免。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城市的外围，聚落开始向西湖以东的今市区扩展，也就势所必然。当时，在西湖以东建立聚落，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给水。在整片斥卤的土地上，井水和河水都是咸水，这就使得初期建立在这里的聚落不得不紧靠西湖，否则，供水就是一个严惩的困难。可以设想，今市区范围内，从紧靠湖边的聚落出现开始，直到市区逐步扩展，由于给水问题的难以解决，必然经历了较长的时间。而在这段时间中，由于商业发达，户口增加，西湖以东的广阔地区，聚落渐增，生齿日繁，对解决给水问题愈来愈感迫切。这才促使唐大历年间（七六六——七七九）所谓“六井”的出现。 以上只是略述了从秦钱唐县到隋迁钱唐县至柳浦并升作州治的过程，还没有涉及西湖的事。也正是因为在这段历史的过程中西湖在杭州尚不足轻重，所以史籍极少记载。隋建州治于柳浦，杭州开始迅速发展，唐朝初年，杭州的户口已经超过十万，聚落与居民势所必然地要向今市区移动。这样，城市开始与西湖发生关系，出现了西湖为城市解决给水的详细记载，这就是刺史李泌修建的著名的“六井”。所谓六井，其实不过是六处蓄水池，蓄水用瓦管或竹筒从西湖引来。从六井的分布来看，它们离西湖都并不很远，这反映了当时这个地区聚落街市分布的大体范围。当然，它为城市的进一步扩大创造了条件。虽然是小小的六处蓄水池，它们所分出的水量只占西湖总水量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值，但其意义却十分巨大，从以后的发展中可以证明，它几乎成为西湖能够免遭淹废的决定力量。因为从六井开始，西湖就成为杭州城市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西湖以它的一湖甘水促进了城市的扩大与发展，而城市的不断发展，反过来巩固了西湖的存在，有效地阻止了西湖沼泽化的过程。 西湖的沼泽化过程实际上是相当迅速的，长庆二年（八二二），当诗人白居易到杭州作刺史时距李泌修六井不过五十年左右，但湖中已经出现了葑田数十顷。白居易充分明白西湖对于杭州城市的重要性，于是他主持疏浚了西湖，并疏通了六井的阻窦，使之恢复充沛。为了增加西湖的蓄水量，白居易在石函桥附近即少年宫一带修筑湖堤，比原来的湖岸高出数尺。这里原是上湖和下源的连接之处，西湖水位本来高于下湖，白居易这一筑堤，造成了上下湖水位的更大差距。尽管下湖早已淹废，但这种人为的地形差距，从今少年宫附近西湖湖岸北至少年水电站和东至环城西路这两个方向上，还都明显地存在。白居易在九世纪初期的这一次修筑湖堤，对西湖的发展来说是划时代的，因为从此以后，西湖的性质已经改变，它已经从一个天然湖泊演变成一个人工湖泊了。 这里需要述几句的是，历史地理学者常常重视地名在历史上的演变，习惯于用某一时代的地名称呼当时的地理事物。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说，这样做是科学的。因此，对于有关西湖名称及其湖泊的性质，就必须作如下的说明：西湖在其海湾和泻湖时代，由于没有历史记载，所以没有留下名称。西湖作为一个天然湖泊，它的名称应该是钱唐湖（唐朝起作钱塘湖）、上湖或者是另一个尚有争论的明圣湖。西湖一名，正如以下还要提及的，在官方文件中始见于北宋，民间何时开始流传则不得而知。但是西湖因白居易的筑堤而改变了湖性，而白居易仍称此湖为钱塘湖。因此，可以肯定，当西湖这个名称流行之时，西湖早已是一个人工湖泊了。所以今天我们说西湖是人工湖泊，按照历史地理学与地名学的角度，都是正确的。这正是竺可桢所说的“人定胜天”。 当然，人工湖泊同样存在沼泽化的过程。上述余杭的南下湖、萧山的临浦、绍兴的鉴湖和宁汉的广德湖等，都是在天然洼地上经过人工围堤筑塘而形成的人工湖泊，它们都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里先后淹废。西湖成为人工湖泊后，沼泽化的速度也相当可观。在白居易浚湖以后不到一百年，西湖又被葑草蔓合，湖底淤浅，面积缩小。当时，杭州是五代十国的吴越国的首都，为了西湖的深广和六井的弃沛，吴越国王钱镠因此建立了一支一千人的专职疏浚队，称为“撩湖兵”，日以继夜地从事疏浚，才有效地阻制了西湖的淤浅，并且畅通了六井。在吴越国的八十余年中，杭州城市得到了较大的扩展，西湖也获得了较好的整治，城市与西湖的这种唇龄相依的关系，较之前代更为明显。 吴越国时代对西湖的整治，无疑大大地延缓了西湖沼泽化的过程，但当然并不是改变了自然发展的规律，湖泊的淤浅仍然是日积月累毫不休止的过程。北宋以后，杭州的许多贤牧良守，都把疏浚西湖、畅通六井作为施政的重要任务。例如景德四年（一零零七）的知州王济，他不仅疏浚了全湖，并且修建了西湖的闸堰设备。接着是宋仁守时代（一零二三——一零六三）的知州郑戬和沈遘，前者动用了上万民工，斥废湖中葑田，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浚；后者则为了增加城市居民与日俱增的用水需要，在六井之外，添设了一处供水量特大的新井，即后人所称的沈公井，特别值得黎道的是苏轼。他于熙宁二年（一零六九）第一次来杭州任通判之职，到任之初，他就悉心研究西湖水利，探索畅通六井和沈公井的方案。他于熙宁五年（一零七二）（注应为七年）卸任离杭，但就是在这一年，知州陈襄对六井进行了一次很有成效的修理，这无疑就是苏轼悉心研究的成果。元佑元年（一零八六）（注应为四年）他第二次来杭州任知州之职，虽然相隔不过十六年，但西湖的沼泽化速度在这段时期中确实是很惊人的。根据苏轼的观察，对比他十六年前离杭时的情况。他说：“熙宁中，臣通判本州，湖之葑合者，盖十二三耳；而今者十六、七年之间，遂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来，水浅葑横，如云翳空，倏忽便满，更二十年，无西湖矣。”面临着这样的严重的威胁，苏轼立即着手制订疏浚西湖的方案，向朝廷上了《乞开杭州西湖状》的奏章。顺便指出，这个奏章是官方文件中第一次使用“西湖”这个名称，说明杭州城市已经整个地建立在西湖以东，西湖之名已经普遍流行了。苏轼在这个文件中，说明了西湖必须疏浚的许多道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说：“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后民足于水，邑日富，百万生聚待此而后食。今湖狭水浅，六井渐坏，若二十年之后尽为葑田，则举城之人复饮咸苦，势必耗散。”这条道理把西湖的存在与杭州城市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假使西湖淹废，杭州居民势必耗散，城市当然也就不复存在了。从苏轼的这段话里，可以反证我在前面的论述，六井的修建，开始无非是引西湖之水供应沿湖聚落居民，但其结果却成为西湖本身继续存在的关键。苏轼主持的这次疏浚工程是规模空前的，他拆毁湖中私围的葑田，全湖进行了挖深，把挖掘出来的大量葑泥在湖中偏西处筑成了一条沟通南北的长堤，又在全湖最深处即今湖心亭一带建立石塔三座，禁止在此范围内养殖菱藕以防湖底的淤浅。同时，他又修复当时已经逐渐淤塞的六井和沈公井，用瓦筒取代竹管，并盛以石槽，使底盖紧密，经久耐用，并且还利用多余的水量在仁和门外离井最远处新建二井，于是“西湖甘水，殆遍一城”，进一步密切了西湖与杭州城市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此外，他又在西湖和纵贯城市南北的盐桥运河专受湖水，不受江潮的干扰，达到了潮不入市的目的，并且疏浚这条运河，使之深达八尺。于是不仅河道畅通，沿河斥卤得到改变，而河水又可为居民所取用。这样，就使这个日益扩展的杭州城市对西湖的依赖关系发展到了顶点，为西湖的立于不废之地建立了牢固的基础。 到了南宋，杭州成为国家的首都，从十二世纪三十年代到十三世纪七十年代，长达一百五十年之久。城市人口骤然增加，乾道年代（一一六五——一一七三）增加到五十余万人，到了南宋末期而超过百万。城市随着迅速扩大，市面繁荣，商业发达，成为当时全国第一大城市。这在至今尚存的《繁胜录》、《都城纪胜》、《梦梁录》等南宋著作中都有详细记载，不必赘述。当时，这个庞大城市的基本供应来源是“南柴、北米、东菜、西水”，西湖仍是杭州的唯一水源。而且首都城内的河流如大河（盐桥运河）、小河（市河）和西湖（清湖河）等，也都由西湖供水，西湖成为百万人口的命脉所系，所以在南宋一代，对西湖的整治，确是不遗余力的。特别是还应该指出，南宋一代，西湖除了作为首都百万生灵的蓄水库的职能外，随着杭州城市职能的变化（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湖又增加了它的一项新的重要职能——旅游业。 南宋以前，西湖除了它的天然胜景外，湖山之间的人工雕琢是不多的。在吴越国建都的八十多年中，虽然也不无建设，但内容限于寺院、浮屠等佛教艺术。南宋一代中，由于这里是首都所在，举凡王室、官臣、城市富商等等，都竞向西湖从事宅院、园苑、亭台楼阁等各种建筑，大型的娱乐场所如钱湖门瓦子、赤山瓦子、行春桥瓦子等，也都在湖山各处开始营业。西湖被迅速地开辟成为一个风景区，这个风景区的总体布局即是别具一格的“山外青山楼外楼”，这种风格一直保持到现在。事实上，在这个庞大的首都之中，上至官家豪富，下至市井庶民，都需要有这样一个供人游憩的大公园。从此，西湖就成为杭州城市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了。 如上所述，西湖是这样地以它的一湖甘水扶植了杭州城市，反过来又因杭州城市的发展而有效地阻遏了它的沼泽化过程使之继续存在。南宋以后直到明朝前叶的二百多年中，由于长期失修，使西湖发生了近五百年来的一次最大淤浅，苏堤以西，葑田连片，六桥流水如线。但是，由于西湖和杭州城市的唇齿相依的关系已经深入人心，为朝野所公认，所以尽管盗湖为田的人多为权贵，但知府杨孟瑛仍能排除阻难，于正德三年（一五零八）拆毁葑田三千余亩，疏浚全湖，使复唐宋之旧。在杨孟瑛上朝廷的奏疏中，最重要的仍然是：“唐宋以来，城中之井，皆藉湖水充之……若西湖占塞，水脉不通，则一城将复卤饮矣。”就数这一条最有力量。从苏轼到杨孟瑛，西湖始终以它自己的一湖甘水保存了自己。 本文在开始时就已经指出，在这个地区的大量古代湖泊中，西湖是一个废独存的例子。我们不妨举一些这个地区的其他人工湖为例：余杭的南下湖，兴建于后汉，淹废于北宋；萧山的临浦和渔浦，兴建于南北朝，淹废于北宋；绍兴的鉴湖，兴建于后汉，淹废于南宋；宁波的广德湖，兴建于唐代，淹废于北宋。淹废较晚的还算富阳的阳陂湖，它兴建于唐初，淹废于明初。所有这些湖泊，都曾经在当地的农田水利中起过重要作用，但其本身却在沼泽化的过程中，最后被围垦而成为农田。这些湖泊淹废之后，由于各地在农田水利上随即又进行了新的部署，因此，总的说来，在农业上都未曾出现不可克服的困难，而围垦所得的土地都甚为可观。以绍兴鉴湖为例，围垦的结果，获得了肥沃的湖田二千多顷，使山会平原增加了四分之一的耕地面积，而今天，古代鉴湖地区土地平整，河渠纵横，大面积的耕地都能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因此，本文拿这些湖泊的淹废与西湖进行对比，并无因西湖的独存而惋惜这些湖泊淹废的意思，由于地点不同，条件迥异，上述湖泊的淹废，从历史上各该地区农业发展的过程看来，也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积极意义。当然，西湖的众废独存，较之上述湖泊的淹废就具有更为巨大的意义。因为上述湖泊的淹废，只是增加了各地的耕地，发展了各地农业；而西湖的独存，却为我们创造这样一个举世闻名的花园城市。 缅怀杭州的先贤，为了延缓西湖的沼泽化，曾经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时至今日，西湖已经成为杭州这个有远大发展前途的现代化旅游城市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尽管广大市民早已不再在给水上依赖西湖，但湖山在旅游上给予人们的贡献，将远远超过历史时期给予城市的供水。从今天的技术条件来看，要防止西湖的沼泽化发展已经比较容易，事实上，建国以来，西湖的平均深度不过五十五厘米；而现在，这个数字几乎增加了两倍。此外，在道路敷设、园林布置等许多方面，也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与古代人民在当时的社会制度和技术条件下对西湖进行的整治相比，我们今天所取得的成绩实在还并不满意。当然，在今天的社会制度和技术条件下，我们既不忧湖底淤泥，也无虑葑田连片。但是，现代社会有现代社会的问题，例如，西湖环境保护的问题，特别是西湖湖水负营养化的问题，至今已成当务之急。建国以前，湖底虽浅，而浅水的透明度在零点五米以上，清流见底；但现在已经降低到零点三米，影响了湖光山色之美。水质当然也不能与过去相比。北宋苏轼浚湖的时代，用湖水酿造官酒盛极一时，朝廷每年可得西湖酒税二十万缗。

旅游，从个人活动、群体行为发展到当今的现代旅游业，已经成为涉及旅游资源、旅游设施、旅游服务、旅游活动等的社会生活方式。旅游包括行住吃游购娱六大要素，又有消闲性、考察性、游学性、商贸性等多种类型，与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均有关系。单就审美而言，它是对自然美、艺术美、社会美的综合性审美实践活动。故从人文角度看，旅游具有多元性文化意义。本文将情、理与知识相结合，从旅游与人的爱美天性、人类文明、人才成长、精神需求、身心健康等方面论述旅游的文化意义。一、旅游与爱美天性人是离不开大自然的。人之依存大自然而生存、发展，除了向自然索取不可须臾离开的动植物与空气、阳光、水等物质资料外，还常从自然美中获得审美享受的精神食粮。马克思对此作过精辟的论述。他说：“人比动物愈具有普遍性，他靠来过活的无机自然界的范围也就愈普遍。在认识领域里，例如植物、动物、矿石、空气、光线之类组成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时而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时而作为艺术的对象，它们就组成人的精神方面的无机自然界，即精神食粮。”大自然作为物质资料，只给人生命生存的条件，而作为精神食粮，则给人生命的美的升华，让人获得“极视听之娱”，以愉悦身心的美的享受，获得摇荡性情、产生艺术灵感的心灵激动。它有如音乐的旋律美、绘画的形象美、诗歌的意境美，绘人以意味无穷的美感。这是人不同于动物，也不同于原始人的高级精神享受。所以，到大自然中去旅游审美，是人类认识美与享受美的一种高尚的活动。大自然和社会历史，是人类生存与活动的两大环境。社会环境中，有真善美，也有假恶丑，社会工作有欢乐，也常有忧愁与烦恼。而自然环境（除了应避免的灾害）作为审美对象，却以它纯真朴实而丰姿多彩的美给人无限的快乐，使人获得生命的和谐。对此，恩格斯深有感触他说过：“大自然是宏伟壮观的，为了从历史的运动中脱身休息一下，我总是满心爱慕地奔向大自然。”（《致乔治·威廉·兰普卢》，见《马恩全集》39卷63页）这说明，到大自然中去接受美的熏陶，是人类生活张弛相济、劳逸结合的需要，是使人脑得到精神保健、生命获得和谐运动的重要方式。欣赏自然美，还能得到美的巨大感染力。它能陶冶性情，净化心灵，使人忘忧去烦，消除杂念，到达纯净自由的精神境界。恩格斯在这方面有过真切的体验与启人深思的精壁见解：“你抓住船头桅杆的缆索，望一望那被龙骨冲开的波浪，它们溅起白色的泡沫，远远地飞过你的头上。你再望一望远方的碧绿的海面，波涛汹涌翻腾，永不停息。阳光从无数闪烁的镜子中反射到你的限里，碧绿的海水同蔚蓝的镜子般的天空和金色的太阳熔化成美妙的色彩，——于是你的一切忧思，一切关于人世间的敌人及其阴谋狡计的回忆，就会烟消云散，你就会溶化在自由的无限的精神的骄傲意识中。”（《风景》，见（马克思思格斯论艺术》第四册393页）的确，大自然天造地设的超乎鬼斧神工般的美的形象、美的神魄、美的风格，能使人为之心胸开阔，品性崇高，心灵纯洁，养成美的情操。范仲淹写的见“春和景明”而“心旷神怡，宠辱皆忘”，刘禹锡写的“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都是表现美景感人性情的明证。所以，到大自然中去旅游赏美，是美化心灵与激发艺术灵感的一大乐事。爱美是人的天性，对自然美的热爱尤其如此。鲁迅说：“曙日出悔，瑶草作花，若非白痴，莫不领会感动。”这反映了对自然美人皆爱之的客观事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的这种爱美天性，也作过生动的描述：“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资产阶级的锁链脱去了，玛丽花可以自由地表露自己固有的天性，因此她流露出如此蓬勃的生趣、如此丰富的感受以及对大自然的如此合乎人性的欣喜若狂……”（《神圣家族》，见《马恩全集》2卷217页）为什么自然美有如此强大的魅力激发人的爱美天性呢？因为自然之为美，除了自然物的客观性，也有审美者的主观感受在起作用，它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可见，人的爱美的天性与自然美的和谐合拍，这就是自然美产生怡情作用的本质所在。所谓爱美天性，是人类长期审美实践形成的本性。马克思关于“劳动创造了美”的著名论断，也包含了劳动创造了审美能力这层意思在内。他说：人的五官能感受美，如耳朵能欣赏音乐，眼睛能感受形式美，是长期得到环境美熏陶的结果。人的爱美天性，就是在代代相传中逐渐形成发展的。所以，我们应该更多地走向自然，以激活接受遗传而来的爱美天性，在获取自然美无私赐与的精神食粮的同时，进一步提高人类的审美能力，让生命的价值得以升华。愿人们迈开双脚奔向大自然，拥抱自然美，提高欣赏美的文化素质，重塑人的文化形象，并由此促进创造美的伟大事业。二、旅游与人类文明什么是旅游？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认为：“旅游是现代社会中居民的一种短期的特殊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特点是：异地性、业余性和享受性。”（转引自乔修业主编的《旅游美学》）这种“享受性”，主要是旅游观光中的审美享受。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人们有了业余时间与消费支出去满足这种精神享受，故旅游活动日兴，旅游人数剧增。旅游正是从外出经济消费中获得精神愉快的一种现代生活方式。旅游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文明程度较高的审美享受。美学家叶朗认为：“旅游，从本质上说，就是一种审美活动。离开了审美，还谈什么旅游？旅游涉及审美的一切领域，又涉及审美的一切形态。旅游活动就是审美活动”。（《旅游离不开美学》）的确如此，旅游涉及自然美、艺术美、生活美的丰富内容。它以旅游风景为中心，广涉奇丽的山光水色、花木虫鱼、日月云雾等自然风光，亭台楼阁、寺院宝塔，现代建筑等人文景观，雕刻绘画、诗词楹联等文学艺术，民情风俗、集市、建设等社会风貌……从多方面获得美感。旅游还在吃、住、行、购、娱诸方面获得生活乐趣，实在是综合性的审美享受。旅游与人类文明是相互促进连带发展的。旅游业的勃兴是近百多年现代文明发展的结果。随经济的迅猛发展，旅游业不断繁荣。相反过来，旅游业的发展又极大地推动着经济腾飞。因为旅游业的三大要素——旅游资源的开发建设、旅游设施的现代化、旅游管理的科学化与高效能，必然带动多种经济部门与文化行业的协同发展，产生综合效应。要使旅游的六大要素吃．住、行、游、购、娱配套发展，形成旅游大文化的三个层面——物质层面、制度层面、精神文化层面的立体结构，必然牵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诸多方面，产生整体效应。由此，我国提出了“旅游促进社会的发展与繁荣”的方针，好些旅游城市提出了以旅游业为龙头带动全行业大发展的口号。可见，旅游是随现代文明而发展，又推动着现代文明建设的社会活动。现代旅游对提高整个民族的现代意识有积极的意义。它在拓宽视野、解放思想、涵养文化等方面有深层次的意义，无论在提高民族素质与个人生存价值方面都是如此。旅游有利于改革开放，为促进经贸发展用旅游搭台唱经贸戏，为促进内地落后地区到沿海发达地区开扩眼界，为利用旅游资源以脱贫致富，为提倡适度消费以加快资金周转，政府提倡旅游，人们办旅游业与参与旅游的意识增强，旅游不再被视为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了。商品经济的观念与文化消费观念，被旅游之风吹到落后地区人们的心中。在其它方面难以冲破的禁锢意识，通过旅游的渠道冲破了。出国旅游热带来的观念更新与文化精神觉醒的潜在功能是难以估量的。大量外国游客的来华，大批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的回大陆旅游，带来了海外经济文化中的新鲜营养。这种由旅游形成的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在拓展经济新观念与吸收现代文化意识中产生的弹性功能，对深化改革开放无疑有催化作用。旅游是宏扬民族文化建设富有民族特色的精神文明的有效途径。旅游景观中积淀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各种古建筑的结构形式、建造工艺、图案雕饰等，都反映着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内涵。文物古迹直接展示出历史文化。作为旅游流动资源的民情风俗，有关景物的诗文与神话传说等旅游文学，承载着民族的性格、心理、精神、伦理道德。观赏这些旅游审美对象，自然会接受民族立化的熏陶，培养民族精神、爱国情感。这是建设现代精神文明的深厚土壤。香港作家华莎在《母女浪游中国》一书中写到：“我要踏着祖先的足迹，细味五千年文化的灿烂辉煌，我要凭身上‘传人’的胎记，拜认金色的矫龙，古老的东方。”这表明反映着历史文化、凝聚着先人精神性格与聪明才智的旅游景观，会给人以思想启迪、精神鼓舞与文化艺术的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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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论文没有西湖就没有杭州。白(居易)堤苏(东坡)堤，还有几近湮没不为人知的杨(孟瑛)公堤，使为民生治理西湖的人流芳百世…… 西湖原是一个海湾，由海湾而演化成为一个泻湖，由泻湖而形成一个普通湖泊。关于这个过程，前辈学者已经早有论述，并由一九七五年的钻孔证实了西湖底部的海相沉积。为此，西湖的上述发展过程，已经毋需再论，值得继续探讨的是，从海湾、泻海而至于湖泊以后，自然发展的过程并不就此结束。对于一个天然湖泊，因为注入这个湖泊的河流的泥沙冲积，在地质循环和生物循环的过程，必然要发展泥沙淤淀、葑草蔓生而使湖底不断变浅的现象，而最终由湖泊而沼泽，由沼泽而平陆，这就是湖泊的沼泽化的过程。但西湖从其成湖之日起直到今日，仍然一湖碧水，这当然是由于它的沼泽化过程受到了人为遏制的结果。也就是竺可桢在他的《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一文中所说的“人定胜天”。为此，历史时期人为活动对于西湖的影响很有讨论价值。特别还要看到达这个地区，许多古代湖泊，如余杭的南下湖、萧山的临浦、绍兴的鉴湖、宁波的广德湖等，它们的面积，有的比西湖大至数十倍，但都循着沼泽化的发展规律，最后遭到人为的围垦而淹废。即在西湖附近，也有不少古代湖泊，如北面与西湖相连的下湖以及临平湖、诏息湖和尚有争论的明圣湖等等，也都循着沼泽化的过程先后淹废。对比之下，何以西湖能够众废独存？此中因果，也很值得分析研究。 西湖原是个天然湖泊，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假使社会条件没有特殊的变化，则必然与这个地区的所有湖泊一样，由其本身的沼泽化过程，加上日益强烈的人为活动的影响而淹废，这是不庸置疑的。西湖是钱唐县境内的一个湖泊，所以称为钱唐湖（从唐朝开始，“钱唐”改为“钱塘”），又因为在它的北部还有一个与它连接的湖泊，水位比它低，称为下湖，故西湖又相应称为上湖。钱唐县是秦会稽郡二十六县之一，其位置据刘宋县令刘道真所撰的《钱唐记》一书中所说“县在灵隐山下”，当在今西湖群山之中。当时，钱唐湖在县境东部，自然绝无西湖之名。假使钱唐县的地理位置长期不变，稳定在西湖群山之中。也就是说，这个湖泊一直以钱唐湖为名，则它必然如同这个地区的其他许多湖泊一样，早已淹废成为农田。 西湖之所以能够众废独存，从地名上说，恰恰是因为它最后能冠上西湖这个名称。西湖这个名称的获得，则是钱唐县的历史发展与地理位置变迁的结果。为此必须首先把钱唐县的发展稍加探索。秦钱唐县之所以不建立在土地广阔的平原地带，却要局促到狭隘的崎岖的西湖群山之中，这当然是因为平原地带当时尚无堤塘，潮汐直薄，土地斥卤。也就是刘道真在《钱唐记》中所说的“昔一境逼近江流”。在这样的地方，当时连饮水与燃料等基本生活问题都无法解决，更不必再说垦殖土地，发展生产了。但是，时日推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人口的增长，水土资源丰富的平原地区，毕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到了后汉，这里就开始修建了“防海大塘”。假使当时县境仍在西湖群山之中，则修塘就并非必要。在古代技术条件甚低的情况下，要修建如此一条堤塘，正是说明人们对平原已经垦殖利用，修塘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也说明后汉的钱唐县治有可能迁入平原。即使后汉钱唐县是否已经迁入平原的问题尚缺乏佐证，南北朝初期的钱唐县可以肯定已在平原地区，因为刘道真在《钱唐记》中已经明白写出：“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这个“县”是后汉钱唐县当然还可商榷，但它是刘宋的钱唐县却是无可置疑的了。假使当时县治仍在秦代的西湖群山之中，或者按照一般的解释，在今灵隐寺附近一带，则向东一里许，绝对到不了与修防海大塘的江边或海边，这说明刘宋钱唐县必已进入平原，只是由于记载不详，故其具体位置，现在不得而知。 可以设想，自从秦在西湖群山中设置钱唐县以来，历两汉、三国、两晋和南北朝，县治可能早已迁离山区，逐渐进入平原。但后世明确知道秦以后的钱唐县治所在，却晚至公元六世纪后期的隋代。隋文帝开皇十一年（五九一），钱唐县治移到凤凰山麓的柳浦，在行政等级上并且升为杭州的州治。这就是说，城市中心已经迁移到今江干一带。按地理位置，西湖位于这个城市中心的偏北地区。当然仍无西湖之名，而西湖以东的今市区中心，当时也仍然荒芜尽管秦钱唐县治逐渐迁入平原的路径今天还不清楚，但从隋代州治建于今江干一带这个事实中可以得到启发，即迁移的路线是循着今钱塘江北岸地带进行的。县治为什么只沿着钱塘江边平原比较狭隘的地带移动而不进入西湖以东即今市区中心所在的广阔地带，这是因为按照当时的自然条件，前者还比后者优越得多的缘故。县治沿江边移动，显然是依靠着从今白塔岭到凤凰山这条沿江分布的山麓线的。在这条山麓线上，地理形势是南临江海，北负山丘，它既能发挥平原的地利，却仍并不远离山区。这一带，山坡和山麓的高燥地带，可以建立宫室和聚落，而在燃料和饮水方面都不虞匮乏。山麓以南的沿江平原，由于当时钱塘江自南大门出海，今江干一带的江岸偏南，比目前广阔，可以垦殖发展农业。相反，今西以东地区，地形低洼，土地斥卤，又缺乏可以作为立足点的丘陵冈阜，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建立城市，显然相当困难。 但是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隋初把钱唐县升为杭州州治，特别是接着而来的江南运河在公元七世纪初的开凿，从此，杭州到中原，有了直达的水路交通。杭州成为江南运河的终点，又是运河与钱塘江的交汇处，而作为州治的柳浦，恰恰又是南渡去会稽的要津。这样，杭州就是一跃而成为一个商业城市，因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就是《隋书·地理志》所描述的：“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当时，今江干一带的繁荣状况可以想见。而这个地区的土地毕竟并不广阔，人满之患，也就不可避免。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城市的外围，聚落开始向西湖以东的今市区扩展，也就势所必然。当时，在西湖以东建立聚落，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给水。在整片斥卤的土地上，井水和河水都是咸水，这就使得初期建立在这里的聚落不得不紧靠西湖，否则，供水就是一个严惩的困难。可以设想，今市区范围内，从紧靠湖边的聚落出现开始，直到市区逐步扩展，由于给水问题的难以解决，必然经历了较长的时间。而在这段时间中，由于商业发达，户口增加，西湖以东的广阔地区，聚落渐增，生齿日繁，对解决给水问题愈来愈感迫切。这才促使唐大历年间（七六六——七七九）所谓“六井”的出现。 以上只是略述了从秦钱唐县到隋迁钱唐县至柳浦并升作州治的过程，还没有涉及西湖的事。也正是因为在这段历史的过程中西湖在杭州尚不足轻重，所以史籍极少记载。隋建州治于柳浦，杭州开始迅速发展，唐朝初年，杭州的户口已经超过十万，聚落与居民势所必然地要向今市区移动。这样，城市开始与西湖发生关系，出现了西湖为城市解决给水的详细记载，这就是刺史李泌修建的著名的“六井”。所谓六井，其实不过是六处蓄水池，蓄水用瓦管或竹筒从西湖引来。从六井的分布来看，它们离西湖都并不很远，这反映了当时这个地区聚落街市分布的大体范围。当然，它为城市的进一步扩大创造了条件。虽然是小小的六处蓄水池，它们所分出的水量只占西湖总水量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值，但其意义却十分巨大，从以后的发展中可以证明，它几乎成为西湖能够免遭淹废的决定力量。因为从六井开始，西湖就成为杭州城市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西湖以它的一湖甘水促进了城市的扩大与发展，而城市的不断发展，反过来巩固了西湖的存在，有效地阻止了西湖沼泽化的过程。 西湖的沼泽化过程实际上是相当迅速的，长庆二年（八二二），当诗人白居易到杭州作刺史时距李泌修六井不过五十年左右，但湖中已经出现了葑田数十顷。白居易充分明白西湖对于杭州城市的重要性，于是他主持疏浚了西湖，并疏通了六井的阻窦，使之恢复充沛。为了增加西湖的蓄水量，白居易在石函桥附近即少年宫一带修筑湖堤，比原来的湖岸高出数尺。这里原是上湖和下源的连接之处，西湖水位本来高于下湖，白居易这一筑堤，造成了上下湖水位的更大差距。尽管下湖早已淹废，但这种人为的地形差距，从今少年宫附近西湖湖岸北至少年水电站和东至环城西路这两个方向上，还都明显地存在。白居易在九世纪初期的这一次修筑湖堤，对西湖的发展来说是划时代的，因为从此以后，西湖的性质已经改变，它已经从一个天然湖泊演变成一个人工湖泊了。 这里需要述几句的是，历史地理学者常常重视地名在历史上的演变，习惯于用某一时代的地名称呼当时的地理事物。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说，这样做是科学的。因此，对于有关西湖名称及其湖泊的性质，就必须作如下的说明：西湖在其海湾和泻湖时代，由于没有历史记载，所以没有留下名称。西湖作为一个天然湖泊，它的名称应该是钱唐湖（唐朝起作钱塘湖）、上湖或者是另一个尚有争论的明圣湖。西湖一名，正如以下还要提及的，在官方文件中始见于北宋，民间何时开始流传则不得而知。但是西湖因白居易的筑堤而改变了湖性，而白居易仍称此湖为钱塘湖。因此，可以肯定，当西湖这个名称流行之时，西湖早已是一个人工湖泊了。所以今天我们说西湖是人工湖泊，按照历史地理学与地名学的角度，都是正确的。这正是竺可桢所说的“人定胜天”。 当然，人工湖泊同样存在沼泽化的过程。上述余杭的南下湖、萧山的临浦、绍兴的鉴湖和宁汉的广德湖等，都是在天然洼地上经过人工围堤筑塘而形成的人工湖泊，它们都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里先后淹废。西湖成为人工湖泊后，沼泽化的速度也相当可观。在白居易浚湖以后不到一百年，西湖又被葑草蔓合，湖底淤浅，面积缩小。当时，杭州是五代十国的吴越国的首都，为了西湖的深广和六井的弃沛，吴越国王钱镠因此建立了一支一千人的专职疏浚队，称为“撩湖兵”，日以继夜地从事疏浚，才有效地阻制了西湖的淤浅，并且畅通了六井。在吴越国的八十余年中，杭州城市得到了较大的扩展，西湖也获得了较好的整治，城市与西湖的这种唇龄相依的关系，较之前代更为明显。 吴越国时代对西湖的整治，无疑大大地延缓了西湖沼泽化的过程，但当然并不是改变了自然发展的规律，湖泊的淤浅仍然是日积月累毫不休止的过程。北宋以后，杭州的许多贤牧良守，都把疏浚西湖、畅通六井作为施政的重要任务。例如景德四年（一零零七）的知州王济，他不仅疏浚了全湖，并且修建了西湖的闸堰设备。接着是宋仁守时代（一零二三——一零六三）的知州郑戬和沈遘，前者动用了上万民工，斥废湖中葑田，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浚；后者则为了增加城市居民与日俱增的用水需要，在六井之外，添设了一处供水量特大的新井，即后人所称的沈公井，特别值得黎道的是苏轼。他于熙宁二年（一零六九）第一次来杭州任通判之职，到任之初，他就悉心研究西湖水利，探索畅通六井和沈公井的方案。他于熙宁五年（一零七二）（注应为七年）卸任离杭，但就是在这一年，知州陈襄对六井进行了一次很有成效的修理，这无疑就是苏轼悉心研究的成果。元佑元年（一零八六）（注应为四年）他第二次来杭州任知州之职，虽然相隔不过十六年，但西湖的沼泽化速度在这段时期中确实是很惊人的。根据苏轼的观察，对比他十六年前离杭时的情况。他说：“熙宁中，臣通判本州，湖之葑合者，盖十二三耳；而今者十六、七年之间，遂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来，水浅葑横，如云翳空，倏忽便满，更二十年，无西湖矣。”面临着这样的严重的威胁，苏轼立即着手制订疏浚西湖的方案，向朝廷上了《乞开杭州西湖状》的奏章。顺便指出，这个奏章是官方文件中第一次使用“西湖”这个名称，说明杭州城市已经整个地建立在西湖以东，西湖之名已经普遍流行了。苏轼在这个文件中，说明了西湖必须疏浚的许多道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说：“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后民足于水，邑日富，百万生聚待此而后食。今湖狭水浅，六井渐坏，若二十年之后尽为葑田，则举城之人复饮咸苦，势必耗散。”这条道理把西湖的存在与杭州城市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假使西湖淹废，杭州居民势必耗散，城市当然也就不复存在了。从苏轼的这段话里，可以反证我在前面的论述，六井的修建，开始无非是引西湖之水供应沿湖聚落居民，但其结果却成为西湖本身继续存在的关键。苏轼主持的这次疏浚工程是规模空前的，他拆毁湖中私围的葑田，全湖进行了挖深，把挖掘出来的大量葑泥在湖中偏西处筑成了一条沟通南北的长堤，又在全湖最深处即今湖心亭一带建立石塔三座，禁止在此范围内养殖菱藕以防湖底的淤浅。同时，他又修复当时已经逐渐淤塞的六井和沈公井，用瓦筒取代竹管，并盛以石槽，使底盖紧密，经久耐用，并且还利用多余的水量在仁和门外离井最远处新建二井，于是“西湖甘水，殆遍一城”，进一步密切了西湖与杭州城市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此外，他又在西湖和纵贯城市南北的盐桥运河专受湖水，不受江潮的干扰，达到了潮不入市的目的，并且疏浚这条运河，使之深达八尺。于是不仅河道畅通，沿河斥卤得到改变，而河水又可为居民所取用。这样，就使这个日益扩展的杭州城市对西湖的依赖关系发展到了顶点，为西湖的立于不废之地建立了牢固的基础。 到了南宋，杭州成为国家的首都，从十二世纪三十年代到十三世纪七十年代，长达一百五十年之久。城市人口骤然增加，乾道年代（一一六五——一一七三）增加到五十余万人，到了南宋末期而超过百万。城市随着迅速扩大，市面繁荣，商业发达，成为当时全国第一大城市。这在至今尚存的《繁胜录》、《都城纪胜》、《梦梁录》等南宋著作中都有详细记载，不必赘述。当时，这个庞大城市的基本供应来源是“南柴、北米、东菜、西水”，西湖仍是杭州的唯一水源。而且首都城内的河流如大河（盐桥运河）、小河（市河）和西湖（清湖河）等，也都由西湖供水，西湖成为百万人口的命脉所系，所以在南宋一代，对西湖的整治，确是不遗余力的。特别是还应该指出，南宋一代，西湖除了作为首都百万生灵的蓄水库的职能外，随着杭州城市职能的变化（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湖又增加了它的一项新的重要职能——旅游业。 南宋以前，西湖除了它的天然胜景外，湖山之间的人工雕琢是不多的。在吴越国建都的八十多年中，虽然也不无建设，但内容限于寺院、浮屠等佛教艺术。南宋一代中，由于这里是首都所在，举凡王室、官臣、城市富商等等，都竞向西湖从事宅院、园苑、亭台楼阁等各种建筑，大型的娱乐场所如钱湖门瓦子、赤山瓦子、行春桥瓦子等，也都在湖山各处开始营业。西湖被迅速地开辟成为一个风景区，这个风景区的总体布局即是别具一格的“山外青山楼外楼”，这种风格一直保持到现在。事实上，在这个庞大的首都之中，上至官家豪富，下至市井庶民，都需要有这样一个供人游憩的大公园。从此，西湖就成为杭州城市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了。 如上所述，西湖是这样地以它的一湖甘水扶植了杭州城市，反过来又因杭州城市的发展而有效地阻遏了它的沼泽化过程使之继续存在。南宋以后直到明朝前叶的二百多年中，由于长期失修，使西湖发生了近五百年来的一次最大淤浅，苏堤以西，葑田连片，六桥流水如线。但是，由于西湖和杭州城市的唇齿相依的关系已经深入人心，为朝野所公认，所以尽管盗湖为田的人多为权贵，但知府杨孟瑛仍能排除阻难，于正德三年（一五零八）拆毁葑田三千余亩，疏浚全湖，使复唐宋之旧。在杨孟瑛上朝廷的奏疏中，最重要的仍然是：“唐宋以来，城中之井，皆藉湖水充之……若西湖占塞，水脉不通，则一城将复卤饮矣。”就数这一条最有力量。从苏轼到杨孟瑛，西湖始终以它自己的一湖甘水保存了自己。 本文在开始时就已经指出，在这个地区的大量古代湖泊中，西湖是一个废独存的例子。我们不妨举一些这个地区的其他人工湖为例：余杭的南下湖，兴建于后汉，淹废于北宋；萧山的临浦和渔浦，兴建于南北朝，淹废于北宋；绍兴的鉴湖，兴建于后汉，淹废于南宋；宁波的广德湖，兴建于唐代，淹废于北宋。淹废较晚的还算富阳的阳陂湖，它兴建于唐初，淹废于明初。所有这些湖泊，都曾经在当地的农田水利中起过重要作用，但其本身却在沼泽化的过程中，最后被围垦而成为农田。这些湖泊淹废之后，由于各地在农田水利上随即又进行了新的部署，因此，总的说来，在农业上都未曾出现不可克服的困难，而围垦所得的土地都甚为可观。以绍兴鉴湖为例，围垦的结果，获得了肥沃的湖田二千多顷，使山会平原增加了四分之一的耕地面积，而今天，古代鉴湖地区土地平整，河渠纵横，大面积的耕地都能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因此，本文拿这些湖泊的淹废与西湖进行对比，并无因西湖的独存而惋惜这些湖泊淹废的意思，由于地点不同，条件迥异，上述湖泊的淹废，从历史上各该地区农业发展的过程看来，也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积极意义。当然，西湖的众废独存，较之上述湖泊的淹废就具有更为巨大的意义。因为上述湖泊的淹废，只是增加了各地的耕地，发展了各地农业；而西湖的独存，却为我们创造这样一个举世闻名的花园城市。 缅怀杭州的先贤，为了延缓西湖的沼泽化，曾经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时至今日，西湖已经成为杭州这个有远大发展前途的现代化旅游城市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尽管广大市民早已不再在给水上依赖西湖，但湖山在旅游上给予人们的贡献，将远远超过历史时期给予城市的供水。从今天的技术条件来看，要防止西湖的沼泽化发展已经比较容易，事实上，建国以来，西湖的平均深度不过五十五厘米；而现在，这个数字几乎增加了两倍。此外，在道路敷设、园林布置等许多方面，也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与古代人民在当时的社会制度和技术条件下对西湖进行的整治相比，我们今天所取得的成绩实在还并不满意。当然，在今天的社会制度和技术条件下，我们既不忧湖底淤泥，也无虑葑田连片。但是，现代社会有现代社会的问题，例如，西湖环境保护的问题，特别是西湖湖水负营养化的问题，至今已成当务之急。建国以前，湖底虽浅，而浅水的透明度在零点五米以上，清流见底；但现在已经降低到零点三米，影响了湖光山色之美。水质当然也不能与过去相比。北宋苏轼浚湖的时代，用湖水酿造官酒盛极一时，朝廷每年可得西湖酒税二十万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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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文化论文　　人生在世，吃穿二事，很早我们就知道了这句话。人虽然作为高级动物，但仍需要与普通动物一样：“吃”。所以，零零总总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类美食也孕育而生，从古至今，长盛不衰。饮食行业也成为三百六十行常展长新的行当，而饮食业也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文化，说的更直接些就是一种“吃”的文化。　　中国有着5000年的悠久历史，中国有着灿烂丰富、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中国人注重“天人合一”，中餐以食表意、以物传情的特点。所以也就使得中国传统的饮食美食都“食出有门”如中华饮食文化理论奠基人??孔子的《论语》中就有关于饮食“二不厌、三适度、十不食”的论述。直至两千年后的今日，仍具有极高的理论指导性。中华茶道始主??陆羽认为茶道在中华饮食文化中的地位几乎与酒等量齐观，他曾遍访名茶产区荐评品第，又精研泉水，次第品级。中华食文化之圣??袁枚其《随园食单》经历五十年才写成，成为中华饮食史上光前裕后之作，也有中华饮食文化“食经”的美誉。还有以味道治国的大臣??伊尹将饮食的“色、香、味、形”与治国相融合，所以就有了 “治国若烹小鲜”之说。　　由此，这就形成了我们传统的饮食有“四重”的特点：　　1、重食：古人就有：“民以食为天”之说，见面常问“吃过没有？”足见饮食文化的地位。　　2、重养：以“五谷”养“六脏”，饮食中重视人体养生保健。　　3、重味：中华饮食最注意食物的味，讲究“色、香、味、型”。各种味道差异构成各种菜系的基础。　　4、重理：注意各种食物的搭配，以相生相克、相辅相成等阴阳调和之理性认识指导烹饪。　　正是由于中华饮食讲究料、作、食等等的精细，内容丰富且博大精深，民族特色鲜明，既兼容又特别，从古到今，历代相传又推陈出新。　　不同的饮食习惯造就了不同的饮食文化。中国人大而全的一贯作风，吃饭时自然是七大盘、八大碗，一是显示了富足，二是摆足了排场；近而各地比吃、全国争雄，最终形成了八大菜系，也就是吃方面八个不同的“高手”；说得虽有些低俗，但还是很能传情达意的。　　因此，中华饮食文化就其深层内涵，可以简单概括成八个字：精致、悦目、坠情、礼数。这八个字，反映了饮食活动过程中饮食品质、审美体验、情感活动、社会功能等所包含的独特文化意蕴，也反映了饮食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密切联系。　　精致；我们在得意时都喜欢在酒馆、餐厅里点几个精致小菜，或自己做几个精致小菜来犒赏自己与亲戚友人，而这时就需要吃出一种气氛、品位甚至是文化来。饮食既然作为一种文化，一种“吃”的文化，精品意识作为一种文化精神，却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地渗透、贯彻到整个饮食活动过程中。选料、烹调、配伍乃至饮食环境，都体现着 “精致”。尤其是现在非常注重个人身体保健的现代社会，更是要求我们的饮食向精致化发展，使饮食中融入文化，透出文化，从而“吃”出文化来，避免和摒弃那种“过之屠门而大嚼”不雅行为和有损健康的不良习惯。　　悦目；这是将“吃”的文化与内涵进行升华的高级阶段，体现了饮食文化的审美特征。中华饮食之所以能够征服世界，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美，它令食者有“三月不知肉味”的同时，更令人拍案叫绝和赏心悦目。这种悦目，是指中国饮食活动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是指它给人们所带来的审美愉悦和精神享受，首先是味道美。孙中山先生讲“辨味不精，则烹调之术不妙”，将对“味”的审美视作烹调的第一要义。　　令人悦目的美味佳肴作为饮食文化的一个基本内涵，它是中华饮食的魅力之所在，悦目贯穿在饮食活动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中。　　坠情；这是对中华饮食文化社会心理功能的概括。因为菜系和饮食中蕴藏着各种感情在其中。做的人付出心血和真情用心去做，而吃者更是品味到自己喜欢的饮食则抱着的是一种感激与赞赏。吃吃喝喝，不能简单视之，它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情感交流的媒介，是一种别开生面的社交活动。一边吃饭，一边聊天，可以做生意、交流信息、采访。朋友离合，送往迎来，人们都习惯于在饭桌上表达惜别或欢迎的心情，感情上的风波，人们也往往借酒菜平息。这是饮食活动对于社会心理的调节功能。过去的茶馆，大家坐下来喝茶、听书、摆龙门阵或者发泄对朝廷的不满，实在是一种极好的心理按摩。　　中华饮食之所以具有“抒情”功能，是因为“饮德食和、万邦同乐”的哲学思想和由此而出现的具有民族特点的饮食方式。对于饮食活动中的情感文化，有个引导和提升品位的问题。我们要提倡健康优美、奋发向上的文化情调，追求一种高尚的情操。　　礼数；是指饮食活动的礼仪性。中国是礼仪之邦，而这种礼仪与礼数也渗透到了饮食当中。而饮食讲究“礼数”，这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很大关系。生老病死、送往迎来、祭神敬祖都是礼。《礼记?礼运》中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礼数”中也讲究着一种秩序和规范，比如在重要场合坐席的方向、箸匙的排列、上菜的次序、有些菜的象征、来历等等都体现着“礼数”。　　我们谈“礼数”，更应把它理解成一种精神，一种内在的伦理精神，这种精神，贯穿在饮食活动过程中，从而构成中国饮食文明的逻辑起点。　　饮食中的精致、悦目、坠情、礼数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概括了中华饮食文化的基本内涵，换言之，这四个方面有机地构成了中华饮食文化这个整体概念。但是，它们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的，四者环环相生、完美统一，便形成中华饮食文化的最高境界。而中华饮食也是中华民族从古至今用嘴“吃”出来了一种文化，一种浓厚的中华饮食文化，这种文化已经得以前仆后继的不断弘扬，已经影响到了我们自己和身边，影响到了全世界的饮食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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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历史有长有短，疆域有大有小，实力有强有弱，人口有多有少，民族构成、宗教信仰、政权性质和经济结构也有差异，故而各国的饮食文化是不一样的。 中国饮食文化 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的阴阳五行哲学思想、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中医营养摄生学说，还有文化艺术成就、饮食审美风尚、民族性格特征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创造出彪炳史册的中国烹饪技艺，形成博大精深的中国饮食文化。 从沿革看，中国饮食文化绵延170多万年，分为生食、熟食、自然烹饪、科学烹饪4个发展阶段，推出6万多种传统菜点、2万多种工业食品、五光十色的筵宴和流光溢彩的风味流派，获得“烹饪王国”的美誉。 从内涵上看，中国饮食文化涉及到食源的开发与利用、食具的运用与创新、食品的生产与消费、餐饮的服务与接待、餐饮业与食品业的经营与管理，以及饮食与国泰民安、饮食与文学艺术、饮食与人生境界的关系等，深厚广博。 从外延看，中国饮食文化可以从时代与技法、地域与经济、民族与宗教、食品与食具、消费与层次、民俗与功能等多种角度进行分类，展示出不同的文化品味，体现出不同的使用价值，异彩纷呈。 从特质看，中国饮食文化突出养助益充的营卫论（素食为主，重视药膳和进补），并且讲究“色、香、味”俱全。五味调和的境界说（风味鲜明，适口者珍，有“舌头菜”之誉），奇正互变的烹调法（厨规为本，灵活变通），畅神怡情的美食观（文质彬彬，寓教于食）等4大属性，有着不同于海外各国饮食文化的天生丽质。 从影响看，中国饮食文化直接影响到日本、蒙古、朝鲜、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国家，是东方饮食文化圈的轴心；与此同时，它还间接影响到欧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像中国的素食文化、茶文化、酱醋、面食、药膳、陶瓷餐具和大豆等，都惠及全世界数十亿人。 总之，中国饮食文化是一种广视野、深层次、多角度、高品位的悠久区域文化；是中华各族人民在100多万年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在食源开发、食具研制、食品调理、营养保健和饮食审美等方面创造、积累并影响周边国家和世界的物质财富及精神财富。 中国饮食文化特点 中国是文明是国，亦是悠久饮食文化之境地。吾存于世，吃喝二十余年，有所心得有所感悟，现将饮食文化归纳出以下几个特点，望大家见教： 第一，风味多样。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各地气候、物产、风俗习惯都存在着差异，长期以来，在饮食上也就形成了许多风味。我国一直就有‘南米北面’的说法，口味上有‘南甜北咸东酸西辣’之分，主要是巴蜀、齐鲁、淮扬、粤闽四大风味。 第二，四季有别。一年四季，按季节而吃，是中国烹饪又一大特征。自古以来，我国一直按季节变化来调味、配菜，冬天味醇浓厚，夏天清淡凉爽；冬天多炖焖煨，夏天多凉拌冷冻。 第三，讲究美感。中国的烹饪，不仅技术精湛，而且有讲究菜肴美感的传统，注意食物的色、香、味、形、器的协调一致。对菜肴美感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无论是个红萝卜，还是一个白菜心，都可以雕出各种造型，独树一帜，达到色、香、味、形、美的和谐统一，给人以精神和物质高度统一的特殊享受。 第四，注重情趣。我国烹饪很早就注重品味情趣，不仅对饭菜点心的色、香、味有严格的要求，而且对它们的命名、品味的方式、进餐时的节奏、娱乐的穿插等都有一定的要求。中国菜肴的名称可以说出神入化、雅俗共赏。菜肴名称既有根据主、辅、调料及烹调方法的写实命名，也有根据历史掌故、神话传说、名人食趣、菜肴形象来命名的，如‘全家福’、‘将军过桥’、‘狮子头’、‘叫化鸡’、‘龙凤呈祥’、‘鸿门宴’、‘东坡肉’…… 第五，食医结合。我国的烹饪技术，与医疗保健有密切的联系，在几千年前有‘医食同源’和‘药膳同功’的说法，利用食物原料的药用价值，做成各种美味佳肴，达到对某些疾病防治的目的。” 古代的中国人还特别强调进食与宇宙节律协调同步，春夏秋冬、朝夕晦明要吃不同性质的食物，甚至加工烹饪食物也要考虑到季节、气候等因素。这些思想早在先秦就已经形成，在《礼记·月令》就有明确的记载，而且反对颠倒季节，如春“行夏令”“行秋令”“行冬令”必有天殃；当然也反对食用反季节食品，孔子说的“不食不时”，包含有两重意思一是定时吃饭，二是不吃反季节食品，与当代人的意识正相反，有些吃反季节食品是为了摆阔。西汉时，皇宫中便开始用温室种植“葱韭菜茹”，西晋富翁石崇家也有暖棚。这种强调适应宇宙节律的思想意识的确是华夏饮食文化所独有的。这种意识残留到现代的大约仅有节日食俗了（中医中药里也有一些，但未受到重视）。 “阴阳五行”说是传统思想所设定的世界模式，也被认为是宇宙规律。人是“三才”之一，饮食是人类生活所不可少的、制作饮食的烹饪必然也要循此规律。因此，不仅把味道分为五，并产生了“五味”说（其实人能感觉到的“味”不止有五，但二三千年前，能分辨出五种也不算少），而且还削足适履地把为数众多（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的谷物、畜类、蔬菜、水果分别纳入“五谷”“五肉”“五菜”“五果”的固定模式。这使人感到荒诞。更令人惊奇的是还有“凡饮，养阳气也；凡食，养阴气也”（《礼记·郊特牲》）。并认为只有饮和食与天地阴阳互相协调，这样才能“交与神明”，上通于天，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效果。因此在祭天时要严格遵循阴阳五行之说。这种说法被后来的道教所继承，成为他们饮食理论的一个出发点，如认为吃食物是增加人体阴气的，如“五谷充体而不能益寿”“食气者寿”等，要修炼、要获得阳气就要尽量少吃、最佳境界是不吃，走“辟谷”的境界。 中和之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的审美理想。“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者也。至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什么叫“中”？不能简单地用“中间”来概括它。这个“中”指恰到好处，合乎度。有点像河南话中的那个“中”。“和”也是烹饪概念。《古文尚书·说命》中就有“若作和羹，惟尔盐梅”的名句，意思是要做好羹汤，关键是调和好咸（盐）酸（梅）二味，以此比喻治国。《左传》中晏婴（齐国贤相）也与齐景公谈论过什么是“和”，指出“和”不是“同”，和是要建立不同意见的协调的基础上的。因此中国哲人认为天地万物都在“中和”的状态下找到自己的位置以繁衍发育。这种审美理想建筑在个体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之上。这种通过调谐而实现“中和之美”的想法是在上古烹调实践与理论的启发和影响下产生的，而反过来又影响了人们的整个的饮食生活，对于追求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古代文人士大夫，尤其如此。 与“中和”相反的是极端，极端在烹饪上也不被视为正宗，那些“咸过头，辣过头，酸过头”的食品虽然会受到一些身体处在不正常状态下的人们的追捧，但从长远看来它对身体是有害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的极端主义其弊更是不可胜言。 如上所述，华夏民族的饮食生活体现了传统文化的特性，尽管有些特性对于现代人来说是不可理解、或者说不太科学（近百年来，“科学”二字在中国几乎成为宗教信仰，它只是衡量一切领域是非的一把尺子，而它本身却不能受到质疑），但饮食生活难道仅仅是“科学”二字所能说尽的吗？如果我们再关注一下“文化”，那么研究中国人的饮食生活不仅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必要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成为研究中国文化的一把钥匙。 目前，饮食文化还是个模糊概念。有的研究者笼统地说，它包括吃什么、怎么做、怎么吃这三方面的问题；有的研究者认为饮食文化学孕育出六门科学，即烹调学、食品制造学、食疗学、饮食民俗学、饮食文艺学、食品制造学；有的研究者还主张加上饮食美学、饮食商业学、饮食用具学等等。本人才疏学浅，对于这么多学科未能涉猎。我所理解的饮食文化主要指饮食与人、人群的关系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意义。所以我在《中国饮食文化史》中虽然也讨论食物、肴馔、食品加工、烹饪、饮食习俗乃至进餐环境、食具、餐具等等，但都围绕着它们与人、人群的关系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意义等方面加以介绍和评介，至于与人关系不大的纯工艺过程、除了必要的知识介绍外，大多略去，意在突出饮食生活给人们带来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享受，以及中国饮食文化在这两方面的刻意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