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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考古的论文1000字开头的文章

发布时间:2024-07-11 11:57:23

关于考古的论文1000字开头的文章

自己去挖几个古墓吧,开个玩笑。坐享其成?似乎大学有点太滋润了吧,你自己到网站上找几篇文章就行,就论述文物保护不力啊等等很多都可以做论文的。

初入考古队时,同学、朋友一听说我在做这么“有趣”的工作,有的说:“有没有挖到什么宝贝?记得给我带点哦。”有的好奇地问:“你怎么去盗墓了?”还有的说:“将来你也要写一本《盗墓笔记》哦。”更有童心未泯的朋友问过我:“见过古尸吗?挖到过黄金白银和玉 吗?”我笑了,认真地回答:“见过古尸,但是没有见过金银和玉器。”有的还问:“有没有从里面带点宝贝出来?”我笑着摇摇头。这样的话,开开玩笑就罢了。 一般外行人谈论考古,都是以游戏、娱乐的心态视之。他们所想的,是影视中的故事,而绝非现实。不能从影视的视角去想工作,那种脱离现实的想法会产生误导作用。那么,真实的考古是什么样的呢?它对于我们社会发展、日常生活有什么用处吗?时值“我的考古第一年”之际,在此总结一下工作以来对考古工作、考古事业的一些认识和感悟,以飨各位文友。 就我的实际工作而言,从2014年至今,我去过两个考古工地:去年在临漳县义城村墓地,今年在灵寿县故城村中山国故城遗址。两次近距离接触考古一线,虽然目前的经验不能与身经百战的老师傅们相比,但这些经历也让我对真实情况更加深入地了解,同时也激发了对历史文化的热爱。 接下来先从工作方面介绍一下真实的考古。 【考古是一项具体的工作】 首先,考古一点也不神秘。它不像影视中演的那么阴森可怖、扑朔迷离,更不是神话传说和悬疑的案件,它就是一份具体的工作,是一系列的“活儿”,需要动手、需要动脑、需要动口。就像老师需要讲课,设计师需要设计作品、记者需要写文章一样,考古也需要干活。干哪些活呢? 简单地说,就是组队、勘探、发掘、做记录、整理资料、专家验收、写勘探或发掘报告。这几个环节会涉及到多个单位、很多人,每个单位、每个人各司其职,互相配合,协同作业,共同推动勘探、发掘工作的进行。 先说组队,即组建考古队。考古队是一个临时性的队伍,队中一般有这样几个角色:领队,技工,绘图员,后勤管理人员,民工。考古队实行的是领队负责制,即由领队(队长)主持发掘工作,技工负责落实具体任务,绘图人员负责工地绘图(将来用于考古报告中的插图),后勤管理人员负责管理考古队工作人员的食宿,民工(一般从当地招募)具体执行考古勘探和发掘的基础工作。 在临漳和灵寿的时候,我们的队伍就是这样组成的,大家各司其职,密切配合,保证田野考古发掘工作顺利进行。需要说明的是,一般当地文物保管所都会派出一名工作人员配合考古队的工作。在临漳工地,有临漳县文保所干部参与;在灵寿县,则有灵寿县文保所干部参与。有趣的是,由于中山国故城遗址位于灵寿县与平山县交界,平山县中山国博物馆也派出工作人员参与了我们的项目,因为中山国的“大本营”就位于平山县境内(三汲乡是中山国首都古灵寿城所在地)。除此之外,还需要当地村委会和当地群众的支持,没有他们,考古的基础性工作是不能进行的。 再说勘探和发掘。这两项工作都是在野外进行的,比较辛苦。技工师傅们需要走出舒服的室内,在风吹日晒的环境中开展工作。作为一名技工,必须掌握这几个方面的技巧: 第一,会使用勘探设备,如洛阳铲——这是最基本的勘探工具。有的省份已经有了先进的设备替代洛阳铲,但据笔者了解,河北省还在使用洛阳铲; 第二,会认土,能辨别土质、土色、土壤包含物,根据地层、土壤的变化来判断某处有无墓葬; 第三,会做工作记录。考古工作记录包括纸质记录、影像记录、图稿记录,一般指的是纸质记录,即工作日志。日志上要记明当天上午、下午两个时段工作的进度、工地的变化或新发现。每名考古技工都要写本探方的工作日志,工作总负责人还要写工地总日记,这些是工作中获取的第一手资料,极其重要; 第四,会摄影。工地到一定阶段就要拍照,即用专业的数码单反相机甚至航拍设备拍摄工地各个探方。在室内做资料整理时,还需要为各个器物拍照; 第五,画图。画图一般在坐标纸(“米格纸”)上画,方便测量、计算探方、器物的尺寸。有的人可能会问:“已经拍照了,照片不比手绘的线图效果好吗?画图有什么用?”画图可以清楚地呈现探方、器物的结构,而照片呈现的是总体的情况,不能呈现细节和结构。很多细节还是需要手绘的,手工画图是考古工作中必不可少的。 画完米格图,还需要后期处理。传统的做法是用硫酸纸(一种透明而结实的纸张)拓印,这需要一定的美术基础,所以做起来比较费时费力。如今更受欢迎的做法是使用扫描仪和作图软件(Photoshop,CAD等)处理,省时省力效果好,节约了纸张和时间。我在灵寿期间就负责此项工作,在这方面比较熟练。 第六,修复文物,做拓片。这两项都是手艺活儿。修复文物就是把破碎的、不完整的器物“化零为整”,恢复原型;做拓片,简而言之,就是把器物上的文字、图案拓印到生宣纸(必须是这种纸,别的纸效果不行)上,以便考古报告中使用和今后研究使用。 最后,在工程的收关阶段,省文物局会派专家前来验收工程。考古专家们会检查工地工作记录、发现的器物、询问发掘的具体过程等等,非常细致。验收通过了,考古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工地就可以撤点了。有人会问:“那考古队的队员怎么办?”领队和技工会做后期资料处理的工作,民工则各自回家(因为他们就是从当地招募来的)。 撤点后,领队会根据工作日志、照片、图纸等资料撰写考古发掘报告。当考古报告写完并发表在了专业刊物(如《文物》《考古》,这些都是国家文物局主办的),这个项目就算彻底结束了。 考古工作大致就是这样一个流程。 准确地说,考古是个技术活,它涉及到各种工具和设备的使用、美术功底和图像处理技术、写作技巧等等,非常庞杂。 了解了这些,就熟悉了基本的工作流程。有些流程没有提到,比如申请发掘执照——这是领队的职责,需要领队与国家文物局沟通;还有,考古发掘会占用当地群众的土地,需要给群众“占地补偿费”……其实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工作流程,细节是一篇文章说不完的。 【考古人也有生活】 西谚里说:“光工作,不玩耍,聪明杰克也变傻”。对于考古人,我们也是需要“玩耍”的,我们也是有生活的,只是考古人的生活会有很多时间在农村、在野外度过。 业余时间,他们会看电视、下棋、打牌、打麻将、聊天、在村子里四处转转等等。也许生活有些单调,但只要寻找,乐趣总是有的。笔者在基层期间闲暇之余,喜欢寄情文学,借诗述怀,以文会友。通过“以文会友”的方式,在一些原创网站(比如一些文学类微信平台、江山)认识了很多文化素质非常高的朋友,我们在交流思想的同时也丰富了内心世界,增长了见识,为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 在临漳时间,除了积累了最基本的考古业务知识,我们也了解了地方风土人情。我和县文保所的朋友游览过铜雀三台(冰井台、金凤台、铜雀台)和邺城博物馆,在这里,令人不由得想起唐朝诗人杜牧的诗句:“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会想起孟郊的诗句:“微月东南明,双牛耕古城……蔓草已离坡,狐兔何纵横”,会吟诵“三台胜境”的楹联:“登千古高台犹忆魏武雄风建安诗篇,临六朝都邑似见戎马争锋帝京繁华”……如今身临其境,背诵这些经典文句,多么应景!我会在三台村(铜雀三台遗址公园所在地)感叹千年古邺繁华不再,大兴思古之悠情,激扬文字,装点生活。今年春天,“邯郸之窗”和邯郸广电网发表了本人那时写的几篇拙作——这就是乐趣所在。 在灵寿时期,除了做图像处理、资料录入的工作之外,我会到中山国古城墙、平山县河渠村(昔日中山国都古灵寿城的东城门)烈士陵园外参观、流连。早观朝霞,晚望夕阳,顿觉“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有时候回市里会路过石家庄地区有名的黄壁庄水库(属鹿泉区),站在浩瀚的中山湖岸边,望着湖东边若隐若现的平山县城,会想起孟浩然的诗句:“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甚至还会“篡改”古人的诗句:“气蒸中山泽,波撼平山城”,自娱自乐。一个平凡的生活片断,配上几句诗词,便成了永恒的令人回味的经历! 偶尔回到市里,会和朋友们一起吃饭、逛街,互相交流一下最近的工作动态,谈论一些时下时髦的话题。有朋友陪伴的日子,便有说不尽的乐趣! 考古人的工作可能辛苦了些,但只要善于寻找,生活可以富有乐趣。我们崇尚这项事业,我们在传承文明的过程中发挥自己的力量!

三峡考古与巴文化研究 摘 要:根据三峡考古中发现的巴文化遗存、遗物资料,论述了三峡考古与巴文化研究的关系,并强调加强二者结合的研究,以及考古学在巴文化研究中的地位等。关键词:三峡; 考古; 巴文化始于本世纪初的三峡考古,发现和发掘了大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遗物,从200多万年前的“巫山猿人”到“长阳人”,再到新石器时代及进入阶级社会后,不同时代都发现了不同的文化遗存和遗物。在这些文化遗存、遗物中,有不少内容与巴文化有关(或者说带有巴文化因素)。从已有的考古资料获悉,三峡地区出土了不少新石器时代以前的动物化石和人骨、牙齿等标本,我们不敢妄加断定它就是巴文化的始祖或源头,或与巴文化有直接关系,但它说明在很早以前就有人类(或早期人科)在三峡活动则是无疑的。同时,根据学术界多年来对巴文化的研究,巴文化有诸多问题(如起源问题等),尚存在争议。那么,我们对三峡新石器时代以前的遗存、遗物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分析其与巴文化究竟有无关系,或许能对巴文化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予以澄清。到了新石器时代,从三峡地区目前发现的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等不同的文化看,不仅它们自身有一定的因袭、继承关系,而且更与巴文化的关系密切。我们以这几种文化的个性特征(质地、颜色、形状、纹饰等)看,不但这几种文化之间有诸多互相关联、互相影响的成分,而且与后来夏商时期被人们所公认的巴文化遗存、遗物的关系也非常密切。比如,圜底器类,早在距今7000多年以前的城背溪文化时期就普遍流行了,在宜昌路家河遗址堆积层中出土圜底器多达上千件,这类器物在后来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直到商周的巴文化遗址中都沿袭了下来,以致于圜底器夏商时期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又如,尖底器类,在鄂西的大溪文化中就有发现,后到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遗存中,也常出现这类器物。在枝江关庙山、宜昌清水滩等大溪文化遗存中都出土有尖底器,在相当于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的宜都红花套、宜昌中堡岛、白庙等遗址堆积层中,也出土有尖底器。到夏商时期,这类底器在巴人遗存中更是比比皆是,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到了夏商时期,三峡地区的巴文化遗存、遗物就更多了,具有代表性的遗址有:川东的涪陵小田溪、陈家坝子,忠县洽甘井沟,巫山大昌坝、双堰塘、江东嘴、云阳李家坝等;鄂西有秭归鲢鱼山、朝天嘴、杨泗庙、宜昌路家河、中堡岛、三斗坪、前坪、白庙子、下岸溪、葛洲坝、江南的望洲坪、宜都的红花套、毛溪套、向家沱、石板巷子、长阳的香炉石……等,其中,仅在鄂西地区就达数十处之多。在相邻地区的湖南石门、桑植、澧县、泸溪、麻阳、龙山、辰溪、岳阳等地,均发现这类遗存。在这些遗存中,遗物以石器、陶器为主,石器有石片、石锛、石凿、石斧、石镟等,常见的石片可能用于宰、割、剥皮或刮鱼鳞等,陶器以夹砂灰褐陶为主,器形主要有圜底器、灯座形器、尖底器、三足器等,如:圜底釜、平底罐、鼓肩罐、圈足豆、细长柄豆、花边口沿口器、尖底杯、三足规鬲、三足禾皿、鸟首形器把、大口尊、器盖、器座等。陶器的纹饰主要有绳纹、弦纹、方格纹、蓝纹、划纺、米粒状纹、太阳纹、贝纹、S形纹、云雷纹、泥饼纹、焦叶纹等。夏商时期巴文化遗存遗物的这些特点与前面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文化特点有不少相似之处是不言而喻的。说明三峡地区的不少原始文化遗存遗物与夏商及其以后一段时间的巴人遗存遗物,是一个不同时期自身发展先后的继承和递变关系,夏商时代的巴人文化遗存是由该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文化遗存直接发展而来的。巴被秦灭以后,巴人后裔土家族也继承了不少前人的文化因子,在其器物上保留了不少前人的文化特点。例如,至今三峡地区仍能找到土家族(目前已不仅限于土家族了)使用的圜底罐(民间俗称鼎罐或鼎锅),笔者认为这很可能与新石器时代的圜底器有关。可见,三峡地区具有独立地方特点的属于巴文化范畴的考古学文化,至少始于七、八千年前的城背溪文化,以后一直沿袭下来,并发展为以后的土家物质文化所继承,由此亦可见巴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巴人历史之悠久。通过考古工作,尤其是最近一、二十年的考古发现与发掘,我们在前述的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中就找到了巴文化的物质文化因素,而在此之前(即新石器时代以前)的三峡考古学文化中是否存在巴文化的因素,目前尚不敢作肯定的回答,有待于以后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但至少在7000多年以前就有一支巴人在三峡地区活动着,并创造了拥有其自身文化特点的石器文化和陶器文化则是有根据的。这相对于过去不少人认为巴人主要在夏商或战国秦汉时期才在三峡频繁出现的时间观点已大大提前。在三峡地区出土的巴文化遗存遗物中,表现巴文化与楚文化交融的遗物亦不少,如在湖北巴东西瀼口、官渡口等地的战国墓遗存中,或者巴式柳叶剑、钺与楚文化的鼎、敦、壶共出一墓,或者巴墓与楚墓共处一墓地,月其中有的陶器组合是楚族的礼器组合。M8出土有巴人的柳叶形剑和楚人的鸟嘴状戈。80年代,在秭归清理的两座墓中,都是巴人的虎钮钅享于、雨钟、铜征、柳叶剑和楚式陶鼎、敦壶及铜剑、铜刻刀同出。在重庆涪陵小田溪的巴人墓葬里出土的成套编钟,是仿楚式编钟铸造的。1994年,考古工作者在重庆开县余家坝墓地试掘一座墓里,随葬品有巴式铜鍪和全套的巴式青铜兵器,也有带楚文化风格的陶豆,这是川东地区继涪陵小田溪之后又一处重要的巴人墓地。在同年试掘的云阳李家坝遗址,在其I区的“春秋时代地层中出有楚式鬲和矮巴豆”,其Ⅱ区“是迄今为止已发现的一处最大巴人墓葬群”。这些巴、楚遗物同出于一个遗址或墓葬的现象,反映了两个民族文化交往和两种文化的交流,这对研究巴文化与楚文化的关系都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佐证。在三峡地区,巴文化与中原文化等其它文化也多有交流,如在三峡出土的鼓腹罐、三足鬶、盉、大口尊等,无论是器物的造型还是纹饰特点,都与中原地区同类器物有相似之处,正是两种文化交融的结果。巴人和巴文化在长达几千年的时间里落户于三峡,是与该地区的生态环境、生产习惯、生活习俗等息息相关的。首先是因为三峡丰富的水和渔猎资源给他们提供了生活的便利。巴人早期居住的特点是濒水而居,以鱼类为主要生活来源,故在选举首领时,也是以浮舟、掷剑的水平高低来决定其当选与否,可见巴人与水、与鱼、与船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正因为如此,巴人才在三峡地区定居了下来。同时,也正因为三峡有着丰富的水资源,才给这里的交通航运事业创造了条件,也使得这里自古以来就成为交通要道和兵家必争之地。其次,巴人强悍的民族性格和勇武的精神情操也是其能够留守的重要因素。在三峡出土的兵器不少,如戈、矛、剑、钺等,反映了巴人强悍、劲勇的民族精神。同时,三峡还出土了不少钅享于,编钟等乐器,又反映出巴人开朗、豁达的性格和艺术修养。在这种精神作用下,巴人濒水而居,据险守关,在这里开发、进取、发展,从而长期稳居于此,巴文化也因此在这里源远流长。总之,我们应重视三峡考古与巴文化研究的结合,这不仅对早期巴文化的研究,以及对巴文化及其它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都有作用,而且对后来的土家文化研究也产生直接的影响。我们研究土家文化,就必须研究巴文化,而研究巴文化,又不得不研究其源头,深究其源头,又不得不与考古学发生联系。所以,考古学将在巴文化研究中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字数:3558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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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去挖几个古墓吧,开个玩笑。坐享其成?似乎大学有点太滋润了吧,你自己到网站上找几篇文章就行,就论述文物保护不力啊等等很多都可以做论文的。

初入考古队时,同学、朋友一听说我在做这么“有趣”的工作,有的说:“有没有挖到什么宝贝?记得给我带点哦。”有的好奇地问:“你怎么去盗墓了?”还有的说:“将来你也要写一本《盗墓笔记》哦。”更有童心未泯的朋友问过我:“见过古尸吗?挖到过黄金白银和玉 吗?”我笑了,认真地回答:“见过古尸,但是没有见过金银和玉器。”有的还问:“有没有从里面带点宝贝出来?”我笑着摇摇头。这样的话,开开玩笑就罢了。 一般外行人谈论考古,都是以游戏、娱乐的心态视之。他们所想的,是影视中的故事,而绝非现实。不能从影视的视角去想工作,那种脱离现实的想法会产生误导作用。那么,真实的考古是什么样的呢?它对于我们社会发展、日常生活有什么用处吗?时值“我的考古第一年”之际,在此总结一下工作以来对考古工作、考古事业的一些认识和感悟,以飨各位文友。 就我的实际工作而言,从2014年至今,我去过两个考古工地:去年在临漳县义城村墓地,今年在灵寿县故城村中山国故城遗址。两次近距离接触考古一线,虽然目前的经验不能与身经百战的老师傅们相比,但这些经历也让我对真实情况更加深入地了解,同时也激发了对历史文化的热爱。 接下来先从工作方面介绍一下真实的考古。 【考古是一项具体的工作】 首先,考古一点也不神秘。它不像影视中演的那么阴森可怖、扑朔迷离,更不是神话传说和悬疑的案件,它就是一份具体的工作,是一系列的“活儿”,需要动手、需要动脑、需要动口。就像老师需要讲课,设计师需要设计作品、记者需要写文章一样,考古也需要干活。干哪些活呢? 简单地说,就是组队、勘探、发掘、做记录、整理资料、专家验收、写勘探或发掘报告。这几个环节会涉及到多个单位、很多人,每个单位、每个人各司其职,互相配合,协同作业,共同推动勘探、发掘工作的进行。 先说组队,即组建考古队。考古队是一个临时性的队伍,队中一般有这样几个角色:领队,技工,绘图员,后勤管理人员,民工。考古队实行的是领队负责制,即由领队(队长)主持发掘工作,技工负责落实具体任务,绘图人员负责工地绘图(将来用于考古报告中的插图),后勤管理人员负责管理考古队工作人员的食宿,民工(一般从当地招募)具体执行考古勘探和发掘的基础工作。 在临漳和灵寿的时候,我们的队伍就是这样组成的,大家各司其职,密切配合,保证田野考古发掘工作顺利进行。需要说明的是,一般当地文物保管所都会派出一名工作人员配合考古队的工作。在临漳工地,有临漳县文保所干部参与;在灵寿县,则有灵寿县文保所干部参与。有趣的是,由于中山国故城遗址位于灵寿县与平山县交界,平山县中山国博物馆也派出工作人员参与了我们的项目,因为中山国的“大本营”就位于平山县境内(三汲乡是中山国首都古灵寿城所在地)。除此之外,还需要当地村委会和当地群众的支持,没有他们,考古的基础性工作是不能进行的。 再说勘探和发掘。这两项工作都是在野外进行的,比较辛苦。技工师傅们需要走出舒服的室内,在风吹日晒的环境中开展工作。作为一名技工,必须掌握这几个方面的技巧: 第一,会使用勘探设备,如洛阳铲——这是最基本的勘探工具。有的省份已经有了先进的设备替代洛阳铲,但据笔者了解,河北省还在使用洛阳铲; 第二,会认土,能辨别土质、土色、土壤包含物,根据地层、土壤的变化来判断某处有无墓葬; 第三,会做工作记录。考古工作记录包括纸质记录、影像记录、图稿记录,一般指的是纸质记录,即工作日志。日志上要记明当天上午、下午两个时段工作的进度、工地的变化或新发现。每名考古技工都要写本探方的工作日志,工作总负责人还要写工地总日记,这些是工作中获取的第一手资料,极其重要; 第四,会摄影。工地到一定阶段就要拍照,即用专业的数码单反相机甚至航拍设备拍摄工地各个探方。在室内做资料整理时,还需要为各个器物拍照; 第五,画图。画图一般在坐标纸(“米格纸”)上画,方便测量、计算探方、器物的尺寸。有的人可能会问:“已经拍照了,照片不比手绘的线图效果好吗?画图有什么用?”画图可以清楚地呈现探方、器物的结构,而照片呈现的是总体的情况,不能呈现细节和结构。很多细节还是需要手绘的,手工画图是考古工作中必不可少的。 画完米格图,还需要后期处理。传统的做法是用硫酸纸(一种透明而结实的纸张)拓印,这需要一定的美术基础,所以做起来比较费时费力。如今更受欢迎的做法是使用扫描仪和作图软件(Photoshop,CAD等)处理,省时省力效果好,节约了纸张和时间。我在灵寿期间就负责此项工作,在这方面比较熟练。 第六,修复文物,做拓片。这两项都是手艺活儿。修复文物就是把破碎的、不完整的器物“化零为整”,恢复原型;做拓片,简而言之,就是把器物上的文字、图案拓印到生宣纸(必须是这种纸,别的纸效果不行)上,以便考古报告中使用和今后研究使用。 最后,在工程的收关阶段,省文物局会派专家前来验收工程。考古专家们会检查工地工作记录、发现的器物、询问发掘的具体过程等等,非常细致。验收通过了,考古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工地就可以撤点了。有人会问:“那考古队的队员怎么办?”领队和技工会做后期资料处理的工作,民工则各自回家(因为他们就是从当地招募来的)。 撤点后,领队会根据工作日志、照片、图纸等资料撰写考古发掘报告。当考古报告写完并发表在了专业刊物(如《文物》《考古》,这些都是国家文物局主办的),这个项目就算彻底结束了。 考古工作大致就是这样一个流程。 准确地说,考古是个技术活,它涉及到各种工具和设备的使用、美术功底和图像处理技术、写作技巧等等,非常庞杂。 了解了这些,就熟悉了基本的工作流程。有些流程没有提到,比如申请发掘执照——这是领队的职责,需要领队与国家文物局沟通;还有,考古发掘会占用当地群众的土地,需要给群众“占地补偿费”……其实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工作流程,细节是一篇文章说不完的。 【考古人也有生活】 西谚里说:“光工作,不玩耍,聪明杰克也变傻”。对于考古人,我们也是需要“玩耍”的,我们也是有生活的,只是考古人的生活会有很多时间在农村、在野外度过。 业余时间,他们会看电视、下棋、打牌、打麻将、聊天、在村子里四处转转等等。也许生活有些单调,但只要寻找,乐趣总是有的。笔者在基层期间闲暇之余,喜欢寄情文学,借诗述怀,以文会友。通过“以文会友”的方式,在一些原创网站(比如一些文学类微信平台、江山)认识了很多文化素质非常高的朋友,我们在交流思想的同时也丰富了内心世界,增长了见识,为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 在临漳时间,除了积累了最基本的考古业务知识,我们也了解了地方风土人情。我和县文保所的朋友游览过铜雀三台(冰井台、金凤台、铜雀台)和邺城博物馆,在这里,令人不由得想起唐朝诗人杜牧的诗句:“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会想起孟郊的诗句:“微月东南明,双牛耕古城……蔓草已离坡,狐兔何纵横”,会吟诵“三台胜境”的楹联:“登千古高台犹忆魏武雄风建安诗篇,临六朝都邑似见戎马争锋帝京繁华”……如今身临其境,背诵这些经典文句,多么应景!我会在三台村(铜雀三台遗址公园所在地)感叹千年古邺繁华不再,大兴思古之悠情,激扬文字,装点生活。今年春天,“邯郸之窗”和邯郸广电网发表了本人那时写的几篇拙作——这就是乐趣所在。 在灵寿时期,除了做图像处理、资料录入的工作之外,我会到中山国古城墙、平山县河渠村(昔日中山国都古灵寿城的东城门)烈士陵园外参观、流连。早观朝霞,晚望夕阳,顿觉“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有时候回市里会路过石家庄地区有名的黄壁庄水库(属鹿泉区),站在浩瀚的中山湖岸边,望着湖东边若隐若现的平山县城,会想起孟浩然的诗句:“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甚至还会“篡改”古人的诗句:“气蒸中山泽,波撼平山城”,自娱自乐。一个平凡的生活片断,配上几句诗词,便成了永恒的令人回味的经历! 偶尔回到市里,会和朋友们一起吃饭、逛街,互相交流一下最近的工作动态,谈论一些时下时髦的话题。有朋友陪伴的日子,便有说不尽的乐趣! 考古人的工作可能辛苦了些,但只要善于寻找,生活可以富有乐趣。我们崇尚这项事业,我们在传承文明的过程中发挥自己的力量!

3000字的小论文,建议你题目最好小一点!不知道你是刚刚涉及考古还是怎么?所以给你几个建议找一个遗址中的一种遗迹或遗物进行探讨。这个相对专业,但上中国知网就有很多。如:半坡的环壕研究,看《西安半坡》;汉代桂宫瓦当研究,看《汉长安城桂宫 1996~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讨论一下考古与其他专业的关系。如:中国考古学与文物学的关系(大一是我就写过类似的)看 中国考古学通论、中国考古史、考古十八讲、文物学概论之类的。这个相对简单。写一下区别、源流,写一下相互应该借鉴之处就可以了。

关于考古的论文1000字开头怎么写

自己去挖几个古墓吧,开个玩笑。坐享其成?似乎大学有点太滋润了吧,你自己到网站上找几篇文章就行,就论述文物保护不力啊等等很多都可以做论文的。

撰写毕业论文是检验学生在校学习成果的重要措施,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大学生在毕业前都必须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任务。申请学位必须提交相应的学位论文,经答辩通过后,方可取得学位。可以这么说,毕业论文是结束大学学习生活走向社会的一个中介和桥梁。毕业论文是大学生才华的第一次显露,是向祖国和人民所交的一份有份量的答卷,是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报到书。一篇毕业论文虽然不能全面地反映出一个人的才华,也不一定能对社会直接带来巨大的效益,对专业产生开拓性的影响。实践证明,撰写毕业论文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是保证出好人才的重要措施。通过撰写毕业论文,提高写作水平是干部队伍“四化”建设的需要。党中央要求,为了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领导班子成员应当逐步实现“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个“四化”的要求,也包含了对干部写作能力和写作水平的要求。提高大学生的写作水平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在新的历史时期,无论是提高全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技知识和科学管理方法,还是培养社会主义新人,都要求我们的干部具有较高的写作能力。在经济建设中,作为领导人员和机关的办事人员,要写指示、通知、总结、调查报告等应用文;要写说明书、广告、解说词等说明文;还要写科学论文、经济评论等议论文。在当今信息社会中,信息对于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发挥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写作是以语言文字为信号,是传达信息的方式。信息的来源、信息的收集、信息的储存、整理、传播等等都离不开写作。

3000字的小论文,建议你题目最好小一点!不知道你是刚刚涉及考古还是怎么?所以给你几个建议找一个遗址中的一种遗迹或遗物进行探讨。这个相对专业,但上中国知网就有很多。如:半坡的环壕研究,看《西安半坡》;汉代桂宫瓦当研究,看《汉长安城桂宫 1996~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讨论一下考古与其他专业的关系。如:中国考古学与文物学的关系(大一是我就写过类似的)看 中国考古学通论、中国考古史、考古十八讲、文物学概论之类的。这个相对简单。写一下区别、源流,写一下相互应该借鉴之处就可以了。

关于考古的论文1000字开头怎么写的

尹达与中国史前考古学 王世民尹达同志是老一辈考古学家中,对中国考古学的早期发展,做过重要贡献的学者。1931~1937年,他活跃在田野考古第一线,参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进行的安阳殷墟等项重要发掘。1954~1963年他担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领导职务,对于把握考古研究的正确发展方向,起了重要的作用。数十年来,尹达同志特别是在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奠定基础方面,有其可贵的业绩。一 中国考古学开始走上科学轨道的年代,首要任务是正确判别主要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尹达正是这个时刻,在李济和梁思永的领导下,坚持多年的田野发掘,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193l~1934年,他参加梁思永主持进行和自行负责的后冈遗址发掘工作。这项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掘,第一次从地层学上确定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殷文化的相对年代,使我国史前时期考古研究的水平大大地提高—步。这里无疑包含着尹达的辛勤劳动。后来,他在濬县大赍店遗址的发掘和安阳同乐寨遗址的调查中,也曾发现龙山文化叠压仰韶文化的地层关系,进一步证实中原地区两种原始文化的年代序列。这些在今天,早已成为中国考古学上的普通常识,当时却是我国考古学界的头等大事,是中国史前考古科学化的重要标志。 1936年夏,尹达又在梁思永的领导下,与祁延霈一道,发掘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大大地丰富对龙山文化文化内涵的认识。当时,这里曾发掘50多座墓葬,有的随葬品特别丰富。尹达参加革命前,已经将两城镇的发掘资料整理完毕,并且写好了报告的主体部分,由于没有来得及撰写结语便搁置起来。50年代中期,他曾根据自己手头的部分资料,准备继续进行两城镇遗址的整理研究,由于其他工作较忙未能写成专文。这项发掘的原始资料和报告初稿,现存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可望进一步整理后正式发表。 尹达对殷墟发掘也有重要贡献。他曾与石璋如、祁延霈等人鼓动梁思永,领导大家寻找殷代的王陵。于是确认侯家庄西北冈墓地,并于1934年春,对该墓地进行中国考古学史上少有的大规模发掘。从1934年秋到1935年秋的三个季度,共计发掘10座殷代王陵,以及上千座残杀“人牲”的祭祀坑,为殷代社会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尹达早年的突出成就,还包括根据一些遗址的系统发掘资料,第一次详细地论证安特生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问题上的错误。上世纪20年代前半期,瑞典学者安特生来我国进行史前时期的考古工作,先后发现仰韶村等著名遗址,由于他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资料存在问题,所作错误论断在学术界造成了混乱。尹达从亲自参加后冈等遗址发掘所明确的仰韶、龙山两种文化年代序列出发,通过分析当时了解较多的龙山文化和仅有初步了解的仰韶文化两类陶器特征,较早地认识到“仰韶村遗址中实含有仰韶和龙山两种文化遗存”,“安特生所谓仰韶文化实杂有龙山文化遗物,应加以分别,不得混为一谈”。1937年春,当安特生来史语所参观访问时,尹达曾当面向他提出质疑,但安特生固执己见,并不认输。于是尹达在当年7月,撰写《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文,详细阐述自己的见解(因抗日战争爆发搁置,迟至1947年3月发表)。该文又提出,安特生由于未能辨认仰韶和龙山两种文化遗存,主要根据陶器的着色与否推测时间早晚,既然河南的龙山式陶器晚于仰韶式,那么所出陶器全是单色(某些特点和龙山文化遗存相似)的齐家坪遗址,“是否早于仰韶期,其问题正多,不能遽为定论”。这样,尹达对安特生当时划分并曾产生相当影响的甘肃远古文化六期,也已提出大胆的质疑。后来,夏鼐于1945年,通过甘肃宁定县阳洼湾齐家墓葬的发掘,找到齐家文化晚于仰韶文化的层位关系;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甘肃地区的大量田野考古工作,发掘过许多典型的遗址和墓地,使当地远古文化的年代序列得到更为圆满的解决。 尹达到达革命圣地延安以后,于1939~1940年撰写《中国原始社会》一书(1943年在延安出版)。该书的主要两个部分,分别从考古学上和古代传说上考察中国原始社会。这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中国原始社会研究的有益尝试。该书第一编,第一次在细致分析考古发掘所获可信资料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古代氏族制度的发展进程。现在看来,尽管书中的某些论断不甚妥贴,主要是对殷代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了过低的估计,认为当时处于崩溃过程中的氏族社会,西周才是中国出现阶级社会的开始。但尹达以其一腔革命热情,在各方面条件都很困难的情况下,摸索了考古学与历史研究结合、服务于理论斗争的一条新路,有其不可埋没的开创之功。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50年代和60年代初,是中国考古学的全面发展时期。尹达于1954~1963年担任考古研究所的第一副所长和所长,先后十年之久。他与夏鼐一道,把握考古研究的发展方向,指导全面工作。当时,尹达的主要精力虽然用于历史研究方面的组织工作,但对考古研究的动向仍时刻关注。他经常向我们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考古研究,使考古学真正成为历史科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1954年底和1955年初,尹达刚刚回到考古战线的时候,先后发表《论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工作》、《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问题》两篇文章。他从分析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基本情况、存在问题和进一步批判安特生在分期问题上的错误两个方面,阐明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当前的迫切任务,以及原始社会研究在理论斗争中的重要意义。并提出“早日建立起我国新石器时代分期的标准”,判明“新石器时代的不同的文化系统”等课题,较早地引导大家关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和文化谱系问题。 1958年和1959年,面对社会上“拔白旗,插红旗”的情况,尹达在考古学界及时提出“立中有破,边立边破”这一反潮流的发展方针,以及“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的奋斗目标,号召“在全国范围内,把我国各个阶段的各种文化遗存搞出一个科学的完整的系统”。同时,他又从领导的角度,明确表示对类型学方法的态度,批评一提“瓦罐排队”就全然否定的倾向。这样,便使全国的考古工作避免和减少错误思想的干扰,更加健康的发展。 编写《中国史稿》原始社会部分的时候,尹达为了进一步探讨我国原始社会的问题,于1962~1963年初,以《新中国的考古收获》一书所作综合为基础,逐一分析重要的具体资料,写了五万余言的长篇论文《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该文以高屋见瓴之势,更加概括地总结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其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已有研究成果,结合各地工作发展不平衡的情况,指出尚待深入钻研的问题,展望进一步前进的道路。尹达反复强调,考古工作者必须努力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以理论斗争的责任感,密切注意大量资料所反映的复杂社会现象,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综合研究;必须努力提高田野考古的技术水平,以高度的学术责任感,严肃认真地对待田野工作,根据层位关系解决好不同文化遗存的相对年代和本身分期问题。尹达颇为独到地指出,要在考古研究中注意区分不同的工作阶段:(1)科学的考古发掘和发掘报告的整理出版。全面而系统地科学反映某一遗址的现象,是它的首要责任。(2)比较研究和综合研究。根据科学发掘的资料,从考古学理论的高度,深入分析其中反映的复杂现象,解决某些学术性、理论性的问题。(3)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进行社会历史的研究。他认为:“如果不弄清楚每个阶段应有的主要任务,从而混同起来,纠缠在一起,就会影响科学工作的进程。”“越过考古学的认真的综合研究,即进入氏族制度的社会历史的探索,就有可能制造一些学术上的混乱。”尹达还曾特别指出,必须认真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综合研究,透过一系列的科学探索,“把长时期内各种不同文化在不同地区的发展过程弄清楚”。强调这种文化发展系统(亦即文化谱系)的探讨,是考古研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忽视这一环节,就会造成学术上的损失”。为此,他针对当时仍然轻视类型学研究的情况,进一步阐述陶器在新石器时代研究中的作用,提出对新石器时代的大量陶片作目的性明确的全面而系统的研究。 当年,尹达在《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期盼,中国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园地,通过“园丁们的选种,培育,灌溉,锄草这一系列的大量劳动”,“出现杂草不生,百花盛开的、更为宜人的景象”。四十多年后的现在,这种更为宜人的百花盛开景象已经出现。在诸多考古学者的齐心努力下,各地陆续发掘一系列典型遗址和墓地,迅速出版许多大型考古报告,考古遗存年代序列和文化谱系的研究更加深入,农业起源、生态环境、聚落形态和文明起源的研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顾中国史前考古学发展的历史,重温尹达同志的业绩,对于中国新石器时代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仍然是十分有益的。

自己去挖几个古墓吧,开个玩笑。坐享其成?似乎大学有点太滋润了吧,你自己到网站上找几篇文章就行,就论述文物保护不力啊等等很多都可以做论文的。

关于古琴的论文1000字开头

偶然性。。。可以就演奏中依照个人当时的心境、情绪不同而表达出的不同演奏效果进行讨论吧。。。古琴的演奏确实有很偶然的地方,因为古琴的乐谱没有像五线谱那样的标示节奏的体系。古琴乐谱用的是一种叫减字谱的体系,这个体系里表达节奏是用诸如“徐”、“缓”、“急”这样的字眼。这种模糊的表达,不同的人又不同的理解,所以在表现音乐的时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特点。古琴的演奏中吟、猱的使用也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吟、猱的幅度和次数虽然有限定,但是任然会因为弹奏者即时的心理感受而产生变化。另外,情绪对乐曲的表现也有影响。心情好的时候也许会急促流畅、有跳跃性;心情坏的时候也许会缓慢哀怨。这都是因人而异的。以上

引用旧时欢爱的回答:音乐永远是民族文化中的那唯美的一面,在乐器的缓缓鸣奏中,表达的是作者的情感,无形之中乐曲的深处流淌着的是民族文化血脉深处的精髓。。。每每听着古典音乐的响起,那种悠扬,那种独特的中国风,心灵深处的有着不一样的触动,虽然听不出《高山流水》的知音难觅,品不到《春江花月夜》的清丽奇幻;但是依旧为凄凉忧伤的《二泉映月》而伤怀,被《霸王别姬》的悲凉豪迈而震撼。。。。他们再现了古代的情感生活,过往的抑郁悲愤,那时的英雄儿女,跨时代的哲理思考,都是那么地多情,那么的发人深省。 中国民族音乐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在四五千年前的原始氏族社会中,就产生了原始的歌舞和歌曲,到殷周奴隶主统治的时代,音乐文化已经相当发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音乐不断得到发展。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音乐文化繁荣昌盛的时代。中国民族音乐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出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情感、意志、力量、幻想和追求。 中国民族音乐基本上由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民间音乐四部分构成。 宫廷音乐:一部分是典制性音乐,如各类祭祀乐、凯歌乐、朝会乐等;另一部分是娱乐性音乐,如各种筵宴乐、行幸乐。这两大部分音乐体现了宫廷贵族文化的两个侧面,一是皇权至上自我形象的塑造,二是贵族阶层的精神享乐。 文人音乐:文人音乐包括古琴音乐与词调音乐,它与书、绘画、诗词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的文人文化,琴、棋、书、画,琴居首位。古琴音乐追求的是超尘脱俗的意境天人合一的思想,“清、幽、淡、远”的浪漫色彩,这种音乐最符合封建社会的“中和”思想,成为古人修身养性,塑造人格的最好手段。 宗教音乐:一、体现了中国宗教信仰的多元化特点,佛教、道教、基督教、萨满教,在各自的文化基础上宗教音乐各有特征; 二、外来的宗教带来的外来音乐和乐器不断与本土音乐的融和; 三、较浓的民间风格,大量的宗教音乐以民间歌曲为基础加以改动使之仪式 化、教仪化。 民间音乐:民间音乐分为民歌、歌舞、说唱、戏曲、器乐,以综合艺术为主。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了独特的民族民间音乐的体裁、形式、风格、内容,成为中国民族音乐的基础。 如今古典民族音乐的现状不容乐观,中国历来重视音乐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但在普通教育中将音乐作为正规课程列入期间,则是清末才开始的。1898年康有为以“请开学校折”上书光绪帝,提出了废八股遍设学校的主张。戊戌政变后,梁启超等人积极提倡在学校中设立乐歌课。此后几年间,新式学堂陆续开设了唱歌课,从而在普通学校中形成了以教授新式歌曲和欧洲音乐常识为主要内容的音乐教育,至此,学堂乐歌成为我国一个新文化即将实行切换的关键时期。1927年采用德国专业音乐教育体制建立的上海国立音乐院,均依照德国音乐院校的课程内容上课,学生们演奏我国传统乐器也是用现代方法演奏。 当时以西方音乐为主体的中国学校音乐教育虽然对建立和发展近代中国音乐文化起到了重大作用,做出了重大贡献,但由于学校中的音乐教育未能把传承中国音乐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因而对多数教育者来说,接受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受到了相当程度的阻隔和影响。虽然在各个方面做了一些有利措施,但从学校音乐教育的整体来看,民族音乐尚未能取得其应有的主体地位。这不仅对民族音乐文化传承是个沉重的打击,而且对今后的民族音乐教育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由于多年来形成的教育体制和观念及外来文化的侵入,使得我国学校音乐教育与民族音乐教育传承之间存在割裂、脱节现象,这就造成了国民对民族音乐的不重视,而使民族音乐文化处于不断滑坡状态。因此,学校教育应该作为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主要渠道,传承民族音乐文化是学校教育的重大历史使命。 民族音乐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富有民族特色的各种文化形式的综和,同时又是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的。音乐文化里包括了多种文化,涉及到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因为各种类型的民族民间音乐是在劳动中创造出来的,它不仅仅是一种音乐现象,其中也体现了各个时代各个地方的文化、民俗、语言、美学观点,同时也寄托了一种文化的情思,其所涵盖的情感和精神是这个民族的灵魂与思想,是这个民族精神的载体。匈牙利音乐家柯达伊这样说过:“民族传统有机的继承,唯有从我们的民间音乐中才能找到。”意思是说,作为文化的民族民间音乐具有继承的价值,民族音乐教育同时也具有爱国主义教育的积极意义。 音乐教育是教育的一部分,民族文化是文化的一部分,而教育和文化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文化的教育是不可行的,没有教育的文化就失去了它的实际存在价值,教育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民族音乐传承与学校的音乐教育是分不开的。 毋庸置疑,民族音乐文化在教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几千年来的中国音乐史及现代的音乐教育现状看,我国音乐要得到真正的发展和提高,必须以中华民族本土音乐为主,如果把西方或者其他流行音乐当成主流,而将民族音乐作为附庸的话,必然会带来民族音乐衰退乃至消亡。学校教育作为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要使民族音乐文化在学校音乐教育中得以很好地传承,就要强调民族音乐教育在音乐教育中的重要性,所以要加强民族音乐教育,改善教育措施是关键。 我国音乐教育的发展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传统民间音乐的发展现状不容乐观,就像我们的母亲河每年断流一样,民间音乐中的许多品种也出现了断流,濒临绝灭。流行音乐充斥着中小学音乐课堂,民族音乐教育被忽视。专业艺术院校招生和业余器乐考级中,报考西洋乐器和报考民族乐器的人数惊人的悬殊。更令人痛心的是多数学生都不会欣赏民族音乐的美,甚至对教材中的民族音乐持排斥态度。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有很多,用历史追朔法分析这些现象不难发现: (一)近二十年来受外来文化、市场经济的影响,各种媒体播放民族音乐的比例较少,流行音乐所占比例较大,加上港台流行音乐的推波助澜,使得很大一部分学生趋之若鹜。致使我们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追星族与歌迷越来越多,而民族音乐的爱好者却越来越少。青年学生只知道四大天王、超级女生,对民族音乐知识可以说了解甚少,说不出几种民族乐器的名称、叫不出几位中国民族音乐家的姓名; (二)应试教育长期不重视音乐教育,音乐课的情况无人问津、无人监督、无人指导音乐教学。致使音乐教育无法执行教学大纲,更无法完成规定的内容。音乐教学科研不足,教学观念陈旧,教学模式没有改变,致使学生对音乐课丧失兴趣。 二、发展民族音乐教育的具体措施 长此以往,没有青少年对民族音乐的喜爱和发扬光大,民族音乐将会失去它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因此,“发展民族音乐教育,提高民族音乐素养”显得尤为重要。学校责无旁贷地成了弘扬民族音乐文化、振兴民族音乐的主要阵地。在教学中发挥民族音乐教育的优势,陶冶学生情操,增强民族意识,让绚丽璀璨的民族音乐自立于世界之林,乃是当前音乐教育工作的主要任务。怎样落实呢我认为应主要从以下几点抓起: (一)以情感教育为主线,培养学生对民族音乐的深厚感情。通过学习一些带有典型民族风味的歌曲,在掌握和灌输民族音乐知识的同时,让学生明白音乐离不开民歌,民歌是一切音乐创作的源泉的道理,使学生从心理上崇拜民族音乐,提高学生对民族音乐的感情。我国民歌浩若烟海,内蒙民歌的豪放、辽阔,江南民歌的婉转、秀丽,陕北民歌的高亢、奔放,云南民歌的明丽、清新,新疆民歌的活泼、欢快,无不给人以美的享受,从中得到丰富的体验,体味到各民族的风俗民情和鲜明的地域色彩。学生对这些民歌创作根源的追溯,会对民族音乐产生由衷的热爱之情。有了这样美好的感情,就会对学习民族音乐产生浓郁的兴趣,为学校进一步实施民族音乐教育打下浓厚的情感基础。 (二)以民族音乐的欣赏为契机,增强学生的体验能力,体验民族音乐所塑造的意境,开拓学生的艺术视野,提高学生的艺术感受力、鉴赏力和创造力,以学生自我感受为基础,启发学生展开形象的翅膀,令学生将民乐与自我的情感认识不断协调起来,使民乐的欣赏成为学生情感体验的活动,在此活动中令学生自我振奋、自我感动。教师有意识地选择欣赏曲目,做到有浅到深、由表及里地对学生实施教育。只有这样,学生才能怀着由衷的喜悦去吸收民族音乐的营养,接受民族音乐文化的熏陶。 中国民族音乐走向世界很有市场前景,关键是要有好的作品和市场运作。我认为,当前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存在着创作和市场两个问题,需要下大功夫解决。“中国民族音乐的作品不够丰富制约了其自身的发展。由于民族管弦乐的乐器和编制的特性,你不能用西洋的配器方式来写中国民乐作品,而当代作曲家的作品有许多却还是从西洋乐团的配器移植过来的,这样的作品并不适合民族乐团演奏。民族音乐的市场开发问题也十分明显,从我们在欧洲和美国的演出看,实际上民族音乐有市场,但国内缺少推广民族音乐的机制,没有专门的人才和经纪公司向世界各地推广中国民族音乐。” 古典民族音乐的传承也许还要走很远,但是我们必须不停的寻找契机,为民族的文化作出应有的保护,更要作出应有的创新,让更多的人去接受,去认识我们的音乐文化。

浅谈“古琴”的文化内涵 在凡事讲求迅捷便利的今日社会,面临在文化层面的冲击与日俱增;当人们期待能放慢脚步,寻求身心各面的调和,怡情养性、休养生息……似乎越来越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在工商社会的繁忙与竞争压力中,许多人迷失了自我,忘记曾经拥有的文化传承,更不清楚将如何面对未来。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瑰宝,并赋予人们许多处世的哲学与智慧。逐渐被人遗忘的“古琴”就具有这样的功用。它被列为"琴、棋、书、画"四艺之首。是古代每个文人修身养性的必修之乐器。嵇康在《琴赋》中说:“众器之中,琴德最优”;所谓“士无故不撤琴瑟”(《礼记·曲礼下》),“君子之近琴瑟以仪节也,非以慆心也”(《左传·昭公元年》) ,可见“琴”在文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中国的文人抚琴,目地不仅仅是单纯将音乐呈现出来而已,其中蕴含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生命观与道德观。一个人若心中有所思,抚琴时,从其琴声与抚琴的姿势,就能被了解。听一个人弹琴,如同在读一个人的心,琴彷佛像一面镜子,将人内心世界映照出来,藉着琴音的传达、文人抚琴的姿态与神韵,能了解这个人的性情、喜好。许多古籍中提到“琴德”、乐教、抚琴能修身养性等概念,因为文人藉由抚琴可以了解自己的情绪起伏,进而了解自己的优缺点;进一步从外在抚琴时姿势的改正,以合乎抚琴时的要求,影响内在心理的调整,久而久之便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琴声淳厚淡泊,能使人的心灵平和安静,全身舒畅。所以说一个人养身不如养心,听琴不如亲自学琴,自己亲身体会、感受在琴中的各种影响力,那种心灵深处的喜悦与满足感是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的 。 中国五千年来,承继儒、道两家的思想,形成极具特色的历史、生活与文化内涵。中国的“古琴”目前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本文将以“古琴”为例,说明在久远文化的传承中,“古琴”所具备的深远内涵,藉以明了其中蕴含的修身养性之道,并从中体会“清、微、澹、远”的意境,及面对生命的智慧。 谈到古琴,往往相映引出对于“琴德”与“琴道”之探究。中国的“古琴”除了演奏外,更具备修身养性、教化天下、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等意义。本文试以古琴的“琴德”来探讨一个社会应具备的文化内涵。 一、古琴的教化作用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老一辈的人总是告诉下一代:要积德行善!究竟“德”是什么?这是个很严肃的课题。在儒家思想的传承中,中国人从家庭伦理开始,将“德”溶进修身养性、待人接物等相关事物之中;也从中教导晚辈重视礼节。儒家倡导:“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告诉人修身的方法。除了儒家之外,道家与佛家的思想也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在各种乐器中,古琴特别引起我的注意,因为古琴强调“琴德”,而且在学琴前有一些规矩,这些道理与儒、释、道三家的教导互相呼应,非常值得探究介绍。 蔡邕的《琴操》记载:“昔伏羲作琴,以御邪僻,防心淫,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宋史·乐志》:“伏羲作琴有五弦,神农氏为琴七弦。”桓谭的《新论·琴道》文曰:“琴神农造也,琴之言禁也,君子守以自禁也。神农作琴。昔神农氏继伏羲而王天下,上观法于天,下取法于地,于是始削桐为琴,练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神农氏为琴七弦,足以通万物而考理乱也。”因此伏羲氏 、神农氏 作琴,周公制礼作乐,古代的圣王以“德”教化人民,顺应天道与人心。 古代治国者把乐作为奖励臣下的手段,通过不同形式的音乐歌舞,可以看出其治民的功绩,说明古人十分重视乐的教育作用。在《乐记·乐施篇》中记载:“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制乐,以赏诸侯。故天子之为乐也,以赏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谷时熟,然后赏之以乐。故其治民劳者,其舞行缀远;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缀短。故观其舞知其德,闻其谥知其行也。” 此外,在《史记·乐书》中有一段话:“凡音由于人心,天之与人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响之应声。故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恶者天与之以殃,其自然者也。故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夫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也,舜乐好之,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驩心,故天下治也。” 在《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中也有相关的记载,驺忌以琴见齐威王,受到了齐威王的重用,驺忌获得“三月受相印,一年封于下邳”的礼遇。驺忌面见齐威王时,以四时、政令作为比喻,陈明治国之道都在古琴以德教化的思想中。 《史记》这一段写到“……故曰琴音调而天下治,夫治国家而弭人民者,无若乎五音。” 由此可知:驺忌藉古琴比喻在上位者,必须以“德”教化人民的思想,从个人的修身养性,推及到治理天下国家的方法。 《礼记·乐本篇》中有一段话,阐明实现“王道”的重要措施必须以礼乐教化为主,辅之以刑法、政令。“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礼记·乐记》中谈到:“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者;”德是人的天性,乐是德之光华。这样,就把音乐与道德品行等沟通起来了。 桓谭《新论·琴道》:“琴七丝足以通万物而考至乱也。八音之中惟弦为最,而琴为之首。琴之言禁也,君子守以自禁也。大声不振华而流漫,细声不湮灭而不闻。八音广博,琴德最优。” 〔明〕蒋克谦《琴书大全》记载刘向所说的:“凡鼓琴有七例:一曰:明道德,二曰感鬼神,三曰美风俗,四曰明心察,五约制声调,六曰流文雅,七曰善传授。” 二、古琴的操习 在《红楼梦》中林黛玉描述弹琴的环境与内心的准备之配合,有一段话:“琴者,禁也。古人制下,原以治身,涵养性情,抑其淫荡,去其奢侈。若要抚琴,必择静室高斋,或在层楼上头,或在林石里面,或是山巅上,或是水崖上。再遇着那天地清和的时候,风清月朗,焚香静坐,心不外想,气血和平,才能与神合灵,与道合妙。所以古人说:知音难遇。若无知音,宁可独对着那清风明月,苍松怪石,野猿老鹤,抚弄一番,以寄兴趣,方为不负了这琴。还有一层,又要指法好、取音好。若必要抚琴,先须衣冠整齐,或鹤氅,或深衣,要如古人的仪表,那才能称圣人之器。然后盥了手,焚上香,方才将身就在榻边,把琴放在桌上,坐在第五徽的地方儿,对着自己的当心,两手方从容抬起,这才身心俱正。还要知道轻重疾徐,卷舒自若,体态尊重方好。” 操琴的理想环境,藉由外在超尘脱俗的气氛,焚香、静心、净身、净手,并且把自己的心全然安定下来,非常悠闲且有自信,泰然自若,与天地间调和,不疾不徐,全身的精气神是调和的,和宇宙中的太和之气相通。操琴的姿势有些类似静坐的姿态,全神贯注,眼观鼻、鼻观心、心下丹田,气息调匀,端坐于琴的第五徽位前,手放在弦上,将自己内心的心弦与古琴的琴弦相融合;操琴者的气息、性情、思虑、想传达的琴趣与意念…,透过手在琴弦与琴身的接触与驻留,随着乐句的起伏与意境,在虚实间展现出超凡脱俗的意境,求得弦外之音,趣外之趣,体会心灵与琴弦契合的妙趣,亲手操缦能更深切体会琴乐的乐趣。由此可知古人修身养性之道,合乎天地自然的“道”,同宇宙万物生成之理,在“琴、棋、书、画”中所能呈现的意境,若细细品察、学习,将能深刻体察,得知精髓。 在徐谼的《溪山琴况》中的“迟”项:“未按弦时,当先肃其气,澄其心,缓其度,远其神,从万籁俱寂中泠然音生,疏如寥廓,窅若太古,优游弦上,节其气候,后至而下,以协厥律。” 在徐谼的《溪山琴况》中的“和”项:“稽古至圣,心通造化,德协神人,理一身之性情,以理天下人之性情,于是制之为琴,其所重者和也。和之始,先以正调品弦,寻徽协声,辨之在指,审之在听,此所谓以和感,以和应也。” 正调品弦之“正”,有止于一的涵意,而“正调”所强调的并非指黄钟调……;而是要求抚琴者要用正心、正念来弹琴,调音要将琴调成五正音,是心弦为主,琴弦为辅,在调音中,将琴音自然调到正调,并从五正音的相互共振间,调整身心的状况,琴与音和,指与琴和,意有所指。 “品弦”是要观察、品评五正声的音准是否已经达到与自然间的和谐;并听听调音时,琴弦震动的频率,是否与精神层面的正心、正意相契合。 由此可知,操琴前需要正德、正心、正念,方可在弹琴时达到人神相和的境界。 三、结语 中国的“古琴”具备修身养性、教化天下、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的意义。古琴蕴含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生命观与道德观;随着时空的移转,“琴道”与“琴德”依旧是弹琴的人必须放在心中作为自我要求的标准。若一个社会中,人人都能重德行善,整个社会自然展现出安定、和谐的风貌,比如周朝的文武之治,唐朝贞观之治、清朝的康雍乾盛世……;人心的回归向善,是众生之福。 抚琴有许多规矩,比如在弹琴前应净手、净身、静心,并庄严我们的仪表,以合乎礼节;用正心、正念而生出的诚恳心,如同进入庙宇的庄严肃穆的心态,尊敬自己,也尊敬周遭的人,缓和气息,先做到“澄其心”、“缓其度”,之后能做到“远其神”,达到宁静致远,心身和一,与天地相和的境界。相信古琴蕴含的琴道、琴德也是一个社会应具有的文化内涵。

音乐永远是民族文化中的那唯美的一面,在乐器的缓缓鸣奏中,表达的是作者的情感,无形之中乐曲的深处流淌着的是民族文化血脉深处的精髓。。。每每听着古典音乐的响起,那种悠扬,那种独特的中国风,心灵深处的有着不一样的触动,虽然听不出《高山流水》的知音难觅,品不到《春江花月夜》的清丽奇幻;但是依旧为凄凉忧伤的《二泉映月》而伤怀,被《霸王别姬》的悲凉豪迈而震撼。。。。他们再现了古代的情感生活,过往的抑郁悲愤,那时的英雄儿女,跨时代的哲理思考,都是那么地多情,那么的发人深省。 中国民族音乐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在四五千年前的原始氏族社会中,就产生了原始的歌舞和歌曲,到殷周奴隶主统治的时代,音乐文化已经相当发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音乐不断得到发展。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音乐文化繁荣昌盛的时代。中国民族音乐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出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情感、意志、力量、幻想和追求。 中国民族音乐基本上由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民间音乐四部分构成。 宫廷音乐:一部分是典制性音乐,如各类祭祀乐、凯歌乐、朝会乐等;另一部分是娱乐性音乐,如各种筵宴乐、行幸乐。这两大部分音乐体现了宫廷贵族文化的两个侧面,一是皇权至上自我形象的塑造,二是贵族阶层的精神享乐。 文人音乐:文人音乐包括古琴音乐与词调音乐,它与书、绘画、诗词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的文人文化,琴、棋、书、画,琴居首位。古琴音乐追求的是超尘脱俗的意境天人合一的思想,“清、幽、淡、远”的浪漫色彩,这种音乐最符合封建社会的“中和”思想,成为古人修身养性,塑造人格的最好手段。 宗教音乐:一、体现了中国宗教信仰的多元化特点,佛教、道教、基督教、萨满教,在各自的文化基础上宗教音乐各有特征; 二、外来的宗教带来的外来音乐和乐器不断与本土音乐的融和; 三、较浓的民间风格,大量的宗教音乐以民间歌曲为基础加以改动使之仪式 化、教仪化。 民间音乐:民间音乐分为民歌、歌舞、说唱、戏曲、器乐,以综合艺术为主。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了独特的民族民间音乐的体裁、形式、风格、内容,成为中国民族音乐的基础。 如今古典民族音乐的现状不容乐观,中国历来重视音乐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但在普通教育中将音乐作为正规课程列入期间,则是清末才开始的。1898年康有为以“请开学校折”上书光绪帝,提出了废八股遍设学校的主张。戊戌政变后,梁启超等人积极提倡在学校中设立乐歌课。此后几年间,新式学堂陆续开设了唱歌课,从而在普通学校中形成了以教授新式歌曲和欧洲音乐常识为主要内容的音乐教育,至此,学堂乐歌成为我国一个新文化即将实行切换的关键时期。1927年采用德国专业音乐教育体制建立的上海国立音乐院,均依照德国音乐院校的课程内容上课,学生们演奏我国传统乐器也是用现代方法演奏。 当时以西方音乐为主体的中国学校音乐教育虽然对建立和发展近代中国音乐文化起到了重大作用,做出了重大贡献,但由于学校中的音乐教育未能把传承中国音乐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因而对多数教育者来说,接受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受到了相当程度的阻隔和影响。虽然在各个方面做了一些有利措施,但从学校音乐教育的整体来看,民族音乐尚未能取得其应有的主体地位。这不仅对民族音乐文化传承是个沉重的打击,而且对今后的民族音乐教育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由于多年来形成的教育体制和观念及外来文化的侵入,使得我国学校音乐教育与民族音乐教育传承之间存在割裂、脱节现象,这就造成了国民对民族音乐的不重视,而使民族音乐文化处于不断滑坡状态。因此,学校教育应该作为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主要渠道,传承民族音乐文化是学校教育的重大历史使命。 民族音乐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富有民族特色的各种文化形式的综和,同时又是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的。音乐文化里包括了多种文化,涉及到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因为各种类型的民族民间音乐是在劳动中创造出来的,它不仅仅是一种音乐现象,其中也体现了各个时代各个地方的文化、民俗、语言、美学观点,同时也寄托了一种文化的情思,其所涵盖的情感和精神是这个民族的灵魂与思想,是这个民族精神的载体。匈牙利音乐家柯达伊这样说过:“民族传统有机的继承,唯有从我们的民间音乐中才能找到。”意思是说,作为文化的民族民间音乐具有继承的价值,民族音乐教育同时也具有爱国主义教育的积极意义。 音乐教育是教育的一部分,民族文化是文化的一部分,而教育和文化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文化的教育是不可行的,没有教育的文化就失去了它的实际存在价值,教育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民族音乐传承与学校的音乐教育是分不开的。 毋庸置疑,民族音乐文化在教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几千年来的中国音乐史及现代的音乐教育现状看,我国音乐要得到真正的发展和提高,必须以中华民族本土音乐为主,如果把西方或者其他流行音乐当成主流,而将民族音乐作为附庸的话,必然会带来民族音乐衰退乃至消亡。学校教育作为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要使民族音乐文化在学校音乐教育中得以很好地传承,就要强调民族音乐教育在音乐教育中的重要性,所以要加强民族音乐教育,改善教育措施是关键。 我国音乐教育的发展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传统民间音乐的发展现状不容乐观,就像我们的母亲河每年断流一样,民间音乐中的许多品种也出现了断流,濒临绝灭。流行音乐充斥着中小学音乐课堂,民族音乐教育被忽视。专业艺术院校招生和业余器乐考级中,报考西洋乐器和报考民族乐器的人数惊人的悬殊。更令人痛心的是多数学生都不会欣赏民族音乐的美,甚至对教材中的民族音乐持排斥态度。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有很多,用历史追朔法分析这些现象不难发现: (一)近二十年来受外来文化、市场经济的影响,各种媒体播放民族音乐的比例较少,流行音乐所占比例较大,加上港台流行音乐的推波助澜,使得很大一部分学生趋之若鹜。致使我们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追星族与歌迷越来越多,而民族音乐的爱好者却越来越少。青年学生只知道四大天王、超级女生,对民族音乐知识可以说了解甚少,说不出几种民族乐器的名称、叫不出几位中国民族音乐家的姓名; (二)应试教育长期不重视音乐教育,音乐课的情况无人问津、无人监督、无人指导音乐教学。致使音乐教育无法执行教学大纲,更无法完成规定的内容。音乐教学科研不足,教学观念陈旧,教学模式没有改变,致使学生对音乐课丧失兴趣。 二、发展民族音乐教育的具体措施 长此以往,没有青少年对民族音乐的喜爱和发扬光大,民族音乐将会失去它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因此,“发展民族音乐教育,提高民族音乐素养”显得尤为重要。学校责无旁贷地成了弘扬民族音乐文化、振兴民族音乐的主要阵地。在教学中发挥民族音乐教育的优势,陶冶学生情操,增强民族意识,让绚丽璀璨的民族音乐自立于世界之林,乃是当前音乐教育工作的主要任务。怎样落实呢我认为应主要从以下几点抓起: (一)以情感教育为主线,培养学生对民族音乐的深厚感情。通过学习一些带有典型民族风味的歌曲,在掌握和灌输民族音乐知识的同时,让学生明白音乐离不开民歌,民歌是一切音乐创作的源泉的道理,使学生从心理上崇拜民族音乐,提高学生对民族音乐的感情。我国民歌浩若烟海,内蒙民歌的豪放、辽阔,江南民歌的婉转、秀丽,陕北民歌的高亢、奔放,云南民歌的明丽、清新,新疆民歌的活泼、欢快,无不给人以美的享受,从中得到丰富的体验,体味到各民族的风俗民情和鲜明的地域色彩。学生对这些民歌创作根源的追溯,会对民族音乐产生由衷的热爱之情。有了这样美好的感情,就会对学习民族音乐产生浓郁的兴趣,为学校进一步实施民族音乐教育打下浓厚的情感基础。 (二)以民族音乐的欣赏为契机,增强学生的体验能力,体验民族音乐所塑造的意境,开拓学生的艺术视野,提高学生的艺术感受力、鉴赏力和创造力,以学生自我感受为基础,启发学生展开形象的翅膀,令学生将民乐与自我的情感认识不断协调起来,使民乐的欣赏成为学生情感体验的活动,在此活动中令学生自我振奋、自我感动。教师有意识地选择欣赏曲目,做到有浅到深、由表及里地对学生实施教育。只有这样,学生才能怀着由衷的喜悦去吸收民族音乐的营养,接受民族音乐文化的熏陶。 中国民族音乐走向世界很有市场前景,关键是要有好的作品和市场运作。我认为,当前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存在着创作和市场两个问题,需要下大功夫解决。“中国民族音乐的作品不够丰富制约了其自身的发展。由于民族管弦乐的乐器和编制的特性,你不能用西洋的配器方式来写中国民乐作品,而当代作曲家的作品有许多却还是从西洋乐团的配器移植过来的,这样的作品并不适合民族乐团演奏。民族音乐的市场开发问题也十分明显,从我们在欧洲和美国的演出看,实际上民族音乐有市场,但国内缺少推广民族音乐的机制,没有专门的人才和经纪公司向世界各地推广中国民族音乐。” 古典民族音乐的传承也许还要走很远,但是我们必须不停的寻找契机,为民族的文化作出应有的保护,更要作出应有的创新,让更多的人去接受,去认识我们的音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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