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美术史论文3500字数量要求多少

世界美术史论文3500字数量要求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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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美术史论文3500字数量有多少页

中国历代名家 三国两晋画祖——顾恺之在中国绘画史上，魏晋南北朝 ( 公元 420—— 公元 581 年 )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长期南北战乱，朝代频繁更替，使当时的文化思想格外活跃，促进了艺术的发展。这一时期的石窟壁画、墓室壁画、石刻、砖刻以及漆画等都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出现了开宗立派的专业画家、书法家，作为奠基中国绘画理论基础的 “ 六法论 ” 也在这一时期提出。在绘画上，被尊为画祖的顾恺之和他的卷轴画最具有代表性。 顾恺之 ( 公元 344—— 公元 405 年 ) 是东晋时期（公元 317—— 公元 420 年）的画家。原名长康，字虎头，晋陵（今江苏无锡）人。出生在一个官僚家庭，年青时做过官，有机会游览各地的风景。他精通诗文，历史上关于他的轶事有不少记载。有一年，当时的都城建康 ( 今南京 ) 城里要修建一座寺庙，主持和尚因找不到资金而没了办法。这时候来了个贫苦的年青人，说要捐一百万钱。主持以为他吹牛，起初不相信。青年人提出要在一面粉刷好的墙上画一幅维摩诘 ( 传说中一个佛教徒 ) 像，可以向前来观看他作画的人征集捐款。就这样，一连三天，观众人山人海，把寺庙挤得水泄不通。等到最后，这个年青人为维摩诘点上眼珠的时候，画上的人物就像活了一样，观众的赞叹声、掌声、欢呼声响成一片。这时募集的钱早超过了一百万。这个年青的画家就是顾恺之。顾恺之画画不仅重视刻画眼神，还特别注意表现人物的特点。有个叫裴楷的人脸颊上有三根长汗毛，别人为他画像时，都不画出来，顾恺之却把这三根汗毛画得特别突出，而强调对象的特征。可见顾恺之善于用特征衬托人物的个性。 《洛神赋图》是根据三国时期曹操的儿子曹植所写《洛神赋》创作。《洛神赋》描绘了曹植与洛神相逢又相别的情节，发挥了高度的艺术想象力。画家注重对人物情态的刻画，山石、树木都富有装饰性。这一作品，与同一时期的敦煌壁画有相近的风格，对后世中国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顾恺之在绘画理论方面也很有成就，他留下来的论著有《论画》、《画云台山记》等。他主张作画要形神兼备，他提出的 “ 传神论 ” 成为中国绘画的基本理论之一。根据记载，顾恺之的作品有七十多件，他画过历史故事、神佛、人物、飞禽走兽、山水等题材。可惜，现在能看到的只有《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和《列女仁智图》三幅卷轴画摹本了，它们是现在所知道最早的卷轴画。 画圣 —— 吴道子 在中国古代艺术史上，有三位艺术家被称作 " 圣 " 人：一位是晋代（公元 265-- 公元 420 年）王羲之，被称为书圣；一位是唐代（公元 618-- 公元 907 年）杜甫，被称为诗圣；还有一位被誉为画圣，那就是唐代的吴道子。 吴道子一生主要活动在唐朝开元、天宝年间 ( 公元 713-- 公元 755 年 ) 。吴道子出生在阳翟 ( 今河南禹县 ) ，小时侯就失去双亲，生活贫困，为了生计向民间画工和雕匠学习，由于他刻苦好学，才华出众， 20 岁时，就已经很有名气。唐代皇帝把他召入宫中担任宫廷画师，为他改名道玄。成了御用画家的他，没有皇帝的命令，不能擅自作画。这样，一方面对他这样一个平民意识很强的艺术家是一种约束和限制，另一方面，他得到了最优厚的生活条件，不再到处流浪，可以施展自己的艺术才华。 吴道子性格豪爽，喜欢在酒醉时作画。传说他在描绘壁画中佛头顶上的圆光时，不用尺规，挥笔而成。在龙兴寺作画的时候，观看者水泄不通。他画画时速度很快，像一阵旋风，一气呵成。当时的都城长安是中国的文化中心，汇集了许多著名的文人和书画家。吴道子经常和这些人在一起，相互促进、提高技艺。 吴道子主要从事宗教壁画的创作，他创作的作品题材广泛，数量也很大。据说寺廊壁画有三百余件，有记录的卷轴画有一百多件。其中佛教、道教题材最多，还有山水、花鸟、走兽等。《送子天王图》这幅画反映了吴道子的基本画风，他打破了长期以来历代沿袭顾恺之的那种游丝线描法。吴道子开创兰叶描，用笔讲究起伏变化，和内在的精神力量。他在创作的时候，处于一种高度兴奋与紧张状态，很有点表现主义的味道。

外国美术史：　　外国美术史是浩瀚的海洋！是由无数条艺术河流汇集起来的。中世纪美术史和历史一样，是在暴力、神权垄断的野蛮时代缓慢发展的，以前的美术史家都没有对这时期持太高的 评价。但是近期中世纪美术得到新的关注，尤其是中世纪以后，西方美术史进入黄金阶段。　　1、外国绘画流派：　　1 威尼斯画派：产生于十五至十六世纪的意大利威尼斯。威尼斯画派的艺术家们对色彩特别敏感，追求色彩的热烈明朗与辉煌灿烂。他们的题材从宗教转向世俗，多描绘美丽的自然风光，作品带有一种享乐主义的情调。从绘画的体裁上看，由于威尼斯气候潮湿，不适合壁画的创作，他们发展了油画的创作。其主要画家有乔万尼•贝利尼、提香等。　　2、印象主义：　　于19世纪60~70年代以创新的姿态登上法国画坛。他们反对陈陈相因的古典画派和矫揉造作的浪漫主义。它和过去的艺术最大的区别是艺术语言的改变。印象主义吸收了柯罗、巴比松画派等的艺术营养，在十九世纪现代科学技术的启发下，注重在绘画中对外光的研究和表现。印象主义画家提倡户外写生，直接描绘在阳光下的事物，并根据画家自己的观察和感受，表现微妙的色彩变化。其代表画家有：莫奈、雷诺阿等。　　3、古罗马与古希腊：　　(1)与希腊艺术相比，古罗马艺术没有希腊艺术那样的浪漫主义色彩和幻想成分，而具有写实和叙事性的特征。　　(2)罗马艺术不像希腊艺术那样单纯，它的渊源复杂，既受了希腊艺术的影响，也吸收了西亚等地区艺术的影响。　　(3)希腊艺术主要用于敬神，围绕神庙和祭祀、纪念活动进行创作，带有理想化的色彩。罗马人的艺术则大多是以给帝王歌功颂德、满足罗马贵族奢侈的生活需要为目的的。　　(4)希腊人创造了世界最伟大的雕塑艺术。希腊雕塑强调的是共性和民族精神，而罗马人要求的是个性特征鲜明的肖像。罗马艺术家不仅追求外形的逼真，而且注重人物个性的刻画。　　(5)在建筑方面，罗马人取得了独特的成就。他们在技术和结构上都比希腊的建筑艺术有所进步，在建筑类型上也比希腊更丰富。　　不只有神庙和剧院的建筑，还有各种实用性和纪念性建筑如桥梁道路，集会场等并在建筑的空间处理，节约材料耐久使用和美观等方面作了有价值的探索为以后西方的建筑艺术奠定了基础。　　总之，希腊艺术是理想主义的，简朴的强调共性的，典雅景致的，罗马艺术是实用主义的，享乐的，强调个性的宏伟壮丽的。　　4、主要流派：　　17、18世纪的意大利美术共有三个主要流派：意大利学院派艺术、巴洛克艺术、和以卡拉瓦乔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艺术。这一时期的意大利美术在于历史转折期，对意大利甚至整个欧洲艺术都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承前是指继承文艺复兴时期美术的某些传统，如学院派主张绘画的标准是米开朗基罗的人体、拉斐尔的素描、格累乔的典雅与风韵等；启后是指它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它的多姿多彩，对后来的欧洲美术有着深刻的影响。如学院派艺术影响了古典主义艺术的发展；巴洛克艺术影响了罗可可艺术和浪漫主义艺术；而卡拉瓦乔的艺术，不仅在当时影响了欧洲各国的现实主义艺术，还对18世纪的市民艺术、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艺术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17世纪的意大利艺术不是巴洛克艺术一统天下的，应该是多元的，只有这样才能全面的了解。。才能看到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各个流派之间既有相互影响又有相互斗争。　　米开朗基罗的主要作品有《大卫》、《创世纪》、《摩西》、《最后的审判》等作品。早期作品《大卫》充满了愤怒和力量，这种力量也是人文主义者向往的自由的人所具有的巨大潜力。正因如此，这件作品成为文艺复兴时代英雄的象征。《创世纪》仍是通过神话题材表现人的信心和生命力。《摩西》中的人物和大卫一样，也是一个拯救民族、摆脱苦难的英雄人物。在摩西身上，作者表现了人的尊严。《最后的审判》是米开朗基罗晚年的重要作品。这件作品的成功和伟大之处在于从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产生了统一的人的集体形象，而色彩的巧妙的使用又使壁画具有了戏剧性的紧张。　　米开朗基罗艺术中的悲剧性是以宏伟壮丽的形式出现的，他所塑造的英雄既是理想的象征又是现实的反映。正是在他的作品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理想得到了全面而鲜明的表达，因为米开朗基罗有意、无意地流露出人文主义思想的核心，即人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以及人建功立业的能力，所以米开朗基罗的艺术几乎成为西方美术史上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　　5、19世纪法国主要艺术流派与思潮 其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品：　　19世纪的西方美术，尤其是法国的美术，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先后产生了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印象主义、新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等。　　1）新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的艺术重古代，重理性，道德，格律，宫廷。主要代表画家大卫，他一生积极参与革命，紧跟时代潮流，把自己的绘画艺术同革命紧密结合起来。代表作如他的名作《马拉之死》调子深沉而又悲壮，真实描绘了马拉遇害。作者满怀激情地沤歌了这位革命者坚韧不拔的斗争意志和为人民幸福操劳的崇高品质，使这位"人民之友"的英勇形象流芳百世。　　2）浪漫主义：浪漫主义的艺术重中古，自然，感情，形式，对比。其先驱是席里柯，他的《梅杜萨之筏》被看作是浪漫主义的伟大宣言。这幅画的构图、光线、色彩、人物的动态与表情等都表现出画家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的激情，它问世后受到人们的高度赞扬，具有强大的艺术姑力。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导人民》以及雕塑家吕德的《马赛曲》都是浪漫主义的杰作。　　3）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的由于现实主义艺术家的作品大多对所处的社会的阴暗面进行揭露和批判，所以又称批判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对立。其艺术重现实科学客观批判。杰出画家代表有库尔贝、米勒、柯罗以及雕塑家罗丹等。库尔贝主张以人间艺术为主体，代表作《画室》，《石工》米勒热爱土地艺术，代表作《晚钟》《拾穗者》，柯罗多画风景画代表作《孟特芳丹的回忆》，雕塑家罗丹他的代表作有《加莱义民》、《思想者》等。　　4）印象主义：重外光瞬间视觉气氛，印象主义画派提倡户外写生，在色彩上 进行大胆革新与突破，打破了传统的褐色调子统治画坛的局面。代表画家有莫奈、德加、雷诺阿等。莫奈的《日出•印象》这幅画参加了1874年首届印象派画展，二位保守记者借用它的标题撰文嘲讽展览是“印象主义画家的展览”“印象主义”由此而得名。晚年《睡莲》德加〈苦艾酒〉雷诺阿〈包厢〉〈煎饼磨坊〉　　5）新印象主义：新印象主义的艺术重科学，和谐，理性，使颜色由色板上的混合改位由视觉上的混合。代表画家是修拉，他在作画时用点彩的方法来表现对象，又称作“点彩派”。代表作有《大碗岛星期天的下午》。　　6）后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最著名的三位画家是塞尚、凡高和高更。塞尚的代表作《有苹果的静物》体现了他追求物体的结构、体积质感及其相互关系的创作特色。画面显得十分厚重和沉稳，色块鲜艳夺目:给人以特殊的美感。对立体主义和未来主义有影响，凡高的名作《向日葵》无人不晓，在凡高的眼中，向日葵是太阳的化身，象征热情、光明和生命。画家倾注了满腔激情，用旋转扭动的笔触描绘出一支支生气勃勃的向日葵，用丰富的黄色来塑造太阳的象征物，从而使这些静物画达到了传神入化的境界。对表现主义有影响，高更的绘画具有象征性和原始神秘意味。代表作《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往哪里去?》使用了强烈鲜明的色块与单线平涂的手法，吸收了东方艺术与黑人雕刻等特点，创造了一种具有内在力量的装饰性画风。是抽象性和寓意性成功处理。对象征主义有影响。　　意大利文艺复兴一人文主义精神为主旨，那绘画、雕塑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一部外国美术史，同样也是一部建筑史，工艺美术史没有外在历史大师当中，有许多人即使画家有是建筑师，工艺美术家，如米体朗其罗-贝尼尼等。　　普拉克西特列斯（Praxiteles，生平不详），古希腊古典后期杰出的雕塑家。雅典人，流传下来的生平事迹很少，主要创作年代为公元前370－公元前330年。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的雕像，大多以大理石为材料。作为古希腊古典后期雕塑艺术的代表人物，他善于把神话中传说的人物纳入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加以描写，风格柔和细腻，充满抒情感，从而确立了公元前四世纪希腊雕塑的艺术特征。传说他曾与当年雅典最美的少女芙留娜恋爱。普拉克西特列斯的代表作品有《赫耳墨斯和小酒神》、《牧羊神》、《尼多斯的阿芙洛蒂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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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每年的论比这个你怎么探讨的

楼主的问题不够明确啊~~~~附上一篇，希望能帮到你。平凡质朴的崇高之美——米勒与《拾穗者》米勒在43岁时完成的《拾穗者》，这是一幅描写农村夏季收割劳动场面的作品，从题材上看，应该说平凡而简单。但它在当时产生的艺术效果是所有人没有料到的。画面上，金黄色的田野一望无际，秋天麦收后的辽阔土地上，有三个农村妇女正在弯腰而细心的捡拾收割后被遗落在田间的麦穗，她们身后的不远处，有堆积如山的麦垛。这一切，都说明三位拾穗的农家妇女是勤劳而朴实的劳动者。从画面上看，尽管她们身体健壮，但始终在重复着机械而单调的动作，目光却全神贯注在地上的麦穗。尤其是她们手中拿着的几根拾起的麦穗，与远处的草垛形成极其鲜明的对比。她们那憨笨的动作，也流露出一种虔诚和忠诚，画作将农民和土地的这种情意刻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所以，任何人在这幅作品前，都会产生一种对丰收、对生命的庄严景仰，都会产生一种农民对土地那种类似于宗教般虔诚的情怀。当然，也对画面上的平凡而质朴之美产生崇高的敬意。《拾穗者》这幅画刻画了三位贫穷的农家妇女在辽阔的麦田里捡拾麦穗的情景，她们弯腰捡拾的动作展示了一种古典美。重要的是对人性的讴歌与赞美。同时，美丽富饶的农村自然景色与农民的辛酸与勤劳又形成明显反差。法国文艺评论家卡德莱曾这样说道：“米勒的《拾穗者》等作品刻画出他当时那个时代一般平民的心理和思想，表达了近代思想，这是一位高贵而不朽的人性画家。”在这幅作品中，米勒安排的人物动作和形态已经成为后人研究构图的经典，人物朴素动作优美，特别是在她们的背后，那合理而有序的铺陈，使得画面散发着一股泥土的芳香，也弥漫着古老而沉重的诗意，使我们感受到大地之神的魅力和古典的庄严美。据说，米勒在创作这幅作品的时候，自己的孩子连奶水都吃不饱，家庭生活极其窘迫，所以他对底层的劳动者有着非同一般的理解和同情，甚至他是在继续接受着并在绘画中融化他的痛苦，在生活的痛苦和创作过程的痛苦中寻找到一种庄严而崇高的宗教式的喜悦。因此，米勒笔下的劳动人民是在生活的痛苦中却饱含着道德，这是一种美，最后成为米勒的一种信仰。《拾穗者》是他思想与技术最完美的结合物，罗曼•罗兰这样赞赏道：“米勒画中的三位农妇是法国的三位女神。”米勒一生留下的作品不多，从1840年到去世的三十多年间只有八十余件油画作品。而且很多都是较小的画幅。据说，他的每一幅作品都是经过反复思考而成的。除《拾穗者》之外，还有《播种者》、《晚钟》和《牧羊女》等，同样在美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无论什么时候，《拾穗者》总会给人一种心灵的震撼与冲击，这一点与画家始终关注现实、反映现实是分不开的。这幅作品在沙龙展出的时候引起了极大地反响，其中褒贬不一，甚至还有人认为画面上的三个女人丑陋不堪，还有人指责画面的内容揭露了农民生活的艰辛而有意向上层生活挑战的意味，还有人认为这是在有意煽动农民的情绪等等。面对这一切，画家米勒毫不畏惧，他说：“我将坚强的站着，即使他们称我是表现丑的画家，是妨害我们民族进步的东西，但我们绝不做把农民模样加以美化的蠢事。如果只能无力的表现我自己，我宁愿不表现。”我们从米勒的这番话语中感受到他那坚定的现实主义立场，通过平凡的人物表现崇高的理想和内在的精神。特别是他用真实的笔触和感受描绘着他生活在一个空间中的农民，成为后来法国许多画家共同的创作主题。因此，米勒成为法国美术史上伟大的画家，与库尔贝一样，为法国现实主义绘画的蓬勃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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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河流域是指纵贯今日伊拉克境内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区域(希腊人称为“美索不达米亚”，意为两河之间的土地)，它横跨亚非两洲，包括今天的以色列、约旦、黎巴嫩、叙利亚、土耳其、伊朗和伊拉克，这里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发展摇篮之一。两河流域地区由于战乱、不重视墓葬以及水灾等因素造成了艺术品保存不佳，该地区以工艺美术品和雕刻居多，从艺术特点上看具有明确的东方因素，即写实与装饰风格相结合的特点。建筑最早使用黏土制砖建筑的地区之一，并且在建筑上采用碎陶片镶嵌防水的方法。著名的建筑代表是新巴比伦城，城内有“空中花园”。雕刻著名代表作有圆雕《萨尔贡青铜头像》，浮雕《纳拉姆辛纪功碑》、《垂死的母狮》等。绘画《军旗》是在一块乌黑的木板上，用贝壳、天青石、石灰石、肉红石等石片镶嵌的情节性画面。在古代两河流域绘画遗物十分短缺前提下，它成为研究当时绘画难得的珍品。第一节 苏美尔美术（前27—前25世纪）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阶段，美术活动和宗教和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苏美尔的美术也不例外。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初，苏美尔人居住的地区出现了十多个城邦，这些城邦都供奉着各自的庇护神，在城邦的中心地带修筑气势宏伟的塔苗作为庇护神在人世间的居住。塔苗不但是宗教活动的中心，还是政治、经济活动的要地，塔苗周伟有宫廷、店铺和作坊，形成喧嚣繁华的街区。最早的苏美尔塔庙遗址位于乌鲁克城，大约建成于公元前3500年，比埃及最古老的金字塔的年代还要久远。它的平面呈方形，由体积巨大的平台和平台上的神殿两部分组成，平台高度在12米上下，外围有盘旋上升的阶梯坡道，神殿涂成明亮的白色，故也称为“白庙”。值得注意的是，神殿正门并不坡道的尽头，祭坛也隐匿于神殿内的一个角落里，说明建筑师没有强调严格对称的格局。苏美尔复兴时期修建的乌尔城塔苗，规模要更大一些，它原先有三层平台，现在只剩下一层。它的正面突出了三组阶梯坡道，显得气势非苏美尔人的人物雕像为宗教祭仪用品，它们的形体塑造得近似于圆筒形或圆锥形，比较稚拙；双手紧握着，置于胸前，眼睛大得出奇，正视前方，神情姿态之中流露出虔诚和谦恭，大概在表示对神的无限敬畏与崇拜。泰尔阿斯马尔的阿勃神庙中的《祭祀者群像》，典型地反映出苏美尔人物雕像的上述特征，据说群像中体型最大的两人代表着国王和王后。苏美尔人在装饰工艺上成就斐然，留下了许多风格优美、制作精致的雕刻品。在乌尔城发现的一个牛头竖琴非常精美，琴箱上的扭头用金片和天青石等材料制成，形象生动写实，音箱的端面上还装饰着镶嵌浮雕，浮雕由上而下共分成四个画面，叙述了苏美尔传统神话中的故事，画面构图简洁，中间拟人化的动物姿态生动，顶端拥抱着双牛的人物及底层的蟹形人保持着一种肩部正面、双脚侧面的模式。第二节 阿卡德王国美术（前24—23世纪）约在公元前24世纪，阿卡德人征服了苏美尔诸城邦，在两河流域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国王萨尔贡和他的孙子纳拉姆幸都雄心勃勃，热衷于攻城掠土，扩展疆域。阿卡德美术也以炫耀征服者的武力为目标。在尼尼微发现的一尊阿卡德国王青铜头像表现了君主沉着镇定的风范，他的眼眶大而深邃，具有显著的苏美尔特征。纳拉姆•幸的记功碑则是为了纪念这位国王对山区少数民族远征的胜利。整个浮雕画面形成了一个单独的场景，明确的传达了征战胜利的含意。纳拉姆幸王占据着上层空间，他的体型最大，身下的士兵列队沿着山坡向上行进，敌族士兵局促于石碑的边缘，他们中间，有的正在被处死，有的则乞求饶恕。阿卡德王国以军事征服发迹，最后也覆亡于外族的入侵浪潮中。公元前2200年前后，古丁人从东北山区侵入两河流域，征服了阿卡德王国。苏美尔和阿卡德王国美术比较：这个时期宗教在社会生活中起主要作用，也对艺术产生了深刻影响。主要包括建筑、雕刻、绘画、工艺美术。　　建筑：此时期的建筑有独特的成就。以神庙为中心。　　两河流域南部原是一片河沙冲积地，没有可供建筑使用的石料。苏美尔人用粘土制成砖坯，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为了使建筑具有防水性能，他们在墙面镶嵌陶片装饰，类似现在的马赛克。　　苏美尔人最重要的建筑为塔庙。是建在几个由土垒起来的大台基上，这种类似于梯形金字塔的建筑被称为“吉库拉塔”。乌鲁克神庙是塔庙的最典型的代表。　　乌鲁克城废墟上的这座塔是残留的最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塔庙（层进式神庙）之一。据考证，塔庙建于公元前21世纪，它是乌尔那姆（Nammu）国王为了表示对生育女神的尊敬而建的。　　雕刻：这一时期的雕刻相当发达。　　苏美尔人的圆雕像很可能是用于宗教目的。雕像身体呈圆拄形，双手捧于胸前，姿势虔诚，面部表情平静划一，眼睛瞪得很大，流露出纯真、朴实、专注的表情。　　阿卡德人的雕刻具有更强的写实性。在尼尼微出土的《萨尔贡一世头像》刻画写实。神志庄严威严，个性坚毅，显示出精湛的工艺水平。《纳拉姆辛浮雕石板》以其写实的手法刻画了纳拉姆辛王率军政府山地的历史场面。对角线的构图使浮雕具有动感和空间感，简单的风景刻画表现了特定的环境。　　绘画：现存的苏美尔绘画代表作为乌尔城出土的军旗，即在刷有沥青的木版上用贝壳、闪绿石、粉红色石灰石镶嵌成的战争和庆祝胜利的场面。画面共分三层，根据故事情节的发展逐步展开，人物、动物、器物的安排有条不紊。人物形象以侧面、正身、侧足为主，倾向于平面的描绘。色彩对于鲜明，四周和各层之间用几何形装饰，很象一幅挂毯，具有浓厚的装饰性。　　工艺美术：苏美尔人是古代最杰出的工艺美术师，他们留下了大量精美的工艺品，如黄金器物、武器、金头盔、匕首、乐器等。代表物：《公山羊与圣树》、《牛头竖琴》　　苏美尔人的牛头竖琴是最古老的精美乐器。琴架顶部以牛头作为装饰，用天青石和金箔制成，牛的神志表现得十分生动，顾起的牛鼻似在翕动。琴身由黄杨木制成，正面在沥青上用贝壳镶嵌着人和动物，表现了古代神话中的英雄吉尔伽美与双头公牛以及一些神化的动物在进行人类活动的情景，具有浓厚的奇异色彩。第三节 苏美尔文化复兴（前23—前21世纪）古提人统治期间，苏美尔城邦拉伽什仍保持着独立，它使苏美尔文化得到了复兴，历史上把这段时间称为“新苏美尔时期”。格拉什城邦的统治者古地亚有许多雕像传世，从这些雕像可以看出，传统苏美尔工艺精湛的装饰趣味与阿卡德较为粗犷的风格融合在一起。雕像所用的材料是坚硬的花岗岩，表面经过了细心的打磨，十分光洁。古地亚身着单薄的长衫，袒露出肌肉发达的右臂，薄衫的褶纹显得很服帖；他双手我在胸前，眼睛注视着前方，无论是坐像还是立像都保持着同样的神态。第四节 巴比伦王国美术（前19—前12世纪）古巴比伦时期遗留下来的雕塑和绘画作品稀少，著名的有《汉谟拉比法典石碑》，它是一块闪绿岩石柱，上面镌刻着的汉谟拉比发典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成文法。石碑顶端有浅浮雕，汉谟拉比国王站立在太阳神沙玛神之间的亲密关系，两者交流、呼应的神情体现着君权神授的信仰。汉谟拉比法典：是目前所知的世界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成文法典，竭力维护不平等的社会等级制度和奴隶主贵族的利益，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古巴比伦社会的情况。法典分为序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正文共有282条，内容包括诉讼程序、保护私产、租佃、债务、高利贷和婚姻家庭等。它刻在一根高25米，上周长65米，底部周长90米的黑色玄武岩柱上，共3500行，是汉谟拉比为了向神明显示自己的功绩而纂集的。 为后人研究古巴比伦社会经济关系和西亚法律史提供了珍贵材料。第五节 亚述帝国美术（前9—前7世纪）古亚述人居住在底格里斯河上游，以游牧为主，后来凭借勇猛善战，组织良好的军队征服了两河流域以及周围的大片地区。亚述帝国盛期，疆域从西奈半岛延伸至亚美尼高原。古亚述的历史充满了征服战争的血腥和残暴，记录了军事冒险家、暴君的贪婪和欲壑能填的野心。

世界近代史论文3500字数量是多少

有人说，辛亥革命成功了；也有人说，辛亥革命失败了。但我认为辛亥革命又成功，又没有成功，是1／2成功，1／2 的失败。 首先，辛亥革命是成功的革命。 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更具有完全意义的民主革命，中国人民“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场革命。 由于资产阶级和同盟会的组织和领导，提出了比较完整的革命纲领，在广大工农和其他劳动群众多种方式反抗斗争所汇成的革命怒潮中，赶跑了狗皇帝，推翻了清王朝的二百六十多年的专制统治，从而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共和国产生了一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文献。虽然这部文献不久被北洋军阀废弃，但经过这次革命，民主共和国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在政治上打击了封建势力，民主主义思想潮流已不可抗拒，正因为这样，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洪宪帝制，张勋的复辟帝制，都是昙花一现，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辛亥革命也为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作了思想准备。 辛亥革命也给帝国主义沉重的一击，虽然资产阶级没有明确提出反帝政治纲领，但正如毛泽东所说：“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所以列宁把辛亥革命视为“亚洲的觉醒”，但帝国主义利用反动的清政府统治来打破中国人民的美梦。自清政府垮台后，帝国主义妄图扶植新走狗，但这些“新走狗”都是短命，一个接一个被中国人民打倒在地，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外反动势力对中国人民的压迫。 再深透点讲，辛亥革命实际上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虽然革命失败了，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国成立后，国内实业团体纷纷成立，开设工厂、设银行都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里有了显著的增大，无产阶级队伍也日益壮大。 辛亥革命还打落了亚洲第一个皇冠，具有国际意义。辛亥革命沉重了打击了帝国主义，推翻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对于世界人民，特别是东方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个巨大的鼓舞。在中国革命影响下，如一九一三年荷属爪哇以及其他殖民地，都广泛掀起民主革命运动。中国人民的革命将给亚洲带来解放，使欧洲资产阶级统治遭到破坏。 总之，辛亥革命的伟大功绩为中国的发展趋势，铺开了一条金色的道路。 但辛亥革命成功得仓促，到手的乃是不彻底的胜利。

中国近现代史是区别于世界近现代史，专以中国为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叙述主体的一门学科。不同于世界近现代史的历史分期，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有多种看法，但被普遍接受的是起于1840年鸦片战争，终于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的这一观点。其中1840年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被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被称为中国近代史。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被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称中国现代史。细细算来，从近代史的开端到结束，历经109个春夏秋冬，而它的开端距今已经有168个年华岁月，近代史似乎离我们已经很遥远了，但是翻开书籍和记载，这尘封已久而又无比沉重的历史，仍然会深深地撼动每一个华夏儿女的心灵。“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当磨洗认前朝。”这一首咏史诗，或许很多人在谈到中国近代史的时候都会用一杜牧的这首《赤壁》来抒发对国家兴亡的感慨。也不免俗的套用一下，让它带领我们看看近代中国翻天覆地的时光。近代史的开端1840正是大清帝国中后期，长期的闭关锁国和居功自傲，是帝国的统治者处于“天朝大国”美妙梦境中，将其它国家的人称为“番”或者是“夷”这种带有歧视性的字词。不接受他们的技术，不允许他们的通商，一切的一切，都只是当朝统治者心中虚幻的泡沫而已。岂不知，当我们都沉睡在东方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的时候，与我们处于地球向对面的英国，进行了他们的工业革命，为他们“日不落”的黑暗意图做足了充足的准备；而处于清帝国的背面的罗宋国的沙皇的改革和与我们隔海相望的大和的明治维新都取得了十分古大的成果。随着野心和掠夺的需要，以不列颠为主的国家将他们罪恶的贸易伸向了古老的中国。虽然政府几次三番的颁布过禁烟令，可是在缺少科学和文化的中华土地上，鸦片贸易在清朝横行霸道，削弱了中国人的意志和文明，懒惰，好逸恶劳等等恶习出现在了一勤劳著称的中华领土上。有外国人称中国是沉睡的东方之狮，那些愚昧的中国人还开心的认为这个评价很好，因为他们觉得，因为是沉睡的，那么终有一天他将觉醒，然而，他们却殊不知，这个概念的出现来源于罗宋的杂技表演，驯兽师为了让凶暴的狮子不具有威胁性，将喂了鸦片的肉喂给狮子食用，这样平日威风凛凛的狮子也只有沦为阶下囚。英国鸦片贸易这样的意图令人心惊。当虎门销烟的硝烟还在空中盘旋，1884年，英国用炮火轰开了封闭的国门，洋人的热兵器在对抗清朝传统的冷兵器是就如同戳破一个纸娃娃一样的简单，最终的结果是以清政府签订了第一个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从此如大家所熟识的一样，中国有一个封建国家成为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从此这个历史上的天朝大国的天空变得黑暗，开始在风雨中飘摇零落。特别是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这一历史事件，至今人染令我扼腕痛惜。之后一个接一个的战争，和赔款割地使清廷日渐衰弱，虽然一些拥有一定见地和知识的官僚和资产阶级开展了戊戌变法和洋务运动，为整个腐朽的中华大地带来了一丝清冽的微风，但是由于清政府已经沉疴已久，无论是在那个方面，这一阵清风丝毫挽救不了中国的病痛。这时中华大地上出现了点点新光，那时一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他带领革命党人成立了同盟会，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由于革命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成果。辛亥革命最终没能让中国脱离困境。在1921年，这一个可以称得上是划时代的一年里，五四运动的热情点燃了星星之火——中国共产党人的诞生。这燎原之火点燃了华夏大地的热情和生命，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之下，风雨飘摇了许久的中国人终于看到了希望的光芒，在经过了艰苦卓越的抗战以及各种各样的考验之后，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带领了中国走上了一条光明的道路。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终于在经历了这段屈辱的近代历史后可以抬头挺胸的向前迈进了。对于近代史，我没有太深刻的见解，但是对于近代史的前半部分特别的有感触，每每读到这段时间的历史都会令我扼腕痛惜，沉浸于纷繁复杂的心情中去。

巍巍中华， 雄踞亚陆， 山河壮丽， 人杰地灵。她不仅以悠久的历史文明著称于世， 而且又是一个富有深厚爱国主义传统的国家。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 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 一直作为我们民族的一种伟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绵延不断， 与时常新。从鸦片战争起， 中国遭受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 中国社会在被动依附的状态下开始了近代历史进程， 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传承和发展， 焕发　　着新的历史特点， 激励和启迪中国人民去谱写民族独立、社会进步和中华振兴的历史新篇章。　　第一， 反对侵略， 维护独立中华民族是一个酷爱独立、自由的民族， 从不甘屈服于外来的侵略和奴役。鸦片战争是资本主义英国发动的侵略战争， 也是中国人民为捍卫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而进行的反侵略战争。当有“ 世界的工场”之称的英国凭借近代的武力发动侵略后， 中国人民无所畏俱、不甘屈服、英勇抗敌、反对投降， 成了鸦片战争时期爱国主义的中心内容。“ 上公声望慑蛮夷， 一檄贤于十万师” 。在伟大的禁烟运动和抗英斗争中， 具有爱国重民思想的林则徐成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民族英雄。他受命赴广东查禁鸦片， “ 原知此役乃蹈汤火， 早已置祸福荣辱于度外” ， 决心“ 为中原除此巨　　患’， 向全世界表示了中国人民纯洁的道德心和反侵略的坚决性。六三虎门销烟的壮丽画面雕刻在夭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 它作为近代爱国史诗的第一章永远铭勒在炎黄子孙的心中。　　“ 因义生愤愤生勇” ， “ 家室田庐须保卫” 。面对英军的野蛮入侵， 三元里人民义声如雷， 手　　持犁锄和简陋武器， 齐心合力把“ 强徒摧’， 。“ 奉命剿贼， 有进无退” ， 不惜“ 为国捐躯’， 。这　　就是关夭培、陈化成等爱国官兵们的精忠报国思想。“ 守士之义， 不可以不死。” 富有报国情　　操的姚怀祥等爱国文官亦能同赴国荡。乍浦、镇江驻防旗兵的血战， 隆福兵败自刻， 海龄合家殉　　难， 则充分表现了少数民族官兵的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 子随父死不顾身， 母闻子死数点　　首’ 。葛云飞的老母称赞儿子死得忠勇， 陈连升、朱桂都是父子同殉国难。大学士王鼎甚至以尸谏反对投降。这种反侵略的斗争精神是何等的可歌可泣和感人肺腑不甘屈服的顽强的斗争精神， 是一个民族求生存、求发展的一种可贵的品格。鸦片战争后， 中国人民不断继承和发扬这种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 通过历次民族保卫战争、边疆自卫反击战争、反洋教斗争、反帝爱国运动以及其他各种反侵略斗争形式， 为反对外国侵峰， 捍卫民族独立， 进行了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斗争。所以资本帝国主义永远不能实现灭亡中国、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目的。　　第二， 面向世界， 善师人长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家， 中国人民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曾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但自明清以降， 由于封建经济的停滞， 中国日渐落后于世界历史的行程。从中外关系来说， 鸦片战争是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遭受比自己先进的外来势力的侵略并被其打败的战争。这次战争的结果签订了《南京条约》等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 给我们民族带来了历史厄运， 但也因此促使她逐渐从闭塞、自满、愚昧、落后的状态中觉醒。在鸦片战争后的一个很长时期内， 中国有识之士称中国　　社会状况和中外关系所发生的变化为“ 古今之变局” ， 从中总结出落后挨打的教训， 多维地认识西方世界， 多维地反省中国自身， 在忧愤、求索和抗争中探寻民族独立和民族振兴的道路。鸦片战争时期， 林则徐以求实的态度正对现实， 不断自我克服陈旧观念， 注意“ 洞悉夷情” ， 组织翻译西洋书报， 编撰《四洲志》， 首先开眼看世界。魏源心怀战败的“ 积感” ， 发愤作《圣武记》和《海国图志》， 要求“ 过时而悔” ， 主张通过“ 以夷款夷” 开门通商， “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林、魏的“ 师夷制夷”主张是一种包容“ 知夷”和“ 师夷”两方面内涵的完整的反侵略思想。但当时除林、魏主张“ 师夷”外， 大多数爱国者，包括疾呼“ 欲中国稍习夷事”的姚莹在内， 仍只是停留在要求“ 知夷”的层次上， 而对“ 师夷”还缺乏明确的认识。这表明， 近代中国的民族觉醒在其起始时就具有艰难曲折的性质。只是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所受的打击更加严重， 教训更加深刻， “ 师夷长技”的主张才被付诸实践。追到甲午中日战争失败， 中国人又从对洋务运动理性偏误的检讨中提高了认识， 近代中国学习外国的潮流被推进到一个更新的阶段。　　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表明， 中国由于落后一再挨打， 这又激发人们要求向外国学习。近代中国民族觉醒始终包含反对外国侵略和学习外国先进两方面的内涵。鸦片战争时期， 魏源提出“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 最先体现了这两个方面不可分割的关系。魏源征引古语说过“ 善师四夷者， 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 外夷制之”。鸦片战争后中国长期不能扭转落后挨打的局面， 除了由于帝国主义的贪婪和凶残外， 从中国自身的因素考虑， 这与“ 不善师外夷”有关。再之， 近代世界自资本主义产生后， 逐渐形成了世界市场， 从而使世界各国的发展出现了某种一体化的趋向。从此， 任何一国的存在和发展都　　离不开世界， 离不开世界市场。不管你愿意与不愿意， 自觉与不自觉， 都必须以某种方式进入世界市场， 参与国际交往和国际竞争。鸦片战争时期， 林则徐坚决反对“ 封关禁海”。张际亮也说“ 今日之势， 既不能闭关绝市以清其流， 则唯有因势补救而已” ⑩ 。魏源则从对英国“ 专行贾，且佐商贾以行兵’。的认识出发， 提出通过“款夷”通商以实现“ 自修自强” 。自魏源的《海国图志>奖励国民对外之观念气“ 国人亦因有是书略知求知识于世界’， ， 中国人的世界观念和世界市场意识逐渐明朗和开阔起来。王韬盛赞魏源的“ ‘师长夕一说， 实倡先声” 。并认定“ 中外通商之举， 将与地球相终始’， 。， 不可逆转。为此，郑观应阐发“ 商战”思想。及至孙中山则更高倡“ 行开放主义， “ 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 。可见， 从鸦片战争起， 面向世界， 善师人长， 积极参与世界市场和国际竞争， 是近代爱国主义潮流的又一重要内涵。　　第三， 注重“ 内治” ， 致力富强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内省意识传统和自强不息精神的民族。鸦片战争时期的爱国者充满反求诸己的愤发图强精神。他们怀有强烈的社会危机感和历史责任感， 批判现实， 呼吁改革。鸦片战争前夕，龚自珍强调“ 夭地， 人自造， 众人自造， 非圣人所造” ⑩ ， 慨慷悲辛， 呼唤风雷， 憧憬“ 更法” 。鸦片战争后， 魏源及时总结了战争失败的教训， 提出了“ 自修自强”和“ 富国强兵”的口号。他从“ 御夷” 、“ 善后”的角度， 强调“ 治内详于治外” 、“ 以治内为治外” 。他从外御强敌必先革除弊政这种重视“ 内治”的思想出发， 要求克服“ 人心之寐”即愚昧昏庸和“ 人才之虚” 即虚骄浮夸的中国政治的这“ 两大积患” ⑩ ， 使中国政治清明， 社会充满生机， 从而借以转弱为强， 使外国侵略势力折服。他非常重视和强调当政者在开启“ 人心” 、转移“ 风气” 、“ 自修自强”方面的作用。他用彼得大帝向“ 西洋”“ 学习工艺”使俄国称雄欧洲的故事， 劝谏清廷“ 厉精淬志” ， “ 足国而足兵”。， 使中国臻致富强。这种注重“ 内治” ， 致力富强， 把反对侵略和学习西方、外御强敌和内革弊政结合起来的爱国主张， 代表了近代爱国主义新潮流。　　鸦片战争时期， 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爱国者还有一个突出的可贵之处， 这就是他们富有重民思想。他们相信民众有爱国心， 爱国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反侵略力量。他们高度相信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魏源在提出学习西方造炮制船时， 主张除官办外， 应允许商办和从事民用产品的制造。并说“ 风气日开， 智慧日出， 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 。他相信中国人民能像西方各国人民那样使国家臻致富强。民族自信是一个民族能够振兴的希望所在。一个民族如果失掉必要的自信， 那就很难振作， 就会丧失前途。鸦片战争时期， 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爱国者， 充满发愤图强精神， 重视“ 内治” ， 呼吁改革， 高度相信中国人民的力量和智慧， 这种爱国与重民相结合的情思， 弥为珍贵。他们无愧是近代爱国主义的“ 前驱先路”总之， 自从鸦片战争揭开中国近代历史帷幕后， 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开始以反对侵略、维护独立、面向世界、善师人长、注重“ 内治” 、致力富强等为主要内涵， 这就把优患与发愤、求索与开拓、爱国与重民、御外和治内、民族精神与世界观念结合起来， 从而开拓了近代中国爱国主　　义潮流的新方向。当年， 国势砧危， 人民苦难， 从林则徐、魏源到康有为、孙中山等近代爱国者不断发扬这种爱国主义精神， 使近代中国民族振兴之路逐渐明亮。今天， 中华国运已经回转， 香港已经回归， 只要我们不断继承和发扬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爱国主义精神， 沿着立足祖国、放眼世界、振兴中华的道路奋勇前进， 中国的二十一世纪前景和现代化事业必将更加灿烂和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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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色色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

看水浒反思农民起义今晚看电视，画面定格在水浒上。故事已经到了水浒的后半段---宋江招安。不经意间触发了我的思考，宋江为什么要招安？他为什么不造反到底，自己做皇帝？据说，毛主席在他晚年行将就木之时最爱看的一部书就是水浒传，而且水浒传能被评为四大名著之一，也是毛主席给敲得板。其实，水浒传的可读性并不大，相对于其他三大名著来说。毛主席之所以要敲定它为四大名著之一，我想应该是水浒传的背后所表达的对农民起义深邃的反思，使他做出这个决定。纵观中国历史，农民起义最成功的有两次，一次是刘邦建立的汉朝，一次是朱元璋建立的明朝。而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生活在明朝，所以，他笔下的宋江招安应该渗透着对朱元璋等农民起义的许多反思。北宋历史上真正的宋江起义，其实不是招安，而是被一向在军事上注重“内重外轻”的宋朝给镇压了下去，北宋军队把宋江打的无路可退，最后不得不投降了朝廷。作者施耐庵之所以要虚构宋江招安，其实，是因为他对农民起义的去路百思不得其解之后，对农民起义的方向产生的一种逆向构思。中国的农民起义没有一个能摆脱历史的局限性，要么被朝廷镇压，要么成为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这些局限性不仅仅表现在它被地主们利用，我国农民忍受压迫的底线本来是极低的，只是因为某个朝代的政治逐渐腐败，贪污腐化盛行，剥削不断加重，造成民不聊生；然后，老天爷再给他来个雪上加霜，这样，才能最终激起农民们的揭竿而起。然而，天灾往往不是全国性的。比如，安徽发生天灾，再加上统治者的人祸，就会激起安徽的农民起义，而同一时期江苏的收成还过得去，虽然算不上国泰民安，但也没有饿殍遍野，还不致激起反抗。这样，往往会造成一个很不好的结果，安徽起义的农民们在打到江苏的过程中很有可能会演变成“强盗”。他们到了江苏会无恶不作，见官要杀，见民要杀，见到贫下佃民们还是要杀！这个在明末农民起义中的一支，张献忠的胡作非为中不难看出。当然，稍微有建制，爱民一点的农民队伍就有可能最后取得胜利，朱元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在马克思主义未产生之前，农民起义的结局都是很糟糕的，即使在起义之初那支队伍有多么的能够“替天行道”，最后，也会演变成为它的头目争夺天下的工具。2010年11月30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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