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哲学思潮论文3000字怎么写

现代西方哲学思潮论文3000字怎么写

亚里士多德首先是个伟大的哲学家，他虽然是柏拉图的学生，但却抛弃了他的老师所持的唯心主义观点。柏拉图认为理念是实物的原型，它不依赖于实物而独立存在。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实在界乃是由各种本身的形式与质料和谐一致的事物所组成的。“质料”是事物组成的材料，“形式”则是每一件事物的个别特征。就像是现在有一只鼓翅乱飞的鸡，这只鸡的“形式”是它会鼓翅、会咕咕叫、会下蛋等。当这只鸡死时，“形式”也就不再存在，唯一剩下的就是鸡的物质。柏拉图断言感觉不可能是真实知识的源泉。亚里士多德却认为知识起源于感觉。这些思想已经包含了一些唯物主义的因素。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性方案和目的是一切自然过程的指导原理。可是亚里士多德对因果性的看法比柏拉图的更为丰富，因为他接受了一些古希腊时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指出，因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质料因，即形成物体的主要物质。第二种是形式因，即主要物质被赋予的设计图案和形状。第三种是动力因，即为实现这类设计而提供的机构和作用。第四种是目的因，即设计物体所要达到的目的。举个例子来说，制陶者的陶土为陶器提供其质料因，而陶器的设计样式则是它的形式因，制陶者的轮子和双手是动力因，而陶器打算派的用途是目的因。亚里士多德本人看中的是物体的形式因和目的因，他相信形式因蕴藏在一切自然物体和作用之内。开始这些形式因是潜伏着的，但是物体或者生物一旦有了发展，这些形式因就显露出来了。最后，物体或者生物达到完成阶段，其制成品就被用来实现原来设计的目的，即为目的因服务。他还认为，在具体事物中，没有无质料的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质料，质料与形式的结合过程，就是潜能转化为现实的运动。这一理论表现出自发的辩证法的思想。 亚里士多德在哲学上最大的贡献在于创立了形式逻辑这一重要分支学科。逻辑思维是亚里士多德在众多领域建树卓越的支柱，这种思维方式自始至终贯穿于他的研究、统计和思考之中。当然，他也犯错误，但次数很少。 四因说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界有一种「原因」关系的存在。这种“原因”观念不同于近代以来的“因果”观念，“原因”与“为什么”相对应，并不与“结果”相对应。即“目的因”、“物质因”、“动力因”和“形式因”。 「物质因」（Material Cause） 代表了一个事物从一堆零件、成分、基础、或是原料所组成的存在形式，将物质的构成追溯至零件的部分（要素、成分），接著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架构、混合、综合、复合、或结合）。举例而言，形成一尊大理石雕像的大理石等原料便是物质因。 「形式因」（Formal Cause） 可以告诉我们一个事物是由怎样的定义、形式、形状、本质、综合、或原形所构成的，解释了构成一个事物的基本原则或法则，这只是整个事物（整套原因关系）的其中一部分（宏观结构）。举例而言，雕塑一尊大理石雕像的草稿或设计图就是其形式因。 「动力因」（Efficient Cause） 指的是改变事物的动力及起因，研究「是什麼改变了什麼、而又是什麼造成了这个改变」，范围包括了所有事物间的媒介，包括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动力的起源或是被改变的事物。举例而言，将大理石雕刻为雕像的艺术家就是动力因。 「目的因」（Final Cause） 指的则是一件事物存在的原因、或是改变的原因，包括了有目的的行动和活动。一件事物的目的因是它之所以存在的原因，或者说是它之所以改变的原因。这也解释了现代所谓的心理动机，包括了意志、需求、动机、理性、非理性、伦理，所有这些动机都是创造行为的来源。举例而言，一尊完成了的大理石雕像就是艺术家的目的因（目的论）。

哲学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是人类“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总是程度不等、形式不同地反映和揭示时代的各种矛盾，关注和回答时代提出的各种问题，并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变革自身的形态。 对于哲学的理解过程中，总会产生哲学的痛苦与痛苦哲学的思想学说。哲学是一种思想活动的过程，注重是在其过程。因此哲学不同别的学科，哲学是对真理的追求比真理本身还重要的过程。哲学应该是理解为一个过程，而不是终极学说。在高中课本上，把哲学定义成为理论化系统的世界观，甚至把哲学说是世界观的一种形式。而事实上，哲学不应该这样定义，那样是不符合人类的理性以及理智。哲学决不是通过定义来理解，而是在哲学的困境中获得认知，去反思哲学思想的核心问题，在思考良知问题上，如何审视哲学本身带来快乐与痛苦的冲突。哲学的痛苦是如何产生的，但对此问题思考放到“哲学的终结”的谈论是不可思议。哲学的痛苦发展到痛苦的哲学，这个过程正证明“哲学的终结”是不可能的。在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哲学的终结”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当然，在此之前，不断有人给哲学签发死亡通知，其中最彻底的当属马克思，而实际上，哲学并没有终结，在此同时，马克思认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似乎看来马克思的观点可以让人热血沸腾。 如果没有哲学没有终结，那么哲学应该在纯粹形而上学的思辨，应该在重建本体论的努力，而不是脱离哲学意义去实现一种实用哲学以及消灭哲学。而康德的哲学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即“前批判时期”和“批判时期”。在他自己的思想体系建成之后，他对传统形而上学提出有力而全面批判，因此，在实际上形而上学的终结，而不是哲学。 在思想过程中，需要如何做出批判的使命，流注一种价值体系。哲学要求我们把问题说清楚，可哲学却是以一种含糊的形态存在。在本体论上，总会种种的概念存在的困境。重建本体论，在此应该行使哲学使命，做到自我与客体的统一。在认知方面，应该在理智上真正认识以客体的存在本性，并根据客体规律的必然性，并验证是真正意义的必然性，只有这样才不会把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回归交换。在这样的理智上认知，不仅是对自然产生理智的爱，也是对自我的正确判断。在一分为二的哲学中，是有理由把思想分为“思”和“想”。用英语单词去区别的话，“思”就是（idea），“想”就是（image），对于（idea）似乎考虑到一个终极结果，大概脱离哲学批判使命。而（image），用康德的意思来说（image）是一种即使客体不在场人也具有的直观能力。如何实现（image）的派生地表现客体的能力，大概必须把存在的感性直观带回到心灵中来，当（idea）和（image）统一起来，那么思想的一词也就实现存在方式。与此同时，思想活动的过程也就实现了哲学的意义。思想的感性与理性必须在探讨哲学问题做到统一，并且不影响思想本身纯粹性，这样的哲学是可以得到历史的复归。 用一种思来认知存在，用一种验证来确认存在是否具有客观性。在理论中的认知往往只是假设的推论，对主体意识空间进行设想。例如假设上帝存在极其真实，不可怀疑的，那么认为上帝不存在也是不可能。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如果需要在认知方面论证是存在真实，那么事物运动的主体应该不是精神。思维与存在，存在的一切可以在思维的层面解释。在这个世界中，任何的存在都具备合理性，任何现象都存在因果关系。不过，在时间方面分析，如何给时间作一种定位，如何证明时间的客观性。时间与存在、时间对存在影响，又如何去解释。时间可以改变存在的形态，而存在是否可以是影响时间的快慢。有人认为如果存在的一切都处于绝对静止，时间也会停止。可是我们无法实现前提的假设，因此痛苦的哲学的存在同样是极其真实。在时分析方面，现只能进行假设。然而用什么来证明存在即是合理。对于存在的东西，无论它们有多少种形式，都必须依据具有一种共同的本性，这就是对存在作出一个具有普通性的本质定义。只有建立这个基础上，才能对存在进行研究，证明其存在即是合理的现实意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理智上实现一种判断。反之，任何的存在都失去真实意义，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说物质惟一特性是客观实在性。因此，一条原则有某种正确性，它不应该只是在某地方，某个时刻是正确，而应该是永远站得稳的。 对于一个事物的判断的方式存在很多种，然而采取什么方式才能使原来的事物得到平衡。在探索平衡法过程中，需要作出如何的验证，而这种验证在那种场合下去行使本来具有的使命。康德认为，任何一种行为，如果它本身是正确的，或者它所依照的准则是正确的，那么这一行为按照普通法只能在行为上与每个人的意志自由同时存在。 在一种命题的成立的条件，那么必须扩大产生这种条件的效果，并且使这效果建立在完成的基础之上。对于假设而事实不存在的命题，就必须用这些条件来限制这些效果。 在哲学的问题上，我们必须经历的本身去回答哲学的判断。在康德的哲学道路所经历的一切，我们仍需思考这种价值的源泉。 仅供参考。。。

现代西方哲学思潮论文3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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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哲学包括三大系统：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印度哲学。每一个哲学系统都有自己的特点，有自己的特殊概念、范畴，有自己的特殊问题，有自己的特殊见解。研究比较哲学很有意义。我对印度哲学没有研究，所以只能讲一下中西比较的一些问题。在中国也有许多派别，其见解也不一样，像儒家、道家、墨家彼此就不一样；后来的理学也分不少派．也都不一样，情况是复杂的。西方哲学更是如此，古希腊就有不少派别，到近代、现代，西方哲学派别更多，所以很难笼而统之地讲，西方哲学怎么样，中国哲学怎么样。我今天讲的中西哲学比较，主要是就中国大多数思想家的思想与西方大多数思想家的思想作相互比较，其中有许多例外，中国哲学里边也有许多特殊的思想家，西方哲学里边也有许多特殊的思想家，这些复杂情况都应该注意。 一、中西思维方式的异同 中国哲学表现一种思维方式，西方哲学表现另一种思维方式，彼此很有区别。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比较显著的特点就是注重分析，西方分析思维比较流行，比较占势力。从古希腊一直到近代，尤其近代西方哲学，分析方法很流行。恩格斯也讲过，在古希腊辩证法比较多，古希腊许多哲学家都是辩证法家。到了近代，恩格斯用了一个名词就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他说在十六世纪以后，西方就出现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辩证法不太受重视了，把事物看成孤立的、静止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这个名称是黑格尔提出的，事实上这个名称并不合适，因为形而上学还另外有一个意义，在马克思、恩格斯早年著作《神圣家族》里边也讲到形而上学，那就是另外一个意义，就是玄学、本体论的意思。后来，恩格斯采用黑格尔德用发，把英国培根、洛克以后的科学思维方法叫做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现在这个名词比较流行了。可是中国哲学从古代一直到近代，比较占势力的是辩证思维。可以说西方以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为主，这是大概讲讲。事实上中国也有分析思维，在中国有儒家、墨家、道家，墨家是比较注重分析思维的，可是墨家到汉朝以后就断绝了，分析思维就不太占势力了。中国的辩证思维起源是比较早的，老子讲"正言若凡"（《老子》第七十八章），就是说一句话看起来是反面的，其实有深刻的含义。他讲"反者道之动"(《老子》第四十章)，老子特别强调这个"反"，这个"反"用黑格尔的名词说就是"否定性"，老子认为一切事物后来都归于否定。孔子讲"叩其两端"(《论语．子罕》)，遇到什么问题，从两方面来考虑，问题就解决了。孔子的"叩其两端"也是辩证思维的一种表现。从老子、孔子开始，中国的许多思想家都有辩证思维，到宋朝张载，辩证思维尤其丰富，后来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辩证思维也很丰富。在西方，也有丰富深刻的辨证思维，一个最重要的代表就是赫拉克利特，他是西方辩证法的开端，所以现在西方有人讲赫拉克利特就是西方的老子，过去也有人讲老子就是中国的赫拉克利特。中国的老子、西方的赫拉克利特都是辩证法的代表，不过，中国的辩证思维与西方的辩证思维有区别和不同之点。老子和赫拉克利特都是辩证法的大家，可是他们所讲的也不一样。中国哲学讲的辩证思维比较注重对立的统一，特别注重统一、注重和谐，认为和谐、对立的融合是最重要的。赫拉克利特特别强调斗争，老子特别强调和谐。这说明中西都有辩证思维，可是其重点不一样，直到现在亦是如此。关于中西两种思维方式的不同，前两年有个美国哲学教授巴姆（Bahm）到北京来，他是专讲比较哲学的，写了一本书叫《比较哲学》，他对中国哲学、印度哲学都很感兴趣，对西方哲学更有研究。他说中国、印度和西方的思维方式很不一样。他画了三个图，表示三者之不同。 西方的思维方式：是A就不是非A，是非A就不是A，把肯定和否定分析得很清楚，这个就不是那个，那个就不是这个。在印度，说A不对，说非A也不对，把A否定了，非A也否定了。你说这个东西是这个不对，你说这个东西不是这个也不对，根本就不能说，这是印度的思维方式。在中国，这个太极图表示阴阳互补，相反相成，相灭相生。巴姆认为中国的这个思想比较深刻。他是个大物理学家，他很推崇中国?quot;阴阳鱼"。我附带谈一谈阴阳鱼太极图的历史。在过去很多人认为阴阳鱼太极图出于唐朝，现在经过考证，确认阴阳鱼形式的太极图是南宋末年才出现的。在宋代有个哲学家叫周敦颐，画了一个太极图，他那个太极图就是一个大圆圈，周敦颐当时并没有阴阳鱼形式的太极图。阴阳鱼形式的太极图是在周敦颐以后，到南宋末年，才有人画了这么一个图。现在阴阳鱼太极图很有名了，他表示中国辩证思维：两端互补，相反相成，相灭相生。中国古代辩证思维有一定的水平，这也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优秀遗产。中国古代哲学关于辩证思维、关于对立统一可以说有很多很深刻的思想，值得研究。西方的所谓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即分析思维方式，在历史上很起了作用，从十六世纪培根、洛克以后，西方自然科学发展起来了，西方自然科学就是靠所谓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就是靠分析思维，通过分析、通过实验，自然科学就大大发展起来。所以，现在我们是要发扬中国古代辩证思维的优秀传统，同时也还要学习西方的分析思维。马克思主义可以说两方面都有，它一方面讲辩证法，同时也是注重分析的。我认为分析思维也是很重要的，过去，中国儒家、道家都不重视分析思维，这是一个缺点。列宁有篇文章《谈谈辩证法的要素》，其中有一条就是分析和综合的统一，列宁讲辩证法是注重分析与综合的统一，分析与综合的结合。这是辩证法的一个要素。 二、中西本体论的异同 所谓本体论在英文就是Ontology，有人将其翻译成本体论，有人翻译成玄学，有人翻译成实体论，但是与西方本体论有很大的区别。 西方本体论学派很多，意见彼此也不一样，其中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观点，讲本体与现象的关系。本体与现象是两个方面，本体是现象的本体，现象是本体的表现。西方尤其是唯心论者有这么两句话?quot;本体实而不现，现象现而不实"。这就是说，本体是实在的、是真实的，可是它自己不能够表现出来；现象是表现出来了，可是它不是真实的，只是本体的表现。这种思想在西方新黑格尔主义那里特别强调。这个观点在印度也一样受到强调。但这个观点曾在二十世纪受到西方一个大哲学家的反对，这个哲学家叫Whitehead(怀特海)。他认为，西方近代以来，都是把现象和本体分成两截，他起了个名词："bifurcation of nature(自然的两分)"，把整个自然分成两片：一片是真的，一片是假的；一片是实在的，一片是虚妄的。他认为这种分法是根本错误的。怀特海反对对自然的两分，他说我就是讲这个自然，自然不应该分成两片。 中国自古以来，许多大哲学家都是不讲本体与现象对立的。认为本体与现象是统一的，又有区别，又有统一。中国哲学认为，本体是实在的，现象也是实在的，并没有虚实的区别。在中国讲本体与现象的区别是什么区别呢?是一种本末、源流的区别。一方面是本，一方面是末；本就是本来就有，末就是后来才发生的、后来才衍生出来的；源流，源就是起源，流就是后来才产生的。中国大多数哲学家都认为本体是根本、是实在的，现象虽然不是根本，可也是实在的，这是中国本体论的一个特点。 南宋初年有一个哲学家叫胡宏，他批评佛教说："释氏……于一天之中分别幻华真实，与道不相似也。"(《知言·往来》)胡宏的话表现了中国哲学家的一个态度，即认为现象也是实在的。北宋哲学家程颐有两句话表示体与用的关系："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易传序》)体是根本，用是体的表现，一源是讲二者是统一的，显就是表现出来的，微就是里面深刻的内容，二者没有间隔，而是相互统一的。这句话表明了本体与现象虽有区别，但仍是统一的。这就是中国本体论的特点。 因为中国哲学本体论有这么一个特点，与印度、西方都不一样，不容易了解，但表现了中国哲学的一个深刻思想。现代有个哲学家熊十力先生，他讲哲学特别强调这?quot;体用一源"，他反对西方体用两分，认为那是错误的。也有人不了解中国哲学的这个特点，于是认为中国哲学没有本体论，完全是用西方的模式套中国的哲学，我认为是错误的。中国哲学讲体用一源，与西方哲学把体用分开是不一样的，但中国的体用一源也是本体论，不能说中国哲学没有本体论。中国哲学不仅有它的特点，我认为它的特点还是比较深刻的。 三、中西哲学根本范畴的异同 西方哲学有许多根本概念、根本范畴，中国哲学也有许多根本概念、根本范畴。 在中国哲学中，有许多根本概念、根本范畴，很难翻译成外文；西方哲学中，许多概念、范畴也很难翻译成中文，各有各的特点，必须了解他的真正意义。这点对研究哲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必须真正了解中国哲学一些范畴的真正含义，这是很细致的功夫，不容易做到。 在中国哲学里边有这么几个概念，很难翻译成外文。 第一就是"道"。老子提出这个道来："道可道，非常道"（《老子》第一章），认为这个道"先天地生"，就是世界的本体。那么这个"道"怎么翻译呢？这就很难了。现在西方人翻译老子的《道德经》大多数都是用音译"dao"，也有人用意译，译成"way"，可是"way"就很难表示"道"的许多含义。在西方哲学中也有个观念"逻各斯"，这个逻各斯跟老子的道很相近似。一方面逻各斯指世界的根本规律；老子那个道也当"说"讲，"道可道"的可道之"道"当"言说"讲，西方的逻各斯也有说的意义。但道还有许多特点，翻译成"逻各斯"也不行。现在西方大多数人都翻译?"dao"。西方人对老子《道德经》五千言很感兴趣，《道德经》在西方已有一百多中译本，都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来翻译。 第二就是"气"。在中国哲学中，气是非常重要的概念。气跟西方所谓的物质、原子比较接近，气表示一种物质存在。可是中国的气跟西方所谓的物质又不一样。西方所谓的物质有一个特点，就是有广袤性，就是extension，是占有空间的一种存在，中国的气也是占空间的存在，这点是一样的。可是西方认为物质具有惰性、动者恒动，静者恒静，必须加以推动它才动。而中国的气有运动性，从先秦时期到宋明时期讲的气，一直都是会运动的，有运动性，没有惰性，当然它有动也有静，在它的内部包含有运动性。这点与西方所谓的物质就很有区别了。现在西方人研究中国哲学、中国科学，想法子翻译这个气字，有许多人把气翻译成"生命力"，因为这个气是会运动的。事实上，中国的气跟所谓生命力分属于两个层次，有气的东西不一定有生命，所以把气翻译成生命力也是错误的。近来有一个比较合适的翻译法， 把气译成"能"，即所谓的"energy"，可是气也不仅是"energy"。我认为，气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西方讲的"mass"；同时又包含"energy"，它是质量与能量的统-。中国的气这个概念既包括能又包括质，是一个很深刻的概念。西方的物质还有一个特点叫不可入性，这个物质不可能进去，不能进到物质里边，除非把它破坏了。中国的气与西方的物质就不一样了，它有可入性，你可以进入气里边，也不破坏它原来的实体。所以气这个概念还是一个很神妙的概念。 第三是"神"。中国哲学中还有一个很难懂的概?quot;神"。中国哲学里边所谓的神有三层意义。第一层意义就是指天神、上帝；第二层意义指人的精神作用、思维作用；第三层意义指微妙的变化，所谓"阴阳不测之谓神"（《易传．系辞上传》第五章），阴阳互相作用非常神妙，这种情况也叫作神。如果碰到一个神字，就认为这是在讲上帝，认为是有神论，那就是完全错误了。中国许多哲学家讲神，她不是在讲上帝，他是讲"阴阳不测之谓神"。这个概念也很难翻译成英文。 第四是"诚"。这是一个更为深奥的概念，"诚"就是诚实的诚，可是中国古代哲学家把诚作为一个哲学范畴，作为哲学的一贯根本概念。这个诚应该怎么讲？宋朝朱熹讲诚时说了句话?quot;真实无妄之谓诚"（《四书集注．中庸章句》）。真实无妄怎么讲呢？一方面是真实， 是实实在在的；另一方面是无妄，就是没有偶然性，是必然的。所以这个诚表观了两层含义，一层是实在性，另一层是必然性、规律性。黑格尔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凡是合理的都是观实的，凡是观实的都是合理的"。中国的这个诚字就把现实的与合理的两方面结合起来了。（《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t961年6月版，第11页。）这所谓诚，意义相当深刻，不容易理解。 研究中国哲学，应该深入了解这些范畴的意义，不能从表面上看。 西方哲学也有许多概念很难翻译成中文，最显著的就?quot;being"。"being"可以说在古希腊哲学中是最重要的概念、最重要的范畴。这个范畴怎么翻译呢?这很成问题，一直到观在都没有一个很好的翻译方法。过去都翻译成"有"或者"存在"，有人认为这样翻译跟它原意不合，有人就翻译成"是"。英文"being"是从"to be"变来的，它是从一个动词变成一个动名词，表示"是"，也表示"存在"，过去很多人都把它翻译成"有"。黑格尔的《逻辑学》第一章就讲"being"，一般都译成"存在"或"有"。有人认为古希腊的"being"译成"有"或"存在"都不合适，认为应翻译成"是"。可是在中文里的"是"没有存在的意思，所以译成"是"就很难理解。现在一般都译成"存在"或"有"。有人提议，应该翻译成"是者"，但这个"是者"很别扭，不像中文。这就表明西方有一个根本范畴，很难译成中文。关于英文的"to be"，有人认为中国古代不用"是"字，事实上这样理解是不对的，中国古代是有"是"字的，可举《论语》上的两句话为证。孔子有一天坐着车赶路，碰见两个隐者问路，那隐者就说："父执舆者为谁？""为谁"这个"为"字就是现代的"是"字。子路就回答说："为孔丘"，即是孔丘，隐者又说："是鲁孔丘欤？"是鲁国的孔丘吗？可见中国古代就有这个"是"字。认为中国古代没有是字，是错误的。但是这?quot;是"字是作为联系词来用的，用它来翻译"being"是不恰当的。笛卡儿有一句话很有名："我思故我在"，我在这儿思想所以我存在。如果直译，按照原文就应译成"我思故我是"，就很难理解。以上表明西方有一个很重要的范畴"being"很难译成中文，我们研究西方哲学，对此必须有一个深刻的理解。 其次．从中国语言跟西方语言来作比较，中国话里边有时两个名词有区别，而在西方没有区别。比方中国的"兄弟‘，哥哥跟弟弟是两个词。在西方，"兄弟"是一个词brother，它不分是兄是弟。中国的"心"字，在西方用两个名词来表示：一个是"mind"，会思考的那个心，还有一?quot;heart"，即心脏，所以西方人动感情就用"heart"，把"mind"和"heart"分开了。中国就是用一个"心"字，心脏也是用这个"心"字，思维器官也是这个"心"字，这就比较模糊了。而西方所谓"being"把"是"与"存在"合而为一，意义也比较含糊。 还有一个跟哲学关系不大的名词"国家"。中国哲学中的"国家"就是这么一个词，西方就分开了：一个是"state"，一个是"country"，一个是"nation"。"state"是国家机关，"country"是邦域，"nation"是民族，西方的邦域跟国家机器是两个名词，中国就是一个名词，意义也是比较含混。中国哲学有时用一个名词，西方哲学分成几个不同名词来表示，从这一点说明分析思维还是比较清楚的。 四、天人关系与主客关系 现在有许多学者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中国哲学讲天人关系是怎么讲的？是不是也讲主客关系？所谓天人关系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古代的"天"字的意义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本来天就是头上的天；后来天有时候表示上帝，表示最高的神，天命就是上帝的命令，这种天后来的哲学家称其为主宰之天，因为它是万物的主宰。有些哲学家即承认主宰之天，又不承认主宰之天，他的思想采取一种模糊的形式，在那里动摇。有时认为天就是"最高原理"，像孟子所谓天就是指最高原理。从战国时代起，有些思想家所谓天表示整个自然界，像荀子等所谓天就讲自然界、大自然?quot;天人合一"中所谓天指自然，用的是"天"的第三个意义。 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都讲"天人合一"这个命题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在汉朝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是董仲舒，他讲了一句话叫"天人之间合而为-"（《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天人的关系是合而为一的。可是董仲舒的天有两个意义：一个是上帝；另一个是头上的青天。他认为上帝就是头上的青天，头上的青天就是上帝，并认为上帝、头上青天与人有相似之处，"天人相类"(《春秋繁露·人副天数》)，他提出这么一句话叫"人副天数"，天有许多数目，人体也表现了许多数位，彼此相合。最显著的例子，天是每年有十二个月，人的身体上有十二根大骨头，这就跟天相符合了。这种思想完全是牵强附会，是一种浅薄的思想。 宋朝张载也讲"天人合一"，他明确提出天人合一这四个字来。张载提出"天人合一"这个命题主要是反对佛教，他说佛教否定天的客观性、否认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这是完全错误的。他说自然界也是客观实在的，天和人都是客观实在的，彼此合成一个整体，就叫"天人合一"。张载用八个字表示天人合一的思想："乾坤父母，民胞物与"（正蒙· 干称）。乾坤就是天地，天地就是人类万物的父母，人类万物都是天地所产生的，他还说我讲父母是个比喻而已。"民胞物与"，民都是我的同胞，万物都是我的伙伴、朋友。现在"民胞物与"这四个字很流行，就是从张载开始的。总之，张载认为，人是自然界所生的，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在自然界中许多动物、植物都是跟我同时存在的，应该爱护它们。这就是张载"天人合一"思想的意思，后来这个思想很有影响。 在中国哲学史上，也有人讲天人之分，不赞成天人合一。这有两个代表：一个是荀子，他说了解天人之分的人才是最高的人；一个是刘禹锡，他讲"天人交相胜"（《天论上》），就是天有天的特点，人有人的特点，天的特点超过了人，人的特点超过了天就叫"天人交相胜"。天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能够生长万物，万物弱肉强食；但是在人的社会就不一样，建立了道德法律，有力气也不行，必须有贡献才受到褒扬、受到尊重。所以在中国哲学里边有人讲天人合一，有人讲天人之分。 天人合一这个思想包含爱护自然界，维护生态和谐的意义。这些年来许多西方思想家也强调人与自然有不可分的关系，这就与中国哲学所谓"天人合一"的思想相近了。 西方传统思想强调克服自然，战胜自然。自然科学就是人类战胜自然的一种工具。培根讲知识就是力量，人类可以用知识战胜自然。从培根以后，一直到十九世纪、二十世纪，西方用科学技术战胜自然，可以说取得很大的成就，但同时也破坏了自然，受到了自然的惩罚。恩格斯也讲过这个问题，西方在许多问题上受到自然的惩罚，所以恩格斯特别强调精神与自然界的统一。 中国古代也讲主客关系。主体、客体这两个名词在中国古代没有，可是有相类似的名词。在中国古代讲"己"与"物"的关系。"己"就是自己，也就是主体，"物"就是外物，也就是客体。如果认为中国古代完全不讲主客关系，那不符合事实。《中庸》讲不但要成己还要成物，不但要完成自己，而且要帮助外物达到完成状态；同时还讲"合内外之 "，内就是主题，外就是客体。 但是西方特别强调主客关系还是比较突出的。我认为天人关系、主客关系都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这几年很多人都强调主体性，可是客体也应受到重视。如果只讲主体，不讲客体，那也是片面的、错误的。列宁的《辩证法的要素》的第一条就是"观察的客观性"，既要讲主体性，也要讲客观性，这两方面都是重要的。 五、中西人生理想的异同 在人生哲学方面，中西有什么不同呢?中国比较重视人伦，西方比较重视个人、自由，这是两者显著的不同点。 中国哲学讲五伦：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每一伦有个标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中国哲学家特别是儒家非常强调每一个人都是生活在人伦关系里边，应该遵守人伦的原则。人伦关系内容比较复杂，君臣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夫妇、父子也都有不平等的情况。这是中国伦理思想的一个缺点，它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这种不平等的人伦关系应该打破，在五四运动批判旧道德，反对旧传统，主张是?quot;三纲"。五四运动起了进步作用。 西方比较强调个人自由，哲学上讲原子主义，一个原子就是一个原子，不互相依靠。每一个人也像原子那样不互相依靠。强调个人自由、个人独立性。 中国虽然讲人伦，但是另一方面也讲个人的人格尊严，这是儒家、道家的一个特点。君臣关系，臣也不是绝对服从君，要是君采纳臣的意见，对臣表示出一种尊重的态度，那么臣就可以为君服务，帮君的忙。假如君对臣不尊重，那臣就辞职、离开。孔子有两句话："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所以儒家一方面讲臣民要为君服务，另一方面也讲臣民有人格尊严，这是儒家的一个特点。孟子讲得更明确，他说生命是很重要的，可还有比生命更重要的，那就是人格尊严，他比生命更可宝贵。故儒家有一个传统，就是"士可杀不可辱"。道家更是强调这一点，讲个性自由。孟子提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内在价值，是绝对不能剥夺的。内在价值的内容就是道德觉悟。可以说，中国古代有"天赋价值论"，而缺少天赋人权的观念。中国天赋价值是从道德方面讲的，西方的天赋人权是从法律方面讲的。 最后谈谈中国哲学的前途 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其实，鸦片战争前，西方许多哲学家对中国哲学也很欣赏，也很赞扬。中国现在确实应该向西方学习。中国的革命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才解决了中国的大问题。现在，我们一方面要向西方学习，要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同时要发扬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方法问题很重要，既要坚持唯物辩证法，又要吸取西方的分析方法。现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价值观问题。我们要正确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正确理解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总而言之，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为指导，弘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

亚里士多德首先是个伟大的哲学家，他虽然是柏拉图的学生，但却抛弃了他的老师所持的唯心主义观点。柏拉图认为理念是实物的原型，它不依赖于实物而独立存在。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实在界乃是由各种本身的形式与质料和谐一致的事物所组成的。“质料”是事物组成的材料，“形式”则是每一件事物的个别特征。就像是现在有一只鼓翅乱飞的鸡，这只鸡的“形式”是它会鼓翅、会咕咕叫、会下蛋等。当这只鸡死时，“形式”也就不再存在，唯一剩下的就是鸡的物质。柏拉图断言感觉不可能是真实知识的源泉。亚里士多德却认为知识起源于感觉。这些思想已经包含了一些唯物主义的因素。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性方案和目的是一切自然过程的指导原理。可是亚里士多德对因果性的看法比柏拉图的更为丰富，因为他接受了一些古希腊时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指出，因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质料因，即形成物体的主要物质。第二种是形式因，即主要物质被赋予的设计图案和形状。第三种是动力因，即为实现这类设计而提供的机构和作用。第四种是目的因，即设计物体所要达到的目的。举个例子来说，制陶者的陶土为陶器提供其质料因，而陶器的设计样式则是它的形式因，制陶者的轮子和双手是动力因，而陶器打算派的用途是目的因。亚里士多德本人看中的是物体的形式因和目的因，他相信形式因蕴藏在一切自然物体和作用之内。开始这些形式因是潜伏着的，但是物体或者生物一旦有了发展，这些形式因就显露出来了。最后，物体或者生物达到完成阶段，其制成品就被用来实现原来设计的目的，即为目的因服务。他还认为，在具体事物中，没有无质料的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质料，质料与形式的结合过程，就是潜能转化为现实的运动。这一理论表现出自发的辩证法的思想。 亚里士多德在哲学上最大的贡献在于创立了形式逻辑这一重要分支学科。逻辑思维是亚里士多德在众多领域建树卓越的支柱，这种思维方式自始至终贯穿于他的研究、统计和思考之中。当然，他也犯错误，但次数很少。 四因说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界有一种「原因」关系的存在。这种“原因”观念不同于近代以来的“因果”观念，“原因”与“为什么”相对应，并不与“结果”相对应。即“目的因”、“物质因”、“动力因”和“形式因”。 「物质因」（Material Cause） 代表了一个事物从一堆零件、成分、基础、或是原料所组成的存在形式，将物质的构成追溯至零件的部分（要素、成分），接著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架构、混合、综合、复合、或结合）。举例而言，形成一尊大理石雕像的大理石等原料便是物质因。 「形式因」（Formal Cause） 可以告诉我们一个事物是由怎样的定义、形式、形状、本质、综合、或原形所构成的，解释了构成一个事物的基本原则或法则，这只是整个事物（整套原因关系）的其中一部分（宏观结构）。举例而言，雕塑一尊大理石雕像的草稿或设计图就是其形式因。 「动力因」（Efficient Cause） 指的是改变事物的动力及起因，研究「是什麼改变了什麼、而又是什麼造成了这个改变」，范围包括了所有事物间的媒介，包括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动力的起源或是被改变的事物。举例而言，将大理石雕刻为雕像的艺术家就是动力因。 「目的因」（Final Cause） 指的则是一件事物存在的原因、或是改变的原因，包括了有目的的行动和活动。一件事物的目的因是它之所以存在的原因，或者说是它之所以改变的原因。这也解释了现代所谓的心理动机，包括了意志、需求、动机、理性、非理性、伦理，所有这些动机都是创造行为的来源。举例而言，一尊完成了的大理石雕像就是艺术家的目的因（目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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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奠定了一个国家的深沉底蕴，更见证了这个国家成长和发展的里程。如果说用我们现在很肤浅的思维来说一下我眼中的中国文化，我感觉，似乎有些一滴水激不起千层浪的感觉。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在我的眼中她睿智，高深莫测。她沉稳、驰骋江山，她是一个长者，时刻在教育着我们该怎么面对生活，面对未来，面对自己的一切。可是仅仅是偶尔浅尝则止，很浮浅的我们这一代人，又何来的评判中国文化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老师给我们这个命题，是很好的，她不是让我们去评价中国文化，也不是让我们很草率的说说文化的命脉，她更多的是让我们去反思中国文化，反思我们这一代人跟中国文化的关系，是为了让我们在那种寻思中前进。于是有了这个角度，我的思绪也开始增加了，我眼中的中国文化也开始五彩斑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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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帕斯卡尔曾有一句名言：“对于人 没有什么比他自己的状态更为重要的了。”这也许可以说是哲学智慧关照，人生与关照自我具有内在同一性的又一证明。因而对人生进行哲学思考，首先必须对自我的人生存在进行哲学思考，于是，我们把人生哲学的旨归指向自我的生存与发展的现实境遇。如果我们不满足于仅仅是生活着，那么，我们就必须学会思考人生。正如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那样，世界上也不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自我。所以，每一个自我在展开自己人生历程的过程中无疑会显示其不同的个性风采。这似乎是对哲学思考所要求的普遍性原则的一个否定。但哲学的理性与智慧却可以舍弃这其中的个性而抽取其共性的东西进行思考，这其中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我们可以从逻辑上把自我人生作“认识自我—实现自我—超越自我”这样一个三阶段的划分，而哲学对人生问题的思考则贯穿于其中。认识自我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命题“认识你自己”，他的后继者柏拉图进一步发挥道：“我们知道许多外部世界的知识，但我们却很难认识自己。”所以，千百年来，几乎所有的思想家们都在探究人类自身，企图认识自己。就在人类的理性迈过了无数沟壑，走过了无数夜路中的迷途之后，终于认识到自己是人，并在高举起大写的“人”的理性旗帜时，“斯芬克斯之迷”仿佛被破译了。然而，人类理性马上便又发觉，“斯芬克斯之迷”并未真正破译，而是在跨过了俄狄浦斯的悲剧之后以另一种形式提出这个迷。于是，“人是什么”便又重新困惑着人类。古希腊的一座圣庙，一进门的门柱上赫然写着这样一句警世之言：“发现你自己!”当今社会，信息的充斥使人们失去了必要的思考能力，太平盛世的浮华使人心变得越来越浮躁。白日里为各自的名利奋斗，夜晚被各种娱乐生活引诱，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自我，找不到自我，甚至没有时间静下心来想想“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在脑海荡不起一点涟漪。时代的变化太快，走着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跟着感觉跑吧！“不经思考的生活，不是真正的生活”，现在，信息时代的大潮正把社会推向一个“自我迷失”的时代。看看你的周围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找不到北了。电视电影看多了，在生活里就像是在表演；够档次的人见多了，也会在圈子里装装优雅做做秀，把自己扮得很清高；语言技巧学多了，说了一箩筐话却没有一点真实的感觉。很多人现在说话做事是在模仿别人中生活，而不是在做自己。很多年轻人自以为很个性、很叛逆，标榜自我，其实并不是做真实的自己，而是在追逐新潮，抄袭别人的生活。现在就是一个做秀的时代，不仅名人会做秀，商家会做秀，官员也会做秀，老师也会做秀，据报道，在今年儿童节，在广州的一个六一庆典活动，领导、老师、嘉宾一个一个接着在台上长篇大论做报告，学生在台下个个眉头紧皱、酷热难耐，如受酷刑，大人们把儿童节变成了显示领导“重视”、实现宣传最优化、利益最大化的秀场，这哪是为儿童过节日！成人世界的“做秀文化”已经开始从娃娃抓起，不断熏陶，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秀才”。现在一个五岁的儿童上台表演节目，也会打出大人们惯用的手势，煽动台下观众“给我点掌声啦！”，每当看到这类情景，我脑子里就自问：这真是孩子真实的心声，还是大人教好的？在这种迎合心理下成长的孩子，将来会成为他自己吗？现在大学校园里的杀人、自杀、跳楼、卖淫、包养等等恶性事件层出不穷，其自身根源只有一个：迷失自我。

康德与西方古典人本哲学的精神救赎意识 包括文德尔班、罗素在内的许多西方哲学家，都将西方古典哲学理解为某种远离日常生活、拒绝世俗功利的智慧。但是，当心灵真正浸润于西方古典人本哲学之中时，我们却在令人赞叹的智慧背后领悟到一种对人类精神深沉而执着的救赎意识。从古希腊的知识哲学、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到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可以说，精神救赎意识始终贯穿在西方古典人本哲学之中。作为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创始的康德哲学，其救赎意识上承古代传统，下开当代哲学精神救赎之先河，意义十分重大。 一、知识、信仰与灵魂救赎 苏格拉底开启了古希腊哲学以探寻自然到思索人本的重大转型。在苏格拉底看来，确立人之为人而不是自然应是哲学的根本性问题。人所以不同于自然是因为人有灵魂，而灵魂的基本规定性是理性。这就决定了追求真理应成为人生的终极意义。一个人只有用理性对待自己、对待世界，才能够正确地行动并在正确的行动中不断发现真理、不断生成理性、不断确立灵魂，从而卓立于自然之外。古希腊思想大师柏拉图认为，灵魂作为人的本质是客观的，但又是潜在的。人不同于动物就在于人能发现客观存在着的灵魂并将灵魂从潜在状态变成明确而现实的理念。因此，柏拉图反复强调人类最大的善行就是认识理念、塑造灵魂，否则人将沉沦于动物之中。亚里士多德继承并光大了前辈们的思想，更明确地指出，没有灵魂的人就不是真正的人，灵魂是人的本质界定。而人要想获得灵魂就必须依靠知识，知识是人获得灵魂的唯一途径。正是基于此，亚里士多德高度关注知识问题，最终完成了古希腊知识哲学的建造。从上可见，古希腊知识哲学重视理性、关注认识的动因之一就在于试图通过设立灵魂，拯救人类于自然之中。 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在当时特殊的宗教文化背景中更关心人类灵魂问题，虔信人类的苦难源于灵魂的失落，唯有拯救灵魂才能在苦难中救赎人类。但是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不相信理性、认识、知识可以找回灵魂。在基督教哲学看来，灵魂的失落正是人类滥用理性而导致“原罪”的结果。灵魂的复归、人类的救赎只能依靠对上帝坚定信仰和对教规的严格遵守。正是在这其中，精神救赎变成了灵魂再生，哲学成为神学。 二、普遍立法与道德救赎 自意大利文艺复兴，西方社会逐渐进入近代工业化时代。在康德之前，一方面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另一方面在科学技术推动下的工业化背景中，西方近代人本哲学集中体现为理性主义哲学。近代理性主义哲学恢复了古希腊哲学传统，重理性、重逻辑、重知识。但是，康德发现，科学技术只是人类自然力量的增长、延伸，并未在本体意义上完善人性。相反，近代工业化进程中人性正日愈沦丧。同时，康德意识到传统宗教信仰由于不能给人类以实际的知识，无异于同义反复、自言自语，所以他断定传统宗教信仰也无法真正解决人性问题。而古希腊知识哲学和近代理性主义哲学所倚重的理性、认识、知识，只能在人的现象界中发挥作用，而在人的本体界中无效，同样不能解决人性的问题。在康德看来，人性的修复只能通过道德救赎才能实现。 康德要求人们将在现实世界所遵奉的道德视为一种“普遍立法”，对人的行为起指令和监督作用。它与日常伦理根本不同的地方在于，道德的“普遍立法”出自人性的内在力量，是对人的自我价值的显现，是真正的心声。而日常伦理则是外在的，是父母、教会、国家和公众舆论等权威意志投诸内心中的反应。真正的道德是自主的，依据自己对生命、社会、历史的理解、体验，而决不是履行某一权威的命令、承诺。这样，道德便成为个人自我创造和自我完善的表现，成为对属人的自由的召唤和实现，而不是自我本质的疏远与异化。在道德的普遍立法下，人避免了把自己的存在与本质依附到外在于自己的他物上去，成为他物的奴隶而失去自由。每个人通过道德把握到自己，从而也就意识到自己不再属于现象界无休止的因果联系的一部分，意识到自己属于理性世界或理想世界，洞达到自己正从感觉的现象中发现了本体的自我。世界不再是外我的、冷漠的、不可把握的物自体，而成为我的亲和的无机身体，成为确证我成为自由人的对象。 道德必定化为行为。只有行动才能最后实现人应做什么的真理，行动的依据决不是幸福而是义务。康德将这义务视为意志自律。意志自律是一切价值的宝库，它为人的行动规定了范围，并使人们的行动符合道德。义务的意志自律不存在假设，也不会造成按意志自律行动的人的压抑。相反，意志自律是实现自由的关键。每个人只有实行自己的义务，才能真正地成为自由人。而人们的自由所以能导致普遍的立法，正在于人们永远不奴役他人、无视他人的自律。在这里，对他人的义务指明了人性存在的可能性，对自己与他人的自由权利的尊敬与忠诚成为道德。尊重的对象不再是物化的功利和幻想的上帝，而是铭刻于心的责任品格。康德批判哲学中涌动着的这种道德救赎意识，在扬弃了古希腊、中世纪人本哲学灵魂救赎意识中朴素、迷信因素的同时，保留了它们的人道主义传统，并对克尔凯廓尔、海德格尔、萨特等当代哲学家的生存救赎意识产生了强烈影响，甚至深深地感动了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 三、艺术活动与审美救赎 无论古希腊还是近代，西方古典人本哲学都十分重视艺术活动，把艺术活动看成人类精神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将艺术理解为对人类实行审美救赎的第一人却是康德。 康德认为，艺术的本质是审美。审美在有限的形态中生成着无限的本体。当人们处于审美中时，时刻体偿并拥有着全部生命力的洋溢和灵魂的升华，具有着解放的性质。审美不服务于任何具体功利却内在地指向某种总体性目的。这个总体性目的就是人的自由。正因为此，审美对人的生存而言具有必然性，它必然地使人产生审美愉快。这种审美愉快是人在现象界中显现了本体自由的欢悦，是对日常生活中受到各种物的束缚与遮蔽的人的解放的肯定。因而，艺术不是自然的产品，它是人类有目的性活动的成果，它在现象的、感性的具体经验中显现并确证了本体的自由。康德指出，艺术活动与科学不一样。科学是人类认知能力对经验的建构。科学活动必须以经验为界域，一旦超越了这个界域，科学便失去真理性而成为谬误。所以科学根本上是现象的、有限的，不可能表达本体的自由而只能揭示自然的必然。同时艺术也不同于一般的手工活动。手工活动是为挣得报酬，而艺术仿佛是一种游戏，不象手工活动那样被迫、痛苦。艺术的活动是真正非异化的活动，它的全部意义寓于整个过程之中，而这个过程正是通过现象的创作冲动和审美意象表达着主体的自由本质。在这个意义上，艺术的审美意象只可体悟、领会而不能分析、言达。正是在领会、体悟的创造性活动中，有限的现象显现了无限的本体，日常生活中实现了自由的拥有、享受。 在康德审美救赎意识的直接启发下，席勒创立了著名的审美教育学说，而且康德的审美救赎意识也深刻地触动了马尔库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引发他们在审美的维度上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无疑，康德开启的审美救赎意识已成为西方近现代人本哲学文化精神最重要的标志之一。

现代西方哲学思潮论文

亚里士多德首先是个伟大的哲学家，他虽然是柏拉图的学生，但却抛弃了他的老师所持的唯心主义观点。柏拉图认为理念是实物的原型，它不依赖于实物而独立存在。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实在界乃是由各种本身的形式与质料和谐一致的事物所组成的。“质料”是事物组成的材料，“形式”则是每一件事物的个别特征。就像是现在有一只鼓翅乱飞的鸡，这只鸡的“形式”是它会鼓翅、会咕咕叫、会下蛋等。当这只鸡死时，“形式”也就不再存在，唯一剩下的就是鸡的物质。柏拉图断言感觉不可能是真实知识的源泉。亚里士多德却认为知识起源于感觉。这些思想已经包含了一些唯物主义的因素。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性方案和目的是一切自然过程的指导原理。可是亚里士多德对因果性的看法比柏拉图的更为丰富，因为他接受了一些古希腊时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指出，因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质料因，即形成物体的主要物质。第二种是形式因，即主要物质被赋予的设计图案和形状。第三种是动力因，即为实现这类设计而提供的机构和作用。第四种是目的因，即设计物体所要达到的目的。举个例子来说，制陶者的陶土为陶器提供其质料因，而陶器的设计样式则是它的形式因，制陶者的轮子和双手是动力因，而陶器打算派的用途是目的因。亚里士多德本人看中的是物体的形式因和目的因，他相信形式因蕴藏在一切自然物体和作用之内。开始这些形式因是潜伏着的，但是物体或者生物一旦有了发展，这些形式因就显露出来了。最后，物体或者生物达到完成阶段，其制成品就被用来实现原来设计的目的，即为目的因服务。他还认为，在具体事物中，没有无质料的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质料，质料与形式的结合过程，就是潜能转化为现实的运动。这一理论表现出自发的辩证法的思想。 亚里士多德在哲学上最大的贡献在于创立了形式逻辑这一重要分支学科。逻辑思维是亚里士多德在众多领域建树卓越的支柱，这种思维方式自始至终贯穿于他的研究、统计和思考之中。当然，他也犯错误，但次数很少。 四因说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界有一种「原因」关系的存在。这种“原因”观念不同于近代以来的“因果”观念，“原因”与“为什么”相对应，并不与“结果”相对应。即“目的因”、“物质因”、“动力因”和“形式因”。 「物质因」（Material Cause） 代表了一个事物从一堆零件、成分、基础、或是原料所组成的存在形式，将物质的构成追溯至零件的部分（要素、成分），接著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架构、混合、综合、复合、或结合）。举例而言，形成一尊大理石雕像的大理石等原料便是物质因。 「形式因」（Formal Cause） 可以告诉我们一个事物是由怎样的定义、形式、形状、本质、综合、或原形所构成的，解释了构成一个事物的基本原则或法则，这只是整个事物（整套原因关系）的其中一部分（宏观结构）。举例而言，雕塑一尊大理石雕像的草稿或设计图就是其形式因。 「动力因」（Efficient Cause） 指的是改变事物的动力及起因，研究「是什麼改变了什麼、而又是什麼造成了这个改变」，范围包括了所有事物间的媒介，包括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动力的起源或是被改变的事物。举例而言，将大理石雕刻为雕像的艺术家就是动力因。 「目的因」（Final Cause） 指的则是一件事物存在的原因、或是改变的原因，包括了有目的的行动和活动。一件事物的目的因是它之所以存在的原因，或者说是它之所以改变的原因。这也解释了现代所谓的心理动机，包括了意志、需求、动机、理性、非理性、伦理，所有这些动机都是创造行为的来源。举例而言，一尊完成了的大理石雕像就是艺术家的目的因（目的论）。

韩秋红 李守利 西方哲学史的研究范式 《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新华文摘》2008年第9期全文转载韩秋红 庞立生 史巍 作为通识课程的“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教育价值 《中国大学教学》2007年第5期韩秋红 史巍 现代西方哲学转向与哲学观的变革——以西方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为视角 《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2期胡绪明 韩秋红 评卢卡奇的现代性批判之维 《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胡绪明 韩秋红 批判的双重维度与革命的“乌托邦”困境——兼论卢卡奇“物化”思想的现代性批判的意蕴 《华侨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韩秋红 史巍 “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精品课程建设的思考和实践 《中国大学教学》2006年第12期张少军 韩秋红 社会教学理论的实践方式研究——在中外社会教育比较视野下 《外国教育研究》2006年第12期马妮 韩秋红 20世纪西方哲学本体论研究概述 《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6期胡绪明 韩秋红 〈历史与阶级意识〉与现代性批判 《长白学刊》2006年第6期陈爱梅 韩秋红 批判的思维方式——中西哲学的融通之路 《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5期韩秋红 史巍 古希腊早期哲学的人文精神 《东北师大学报》2006年第5期胡绪明 韩秋红 论卢卡奇对现代性批判的双重维度及其理论困境 《北方论丛》2006年第5期韩秋红 步蓬勃 论斯宾诺莎的伦理思想——从本体论、伦理观和宗教观的一致性上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韩秋红 史巍 “物化”的三种批判维度——论卢卡奇的物化理论的批判性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李玲 韩秋红 “历史”中的审视——谈卢卡奇历史的方法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 报》2006年第4期韩秋红 邢立军 起点即终点——从高尔吉亚的命题看西方哲学的发展轨迹 《哲学动态》2006年第4期韩秋红 高扬 从“能否思想”到“有无意义”——西方哲学真实蕴涵的再思考 《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5期；《新华文摘》2006年第3期全文转载韩秋红 庞立生 反思现代西方哲学的理性批判及其问题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韩秋红 赵志军 社会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 《现代教育科学》2005年第1期韩秋红 庞立生 理性批判与人的启蒙——重读康德哲学的当代意义 《辽宁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庞立生 韩秋红 辩证法的人学价值意蕴 《唯实》2004年第5期韩秋红 高扬 从“什么也不是”到“究竟是什么”——关于后现代的后思考 《长白学刊》2004年第5期韩秋红 高扬 论“哲学是哲学”的哲学观真相——从西方近代哲学与科学的关系说起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枫叶 黎生 康德在何种意义上是一位现代哲学家 《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2期韩秋红 邢立军 章文雯 谈中西哲学融通的哲学观 《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01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4年第2期全文转载；《新华文摘》2004年第10期全文转载韩秋红 沈强 试论小生产者的思维方式 《亚洲教育》2003年第17期韩秋红 沈强 马克思关于小生产理论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意义 《亚洲教育》2003年第15期韩秋红 对“非典”问题的哲学思考 《唯实》2003年第8、9期韩秋红 从“三个代表”论领导者素质的发展趋势 《春潮》2003年第6期韩秋红 对中国特色的权力制约机制的一点思考 《春潮》2003年第2期韩秋红 李百灵 新发展观的盲点——消费异化的哲学审视 《唯实》 2003年第1期；《新华文摘》2003年第6期论点摘编韩秋红 邢立军 发展理念的哲学思考 《长春市委党校学报》 2003年第1期韩秋红 程广云 当代中国文化中的宗教问题 《哲学研究》 2002年第9期韩秋红 胡长栓 文化与文化哲学的形而上追思 《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韩秋红 陈爱梅 古希腊哲学的崇高精神 《哈尔滨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韩秋红 张海鸥 可持续发展的哲学理念 《唯实》 2002年第5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哲学原理）2002年第8期全文转载韩秋红 李百灵 社区社会保障之路 《长春市委党校学报》2002年第2期韩秋红 西方哲学史教学的几点体会 《东北师大学报》2001年第11期韩秋红 李百灵 当代中国实践哲学视界 《长白学刊》2001年第3期 ；《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哲学原理）2001年第8期全文转载韩秋红 解月光 时代精神与现代教育 《中国电化教育》2000年第5期韩秋红 胡绪明 张海鸥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哲学原理）2000年第4期全文转载；《社会主义研究》2000年第10期全文转载韩秋红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方向嬗变的社会根源 《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社会主义研究）1999年第11期全文转载韩秋红 从历史哲学到实践哲学的释义学 《长沙电力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韩秋红 释义学的实践哲学真谛 《吉林林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韩秋红 人类中心论的哲学反思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9年第3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科技哲学）1999年第10期全文转载韩秋红 康德哲学的人本化启示 《长白学刊》1999年第3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外国哲学）1999年第6期全文转载韩秋红 人类童年哲学对自由观问题的探讨 《黄淮学刊》1998年第2期韩秋红 用马克思主义的方式解决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问题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8年第3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1998年第7期全文转载；《高等教育文科学报文摘》1998年第7期全文转载韩秋红 传统哲学的根本特点 《世纪论评》1998年第5期韩秋红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关系的再诠释 《长白学刊》1998年第2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外国哲学）1998年第8期全文转载韩秋红 当代西方社会文化矛盾之我见 《外国问题研究》1997年第3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外国哲学）1997年第11期全文转载韩秋红 《西方哲学中国化历程》 《社会科学战线》 2012年11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3年1期；《新华文摘》2013年8期　　韩秋红 步蓬勃 《道理器的形上形下之辨》 《河南社会科学》 2012年12期　　韩秋红 杨赫姣 《张载“正蒙”篇理道之辩证逻辑》 《河南社会科学》 2012年12期　　韩秋红 《社会管理：激发社会活力形成社会合力》《光明日报》 2012-10-18　　史宁中 韩秋红 《学科交融与方法创新》 《东北师大学报》 2012年9期　　韩秋红 谢昌飞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生态伦理观》 《道德与文明》 2012年6期　　韩秋红 步蓬勃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生态伦理转向》《道德与文明》 2012年6期　　韩秋红 谢昌飞 《语言与意义的“类”之别》 《东北师大学报》 2012年3期　　韩秋红 史巍 《普鲁姆德女性——自然模式的生态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逻辑进路》《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2年2期　　韩秋红 史巍 《西方哲学史的研究范式及其历史转换》 《东南学术》 2012年1期　　韩秋红 史巍 《西方哲学史研究的史与论》《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11期；《新华文摘》2012年4期全文转载　　韩秋红 杨赫姣 《高兹的生态理性——社会主义的另一种阐释》《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年2期　　韩秋红 杨赫姣 《理性合理性的现实诠释》《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2期　　韩秋红 《道之定义中的殊相与共相——以庄子知北游为例》《河南社会科学》2011年1期；《新华文摘》2011年11期论点摘编　　韩秋红 杨赫姣 《思与在的世界——笛卡尔二元论新解》《东北师大学报》2010年5期　　韩秋红 杨赫姣 《德性、传统、理解——在麦金泰尔的意义上》《道德与文明》2010年4期　　韩秋红 史巍 《聚焦现代性的女性主义研究方法论原则》《河南社会科学》2010年4期　　韩秋红 史巍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双重维度》《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1期　　韩秋红 史巍 《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双重维度》《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1期　　韩秋红 史巍 《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哲学思考》 《学术交流》2009年10期　　韩秋红 于洁 《建国以来西方哲学史研究的主要成就》 《东北师大学报》2009年4期；　　《新华文摘》2009年21期全文转载；《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9年5期全文转载　　韩秋红 史巍 《神是目的？人是目的？——托马斯阿奎那上帝存在的五大证明》《河南社会科学》 2009年3期

现代西方哲学思潮论文1500字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哲学家帕斯卡尔曾有一句名言：“对于人 没有什么比他自己的状态更为重要的了。”这也许可以说是哲学智慧关照，人生与关照自我具有内在同一性的又一证明。因而对人生进行哲学思考，首先必须对自我的人生存在进行哲学思考，于是，我们把人生哲学的旨归指向自我的生存与发展的现实境遇。如果我们不满足于仅仅是生活着，那么，我们就必须学会思考人生。正如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那样，世界上也不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自我。所以，每一个自我在展开自己人生历程的过程中无疑会显示其不同的个性风采。这似乎是对哲学思考所要求的普遍性原则的一个否定。但哲学的理性与智慧却可以舍弃这其中的个性而抽取其共性的东西进行思考，这其中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我们可以从逻辑上把自我人生作“认识自我—实现自我—超越自我”这样一个三阶段的划分，而哲学对人生问题的思考则贯穿于其中。认识自我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命题“认识你自己”，他的后继者柏拉图进一步发挥道：“我们知道许多外部世界的知识，但我们却很难认识自己。”所以，千百年来，几乎所有的思想家们都在探究人类自身，企图认识自己。就在人类的理性迈过了无数沟壑，走过了无数夜路中的迷途之后，终于认识到自己是人，并在高举起大写的“人”的理性旗帜时，“斯芬克斯之迷”仿佛被破译了。然而，人类理性马上便又发觉，“斯芬克斯之迷”并未真正破译，而是在跨过了俄狄浦斯的悲剧之后以另一种形式提出这个迷。于是，“人是什么”便又重新困惑着人类。古希腊的一座圣庙，一进门的门柱上赫然写着这样一句警世之言：“发现你自己!”当今社会，信息的充斥使人们失去了必要的思考能力，太平盛世的浮华使人心变得越来越浮躁。白日里为各自的名利奋斗，夜晚被各种娱乐生活引诱，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自我，找不到自我，甚至没有时间静下心来想想“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在脑海荡不起一点涟漪。时代的变化太快，走着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跟着感觉跑吧！“不经思考的生活，不是真正的生活”，现在，信息时代的大潮正把社会推向一个“自我迷失”的时代。看看你的周围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找不到北了。电视电影看多了，在生活里就像是在表演；够档次的人见多了，也会在圈子里装装优雅做做秀，把自己扮得很清高；语言技巧学多了，说了一箩筐话却没有一点真实的感觉。很多人现在说话做事是在模仿别人中生活，而不是在做自己。很多年轻人自以为很个性、很叛逆，标榜自我，其实并不是做真实的自己，而是在追逐新潮，抄袭别人的生活。现在就是一个做秀的时代，不仅名人会做秀，商家会做秀，官员也会做秀，老师也会做秀，据报道，在今年儿童节，在广州的一个六一庆典活动，领导、老师、嘉宾一个一个接着在台上长篇大论做报告，学生在台下个个眉头紧皱、酷热难耐，如受酷刑，大人们把儿童节变成了显示领导“重视”、实现宣传最优化、利益最大化的秀场，这哪是为儿童过节日！成人世界的“做秀文化”已经开始从娃娃抓起，不断熏陶，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秀才”。现在一个五岁的儿童上台表演节目，也会打出大人们惯用的手势，煽动台下观众“给我点掌声啦！”，每当看到这类情景，我脑子里就自问：这真是孩子真实的心声，还是大人教好的？在这种迎合心理下成长的孩子，将来会成为他自己吗？现在大学校园里的杀人、自杀、跳楼、卖淫、包养等等恶性事件层出不穷，其自身根源只有一个：迷失自我。

宗教与文学：其实，我认为，要想了解世界，就必须了解宗教，尤其是西方世界，因为在很长的一段历史当中，宗教都是统治集团，它们几乎绝对地控制了文化教育。下面是我copy知道里的一段话，算是补充！文艺复兴以来，始终存在着对宗教进行严厉批判、妄想消灭宗教的思潮和代表人物。但宗教始终没能被消灭。事实上，除了象道教这样缺乏改革冲动的宗教以外，世界上主要的宗教不但没有衰亡，反而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象基督教神学在二十世纪就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产生了一批世界级的思想家。佛教和伊斯兰教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曾经有人提出“以美育代宗教”、“以科学代宗教”的主张，但他们的论点不但从学理上站不住脚，而且也已为历史事实所击碎。值得注意的倒是这样的一个事实：吕澄、李淑同和刘小枫等美学家和艺术家从美育走向了宗教。这说明了宗教有其本身不可代替的价值。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没有也不可能摧毁宗教，其他文化形式也不可能取代宗教。 宗教是不可以被取代的。我们不能设想没有宗教的文化会是什么样子。假如阿拉伯人没有伊斯兰教，假如西方人没有基督教，假如中国人没有佛教，那么他们的文化会是什么样子？设想有一种文化会脱离了宗教而发展是愚蠢的。有人曾经做过这样的蠢事，蠢事是不可能成功的。宗教是人的终极关怀，因而与人的生存本质相关。历史上的宗教可能被意识形态的毒质所污染，但宗教的本质是不会被污染的。宗教的本质是永远是纯净的。它既在于它自身之中，又内在于一切文化形式中。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皆不能摆脱宗教。 回顾一个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研究历程，可以看到宗教与文学的关联。我们可以列举出相当一批与宗教文化关系密切或有着不同程度关联的现代中国的重要作家，诸如鲁迅、周作人、巴金、老舍、曹禺、冰心、许地山、丰子恺、郭沫若、郁达夫、茅盾、沈从文、艾青、徐志摩、戴望舒、朱自清、林语堂、废名、张爱玲、庐隐、萧乾、宗白华、夏沔尊、冯至、施蛰存、张资平、何其芳、孙犁……等等。“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各不同时期有特色有影响的作家都与宗教文化有着某种关联。”（刘勇《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3页）这种关联的发生是很自然的。尽管五四时代及其以后的科学主义思潮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占有压倒优势，但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宗教情结却始终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近代传入的基督教和固有的儒、佛、道传统合流，在新的历史情境下维系了中国人的终极关怀，并若隐若现地通过种种途径表现出来。在观念层次上，尽管与日本、与西方有很大的差距，也还是不乏对宗教的深入研究与探讨。 二十世纪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宗教当属基督教和佛教。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引起了许多复杂而深刻的矛盾冲突，对它的影响要做正确的评价和分析。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基督教激活了中国人已经气息奄奄的信仰精神，使中国人从委顿中醒来，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和精神生活，一如当初佛教初传时候一样。中国新文学的先驱们就已经注视到了基督教文化的独特作用和价值。陈独秀1920年2月1日在《新青年》第七卷第3号上发表《基督教与中国人》一文，对基督教的平等博爱、牺牲奋进、至上人格、反思忏悔等精神品格表示了热烈的颂扬。在他看来，“基督教是爱的哲学”，“基督教的根本教义只是信与爱，别的都是枝叶”。他呼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如果说陈独秀还主要限于从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来鼓吹基督精神的话，那么鲁迅则直接切入了文化和文学的内核。他在著名的《摩罗诗力说》里高度评价了希伯来文学的殊胜意义：“虽多涉信仰教诫，而文章以幽邃庄严胜，教宗文术，此其源泉，灌溉人心，迄今兹未艾。”他呼唤“精神界之战士”在中国的出现，这里面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深沉的基督教精神。周作人所提倡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以人道主义的“爱的哲学”通向了基督教的“博爱”主题。他说：“现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差不多也都从基督教精神出来……近代文艺上人道主义思想的源泉，一半便在这里。”（《圣书与中国文学》）还从艺术发展的角度肯定“文学与宗教确有关系”，“文学的发达，大部出于宗教”。“人类所有最高的感情便是宗教的感情，所以艺术必须是宗教的，才是最高尚的艺术。” 从创作实践来看，新文学中出现了一批深刻体现基督教精神的作家和作品。冰心 作品中的“爱”的主题，明显来自作者对基督教的博爱精神的深刻体认。而随着新文 学的不断深化，基督教文化的更深层次的影响逐渐显现出来。如有的学者所指出：“郁 达夫作品中无休止的忏悔意念，曹禺作品中摆不脱的原罪倾向，巴金作品中醇厚执着 的人道主义责任感，老舍作品中无处不在的平民意识，以及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等等， 这些蕴涵着基督教文化精神的艺术思考，无疑使中国现代文学在思想内涵方面具有了 某种新的文化特质。”（刘勇《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佛教在近代中国的文化影响也许更加值得我们注意。以杨仁山先生为首的佛教居 士和僧人，使中国佛教从明末以来的极度式微的局面中摆脱出来，逐步走上了复兴之 路，给中国近代文化以深刻的影响。佛教中本来所有的自由精神、独立意志、进取精 神和牺牲精神与近代西方文化的自由精神相结合，使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活动重 新焕发了活力。一方面是新的具有入世精神的“人间佛教”佛教的形成和发展，另方面是文学艺术活动中的佛教精神的新展现。以鲁迅为例。鲁迅可以说是现代中国作家 中对人生的认识和体验最深刻的人物。他的作品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而他对日常生 活中的平庸和卑微的小人物的描写，常常使人喘不过气来。他关注人的苦难，关注中 国人的国民性，其实都与他对佛教的偏好有关。佛教本来就起源于解脱人生苦难的要 求，而人生最难摆脱的当然是死亡的威胁。鲁迅从自身的苦难中体会到了人的生存的 严酷，从而孳生出解脱的大愿。他探寻过多种道路，包括外在社会政治革命。但鲁迅对政治革命实际上并不报多大的希望。《阿Q正传》典型地表明了这一点。所谓的“国民的劣根性”其实植根于人性的黑暗中，也就是佛家所说的“无始无明”中。所以鲁迅始终是很悲观的，这使他既摆脱了一般作家的肤浅的乐观主义，也使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看穿人生的苦难，与政治操作保持一定的距离。 在其他一些人那里，佛教文化的表现采取了不同的形式。苏曼殊的作品尽管不多， 却能以惊才绝艳的文笔，写出佛法追求与爱欲之间的深刻纠缠，突显了悲剧性的意味。而周作人、废名、丰子恺等人则以从容而优雅的笔触，表现了一种禅的精神。宁静淡泊、清幽旷远的人生境地和舒缓雅洁、坦荡从容的心绪，使读者在动荡混乱中依稀看到了一片古老的精神家园。但这决不是对传统佛教和禅宗的简单回归，而是灌注了近代文化精髓、荡涤了传统文化渣滓的新的精神意向。其他的作者如许地山、沈从文等则表现了一种把多种宗教结合起来的意向。许地山的《债》里即包含着三层意蕴：第一层是还债人的佛家慈悲为怀的心肠和儒家高度自觉的忧患意识；第二层是岳母所信奉的顺着境遇做人，弃绝非分之想的道家人生哲学；第三层则是“还债人”那种深刻而莫名的基督教的忏悔意识和献身精神。这种多重宗教意蕴还可以在林语堂等人那里看到。中国现代文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不止体现在宗教情结上，还体现在叙事结构、艺术语言和艺术意境上。中国现代文学的浓烈的抒情性和深层次的隐喻性，显然来自基督教文学的刺激。佛教文化对现代白话文运动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而艺术氛围和意境的营造，则与宗教意识的流注密不可分。文学与宗教是不可分割的，中国现代文学和宗教文化同样是不可分割的。尽管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对宗教采取了极端的态度，但改革开放以来宗教又明显地呈现出自身固有的活力。在作家的笔下，宗教精神和宗教意识也多姿多彩地表现出来。贾平凹、张承志、张炜等人的创作，显然自觉地走向了某种宗教追求。尤其是张承志的《心灵史》，极其悲壮地展示了一个民族为信仰而战的历史，在当代文学中具有震撼性意义。这也许象征着未来中国的精神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