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专行政管理毕业论文3000字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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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师音乐毕业论文 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 2000年5月，中国音乐学院举办民族音乐学论坛， 学科定位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说明这一问题在我国尚未彻底解决。定位是一个学科的基本问题，若不明确，该学科便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结合历史对此问题再进行一些探讨。不当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音乐，而不是指五四以来新音乐。其三是指少数民族的音乐，这一用法在新疆、内蒙等边疆地区特别常见。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同志被称为“民族同志”，少数民族的干部被称为“民族干部”，少数民族的音乐也就很自然的被称为“民族音乐”了。由于对“民族音乐”这一词组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在民族音乐学被介绍到我国来之后，这一学科名称也就引起很自然地引起了争论：有人以为它是指以中国传统音乐为调研对象而进行的分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还有人以为它是指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探讨，这两种解释，与英文中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同。我国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的争论的关键就在这里。 20世纪20年代，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在我国虽经王光祈先生和肖友梅先生的大力倡导，但是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推广。王光祈先生的《东方民族之音乐》于1929年7月在上海出版， 两年又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暴发，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几乎所有的中国音乐家都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运动和其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几乎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之中，中国音乐学家当然也不可能去研究世界音乐，或从世界的宏观角度研究中国音乐，而只能在“救亡图存”的大前提下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本土音乐”的复兴，达到振奋民族精神和为战争服务的目的。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学家对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伟大的成绩，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并不属于比较音乐学的范围。当时，音乐学界把这种研究称为“民间音乐研究”或“民族音乐研究”，后来又被叫做“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无论其研究的目的、方法，还是其研究的范围和对象都与当时国外流行的比较音乐学有很大的不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其第一时期，专家们通过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宣传和对音乐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希望达到为音乐创作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暴发是“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和西方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刚刚兴起的民族音乐学便没有能够及时地传入中国。中国的音乐学家几乎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了“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他们在大量搜集整理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形态学的分析，从而达到了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翻译了一批国外文献，向音乐学界介绍了这一学科，但是，这一学科真正在我国发展起来，则是从1980年6月在南京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之后。 南京会议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口号，并希望它成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从而使民族音乐学在中国逐渐地确立自身的地位。然而从1980年起，中国音乐学界便开始就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界定进行争论，其核心问题是新近从国外引进的“民族音乐学”和过去我国固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民族音乐学”一词的解释上，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个从国外引进新的学科还是把它当作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别名，从一开始，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意见。 意见的不同在南京会议上就有反映，高厚永教授在这次会议的中心发言中提到：“中国民族音乐学”“已有50—60年的历史”，“王光祈先生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先驱”；同时他又把从3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理论”看作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9]。 沈洽当时实际上不同意高厚永的意见，在由他执笔的开幕词中说：“以往的‘民族音乐理论’”，“虽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属于民族音乐学范畴的”，“但就这门学科的完整性来说，我们国内的研究还处在初创阶段”。[10]吕骥没有参加那次讨论会的整个过程，但出席了闭幕式，在他为这次会议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民族音乐的学问”，“从汉族到各少数民族”“都应当包括在内”。[11]吕骥在这里所说的“民族音乐”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所以这里的“民族音乐学”就是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完全没有把会议的发起者们所提倡的Ethnom[被屏蔽广告] usicology这门新的学科包含在内。 从1980年到1988年，关于“民族音乐学”的定义一直有争论，争论的核心即是“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问题，实质是能否用“民族音乐学”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一种主张是用“民族音乐学”的名称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 而将Ethnomusicology改译为“音乐民族学”； 也有人认为可以把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改称“民族音乐形态学”。后来又有人认 民族音乐学是英文Ethnomusicology的意译，Ethnology在英文中是民族学，Musicology 是音乐学， Ethnomusicology 这个英文字就是由Ethnology和Musicology复合而成的。从字面上看， 民族音乐学应当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音乐的学问。 民族学是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法（又称田野工作法）研究民族发展演化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期望通过对一个个民族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它们各自的起源、分布、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民族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梳理上述这些方面在历史上发展、演变的情况揭示世界诸民族发展的共同规律或某一个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民族学在欧美一些国家里又称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一种研究人的文化属性的、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的学科，它和研究人类自然属性的、属于自然科学的体质人类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学学科。因为人的文化属性及其民族性不可能分开，所以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民族学源于欧洲，它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主要研究非欧、非西方民族的人类共同体，不涉及西方民族。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科本身的发展，目前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已不限于非西方民族，世界上各种人类共同体，包括西方民族和西方社会中的移民社区，都已经成为它的研究对象。因为民族音乐学是民族学和音乐学的一个交叉学科，所以它一直受到民族学的发展及其各个学派的深刻影响。 民族音乐学早先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 Musicology），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 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较音乐学”。[1]后，“民族音乐学”便作为标准的学科名称而固定下来。 关于这门学科的调研对象以及它同音乐学中其他学科的关系，曾经有过许多争论。由于ethno这个词最早是指非基督教、 非犹太教的异教徒，加之为了和比较音乐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相联系，有人认为它的主要调研对象是所谓“原始民族”或曰“自然民族”的音乐。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BNettl）就曾经指出：“就民族音乐学的实际发展过程及其最具特色的研究来说”这门学科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音乐”，而“‘无文字社会’系指现存的、尚未发展出一套可阅读和书写的文字体系的社会。”[2]也有人建议以非欧洲音乐为主，如施奈德（MSchneider）在1957年指出：“民族音乐学的首要目的，不论其正常与否，就是对非欧洲地区的音乐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内特尔在1956年也曾经说过：“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具有西洋文明以外的文明民族音乐的科学。”[3] 还有人说研究西方艺术音乐和通俗音乐以外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如提出这一学科名称的孔斯特（JKunst ）就明确地指出过：“这门学科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但他紧接着就又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方音乐”，“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4] 以提出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口号而著称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AMerriam）在论述到田野工作的时候说：“就民族音乐学而言，它一般意味着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5] 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以田野调查为其基础的，在欧洲和美国以外进行实地调查实际上就意味着只研究非欧音乐。欧美学者们一方面要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又要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欧洲音乐之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受到民族学功能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 民族学中的功能学派，为英国学者马利诺夫斯基和布朗所创立。此学派强调民族学是一种实用的科学，主张民族学应服务于殖民地治理的实际需要。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只研究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而不研究西方文化。 布朗在其著作《人类研究之现状》中就明确地说过：“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著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6] “欧洲文化中心论”是在前几个世纪中滋长起来的一种普遍的学术观点，认为欧洲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颠峰，而其他文化都只相当于欧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许多欧美学者不愿意将其本民族的音乐文化，特别是专业音乐创作，和非欧民族的音乐文化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欧洲诸民族，特别是西欧诸民族的音乐，乃是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高峰，不能和所谓无文字书写传统的“自然民族”的音乐文化平起平坐。比较音乐学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民族音乐学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虽然几十年来，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家们一直在为清除这种色彩而努力，但是直至目前，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和其前身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仍以非欧音乐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在西方，这门学科仍然带有殖民主义的尾巴。 以上三种对学科调研范围不同的界定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主张把非欧洲音乐当作主要研究对象，这类学术主张受到诸多东方学者的强烈批判。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便大声疾呼：“我认为应把古今东西的音乐全部复原成白纸，以相同的重点作为出发点去进行比较”，“必须要持这样一种根本态度，把一切音乐都还原成白纸，否则将是自相矛盾的”。[7]上述观点亦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判， 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便指出：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 “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置入了一个冷僻的角落”，他说：“正如我们可以研究美拉尼西亚一个社会群体类似的音乐事象，我们是否同样应该研究美国本土上《生日快乐》每一次演唱或其中的一个样品？如果说否，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希望民族音乐学能够包容一切音乐，因为这同这门学科的界定是相适应的，它们都应成为严肃的研究对象。” 随着东方音乐学界的崛起和第三世界人民的觉醒，当前新的倾向是把欧洲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民间音乐、现代音乐和流行音乐等）也看成是民族音乐中的一类。因为不具民族属性的音乐目前在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民族音乐学就不是以特定的区域和范围与音乐学的其他学科分界，而是以一种特殊的角度，或者叫立足点、着重点为其主要标志了。按照这种观点，根据在对某一民族文化或地区性文化进行的田野工作，从该文化的历史、地理、人种、语言、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俗、心理等方面的情况，来看它们如何影响该民族、该地区的音乐，又怎样产生出独特的音乐审美标准，即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它的特征、探索它的规律，这就是民族音乐学。换言之，民族音乐学是通过田野工作研究音乐及其所处文化环境共生关系的科学。它的研究目的首先是要阐明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规律（包括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各民族、各地区的现实音乐状况出发探索它的起源、形成、发展、繁荣、演变等问题，从而达到对人类音乐文化发展规律的认知。 然而，但直至目前，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音乐学研究还是分为音乐学（musicology）和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两大类。 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西方从古到今的艺术音乐，后者则几乎包括了它以外一切音乐，如世界各民族的民间音乐、西方的流行音乐、东方的传统音乐以及亚非拉各国的专业创作音乐。由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如此广泛，又涉及到音乐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在近二十年来，它一方面分化为城市民族音乐学（Urban ethnomusicol－ogy），历史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 ethnomusicology）、 应用民族音乐学（Appliedethnomusicology）等不同的分支学科，另一方面又演化出一个称为“世界音乐”的课程。在这个课程中所教授的是除了欧美艺术音乐以外的其他种种音乐，欧美艺术音乐则不包括在内。看来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真正要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和实践扩大到一切音乐，割掉它的殖民主义尾巴还要花一些时间。 在汉语中，“民族”这一词汇有三种不同的涵义：其一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如“古代民族”、“全世界各民族”、“民族学”中的“民族”；其二是“中华民族”的简称，如“发展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中的“民族”；其三是指除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如“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民族”。因为“民族”有不同的含义，“民族音乐”这一词组也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指一切音乐；因为目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音乐作品，都是由属于一定民族的人创作的，所以都可以称为民族音乐。如贝多芬的音乐是德意志民族的音乐，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俄罗斯民族的音乐，阿炳的音乐是汉族音乐等。其二是指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因为中华民族可以简称为“民族”，“民族音乐”自然就是“中华民族音乐”即中国音乐的简称。在这个意义上的“民族音乐”大多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为“民族音乐形态学”不能囊括“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全部内容，故又提出了“乐种学”的主张。沈洽原来不同意高厚永将“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相联系，但后来又赞同高厚永的意见，认为“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两个阶段，是“民族音乐学”“中国化”的结果，并对不同意此种观点的人提出了批评。 从民族音乐学论坛发生的争论来看，直至目前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人以往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并没有真正解决。音乐学界对“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不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尚有不同的认识。对中国人怎样结合本国的情况来发展民族音乐学，也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既然国际上有关这一学科的定位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民族音乐学亦应当依次对此学科进行定位，而不要另搞一套，以免引起概念的混乱。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虽然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相近之处，但其方法、研究的目的与“民族音乐学”亦有不少差别，“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在这一方面也积累了许多十分可贵的经验，它的研究也不可能完全为“民族音乐学”所取代。因此最好不要再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为一谈。我们如果把后者等同与前者，国外学者会感到不可理解。如英国学者施祥生（Jonathan PJStock）在沈洽发表《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一文之后便提出了许多问题。[13]在此次民族音乐学论坛上，对《中国民间音乐集成》的争论也是因此而引起的。《中国民间音乐集成》是按“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路子进行的，它当然不符合民族音乐学的规范，也没有必要符合此种规范。然而，因为中国音乐学界有人将“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同起来，所以国外的学者便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角度，以至方法来衡量它，并对它提出种种非难。笔者以为，一方面国外的学者应尊重我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加以区别，这样就有可能消除误解，也避免发生更多的误会。 实际上，“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词组作为学科名称并不合适。民族音乐和民间音乐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包括后者，如中国民族音乐包括了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而传统音乐又可按照流行的层面分为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几个不同的类别，采用这一名称将前者和后者混为一谈，使学科的研究范围不清。人们之所以用“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来取代它，恐怕与此有关。另外，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研究范围来看，主要是中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包括中国的新音乐，将其改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可能更为合适。过去采用“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学科名称，和左倾思潮有关，因为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被视为封建主义的糟粕，在学术上几乎成为禁区，所以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便由研究民间音乐所取代。这种错误的倾向，今天已经扭转，故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取代“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也应是理所当然的事。 目前民族音乐学在我国还处于草创阶段，从文化背景出发，对我国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传统音乐或我国新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并不很多；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外国音乐进行研究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在这方面也还缺少必要的条件。中国音乐学家虽然已经参加了国际民族音乐学界的交流，但交流的规模不大，涉及的研究领域也不广。努力发展我国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研究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不同于音乐美学等思辩性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前辈音乐学家们在大量的田野工作和案头工作中逐渐总结起来的。相信我国音乐学家通过学习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联系我国的实际，也一定能把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当前中国行政管理现代化思路探索摘要:经济全球化是当今蛋界发展的客砚事实和必然趁势，它要米政府站在更高的层次和全祈的角度深化行政改革，实现行政于理现代化，以解决旧有矛后，适应借界经济形式发展。关键词:行政管理现代化官价创新会共甘理1中国行政管理现代化的主要目标1法治化行政管理法治化即是要求依法行政。依法行政要求政府在行使行政权力、管理公共事物时，必须由法律授权并依据法律。行政机关的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通过制定法律授予行政机关以行政权。依法行政首要任务就是要将作为行使行政权力主体的行政机关的组织、职能、编制、工作程序等纳人法治轨道，实现政府机构组织、职能、编制、工作程序等法定化。2民主化实现行政管理现代化还必须完善民主化。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由干政府行政管理活动的最经常、最重要的当属决策活动，因此行政管理的民主化主要体现在行政决策民主化。行政决策民主化，就是使人民群众、社会团体的决策参与与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力，从而实现行政管理民主化。3专业化现代行政管理活动儿乎包容了各行各业的人员，从力、公室打字员到经济学家，从汽车司机到核能专家，以及“血液学家、犯罪学家、指纹学家”等，无不成为现代行政管理的必须人才。因此，技术专有对政府活动和决策的影响不断增强。，4高效化要实现行政管理现代化重要的一条就是使行政管理活动高效化。无论是泰勒的科学管理时代，或梅奥的行为科学时代，还是当今系统理论时代，一切研究以及实践活动)包括组织模型设计、决策导向、公务员行为规范*都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即高效率。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政府行政管理必须精干、高效，用尽可能少的投入办好尽可能多的事情。之外，建立实时在线财政预算监督系统、统发公务员岗位津贴、之青理党政事业机关经营性资产、财务核算集中监管等“自选动作”先后进入试点和推广阶段。财政部认为这些措施成效显著，领先全国。因此、广东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效果显著，去年的财税总收入占全国的1/7，达到97亿元，今年预算新增请款少了30多亿元。2信息时代电子政务的行政理念电子政务的应用与推广，对行政决策的环境、条件、技术与状态必将产生影响，从而深刻影响行政决策。支撑电子政务的网络技术、信息技术有助于推动行政决策的发展，促进行政决策文化和理念的更新，促进行政决策体制的改革与完善，促进行政决策效能的提高，促进行政决策公开化、民主化、科学化程度的提高。我们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提高领导干邹和公务员队伍的素质，提高政府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的水平，这是解决“文山会海”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必须大力提倡电子政务，促进行政管理现代化。3民有、民享、民治’‘的民主行政理念民主行政代表着一种新的、不同于传统的行政理念。民主行政理念认为，民主国家的基石在干民主原贝lJ并使民主哲学能渗人其行政机制之中。依照民主行政的观念，政府是经人民的共识建立的，政府是手段，而人民是目的，是民主行政的幕本出发点、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政府必须超越特殊利益集团;政府不仅要重视行政资源有效运用，而且应重视公共服务的公平，实现社会正义;强调政府决策的开放性，重视社会公民的参与;强调与他人共享权力，采取共赢，政府扮演成长、创造、转变、整合的角色;鼓励多元和创新，而非无差别的一致和顺从等模式。现在我国各地进行居委会和村委会的民主选举，也是民主行政的一项举措。4“灵活快捷”的适应性强的行政理念其特点在于:对环境具有开放性，建立一种具有弹性、回应力，将群众视为顾客、消费者的公共服务导向;实行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分离，强调战略的管理。改变组织机构，使组织结构扁平化，减少管理的层次和环韦，改变组织内部集权的结构，给下级授予权能，使其承担责任以制度性的对话、知识和专门技能作为权力的来源一一减少不必要的繁文缉节:重视决策的参与和组织的参与。建立网状的沟通与联系，以团队精神而非命令与服从达到整合与控制;建众跨部门和行政功能的组织。25“百姓至上”的行政服务的行政理念服务型政府意味着:从施政目标由机关和专家决定到由民众希望和合法期待来决定重大问题听取专家的意见，关系民生的事情召开听证会，把办事的绩效同办事的成本结合起来进行考核，还要加L民众评估由政府以控制为要务转变为以传输服务为要务;在市场规则里，政府对企业的控制、对经济活动的控制都被视为违规行政;从对特定“功能”、“权威”、“结构”的服从，转变为对“使命”、“顾客”、“成果”的认同。从一味强调按章办事到考虑民众的具体情况，从独断专横的领导到民众参与领导。2行政管理现代化的理念1多花要追究、乱花要问贵“财政的钱究竟是谁的钱，很多官员没搞清楚”。不少官员们认为财政的钱是国家的钱，却没有认识到“是纳税人的钱，的事实。正是这种错误观点，导致了目前许多地方官员花钱随意的现象。广东省花财政的钱却有四问:(l)这件事该不该花钱办?(2)钱花出去效益怎么样?(3)花了钱有没有达到预期目的?(4)下次还给不给钱办同样的事情?广东在建设“阳光财政”方面的改革探索日趋完善。除了四项“规定动作”部门预算改革、国库集中支付改革、“收支两条线”管理和政府采购3行政管理法制化是必然趋势加强法律、制度建设，依法;少吹是我国行政管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但从古今中外的历史来看，一个国家的行政管理能否达到预期的行政日的，实现理想的行政目标，对行政管理的主体各级政府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来说，不仪存在着法律制度问题，还存在着人的因素。因此真正科学、有效的行政管理，必然是两者的有机统一。我们必须坚信行政管理法制化是行政管理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在行政管理法制化的进程中，我们必须防止行政管理的泛法律化倾向，发挥社会主义道德的作用。社会主义道德不仅对于社会主义法律法规的制定、实施具有重要意义，它还具有调节范围远远大于行政法律、法规的优越性。综卜所述，我国的行政改革应当总结以往的缺点和不足，采纳新公共管理注重绩效、结果的精神，探索绩效目标管理的经验，尝试在政府管理中建立新公共管理和理性官潦主义相结合的现代化官僚制，它将使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思路更加清晰，目标更加明确。理性官僚主义新公共管理思想和中国国情的结合，必将进一步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提高公共行政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推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更快发展。迎接经济全球化挑战，抓住经济全球化机遇。

教育实习1896年盛宣怀创办南阳公学时就有了教育实习，并设置四院，，作为师范生进行教育实习的场所。张念宏先生在《中国教育百科全书》中提到:教育实习是师范学校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学校组织师范生进行的教育教学活动，它有利于培养合格的教师，同时它是学校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1]]顾明远先生在《教育大辞典》中对教育实习的定义为：“各级各类师范院校高年级学生到实习学校进行的教育教学专业实践的一种形式，包括参观、见习、试教代理或协助班主任工作以及参加教育行政工作等。”[[1]]叶澜老师在《中国教师新百科：中学教育卷》中对教育实习的定义：“高校学生进入基础学校进行教育教学活动，并在两位指导老师的帮助下，认识教育实习过程中的工作，并通过教育实习促进自身专业能力的发展，从而使学生对该专业不更深的理解和认识。”[[2]]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查阅及整理，笔者认为叶澜老师对于“教育实习”的概念界定与本论文相符合，本论文将采用叶澜老师对于“教育实习”的界定。学前教育专业教育实习我国对于学前教育专业实习的概念界定是大同小异的，南京师范大学的陈丹丹对于学前教育专业教育实习定义为:“大三大四的学前教育本科生在学前教育院统一安排和组织下，走进幼儿园中，并在学校和幼儿园老师的指导下，将学到的理论知识践行到实践中，从而获得幼儿园的保教实践能力。”[[1]]有学者对学前教育专业教育实习的定义为：“大三大四的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在学校的统一安排下走进园所，在学校和幼儿园的指导老师的帮助下，对幼儿园中保教活动进行学习的实践活动。”[[2]]还有的学者对学前教育专业教育实习的定义:“学前教育专业的本科学生在毕业前由学校统一安排下进入幼儿园，并在“双导师”的指导下，对园所的教育教学、管理等进行学习，从而在实践中促进专业能力的提高的教育实践活动。”[[3]]通过对比整理研究者们对学前教育专业实习的相关界定，笔者将学前教育专业教育实习的概念界定为:大三大四的学前教育专业的本科生，由学校的统一安排，进入到一线的幼儿园，并且在“双导师”的带领之下，对幼儿园的保育教育工作进行学习、研究，从而促进自身的专业全面发展的实践教育活动。研究目的对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教育实习满意度与影响因素研究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发现教育实践中的问题，提高教育实践质量，并去完善教育实践制度和为改善教育实践提供资料与依据，同时让它更好的发挥作用，培养更多的优秀学前专业教师。研究对象(1)问卷调查对象选取K大50名大三和大四实习过的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作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星发放问卷，并对学前教育实习的满意度进行调查，了解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在实习的过程中对学校、园所、自身在实习中表现的满意度。（2）访谈对象选取了K大15名大三和大四实习过的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作为访谈对象，向他们了解影响实习满意度的具体因素，主要从三个大的方面去了解，分别是学生自身因素、实习学校的因素、基础设施因素，以下是访谈对象信息汇总表:通过上表可以看出学生对指导老师的指导态度的满意度是满意，对学校指导老师的指导及时性、指导及内容、指导方法、指导态度的满意度都是一般满意，对指导老师的指导态度的满意度是满意。通过基本信息中对指导老师所带的学生人数的调查可以知道指导老师所带的学生人数比较多，在访谈中有学生说道:“我的指导老师带的学生比较多，有23个。”所以因为此原因指导老师平均分配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精力有限，学生的反馈得不到解决及时解决，所以学生对学内指导老师的满意度不高。通过上表可以看出学生对于实习的时间、学校对实习的前期准备、学校开展的动员会、实习的总时长的满意度都是一般；对学校对学生实习期间的管理的满意度是满意，对实习次数的满意度是不满意。通过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学生希望更早的去实习以及希望实习的时间更长；学校对学生实习前期的准备不够充足，没有更好的去引导学生去正确看待和认识“实习”；由于疫情的原因学生基本上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没有机会去幼儿园进行见习等活动，所以学生把实习看的比较重，期待值也很高，但是对于仅此“一次”的实习机会，学生对此的满意度还是很低的。(3)对实习津贴的满意度实习学生对于实习期间的实习津贴的满意度是很不满意(70％)，实习津贴在实习学生的心里占有很重的位置，它能调动学生的实习积极性，有学生在访谈中说:“实习津贴太低，但是实习的工作量却很大，同时工作也很杂很累，会让他觉得拿着很少的钱却干着比工人还累的工作，每次想到这里就不会那么认真的去工作，而且越来越懈怠”（A6）。所以津贴的高低在实习中真的很重要。通过上表可以看出学生对于实习的期间的家园合作、学到的知识、学校对于实习的考核成绩等的满意度是一般满意，园所对学生的考核成绩的满意度是满意。家园合作在实习工作中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工作，但是学生对此的满意度是一般满意，可以看出学生在与家长的相处之道上还缺乏一定的经验；实习期间学到的知识的满意度是一般满意可以看出，实习的时候学到的一些知识，但是并没有学生想象中可以学到那么多的知识；学校对学生的考核成绩的满意度度中不满意占了30％，从中可以看出学生对于学校的考核结果或者方式存在一定的不满。

大专行政管理毕业论文3000字幼儿园教师

幼师音乐毕业论文 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 2000年5月，中国音乐学院举办民族音乐学论坛， 学科定位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说明这一问题在我国尚未彻底解决。定位是一个学科的基本问题，若不明确，该学科便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结合历史对此问题再进行一些探讨。不当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音乐，而不是指五四以来新音乐。其三是指少数民族的音乐，这一用法在新疆、内蒙等边疆地区特别常见。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同志被称为“民族同志”，少数民族的干部被称为“民族干部”，少数民族的音乐也就很自然的被称为“民族音乐”了。由于对“民族音乐”这一词组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在民族音乐学被介绍到我国来之后，这一学科名称也就引起很自然地引起了争论：有人以为它是指以中国传统音乐为调研对象而进行的分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还有人以为它是指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探讨，这两种解释，与英文中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同。我国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的争论的关键就在这里。 20世纪20年代，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在我国虽经王光祈先生和肖友梅先生的大力倡导，但是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推广。王光祈先生的《东方民族之音乐》于1929年7月在上海出版， 两年又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暴发，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几乎所有的中国音乐家都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运动和其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几乎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之中，中国音乐学家当然也不可能去研究世界音乐，或从世界的宏观角度研究中国音乐，而只能在“救亡图存”的大前提下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本土音乐”的复兴，达到振奋民族精神和为战争服务的目的。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学家对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伟大的成绩，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并不属于比较音乐学的范围。当时，音乐学界把这种研究称为“民间音乐研究”或“民族音乐研究”，后来又被叫做“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无论其研究的目的、方法，还是其研究的范围和对象都与当时国外流行的比较音乐学有很大的不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其第一时期，专家们通过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宣传和对音乐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希望达到为音乐创作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暴发是“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和西方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刚刚兴起的民族音乐学便没有能够及时地传入中国。中国的音乐学家几乎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了“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他们在大量搜集整理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形态学的分析，从而达到了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翻译了一批国外文献，向音乐学界介绍了这一学科，但是，这一学科真正在我国发展起来，则是从1980年6月在南京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之后。 南京会议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口号，并希望它成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从而使民族音乐学在中国逐渐地确立自身的地位。然而从1980年起，中国音乐学界便开始就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界定进行争论，其核心问题是新近从国外引进的“民族音乐学”和过去我国固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民族音乐学”一词的解释上，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个从国外引进新的学科还是把它当作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别名，从一开始，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意见。 意见的不同在南京会议上就有反映，高厚永教授在这次会议的中心发言中提到：“中国民族音乐学”“已有50—60年的历史”，“王光祈先生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先驱”；同时他又把从3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理论”看作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9]。 沈洽当时实际上不同意高厚永的意见，在由他执笔的开幕词中说：“以往的‘民族音乐理论’”，“虽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属于民族音乐学范畴的”，“但就这门学科的完整性来说，我们国内的研究还处在初创阶段”。[10]吕骥没有参加那次讨论会的整个过程，但出席了闭幕式，在他为这次会议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民族音乐的学问”，“从汉族到各少数民族”“都应当包括在内”。[11]吕骥在这里所说的“民族音乐”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所以这里的“民族音乐学”就是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完全没有把会议的发起者们所提倡的Ethnom[被屏蔽广告] usicology这门新的学科包含在内。 从1980年到1988年，关于“民族音乐学”的定义一直有争论，争论的核心即是“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问题，实质是能否用“民族音乐学”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一种主张是用“民族音乐学”的名称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 而将Ethnomusicology改译为“音乐民族学”； 也有人认为可以把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改称“民族音乐形态学”。后来又有人认 民族音乐学是英文Ethnomusicology的意译，Ethnology在英文中是民族学，Musicology 是音乐学， Ethnomusicology 这个英文字就是由Ethnology和Musicology复合而成的。从字面上看， 民族音乐学应当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音乐的学问。 民族学是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法（又称田野工作法）研究民族发展演化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期望通过对一个个民族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它们各自的起源、分布、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民族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梳理上述这些方面在历史上发展、演变的情况揭示世界诸民族发展的共同规律或某一个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民族学在欧美一些国家里又称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一种研究人的文化属性的、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的学科，它和研究人类自然属性的、属于自然科学的体质人类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学学科。因为人的文化属性及其民族性不可能分开，所以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民族学源于欧洲，它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主要研究非欧、非西方民族的人类共同体，不涉及西方民族。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科本身的发展，目前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已不限于非西方民族，世界上各种人类共同体，包括西方民族和西方社会中的移民社区，都已经成为它的研究对象。因为民族音乐学是民族学和音乐学的一个交叉学科，所以它一直受到民族学的发展及其各个学派的深刻影响。 民族音乐学早先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 Musicology），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 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较音乐学”。[1]后，“民族音乐学”便作为标准的学科名称而固定下来。 关于这门学科的调研对象以及它同音乐学中其他学科的关系，曾经有过许多争论。由于ethno这个词最早是指非基督教、 非犹太教的异教徒，加之为了和比较音乐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相联系，有人认为它的主要调研对象是所谓“原始民族”或曰“自然民族”的音乐。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BNettl）就曾经指出：“就民族音乐学的实际发展过程及其最具特色的研究来说”这门学科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音乐”，而“‘无文字社会’系指现存的、尚未发展出一套可阅读和书写的文字体系的社会。”[2]也有人建议以非欧洲音乐为主，如施奈德（MSchneider）在1957年指出：“民族音乐学的首要目的，不论其正常与否，就是对非欧洲地区的音乐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内特尔在1956年也曾经说过：“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具有西洋文明以外的文明民族音乐的科学。”[3] 还有人说研究西方艺术音乐和通俗音乐以外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如提出这一学科名称的孔斯特（JKunst ）就明确地指出过：“这门学科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但他紧接着就又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方音乐”，“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4] 以提出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口号而著称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AMerriam）在论述到田野工作的时候说：“就民族音乐学而言，它一般意味着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5] 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以田野调查为其基础的，在欧洲和美国以外进行实地调查实际上就意味着只研究非欧音乐。欧美学者们一方面要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又要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欧洲音乐之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受到民族学功能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 民族学中的功能学派，为英国学者马利诺夫斯基和布朗所创立。此学派强调民族学是一种实用的科学，主张民族学应服务于殖民地治理的实际需要。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只研究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而不研究西方文化。 布朗在其著作《人类研究之现状》中就明确地说过：“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著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6] “欧洲文化中心论”是在前几个世纪中滋长起来的一种普遍的学术观点，认为欧洲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颠峰，而其他文化都只相当于欧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许多欧美学者不愿意将其本民族的音乐文化，特别是专业音乐创作，和非欧民族的音乐文化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欧洲诸民族，特别是西欧诸民族的音乐，乃是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高峰，不能和所谓无文字书写传统的“自然民族”的音乐文化平起平坐。比较音乐学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民族音乐学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虽然几十年来，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家们一直在为清除这种色彩而努力，但是直至目前，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和其前身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仍以非欧音乐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在西方，这门学科仍然带有殖民主义的尾巴。 以上三种对学科调研范围不同的界定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主张把非欧洲音乐当作主要研究对象，这类学术主张受到诸多东方学者的强烈批判。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便大声疾呼：“我认为应把古今东西的音乐全部复原成白纸，以相同的重点作为出发点去进行比较”，“必须要持这样一种根本态度，把一切音乐都还原成白纸，否则将是自相矛盾的”。[7]上述观点亦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判， 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便指出：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 “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置入了一个冷僻的角落”，他说：“正如我们可以研究美拉尼西亚一个社会群体类似的音乐事象，我们是否同样应该研究美国本土上《生日快乐》每一次演唱或其中的一个样品？如果说否，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希望民族音乐学能够包容一切音乐，因为这同这门学科的界定是相适应的，它们都应成为严肃的研究对象。” 随着东方音乐学界的崛起和第三世界人民的觉醒，当前新的倾向是把欧洲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民间音乐、现代音乐和流行音乐等）也看成是民族音乐中的一类。因为不具民族属性的音乐目前在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民族音乐学就不是以特定的区域和范围与音乐学的其他学科分界，而是以一种特殊的角度，或者叫立足点、着重点为其主要标志了。按照这种观点，根据在对某一民族文化或地区性文化进行的田野工作，从该文化的历史、地理、人种、语言、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俗、心理等方面的情况，来看它们如何影响该民族、该地区的音乐，又怎样产生出独特的音乐审美标准，即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它的特征、探索它的规律，这就是民族音乐学。换言之，民族音乐学是通过田野工作研究音乐及其所处文化环境共生关系的科学。它的研究目的首先是要阐明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规律（包括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各民族、各地区的现实音乐状况出发探索它的起源、形成、发展、繁荣、演变等问题，从而达到对人类音乐文化发展规律的认知。 然而，但直至目前，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音乐学研究还是分为音乐学（musicology）和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两大类。 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西方从古到今的艺术音乐，后者则几乎包括了它以外一切音乐，如世界各民族的民间音乐、西方的流行音乐、东方的传统音乐以及亚非拉各国的专业创作音乐。由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如此广泛，又涉及到音乐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在近二十年来，它一方面分化为城市民族音乐学（Urban ethnomusicol－ogy），历史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 ethnomusicology）、 应用民族音乐学（Appliedethnomusicology）等不同的分支学科，另一方面又演化出一个称为“世界音乐”的课程。在这个课程中所教授的是除了欧美艺术音乐以外的其他种种音乐，欧美艺术音乐则不包括在内。看来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真正要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和实践扩大到一切音乐，割掉它的殖民主义尾巴还要花一些时间。 在汉语中，“民族”这一词汇有三种不同的涵义：其一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如“古代民族”、“全世界各民族”、“民族学”中的“民族”；其二是“中华民族”的简称，如“发展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中的“民族”；其三是指除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如“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民族”。因为“民族”有不同的含义，“民族音乐”这一词组也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指一切音乐；因为目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音乐作品，都是由属于一定民族的人创作的，所以都可以称为民族音乐。如贝多芬的音乐是德意志民族的音乐，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俄罗斯民族的音乐，阿炳的音乐是汉族音乐等。其二是指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因为中华民族可以简称为“民族”，“民族音乐”自然就是“中华民族音乐”即中国音乐的简称。在这个意义上的“民族音乐”大多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为“民族音乐形态学”不能囊括“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全部内容，故又提出了“乐种学”的主张。沈洽原来不同意高厚永将“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相联系，但后来又赞同高厚永的意见，认为“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两个阶段，是“民族音乐学”“中国化”的结果，并对不同意此种观点的人提出了批评。 从民族音乐学论坛发生的争论来看，直至目前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人以往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并没有真正解决。音乐学界对“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不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尚有不同的认识。对中国人怎样结合本国的情况来发展民族音乐学，也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既然国际上有关这一学科的定位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民族音乐学亦应当依次对此学科进行定位，而不要另搞一套，以免引起概念的混乱。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虽然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相近之处，但其方法、研究的目的与“民族音乐学”亦有不少差别，“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在这一方面也积累了许多十分可贵的经验，它的研究也不可能完全为“民族音乐学”所取代。因此最好不要再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为一谈。我们如果把后者等同与前者，国外学者会感到不可理解。如英国学者施祥生（Jonathan PJStock）在沈洽发表《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一文之后便提出了许多问题。[13]在此次民族音乐学论坛上，对《中国民间音乐集成》的争论也是因此而引起的。《中国民间音乐集成》是按“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路子进行的，它当然不符合民族音乐学的规范，也没有必要符合此种规范。然而，因为中国音乐学界有人将“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同起来，所以国外的学者便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角度，以至方法来衡量它，并对它提出种种非难。笔者以为，一方面国外的学者应尊重我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加以区别，这样就有可能消除误解，也避免发生更多的误会。 实际上，“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词组作为学科名称并不合适。民族音乐和民间音乐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包括后者，如中国民族音乐包括了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而传统音乐又可按照流行的层面分为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几个不同的类别，采用这一名称将前者和后者混为一谈，使学科的研究范围不清。人们之所以用“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来取代它，恐怕与此有关。另外，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研究范围来看，主要是中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包括中国的新音乐，将其改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可能更为合适。过去采用“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学科名称，和左倾思潮有关，因为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被视为封建主义的糟粕，在学术上几乎成为禁区，所以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便由研究民间音乐所取代。这种错误的倾向，今天已经扭转，故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取代“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也应是理所当然的事。 目前民族音乐学在我国还处于草创阶段，从文化背景出发，对我国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传统音乐或我国新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并不很多；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外国音乐进行研究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在这方面也还缺少必要的条件。中国音乐学家虽然已经参加了国际民族音乐学界的交流，但交流的规模不大，涉及的研究领域也不广。努力发展我国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研究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不同于音乐美学等思辩性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前辈音乐学家们在大量的田野工作和案头工作中逐渐总结起来的。相信我国音乐学家通过学习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联系我国的实际，也一定能把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对幼师外语教学的设想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和幼教改革的日益深入，二十一世纪的人才必须具备走向世界，开展国际交 流、竞争、写作的能力。幼师的学生学习外语，既是对学生进行语言和文学素质的培养；又为今后工作的实际 运用储备能量。当前世界各国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外语也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目前不少的幼儿园陆续开 设了外语课，由于缺少师资，只好到高校去找代教，以高薪聘用外语教师。这些教师不了解孩子身心发展的特 点，教学内容、形式、方法不符合幼儿的认知规律和特点。由此可见，幼师开设外语课，为幼儿园提供外语师 资，寓外语教学于一日活动之中是非常必要的。 然而目前学生的现状令人担忧。学生来自全省，外语水平相差悬殊。九三年以前招生时，报考幼师学校的 学生不要求参加外语考试，因此在初中阶段，想报考幼师的学生，在初二时就已经放弃外语学习，把主要精力 放在语文、数学上。九四年招生时，哈尔滨市内的报考幼师的学生要求参加外语考试，而外县、市的大部分地 区还与历年一样，没有参加外语考试，这部分考入幼师的学生，外语基础差，有的只认26个英语字母；一部分 考重点高中的学生落榜到幼师，这一小部分外语基础不错。这就形成了两极分化。所以在教学中，差的学生觉 得听不懂；好的学生认为学得太少，太慢。给教学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从学生对学习外语的兴趣来看，一部分基础好的学生认为外语是非常有用的，不论是自身的素质提高还是 今后的工作应用都有帮助，故表现积极，愿意学习。但又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对学习外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 有看清当前幼教改革的趋势，认识不到学习外语是势在必行，觉得学习外语毫无用处，与自己的专业联系不大 。加之幼师学校的外语没有统一的教材，所学的外语教材内容与学生今后工作关系不密切。这也是造成学生兴 趣不高，不愿学习的原因之一。 针对上述情况，如何进行外语教学，如何提高外语教学的质量呢？ 首先要提高思想认识问题，组织学生深入幼儿园，走向社会，进行调查研究，认清形势，明确任务和方向 。 其次教学内容要贴近生活，在生活中接触到的。如互相问候、互相介绍、建议、提供帮助、请求帮助、表 达个人喜好等方面的日常用语，贴近学生实际需要的教学内容，使语言在不断地听、说、模仿、使用中丰富提 高，能使师生的心声在交际化的教学过程中产生共鸣，能形成教师教得起劲，学生学得高兴的教学氛围。 第三，突出幼师特点： 学生毕业后面向幼儿园，幼儿园外语主要是进行外语启蒙教育，培养幼儿对外语的兴趣，为将来入小学进一步打基础，初步形成幼儿听说外语的习性和能力，养成良好的"开口"习惯，及初步的听说交往、交流的能 力。因此幼师的学生首先要过好语音关。学习语音是学好语言的向导，不仅要发准四十八个音素，还要记住读 音规则，培养以拼读为基础的自学能力。此外，知识面要宽，掌握大量的词汇量及日常会话，学会掌握在日常 生活和各项活动中使用，培养运用外语的能力。 在当代信息化的社会里，一个人的知识是需要经常更新的，在学校中的学习不过是为今后的学习奠定一个 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既需要一些必要的实际和结论方面的知识，但更需要的是形成能独立去获取知识，运用知 识的能力。这样，他们就不是消极被动地去掌握，而是可以迅速，正确地找到所需要的知识信息，并有能力加 以探索、鉴别、分析和引用。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指导学生掌握学习的过程比掌握学习的结果更为重要，它 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长效性，而且具有广泛的迁移作用。 第四，改革教法： 外语教学是一种语言习惯的培养过程，整个教学过程本身就是教师与学生在教、学方面用语言进行交际的 过程。语言交际是人与人之间的双向或多向活动形式。新大纲要求我们从根本上转变外语教学观念，也就是从 单纯地学习语言知识转向注重培养能力；从强调语言结构的教学转向重视功能的教学；从重视单项技能的培养 转向重视为交际综合运用语言能力的培养。因此，教学中不能一味采取那种我说你听，我讲你做，我读你跟的 方法，而应该将教学的各个环节都组织成教师与学生、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活动，让学生在语言的 多向活动中尽可能多听、多说，以确保他们在大量的语言操练中学懂语言并学会交际。将原来的"听说领先、 读写跟上”教学原则转变为“以听说为主”的教学原则，达到熟能生巧的程度。 经过多种尝试，觉得其中见效最显著的一种方法是"听力理解训练"。即在学习新课以前，先借助录音机 ，听课文的录音带。在学习了生词、词组和了解词义以后，再把课文中难以听清或听懂的地方提示一下，反复 听几遍录音，看同学能听懂多少。然后再讲解课文，学完了再听，让学生再回顾一遍。 另一种比较有效的方法是复述课文，在学完一篇课文后要求学生用自己的语言复述课文内容，这样程度较 高的同学有了一个表现的机会，积极性很高。另一些同学听了他们复述后，对课文内容有了进一步理解，并学 会了用不同语言表达同一个意思的方法。还可以根据幼师生特点进行情境教学，也可以进行课文剧表演或对话 等。 从教学过程看，教师的一个主要作用就在于引导学生学会学习，使他们学习得法。为了促进学生的发展， 改变学生自身不会学习的状况，教师既要考虑教法又要研究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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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园长管理论文3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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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幼儿园办得怎样，与园长管理水平紧密相关。园长的管理智慧影响着管理水平，而园长的文化修养则决定着管理智慧。作为一名年轻的园长，又面临着新时期幼儿园的转型，当什么样的园长，办什么样的幼儿园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关键字：幼儿园园长；文化休养；管理；　　幼儿园的全部工作，广义上讲，都可以称作/"管理/"。一所幼儿园办得怎样，与园长管理水平紧密相关。园长的管理智慧影响着管理水平，而园长的文化修养则决定着管理智慧。　　一、依法办园是时代的要求、幼儿园发展的需要　　依法办园是我们党的宗旨决定的，我们党的宗旨决定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学校的工作是贯彻我们党的教育方针的一个基层细胞。因此，幼儿园工作中要做什么，为什么做，怎么做，做的过程都必须按照党和国家的法律法规行事。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行政负责人也都是党的干部，应该模范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依法办园，依法办园不能光视为上级的指示、领导的要求，我们只是在被动地执行，也不能把依法办园仅仅看作是一句口号，而更应该熟悉到依法办园是发展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的需要，也是我们幼儿园发展的需要，应自觉地贯彻执行，从日常工作的点滴小事、各方面去做好它、落实它。　　二、幼儿园园长的道德素质　　（一）园长的道德素养在幼儿园管理中的重要性　　 园长若要正人必先正己　　教师作为/"人之模范/"就要严于要求自己。人们把教师称为灵魂的工程师，称教师这一职业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那么作为幼儿园治理者的园长们更应该如此，孔子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园长要为人师表，正人必先正己，规范自己的言行，树立良好的师德形象，才能取得治园正人的发言权。因为他们不仅是孩子们的榜样，而且也是教师们的楷模。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讲的就是园长的带头作用。 而/"打铁先要硬本身/"说的则是作为治理者就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个人素质，具备高尚的道德素养，先练好/"内功/"，这样才有可能治理好一个幼儿园。　　园长治园必须有权威，权威即权力加威信，权利与职务相连，有职即有权，那么，威信从何而来？诚然，权利与威信有关，但有权并不等于有威，威信主要靠园长的品德、知识、能力、情感等非权利因素树立的，园长以身作则，严于责己，有利于树立权威，做好工作。有人说，/"要了解一个幼儿园的好与坏，就要看这个幼儿园的园长是个什么样的人。/"其言下之意是说园长的人格素养，即政治品格、道德素养、知识才能、意志作风等关系着幼儿园的生存与发展。 在人格因素中，政治品格居于第一位，它表现在教师的一切言论的行动中。从而进一步说明了道德素养的重要性。作为幼儿园的治理者，就必须建立治理者自身的人格魅力，实行以德育人、以德治园的治理法。在今天，一个没有人格魅力的治理者，是很难做好治理工作的，因为今天，靠耍权威、玩权术来治理，已经不灵了。　　园长的道德素养与幼儿园的关系　　一个工作中一丝不苟，以身作则、求真务实的园长，不但会使自己的威信高，受到别人的尊敬与爱戴，还会塑造一批有着较高道德素养的教师队伍，从而使幼儿园向着更高更远的方向前进。相反，假如园长的道德素养得不到教师们的尊敬与爱戴，幼儿园内就会人心涣散，这种情况下的幼儿园里的工作会如何呢？大家可想而知了。我身边有许多位园长，她们只不过是些再普通不过的农村幼儿园园长。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他们默默无闻的耕耘着。要知道她们每个月仅有几百块钱的工资呀！她靠自己的聪明与感染力，靠着那令人钦佩的道德素养带动全体教职工克服种种困难，为幼儿园指明前进的道路，不管前面有多少艰难险阻，她都会率领全体教职工沿着正确的轨道，向前冲。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园长应具备的素质和能力。 人们常常说：一个好园长就意味着一所好的幼儿园。园长在幼儿园就是最高长官，是ceo(最高执行官)，幼儿园就是你说了算，是最有权威的，但是，需要提醒的是：园长的威信不能单纯靠权力去建立。所以，园长应注意培养自己的非权力影响力，那么，作为园长，应努力提高自己的计划决策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应变能力和开拓创新能力、综合分析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写作能力、用人授权能力以及交际能力。修炼自己健康的心理素质，如：高度的事业心、使命感、不懈的进取精神、坚强的意志、积极的情感、 豁达宽容的胸怀、广泛的兴趣 等等。园长要以自己高尚的人格魅力赢得教师的认同、敬佩，进而凝聚园长的威信，使教师人人亲而近之。 由于时间关系，我仅仅择其重点，简要概诉。园长应具备素质和能力的第一个方面: 1、恪尽职守，爱园如家 。这是园长应具备的最起码最必要的条件，这一点，很多私立园园长会说，幼儿园是我的，我肯定会做到爱园如家 ，我们这里说到的“恪尽职守、爱园如家”除了这种对家的责任感之外，还特指对事业的追求，就是对教育的使命感。是的，幼儿园是你的，你会很爱她，从心底里去爱她，老师呢，有没有从心底里爱幼儿园的情感呢，只有调动教师爱事业，爱孩子的强烈的使命感，才能激活教师的奉献之情，做到爱幼儿园。而教师这种使命感是取决于园长的教育使命感，倘若园长的教育使命感非常强烈，具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有理想和抱负，兢兢业业工作，工作作风上精益求精。管理科学，评价公正，那么，全园就会是一个风气纯正，奋发向上的育人阵地，教师就会自觉的形成一种“不用扬鞭自奋蹄”的教育使命感。公正豁达，尊师爱师。我们管理着的幼儿园这一群体是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的群体：具有一定文化素质的教师、且都是女教师，女教师有其自身的特点：自尊、清高、爱面子，但有时话多，心胸较陕窄；而一园之长，有时更象是一位大家长，园长如果没有公正豁达、尊师爱师的作风的话，是很难为幼儿园营造出良好的学习、生活、工作环境的。要求园长要有宽以待人的胸襟，遇事能心里换位，设身处地的为教师们着想，积极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克服困难，摆脱困境，尤其对犯错误的教工，要有责人先责己的风度。平时工作再忙，园长都要深入到教师和员工中去，倾听他们的心声，做他们的知音，了解他们的疾苦，关心他们的生活与成长，尊重他们的人格，尽力为教师提供施展才华的机会，为教师创造用武之地，激发教师爱岗敬业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潜能。例如：创造机会送出去学习等等。良好的心理素质。在座的大多数是女园长，性别决定了我们的园长都会具有感性的一面，遇到事情，都会把事情写在脸上。成功了我们快乐，失败了我们沮丧。我要提醒大家的是：无论面对成功和失败，还是困难和挫折，我们都要有健康稳定的情绪和积极向上的工作热情。

行政管理专业大专毕业论文3000字

作为毕业论文，要求还是比较高，有的不想写，只想抄袭，或免费下载，那是不可能的，学校不会给过关的。

现在学校要求高，一定要原创，才可以过关的，如抄袭的，下载的，是过不了的，，绝对过不了，的这是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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