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文坛期刊分析论文查询官网入口

南方文坛期刊分析论文查询官网入口

这是较简单的，《芙蓉镇》的是这样的：“作者把二十几年来所熟悉的南方乡村里的人和事，囊括、浓缩进本书里，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图画，借人物命运演乡镇生活变迁，力求写出南国乡村的生活色彩和生活情调。作品内涵丰富，囊括了作者二十几年来对社会、对人生的观察、思考与认识，浓缩进作者对乡里乡亲乡镇浓厚的爱恋情怀。”《李自成》“以其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丰富多彩的风俗画卷，展现了明末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和社会生活。”《暗算》则“讲述了具有特殊禀赋的人的命运遭际，书写了个人身处在封闭的黑暗空间里的神奇表现。破译密码的故事传奇曲折，充满悬念和神秘感，与此同时，人的心灵世界亦得到丰富细致地展现。麦家的小说有着奇异的想象力，构思独特精巧，诡异多变。他的文字有力而简洁，仿若一种被痛楚浸满的文字，可以引向不可知的深谷，引向无限宽广的世界。他的书写，能独享一种秘密，一种幸福，一种意外之喜。”

黄平（以下简称黄）：“80后”文学多年来被各种印象式的观感所围绕，真切理解“80后”文学的前提，首先是梳理、辨析这些淤积的成见。 金理（以下简称金）：对于“80后”文学最严厉的一种指责是过度市场化。其实“80后”的出场方式本就不同。有的与商业炒作、市场利润、网络、新媒体结合紧密，有的则通过传统文学机制登台，依然坚持以纯文学刊物作为阵地，以作协、主流文学奖、学院批评家为评价体系。只不过一般人的目光都被前者所吸引。还有就是一段时期内专业的文学研究没有及时跟进，无法在流行观念、传媒批评之外再提供一种考察视野。 在今天，如果我们依然持一种夸张“文学”与“市场”之间对立的看法，其实是很可笑的。前段时间有位媒体的朋友采访我，拟好的提纲里有一个问题是：当下“80后”作家群，似乎比他们的前辈们更具备市场意识，如关注作品的销量，在作品大卖后还会跟进一些衍生品。我的回答是，这一点不新鲜，如果回到现代文学史上，文学青年们利用、经营现代出版的经验，比如巴金、施蛰存、赵家璧等，足以让今人汗颜。只不过随着时代发展、科技进步，今天可供利用的方式、阵地更新颖、多元。如果上面提到的那几位文学巨匠在今天这个时代重生，我想他们也会利用网络、微博发表诗歌、推广小说，一点不稀奇的。关键的问题是，当你在介入这个市场的时候，有没有自己的文化理想？是仅仅满足于获取利润，还是借此传播、扩散自己的人文理想和精神能量？ 黄：哪怕“市场化”的说法仅仅限定为针对郭敬明这样的作家，也只是过于表象的说法。无论是纯文学写作还是市场化写作，都存在着写作的交叠，一代人其实面对着类似的问题。比如城市化时代的青年无力把握自身命运的茫然之感，不仅在甫跃辉等人的小说中出现，也在郭敬明的小说中出现。《小时代》三部曲结束于“胶州路大火”，郭敬明安排他的所有人物在胶州路707弄1号聚会，时间是2010年11月15日。在现实世界中上海同一天同一地点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火灾，五十余人葬身火海。现实中的“上海”终于无比酷烈地闯进到“小时代”的世界中，将里面的男男女女焚烧干净。 这样一个猛烈而意味深长的结尾，提升了《小时代》三部曲的境界。同宿舍的四个女孩子组成了“小共同体”，以抱团取暖的方式，扮演着“大时代”的局外人、“小时代”的剧中人。然而，这种与历史疏离的态势无法持久，纸醉金迷的“上海梦”化为灰烬，宛如幻城一梦。郭敬明写完《小时代》最后一行，也许会想起十四岁时发表的处女作《孤独》，这首预言般的小诗结束于这一句：“我们不知道要去哪里。” 金：记得三年前我们讨论过一次郭敬明。当时主要表达忧虑。最近我的想法有了改变。去年读完“90后”冬筱的一部长篇《流放七月》，小说并不是说写得多好，其实里面有很多青春文学的通病，但这个小说的奇特之处在于一方面写年轻人当下的生活，另一方面是在探究历史之谜--七月派的历史，当时的年轻诗人们如何在抗战烽火中聚集，如何在20世纪50年代遭逢炼狱……这个“90后”作者本人就是七月派的后人，再联想到相近的时间段里牛汉、化铁先生的辞世，感觉好像是文学传统的薪尽火传。但需要注意的是，《流放七月》这部小说最初是在《最小说》上连载，单行本由“最世文化”、长江文艺推出，冬筱是郭敬明旗下的作者。让我诧异的地方就在这里：原先我觉得肯定是两种立场、两股道上的力量，现在看来他们的分野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的。即便我们把郭敬明看作一种商业文化的代表，但他周围其实有着不同的“光圈”。像旗下笛安（《文艺风赏》主编）、林培源（《最小说》主办“文学之新”大赛全国十二强选手之一）的创作风格就偏向文学性。而当下最优秀的几位年轻的科幻作家陈楸帆、宝树、飞氘都是郭敬明的签约作者。 我在网络论坛上发现，郭敬明的许多粉丝并不怎么接受冬筱向历史致敬的写作风格。其实这才是值得追踪的话题：接下来，是郭敬明式的趣味全面改造冬筱的小说；抑或，冬筱、飞氘们拓宽年轻读者的阅读视野？我的意思是，在今天面对这样复杂的文化环境，与其固守二元对立，还不如抛弃成见，尤其当年轻人在商业市场和个人探索之间寻找回旋余地的时候，我们应该努力去感知他们在多方博弈的间隙里那种“借水行舟”的尝试。与其去区分市场、文学，或者再把文学划分为雅、俗，还不如去关注各种版块的缝隙间，是否存在着产生新意义与可能的空间，尽管目前这些空间也许还很暧昧、不稳定，但我想，这正是值得我们今天的文学批评去珍重的空间。 肤浅而匮乏经典意识？ 黄：对于“80后”文学的第二点批评，是往往认为“80后”对于经典作品与前辈作家缺乏足够的阅读，是处于文学传统之外的浅薄浮泛的写作。这种批评往往流于观感，缺乏资料的支持与对于“80后”作家的真实了解，而是主要依据流行的青春文学的美学特征来推衍。2014年开始，我们二人和杨庆祥在《名作欣赏》上联合主持“一个人的经典”栏目，请一些同龄的作家来谈自己的经典阅读，目的之一就在于纠正这类偏见。我们发现“80后”作家所推崇的经典，无论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吴承恩，和前辈作家很相似。与其争论“80后”作家读书多不多，不如具体讨论每个作家选择读什么，其阅读怎么构成他的写作资源。 金：一般人可能过于夸大青年作家将电影、美剧、动漫等元素编织入创作，却忽略了青年人同样在向经典致敬，所以我很看重“一个人的经典”这个栏目。“经典”也可能是一个建构性的概念，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经典谱系。有些问题不必争论，类似“作家读书少”“作家不懂外语”之类的断言都是似是而非的，因为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反证；不如具体讨论作家的阅读资源。“经典”需要漫长的时间来过滤，所以我选择用“阅读资源”这个词。 选择某种阅读资源，绝不仅仅是出于文学趣味，而是生活感受在背后左右。这一期《名作欣赏》专号中让我眼前一亮的是飞氘的《蝴蝶效应》，它杂糅了至少三种资源：首先是当下的流行趣味，例如引入西方科幻大片；其次是中国古代历史、神话与典籍，比如有三章分别以逍遥游、沧浪之水、九章算术命名；第三是现代中国的思索与抗争，尤其通过鲁迅这个意象表达出来。《蝴蝶效应》中有不少关于鲁迅的“故事新编”，比如在“异次元杀阵”的题名下再写了“无物之阵”的故事，我想飞氘之所以起意致敬，肯定是共感到了鲁迅式“铁屋子”的困境和绝望中抗战的勇气。我的意思是：今天我们青年人和鲁迅相遇，不是说要取法某种文学技巧、接续某种文学传统，而是置身当下的生活感受，逼使我们摸索到了鲁迅这一份经典的资源。 黄：“80后”作家所身处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在推动他们重构自身的写作资源。现代人情绪上的无根与迷幻，内心的漂泊与孤独体验，已经变成一种跨国性的元叙事。民族国家的区隔已经渐渐失效，让位于阶级的、地域的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习得上的区隔，比如，一位上海青年作家可能更容易理解一位东京青年作家，与西北的青年作家交流起来，反而会有更多障碍。宇文所安在《他山的石头记》中举过一个形象的例子，对于传统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一个韩国或日本或越南的知识分子，甚至一个博学的犹太人，都可能比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中国农民或商人与他们更好地分享传统文学。” 同时，我们的青年作家也要警惕将生活感受完全普世化，忽视了“中国特色”的影响。我个人看法，“80后”青年的孤独与迷茫之感，一方面是作为“现代人”的后果，一方面是作为“中国人”的后果。二者的辩证博弈，才能完整地诠释什么是现代中国，什么是现代中国的文学。形象地说，卡夫卡的文学与鲁迅的文学，对我们同样重要。 专业主义？ 黄：对于“80后”文学另外一个维度的批评是专业主义。这种批评主要针对“80后”批评家，也针对一部分传统文学体制中的“80后”作家。这种观点的持有者，往往强调一个道德化的现实主义立场与宗教式的知识分子精神，可谓近年来对于“纯文学”反思的一部分。 就“80后”这代人的文学批评而言，确乎是比较学院化的，但学院化并不等于脱离现实。指责“80后”批评家专业主义，其前提是一种朴素的反理论的态度，觉得文学理论尤其是学院派普遍侧重的西方文论不过是空对空的概念游戏，坦率讲这完全是缺乏文学理论训练的误读。我觉得比较客观的说法是，文学批评领域确实存在着大量对于西方文论的生硬复制，很多时候确实流于空泛的文字游戏，但这不能推论出西方文论本身就是空洞无物的，以及学院派批评都是封闭的知识循环。成熟的西方文论，必然是深切地回应了理论大家创制时所面对的重大文学问题，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具体的历史语境，提供了普遍性的思考与解读的范式。换句话讲，一流的学院派批评一定是从彼时彼地的现实出发的，专业的解读范式，是为了更深地抓牢现实，切入现实，以及最终穿透现实。相反，前理论的印象式批评，确实不那么专业主义，然而不专业，往往流于对于现实的模式化梳理与教条化感慨。故而，今后与其再讨论“80后”批评家是否专业主义，不如具体讨论其理论工具运用得是否准确合理，其理论分析是否有效地展开了文本的内在脉络，是否深入地呈现了文本的历史语境。 同样，对“80后”作家而言，和先锋文学的父辈作家相比，他们的作品反而有更多的现实主义的特征，有的时候我这个尊崇现实主义的研究者，甚至觉得太现实主义了，“故事”--带着情绪或愤怒的故事--压倒了“文学”。指责他们专业主义，我估计是完全没读过作品，只是凭借先入为主的印象，揣测他们不过是纯文学作家的徒子徒孙。 金：如何通过更加有效的叙事来重建与复杂现实的联系？在这一点上，反思“纯文学”是有启发性的。但是在我这样一个以20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为文学启蒙资源的读者来说，反思“纯文学”的过程中其实有不少“泼水同时倒掉孩子”的问题。当时由“纯文学”这一概念所组织出来的各种文学思潮，如现代派、寻根文学、先锋小说等，极大程度地动摇了教条的文学观念，为其后的文学实践开辟了空间。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思潮在对抗某一种政治话语及其附属的写作方式时，往往隐匿了自身携带的意识形态特性，并将其抽象化在“文学性”“纯文学”“向内转”“返回自身”之类的表述中；但是，当时对“形式”的追求“本身就蕴含着对现实的评价和批判”。在反思“纯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窘境时，如果连带着将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主流视作脱离现实、拒绝进入公共领域的文学，则是误解。 在上述“反思”的语境中，“80后”写作往往被视作个人化、拒绝对时代发言的代表。其实在这个时代里，无论再怎么沉湎于“个人生活”，只要作家认真地生活，真诚地感受世界，那么其文字中总会折射出时代、环境的力量，以及与这力量相碰撞、发自心灵深处的欲望与感受。这些“碎片”中的心灵信息，暗藏着向现实社会提供的、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思想表达，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写作者承担时代责任的具体方式。 至于“学院化”，你之前的梳理已经表明，确实和我们这代人的出场方式有关，这样的痕迹是无法抹除的。问题在于，何种意义上的“学院化”？其实在我看来，我们还根本够不上真正的“学院派批评”，就像你说的通过专业的解读范式来“更深地抓牢现实，切入现实，以及最终穿透现实”，我们心向往之却还不能至。今天我们讨论“80后”文学，之所以要以驳论的方式展开，正是因为此前我们大多都是通过娱乐新闻、粉丝心态、流行观察等渠道去认识“80后”，由此积聚了大量似是而非的陈腐看法，正是因为“学院派批评”缺位或不受重视的缘故。我很佩服周作人的“十字街头的塔”，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里，既要“眼观六路”，也要“静得下心”。如何认真读书、提高理论素养，如何借助媒体、网络等便捷多元的传播渠道表达自己的声音，将学术研究成果转换成社会的精神能量，这几者间如何营造理想、健康的互动--这才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无历史感？或“反讽”的美学 黄：和前面的几种说法相比，我觉得对于“80后”文学缺乏历史感的指责，倒是一个能够打开问题视域的批评，隐含着真正有力量的交锋。李陀先生在《“新小资”和文化领导权的转移》一文中，勾勒“小资”的历史谱系，指出当今的文化领导权控制在小资一代手中，“小资文化”外在的追求是中产阶级想象，骨子里则是虚无主义。随即杨庆祥发表《80后，怎么办》一文，将李陀对于小资的讨论，落实到对于“80后”与“80后”文学的具体分析之中。杨庆祥认为：“如果非要为‘80后'的阶级属性作一个界定，似乎再没有比‘小资产阶级'更合适的了。”而“80后”的小资产阶级之梦不过是全球化资本秩序加之于我们的一种规划和想象。在这种资本秩序的迷梦中，“80后”一代无法找到历史与个体生活之间真实有效的关联点，不能在个人生活中建构起有效的历史维度，这导致了一种普遍的历史虚无主义，以及“搞笑”“油滑”的艺术特征，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和语气来嘲讽和戏谑。 李陀与杨庆祥的讲法，很大程度上契合我的生活实感，这种虚无的美学看起来像是“搞笑”或“油滑”，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反讽”。但我不同意对于这种生活实感的理论收纳，“80后”一代的历史性，不是“搞笑”“油滑”这种印象式的描述可以架空的。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当杨庆祥用“局外人”来描述“80后”时，他背后隐隐可见的分析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而我用“局外人”来描述“80后”时，想到的是加缪的《局外人》，以及存在主义先驱克尔凯郭尔的《论反讽概念》。“80后”一代有深刻的历史性，只是这种历史性只有从妥帖“80后”的理论框架中才可以发现。 金：“小资产阶级”这样的词，背后粘附着太多的概念层累与操作痕迹。在没有对概念演变与出场语境作细致梳理的前提下，我个人觉得使用这样的词语应该谨慎。将“80后”一代的立场诊断为“无历史感”，进而号召“重新回到历史现场”，显然是有自己鲜明的反拨对象的。问题是，对这些“对象”是否有充分的把握，尤其是如何把握这些“对象”在彼时语境中的意义？到底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时刻，“反讽者”登场，虚无主义重临，“地下室人”被召回？是什么样的历史动能，让喊着“世界，我不相信”的一代从历史和共同体中“回收自我”（借庆祥的用语）？如果今天“80后”的立场是“重回历史”，那么：首先，我们如何看待此前那代青年人“出走”的姿态？他们在刘索拉、王朔、王小波、朱文、卫慧等人笔下不绝如缕地出现，他们心怀质疑，在主流价值观边缘上徘徊，对于这些“问题青年”所呈现的意义，今天可以一笔勾销？是因为他们打开了潘多拉魔盒，选择了错误的姿态，以致我们今天要承担这笔历史性的“债务”？我们今天要重回的“历史”，就是他们曾经试图告别的“历史”吗（是一个东西吗）？其次， 我们如何看待今天的现实？到底是“80后”拒绝进入世界，还是世界拒绝、闭合了“80后”的进入？ 黄：这就是我所谓的“参与性危机”，我们无法有效地参与到自身的生活之中。“参与性危机”视野下个体与共同体的疏离，是“80后”一代热衷于“反讽”的现实根源。克尔凯郭尔认为反讽是与“虚无”的游戏。很容易指责这种状态犬儒，但我对这种状态抱有历史的同情。虚无与小资是两回事。我反对虚无走向小资，但我理解虚无走向反讽。 与之对应，对于“80后”无历史感的批评，其对历史感有隐含的限定，是指向阶级反抗的历史感，大致是一种“左翼文学”视野下的认识装置。不符合这套定义的历史感就不是历史感。坦率地讲，反讽就是我们并不陌生的一套历史大叙事崩溃后的产物，不检讨往昔“左翼”所限定的历史感的经验教训，而在外部空间中--地缘政治与全球资本秩序--审视内在于中国当代史的“80后”一代的历史感，无法真切地进入“反讽”的脉络内部来讨论。在这个意义上，这个虚无的“小资”可以追溯到“文革”期间的地下文学《波动》，并不是偶然的。比如，王朔反讽的顽主们，就是虚无的小资的前身，而王朔恰恰是反中产阶级文化的。当然，我同意李陀与杨庆祥的地方在于，尽管虚无并不必然是中产阶级想象的结果，并不必然由资本秩序所催生，但是虚无却可以被资本秩序所收编，转化为对于微小的、具体的、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把握的小物质与小情感的执迷。 金：看过李敬泽、李洱、邱华栋等几位前辈在20世纪90年代推出的一本对话录，对话围绕的主题是他们这代“60后”人的文学。我发现，当年他们努力辨析的几个关键词，比如“个人化写作”，比如“日常生活”，在今天来看，不但已经成为描述那代人美学经验的标识，而且进入了文学史成为“文学史概念”。文学史经验告诉我们：所谓“一代人有一代人之文学”的指认，往往都是通过一两个精简而有效的关键词来“落实”的。也许是因为创作所呈现的美学面貌的模糊，也许是因为评论的阐释力不够，讨论“80后”，我就觉得很难提炼出前人那样的关键词。不过你所说的“反讽”倒是很具启发性。 就好比“五四文学”“知青文学”只是泛指某一时代、代际的文学，而“问题小说”“伤痕文学”就大致关联着某一时代文学中较为主流的美学风貌；同样，“80后文学”只是某种“自然史”的命名，暂时还看不出自觉的美学反应。所以我很关注你近年来关于“反讽”的系列研究。文学提供的是一种美学中介，我们更关注的，当是青年文学对当下时代的一种独特的反应。这种“更上一层”的关切，“反讽”这一议题能够带出来，这里面有“形式的能动性”。当然，“80后”的美学特征并不就是“反讽”所能涵盖的，我们今天探究什么是“80后”文学，只是打开讨论的空间，其中自然不乏构造的痕迹，我们期待“80后”的文学创作能够摇曳多姿，甚至期待这一创作未来的丰富性能够校正、超越我们今天的理论探讨。 延伸阅读： 金理：1981年生于上海，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现任教于复旦大学中文系，青年学者、批评家，研究方向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文艺理论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20余篇，另在《文汇读书周报》、《南方都市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书评60余篇，主要著作有《历史中诞生--一九八〇年代以来中国当代小说中的青年构形》《同时代的见证》《从兰社到〈现代〉》等。 黄平：1981年生于辽宁，200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讲师，兼任《现代中文学刊》责任编辑，”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提名评委。主要著作有《贾平凹小说论稿》《文学史的多重面孔：八十年代文学事件再讨论》(合著，论文集)等，在《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曾获《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度优秀论文奖。

张鸿巍1981年出生，安徽合肥市人，德国柏林大学的法学博士，现在是广西大学法律系的副主任，并具备教授职称。 2000年8月从武汉大学法学本科毕业后，考入美国山姆·休斯敦州立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法学专业硕博连读。2004年8月，张鸿巍放弃美国的优厚待遇毅然回国，被引进到广西大学工作。张鸿巍的学术成果有目共睹：作为我国第一位学成回国的留美刑事司法学博士，他创造性地对传统法学研究领域提出实证性和交叉性研究方法的新主张，在国内法学界尚属首次；他是跨国刑事司法法学研究探索第一人，既主持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若干个资助研究项目，又是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资助项目的主持人。职称评审专家认为，张鸿巍在研究内容的前沿性、深度与广度以及研究方法上均属创新，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的空白。著有《少年司法通论》、《美国检察制度研究》等。 杨周伟，1981年11月出生，云南云龙人，集南诏大理国历史文化传承人、民族史学者、古都专家、易学学者为一身，80后电视文化讲坛第一人，是“大中华古都”学术概念提出者、云南省“云岭”大讲坛主讲人、大理电视台《大理讲坛》主讲人、现任云南省南诏大理国研究会筹备组组长、大理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1995年起开始从事历史文化研究，先后涉及西南少数民族史、东南亚文化、白族学、敦煌学、印度学、易学、古都学、史前文化及家谱宗牒与姓氏文化等研究，其学术成就被香港《大公报》、《明报》、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等媒体多家报道。杨周伟，多年来以历史文化研究、传承与民族文化复兴为人生定位，自2000年起经历了广告业务、企业策划、公路隧道监控、政府秘书、副镇长等多岗位工作，是现今最年轻的非院校系及“自学成才”的民族史及古都学者，也是中国史学界尤其是地方民族史80后的第一人，是目前中国史学界在公共媒体和场所发表研究成果和观点的最年轻的学者（04）。25岁前先后论证和提出大理东南亚佛教文化圈”、“崇圣寺佛牙舍利的存在与斯里兰卡佛牙的关系”、“南诏海军与欧亚海陆贸易之路”、“大理国六大佛教中心”、“金庸小说中大理国段氏九大人物历史原型”等，25岁登上中国第一个区域民族文化电视版“百家讲坛”——《大理讲坛》，28岁成为云南省社科界规格最高的学术讲坛“云岭大讲堂”主讲嘉宾，先后主讲《南诏大理国名家大姓与人物》、《洱海文明与对外交流》、《西南六朝古都与南诏大理国》系列三十二讲。28岁时在国内学术界首次提出“中华大古都”、“东南亚古都”的学术新观点及定义。中华大古都的定义：一是中华历史上的统一王朝或对中华历史进程有直接推动作用和重大影响以及对后来中国版图的完整有重大贡献的其他王朝都城；二是建都时间占中华四千年王朝史二十分之一及以上，一般为200年以上；三是都城有相当大的规模及影响力；四是当时应为国际化大城市；五是今尚存较大规模的都城遗址和标志性文化遗产；六是在失去都城地位后，仍然作为当地或一定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持续至今等标准。”构成的四个必备条件，丰富和发展了中华古都文化及“中国大古都”内涵，同时论证提出“大理为中华第九大古都、8-12世纪东南亚第一大古都、中国建都时间第四长的古都、中国持续建都时间最长的古都”。先后在2009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第十六届世界大会、2010第十三回世界易经大会专题会场上作《论大理国洱海东岸佛教中心的形成与发展》、《论南诏大理国都城规划建设中易学的运用》学术发言，被媒体成为80后史学怪才、中华古都学的新兴代表人物等。著有《大理国新史》（上、下两册）、《洱海文明与对外交流》、《8-12世纪东南亚第一大古都》等。2011年9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个人学术专著《朝圣 魂归——南诏 大理国》是中国80后第一部民族史学著作及首部全球视野下重塑南诏 大理国历史地位的鼎新力作，首次提出了1100年前打通太平洋——云南——印度洋的海陆国际通道和南诏——9世纪下半叶世界第四强国的学术观点，引起了学术界及社会的震动和反响。 高连奎，财经学者，“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理论提出者，1983年生于河北，2002年进入大学学习自动化专业，对政治学及经济学研究有独特兴趣，熟读西方政治学思想史及西方经济学思想史，从2006年开始以笔名“翰啸”陆续发表财经及历史类评论近20万字，文章曾被人民网、新浪网、网易、腾讯网、凤凰网、中国经济网、联合早报网、中国战略网等知名网站广泛转载，2006年，在联合早报网发表的《美新财长上台，中国应高度关注》一文，成功预测到华尔街金融危机，2009年初开始专心写作本书。2010年完成《中国大形势》学术著作。《中国大形势》内容：为什么中国经济高速增长60年，与发达国家还有那么大差距，为什么中国人工资那么低，为什么在中国资产百万仍不能算作富裕？中国未来是继续高速增长，还是进入低速增长期？如何才能破解民生难题？本书创造性的以广视角、大视野，跨越历史、经济、政治、社会等多学科，对当前的中国形势进行了系统而又透彻，全面而又精辟的分析，并提出了将“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发展经济的首要目标和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等一系列切实可行的主张。这也是中国学者首次针对中国的现实发展问题如此系统的提出主张，作者知识之广博、视野之开阔、思想之高远、逻辑之严谨都是其他作者很难做到的目 录第一部分 从历史角度看中国形势第一章：中学西渐与西方文明的崛起第二章 从世界工业革命大潮流看中国的近现代强国之路第二部分 从世界发展大趋势看中国第三章 从华尔街危机看美国模式的脆弱性第四章 金融危机下的学者建议与政府应对第五章 企业管理中的美国迷信第六章 从世界经济大败局看中国发展道路第三部分 中国的经济形势与出路第七章 被误判的中国经济形第八章 中国经济继续高增长的动力何在？第九章 中国如何应对危险的金融经济时代？第十章 中国学者的思想江湖第四部分 中国的民生形势与出路第十一章：探索中国民生困境的根源第十二章：中产阶级社会的前世今生与中国式借鉴第一节 本章前言第十三章 中国的民生出路第五部分 中国形势总结第十四章 当前中国形势的分析 眉睫，原名梅杰，湖北黄梅人。著有《朗山笔记》《关于废名》《现代文学史料探微》《文学史上的失踪者》、《废名先生》、《童书识小录》、《而立小集》、《梅光迪年谱》，编有《许君远文存》《梅光迪文存》《绮情楼杂记》《文学演讲集》《蕙芳日记·芸兰日记》《醒睡录》等。在海峡两岸享有盛誉。2004年开始在《中国图书评论》《书屋》《新文学史料》《博览群书》《鲁迅研究月刊》《粤海风》《出版人》《出版广角》《全国新书目》《文艺报》《上海新书报》《中华读书报》《中国图书商报》《香港文汇报》《新京报》《藏书报》《崇文》《开卷》《诗评人》《书脉》《学位》《闲话》《译林书评》《青春潮》《中国联合商报》等发表数百篇学术书评、文史随笔。 金理，1981年1月生于上海，1999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自本科开始，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文艺理论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20余篇，另在《文汇读书周报》、《南方都市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书评60余篇，并出版专著《从兰社到〈现代〉》。2003年起主笔《文汇报》中短篇小说评议专栏“期刊连线”，共两年时间。2007年1月至今，为《小说评论》开设批评专栏“小说的面影”。2007年《小说评论》从第一期到第六期，“小说的面影”专栏分别登载了金理的6篇文章，包括《“破名”的文学》、《呈现心灵的悸动》、《乡土诗意的可能性》、《日常生活的文学呈现及意义》、《重申价值叙事的意义》和《温情主义者的文学信仰》。这位年轻人，文章颇为扎实、开阔，显露出作者在学术功底、评判视野和批评热情等诸多素质上的出类拔萃。《小说评论》主编李国平这样评价金理：“在当代批评家群体中，金理不是引人热议的人物，然而金理无疑是最有学术潜力和实力的人物之一。金理的批评文字，建立在较深厚的文学背景和文学史实的考察之中，因而视域总是有宏阔感。他的批评表述，读来突出感觉‘会通’感很强，而他的批评文章总是贯穿着理论感和现实感的统一，显示了扎实的学术素养和批评热情。2008年”荣膺“华语传媒年度批评家奖”。

南方文坛期刊官网首页论文查询入口

《评玛拉和丹恩历险记》载《中国儿童文学》（秋季号）2011年《成长”真谛的追寻与诠释——常新港长篇小说侧论》载《文艺评论》，2011年第9期《2000-2010中国儿童文学现象考察》载《东岳论丛》2011第9期《论20世纪90年代中国散文精神守望的得失》载《文艺评论》2011年第5期《生命意识书写的新向度——熊育群散文论》载《文艺争鸣》2010年第4期（上半月）《中国成长小说研究现状考察》，载《理论与创作》2010年第3期《不仅仅是“信件”：评秦文君书信体散文集<你好，小读者>》载《中国儿童文学》2010年秋季号《战争话语中的儿童本位叙事和悲情想象》载《中国儿童文学》2010年春季号《当代散文的突围策略：建构系统的“散文诗学”》载《天津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9年第10期《处于成长之中的中国“成长小说”》载《南方文坛》2009年第7期，《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2009年第10期转载《抗战语境中中国作家主体人格新解：由重庆抗战文学的“凋零”论说起》载《红岩》2009年第2期《当代散文的困境探微》载《当代文坛》2008年第6期《底层叙事与乡土之“痛”：王方晨小说创作侧论》《时代文学》2008年第3期《作为“女性”散文作家的“思辨”：筱敏、陈染、迟子建散文创作述评 》载《济宁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纵横于文坛经纬之间的“雷达”》载《新学术》2008年第2期《试论藏戏<文成公主>与元杂剧<汉宫秋>异质的文化心态》载《民族文学研究》2008年第1期《2006年中国儿童小说创作观察》载《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1期《成长的背叛、救赎及其他：论〈追风筝的人〉对“成长”的深度书写》载《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5期《关于村庄的非诗情画意的“诗意”写作姿态及其他：刘亮程散文论》载《中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4期《千秋万代雄才赋:评李元洛的文化散文<汨罗江之祭>》载《名作欣赏》2007年第13期《历史寓言书写及对德国成长小说宏大叙事传统的超越:评〈朗读者〉》载《外国文学》2007年第5期《行走在“评论”与“创作”之间——李元洛、雷达、阎纲等评论家的散文创作述评》载《济宁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重塑散文的文学品质》载《花城》2007年第2期《回归“成人式”及其他：“成长小说”初探》载《艺术广角》2007年第2期《21世纪初中国儿童文学中的小说创作浅析》载《中国儿童文学》2007年第2期《李元洛散文创作浅论》载《理论与创作》载2006年第5期《诗意和纯美的另一种书写——关于曹文轩“少年小说”中的“成长之性”》载 《中国儿童文学》2006年第3期《从王刚的《英格力士》管窥“无性时代”的“性成长”景观》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6年第2期《2004年中国儿童文学中的“小说创作”述评》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文学创作述评》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在颠覆中承接:儿童文学“教化功能”刍议》载《艺术广角》2005年第3期《在隐忍与坚守中自助成长——评<绿纱巾>》载《儿童文学》2005年第1期《成长不仅仅是一种仪式》载 《中华读书报》2004年7月21日《知识决定分子》载《中国图书商报》2004年6月4日《当下散文创作亮点评谭》载《文艺评论》2004年第2期《儿童文学理论话语的彰显》载《中华读书报》2001年5月9日《新艺术散文的守望者：刘烨园的散文文体自觉》载《中国少儿出版》2001年第3期《面对传媒，坚守自我：媒体时代的散文小议》载《散文选刊》2001年第1期《流淌与笔尖的不羁的乡愁：读席慕蓉的<长城谣>》载《语文快餐》2000年7-8期《生命匆匆，岁月何在：读朱自清的<匆匆>》载《语文快餐》2000年1-2期《散点透视“读不懂”：“后新诗潮侧论” 》载《艺术广角》1999年第1期《徜徉于故园的追寻——读叶梦散文集〈遍地巫风〉》载《书屋》1999年第1期《“新写实”:“转型”真空地带的“缝缀者”》载《艺术广角》1998年第5期《洗涤思想 裸视灵魂——周涛散文刍议》载《当代文坛》1998年第1期《1995—1996散文研究综述》载《中国文学年鉴》（1995-1996）

1、《出走与重构——论90年代以来先锋小说家的转型及其意义》，《文学评论》2002年第5期。2、《80年代以来西方文学影响下的中国当代文学进程》，《文艺争鸣》2009年第4期。3、《有“大作家”无“大作品”的当代文学》，《南方文坛》2009年第1期。4、《论王安忆的历史想象——从〈流逝〉与〈长恨歌〉的差异性谈起》，《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9年2期。5、《批判的可能——从〈兄弟〉、〈刺猬歌〉和〈秦腔〉说起》，《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年第2期。

孟浩然生平诗文少年唐永昌元年（689年），孟浩然出生于襄阳城中一个薄有恒产的书香之家。唐圣历元年（698年），孟浩然与弟弟一起读书学剑。唐景龙二年（708年），孟浩然20岁，是年前后游鹿门山，作《题鹿门山》诗。诗标志着浩然独特的诗风基本形成。唐景云二年（711年），孟浩然23岁，与张子容同隐鹿门山。漫游求仕唐先天元年（712年），冬天，送张子容应考进士，作诗《送张子容进士举》，25到35岁间，辞亲远行，漫游长江流域，广交朋友，干谒公卿名流，以求进身之机。唐开元五年（717年），游洞庭湖。干谒张说。登岳阳楼，作《岳阳楼》诗以献。唐开元六年（718年），二月，张说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四月赴任。浩然居家，作诗慨叹清贫和失意，渴望有人向皇帝引荐。唐开元八年（720年），暮春，浩然抱病，有赠张子容诗《晚春卧病寄张八》。九月九日，浩然与贾舁登岘山，诗酒唱和。唐开元十二年（724年），孟浩然36岁，韩思复任襄州刺史。卢馔为襄阳令，浩然与之为忘形之交。因玄宗在洛，便往洛阳求仕，滞洛三年，一无所获。唐开元十三年（725年），李白出蜀，游洞庭襄汉，孟浩然与李白结交为好友，成莫逆之交。当年韩思复卒，天子亲题其碑。浩然与卢馔立石岘山。唐开元十四年（726年），三月，浩然游扬州，途经武昌，遇李白。李白于黄鹤楼作诗送行。入京不仕唐开元十五年（727年），孟浩然第一赶赴长安进行科举考试。唐开元十六年（728年），初春，在长安作《长安平春》诗，抒发渴望及第的心情，当年孟浩然三十九岁，然而，科举不中。同年孟浩然与王维结交，王维为孟浩然画像，两人成为忘年之交。应进士举不第后，孟浩然仍留在长安献赋以求赏识，曾在太学赋诗，名动公卿，一座倾服，为之搁笔。他和张说交谊甚笃。传说张说曾私邀入内署，适逢玄宗至，浩然惊避床下。张说不敢隐瞒，据实奏闻，玄宗命出见。浩然自诵其诗，至“不才明主弃”之句，玄宗不悦，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放归襄阳。后漫游吴越，穷极山水之胜。 隐居山水唐开元十七年（729年），孟浩然离开长安，辗转于襄阳、洛阳，夏季游吴越，与曹三御史泛舟太湖。曹三御史拟荐浩然，浩然作诗婉言谢绝，次年游玩于江南的名山古刹。唐开元十九年（731年），孟浩然同年43岁，春，在越州有赠谢甫池诗，表示出对农事的关心。继续在江浙一带会友作诗。唐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孟浩然第二次前往长安求仕，不仕，当年浩然回襄阳。唐开元二十三年（735年），韩朝宗为襄州刺史，十分欣赏孟浩然，于是邀请他参加饮宴，并向朝廷推荐他，孟浩然因考虑到上京干谒张九龄未果，认为作为刺史的韩朝宗也无法让他入仕便没有按照约定赴京。同年李白赴襄阳，和孟浩然游玩。李白走后，浩然入蜀，往游广汉。幕府入职唐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张九龄为荆州长史，招致幕府。不久，仍返故居。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浩然在荆州一带多所游览，夏，浩然患背疽，卧于襄阳，当在本年。次年病加重，多有好友探看。终于南园唐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王昌龄遭贬官途过襄阳，访孟浩然，相见甚欢。孟浩然背上长了毒疮，医治将愈，因纵情宴饮，食鲜疾发逝世。孟浩然代表作品春晓 过故人庄 早寒江上有怀 望洞庭湖赠张丞相 晚泊浔阳望庐山 送王昌龄之岭南 秦中寄远上人 夜归鹿门歌 岁暮归南山 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 渡浙江问舟中人 送杜十四之江南 洛中访袁拾遗不遇 清明即事 田家元日 秋宵月下有怀 ————————————————————————苏轼人物生平早年经历苏轼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出生于眉州眉山，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苏轼的祖父是苏序，表字仲先，祖母史氏。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是很用功。苏轼其名“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好交友，好美食，创造许多饮食精品，好品茗，亦雅好游山林。折叠进京应试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苏洵带着二十一岁的苏轼，十九岁的苏辙，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于嘉祐二年（1057年）进京应试。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这两人正锐意诗文革新，苏轼那清新洒脱的文风，一下子把他们震动了。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苏轼在文中写道：“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梅二公既叹赏其文，却不知这几句话的出处。及苏轼谒谢，即以此问轼，苏轼答道：“何必知道出处！”欧阳修听后，不禁对苏轼的豪迈、敢于创新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名动京师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当父子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苏轼苏辙的母亲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随父回乡奔丧。嘉祐四年十月守丧期满回京，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四年后还朝判登闻鼓院。治平二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还朝，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自请出京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很愤怒，让御史谢景在皇帝跟前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熙宁四年至熙宁七年（1074年）被派往杭州任通判、熙宁七年秋调往密州（山东诸城）任知州、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元丰二年四月调往湖州任知州。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折叠乌台诗案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四十三岁，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抓了辫子，说他是“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说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了。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这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上任才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在大家努力下，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既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被贬黄州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东山再起1084年（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要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常州一带水网交错，风景优美。他在常州居住，既无饥寒之忧，又可享美景之乐，而且远离了京城政治的纷争，能与家人、众多朋友朝夕相处。于是苏东坡终于选择了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筑建苏堤元祐四年，苏轼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由于西湖长期没有疏浚，淤塞过半，“崶台平湖久芜漫，人经丰岁尚凋疏”，湖水逐渐干涸，湖中长满野草，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苏轼来杭州的第二年率众疏浚西湖，动用民工20余万，开除葑田，恢复旧观，并在湖水最深处建立三塔（今三潭映月）作为标志。他把挖出的淤泥集中起来，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堤有6桥相接，以便行人，后人名之曰“苏公堤”，简称“苏堤”。苏堤在春天的清晨，烟柳笼纱，波光树影，鸟鸣莺啼，是著名的西湖十景之一“苏堤春晓”。“东坡处处筑苏堤”，苏轼一生筑过三条长堤。苏轼被贬颍州（今安徽阜阳）时，对颍州西湖也进行了疏浚，并筑堤。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为远宁军节度副使，惠州（今广东惠阳）安置。年近6旬的苏轼，日夜奔驰，千里迢迢赴贬所，受到了岭南百姓热情的欢迎。苏轼把皇帝赏赐的黄金拿出来，捐助疏浚西湖，并修了一条长堤。为此，“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村西鸡”，人们欢庆不已。如今，这条苏堤在惠州西湖入口处，像一条绿带，横穿湖心，把湖一分为二，右边是平湖，左边是丰湖。流落儋州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元祐六年八月调往颍州任知州、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任扬州知州、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任定州知州。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62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今海南儋县）。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他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在宋代100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但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为此苏轼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在儋州流传至今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表达了人们的缅怀之情，连语言都有一种“东坡话”。最后结局徽宗即位后，苏轼被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四月（1100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五岁。苏轼留下遗嘱葬汝州郏城县钧台乡上瑞里。次年，其子苏过遵嘱将父亲灵柩运至郏城县安葬。 宋高宗即位后，追赠苏轼为太师，谥为“文忠”。主要作品古文《荀卿论》、《范增论》、《留侯论》、《贾谊论》、《晁错论》、《东坡志林》、《随记集》、《刑赏忠厚之至论》、《石钟山记》、《记承天寺夜游》、《重巽以申命论》、《进策》、《天石砚铭（并序）》、《策别课百官》六篇、《策别安万民》六篇、《策别厚货财》二篇、《策别训兵旅》三篇、《策断》四篇、《黠鼠赋》、《记游定惠院》（一作《记游定慧院》诗歌《赤壁赋》《后赤壁赋》《东栏梨花》《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春宵》《海棠》《和子由渑池怀旧》《和子由踏青》《花影》《惠崇春江晚景》《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三月二十九日二首》《上元侍宴》《石苍舒醉墨堂》《书李世南所画秋景》《游金山寺》《题西林壁》《望海楼晚景》《雪后北台书壁》《饮湖上初晴后雨》《有美堂暴雨》《赠刘景文》《章钱二君见和复次韵答之》词作《少年游·去年相送》《江城子·湖上与张先同赋》《虞美人·有美堂赠述古》《南乡子·送述古》《永遇乐·长忆别时》《减字木兰花·空床响琢》《蝶恋花·密州上元》《江城子·密州出猎》《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望江南·春未老》《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洞仙歌·江南腊尽》《阳关曲·中秋作》《浣溪沙·照日深红暖见鱼》《浣溪沙·旋抹红妆看使君》《浣溪沙·麻叶层层苘叶光》《浣溪沙·簌簌衣巾落枣花》《浣溪沙·软草平莎过雨新》《永遇乐·明月如霜》《南歌子·雨暗初疑夜》《浣溪沙·覆块青青麦未苏》《浣溪沙·醉梦昏昏晓未苏》《水龙吟·小舟横截春江》《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哨遍·为米折腰》《洞仙歌·冰肌玉骨》《念奴娇·赤壁怀古》《南乡子·霜降水痕收》《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满庭芳·三十三年》《水调歌头·落日绣帘卷》《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浣溪沙·细雨斜风作小寒》《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木兰花令·次欧公西湖韵》《青玉案·三年枕上吴中路》《贺新郎·乳燕飞华屋》《浣溪沙·门外东风雪洒裾》《行香子·过七里滩》《点绛唇·不用悲秋》《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寿昌》《念奴娇·中秋》《水龙吟·雁》《醉翁操·琅然》书法作品《中山松醪赋》《洞庭春色赋》《人来得书帖》《答谢民师论文帖》《赤壁赋》《江上帖》《黄州寒食诗帖》《李白仙诗帖》《次韵秦太虚诗帖》《渡海帖》《祭黄几道文卷》《梅花诗帖》《新岁展庆帖》《宝月帖》《令子帖》《东武帖》《北游帖》《致南圭使君帖》《次辩才韵诗》《一夜帖》《宸奎阁碑》《致若虚总管尺牍》《怀素自序》《近人帖》《与范子丰》绘画作品《潇湘竹石图》 《小鸡啄米图》《枯木怪石图》《偃松图卷》————————————————————辛弃疾人物生平早年经历辛弃疾出生时，北方就已沦陷于金人之手。他的祖父辛赞虽在金国任职，却一直希望有机会能够拿起武器和金人决一死战，因为辛弃疾的先辈和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并常常带着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出自《美芹十论》），同时，辛弃疾也不断亲眼目睹汉人在金人统治下所受的屈辱与痛苦。这一切使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因而他有一种燕赵奇士的侠义之气。反金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在其后方的汉族人民由于不堪金人严苛的压榨，奋起反抗。二十一岁的辛弃疾也聚集了两千人，参加了由耿京领导的一支声势浩大的/起/义/军，并担任掌书记。当金人内部矛盾爆发，完颜亮在前线为部下所杀，金军向北撤退时，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奉命南下与南宋朝廷联络。在他完成使命归来的途中，听到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所杀、义军溃散的消息，便率领五十多人袭击几万人的敌营，把叛徒擒拿带回建康，交给南宋朝廷处决（当街游行示众，后/砍/头/）。步入仕途在/起/义/军中的表现，以及辛弃疾惊人的勇敢和果断，使他名重一时 。宋高宗便任命他为江阴签判，从此开始了他在南宋的仕宦生涯，这时他才二十五岁。南下地方辛弃疾初来到南方时，对南宋朝廷的怯懦和畏缩并不了解，加上宋高宗赵构曾赞许过他的英勇行为，不久后即位的宋孝宗也一度表现出想要恢复失地、报仇雪耻的锐气，所以在他南宋任职的前一时期中，曾写了不少有关抗金北伐的建议，像著名的《美芹十论》、《九议》等。尽管这些建议书在当时深受人们称赞，广为传诵，但已经不愿意再打仗的朝廷却反应冷淡，只是对辛弃疾在建议书中所表现出的实际才干很感兴趣，于是先后把他派到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担任转运使、安抚使一类重要的地方官职，去治理荒政、整顿治安。这显然与辛弃疾的理想大相径庭，虽然他干得很出色，但由于深感岁月流驰、人生短暂而壮志难酬，内心也越来越感到压抑和痛苦。现实对辛弃疾是残酷的。他虽有出色的才干，但他的豪迈倔强的性格和执着北伐的热情，却使他难以在官场上立足。另外，“归正人”的尴尬身份也阻拦了他仕途的发展。使他的官职最高为从四品龙图阁待制。人生起落淳熙七年（1180年），四十一岁的辛弃疾再次任隆兴（南昌）知府兼江西安抚使时，拟在上饶建园林式的庄园，安置家人定居。淳熙八年（1181年）春，开工兴建带湖新居和庄园。他根据带湖四周的地形地势，亲自设计了“高处建舍，低处辟田”的庄园格局，并对家人说：“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因此，他把带湖庄园取名为“稼轩”，并以此自号“稼轩居士”。并且他也意识到自己“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论盗贼札子》），所以早已做好了归隐的准备。果然，同年十一月，由于受弹劾，官职被罢，带湖新居正好落成，辛弃疾回到上饶，开始了他中年以后的闲居生活。此后二十年间，他除了有两年一度出任福建提点刑狱和福建安抚使外，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闲居。淳熙十五年（1188年）冬，其友陈亮从故乡浙江永康专程拜访辛弃疾，两人于铅山（yán shān）长歌互答，称第二次鹅湖之会——辛陈之晤；鹅湖之会后又陆续出山两次做官。绍熙五年（1194年）夏，辛弃疾又被罢官回上饶，住在瓢泉，动工建新居，经营瓢泉庄园，决意“便此地、结吾庐，待学渊明，更手种、门前五柳”。庆元二年（1196年）夏，带湖庄园失火，辛弃疾举家移居瓢泉。辛弃疾在瓢泉过着游山逛水、饮酒赋诗、闲云野鹤的村居生活。瓢泉田园的恬静和期思村民的质朴使辛弃疾深为所动，灵感翻飞而歌之，写下了大量描写瓢泉四时风光、世情民俗和园林风物、遣兴抒怀的诗词。《临江仙·戏为期思詹老寿》、《浣溪沙·父老争言雨水匀》、《玉楼春戏赋云山》等等，都是辛词中描写瓢泉村居生活的代表作。“青山意气峥嵘，似为我归来妩媚生”（《沁园春·再到期思卜筑》）：“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贺新郎·邑中园亭》）。这些词句表现了辛弃疾对瓢泉山水风物一往情深。庆元四年（1198年），辛弃疾被授予主管冲佑观之职。折叠壮志未酬嘉泰三年（1203年），主张北伐的韩侂胄起用主战派人士，已六十四岁的辛弃疾被任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年迈的辛弃疾精神为之一振。他先后被起用为绍兴知府、镇江知府等职。次年，他晋见宋宁宗，认为金国“必乱必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被加为宝谟阁待制、提举佑神观，并奉朝请。不久后，被任命为知镇江府，获赐金带。辛弃疾任镇江知府时，登临北固亭，感叹对自己报国无门的失望，凭高望远，抚今追昔，于是写下了《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篇传唱千古之作。但在一些谏官的攻击下，辛弃疾被降为朝散大夫、提举冲佑观，又被差知绍兴府、两浙东路安抚使，但他推辞不就职。之后，他还被进拜为宝文阁待制，又进为龙图阁待制、知江陵府。朝廷令辛弃疾赶赴行在奏事，试任兵部侍郎，但辛弃疾再次辞免。开禧三年（1207年）秋，朝廷再次起用辛弃疾为枢密都承旨，令他速到临安（杭州）赴任。但诏令到铅山时，辛弃疾已病重卧床不起，只得上奏请辞。同年九月初十（10月3日），辛弃疾带着忧愤的心情和爱国之心离开人世，享年六十八岁。据说他临终时还大呼“杀贼！杀贼！”（《康熙济南府志·人物志》）。朝廷闻讯后，赐对衣、金带，视其以守龙图阁待制之职致仕，特赠四官。绍定六年（1233年），追赠光禄大夫。德祐元年（1275年），经谢枋得申请，宋恭帝追赠辛弃疾为少师，谥号“忠敏”。诗词作品代表词作《青玉案·元夕》《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清平乐·村居》《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浣溪沙·偕叔高子似宿山寺戏作》《清平乐·独宿博山王氏庵》《清平乐·检校山园书所见》《阮郎归·耒阳道中为张处父推官赋》《太常引·建康中秋夜为吕叔潜赋》《鹧鸪天·戏题村舍》《鹧鸪天·鹅湖归病起作》《鹧鸪天·送人》

南方论坛期刊官网首页论文查询入口

登陆，点击左上角“旧版入口”，弹出页面后在“检索项”选择“作者”，在“检索词”中输入自己的名字，点击检索即可。

广东社科联的刊物，挺好的。有的大学老师投稿的杂志必须是社科联的。虽然社里说他们在外面没有设置代理组稿点，但实际上还是有的。

龙源期刊网和如果发了你的论文的话，你在他那个论文里面就可以看见。

良好习惯有助语文成绩的提高 作者唐炜

南方文坛期刊分析论文查询官网

黄平（以下简称黄）：“80后”文学多年来被各种印象式的观感所围绕，真切理解“80后”文学的前提，首先是梳理、辨析这些淤积的成见。 金理（以下简称金）：对于“80后”文学最严厉的一种指责是过度市场化。其实“80后”的出场方式本就不同。有的与商业炒作、市场利润、网络、新媒体结合紧密，有的则通过传统文学机制登台，依然坚持以纯文学刊物作为阵地，以作协、主流文学奖、学院批评家为评价体系。只不过一般人的目光都被前者所吸引。还有就是一段时期内专业的文学研究没有及时跟进，无法在流行观念、传媒批评之外再提供一种考察视野。 在今天，如果我们依然持一种夸张“文学”与“市场”之间对立的看法，其实是很可笑的。前段时间有位媒体的朋友采访我，拟好的提纲里有一个问题是：当下“80后”作家群，似乎比他们的前辈们更具备市场意识，如关注作品的销量，在作品大卖后还会跟进一些衍生品。我的回答是，这一点不新鲜，如果回到现代文学史上，文学青年们利用、经营现代出版的经验，比如巴金、施蛰存、赵家璧等，足以让今人汗颜。只不过随着时代发展、科技进步，今天可供利用的方式、阵地更新颖、多元。如果上面提到的那几位文学巨匠在今天这个时代重生，我想他们也会利用网络、微博发表诗歌、推广小说，一点不稀奇的。关键的问题是，当你在介入这个市场的时候，有没有自己的文化理想？是仅仅满足于获取利润，还是借此传播、扩散自己的人文理想和精神能量？ 黄：哪怕“市场化”的说法仅仅限定为针对郭敬明这样的作家，也只是过于表象的说法。无论是纯文学写作还是市场化写作，都存在着写作的交叠，一代人其实面对着类似的问题。比如城市化时代的青年无力把握自身命运的茫然之感，不仅在甫跃辉等人的小说中出现，也在郭敬明的小说中出现。《小时代》三部曲结束于“胶州路大火”，郭敬明安排他的所有人物在胶州路707弄1号聚会，时间是2010年11月15日。在现实世界中上海同一天同一地点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火灾，五十余人葬身火海。现实中的“上海”终于无比酷烈地闯进到“小时代”的世界中，将里面的男男女女焚烧干净。 这样一个猛烈而意味深长的结尾，提升了《小时代》三部曲的境界。同宿舍的四个女孩子组成了“小共同体”，以抱团取暖的方式，扮演着“大时代”的局外人、“小时代”的剧中人。然而，这种与历史疏离的态势无法持久，纸醉金迷的“上海梦”化为灰烬，宛如幻城一梦。郭敬明写完《小时代》最后一行，也许会想起十四岁时发表的处女作《孤独》，这首预言般的小诗结束于这一句：“我们不知道要去哪里。” 金：记得三年前我们讨论过一次郭敬明。当时主要表达忧虑。最近我的想法有了改变。去年读完“90后”冬筱的一部长篇《流放七月》，小说并不是说写得多好，其实里面有很多青春文学的通病，但这个小说的奇特之处在于一方面写年轻人当下的生活，另一方面是在探究历史之谜--七月派的历史，当时的年轻诗人们如何在抗战烽火中聚集，如何在20世纪50年代遭逢炼狱……这个“90后”作者本人就是七月派的后人，再联想到相近的时间段里牛汉、化铁先生的辞世，感觉好像是文学传统的薪尽火传。但需要注意的是，《流放七月》这部小说最初是在《最小说》上连载，单行本由“最世文化”、长江文艺推出，冬筱是郭敬明旗下的作者。让我诧异的地方就在这里：原先我觉得肯定是两种立场、两股道上的力量，现在看来他们的分野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的。即便我们把郭敬明看作一种商业文化的代表，但他周围其实有着不同的“光圈”。像旗下笛安（《文艺风赏》主编）、林培源（《最小说》主办“文学之新”大赛全国十二强选手之一）的创作风格就偏向文学性。而当下最优秀的几位年轻的科幻作家陈楸帆、宝树、飞氘都是郭敬明的签约作者。 我在网络论坛上发现，郭敬明的许多粉丝并不怎么接受冬筱向历史致敬的写作风格。其实这才是值得追踪的话题：接下来，是郭敬明式的趣味全面改造冬筱的小说；抑或，冬筱、飞氘们拓宽年轻读者的阅读视野？我的意思是，在今天面对这样复杂的文化环境，与其固守二元对立，还不如抛弃成见，尤其当年轻人在商业市场和个人探索之间寻找回旋余地的时候，我们应该努力去感知他们在多方博弈的间隙里那种“借水行舟”的尝试。与其去区分市场、文学，或者再把文学划分为雅、俗，还不如去关注各种版块的缝隙间，是否存在着产生新意义与可能的空间，尽管目前这些空间也许还很暧昧、不稳定，但我想，这正是值得我们今天的文学批评去珍重的空间。 肤浅而匮乏经典意识？ 黄：对于“80后”文学的第二点批评，是往往认为“80后”对于经典作品与前辈作家缺乏足够的阅读，是处于文学传统之外的浅薄浮泛的写作。这种批评往往流于观感，缺乏资料的支持与对于“80后”作家的真实了解，而是主要依据流行的青春文学的美学特征来推衍。2014年开始，我们二人和杨庆祥在《名作欣赏》上联合主持“一个人的经典”栏目，请一些同龄的作家来谈自己的经典阅读，目的之一就在于纠正这类偏见。我们发现“80后”作家所推崇的经典，无论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吴承恩，和前辈作家很相似。与其争论“80后”作家读书多不多，不如具体讨论每个作家选择读什么，其阅读怎么构成他的写作资源。 金：一般人可能过于夸大青年作家将电影、美剧、动漫等元素编织入创作，却忽略了青年人同样在向经典致敬，所以我很看重“一个人的经典”这个栏目。“经典”也可能是一个建构性的概念，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经典谱系。有些问题不必争论，类似“作家读书少”“作家不懂外语”之类的断言都是似是而非的，因为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反证；不如具体讨论作家的阅读资源。“经典”需要漫长的时间来过滤，所以我选择用“阅读资源”这个词。 选择某种阅读资源，绝不仅仅是出于文学趣味，而是生活感受在背后左右。这一期《名作欣赏》专号中让我眼前一亮的是飞氘的《蝴蝶效应》，它杂糅了至少三种资源：首先是当下的流行趣味，例如引入西方科幻大片；其次是中国古代历史、神话与典籍，比如有三章分别以逍遥游、沧浪之水、九章算术命名；第三是现代中国的思索与抗争，尤其通过鲁迅这个意象表达出来。《蝴蝶效应》中有不少关于鲁迅的“故事新编”，比如在“异次元杀阵”的题名下再写了“无物之阵”的故事，我想飞氘之所以起意致敬，肯定是共感到了鲁迅式“铁屋子”的困境和绝望中抗战的勇气。我的意思是：今天我们青年人和鲁迅相遇，不是说要取法某种文学技巧、接续某种文学传统，而是置身当下的生活感受，逼使我们摸索到了鲁迅这一份经典的资源。 黄：“80后”作家所身处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在推动他们重构自身的写作资源。现代人情绪上的无根与迷幻，内心的漂泊与孤独体验，已经变成一种跨国性的元叙事。民族国家的区隔已经渐渐失效，让位于阶级的、地域的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习得上的区隔，比如，一位上海青年作家可能更容易理解一位东京青年作家，与西北的青年作家交流起来，反而会有更多障碍。宇文所安在《他山的石头记》中举过一个形象的例子，对于传统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一个韩国或日本或越南的知识分子，甚至一个博学的犹太人，都可能比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中国农民或商人与他们更好地分享传统文学。” 同时，我们的青年作家也要警惕将生活感受完全普世化，忽视了“中国特色”的影响。我个人看法，“80后”青年的孤独与迷茫之感，一方面是作为“现代人”的后果，一方面是作为“中国人”的后果。二者的辩证博弈，才能完整地诠释什么是现代中国，什么是现代中国的文学。形象地说，卡夫卡的文学与鲁迅的文学，对我们同样重要。 专业主义？ 黄：对于“80后”文学另外一个维度的批评是专业主义。这种批评主要针对“80后”批评家，也针对一部分传统文学体制中的“80后”作家。这种观点的持有者，往往强调一个道德化的现实主义立场与宗教式的知识分子精神，可谓近年来对于“纯文学”反思的一部分。 就“80后”这代人的文学批评而言，确乎是比较学院化的，但学院化并不等于脱离现实。指责“80后”批评家专业主义，其前提是一种朴素的反理论的态度，觉得文学理论尤其是学院派普遍侧重的西方文论不过是空对空的概念游戏，坦率讲这完全是缺乏文学理论训练的误读。我觉得比较客观的说法是，文学批评领域确实存在着大量对于西方文论的生硬复制，很多时候确实流于空泛的文字游戏，但这不能推论出西方文论本身就是空洞无物的，以及学院派批评都是封闭的知识循环。成熟的西方文论，必然是深切地回应了理论大家创制时所面对的重大文学问题，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具体的历史语境，提供了普遍性的思考与解读的范式。换句话讲，一流的学院派批评一定是从彼时彼地的现实出发的，专业的解读范式，是为了更深地抓牢现实，切入现实，以及最终穿透现实。相反，前理论的印象式批评，确实不那么专业主义，然而不专业，往往流于对于现实的模式化梳理与教条化感慨。故而，今后与其再讨论“80后”批评家是否专业主义，不如具体讨论其理论工具运用得是否准确合理，其理论分析是否有效地展开了文本的内在脉络，是否深入地呈现了文本的历史语境。 同样，对“80后”作家而言，和先锋文学的父辈作家相比，他们的作品反而有更多的现实主义的特征，有的时候我这个尊崇现实主义的研究者，甚至觉得太现实主义了，“故事”--带着情绪或愤怒的故事--压倒了“文学”。指责他们专业主义，我估计是完全没读过作品，只是凭借先入为主的印象，揣测他们不过是纯文学作家的徒子徒孙。 金：如何通过更加有效的叙事来重建与复杂现实的联系？在这一点上，反思“纯文学”是有启发性的。但是在我这样一个以20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为文学启蒙资源的读者来说，反思“纯文学”的过程中其实有不少“泼水同时倒掉孩子”的问题。当时由“纯文学”这一概念所组织出来的各种文学思潮，如现代派、寻根文学、先锋小说等，极大程度地动摇了教条的文学观念，为其后的文学实践开辟了空间。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思潮在对抗某一种政治话语及其附属的写作方式时，往往隐匿了自身携带的意识形态特性，并将其抽象化在“文学性”“纯文学”“向内转”“返回自身”之类的表述中；但是，当时对“形式”的追求“本身就蕴含着对现实的评价和批判”。在反思“纯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窘境时，如果连带着将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主流视作脱离现实、拒绝进入公共领域的文学，则是误解。 在上述“反思”的语境中，“80后”写作往往被视作个人化、拒绝对时代发言的代表。其实在这个时代里，无论再怎么沉湎于“个人生活”，只要作家认真地生活，真诚地感受世界，那么其文字中总会折射出时代、环境的力量，以及与这力量相碰撞、发自心灵深处的欲望与感受。这些“碎片”中的心灵信息，暗藏着向现实社会提供的、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思想表达，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写作者承担时代责任的具体方式。 至于“学院化”，你之前的梳理已经表明，确实和我们这代人的出场方式有关，这样的痕迹是无法抹除的。问题在于，何种意义上的“学院化”？其实在我看来，我们还根本够不上真正的“学院派批评”，就像你说的通过专业的解读范式来“更深地抓牢现实，切入现实，以及最终穿透现实”，我们心向往之却还不能至。今天我们讨论“80后”文学，之所以要以驳论的方式展开，正是因为此前我们大多都是通过娱乐新闻、粉丝心态、流行观察等渠道去认识“80后”，由此积聚了大量似是而非的陈腐看法，正是因为“学院派批评”缺位或不受重视的缘故。我很佩服周作人的“十字街头的塔”，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里，既要“眼观六路”，也要“静得下心”。如何认真读书、提高理论素养，如何借助媒体、网络等便捷多元的传播渠道表达自己的声音，将学术研究成果转换成社会的精神能量，这几者间如何营造理想、健康的互动--这才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无历史感？或“反讽”的美学 黄：和前面的几种说法相比，我觉得对于“80后”文学缺乏历史感的指责，倒是一个能够打开问题视域的批评，隐含着真正有力量的交锋。李陀先生在《“新小资”和文化领导权的转移》一文中，勾勒“小资”的历史谱系，指出当今的文化领导权控制在小资一代手中，“小资文化”外在的追求是中产阶级想象，骨子里则是虚无主义。随即杨庆祥发表《80后，怎么办》一文，将李陀对于小资的讨论，落实到对于“80后”与“80后”文学的具体分析之中。杨庆祥认为：“如果非要为‘80后'的阶级属性作一个界定，似乎再没有比‘小资产阶级'更合适的了。”而“80后”的小资产阶级之梦不过是全球化资本秩序加之于我们的一种规划和想象。在这种资本秩序的迷梦中，“80后”一代无法找到历史与个体生活之间真实有效的关联点，不能在个人生活中建构起有效的历史维度，这导致了一种普遍的历史虚无主义，以及“搞笑”“油滑”的艺术特征，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和语气来嘲讽和戏谑。 李陀与杨庆祥的讲法，很大程度上契合我的生活实感，这种虚无的美学看起来像是“搞笑”或“油滑”，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反讽”。但我不同意对于这种生活实感的理论收纳，“80后”一代的历史性，不是“搞笑”“油滑”这种印象式的描述可以架空的。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当杨庆祥用“局外人”来描述“80后”时，他背后隐隐可见的分析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而我用“局外人”来描述“80后”时，想到的是加缪的《局外人》，以及存在主义先驱克尔凯郭尔的《论反讽概念》。“80后”一代有深刻的历史性，只是这种历史性只有从妥帖“80后”的理论框架中才可以发现。 金：“小资产阶级”这样的词，背后粘附着太多的概念层累与操作痕迹。在没有对概念演变与出场语境作细致梳理的前提下，我个人觉得使用这样的词语应该谨慎。将“80后”一代的立场诊断为“无历史感”，进而号召“重新回到历史现场”，显然是有自己鲜明的反拨对象的。问题是，对这些“对象”是否有充分的把握，尤其是如何把握这些“对象”在彼时语境中的意义？到底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时刻，“反讽者”登场，虚无主义重临，“地下室人”被召回？是什么样的历史动能，让喊着“世界，我不相信”的一代从历史和共同体中“回收自我”（借庆祥的用语）？如果今天“80后”的立场是“重回历史”，那么：首先，我们如何看待此前那代青年人“出走”的姿态？他们在刘索拉、王朔、王小波、朱文、卫慧等人笔下不绝如缕地出现，他们心怀质疑，在主流价值观边缘上徘徊，对于这些“问题青年”所呈现的意义，今天可以一笔勾销？是因为他们打开了潘多拉魔盒，选择了错误的姿态，以致我们今天要承担这笔历史性的“债务”？我们今天要重回的“历史”，就是他们曾经试图告别的“历史”吗（是一个东西吗）？其次， 我们如何看待今天的现实？到底是“80后”拒绝进入世界，还是世界拒绝、闭合了“80后”的进入？ 黄：这就是我所谓的“参与性危机”，我们无法有效地参与到自身的生活之中。“参与性危机”视野下个体与共同体的疏离，是“80后”一代热衷于“反讽”的现实根源。克尔凯郭尔认为反讽是与“虚无”的游戏。很容易指责这种状态犬儒，但我对这种状态抱有历史的同情。虚无与小资是两回事。我反对虚无走向小资，但我理解虚无走向反讽。 与之对应，对于“80后”无历史感的批评，其对历史感有隐含的限定，是指向阶级反抗的历史感，大致是一种“左翼文学”视野下的认识装置。不符合这套定义的历史感就不是历史感。坦率地讲，反讽就是我们并不陌生的一套历史大叙事崩溃后的产物，不检讨往昔“左翼”所限定的历史感的经验教训，而在外部空间中--地缘政治与全球资本秩序--审视内在于中国当代史的“80后”一代的历史感，无法真切地进入“反讽”的脉络内部来讨论。在这个意义上，这个虚无的“小资”可以追溯到“文革”期间的地下文学《波动》，并不是偶然的。比如，王朔反讽的顽主们，就是虚无的小资的前身，而王朔恰恰是反中产阶级文化的。当然，我同意李陀与杨庆祥的地方在于，尽管虚无并不必然是中产阶级想象的结果，并不必然由资本秩序所催生，但是虚无却可以被资本秩序所收编，转化为对于微小的、具体的、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把握的小物质与小情感的执迷。 金：看过李敬泽、李洱、邱华栋等几位前辈在20世纪90年代推出的一本对话录，对话围绕的主题是他们这代“60后”人的文学。我发现，当年他们努力辨析的几个关键词，比如“个人化写作”，比如“日常生活”，在今天来看，不但已经成为描述那代人美学经验的标识，而且进入了文学史成为“文学史概念”。文学史经验告诉我们：所谓“一代人有一代人之文学”的指认，往往都是通过一两个精简而有效的关键词来“落实”的。也许是因为创作所呈现的美学面貌的模糊，也许是因为评论的阐释力不够，讨论“80后”，我就觉得很难提炼出前人那样的关键词。不过你所说的“反讽”倒是很具启发性。 就好比“五四文学”“知青文学”只是泛指某一时代、代际的文学，而“问题小说”“伤痕文学”就大致关联着某一时代文学中较为主流的美学风貌；同样，“80后文学”只是某种“自然史”的命名，暂时还看不出自觉的美学反应。所以我很关注你近年来关于“反讽”的系列研究。文学提供的是一种美学中介，我们更关注的，当是青年文学对当下时代的一种独特的反应。这种“更上一层”的关切，“反讽”这一议题能够带出来，这里面有“形式的能动性”。当然，“80后”的美学特征并不就是“反讽”所能涵盖的，我们今天探究什么是“80后”文学，只是打开讨论的空间，其中自然不乏构造的痕迹，我们期待“80后”的文学创作能够摇曳多姿，甚至期待这一创作未来的丰富性能够校正、超越我们今天的理论探讨。 延伸阅读： 金理：1981年生于上海，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现任教于复旦大学中文系，青年学者、批评家，研究方向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文艺理论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20余篇，另在《文汇读书周报》、《南方都市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书评60余篇，主要著作有《历史中诞生--一九八〇年代以来中国当代小说中的青年构形》《同时代的见证》《从兰社到〈现代〉》等。 黄平：1981年生于辽宁，200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讲师，兼任《现代中文学刊》责任编辑，”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提名评委。主要著作有《贾平凹小说论稿》《文学史的多重面孔：八十年代文学事件再讨论》(合著，论文集)等，在《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曾获《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度优秀论文奖。

在《文艺研究》、《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等杂志发表文章400余篇，300多万字。曾获得首届齐鲁文学奖，第一、二届刘勰文艺评论奖，《当代作家评论》奖，《南方文坛》优秀论文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优秀成果奖，2007年中国文联理论评论奖等。2007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在《人民文学》和《南方文坛》主办的第六届中国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上，被评为“2007年度青年批评家”。 个人主要著作有：《世纪末夜晚的手写》（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出版）、《碎时光》（黄河出版社2003年出版）、《爱与痛惜》（“e批评丛书”第一辑，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出版）、《活文学之魅》（吉林出版集团2009年）主编有大型丛书《新活力作家文丛》（三辑，16本），与孔范今、雷达、吴义勤共同担任总主编《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甲、乙两种共18卷24册）。

《评玛拉和丹恩历险记》载《中国儿童文学》（秋季号）2011年《成长”真谛的追寻与诠释——常新港长篇小说侧论》载《文艺评论》，2011年第9期《2000-2010中国儿童文学现象考察》载《东岳论丛》2011第9期《论20世纪90年代中国散文精神守望的得失》载《文艺评论》2011年第5期《生命意识书写的新向度——熊育群散文论》载《文艺争鸣》2010年第4期（上半月）《中国成长小说研究现状考察》，载《理论与创作》2010年第3期《不仅仅是“信件”：评秦文君书信体散文集<你好，小读者>》载《中国儿童文学》2010年秋季号《战争话语中的儿童本位叙事和悲情想象》载《中国儿童文学》2010年春季号《当代散文的突围策略：建构系统的“散文诗学”》载《天津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9年第10期《处于成长之中的中国“成长小说”》载《南方文坛》2009年第7期，《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2009年第10期转载《抗战语境中中国作家主体人格新解：由重庆抗战文学的“凋零”论说起》载《红岩》2009年第2期《当代散文的困境探微》载《当代文坛》2008年第6期《底层叙事与乡土之“痛”：王方晨小说创作侧论》《时代文学》2008年第3期《作为“女性”散文作家的“思辨”：筱敏、陈染、迟子建散文创作述评 》载《济宁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纵横于文坛经纬之间的“雷达”》载《新学术》2008年第2期《试论藏戏<文成公主>与元杂剧<汉宫秋>异质的文化心态》载《民族文学研究》2008年第1期《2006年中国儿童小说创作观察》载《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1期《成长的背叛、救赎及其他：论〈追风筝的人〉对“成长”的深度书写》载《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5期《关于村庄的非诗情画意的“诗意”写作姿态及其他：刘亮程散文论》载《中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4期《千秋万代雄才赋:评李元洛的文化散文<汨罗江之祭>》载《名作欣赏》2007年第13期《历史寓言书写及对德国成长小说宏大叙事传统的超越:评〈朗读者〉》载《外国文学》2007年第5期《行走在“评论”与“创作”之间——李元洛、雷达、阎纲等评论家的散文创作述评》载《济宁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重塑散文的文学品质》载《花城》2007年第2期《回归“成人式”及其他：“成长小说”初探》载《艺术广角》2007年第2期《21世纪初中国儿童文学中的小说创作浅析》载《中国儿童文学》2007年第2期《李元洛散文创作浅论》载《理论与创作》载2006年第5期《诗意和纯美的另一种书写——关于曹文轩“少年小说”中的“成长之性”》载 《中国儿童文学》2006年第3期《从王刚的《英格力士》管窥“无性时代”的“性成长”景观》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6年第2期《2004年中国儿童文学中的“小说创作”述评》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文学创作述评》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在颠覆中承接:儿童文学“教化功能”刍议》载《艺术广角》2005年第3期《在隐忍与坚守中自助成长——评<绿纱巾>》载《儿童文学》2005年第1期《成长不仅仅是一种仪式》载 《中华读书报》2004年7月21日《知识决定分子》载《中国图书商报》2004年6月4日《当下散文创作亮点评谭》载《文艺评论》2004年第2期《儿童文学理论话语的彰显》载《中华读书报》2001年5月9日《新艺术散文的守望者：刘烨园的散文文体自觉》载《中国少儿出版》2001年第3期《面对传媒，坚守自我：媒体时代的散文小议》载《散文选刊》2001年第1期《流淌与笔尖的不羁的乡愁：读席慕蓉的<长城谣>》载《语文快餐》2000年7-8期《生命匆匆，岁月何在：读朱自清的<匆匆>》载《语文快餐》2000年1-2期《散点透视“读不懂”：“后新诗潮侧论” 》载《艺术广角》1999年第1期《徜徉于故园的追寻——读叶梦散文集〈遍地巫风〉》载《书屋》1999年第1期《“新写实”:“转型”真空地带的“缝缀者”》载《艺术广角》1998年第5期《洗涤思想 裸视灵魂——周涛散文刍议》载《当代文坛》1998年第1期《1995—1996散文研究综述》载《中国文学年鉴》（1995-1996）

南方文坛期刊分析论文查询网站官网

夏衍，本名沈乃熙，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艺评论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之壹。此书分生平与创作自述，生平与创作的评论，生平年表、著译系年和评论资料目录索引等叁部分，全面收集了关于夏衍的研究资料。目录夏衍传略（会林 绍武）生平与创作自述 走过来的道路（夏衍） 旧家的火葬（夏衍） 当“伍肆”浪潮冲到浙江的时候（夏衍） 我的文艺生活（夏衍） 忆阿英同志（夏衍） 难忘的壹玖叁○年（夏衍）——艺术剧社与剧联成立前后 “左联”成立前后（夏衍） 从事左翼电影工作的壹些回忆（夏衍） 记者生涯的回忆（壹）（夏衍）——记《救亡日报》 记者生涯的回忆（贰）（夏衍）——记香港《华商报》 《母亲》在中国的命运（夏衍）——纪念革命大文豪高尔基柒拾扒岁诞辰 谈自己（夏衍） 《小市民》后记（夏衍） 历史与讽喻（夏衍）——给演出者的壹封私信 《赛金花》余谈（夏衍） 《秋瑾》再版代序（夏衍） 秋瑾不朽（夏衍） 《上海屋檐下》自序（夏衍） 《上海屋檐下》后记（夏衍） 谈《上海屋檐下》的创作（夏衍） 关于《壹年间》（夏衍） 《心防》后记（夏衍） 别桂林（夏衍）——《愁城记》代序 忆江南（夏衍） 老鼠·虱子和历史（夏衍）——《法西斯细菌》代跋之 胭脂·油画与习作（夏衍）——《法西斯细菌》代跋之贰 公式·符咒与“批评”（夏衍）——《法西斯细菌》代跋之叁 关于《法西斯细菌》（夏衍） 改编《复活》后记（夏衍） 《戏剧春秋》后记（夏衍） 记《离离草》（夏衍） 《芳草天涯》前记（夏衍） 《考验》后记（夏衍） 《夏衍选集》代序（夏衍） 《两个伊凡的吵架》小记（夏衍） 《夜店》回忆（夏衍） 关于《女儿经》的作者（夏衍） 杂谈改编（夏衍） 谈《林家铺子》的改编（夏衍） 给谢添同志的壹封信（夏衍） 《包身工》余话（夏衍） 回忆与感想（夏衍） 《边鼓集》后记（夏衍） 《劫余随笔》前记（夏衍） 《蜗楼随笔》后记（夏衍） 《杂文与政论》后记（夏衍） 《夏衍杂文随笔集》后记（夏衍）生平年表与著译系年 夏衍生平年表（初稿）（壹玖零零-）（会林 绍武） 夏衍著译系年（壹玖壹玖-壹玖扒壹年）（陈坚） 夏衍笔名壹览（编者）生平与创作的评论 记夏衍（徐明） 作家和战士（吴祖光）——记夏衍同志 革命的作家和战士——夏衍同志（吴祖光） 凌云健笔意纵横（廖沫沙）——《夏衍杂文随笔集》代序 回忆片断（金山） 夏衍（梁梦廻） 夏衍剧作论（周钢鸣） 读《夏衍剧作选》（王瑶） 左联时期的戏剧（节录）（陈瘦竹） 《赛金花》座谈会 《赛金花》剧本的写实性（周煦良） 我看过《赛金花》（吴仞之） 关于《赛金花》公案的壹个故实（柯灵） “玉碎”颂 从《秋瑾传》说到《赛金花》（柯灵） 评《自由魂》（《光明》读者会） 《上海屋檐下》（刘西渭） 论《上海屋檐下》（李健吾）——与友人书 关于话剧《上海屋檐下》（金山）——致观众的短笺 廿年旧梦话“重逢”（唐弢）——再度看《上海屋檐下》的演出 想起了拾柒年前的《上海屋檐下》（江水曙） 看《上海屋檐下》的壹点体会（袁水拍） 序《愁城记》（田汉） 重读《心防》与《法西斯细菌》（李健吾） 《法西斯细菌》剧本和演出（刘念渠） 《法西斯细菌》今天演出的意义（朱端钧） 为什么上演《法西斯细菌》（张庚） 导演《法西斯细菌》自问录记（洪深 张逸生） 看《法西斯细菌》的几点体会（金丁） 我们为什么介绍《法西斯细菌》（[日本]实藤惠秀） 《戏剧春秋》壹解（宋之的） 评《复活》（汪淙） 看《离离草》后（酒泉） 看《离离草》（李广田） 伍个战时剧本（节录）（乐少文） 评《芳草天涯》（何其芳） 《考验》导演手记之壹（佐临） 读《考验》（凤子） 评《考验》（赵寻） 《中国现代文学史》关于夏衍剧作的节录（唐锼严家炎主编） 《中国新文学史稿》关于夏衍剧作的节录（王瑶） 《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关于夏衍剧作的节录（刘绶松） 《中国新文学史》关于夏衍剧作的节录（[香港]司马长风） 《中国新文学史》关于夏衍剧作的节录（[台湾]周锦） 新的良好的收获（苏凤） 《狂流》的评价（席耐芳） 看了《春蚕》影片之后（穆木天） 谈《祝福》的改编（白景晟） 《祝福》学习札记（章抒） 于朴素中见深刻（梅阡）——影片《林家铺子》观后 《革命家庭》的风格及其他（陈白尘） 湘水龙华壹脉通（袁鹰）——看影片《革命家庭》以后的感想 写剧本的壹把钥匙（欧阳予倩） 《包身工》分析（荃麟葛琴） 漫谈《包身工》（魏金枝） 夏衍的《包身工》（邵伯周） 夏衍的杂文集（瞿光熙） 民主、科学、人道主义（连宜）——读夏衍著《长途》 忆《华商报》的《热风》和《茶亭》壹玖肆柒．壹壹壹壹玖肆玖．伍（顾家熙） 沈端先的翻译（[日本]阿部幸夫） 夏衍评论资料目录索引（陈坚） 后记

回答 您好，我这边正在为您查询，请稍等片刻，我这边马上回复您~ 　您好，很高兴为您解答，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为徐怀中颁奖徐怀中获奖感言：这次评奖才得知，茅盾文学奖的字数下限定为13万。有惊无险，我的这本《牵风记》正好是13万字。也就是说，如果我再删去千儿八百，就凑不够字数，只能退出参评了。薄薄一本小书，无可夸口。我们刚刚欢度了新中国70年大庆，如果与国家建设发展相联系，与个人的文学写作历程相联系，也还真的可以引出许多话题，回眸之下，不胜感慨。人们思想十分单纯，丝毫不计个人得失，踊跃奔赴最艰苦的边疆一线，参加各项建设。我当时20岁出头，深入进藏部队，创作了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等。艺术上并无太多斟酌，却满腔热情，见证了那个百废待兴、蒸蒸日上的黄金年代。至1979年，我已年过半百，正值改革开放大潮涌动，为文学实践注入了新的活力，我头脑中有形无形的种种思想禁锢被冲刷干净。我借小说《西线轶事》做了一点新的探索与开掘，为回应思想解放运动，交出了自己的一份答卷。2014年，经过一个寂寞而又漫长的创作准备阶段，我着手打磨长篇《牵风记》。赶上改革开放新时代到来，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一艘巨轮，正顺风顺水全速前进，作为离退下来的耄耋老人，同样深受鼓舞与激励。我身心愉悦、精神抖擞，完全放开了手脚，竭力做最后一搏。一本夕阳之作终于让我给对付下来了，倒也痛快淋漓。吐噜一下，一梭子弹尽数打了出去。继续射击，要更换备用弹夹，留给我的时间有限，怕是来不及了。或许日后可以再拾起短篇来，以延续《牵风记》的未尽之意。此时此刻，我不能不向《人民文学》杂志社、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及责任编辑表达我衷心的谢意。两个编辑部义无反顾，迅速推出了这部作品。感谢相识或不相识的读者，乐意接受我的这一份迟到的献礼。当然，少不了也还要感谢我的老妻于增湘，家庭是我坚固的大后方，没有后方总动员的全力支援，这一场战役我打不下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阎晶明代表评委会宣读梁晓声授奖词：在《人世间》中，梁晓声讲述了一代人在伟大历史进程中的奋斗、成长和相濡以沫的温情，塑造了有情有义、坚韧担当、善良正直的中国人形象群体，具有时代的、生活的和心灵的史诗品质。他坚持和光大现实主义传统，重申理想主义价值，气象正大而情感深沉，显示了审美与历史的统一、艺术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工具，比较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表现作家心灵世界的艺术，包括诗歌、散文、小说、剧本、寓言、童话等体裁，是文学的重要表现形式，以不同的形式即体裁，表现内心情感，再现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 希望以上回答对您有所帮助~ 如果您对我的回答满意的话，麻烦给个赞哦~ [大红花] 更多3条 

题名与责任 夏衍研究资料 [专著] / 会林，陈坚，绍武编 出版项 北京 :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0 载体形态项 652页 ; 23cm 语言 chi 一般附注 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总纂 现代卷 18 内容提要 本书分生平与创作自述，生平与创作的评论，生平年表、著译系年和评论资料目录索引等三部分，全面收集了关于夏衍的研究资料。 题名与责任 夏衍 [专著] / 陈坚，陈抗著 出版项 北京 : 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9 载体形态项 254页 ; 20cm 丛编项 名家简传书系 第三辑 题名与责任 夏衍与读书 [专著] / 周敬山[著] 出版项 济南 : 明天出版社， 1997 载体形态项 183页 : 照片 ; 20cm 丛编项 中国文化名人与读书 题名与责任 夏衍剧作艺术论 [专著] / 周斌著 出版项 上海 : 学林出版社， 1997 载体形态项 257页 ; 20cm 语言 chi 一般附注 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题名与责任 夏衍访谈录 [专著] / 李文斌著 出版项 北京 : 中国电影出版社， 8 载体形态项 103页 : 彩照 ; 20cm 语言 chi 内容提要 本书收集了近年来夏衍同志观看影片的意见，其中包括:对影片创作者的具体评析，关于新时期电影创作和电影界体制改革的意见和主张等。 题名与责任 夏衍研究专集 [专著] / 巫岭芬编 出版项 杭州 : 浙江文艺出版社， 12 载体形态项 2册(1352页) : 照片 ; 20厘米 丛编项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 题名与责任 夏衍戏剧创作论 [专著] / 王文英著 出版项 上海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7 载体形态项 311页 ; 20cm 这些东西是国家图书馆找来的，只摘抄了部分专著，研究生及博士生论文均未收入，一般图书馆也不一定找得到。研究夏衍的的确很少。本人正在考现当代文学研究生，希望这些东西能帮到你

夏衍（1900-1995），原名沈乃熙，字端先，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中国著名文学、电影、戏剧作家，文艺评论家、文学艺术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祖籍河南开封，1900年10月30日生于浙江省余杭县（今浙江杭州）彭埠镇严家弄，1995年2月6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5岁。 《野草》是夏衍早期的一篇很有名的散文。夏衍是现代剧作家、革命戏剧和电影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野草》中，作者通过对种子、野草和生命力的歌颂和肯定，表达了他对黑暗现实重压的蔑视，对民众力量的信赖。本文揭示了一个真理：民众(野草)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夏衍这篇杂文，写于抗日战争中期，中心意思是鼓舞人民坚定抗战胜利信心， 用的是象征手法。 用野草象征顽强的生命力，不只夏衍始，白居易有“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鲁迅有《野草·题辞》的名篇。夏 衍的新贡献，是在于将野草这一象征形象，表现得更加完整，赋予它的象征意义更加广泛，刻画出了新的艺术意境。首先，作者用强烈的对比，表现了野草不为人所注意，而实际上是巨大无 比的力量。一方面是任何机械力都不能将其完整地分开的致密而坚固的头盖骨，一方面是普普通通的种子；一方面是横压其上、密布其旁的巨石，一方面是看似柔弱的小草：彼此争斗的结果却是种子和野草的胜利，骨骼被切分，巨石被掀翻。对于骨骼与巨石这些庞然大物，野草是一种“可怕的力量”。这是作者要告诉我们的第一点。其次，作者分析了野草的力量之所以如此之大，是 在于它的“韧性”。它是一种不断生长着、扩大着的生命力，它不求速胜，而 能“长期抗战”，不达目的，决不终止，这样，它就使一切强大之敌显得脆弱 而渺小了。再次，作者又分析了野草所具有的乐观主义＝精神。生长的条件无 论怎样恶劣，它也不会悲观和叹气；它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斗争性，它为经受磨 练而更加意气风发；它对自己的前途充满自信。野草的力量是一种强大的、韧 性的、乐观的、有前途的力量。这人格化了的野草，绝妙地、完整地、贴切地 象征了正在坚持“长期抗战”的我们的伟大中华民族，和神圣的民族战争的光 明前途。在借用野草歌颂民族精神的同时，杂文又借那种见不得风雨、需要特 殊抚植、苟安于玻璃棚中的“盆花”，对国民党政府在抗战中所表现出来的依 赖性、软弱性、妥协性，也作了形象的揭露和尖锐的讽刺。 为与朴素的野草形象相吻合，杂文取朴素的文风，不事雕刻，力避华美。 开头貌似闲谈，意在反衬，自然地引起下文，最后以“哄笑”盆花嘎然结束， 起的自然，收的利落。 这篇散文最突出的特点，是寓意深刻，哲理性强。作者描写的是自然界的生物现象，但影射和隐喻的却是社会生活现象。作者与当时许多革命文艺家一样，他作的不是风花雪月式的“闲文”，而是革命文学。他如此强调野草的力量，把那些被人们踩在脚下的野草之力说成“世界无比”，其用意就在于唤起民众，使其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进而行动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文中的哲理性，是通过作者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详细观察，通过对新奇、具体而又相当典型的自然现象的描绘展示出来的。比如，种子的生长之力能够分开机械力难以分开的头盖骨这个例子，就是一般人不易具备的知识，因而显得新颖奇特，也很典型。同时，为了避免以偏概全，作者紧接着又列举了一系列尽人皆知的普通事例来进一步说明之。而用普通事例来说明问题又容易失于平庸和索然寡味，于是作者便对这些普通事例进行了深入的开掘，提炼出微言大义的哲理来。 “为着向往阳光，为着达成它的生之意志，不管上面的石块如何重，石块与石块之间如何狭，它必定要曲曲折折地，但是顽强不屈地透到地面上来，它的根往土壤钻，它的芽望地面挺，这是一种不可抗的力，阻止它的石块，结果也被它掀翻……”作者从一粒种子的生长过程中发现了不可抗拒的力量，这就提炼升华出一种哲理性很强的思想。 这篇散文的立意，是通过层层点染，逐步深化的，到了最后，画龙点睛，妙语惊人。 作者目的在于启迪人们的思考，因而没有在抒情方面下功夫，主要是借助于形象展示一种哲理。采取的是夹叙夹议的手法。开始，提出问题：“世界上什么东西的气力最大?”接着破题而入，用特殊和一般的例子，来回答这个问题，说明世上小草和种子的力量最大。最后，指出小草所以有力量就在于它具有两个突出特点： 一是它以生命作为力量的源泉，它坚忍不拔，能屈能伸，“长期抗战”，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二是把一切困难、挫折都视为对自己的锻炼，决不悲观叹气。如果我们通过“长期抗战”等字样，把野草的生命之力与当时政治背景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就不难看出，作者何以要呼唤野草和生命之力了。 由于散文的立意是逐步点染加深的，读起来很有层次，既不平直浅露，和盘托出，使作者的主旨成为枯燥无味的空洞说教，又没有把作者的思想倾向完全隐藏起来，读起来朦胧隐晦，艰深难测，不可捕捉。野草原文 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人问：世界上什么东西的气力最大？回答纷纭的很，有的说“象”，有的说“狮”，有人开玩笑似的说：是“金刚”。金刚有多少气力，当然大家全不知道。 结果，这一切答案完全不对，世界上气力最大的，是植物的种子。一粒种子所可以所显现出来的力，简直是 超越—切。 这儿又是一个故事。 人的头盖骨，结合得非常致密与坚固，生理学家和解剖学者用尽了一切的方法，要把它完整地分出来，都没有这种力气。后来忽然有人发明了一个方法，就是把一些植物的种子放在要剖析的头盖骨里，给它以温度与湿度，使它发芽。一发芽，这些种子便以可怕的力量，将一切机械力所不能分开的骨骼，完整地分开了，植物种子力量之大，如此如此。 这，也许特殊了一点，常人不容易理解。那么，你看见过笋的成长吗？你看见过被压在瓦砾和石块下面的一颗小草的生成吗？它为着向往阳光，为着达成它的生之意志，不管上面的石块如何重，石块与石块之间如何狭，它必定要曲曲折折地，但是顽强不屈地透到地面上来。它的根往土壤里钻，它的芽往地面上挺，这是一种不可抗的力，阻止它的石块，结果也被它掀翻。一粒种子的力量的大，如此如此。 没有一个人将小草叫做“大力士”，但是它的力量之大，的确是世界无比。这种力，是一般人看不见的生命力，只要生命存在，这种力就要显现，上面的石块，丝毫不足以阻挡，因为它是一种“长期抗战”的力，有弹性，能屈能伸的力，有韧性，不达目的不止的力。 这种不落在肥土而落在瓦砾中，有生命力的种子决不会悲观和叹气，因为有了阻力才有磨炼。生命开始的一瞬间就带了斗争来的草，才是坚韧的草，也只有这种草，才可为傲然地对那些玻璃棚中养育着的盆花哄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