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与文学的关系议论文作文高中生题目

时代与文学的关系议论文题目高中生作文

文学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 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不是一个简单的双边关系，而是一个复杂的多边关系，它包括了从生活到作家、从作家到文学文本。从文学文本到读者，再由读者进行反馈的双向过程。社会生活不可能直接产生文学，必须经过作家的中介，即由作家的创造才得以实现。在这里，作家也即创作主体是文学得以产生的中心环节。另一方面，作家创造出来的文学文本也只有通过读者的接受活动才得以成为审美对象，发挥其社会作用。 文学是作家对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正如毛泽东所说：文学“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这就不仅肯定了文学来源于社会生活，反映社会生活，同时又强调了创作主体即作家的主观能动性在反映生活过程中的重大作用。现实一经作为文学的反映对象，它就不再是独立于创作主体之外的纯粹客体，而是在创作过程中不断地被主体所观照，所摄取，所发现，所加工和改造，从自然形态的东西变为观念形态的东西，处处打上主体的印记。文艺创作是一种主、客体融为一体的意义创造，作家笔下的现实决不仅仅是对生活现实的“复制”，而是体现了作家创作个性和审美态度的“第二自然”。如歌德说的艺术妙肖自然，而非摹仿自然，服从自然。又超越自然。以往的再现说基本上属于直观反映论，把作家的作用仅仅看成摹仿或镜子式的反映，把艺术看成是与现实同质的东西。而能动的反映论在肯定生活是创作源泉的前提下，强调创作是一项复杂的精神劳动，在这过程中，主体拥抱生活，人的本质力量得到对象化，创造出既源于生活，又与生活异质的审美容体。黑格尔曾经指出：“艺术作品中形成内容核心的毕竟不是这些题材本身。而是艺术家主体方面的构思和创作加工所灌注的生气和灵魂，是反映在作品里的艺术家的心灵，这个心灵所提供的不仅是外在事物的复写．而是它自己和它的内心生活。”丁黑格尔认为“绘画的基本原则在于内在的主体性。”至于文学．它用的则是更为观念性的语言符号作为媒介，用语言来造型、叙述和抒发感情．这样．无论在其内容上和表现方式上，都为主体性原则所深深地侵人。 一定社会的精神生产是以这个社会的物质生产为基础的，文学的发生、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并与物质经济生产的发展基本相适应。 在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个部分中，文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宗教等都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部分。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文学，是受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制约，或说由经济基础决定的。 经济基础对文学的制约与决定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着文学的性质。这是说，一个社 会的经济基础是什么性质，那么，在这个社会基础上产生的文 学，就其总体而言，也将具有这种性质。不过，通常经济基础的 性质对文学性质的决定，要通过政治等意识形态的传递。因此， 这种决定作用，一般是间接的。其二，经济基础的演变制约着文 学的演变。这是说，文学不仅是适应着经济基础的要求而产生 的，而且要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而改变的。不过，促进文学变化 与发展的因素有多种，经济基础是这多种因素中最根本的一种。 通过经济基础的变化对文学变化的制约，要通过多种中介因素的转换。然而，不管怎么说，文学的性质、变化与发展，归根结蒂 是要受经济基础的决定和制约的。 从文学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上看，它们之间存在着双向的、交互作用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文学是在经济基础之上形成和发展起 来的，它要受经济基础的制约和决定；另一方面文学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并具有相对独立性。 文学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大致上可以概括为三种情况：或者促进经济基础的巩固与发展；或者对经济基础起作用；或者在破坏旧的经济基础的同时又促进新的经立和发展。 文学的相对独立性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文学的变更通常并不和经济基础的变更同时发生。就是说，当经济基础发生变更时，旧经济基础之上的文学往往不会立即消亡，而会延续一个时期，通常要借助新的经济基础之上形成的新文学与之竞争，才能促使或加速它的消亡过程。而且即便旧文学从总体上退出历史舞台了，某些旧形式还会在新的经济基础上发挥着作用。其次，文学的发展有着自身的历史继承性。每一时代的文学，虽然都是适应着一定的社会发展或经济基础的需要而产生的，但它一经产生，就会成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材料，凝聚着一定的文学惯例和传统，从而影响着后代文学的发展。就是说，旧时代文学中富有思想和艺术价值的优秀作品仍然会在新的社会条件里流传下来，成为欣赏的对象和创新的前提。文学的发展除了受社会生活的制约外，还受它自身内部规律的规约，即在继承中革新。在延续中发展。再次，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之间还存在着不平衡现象。这种现象表现为如下两种情况：其一，从艺术形式来看，某种艺术形式的巨大成就，只可能出现在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上，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这种艺术形式反而会停滞或衰落。其二，从整个艺术领域来看，文学的高度发展有时不是出现在经济繁荣时期，而是出现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时期。 总括起来说，从文学艺术总的发展趋势、总的历史进程看，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是相平衡的，经济因素是制约文学发展的根本因素。但在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里，两者之间既有平衡的一面，又有不平衡的一面，因为文学的发展还要受到上层建筑其他因素的影响与文学自身规律的规约。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比较接近，因而对经济的作用较大较直接。在上层建筑各领域中，政治是最活跃的因素，起着主导作用。因此，政治对文学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这种影响表现在：第一，政治影响着文学的性质和方向。经济基础的性质对文学性质的决定作用，通常要经过政治的中介作用。就是说，先是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政治的性质，再由政治的性质决定文学的性质。同时，政治还可以影响文学的方向。政治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势必会对文学的方向以有形或无形的影响，特别是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或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的政治，这种影响尤大。第二，政治影响着文学的内容与风格。文学虽不一定直接表现政治的内容，但政治会作为一种文化环境或社会气候影响文学关心什么、反映什么，并使文学形成反映政治形势与时代精神的总体风格特征。如初、盛唐文学，因其政治相对清明，往往表现出积极进取、博大乐观的风格；而中、晚唐时期，因社会动荡，政治昏暗，文学则多表现人民的不满与反抗的内容，其风格转向怨怒哀伤。第三，政治影响着文学的繁荣或发展。统治阶级的文化制度与政策，乃至统治阶级中权威人物的艺术趣味与爱好，都会这样那样地影响文学创作，对文学的繁荣与发展起着或促进或阻碍作用。当然，文学也对政治发生影响，但一般情况下这种影响是较为间接的，而且文学要通过特有的审美方式反映社会生活、表达思想感情，才能发挥这种影响。

一个时代的文学恰恰书写了这个时代的影子！

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区别，在于时代性每一代都是在不断的创新改进古代用文言，现代是白话文学早期也不过四书五经，这些具有实际教育意义或者对统治者有帮助的书而后漫漫发展比如汉的<上林赋>凤求凰等等，开始为拍皇上马屁，或者爱情的歌颂真正文学意义上的东西，我想还是唐宋明清唐诗，宋词，元曲，明清两代的小说这些才应该是我国古代文学对于现代人的说话，用词方面都有很深的影响当然神话的东西也属于这个范畴但是外国古代文学更倾向于神话，<但丁>的神曲，荷马史诗这些对后世的影响犹为重要，称为文艺复兴真正的影响，则是要知道文学，是一种精神的东西他的发展不向科学，可以无止境的向更快更好发展文学的任何一种题才都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而后需要的是另一种文学元素的新生与发展现代文学比如<哈利，波特>他描素的是一个魔法世界，而读者是以孩子为主他创意新颖，但是你可以看到那些古代文学如北欧神话中的影子所以再怎么样出奇的现代文学，也离不开沉淀了几百上千年古代文学的基础至少在语言的演变，等等，我们都是继承以发展的

时代与文学的关系议论文作文高中生题目

文学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一个时代的文学恰恰书写了这个时代的影子！

时代与文学的关系议论文作文题目高中生

学术，就想到了最能镇得住文坛的当属诺贝尔文学奖。最近在世界文坛上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当属莫言。作为出生于东北高密乡的农民的儿子，有着强烈的故乡情结，将自己的笔触都深深埋进了宁静而宽广的土地，几十年如一日，倾诉者他对故乡和文学的热爱与坚持，他的文学道路走得并不顺畅，但却是把最清晰的脚印，印在最泥泞的路上。很明显，他的成功不是靠百度关键词便能达到的？唯有对文学的热爱与坚持才使他走到了今天。　　有人对莫言的获奖有疑议，但余秋雨也曾经说过：“永远不要等待自己被理解，一开始便被理解的永远不是创新。”诚然，“百度学问”会使你免于遭受质疑的鞭笞，然而毫无创新与思想的学问又如何能引领一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呢？ 潜心为之。柴静曾说：“永远不要因为走得够远，而忘记了我们为什么出发”随着社会的越来越现代化，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他们最初做学问的缘由了。利益驱使，权位诱惑，太多太多的灯红酒绿使他内心逐渐被麻痹了，学问不可避免的成为了一个假头套，实则腐烂不堪。当年单纯的“知识改变命运”，如今又有多少人坚持着知识膏己，而非知识塞己。人们太看重效益了，认为如今早已经成就满满，便可以缓口气“百度”一下，却往往不肯静下心来，手捧一本书，靠在床头静静品味；亦或是执起笔来沐浴在阳光柔和的日午后写一篇哪怕是只有自己能看得懂的文章。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 　　一是中国传统中的“实践理性”仍被五四代表人物所继承这种“实践理性”也就是林毓生所说的“真实(reality）的超越性与内涵性具有有机的关连”， 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并不追求超越现象的本质真实，而是在现象中追求本质，在现实的人生中内涵着超越的意义，所以不关心身后之事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未知生，焉知死”的深刻含义二是五四精神中蕴涵着一种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入世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是直接上承儒家思想所呈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精神的，它与旧俄沙皇时代的读书人与国家权威与制度发生深切“疏离感”，因而产生的知识分子激进精神，以及与西　　方社会以“政教分离”为背景而发展出来的近代知识分子的风格，是有本质区别的 　　由此，我们可以说，五四是中国传统的批判者，却不是破坏者，他们是中国文化的生产者，却不是消费者从传统到现代，只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而已，说中国传统发展到五四造成断裂，这个结论是不成立的 阐述中国古代文化、文学与近现代文化、文学的连续性，决非意味着否认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中国传统的基本特征若用一句话概括，可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关系中心是和谐，两个基本关系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而追求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则是中国文化的主导方面前者是道家观念，后者是儒家观念两者的关系可以用人们通常所说的“儒道互补”来概括为什么儒道是互补的呢?这是因为人与人的社会伦理秩序是按照自然模式来建构的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说的是君臣关系要如父子关系，国家秩序要以血缘关系为参照为依托，父子的血缘关系说到底是一种自然关系违背这种关系，父不父子不子，也就会君不君臣不臣了，天下就会失去秩序而大乱中国文化的自足性在此，中国文化的封闭性也在此 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农耕文化，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人的心理结构中的自然欲求是有限的，是极容易得到满足的因此，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的形成，其实是建立在人的自然欲求有限性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人的自然欲求的有限性是建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关系的必要条件所以中国文化也一直以同化或限定人的自然欲求为指归同化方式是一种较理想的方式，如孔子的“仁学”，仁的结构模式就是要求“礼”(社会理性目的）与“欲”(人的感性欲望）建立一种和谐关系，使“欲”自愿接受“礼”、顺从“礼”，从而达到“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效果限定的方式则是一种不得意而为之的做法，它是通过限定感性欲望膨胀的方式来达到和谐目的的如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即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而这一点，也正是五四时期人们所不满意的和攻击的对象 中国近现代文化也可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关系中心是冲突，两个基本关系是中与西及古与今中西文化的冲突是近现代文化的基础，而古今之争则是这种文化的主导方面古今之争说到底是中西之争，两者可以看成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应该说中与西、古与今、新与旧、进步与落后、激进与保守等等的矛盾冲突贯穿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发展之始终古今之争不仅仅是今人对古人的反驳，而且也是持现代观念的今人与持传统立场的今人之间的争论这也不仅仅是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鲁迅、刘半农、钱玄同等人对以林纾为代表的守旧派的冲击，而且也还表现为同一个人自己内心不同观念的冲突，甚至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抗争，如梁启超近现代文化冲突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古代以限制或同化人的感性欲望为指归的封闭式模式被打破，人的个人创造性能量得到某种程度的释放，主体论哲学美学开始建立中国近现代文化就是在古与今、中与西的文化冲突中建立起来的，冲突的双方必然在同一个文化统一体内会互相牵制，从而使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并没有完全走向西方发展的道路关于这一点，前面已有说明，在此不再赘述 我们丝毫不承认发生在本世纪初的那场新文化运动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但是我们承认现代与传统的差异差异是否意味着断裂呢?显然不能这样讲皮亚杰在发生认识论中，用建构主义的观点具体说明了一个人不同的人生阶段所发生的在认知结构上的变化如果一个人从童年成长为成年，我们能因为这个人所发生的年龄上的变化而否认他成长的连续性吗?西方诗哲尼采说：“上帝死了!”可是并没有人因为西方近代哲学对基督教的批判而声称西方文化断层了在此，我觉得有必要分清两个不同性质的说法：一是中国文化受到西学的冲击而造成中国传统的断裂，一是中国文化受到西学的影响而实现向近现代的转换这本来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持中国文化断裂论的人，就是把这两个问题混为一团，从而得出错误结论的我们显然不赞成第一种说法，而第二种说法涉及到中国文化若没有西方的影响能否实现现代转换的问题，这却是需要认真对待的 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曾提出一个观点，即中国文化的特点决定了其自身是不能自动发生现代转换的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曾具体说明了新教伦理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之间的生成关系而在《儒教与道教》中，韦伯以较大篇幅分析研究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又重点研究了建立在这种社会结构基础之上的中国正统文化——儒教伦理，同时还顺便考察了被视为异端的道教他将儒教与西方的清教作了较为透彻的分析比较，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儒教伦理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顾准在70年代也有类似的观点，虽然他当时并没有读韦伯的书，但他的观点却是与韦伯不谋而合的顾准在《要确立科学与民主，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一文中说：“科学与民主，是舶来品中国传统思想，没有产生出科学与民主如果探索一下中国文化的渊源与根据，也可以断定，中国产生不出科学与民主来” 他还说：“中国没有唯理主义范文澜痛诋宗教，他不知道，与基督教伴在一起的有唯理主义，这是宗教精神固然窒息科学，也培育了科学中国有不成系统的经验主义，一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技艺传统，这成不了‘主义’，只成了传统的因袭” 有意思的是，中国现代大儒梁漱溟在他的《中国文化要义》中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称中国文化为一种“早熟的文化”，其特点是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对人与物的关系则是忽略的，现代科技解决的问题就是人与物的关系，所以尽管人类文化的方向是中国文化，可眼下中国文化却要首先解决科技文化的问题，要首先走一段西方文化的路因此，为使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引入西方文化是必要的 我们自然不能无视西方的冲击和影响在中国传统向近现代转换过程中的作用，同时，也没有必要将这种作用无限扩大化，更没有必要将此看成是中国文化的断裂因为中国近现代文化首先是在中国古代文化的母体之中孕育而产生的，它不是突发的历史事件，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我们都承认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在开辟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重大意义，但是这种将中国传统文学中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提升如此之高的做法并不就始于梁启超清初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早就发表过类似的看法，他说：“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致儿童妇女不识字者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 事实恰如米列娜所说：“认为中国现代小说是由1919年五四运动引起的剧变而造成的学术观点”是令人怀疑的“人们常常把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解释为白话文学取代文言文学的激烈而短暂的过程”，而“这种解释是简单化的” 尽管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结构存有差异，但我并不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谈到清代朴学的治学方法是曾说：“吾尝研察其治学方法：第一曰注意：凡常人容易滑眼看过之处，彼善能注意观察，发现其应特别研究之点：所谓读书得间也……第二曰虚己：注意观察之后，既获有疑窦，最易以一时主观的感想，轻下判断；如此则所得之间，行将失去考证家决不然；先空明其心，决不许有一毫先入之见存；惟取客观的资料，为极忠实的研究第三曰立说：研究非散漫无纪也，先假定一说以为标准焉第四曰搜证：既立一说，绝不遽信为定论；乃广集证据，务求按同类之事实而皆合；……第五曰断案，第六曰推论经数番归纳研究之后，则可以得正确之断案矣……” 可以看出，这些方法跟后来胡适所倡导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近代实证主义方法并没有本质的差异杨东莼在谈到清代朴学大师戴震的治学方法时也说“深合于近代科学的精神” 对传统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问题，我们必须破除以往线性单向思维模式的禁锢，不能只看西方的冲击影响，而无视传统中蕴涵着的现代转换的潜能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这种转换潜能的发挥又离不开西学的冲击和影响前者是内因，后者是外因，是两者的共同作用，才实现了从传统文学到“五四”新文学的历史转换关于这一点，周作人曾有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自甲午战后，不但中国的政治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动，即在文学方面，也正在时时动摇，处处变化，正好象是上一个时代的结尾，下一个时代的开端新的时代所以还不能即时产生者，则是如《三国演义》上所说的‘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也就是说，新文学的产生是孕育于中国社会的内部，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已具备了转换变化的趋向，只是由于尚缺乏外部条件，才没能促使这种转换的实现这外部条件也就是“西洋的科学、哲学和文学各方面的思想”，而“到民国初年，那些东西已渐渐地输入得很多，于是而文学革命的主张便正式地提出来了” 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周作人将中国文学概括为“言志”与“赋得”两大传统他说：“言志派的文学可以换一名称，叫做即兴的文学，载道派的文学也可以换一名称，叫做赋得的文学古今有名的文学作品，通是即兴的文学” 按照周作人的解释，“言志”是表达自己的思想见解，“即兴”是自由地表达思想见解；“载道”是传达他人既成的思想见解，“赋得”是限定在固有的形式下表达他人的见解周作人是赞许“言志”与“即兴”，反对“载道”与“赋得”的，这显然也跟他的“自我表现”论有关他认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言志”传统，尤其是直接继承了明代“公安派”的“独抒性灵”论他认为文学的历史发展，是“言志”与“载道”的交替循环，“五四”新文学作为对清代古典主义文学(尤其是“桐城派”）的反动，是向明代“公安派”的回归，因此新文学可被视为明代“公安派”独抒性灵文学传统的“复兴”他指出：“胡适之的所谓‘八不主义’，也即是公安派的所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张的复活所以，今次的文学运动，和明末的一次，其根本方向是相同的其差异点无非因为中间隔了几百年的时光，以前公安派的思想是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外加外来的佛家思想三者的混合物，而现在的思想则于此三者之外，更加多一种新近输入的科学思想罢了” 虽然，周作人在此未免陷入文学发展的历史循环论，但是他指出了这样一个客观现实，即“五四”新文学虽然有外国文学的影响，但它也有中国传统文学的“内应”，新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是衔接汇通的因此在传统文学与“五四”新文学之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五四”新文学的发生是直接承继明末浪漫主义文学而来的周作人的这种观点对于我们今天认识“五四”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对于“五四”传统文学断裂论是很好的驳正 在今天，我们应该走出古代与现代二分法绝对论的怪圈要不然，或者站在古代文化的立场上诋毁近现代文化，或者站在近现代文化的立场上攻击古代文化，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历史已经证明，是不利于中国文化发展与文化建设的

我重新走进学堂成为一名学生、捡起久违的语文课本时，心情是十分激动的，这不仅意味着我可以重温儿时的梦想，而且意味着我得到了一次充实自我的机会。然而，面对细腻、优雅的汉语言文字，面对浩如烟海的文学典籍，在兴奋之余，年届不惑的我也不禁暗自担心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是否能够学好这门课。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想如果要学好这门课，只有明确了主攻方向，才能取得最佳效果。我们学院的宗旨是为了加速四化建设，培养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有文化、有道德、有理想、有纪律的，具有开拓精神的企业家、经济师、会计师。我们的学习必须围绕这个中心，由此我们学习大学语文也应该以此为立足点并结合自己的专业。为此，我将学习的方向确定在：首先，要进一步的学习、掌握好汉语言文字，提高文学素养，打好写作基础。其次，扩大知识面，学习借鉴一些历史教训，领悟一些思想和工作方法。由于有了这样一个思路，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我觉得获益匪浅，感受颇多。下面就谈谈我学习《大学语文》所得、所感。从最早有记录的汉语文字殷商甲骨文一直到现代，随着3000多年的历史变迁中，汉语言也在不断的变化之中。通过大学语文课，我得以比较全面的接触祖国的文字遗产，使得我对于祖国优美的文字、灿烂的文学成就有了更全面、深入的了解。从先秦诸子百家，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直到现代文化的各类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都是我国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智慧的结晶和产物，经过岁月的凝练和升华，代表着汉语言的魅力和水准。透过学习、欣赏这些前人的优秀作品，我学习到许多汉语修辞和结构方面的知识，使得我懂得如何更好的选择、运用词汇来准确的描述事物、恰当的抒发情感。比如朴实无华的《项脊轩志》(归有光），展现如何通过一些普通的琐事来抒发真挚的感情，大气磅礴如辛弃嫉，巾帼不让须眉如李清照，雄辩滔滔、感请充沛的贾宜（过秦论），华丽优雅如司马相如，拳拳报国如范文正（岳阳楼记），愤世嫉俗如杜少陵。“文以载道也”。我们国家历来就有文、史、政不分家的传统。作为古老文明的载体，一篇篇经典诗词文章清晰的呈现出祖国的发展历程、历史的前进脉络。正是在通过学习《大学语文》的过程中，使得我在学习语言文字的同时也接触、学习到了相当多的历史、政治、哲学知识，甚至做人的道理、管理的理念等等。有人云“同阅一卷书，各自领其奥”比如学习《秦晋崤之战》，让我不仅看到秦穆公不听忠告，听信谗言，骄纵轻敌导致失败的教训，还看到他对于失败敢于承担责任，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和风度；学习《燕昭王求士》使得我懂得四化建设需要千千万的仁人志士，而且仅有思贤若渴的愿望还不够，必须要拿出求贤的具体办法和行动来，不然贤士门是不会聚集在四化建设的大旗下的；《谏逐客书》告诉我们干工作，一定要团结同志，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宗派主义，更不能妒贤嫉能；《召公谏历王弭谤》告诫我们广开言论与压制言论将引起两种不同的结果。大到国家的政策小到公司内部的制度，只有允许人们自由的评论才能不断完善；《谏太宗十思疏》让我们懂得谦虚谨慎、戒骄戒奢的重要性。特别是透过一些经典古文名篇，结合自身的经历，对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在那些黑白颠倒的岁月里，文字成了灌输、攻击的政治工具，祖国古老、灿烂的文学艺术被不加区别的冠以封建糟粕加以否定、鞭挞。这种对传统文化片面的绝对否定，所造成的人文精神上的伤害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所受到的最严重的伤害之一。然而，正是通过学习大学语文我得以比较系统、正规的学习一些儒家经典。在这些古老文章中透出的智慧，在今天对我今天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对国家的发展都有着积极的意义。比如孔子提倡“有教无类”（《卫灵公》），能面向所有学生，不分贫贱、地域，一视同仁。这在今天恐怕都是我们这个社会要追求的目标；比如“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提醒我们要善于根据学生实际相机而发，注重引导学生去“乐学”；比如孟子说“夫天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不正是这种对国家、社会强烈的责任感，激励着千百劳动人民积极投身到四化的建设中去的吗？有人形容人的无知时说到：“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美国人不知道华盛顿”那么作为中国人，我们是否可以同样形容那些无知的人：“中国人不知道孔子”呢？当然，有得必有失，在我提高文学修养，丰富自身知识的同时我失去了什么呢？回顾这一段的学习，我想我失去了许多家人团聚的机会，失去了一些球场上的欢乐。但是，我不感到后悔，因为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我确实充实了自我。世上有什么东西比知识更有价值呢？

一个时代的文学恰恰书写了这个时代的影子！

时代与文学的关系议论文作文题目高中生物

文学来自生活，来自与过去未来的连接 历史与文学的关系 ——周振鹤教授在上海师范大学的演讲 作者：周振鹤文章来源：世纪中国浏览：128 次 在《失空斩》里头，就数空城计戏剧性最强。如果有历史学家因为其违背史实而硬要将它抽掉，那岂不是成了傻瓜？所以一般而言，我不反对戏说，只要不太出格就行。 我曾经作过历史与科学关系的演讲，认为历史学处在人文与科学之间，大旨是阐发历史学研究方法上的科学性与研究对象的人文性，这是历史的中庸之道（历史与科学的共通处还有一点是求真）。另一方面，学科性质属于人文领域的历史，在传统的文史哲学科之中，也处于中庸的状态，前进一步是哲学，后退一步是文学。比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哲学而不是历史，只是以历史说事。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也近似哲学，以文明形态的变迁来说明其哲学观点。这就是“前进一步是哲学”。后退一步呢？《三国志》是历史，《三国演义》就是文学了。关云长走麦城是历史，华佗为其刮骨疗毒则是文学。岳飞抗金是历史，岳母刺字就是文学了。 狭义的历史学其实就是历史编纂学，信奉历史事实至高无上的原则，既不理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也不预测历史发展的趋向，更不谈论什么历史经验与教训，而只以复原历史面貌为己任，其极端的表现就是以史料学代替史学。但我这里却不是要批判历史编纂学，而是说历史学本来的意义仅在于追求历史事实，而对这些事实作哲学的思考或者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进行文学创作，实际上都进入了其他领域。当然学术之间没有绝对的界线，历史学也可以总结历史规律为自己的目的，也可以科学地预见历史的发展，但这一切都必须以史实为基础。脱离了历史事实，再好的理论也只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同样，以历史事实为基础的文学创作再如何戏说，也必须合情合理，才有感人的力量，否则就是瞎说胡扯，没有人愿意看了。大家知道京剧《失空斩》十分有名，但失街亭是真事，斩马谡是真事，中间那一段空城计可就是虚构了。只不过虚构得好，十分在理，虽然历史学家不接受，但观众却很爱看，而且在《失空斩》里头，就数空城计戏剧性最强。如果有历史学家因为其违背史实而硬要将它抽掉，那岂不是成了傻瓜？所以一般而言，我不反对戏说，只要不太出格就行，否则只剩下干巴巴的历史事实，那就只有历史学家自己才爱看。 那么除了文学创作以外，历史学著作是不是都是纯粹的历史事实，而没有一点文学成份呢？也不尽然。历史学里头有文学因素存在，同样文学中也有历史事实。 历史中的文学 行刺赵盾一事未成而刺客自尽是历史事件。但为何刺杀未遂，却是历史故事了。从事件而变为故事，文学成份是不可少的。这就是历史中的文学。 历史中的文学是指历史中有文学的成份。文学可以虚构，历史必须真实，也就是要可信，这是最基本的差异。但历史中就没有虚构的成份吗？ 司马迁的《史记》自然是典型的历史作品，它是廿四部正史的第一部。所谓纪传体的史书就是由它所开创的，所以大概不会有人说《史记》是小说故事。但是我们看看其中的一段史事。《史记·晋世家》载：因赵盾屡谏，“灵公患之，使?�刺赵盾。盾闺门开，居处节，?�退，叹曰：‘杀忠臣，弃君命，罪一也。’遂触树而死。”说的是，晋灵公派人杀赵盾，刺客看见赵盾早早开着门，在那里正襟危坐等着上朝，很受感动，认为他是忠臣，不该暗杀他，但不杀他，又违背了君命，横竖活不了，索性就在赵盾庭院里一头撞树死了。在这一事件中，赵盾、刺客（是不是叫?�，还难说，下面我会讲到）都是真人，刺客被派来行刺，也是实事，他死了也是事实。但他死前的思想斗争，就麻烦了。有谁作见证呢？没有。这只能是史家的想象。如果不这样写，事情就写不完满了，但一完满就有文学成份了，因为思想斗争是死无对证，刺客并没有告诉司马迁，司马迁又从何得知呢？所以历史里头是有虚构成份，有文学内容的。 但有人也许要说，这是《史记》的创作，再早一点的史书，如《左传》呢？是不是写得简单些呢？其实《左传》也一样有文学成份，而且就此事而言，比《史记》更戏剧化。《左传》宣公二年载：“宣子(即赵盾)骤谏，公患之，使?�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比起《史记》来，对赵盾的行为与刺客的心理状态描写得更为详细生动。连赵盾盛服准备上朝，时间未到，坐着小打瞌睡都写出来了。刺客呢，想得更多，甚至自言自语说了一大段话，而且还将撞死的那棵树也落实为槐树了。简直一出小戏，连道具都不含糊。我们可以说，行刺赵盾一事未成而刺客自尽是历史事件。但为何刺杀未遂，却是历史故事了。从事件而变为故事，文学成份是不可少的。这就是历史中的文学。有趣的是，《春秋公羊传》对此事还有第三种写法，场面差不多，但描写刺客一路登堂入室，而未见到保卫人员，已经很受感动，继而又发现赵盾早餐竟然只吃小鱼仔下饭，更是感动不已，于是也如此这般想了一通，最后当然也是自杀，不过这回是抹了脖子，不是撞死。对这样一件事我们相信谁呢？很显然，可相信的只是有刺客杀赵盾未遂并自杀一事。其他的就难说了。《公羊传》甚至未写出刺客的名字来，大约没有资料，而《左传》与《史记》却坐实为?�；发生事件的时间也不一样，《左传》系鲁宣公二年(公元前607年)，与《史记》晋灵公十四年同，而《公羊传》系于鲁宣公六年(公元前603年)。事件虽一，而故事有三，相信谁呢？按一般说法，《春秋》三传要早于《史记》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左传》开编年之体例，是很正宗的史学著作，如此正宗且早期的历史著作尚且文学成份很浓，何况其他。 《史记》开纪传之体例，《史记》里的表与书是纯粹的史学体裁，没有文学成份，虽然如《封禅书》里也有华丽的文字，但那是例外。本纪有类编年，专记大事，文学成份也少一些，但如《项羽本纪》亦有生动的故事。列传是传记体裁，是施展文学才华的大好园地。不夸大地说，《史记》的大部分列传，可以称为是传记文学作品，也就是说是传记性质的文学作品。后世的正史也一样都有文学成份，无遑多举。为什么标榜写实求真的历史会有文学成份呢，我们等下再说。称赞《史记》的多是为其文学才气与史学见识所震慑，而主要不是由于其百分之百的实事求是。史要信，也要好看。但到底信不信一般人其实并不容易知道。 文学中的历史 文学中有历史，但从其中发掘史料是一回事，把整个文学作品当成真史就很可虑。《红楼梦》反映了清代前期的历史现实没有错，但过分坐实到具体历史人物身上，就未免失之穿凿了。 文学中有历史，这一点现在似乎不成为问题，因为就历史学家的眼光看来，没有什么文献资料不是史料，不但文学作品，即如佛经道藏日记信札家谱账本碑铭地图辞典也无不是地道的史料，而且随着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与深化，史料范围还会不断地扩大。所以从“三言二拍”里头可以看到晚明市井生活的真实面貌，这对于研究社会史的人几乎是一个常识，毋庸多说。从文学作品里去钩稽历史资料，或如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也是大家熟悉，不必细言。 但在“五四”以前，史料范围并没有这么宽泛，对于文学与史学的关系也没有那么清楚，因此有些文献到底属于文学还是史学，甚至一两千年来都没有一致的看法。对于传说，对于神话就是如此，其中相当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山海经》。 神话传说是文学，先史时代，无文字可征，只有传说，暂当历史。三皇五帝至今未曾坐实，但炎黄子孙已经成为口头语，甚至成为历史共识。即使进入历史时代也还有新的传说被制造出来，因此顾颉刚先生说这是层累的历史，这且不说。但以传说或神话研究历史，却是一种重要的方法。王国维在《古史新证》总论里说：“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这些古史材料就包括《山海经》、《穆天子传》一类文献。 《山海经》一般都视为荒诞不经，连司马迁写《史记》都不敢利用。但很有趣，《山海经》这部书在中国历史上却是在文学与史学之间游移不定。在《汉书·艺文志》里，《山海经》列于数术类形法家。此后该书在目录学里的角色转换过几次，《隋书·经籍志》将《山海经》列于史部地理类，说明六朝时对此书看法有所改变。此后历代官私目录都是这种看法，也就是将《山海经》看成史书了。但是历史是讲真实的，虽然《山海经》里头平实的山川地理内容，应该归于史部，但更有神话故事，显然与信史有悖，所以清人编《四库全书》，言其“侈谈神怪，百无一真，是直小说之祖耳。入之史部，未为允也”，将其改列于子部小说家类。《山海经》的例子说明，文学与史学的界限有时是很模糊的，这个死结直到“五四”以后才大致解开。解开的途径有二。一是将《山海经》分而治之，不将其看成一部成于一人一时之书，神话归神话，历史归历史。二是神话中也有历史的成份在，仍可以以之证史或补史。将神话中的历史成份发掘出来的，自然以王国维用《山海经》来印证甲骨文中殷先王亥为最杰出的例子。分而治之者，以为山海经中的《五藏山经》是比较雅正的部分，谭其骧先生就写了《<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一文，分析《山经》写作时的地理知识水平。我在十几年前也写了《被忽视了的秦代水经》一文，指出《山海经·海内东经》存在一个附篇，这个附篇不是海内东经的一部分而是秦代的水经。也就是说《山海经》有先秦已经存在的神话，也有秦以后掺入的历史成份的内容。古代目录学上对《山海经》归类游移不定，主要是始终将其视为一部不可分割的作品。 上面是说界于文学与史学之间的文献，至于纯粹的文学作品，当然也能发掘史料，大家都很清楚。但从其中发掘史料是一回事，把整个文学作品当成真史就很可虑。最近有人要坐实《红楼梦》为历史，其实民初的索隐派已为其先锋。但我认为小说是小说，历史是历史，《红楼梦》反映了清代前期的历史现实没有错，但过分坐实到具体历史人物身上，就未免失之穿凿了。所以不小心也有可能将文学变成历史。戏说之类当然是文学，但读者观众往往误认为历史。如张诚、徐日瘅在签《尼布楚条约》时与俄国谈判做翻译，《康熙王朝》的编剧与导演以为是他们懂俄语，其实他们是用拉丁语作翻译中介的。 历史中的文学意义何在 历史本身是不是文学其实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写历史必须要有文学的才华。枯燥的历史事实是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的，要有文学意味的东西才能引人入胜，才能让人体会到作史者的良苦用心。 历史本身是不是文学其实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写历史必须要有文学的才华。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如果语言或文字没有文采，是不能传之久远的。所以只有文学色彩浓厚的历史著作才会令人永久记忆。廿四史的前四史，编年史里头的《左传》与《资治通鉴》都是这样的著作。其它很多史学著作，就只能是历史学家才去攻读的了。 我在开头说到狭义的历史学只是历史编纂学，更极端则是将史料学等同于历史学。但中国自古以来并没有纯粹意义上的历史编纂学，那样的学问应该与科学研究一样，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但事实上，因为中国人历来重视经世致用，虽然也有束书不观，空谈性命的时代，也有提倡无用之用的思想，但到底中国人的传统是每做一件事都要问问有什么用，没有用的事是不大有人去做的。即使如历史编纂学这样主要是作过往事实的客观记录的，也很重视其用途的。对统治阶级而言，历史就是垂鉴资治的作用，要长治久安，要皇图永固，就要学习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所以史学具有强烈的实用性。而对于如司马迁这样的史学家而言，他的志向同样要使自己所写的史书成为有用之物，他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但枯燥的历史事实是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的，要有文学意味的东西才能引人入胜，才能让人体会到作史者的良苦用心。对一般人而言，历史有惩恶劝善的作用，要发挥这个作用，也要有文学色彩才行。这个色彩既包括文笔好，还包括必要的虚构成份，只有这样才能将历史事件变成历史故事，才有广大的受众。 最早提到史与文的关系的，似乎也还是孔子的话：“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后面这半句明明是在说只有文采胜过事实，才能成为史，否则没有文采只有事件，即质胜文，就只是鄙野之人的谈资而已。对于文与质的解释大抵有两种，一是指文字的华美与质直，另一是指文字的形式与内容。无论哪一方面，都说明史是具有文学性质的，或文字比较华美，或形式超过内容。质是质朴自然，保持事实原貌，文则是进行人为的加工。质的解释可以是实事、事件，而文胜质则是故事了。甚至可以说文与史是相同的，区别不大的。但太过文学化了，史就会失去真实性。 与历史里头必须有文学相类似的是，文学也需要历史。因为历史有深厚的资源，有时平凡的日常生活提炼不出什么文学作品，就要向历史去寻找。四大古典小说有两部，《水浒传》、《三国演义》就以历史为题材，《西游记》虽为神怪小说，仍以一个历史事实为根据而展开。明代短篇小说的代表冯梦龙与凌蒙初的三言二拍的创作也向历史找原材料。三言里，以《警世通言》为例，当代的篇章只占1/3，而历史题材或假托为历史故事的却占2/3。二拍亦如此。如果一段历史没有英雄豪杰，没有奇闻逸事，那就没有写头也没有看头。因此强调文学与历史没有区别的多是文学家。而历史学家普遍不认同文学家的意见，不但对戏说很厌恶，而且也以历史小说为无谓。 但是对于史与文的关系，有人是不主张过分的“文”的，如刘知几认为“史”应当以“叙事”为主，“夫国史之美备以叙事为主。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要”就是不要过分描写。从这个基本论点出发，刘知几认为“史书”的“论”、“赞”，简直是可有可无的，与其空泛地评述一个人物，不如直接写他的言语和行为。宋代郑樵也有这种观点。他在《通志序》中说：“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读萧、曹之行事，岂不知其忠良？见莽、卓之所为，岂不知其凶逆？”唐代以后诸史，均无“论”、“赞”，大约是受《史通》主张的影响。 文学与历史的互文性 “国王死了，王后也死了”是事件，而“国王死了，王后因悲伤而死”则是故事。故事即是在事件和事件之间建立联系，这是文学叙述的力量表现。历史叙述也是如此，它不仅记录事件本身，而且建构出历史故事，并赋予其以社会意义。 文学与历史到底是一是二呢？当前将历史与文学看成一道的多从文学的阵营中来，而很少从历史的营垒中来。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都强调文学与历史是相通的。甚至说历史真实和文学真实的关系应该是：真而不实，虚而不伪。认为历史的真实不仅取决于历史史实的真实，更取决于作家持有什么样的历史观。 西方旧历史主义文学关注的是历史的本来面目，认为在文学作品之外，有一个真实的具体的历史，而文学作品只是对这个真实而具体的历史的一种反映。换句话说，历史是第一性的，文学作品是第二性的。历史作为一种客观的真实而决定了文学的存在和文学的内容。而新历史主义者不再把历史看成是由客观规律所控制的过程，看成是文学的“背景”或“反映对象”，而是把历史和文学两者同时看成是“文本性的”，历史的虚构成分和叙事方式同文学所使用的方法十分类似。因此两者之间不是谁决定谁，谁反映谁的关系，而是相互证明、相互印证的“互文性”关系。 英国小说家E·福斯特在谈到小说叙事时曾经说过一段话，他打比方说：“国王死了，王后也死了”是事件，而“国王死了，王后因悲伤而死”则是故事。故事即是在事件和事件之间建立联系。原本单独存在的事件，被放入一个相互联系，具有前因后果性的框架之中，就变成了故事。在新历史主义眼中，作为一种话语或文本的历史，恰恰具有这种叙述性。而在事件之间建立联系，把事件变成故事，这正是文学叙述的力量的表现。历史叙述也是如此，它不仅记录事件本身，而且“制造”了此事件与他事件之间的联系，建构出一种历史故事，并赋予这个故事以社会意义。 强调历史与文学的互文性，其实不是什么新见解。如果他们知道中国历史的传统，读得懂《史记》的话，就一定会惊呼，原来新历史主义并非什么后现代，而是前古代了。那么到底应该怎样处理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呢？标准恐怕还得是“文胜质则史”，也就是说，在事实的基础上再加上文学的描述与必不可少的虚构而成为历史。但描述与虚构只是为了使叙述完满，有一定的度，不能过于夸饰，否则就又回到开头讲到的那句话：后退一步是文学了。 （演讲时间：2005年11月23日） 讲演者小传 周振鹤 1941年生，福建厦门人。1958－1963年就读厦门大学与福州大学矿冶系，后在湖南任助理工程师。1978年考取复旦大学研究生，1983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历史学会理事等。《历史地理》主编。有《西汉政区地理》、《方言与中国文化》（合作）、《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上海历史地图集》等十余部专著与编著，发表论文百余篇。

历史与文学的关系 ——周振鹤教授在上海师范大学的演讲 我曾经作过历史与科学关系的演讲，认为历史学处在人文与科学之间，大旨是阐发历史学研究方法上的科学性与研究对象的人文性，这是历史的中庸之道（历史与科学的共通处还有一点是求真）。另一方面，学科性质属于人文领域的历史，在传统的文史哲学科之中，也处于中庸的状态，前进一步是哲学，后退一步是文学。比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哲学而不是历史，只是以历史说事。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也近似哲学，以文明形态的变迁来说明其哲学观点。这就是“前进一步是哲学”。后退一步呢？《三国志》是历史，《三国演义》就是文学了。关云长走麦城是历史，华佗为其刮骨疗毒则是文学。岳飞抗金是历史，岳母刺字就是文学了。 狭义的历史学其实就是历史编纂学，信奉历史事实至高无上的原则，既不理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也不预测历史发展的趋向，更不谈论什么历史经验与教训，而只以复原历史面貌为己任，其极端的表现就是以史料学代替史学。但我这里却不是要批判历史编纂学，而是说历史学本来的意义仅在于追求历史事实，而对这些事实作哲学的思考或者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进行文学创作，实际上都进入了其他领域。当然学术之间没有绝对的界线，历史学也可以总结历史规律为自己的目的，也可以科学地预见历史的发展，但这一切都必须以史实为基础。脱离了历史事实，再好的理论也只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同样，以历史事实为基础的文学创作再如何戏说，也必须合情合理，才有感人的力量，否则就是瞎说胡扯，没有人愿意看了。大家知道京剧《失空斩》十分有名，但失街亭是真事，斩马谡是真事，中间那一段空城计可就是虚构了。只不过虚构得好，十分在理，虽然历史学家不接受，但观众却很爱看，而且在《失空斩》里头，就数空城计戏剧性最强。如果有历史学家因为其违背史实而硬要将它抽掉，那岂不是成了傻瓜？所以一般而言，我不反对戏说，只要不太出格就行，否则只剩下干巴巴的历史事实，那就只有历史学家自己才爱看。 那么除了文学创作以外，历史学著作是不是都是纯粹的历史事实，而没有一点文学成份呢？也不尽然。历史学里头有文学因素存在，同样文学中也有历史事实。 历史中的文学 行刺赵盾一事未成而刺客自尽是历史事件。但为何刺杀未遂，却是历史故事了。从事件而变为故事，文学成份是不可少的。这就是历史中的文学。 历史中的文学是指历史中有文学的成份。文学可以虚构，历史必须真实，也就是要可信，这是最基本的差异。但历史中就没有虚构的成份吗？ 司马迁的《史记》自然是典型的历史作品，它是廿四部正史的第一部。所谓纪传体的史书就是由它所开创的，所以大概不会有人说《史记》是小说故事。但是我们看看其中的一段史事。《史记·晋世家》载：因赵盾屡谏，“灵公患之，使?�刺赵盾。盾闺门开，居处节，?�退，叹曰：‘杀忠臣，弃君命，罪一也。’遂触树而死。”说的是，晋灵公派人杀赵盾，刺客看见赵盾早早开着门，在那里正襟危坐等着上朝，很受感动，认为他是忠臣，不该暗杀他，但不杀他，又违背了君命，横竖活不了，索性就在赵盾庭院里一头撞树死了。在这一事件中，赵盾、刺客（是不是叫?�，还难说，下面我会讲到）都是真人，刺客被派来行刺，也是实事，他死了也是事实。但他死前的思想斗争，就麻烦了。有谁作见证呢？没有。这只能是史家的想象。如果不这样写，事情就写不完满了，但一完满就有文学成份了，因为思想斗争是死无对证，刺客并没有告诉司马迁，司马迁又从何得知呢？所以历史里头是有虚构成份，有文学内容的。 但有人也许要说，这是《史记》的创作，再早一点的史书，如《左传》呢？是不是写得简单些呢？其实《左传》也一样有文学成份，而且就此事而言，比《史记》更戏剧化。《左传》宣公二年载：“宣子(即赵盾)骤谏，公患之，使?�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比起《史记》来，对赵盾的行为与刺客的心理状态描写得更为详细生动。连赵盾盛服准备上朝，时间未到，坐着小打瞌睡都写出来了。刺客呢，想得更多，甚至自言自语说了一大段话，而且还将撞死的那棵树也落实为槐树了。简直一出小戏，连道具都不含糊。我们可以说，行刺赵盾一事未成而刺客自尽是历史事件。但为何刺杀未遂，却是历史故事了。从事件而变为故事，文学成份是不可少的。这就是历史中的文学。有趣的是，《春秋公羊传》对此事还有第三种写法，场面差不多，但描写刺客一路登堂入室，而未见到保卫人员，已经很受感动，继而又发现赵盾早餐竟然只吃小鱼仔下饭，更是感动不已，于是也如此这般想了一通，最后当然也是自杀，不过这回是抹了脖子，不是撞死。对这样一件事我们相信谁呢？很显然，可相信的只是有刺客杀赵盾未遂并自杀一事。其他的就难说了。《公羊传》甚至未写出刺客的名字来，大约没有资料，而《左传》与《史记》却坐实为?�；发生事件的时间也不一样，《左传》系鲁宣公二年(公元前607年)，与《史记》晋灵公十四年同，而《公羊传》系于鲁宣公六年(公元前603年)。事件虽一，而故事有三，相信谁呢？按一般说法，《春秋》三传要早于《史记》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左传》开编年之体例，是很正宗的史学著作，如此正宗且早期的历史著作尚且文学成份很浓，何况其他。 《史记》开纪传之体例，《史记》里的表与书是纯粹的史学体裁，没有文学成份，虽然如《封禅书》里也有华丽的文字，但那是例外。本纪有类编年，专记大事，文学成份也少一些，但如《项羽本纪》亦有生动的故事。列传是传记体裁，是施展文学才华的大好园地。不夸大地说，《史记》的大部分列传，可以称为是传记文学作品，也就是说是传记性质的文学作品。后世的正史也一样都有文学成份，无遑多举。为什么标榜写实求真的历史会有文学成份呢，我们等下再说。称赞《史记》的多是为其文学才气与史学见识所震慑，而主要不是由于其百分之百的实事求是。史要信，也要好看。但到底信不信一般人其实并不容易知道。 文学中的历史 文学中有历史，但从其中发掘史料是一回事，把整个文学作品当成真史就很可虑。《红楼梦》反映了清代前期的历史现实没有错，但过分坐实到具体历史人物身上，就未免失之穿凿了。 文学中有历史，这一点现在似乎不成为问题，因为就历史学家的眼光看来，没有什么文献资料不是史料，不但文学作品，即如佛经道藏日记信札家谱账本碑铭地图辞典也无不是地道的史料，而且随着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与深化，史料范围还会不断地扩大。所以从“三言二拍”里头可以看到晚明市井生活的真实面貌，这对于研究社会史的人几乎是一个常识，毋庸多说。从文学作品里去钩稽历史资料，或如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也是大家熟悉，不必细言。 但在“五四”以前，史料范围并没有这么宽泛，对于文学与史学的关系也没有那么清楚，因此有些文献到底属于文学还是史学，甚至一两千年来都没有一致的看法。对于传说，对于神话就是如此，其中相当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山海经》。 神话传说是文学，先史时代，无文字可征，只有传说，暂当历史。三皇五帝至今未曾坐实，但炎黄子孙已经成为口头语，甚至成为历史共识。即使进入历史时代也还有新的传说被制造出来，因此顾颉刚先生说这是层累的历史，这且不说。但以传说或神话研究历史，却是一种重要的方法。王国维在《古史新证》总论里说：“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这些古史材料就包括《山海经》、《穆天子传》一类文献。 《山海经》一般都视为荒诞不经，连司马迁写《史记》都不敢利用。但很有趣，《山海经》这部书在中国历史上却是在文学与史学之间游移不定。在《汉书·艺文志》里，《山海经》列于数术类形法家。此后该书在目录学里的角色转换过几次，《隋书·经籍志》将《山海经》列于史部地理类，说明六朝时对此书看法有所改变。此后历代官私目录都是这种看法，也就是将《山海经》看成史书了。但是历史是讲真实的，虽然《山海经》里头平实的山川地理内容，应该归于史部，但更有神话故事，显然与信史有悖，所以清人编《四库全书》，言其“侈谈神怪，百无一真，是直小说之祖耳。入之史部，未为允也”，将其改列于子部小说家类。《山海经》的例子说明，文学与史学的界限有时是很模糊的，这个死结直到“五四”以后才大致解开。解开的途径有二。一是将《山海经》分而治之，不将其看成一部成于一人一时之书，神话归神话，历史归历史。二是神话中也有历史的成份在，仍可以以之证史或补史。将神话中的历史成份发掘出来的，自然以王国维用《山海经》来印证甲骨文中殷先王亥为最杰出的例子。分而治之者，以为山海经中的《五藏山经》是比较雅正的部分，谭其骧先生就写了《<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一文，分析《山经》写作时的地理知识水平。我在十几年前也写了《被忽视了的秦代水经》一文，指出《山海经·海内东经》存在一个附篇，这个附篇不是海内东经的一部分而是秦代的水经。也就是说《山海经》有先秦已经存在的神话，也有秦以后掺入的历史成份的内容。古代目录学上对《山海经》归类游移不定，主要是始终将其视为一部不可分割的作品。 上面是说界于文学与史学之间的文献，至于纯粹的文学作品，当然也能发掘史料，大家都很清楚。但从其中发掘史料是一回事，把整个文学作品当成真史就很可虑。最近有人要坐实《红楼梦》为历史，其实民初的索隐派已为其先锋。但我认为小说是小说，历史是历史，《红楼梦》反映了清代前期的历史现实没有错，但过分坐实到具体历史人物身上，就未免失之穿凿了。所以不小心也有可能将文学变成历史。戏说之类当然是文学，但读者观众往往误认为历史。如张诚、徐日瘅在签《尼布楚条约》时与俄国谈判做翻译，《康熙王朝》的编剧与导演以为是他们懂俄语，其实他们是用拉丁语作翻译中介的。 历史中的文学意义何在 历史本身是不是文学其实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写历史必须要有文学的才华。枯燥的历史事实是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的，要有文学意味的东西才能引人入胜，才能让人体会到作史者的良苦用心。 历史本身是不是文学其实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写历史必须要有文学的才华。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如果语言或文字没有文采，是不能传之久远的。所以只有文学色彩浓厚的历史著作才会令人永久记忆。廿四史的前四史，编年史里头的《左传》与《资治通鉴》都是这样的著作。其它很多史学著作，就只能是历史学家才去攻读的了。 我在开头说到狭义的历史学只是历史编纂学，更极端则是将史料学等同于历史学。但中国自古以来并没有纯粹意义上的历史编纂学，那样的学问应该与科学研究一样，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但事实上，因为中国人历来重视经世致用，虽然也有束书不观，空谈性命的时代，也有提倡无用之用的思想，但到底中国人的传统是每做一件事都要问问有什么用，没有用的事是不大有人去做的。即使如历史编纂学这样主要是作过往事实的客观记录的，也很重视其用途的。对统治阶级而言，历史就是垂鉴资治的作用，要长治久安，要皇图永固，就要学习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所以史学具有强烈的实用性。而对于如司马迁这样的史学家而言，他的志向同样要使自己所写的史书成为有用之物，他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但枯燥的历史事实是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的，要有文学意味的东西才能引人入胜，才能让人体会到作史者的良苦用心。对一般人而言，历史有惩恶劝善的作用，要发挥这个作用，也要有文学色彩才行。这个色彩既包括文笔好，还包括必要的虚构成份，只有这样才能将历史事件变成历史故事，才有广大的受众。 最早提到史与文的关系的，似乎也还是孔子的话：“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后面这半句明明是在说只有文采胜过事实，才能成为史，否则没有文采只有事件，即质胜文，就只是鄙野之人的谈资而已。对于文与质的解释大抵有两种，一是指文字的华美与质直，另一是指文字的形式与内容。无论哪一方面，都说明史是具有文学性质的，或文字比较华美，或形式超过内容。质是质朴自然，保持事实原貌，文则是进行人为的加工。质的解释可以是实事、事件，而文胜质则是故事了。甚至可以说文与史是相同的，区别不大的。但太过文学化了，史就会失去真实性。 与历史里头必须有文学相类似的是，文学也需要历史。因为历史有深厚的资源，有时平凡的日常生活提炼不出什么文学作品，就要向历史去寻找。四大古典小说有两部，《水浒传》、《三国演义》就以历史为题材，《西游记》虽为神怪小说，仍以一个历史事实为根据而展开。明代短篇小说的代表冯梦龙与凌蒙初的三言二拍的创作也向历史找原材料。三言里，以《警世通言》为例，当代的篇章只占1/3，而历史题材或假托为历史故事的却占2/3。二拍亦如此。如果一段历史没有英雄豪杰，没有奇闻逸事，那就没有写头也没有看头。因此强调文学与历史没有区别的多是文学家。而历史学家普遍不认同文学家的意见，不但对戏说很厌恶，而且也以历史小说为无谓。 但是对于史与文的关系，有人是不主张过分的“文”的，如刘知几认为“史”应当以“叙事”为主，“夫国史之美备以叙事为主。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要”就是不要过分描写。从这个基本论点出发，刘知几认为“史书”的“论”、“赞”，简直是可有可无的，与其空泛地评述一个人物，不如直接写他的言语和行为。宋代郑樵也有这种观点。他在《通志序》中说：“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读萧、曹之行事，岂不知其忠良？见莽、卓之所为，岂不知其凶逆？”唐代以后诸史，均无“论”、“赞”，大约是受《史通》主张的影响。 文学与历史的互文性 “国王死了，王后也死了”是事件，而“国王死了，王后因悲伤而死”则是故事。故事即是在事件和事件之间建立联系，这是文学叙述的力量表现。历史叙述也是如此，它不仅记录事件本身，而且建构出历史故事，并赋予其以社会意义。 文学与历史到底是一是二呢？当前将历史与文学看成一道的多从文学的阵营中来，而很少从历史的营垒中来。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都强调文学与历史是相通的。甚至说历史真实和文学真实的关系应该是：真而不实，虚而不伪。认为历史的真实不仅取决于历史史实的真实，更取决于作家持有什么样的历史观。 西方旧历史主义文学关注的是历史的本来面目，认为在文学作品之外，有一个真实的具体的历史，而文学作品只是对这个真实而具体的历史的一种反映。换句话说，历史是第一性的，文学作品是第二性的。历史作为一种客观的真实而决定了文学的存在和文学的内容。而新历史主义者不再把历史看成是由客观规律所控制的过程，看成是文学的“背景”或“反映对象”，而是把历史和文学两者同时看成是“文本性的”，历史的虚构成分和叙事方式同文学所使用的方法十分类似。因此两者之间不是谁决定谁，谁反映谁的关系，而是相互证明、相互印证的“互文性”关系。 英国小说家E·福斯特在谈到小说叙事时曾经说过一段话，他打比方说：“国王死了，王后也死了”是事件，而“国王死了，王后因悲伤而死”则是故事。故事即是在事件和事件之间建立联系。原本单独存在的事件，被放入一个相互联系，具有前因后果性的框架之中，就变成了故事。在新历史主义眼中，作为一种话语或文本的历史，恰恰具有这种叙述性。而在事件之间建立联系，把事件变成故事，这正是文学叙述的力量的表现。历史叙述也是如此，它不仅记录事件本身，而且“制造”了此事件与他事件之间的联系，建构出一种历史故事，并赋予这个故事以社会意义。 强调历史与文学的互文性，其实不是什么新见解。如果他们知道中国历史的传统，读得懂《史记》的话，就一定会惊呼，原来新历史主义并非什么后现代，而是前古代了。那么到底应该怎样处理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呢？标准恐怕还得是“文胜质则史”，也就是说，在事实的基础上再加上文学的描述与必不可少的虚构而成为历史。但描述与虚构只是为了使叙述完满，有一定的度，不能过于夸饰，否则就又回到开头讲到的那句话：后退一步是文学了。 （演讲时间：2005年11月23日） 讲演者小传 周振鹤 1941年生，福建厦门人。1958－1963年就读厦门大学与福州大学矿冶系，后在湖南任助理工程师。1978年考取复旦大学研究生，1983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历史学会理事等。《历史地理》主编。有《西汉政区地理》、《方言与中国文化》（合作）、《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上海历史地图集》等十余部专著与编著，发表论文百余篇。 回答者：其翼若垂天之云 - 举人 四级 4-26 17:24 历史的发展有两条主线:一是生产力发展，一是智慧发展，智慧发展就是文化的发展 回答者：共我赏花 - 秀才 二级 4-26 17:26 历史推动文学的发展 文学记述历史的发展 回答者：谁明浪子心DIDI - 助理 二级 4-26 17:40 文学来自生活，来自与过去未来的连接 历史与文学的关系 ——周振鹤教授在上海师范大学的演讲 作者：周振鹤 文章来源：世纪中国 浏览：128 次 在《失空斩》里头，就数空城计戏剧性最强。如果有历史学家因为其违背史实而硬要将它抽掉，那岂不是成了傻瓜？所以一般而言，我不反对戏说，只要不太出格就行。 我曾经作过历史与科学关系的演讲，认为历史学处在人文与科学之间，大旨是阐发历史学研究方法上的科学性与研究对象的人文性，这是历史的中庸之道（历史与科学的共通处还有一点是求真）。另一方面，学科性质属于人文领域的历史，在传统的文史哲学科之中，也处于中庸的状态，前进一步是哲学，后退一步是文学。比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哲学而不是历史，只是以历史说事。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也近似哲学，以文明形态的变迁来说明其哲学观点。这就是“前进一步是哲学”。后退一步呢？《三国志》是历史，《三国演义》就是文学了。关云长走麦城是历史，华佗为其刮骨疗毒则是文学。岳飞抗金是历史，岳母刺字就是文学了。 狭义的历史学其实就是历史编纂学，信奉历史事实至高无上的原则，既不理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也不预测历史发展的趋向，更不谈论什么历史经验与教训，而只以复原历史面貌为己任，其极端的表现就是以史料学代替史学。但我这里却不是要批判历史编纂学，而是说历史学本来的意义仅在于追求历史事实，而对这些事实作哲学的思考或者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进行文学创作，实际上都进入了其他领域。当然学术之间没有绝对的界线，历史学也可以总结历史规律为自己的目的，也可以科学地预见历史的发展，但这一切都必须以史实为基础。脱离了历史事实，再好的理论也只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同样，以历史事实为基础的文学创作再如何戏说，也必须合情合理，才有感人的力量，否则就是瞎说胡扯，没有人愿意看了。大家知道京剧《失空斩》十分有名，但失街亭是真事，斩马谡是真事，中间那一段空城计可就是虚构了。只不过虚构得好，十分在理，虽然历史学家不接受，但观众却很爱看，而且在《失空斩》里头，就数空城计戏剧性最强。如果有历史学家因为其违背史实而硬要将它抽掉，那岂不是成了傻瓜？所以一般而言，我不反对戏说，只要不太出格就行，否则只剩下干巴巴的历史事实，那就只有历史学家自己才爱看。 那么除了文学创作以外，历史学著作是不是都是纯粹的历史事实，而没有一点文学成份呢？也不尽然。历史学里头有文学因素存在，同样文学中也有历史事实。 历史中的文学 行刺赵盾一事未成而刺客自尽是历史事件。但为何刺杀未遂，却是历史故事了。从事件而变为故事，文学成份是不可少的。这就是历史中的文学。 历史中的文学是指历史中有文学的成份。文学可以虚构，历史必须真实，也就是要可信，这是最基本的差异。但历史中就没有虚构的成份吗？ 司马迁的《史记》自然是典型的历史作品，它是廿四部正史的第一部。所谓纪传体的史书就是由它所开创的，所以大概不会有人说《史记》是小说故事。但是我们看看其中的一段史事。《史记·晋世家》载：因赵盾屡谏，“灵公患之，使?�刺赵盾。盾闺门开，居处节，?�退，叹曰：‘杀忠臣，弃君命，罪一也。’遂触树而死。”说的是，晋灵公派人杀赵盾，刺客看见赵盾早早开着门，在那里正襟危坐等着上朝，很受感动，认为他是忠臣，不该暗杀他，但不杀他，又违背了君命，横竖活不了，索性就在赵盾庭院里一头撞树死了。在这一事件中，赵盾、刺客（是不是叫?�，还难说，下面我会讲到）都是真人，刺客被派来行刺，也是实事，他死了也是事实。但他死前的思想斗争，就麻烦了。有谁作见证呢？没有。这只能是史家的想象。如果不这样写，事情就写不完满了，但一完满就有文学成份了，因为思想斗争是死无对证，刺客并没有告诉司马迁，司马迁又从何得知呢？所以历史里头是有虚构成份，有文学内容的。 但有人也许要说，这是《史记》的创作，再早一点的史书，如《左传》呢？是不是写得简单些呢？其实《左传》也一样有文学成份，而且就此事而言，比《史记》更戏剧化。《左传》宣公二年载：“宣子(即赵盾)骤谏，公患之，使?�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比起《史记》来，对赵盾的行为与刺客的心理状态描写得更为详细生动。连赵盾盛服准备上朝，时间未到，坐着小打瞌睡都写出来了。刺客呢，想得更多，甚至自言自语说了一大段话，而且还将撞死的那棵树也落实为槐树了。简直一出小戏，连道具都不含糊。我们可以说，行刺赵盾一事未成而刺客自尽是历史事件。但为何刺杀未遂，却是历史故事了。从事件而变为故事，文学成份是不可少的。这就是历史中的文学。有趣的是，《春秋公羊传》对此事还有第三种写法，场面差不多，但描写刺客一路登堂入室，而未见到保卫人员，已经很受感动，继而又发现赵盾早餐竟然只吃小鱼仔下饭，更是感动不已，于是也如此这般想了一通，最后当然也是自杀，不过这回是抹了脖子，不是撞死。对这样一件事我们相信谁呢？很显然，可相信的只是有刺客杀赵盾未遂并自杀一事。其他的就难说了。《公羊传》甚至未写出刺客的名字来，大约没有资料，而《左传》与《史记》却坐实为?�；发生事件的时间也不一样，《左传》系鲁宣公二年(公元前607年)，与《史记》晋灵公十四年同，而《公羊传》系于鲁宣公六年(公元前603年)。事件虽一，而故事有三，相信谁呢？按一般说法，《春秋》三传要早于《史记》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左传》开编年之体例，是很正宗的史学著作，如此正宗且早期的历史著作尚且文学成份很浓，何况其他。 《史记》开纪传之体例，《史记》里的表与书是纯粹%

一个时代的文学恰恰书写了这个时代的影子！

文学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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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对于一位经常上网的人来说，如果他不知道诗人“赵丽华”，以及与她相关的“梨花体”和“梨花教”，那么他肯定是落伍了。当“木子美”、“芙蓉姐姐”、“后舍男生”等等网络名人“俱往矣”的时候，诗人赵丽华被“无意”发现，并迅即成为探讨中国诗歌价值的“导火索”，引发了一场关于诗歌意义及创作前途的大论争，这种论争也从网络空间影响到现实世界。 “新诗的发展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困境，我认为它有必要回归到师法传统的路子上来。”10月16日，首届两岸三地人文社会科学论坛在南京大学落下帷幕，一位与会代表有所感触地告诉本报记者。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论坛的主题是“中国文学与文化的传统及变革”，本报记者结合近日沸沸扬扬的“赵丽华现象”对有关与会代表进行了访谈，试图从这一角度拨开中国诗歌发展的迷雾，厘清相关讨论误区，探讨诗歌的何去何从。 困境：新诗已经走火入魔？ 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徐有富教授表示：“尽管目前网络上对赵丽华诗歌褒贬不一，但是这至少说明了一点，就是大家还是非常关心中国新诗的命运与前途。” 他认为赵丽华的诗歌之所以在网上引起如此强烈反应的一个原因，就是“明显的口语化写作”，“而这一问题历来争论不断”。他举例说诗人艾青在1939年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诗的散文美》，其中提到有位工人在墙上写了一个通知：“安明！你记着那车子！”艾青认为“这是美的，而写这个通知的也该是天才的诗人。”可是艾青到了1980年出版《诗论》的时候，“把这句话改为‘这是美的，而写这通知的应是有着诗人的秉赋’。” 徐教授分析说：“前后形容词的变化，也说明了艾青先生对口语化写作的态度的转化。大诗人况且如此，何况一般网民呢？如果正常评价的话，还是对诗歌的前进有推动作用。但是，如果像有个叫陈修元的说什么‘她是不甘寂寞故意哗众取宠，这和在大街上撒尿以引起别人的关注是一个道理’，就不太合适了！” 他进一步指出：“尽管唐代诗歌中也有‘床前明月光’，‘飞流直下三千尺’之类的大白话诗句，但是这真的就是大白话吗？孤立地看这几句诗是大白话，将它们放在整首诗歌来看，就不是大白话。哪有一个大白话非得七个字一句或五个字一句，押韵、平仄都搭配呢？许多诗句表面看来是大白话，实际上都是经过加工的，而经过加工的具有鲜明节奏的非自然语言，才是诗歌语言区别于其他如小说等文学作品的最大特点，由此角度看，即使晋代傅玄的三言‘雷隐隐，感妾心。倾耳听，非车音。’也不能说是大白话。” 另外，徐有富教授也反映说，“部分网站上的调查问卷设计的有问题，那些选项本身就存在误导的嫌疑，网民只能在前提错误的逻辑条件下进行回答，而由此得出的结论也必定不能正确表现问题。”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王卓华对徐教授的观点表示充分肯定：“口语写作的初衷是为了让诗句入俗，但是入俗也并非全部口语化，并且口语化也还是不能脱离一定的格律。”王卓华表示，“很少关注新诗，因为感觉新诗已经走火入魔了。” 突围：以音乐性拯救诗歌？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王卓华在分析自己不关注当下诗歌的原因时说：“伴随着白话文运动，新诗从一产生就已经割裂了中国文学的传统，不仅脱离了民族性，还脱离了诗歌的传统，因此新诗从一产生就先天发育不足，而这种不足也有违诗歌自身的特征。” 王卓华所理解的诗歌的特征至少有两个，“一个是音乐性，也就是诗歌在形式上的节奏美和韵律美。二是真性情，也就是思想上的真实性和个体性，脱离了这两个特征的诗歌，只能沦为断行式的无病呻吟。” 因此，王卓华指出：“当下的诗人们不能仅仅学习西方，更应该回到传承古典传统，汲取传统精神上来。” 记者采访时获悉，徐有富教授刚刚完成的一篇论文题目就是《与音乐结合——新诗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文章认为：“与音乐结合是新诗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现代歌词也是新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歌词都是诗，与音乐结合是我国诗体不断发展的动力所在。” 徐有富教授通过研究认为：“就中国诗歌发展史来看，诗与歌合则双赢，分则两伤。譬如宋词与元代散曲，由于大批优秀诗人与剧作家加入了创作队伍，拓宽了词曲的写作内容，提高了词曲的写作水平，因而使得词与散曲成了宋元两代具有标志性的诗歌体裁。而明清的民歌时调，由于没有多少诗人参加创作，虽然也有不少优秀作品，但是总的题材是狭窄的，写作水平也不高，因而不可能获得宋词元曲那么高的地位。” 台湾师大国文系潘丽珠教授在学术论坛上的演讲就是《诗歌吟诵的时代意义与创意教学示例》，“如果说把音乐性作为诗歌的一个特征的话，那么吟诵诗歌就是把音乐性付诸实践。不管是创作还是教学，不管是诗歌理论还是诗歌精品，音乐性都是一个如影相随的法宝。” 来自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学者刘顺文也指出：“诗歌现在已经很难界定，因为古典诗歌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评价标准作为参照系，而新诗基本上无章可循，现在不是谈论诗歌好坏的时候，因为有些文字到底是不是诗歌我们都还难以确定。” 80后作家韩寒曾在自己的博客中“炮轰”当下诗歌界，引起了众多诗人的强烈不满。一位香港学者解释说：“引起诗人们强烈反应的原因是因为韩寒扯掉了诗人们的遮羞布，让长期以来边缘化生存的诗人们突然暴露在阳光之下。” 另一位来自香港的中文学者干脆说：“新诗的发展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困境，我认为它有必要回归到师法传统的路子上来。” 前途：应该反思的到底是谁？ 南京大学中文系傅元峰博士平素也写诗歌，并且他对诗歌的发展一直比较关注。本报记者就赵丽华现象对他进行采访时，他直言：“这已经不再是一个诗歌现象了，而是一个网络现象，一个文化现象。” 他认为“所谓的‘梨花体’只是赵丽华很少一部分的作品，而真正代表赵丽华水平的并不是这些所谓的‘梨花体’，并且赵丽华也不能代表中国当下的诗歌创作水平。” 傅元峰博士指出，近段时期出现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现象，比如说诗歌软件的出现，北京诗人也夫进铁笼中体验生活，莫小新教授裸体授课等等，“表明了整个时代浮躁的态势，这种浮躁态势下，诗歌遭遇恶搞，并非偶然。” 网络上到处可以看到网友们模仿“梨花体”的作品，对此，傅元峰博士指出：“平民化、大众化和普及化对诗歌所产生的影响，都对诗歌起不到积极影响，并且还可能有损诗歌的审美思想。文化专制的时代，时代被利用为宣传工具；文化浮躁的时代，诗歌被利用为恶搞对象。” “我认为在这场争论中，谈论诗歌的意义与前途毫无疑义。”傅元峰博士认为“被网友恶搞的作品是赵丽华的实验性写作中比较失败的作品，但是这些作品被迅速放大，让赵丽华和‘梨花体’成为攻击的靶子，真正值得研究的倒是网友集体表现出来的集体无意识心理。” 结合以前的“网络暴力”现象，傅元峰博士把它的产生归结为“瞬时性、跟风性与偶然性情绪的宣泄”。“而这种缺少独立思考、缺少冷静意识、缺少平民情怀的网络暴力，一起打开了文化情绪的闸门。” 傅元峰博士还引申开来，说“前段日子比较出名的三部电影《英雄》《无极》《夜宴》，都已经在接近80后的文化范例，他们是想象中的影像，并不具备现实的品质。以及江苏作家叶兆言、苏童等人在尝试的重述神话写作，也预示着他们进入了现实品质流失的过程之中。” “所有的文化人和作家都漂浮起来时，只剩下病态虚弱的想象力，陷入了没有现实意识和问题意识的境地。”傅博士担忧地说。 就赵丽华事件而言，傅元峰直言不讳：“需要反思的不是赵丽华和当代诗歌，而是盲目参与的网民们的集体无意识，这就是我们时代的文化浮躁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