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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声唱法民族化、民族唱法美声化，是中西文化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结果，也是中国声乐发展的一大成就。两种唱法互相渗透互相补充，以及在作为个体的歌唱者身上的高度融合，说明二者共同发展是可能的，民族唱法与美声唱法的高度融合成为声乐艺术发展的必然趋势。1 钟键;浅析中国戏曲唱法的特点及其训练方法[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1年02期2 刘方;浅析中国戏曲唱法的特点及其训练方法[J];宜春学院学报;2003年01期3 张红霞;浅谈三种唱法的形成[J];苏州大学学报(工科版);2002年06期4 李琳;曲高也可和众——试论美声艺术的现状和出路[J];人民音乐;2003年06期5 李光羲;美声的前途[J];人民音乐;2003年01期6 阿红;;由民族化触及的——西窗诗话[J];诗探索;1982年04期7 李静，尚庆云;美声与京剧唱法的比较研究[J];齐鲁艺苑;2005年03期8 路海波;;电影“民族化”质疑(摘录)[J];电影艺术;1985年05期9 史建华;论美声艺术的普及[J];辽宁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01期10 ;湛蓝美声——Sometimes I Dream我梦想[J];音乐爱好者;2003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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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上古以及先秦时期留下的史料看，在老子哲学之前，“天”或“帝”是最高信仰之神 ，无论在甲骨金文还是在传世文献中都是如此。孔子述而不作，好古敏求，他说“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此即以“天”为最高的范畴，它是尧、舜等古帝王效法的楷模。老子原创性地提出“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老子》二十五章），由此，“天地”才不再是自古固有的。于是在以后的中国哲学中，才有了《易传·系辞上》所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按“两仪”即天地，《系辞上》在“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句后有云“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庄子·大宗师》所谓“夫道有情有信……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以及《淮南子·天文训》所谓“道始于虚霩，虚霩生宇宙，宇宙生气……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从这一思想的发展脉络看，没有任何根据说盘古开天地的创世神话在老子哲学之前就有了，而只能说其产生于汉代哲学之后。如许多研究盘古传说的论著所引，先秦时期追问天地的起源，较为典型的史料是屈原《天问》所谓。史料的背景应是老子提出了“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又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屈原是就此而追问天地万物如何产生的究竟，其中还提到了“女歧无合，夫焉取九子”、“女娲有体，孰制匠之”等神话，这些神话都是讲天地开辟以后的事，人们从中看不出有盘古开天地的线索。吕思勉在《盘古考》中把《述异记》中的“先儒说”、“古说”和“吴楚间说”区别于《三五历记》之说和《述异记》的首两说，这对于人们分析中国古代神话与“盘古开天地”神话的不同仍是有意义的。吕思勉认为，《述异记》中的后三说与《山海经》中的“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云云有相似之处。人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关于伏羲、女娲以及神农、黄帝等等的神话传说，也与《山海经》中的神话传说大致属于一类，即它们都是讲“天地开辟”以后的事，而不是讲类似于“盘古开天地”的创世神话。因此，即便是“盘古”与“伏羲”音近相通，“盘古”是从“伏羲”演变而来的话，那么，此“盘古”的前身也并非后来那位“开天辟地”的盘古。学界又有“盘古”与“槃瓠”音近相通的观点，而关于槃瓠的传说始自《后汉书·南蛮传》。 按“高辛氏”即传为“五帝”之一的帝喾，是黄帝的曾孙，在少昊、颛顼之后，尧、舜之前。“犬戎之寇”发生在西周时期，故而关于“槃瓠”的传说当是西周以后所编造 。夏曾佑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中说：“今按盘古之名，古籍不见，疑非汉族旧有之说，或盘古、槃瓠音近，槃瓠为南蛮之祖……故南海独有盘古墓，桂林又有盘古祠。不然，吾族古皇并在北方，何盘古独居南荒哉？”童书业认为，夏氏的这个说法是对的，但也有疑问：“为什么南蛮民族的祖先会得变为开天辟地的人物？” 吕思勉在《盘古考》中说，对夏氏的说法“予昔亦信之，今乃知其非也”，“凡神话传说，虽今古不同，必有沿袭转移之迹，未有若盘古、槃瓠之说，绝不蒙者” 。确实，“盘古”与“槃瓠”虽然音近相通，但是前者为“开天辟地”的创世之神，后者只是“高辛氏”之帝犬或南蛮之始祖，二者相差悬殊，绝不相蒙。依吕思勉、饶宗颐等学者之说，《三五历记》和《述异记》中的“盘古开天地”创世神话本源于印度，是在佛教东传之后“杂彼外道之说而成”。既然是“杂彼外道”，那么其中就也含有中国本土的成分。如佛典《摩登伽经》述及外道之围陀多变 。而在《三五历记》的盘古传说中则是：“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数起于一，立于三，成于五，盛于七，处于九，故天去地九万里。”按《三五历记》的“九变”之说是取于《周易》的“天阳”之数，与汉代的易学有密切的关系。如《京房易传》卷下云：“一、三、五、七、九，阳之数。”《易纬·乾凿度》云：“易变而为一，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九者气变之究也……一者形变之始，清轻上为天，浊重下为地。”汉代的易学本于先秦的《老子》和《易传》，由一气而分化出天地，即《淮南子·天文训》所谓“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这在秦汉以后成为儒、道两家普遍认可的常识。《三五历记》的盘古神话也讲“阳轻为天，阴浊为地”，这在两汉儒、道学说的背景下毫不足奇，然而它一定是讲在老子哲学之后，而不可能发生在老子之前的中国远古。“阳轻为天，阴浊为地”本是讲由一气分化出天地的自然演化，所谓“阳轻”“阴浊”就是讲天地之所以分化的原因，而《三五历记》又把盘古说成是开天辟地的创世之神，这就是“杂彼外道之说而成”了。《五运历年记》所谓“元气蒙鸿，萌芽兹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启阴感阳，分布元气，乃孕中和，是为人也”，这也是中国本土之说，惟后面的“首生盘古，垂死化身”云云乃是“杂彼外道之说”。中国古代的气论思想在先秦时期已有较高程度的发展，而“元气”概念始见于战国末期的《鹖冠子》，至汉代乃大为流行 。《五运历年记》讲“元气蒙鸿”，这也只能是发生在汉代以后，而不可能为先秦或中国远古之说。依吕思勉、饶宗颐等学者的考述，盘古开天地的创世神话产生于佛教东传之后，不应早于东汉末年。在此之前，盘古之神不见于中国的古籍和古画。然而在此之后，却“传之甚广”，不仅见于《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绎史》、《通鉴续编》、《唐开元占经》、《古今律历考》等类书、史书和天文学著作，而且也被汉魏以后的神仙道教所吸收。如传为葛洪所作的《枕中书》。 “盘古”成为道教的“元始天王”，这当然也是“杂彼外道之说而成”了。见《云笈七签》卷三《天尊老君名号历劫经略》。 在这里，“盘古”已由创世之神降格为“天尊老君”的下属。又《云笈七签》卷五十六《诸家气法》。 显然，这是在《易纬·乾凿度》的“五太”（即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太极）之说的后面再加上《五运历年记》的盘古神话。又明代邢云路《古经律历考》卷二十八在“道藏”条下有云：道言太上灵宝，先天地而生，然后有天地。数起于一，立于三，成于五，盛于七，极于九，故天去地九万里。虽然这里讲的是道教的“太上灵宝”，而没有讲“盘古”，但“数起于一……极于九，故天去地九万里”则分明是取自《三五历记》的盘古神话。不仅道教吸收了盘古神话，而且在儒、释著作中也有采纳盘古之说者。如宋代理学家胡宏所作《皇王大纪》，虽然认为“世传天地之初如鸡子，盘古氏以身变化”云云乃“讹失其真”，但仍以盘古氏为“三才首君”（《绎史》卷一所谓“作史者目为三才首君，何异说梦”，即是针对此） 。元代的释念常所作《佛祖历代通载》，在首述“七佛”之后亦以盘古为“首君”。按盘古传说的原型本被印度佛教视为“外道之说”，而经中土的传衍，却也被纳入到中国佛教之内了。从盘古神话在汉魏以后“传之甚广”，被广泛吸收并加以多种演绎看，在中古国西南少数民族中有把“檠瓠”祖先演变为“盘古”者，将其传唱为“开天辟地生乾坤，生得乾坤生万物，生得万物人最灵”的创世之神 ；又有学者在上世纪80年代经民间采风调查，访得在河南桐柏山一带有盘古山、盘古庙以及“盘古出世，开辟天地，补天、战洪水、除猛兽，发明衣服”等神话 ；这些少数民族的盘古“史诗”和中原地区的盘古“神话群”，虽然都有一定的依据，但实际上同汉代以后文献中的盘古传说一样，只能说明其“传之甚广”并有多种演绎，而无任何证据足以说明其发生在老子哲学之前。 一个时期以来，有关盘古神话的渊源，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学者认为，盘古之名最早见之于三国吴人徐整的《三五历纪》、 《五运历年记》中，先秦著作无盘古名号，并以“盘古入籍晚”为由，来否定盘古神话的原始性和民族性，提出不应把盘古神话列为中华民族的先民创世神话。这种说法虽然失之偏颇，却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对此，必须作出应有的回答。三国之前真的没有盘古神话吗？三国之前，不但有盘古神话存在，而且在民间已经广泛流传，也有文字记载，相当详尽成熟。 民间的盘古传说早于历史典籍的记载，但是民间的传说究竟起于何时何地却一直苦无确切的历史记载。从逻辑上来说，最早传播盘古文化的地方应该是传说中盘古开天辟地的所在——盘古山。从流传时间上看当早于秦汉，从流传的地域空间上看，是在“吴楚间” 。 有“活的化石”之称的原始神话，不单纯是人类童年社会先民凭原始思维创作的“口头文学”，也具有原始先民向后世传递史料信息的意义。而古石初画、初文古字则是原始神话的载体。往往一个古代石刻、一个原始符号，能充分地反映出原始先民的文化思维活动，为我们揭示早期人类文化思维活动提供了最直接、最可靠的素材。在我国出土的铜器时代的一个方鼎上，有一个奇特别致的符号。 它所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根据郭沫若等学者对甲骨文中“盘”字的正确认识和先存在于中国又在世界上多处出现的十字崇拜之十字的原始含意，可以认定，符号的两边是“盘”字的初文简刻，中间之空心十字图案，乃是十字崇拜的上神，是代表神祖的符号，这个符号应当念为“盘古”，有如中国文字中的单纯词尴尬、囹圄等一样是不能分开使用的，只不过这个符号把盘古二字合而为一了。这种简朴古拙的作法倒也符合万物起始也简的道理。此符号虽见之于铜器之上，但不可以说它就产生于铜器时代。其实，它在铜器时代之前就已经产生。由于生产力的限制，人们只能把这一神圣的符号记在心里。而进入铜器时代之后，人们才有能力把它形之于铜器。在史前社会，既有盘古之名的记载，理应有盘古之事、盘古神话在史前社会的存在，已经不是问题了。还有一个更能说明问题的例证，那就是云南沧源岩画。据专家考证，这幅岩画为二万年前原始人的作品，岩画的内容是：一人头上发出太阳之光芒，左手握一石斧，右手拿手一木把，两腿直立傲视一切。这种形象与盘古立于天地之间，用斧头劈开混沌开天辟地的传说正相契合。至于人首所呈现的太阳之状，则是反映了原始先民对太阳神的崇拜，也是对盘古把温暖送给人间的希望祈盼，对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看作是盘古神话的原始因子。据此，盘古神话信仰在二万年前就已诞生 。大王岩画出现于麻栗坡县，根据《文山学院学报》刊载诸篇论文和《中国文明起源》、《人类文明溯源》、《史前易学》等著作的研究成果，大王岩画的两巨人像具有如下特点：　　顶天立地的画像，在大王岩画当中出现了。而且确实是“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盘古日长一丈”。　　大王岩画的两巨人像出现了以手指表示数字，以奇偶数字表示男女的画像，可以肯定“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这样的神话传说，有大王岩画这样的考古证据支持。　　大王岩画有“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的证据。这个证据出现在什么地方呢？出现在大王岩画两巨人像的头上。现在，我要重点讨论这个问题：　　大王岩画出现了盘古神话所需要的诸种要素，可证大王岩画就是盘古开天地的考古证据！

上个世纪民国37年暨1948年生于重庆的地道中国人，据说不仅会说汉语会念汉文（请注意，我特别强调的是“汉文”，而不是“中文”！因为“汉文”和“中文”在内含上有着本质的区别，决不能混为一谈），而且还能看懂英文和日文什么的，像他这样懂多种语言文字的专家，那可是十分厉害的，吾苗之语言尤其是文字当然不在话下。民国初年连英国等西方国家来华传教的外国人都会读会写，早已翻译了《圣经》等世界名著，用来编写教材、创作歌词，在广大苗族群众中广泛运用的苗文，张诗亚教授是不屑一顾的！建国后虽然苗文因各种政治运动频繁，其运用受到较大影响，但改革开放后苗文又重新获得新生，至今已出版了大量苗文书籍。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苗文书籍有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永祥（苗族）主编的《苗汉词典》（贵州民族出版社1990年5月版），中央民族大学石如金教授（苗族）编著的《苗汉汉苗词典》（岳麓书社1997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向日征教授（汉族）编著的《汉苗词典》（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8月版），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春德教授（苗族）编著的《汉苗词典》（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贵州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燕宝（苗族）整理译注的一万余行《苗族古歌》（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9月版），云南红河学院教授罗有亮（苗族）的专著《苗语语法》（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2月版），中央民族大学副研究员吴德坤等搜集整理翻译的一万三千余行《苗族理辞》（83万字，2002年10月版），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李炳泽（苗族）学术专著《苗族古歌的语言研究》（36万字，民族出版社2004年11月版），云南省民语委译审熊玉有博士（苗族）编著的《苗汉英学习实用手册》（100多万字，云南苗族出版社2005版），贵州民族大学李锦平教授（苗族）编著的《苗语同义词反义词词典》（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石德富博士（苗族）编著的《苗语基础教程》（40万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版），特别是民国年间英国人张绍乔、张继乔兄弟在云贵川三省交界用苗文搜集整理的口碑文学作品经半个世纪之后由贵州省毕节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汇编成《中国西部苗族口碑文化资料集成》（大16开本，上下卷，苗英汉三种文字对照，共1477页，170多万字，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11月版；另，张绍乔目前还健在，已90多岁高龄，最近几年笔者从北京常打长途电话到英国，用苗语直接与张绍乔先生交谈中国苗族的过去和现在的情况）以及贵州大学出版社组织出版的彩色印刷《王安江版苗族古歌》（270万字，贵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版，定价1280元）、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编的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60万字，彩色精装，中华书局2011年11月版，定价1680元）等在苗学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大部头书籍，都是以苗文为主体的标志性出版物。另外，还有中央民族大学罗安源教授（土家族）、麻树兰副研究员（女，苗族）、曹翠云副教授（女，汉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云兵博士（苗族）、吴晓东副研究员（苗族），湖南吉首大学教授杨再彪博士（苗族），云南民族大学教授余金枝博士（女，苗族），贵州民族大学贺又宁教授（女，苗族）、罗兴贵副教授（苗族），贵州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副院长吴一文教授（苗族）、湖北三峡大学吴正彪教授（苗族）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众多人士都是国内研究苗族语言文字的优秀专家，他们都有很多研究成果问世。特别值得人们注意的是，早在10余年前，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之一马悦然的学生Joakim Enwall（汉名阎幽磬，做过瑞典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官员，现为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多次到中国苗族地区长期调查和研究，于1994年以40万字左右的论文《从神话到现实：苗族文字发展史》获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博士学位，并于1995年在瑞典出版发行。1999年冬，本人曾在姨父王德光家里（1953年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本科毕业，长期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苗语研究）与Joakim Enwall进行过交流，感慨于人家西方人做学问的严谨和认真。以西方人张绍乔、张继乔、Joakim Enwall等为代表的专家学者，把苗族的语言文字都搞得有声有色，苗族自己再不好好反思反思就不行了。从云南红河州苗乡崛起的李云兵博士就是最好的例子。他高中毕业后不仅选择了中央民族大学，而且在中央民族大学毅然决然选择了攻读苗族语言文字专业，从本科一直读到博士。其中，23岁本科毕业后因成绩优异，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科研工作；之后再回到母校中央民族大学，在语言学家戴庆厦教授的指导下，先后攻读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1996年完成硕士论文《论巴哼语在苗瑶语中的地位》；2002年完成博士论文《花苗苗语动词的语义和结构特征研究》。之后，他还于2003年至2006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做中国语言文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后研究，完成博士后报告《中国南方民族语言语序类型研究》；2006年至2009年在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师从潘悟云教授做中国语言文学历史比较语言学博士后研究，完成博士后报告《苗瑶语比较研究》。二十多年来，李云兵博士还发表了大量关于苗族语言文字的高质量学术论文，成为至今为止，全世界研究苗族语言文字最优秀的专家之一。如果张诗亚教授不服，可以前往北京与李云兵博士一比高低兮！还有，近年来，贵州民族大学民族科学研究院教授李锦平发表于《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的论文《六十年来苗族语言文字研究综述》、贵州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袁廷科发表于《民族教育研究》2010年第6期的论文《苗族文字进学校教育体系的百年发展史简述》、湖北三峡大学教授吴正彪发表于《文山学院学报》2012年1期的论文《苗族语言文字的发展状况及苗文推广普及的困境与出路管窥》等文，对全国苗文的使用情况做了许多总结。再则，中央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贵州民族大学等高校每年都向全国招收苗语言文学方向的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