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美术史论文3000字高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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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河流域是指纵贯今日伊拉克境内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区域(希腊人称为“美索不达米亚”，意为两河之间的土地)，它横跨亚非两洲，包括今天的以色列、约旦、黎巴嫩、叙利亚、土耳其、伊朗和伊拉克，这里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发展摇篮之一。两河流域地区由于战乱、不重视墓葬以及水灾等因素造成了艺术品保存不佳，该地区以工艺美术品和雕刻居多，从艺术特点上看具有明确的东方因素，即写实与装饰风格相结合的特点。建筑最早使用黏土制砖建筑的地区之一，并且在建筑上采用碎陶片镶嵌防水的方法。著名的建筑代表是新巴比伦城，城内有“空中花园”。雕刻著名代表作有圆雕《萨尔贡青铜头像》，浮雕《纳拉姆辛纪功碑》、《垂死的母狮》等。绘画《军旗》是在一块乌黑的木板上，用贝壳、天青石、石灰石、肉红石等石片镶嵌的情节性画面。在古代两河流域绘画遗物十分短缺前提下，它成为研究当时绘画难得的珍品。第一节 苏美尔美术（前27—前25世纪）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阶段，美术活动和宗教和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苏美尔的美术也不例外。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初，苏美尔人居住的地区出现了十多个城邦，这些城邦都供奉着各自的庇护神，在城邦的中心地带修筑气势宏伟的塔苗作为庇护神在人世间的居住。塔苗不但是宗教活动的中心，还是政治、经济活动的要地，塔苗周伟有宫廷、店铺和作坊，形成喧嚣繁华的街区。最早的苏美尔塔庙遗址位于乌鲁克城，大约建成于公元前3500年，比埃及最古老的金字塔的年代还要久远。它的平面呈方形，由体积巨大的平台和平台上的神殿两部分组成，平台高度在12米上下，外围有盘旋上升的阶梯坡道，神殿涂成明亮的白色，故也称为“白庙”。值得注意的是，神殿正门并不坡道的尽头，祭坛也隐匿于神殿内的一个角落里，说明建筑师没有强调严格对称的格局。苏美尔复兴时期修建的乌尔城塔苗，规模要更大一些，它原先有三层平台，现在只剩下一层。它的正面突出了三组阶梯坡道，显得气势非苏美尔人的人物雕像为宗教祭仪用品，它们的形体塑造得近似于圆筒形或圆锥形，比较稚拙；双手紧握着，置于胸前，眼睛大得出奇，正视前方，神情姿态之中流露出虔诚和谦恭，大概在表示对神的无限敬畏与崇拜。泰尔阿斯马尔的阿勃神庙中的《祭祀者群像》，典型地反映出苏美尔人物雕像的上述特征，据说群像中体型最大的两人代表着国王和王后。苏美尔人在装饰工艺上成就斐然，留下了许多风格优美、制作精致的雕刻品。在乌尔城发现的一个牛头竖琴非常精美，琴箱上的扭头用金片和天青石等材料制成，形象生动写实，音箱的端面上还装饰着镶嵌浮雕，浮雕由上而下共分成四个画面，叙述了苏美尔传统神话中的故事，画面构图简洁，中间拟人化的动物姿态生动，顶端拥抱着双牛的人物及底层的蟹形人保持着一种肩部正面、双脚侧面的模式。第二节 阿卡德王国美术（前24—23世纪）约在公元前24世纪，阿卡德人征服了苏美尔诸城邦，在两河流域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国王萨尔贡和他的孙子纳拉姆幸都雄心勃勃，热衷于攻城掠土，扩展疆域。阿卡德美术也以炫耀征服者的武力为目标。在尼尼微发现的一尊阿卡德国王青铜头像表现了君主沉着镇定的风范，他的眼眶大而深邃，具有显著的苏美尔特征。纳拉姆•幸的记功碑则是为了纪念这位国王对山区少数民族远征的胜利。整个浮雕画面形成了一个单独的场景，明确的传达了征战胜利的含意。纳拉姆幸王占据着上层空间，他的体型最大，身下的士兵列队沿着山坡向上行进，敌族士兵局促于石碑的边缘，他们中间，有的正在被处死，有的则乞求饶恕。阿卡德王国以军事征服发迹，最后也覆亡于外族的入侵浪潮中。公元前2200年前后，古丁人从东北山区侵入两河流域，征服了阿卡德王国。苏美尔和阿卡德王国美术比较：这个时期宗教在社会生活中起主要作用，也对艺术产生了深刻影响。主要包括建筑、雕刻、绘画、工艺美术。　　建筑：此时期的建筑有独特的成就。以神庙为中心。　　两河流域南部原是一片河沙冲积地，没有可供建筑使用的石料。苏美尔人用粘土制成砖坯，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为了使建筑具有防水性能，他们在墙面镶嵌陶片装饰，类似现在的马赛克。　　苏美尔人最重要的建筑为塔庙。是建在几个由土垒起来的大台基上，这种类似于梯形金字塔的建筑被称为“吉库拉塔”。乌鲁克神庙是塔庙的最典型的代表。　　乌鲁克城废墟上的这座塔是残留的最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塔庙（层进式神庙）之一。据考证，塔庙建于公元前21世纪，它是乌尔那姆（Nammu）国王为了表示对生育女神的尊敬而建的。　　雕刻：这一时期的雕刻相当发达。　　苏美尔人的圆雕像很可能是用于宗教目的。雕像身体呈圆拄形，双手捧于胸前，姿势虔诚，面部表情平静划一，眼睛瞪得很大，流露出纯真、朴实、专注的表情。　　阿卡德人的雕刻具有更强的写实性。在尼尼微出土的《萨尔贡一世头像》刻画写实。神志庄严威严，个性坚毅，显示出精湛的工艺水平。《纳拉姆辛浮雕石板》以其写实的手法刻画了纳拉姆辛王率军政府山地的历史场面。对角线的构图使浮雕具有动感和空间感，简单的风景刻画表现了特定的环境。　　绘画：现存的苏美尔绘画代表作为乌尔城出土的军旗，即在刷有沥青的木版上用贝壳、闪绿石、粉红色石灰石镶嵌成的战争和庆祝胜利的场面。画面共分三层，根据故事情节的发展逐步展开，人物、动物、器物的安排有条不紊。人物形象以侧面、正身、侧足为主，倾向于平面的描绘。色彩对于鲜明，四周和各层之间用几何形装饰，很象一幅挂毯，具有浓厚的装饰性。　　工艺美术：苏美尔人是古代最杰出的工艺美术师，他们留下了大量精美的工艺品，如黄金器物、武器、金头盔、匕首、乐器等。代表物：《公山羊与圣树》、《牛头竖琴》　　苏美尔人的牛头竖琴是最古老的精美乐器。琴架顶部以牛头作为装饰，用天青石和金箔制成，牛的神志表现得十分生动，顾起的牛鼻似在翕动。琴身由黄杨木制成，正面在沥青上用贝壳镶嵌着人和动物，表现了古代神话中的英雄吉尔伽美与双头公牛以及一些神化的动物在进行人类活动的情景，具有浓厚的奇异色彩。第三节 苏美尔文化复兴（前23—前21世纪）古提人统治期间，苏美尔城邦拉伽什仍保持着独立，它使苏美尔文化得到了复兴，历史上把这段时间称为“新苏美尔时期”。格拉什城邦的统治者古地亚有许多雕像传世，从这些雕像可以看出，传统苏美尔工艺精湛的装饰趣味与阿卡德较为粗犷的风格融合在一起。雕像所用的材料是坚硬的花岗岩，表面经过了细心的打磨，十分光洁。古地亚身着单薄的长衫，袒露出肌肉发达的右臂，薄衫的褶纹显得很服帖；他双手我在胸前，眼睛注视着前方，无论是坐像还是立像都保持着同样的神态。第四节 巴比伦王国美术（前19—前12世纪）古巴比伦时期遗留下来的雕塑和绘画作品稀少，著名的有《汉谟拉比法典石碑》，它是一块闪绿岩石柱，上面镌刻着的汉谟拉比发典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成文法。石碑顶端有浅浮雕，汉谟拉比国王站立在太阳神沙玛神之间的亲密关系，两者交流、呼应的神情体现着君权神授的信仰。汉谟拉比法典：是目前所知的世界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成文法典，竭力维护不平等的社会等级制度和奴隶主贵族的利益，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古巴比伦社会的情况。法典分为序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正文共有282条，内容包括诉讼程序、保护私产、租佃、债务、高利贷和婚姻家庭等。它刻在一根高25米，上周长65米，底部周长90米的黑色玄武岩柱上，共3500行，是汉谟拉比为了向神明显示自己的功绩而纂集的。 为后人研究古巴比伦社会经济关系和西亚法律史提供了珍贵材料。第五节 亚述帝国美术（前9—前7世纪）古亚述人居住在底格里斯河上游，以游牧为主，后来凭借勇猛善战，组织良好的军队征服了两河流域以及周围的大片地区。亚述帝国盛期，疆域从西奈半岛延伸至亚美尼高原。古亚述的历史充满了征服战争的血腥和残暴，记录了军事冒险家、暴君的贪婪和欲壑能填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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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河流域是指纵贯今日伊拉克境内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区域(希腊人称为“美索不达米亚”，意为两河之间的土地)，它横跨亚非两洲，包括今天的以色列、约旦、黎巴嫩、叙利亚、土耳其、伊朗和伊拉克，这里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发展摇篮之一。两河流域地区由于战乱、不重视墓葬以及水灾等因素造成了艺术品保存不佳，该地区以工艺美术品和雕刻居多，从艺术特点上看具有明确的东方因素，即写实与装饰风格相结合的特点。建筑最早使用黏土制砖建筑的地区之一，并且在建筑上采用碎陶片镶嵌防水的方法。著名的建筑代表是新巴比伦城，城内有“空中花园”。雕刻著名代表作有圆雕《萨尔贡青铜头像》，浮雕《纳拉姆辛纪功碑》、《垂死的母狮》等。绘画《军旗》是在一块乌黑的木板上，用贝壳、天青石、石灰石、肉红石等石片镶嵌的情节性画面。在古代两河流域绘画遗物十分短缺前提下，它成为研究当时绘画难得的珍品。第一节 苏美尔美术（前27—前25世纪）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阶段，美术活动和宗教和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苏美尔的美术也不例外。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初，苏美尔人居住的地区出现了十多个城邦，这些城邦都供奉着各自的庇护神，在城邦的中心地带修筑气势宏伟的塔苗作为庇护神在人世间的居住。塔苗不但是宗教活动的中心，还是政治、经济活动的要地，塔苗周伟有宫廷、店铺和作坊，形成喧嚣繁华的街区。最早的苏美尔塔庙遗址位于乌鲁克城，大约建成于公元前3500年，比埃及最古老的金字塔的年代还要久远。它的平面呈方形，由体积巨大的平台和平台上的神殿两部分组成，平台高度在12米上下，外围有盘旋上升的阶梯坡道，神殿涂成明亮的白色，故也称为“白庙”。值得注意的是，神殿正门并不坡道的尽头，祭坛也隐匿于神殿内的一个角落里，说明建筑师没有强调严格对称的格局。苏美尔复兴时期修建的乌尔城塔苗，规模要更大一些，它原先有三层平台，现在只剩下一层。它的正面突出了三组阶梯坡道，显得气势非苏美尔人的人物雕像为宗教祭仪用品，它们的形体塑造得近似于圆筒形或圆锥形，比较稚拙；双手紧握着，置于胸前，眼睛大得出奇，正视前方，神情姿态之中流露出虔诚和谦恭，大概在表示对神的无限敬畏与崇拜。泰尔阿斯马尔的阿勃神庙中的《祭祀者群像》，典型地反映出苏美尔人物雕像的上述特征，据说群像中体型最大的两人代表着国王和王后。苏美尔人在装饰工艺上成就斐然，留下了许多风格优美、制作精致的雕刻品。在乌尔城发现的一个牛头竖琴非常精美，琴箱上的扭头用金片和天青石等材料制成，形象生动写实，音箱的端面上还装饰着镶嵌浮雕，浮雕由上而下共分成四个画面，叙述了苏美尔传统神话中的故事，画面构图简洁，中间拟人化的动物姿态生动，顶端拥抱着双牛的人物及底层的蟹形人保持着一种肩部正面、双脚侧面的模式。第二节 阿卡德王国美术（前24—23世纪）约在公元前24世纪，阿卡德人征服了苏美尔诸城邦，在两河流域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国王萨尔贡和他的孙子纳拉姆幸都雄心勃勃，热衷于攻城掠土，扩展疆域。阿卡德美术也以炫耀征服者的武力为目标。在尼尼微发现的一尊阿卡德国王青铜头像表现了君主沉着镇定的风范，他的眼眶大而深邃，具有显著的苏美尔特征。纳拉姆•幸的记功碑则是为了纪念这位国王对山区少数民族远征的胜利。整个浮雕画面形成了一个单独的场景，明确的传达了征战胜利的含意。纳拉姆幸王占据着上层空间，他的体型最大，身下的士兵列队沿着山坡向上行进，敌族士兵局促于石碑的边缘，他们中间，有的正在被处死，有的则乞求饶恕。阿卡德王国以军事征服发迹，最后也覆亡于外族的入侵浪潮中。公元前2200年前后，古丁人从东北山区侵入两河流域，征服了阿卡德王国。苏美尔和阿卡德王国美术比较：这个时期宗教在社会生活中起主要作用，也对艺术产生了深刻影响。主要包括建筑、雕刻、绘画、工艺美术。　　建筑：此时期的建筑有独特的成就。以神庙为中心。　　两河流域南部原是一片河沙冲积地，没有可供建筑使用的石料。苏美尔人用粘土制成砖坯，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为了使建筑具有防水性能，他们在墙面镶嵌陶片装饰，类似现在的马赛克。　　苏美尔人最重要的建筑为塔庙。是建在几个由土垒起来的大台基上，这种类似于梯形金字塔的建筑被称为“吉库拉塔”。乌鲁克神庙是塔庙的最典型的代表。　　乌鲁克城废墟上的这座塔是残留的最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塔庙（层进式神庙）之一。据考证，塔庙建于公元前21世纪，它是乌尔那姆（Nammu）国王为了表示对生育女神的尊敬而建的。　　雕刻：这一时期的雕刻相当发达。　　苏美尔人的圆雕像很可能是用于宗教目的。雕像身体呈圆拄形，双手捧于胸前，姿势虔诚，面部表情平静划一，眼睛瞪得很大，流露出纯真、朴实、专注的表情。　　阿卡德人的雕刻具有更强的写实性。在尼尼微出土的《萨尔贡一世头像》刻画写实。神志庄严威严，个性坚毅，显示出精湛的工艺水平。《纳拉姆辛浮雕石板》以其写实的手法刻画了纳拉姆辛王率军政府山地的历史场面。对角线的构图使浮雕具有动感和空间感，简单的风景刻画表现了特定的环境。　　绘画：现存的苏美尔绘画代表作为乌尔城出土的军旗，即在刷有沥青的木版上用贝壳、闪绿石、粉红色石灰石镶嵌成的战争和庆祝胜利的场面。画面共分三层，根据故事情节的发展逐步展开，人物、动物、器物的安排有条不紊。人物形象以侧面、正身、侧足为主，倾向于平面的描绘。色彩对于鲜明，四周和各层之间用几何形装饰，很象一幅挂毯，具有浓厚的装饰性。　　工艺美术：苏美尔人是古代最杰出的工艺美术师，他们留下了大量精美的工艺品，如黄金器物、武器、金头盔、匕首、乐器等。代表物：《公山羊与圣树》、《牛头竖琴》　　苏美尔人的牛头竖琴是最古老的精美乐器。琴架顶部以牛头作为装饰，用天青石和金箔制成，牛的神志表现得十分生动，顾起的牛鼻似在翕动。琴身由黄杨木制成，正面在沥青上用贝壳镶嵌着人和动物，表现了古代神话中的英雄吉尔伽美与双头公牛以及一些神化的动物在进行人类活动的情景，具有浓厚的奇异色彩。第三节 苏美尔文化复兴（前23—前21世纪）古提人统治期间，苏美尔城邦拉伽什仍保持着独立，它使苏美尔文化得到了复兴，历史上把这段时间称为“新苏美尔时期”。格拉什城邦的统治者古地亚有许多雕像传世，从这些雕像可以看出，传统苏美尔工艺精湛的装饰趣味与阿卡德较为粗犷的风格融合在一起。雕像所用的材料是坚硬的花岗岩，表面经过了细心的打磨，十分光洁。古地亚身着单薄的长衫，袒露出肌肉发达的右臂，薄衫的褶纹显得很服帖；他双手我在胸前，眼睛注视着前方，无论是坐像还是立像都保持着同样的神态。第四节 巴比伦王国美术（前19—前12世纪）古巴比伦时期遗留下来的雕塑和绘画作品稀少，著名的有《汉谟拉比法典石碑》，它是一块闪绿岩石柱，上面镌刻着的汉谟拉比发典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成文法。石碑顶端有浅浮雕，汉谟拉比国王站立在太阳神沙玛神之间的亲密关系，两者交流、呼应的神情体现着君权神授的信仰。汉谟拉比法典：是目前所知的世界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成文法典，竭力维护不平等的社会等级制度和奴隶主贵族的利益，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古巴比伦社会的情况。法典分为序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正文共有282条，内容包括诉讼程序、保护私产、租佃、债务、高利贷和婚姻家庭等。它刻在一根高25米，上周长65米，底部周长90米的黑色玄武岩柱上，共3500行，是汉谟拉比为了向神明显示自己的功绩而纂集的。 为后人研究古巴比伦社会经济关系和西亚法律史提供了珍贵材料。第五节 亚述帝国美术（前9—前7世纪）古亚述人居住在底格里斯河上游，以游牧为主，后来凭借勇猛善战，组织良好的军队征服了两河流域以及周围的大片地区。亚述帝国盛期，疆域从西奈半岛延伸至亚美尼高原。古亚述的历史充满了征服战争的血腥和残暴，记录了军事冒险家、暴君的贪婪和欲壑能填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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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美术史论文3000字高考

两河流域是指纵贯今日伊拉克境内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区域(希腊人称为“美索不达米亚”，意为两河之间的土地)，它横跨亚非两洲，包括今天的以色列、约旦、黎巴嫩、叙利亚、土耳其、伊朗和伊拉克，这里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发展摇篮之一。两河流域地区由于战乱、不重视墓葬以及水灾等因素造成了艺术品保存不佳，该地区以工艺美术品和雕刻居多，从艺术特点上看具有明确的东方因素，即写实与装饰风格相结合的特点。建筑最早使用黏土制砖建筑的地区之一，并且在建筑上采用碎陶片镶嵌防水的方法。著名的建筑代表是新巴比伦城，城内有“空中花园”。雕刻著名代表作有圆雕《萨尔贡青铜头像》，浮雕《纳拉姆辛纪功碑》、《垂死的母狮》等。绘画《军旗》是在一块乌黑的木板上，用贝壳、天青石、石灰石、肉红石等石片镶嵌的情节性画面。在古代两河流域绘画遗物十分短缺前提下，它成为研究当时绘画难得的珍品。第一节 苏美尔美术（前27—前25世纪）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阶段，美术活动和宗教和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苏美尔的美术也不例外。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初，苏美尔人居住的地区出现了十多个城邦，这些城邦都供奉着各自的庇护神，在城邦的中心地带修筑气势宏伟的塔苗作为庇护神在人世间的居住。塔苗不但是宗教活动的中心，还是政治、经济活动的要地，塔苗周伟有宫廷、店铺和作坊，形成喧嚣繁华的街区。最早的苏美尔塔庙遗址位于乌鲁克城，大约建成于公元前3500年，比埃及最古老的金字塔的年代还要久远。它的平面呈方形，由体积巨大的平台和平台上的神殿两部分组成，平台高度在12米上下，外围有盘旋上升的阶梯坡道，神殿涂成明亮的白色，故也称为“白庙”。值得注意的是，神殿正门并不坡道的尽头，祭坛也隐匿于神殿内的一个角落里，说明建筑师没有强调严格对称的格局。苏美尔复兴时期修建的乌尔城塔苗，规模要更大一些，它原先有三层平台，现在只剩下一层。它的正面突出了三组阶梯坡道，显得气势非苏美尔人的人物雕像为宗教祭仪用品，它们的形体塑造得近似于圆筒形或圆锥形，比较稚拙；双手紧握着，置于胸前，眼睛大得出奇，正视前方，神情姿态之中流露出虔诚和谦恭，大概在表示对神的无限敬畏与崇拜。泰尔阿斯马尔的阿勃神庙中的《祭祀者群像》，典型地反映出苏美尔人物雕像的上述特征，据说群像中体型最大的两人代表着国王和王后。苏美尔人在装饰工艺上成就斐然，留下了许多风格优美、制作精致的雕刻品。在乌尔城发现的一个牛头竖琴非常精美，琴箱上的扭头用金片和天青石等材料制成，形象生动写实，音箱的端面上还装饰着镶嵌浮雕，浮雕由上而下共分成四个画面，叙述了苏美尔传统神话中的故事，画面构图简洁，中间拟人化的动物姿态生动，顶端拥抱着双牛的人物及底层的蟹形人保持着一种肩部正面、双脚侧面的模式。第二节 阿卡德王国美术（前24—23世纪）约在公元前24世纪，阿卡德人征服了苏美尔诸城邦，在两河流域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国王萨尔贡和他的孙子纳拉姆幸都雄心勃勃，热衷于攻城掠土，扩展疆域。阿卡德美术也以炫耀征服者的武力为目标。在尼尼微发现的一尊阿卡德国王青铜头像表现了君主沉着镇定的风范，他的眼眶大而深邃，具有显著的苏美尔特征。纳拉姆•幸的记功碑则是为了纪念这位国王对山区少数民族远征的胜利。整个浮雕画面形成了一个单独的场景，明确的传达了征战胜利的含意。纳拉姆幸王占据着上层空间，他的体型最大，身下的士兵列队沿着山坡向上行进，敌族士兵局促于石碑的边缘，他们中间，有的正在被处死，有的则乞求饶恕。阿卡德王国以军事征服发迹，最后也覆亡于外族的入侵浪潮中。公元前2200年前后，古丁人从东北山区侵入两河流域，征服了阿卡德王国。苏美尔和阿卡德王国美术比较：这个时期宗教在社会生活中起主要作用，也对艺术产生了深刻影响。主要包括建筑、雕刻、绘画、工艺美术。　　建筑：此时期的建筑有独特的成就。以神庙为中心。　　两河流域南部原是一片河沙冲积地，没有可供建筑使用的石料。苏美尔人用粘土制成砖坯，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为了使建筑具有防水性能，他们在墙面镶嵌陶片装饰，类似现在的马赛克。　　苏美尔人最重要的建筑为塔庙。是建在几个由土垒起来的大台基上，这种类似于梯形金字塔的建筑被称为“吉库拉塔”。乌鲁克神庙是塔庙的最典型的代表。　　乌鲁克城废墟上的这座塔是残留的最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塔庙（层进式神庙）之一。据考证，塔庙建于公元前21世纪，它是乌尔那姆（Nammu）国王为了表示对生育女神的尊敬而建的。　　雕刻：这一时期的雕刻相当发达。　　苏美尔人的圆雕像很可能是用于宗教目的。雕像身体呈圆拄形，双手捧于胸前，姿势虔诚，面部表情平静划一，眼睛瞪得很大，流露出纯真、朴实、专注的表情。　　阿卡德人的雕刻具有更强的写实性。在尼尼微出土的《萨尔贡一世头像》刻画写实。神志庄严威严，个性坚毅，显示出精湛的工艺水平。《纳拉姆辛浮雕石板》以其写实的手法刻画了纳拉姆辛王率军政府山地的历史场面。对角线的构图使浮雕具有动感和空间感，简单的风景刻画表现了特定的环境。　　绘画：现存的苏美尔绘画代表作为乌尔城出土的军旗，即在刷有沥青的木版上用贝壳、闪绿石、粉红色石灰石镶嵌成的战争和庆祝胜利的场面。画面共分三层，根据故事情节的发展逐步展开，人物、动物、器物的安排有条不紊。人物形象以侧面、正身、侧足为主，倾向于平面的描绘。色彩对于鲜明，四周和各层之间用几何形装饰，很象一幅挂毯，具有浓厚的装饰性。　　工艺美术：苏美尔人是古代最杰出的工艺美术师，他们留下了大量精美的工艺品，如黄金器物、武器、金头盔、匕首、乐器等。代表物：《公山羊与圣树》、《牛头竖琴》　　苏美尔人的牛头竖琴是最古老的精美乐器。琴架顶部以牛头作为装饰，用天青石和金箔制成，牛的神志表现得十分生动，顾起的牛鼻似在翕动。琴身由黄杨木制成，正面在沥青上用贝壳镶嵌着人和动物，表现了古代神话中的英雄吉尔伽美与双头公牛以及一些神化的动物在进行人类活动的情景，具有浓厚的奇异色彩。第三节 苏美尔文化复兴（前23—前21世纪）古提人统治期间，苏美尔城邦拉伽什仍保持着独立，它使苏美尔文化得到了复兴，历史上把这段时间称为“新苏美尔时期”。格拉什城邦的统治者古地亚有许多雕像传世，从这些雕像可以看出，传统苏美尔工艺精湛的装饰趣味与阿卡德较为粗犷的风格融合在一起。雕像所用的材料是坚硬的花岗岩，表面经过了细心的打磨，十分光洁。古地亚身着单薄的长衫，袒露出肌肉发达的右臂，薄衫的褶纹显得很服帖；他双手我在胸前，眼睛注视着前方，无论是坐像还是立像都保持着同样的神态。第四节 巴比伦王国美术（前19—前12世纪）古巴比伦时期遗留下来的雕塑和绘画作品稀少，著名的有《汉谟拉比法典石碑》，它是一块闪绿岩石柱，上面镌刻着的汉谟拉比发典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成文法。石碑顶端有浅浮雕，汉谟拉比国王站立在太阳神沙玛神之间的亲密关系，两者交流、呼应的神情体现着君权神授的信仰。汉谟拉比法典：是目前所知的世界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成文法典，竭力维护不平等的社会等级制度和奴隶主贵族的利益，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古巴比伦社会的情况。法典分为序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正文共有282条，内容包括诉讼程序、保护私产、租佃、债务、高利贷和婚姻家庭等。它刻在一根高25米，上周长65米，底部周长90米的黑色玄武岩柱上，共3500行，是汉谟拉比为了向神明显示自己的功绩而纂集的。 为后人研究古巴比伦社会经济关系和西亚法律史提供了珍贵材料。第五节 亚述帝国美术（前9—前7世纪）古亚述人居住在底格里斯河上游，以游牧为主，后来凭借勇猛善战，组织良好的军队征服了两河流域以及周围的大片地区。亚述帝国盛期，疆域从西奈半岛延伸至亚美尼高原。古亚述的历史充满了征服战争的血腥和残暴，记录了军事冒险家、暴君的贪婪和欲壑能填的野心。

——文森特•威廉•梵高　　始终无法忘记初中时刚接触绘画，听老师讲起梵高，在美术书上看到他的向日葵，我说不出他的画那里好，但他的画就是让我着迷，如痴如醉。我看了一遍又一遍，也许是他的热情感染了我，我希望我就是那朵向日葵，永远向着太阳。　　后来慢慢的对梵高有了深入的了解，他生性善良，热爱生活，但在生活中屡遭挫折，艰辛倍尝。他献身艺术，大胆创新，在广泛学习前辈画家伦勃朗等人的基础上，吸收印象派画家在色彩方面的经验，并受到东方艺术，特别是日本版画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创作出许多洋溢着生活激情、富于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品。《向日葵》、《星夜》、《麦田群鸦》等代表作，大都是在他生命最后的六年中完成的，表现了他心中的苦闷、哀伤、同情和希望，透过这些作品，我可以看到一个更加真实的梵高，更加理解画家的精神和思想。　　文森特•威廉•梵高，出生于荷兰赞德特镇一个新教牧师家庭。24岁之前曾在海牙、伦敦、巴黎等地的古匹尔画店当店员，后来成为传教士，在比利时西南部的博里纳日矿区传教，由于同情和支持穷苦矿工的要求而被解职。在度过了一段极度失望和贫困的生活后，他决定在艺术的探求中完成自我的解脱。1880年以后，他到处求学，向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求教，向荷兰风景画家安东•莫夫学画，但最后还是决定自学。在1886年以前，他的作品还都处于探索的时期，代表作有《吃土豆的人》、《纺织工》等。1886年梵高随他担任古匹尔画店高级职员的弟弟来到巴黎，结识了图鲁兹一劳特累克、高更、毕沙罗、修拉和塞尚，并参加印象主义画家们的集会，在色彩方面受到启发和熏陶。1888年2月，他同高更结伴同行，到法国南部的阿尔写生作画，长达一年之久。这是他艺术风格形成的最重要的时期，南国的强烈阳光和阳光照耀下的市镇、田野、花朵、河流、农舍和教堂，使他禁不住一遍又一遍地高喊： “明亮一些，再明亮一些!” 但后因两人意见不合，高更离去，梵高的精神也开始逐渐分裂。梵高于1888年12月23日发病后，病情时好时坏，时重时轻，一次次住进医院。1889年5月他被送进离阿尔一公里的圣雷米神经病院，成了彻头彻尾的精神病人。但就在这时，奇迹出现了，梵高的绘画竟然突飞猛进，风格迅速形成。然而这奇迹的代价却是一个灵魂的自焚。1890年，经过圣雷米的德莫索尔精神病院的长期住院治疗，病势稍有好转后，梵高回到巴黎，住在瓦兹河畔的奥韦尔，接受伽塞医生的专门治疗，并勤奋作画，作有《伽塞医生肖象》、《奥韦尔的教堂》等。但是，在1890年10月27日，在同伽塞医生发生争吵之后，梵高在麦田里开枪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梵高一生留下了丰富的作品，直到去世之后才逐渐被人们所认识。这些作品中作者突出地追求自我精神的表现，一切形式都在激烈的精神支配下跳跃和扭动。这样的艺术对20世纪表现主义影响甚深，特别是苏丁和德国表现派画家，从梵高的作品中吸取了不少重要的原则。他是继伦勃朗之后荷兰最伟大的具有世界性影响的画家。但是，当他还活着的时候，一共只卖出过1幅画。　　提起梵高的经典作品，人们第一个想到的往往是《向日葵》。它是梵高在阳光明媚灿烂的法国南部所作的，现藏于伦敦国家画廊。画面上那种仿佛是从作者内心里流淌出来的金黄色肆意渲染，单纯的陶罐花瓶，粗糙的台布，层层叠叠的阳光交织成的背景，在台布上泛动着光晕；充满朝气的9朵向日葵正值盛开时节，花盘未尽显露出来，甚至带着娇嫩的绿色，而另外几朵向日葵则是苍老的、成熟甚至是行将颓败的，花瓣残缺不齐，枝桠僵硬并扭曲倾斜。这似乎暗示着某种宿命，虽然在强烈阳光的沐浴底下，向日葵还是逃脱不了苍老颓败的结局，仿佛一切都那么短暂地辉煌，世间万物都不可能像太阳一样永恒放光，短暂似乎是一切万物的宿命。然而，梵高将阳光的金黄色强加给了所有的背景物，空气、花瓶和台布等等。当他一笔笔仔细地完成从调色板到画布的颜料转移时，他应该看到，整个画室里已经被那种耀眼的金黄色所照亮了，包括他的脸，他那严肃的表情，他的精神世界。在梵高的笔下，那一团团如火焰般的向日葵，不仅仅是植物，而是带有原始冲动和热情的生命体，他们更狂放地表现出画家对生活的热烈渴望与顽强追求，宣泄着画家对生命的尽情体验与永久激动。　　梵高的另一幅代表作品《星夜》，画于1890年6月，现藏于纽约现代美术馆。《星夜》呈现两种线条风格，一是弯曲的长线，一是破碎的短线。二者交互运用，使画面呈现出眩目的奇幻景象。这显然已经脱离现实，纯为梵高自己的想象。在构图上，骚动的天空与平静的村落形成对比。柏树则与横向的山脉、天空达成视觉上的平衡。暗黑的龙柏树巫一样飘舞着，涡旋般的星云、旋转的大小星体、甚至是新月都在快速旋转中。那种狞厉的流纹仿佛是宿命的流向，一切都是动荡不安的，摇摇欲坠的。而教堂的尖顶显得那么渺茫无助，它的尖顶几乎被夜空的涡漩所淹没。梵高的世界其实就是如此脆弱无助，而他陷入了一个无法摆脱的涡漩中。全画的色调呈蓝绿色，画家用充满运动感的、连续不断的、波浪般急速流动的笔触表现星云和树木；在他的笔下，星云和树木象一团正在炽热燃烧的火球，正在奋发向上，具有极强的表现力，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梵高曾在给弟弟迪奥的信中写道“凝望着璀璨的星空，我总是不由得浮想联翩……我不禁问自己，为什么夜空中闪烁的亮点不能像法国地图上的黑色标志那样容易到达呢？我们只需坐上火车就可以到达特鲁斯肯或卢昂，而到达星星那里却要经历一次死亡之旅”。梵高所描绘的那些搅动着的漩涡似的星辰，在我们看来也许只是新奇创意的景色，但事实上那是作者心中的暗涌，以及对死亡的诠释。或许对于梵高来说，死亡并不是灾祸，而是通向天堂的隧道，是种精神的解脱。　　梵高的最后一幅油画是《麦田群鸦》，这是他生命中最后一幅逼真而可怕的写照，也是他留给世人一份刺目的图像的遗书。那是一个令人不安的画面：一块被三条岔道切割成两等分的麦田，最左边的道路几乎呈现出一种边界的状态，中间一条道路以令人无限遐想的S形向远方延伸，道路的尽头全是一片迷茫与阴森，道路旁边是充满敬意的绿草，另一条道路向右边遽然偏离并消失。它仿佛一个举着双臂的人，平躺着，双肩上举着丰收的麦田。那种令人激动并慰藉的金黄色，仿佛太阳照耀的圣域，它点燃了一个人的内心的喜悦。而却在此时，天空令人不安地被乌云遮住了，准确地说，那是一群会飞动的阴影，它是一群乌鸦，纯黑色的乌鸦以及远处天空中出现的阴霾仿佛是女巫的黑色大氅一样遮住越来越少的阳光和麦田的光芒。它是一种矛盾的心情，是一种内心深处隐约的恐惧。这就是濒临死亡之前的梵高的世界，他眼里的世界分为两种颜色，一种是令人激动的金黄色，它是属于他那执著的精神的阳光色彩，另一种是令他恐惧的阴影和失望，他对那个世界失去了最后的信心，他的心情因此被切割瓦解，一块麦田因此陷落，一片阳光因此而支离破碎。　　梵高以自己的生命为赌注作画，像荆棘鸟般用灵魂与鲜血谱写生命的最后华章。在这幅绝笔画中表达出梵高的“悲伤与极度的寂寞”， 他的结局似乎早就注定了。于是在奥维尔，七月灿烂的夏天，他朝自己的胸膛扣动了扳机，倒下的一刹那他的灵魂归于永恒的金黄色大地，这位癫狂的天才画家终于得到了解脱。　　我要向我灵魂深处最爱的艺术家致敬，梵高一生坎坷，尤其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的精神世界已经完全破碎。一如大海，风暴时起，颠簸倾覆，没有多少平稳的陆地了。然而与之相对的，却是他对艺术的爱。在面对不可遏止的疾病的焦灼中，他说：“绘画到底有没有美，有没有用处，这实在令人怀疑。但是怎么办呢?有些人即使精神失常了，却仍然热爱着自然与生活，因为他是画家!”“面对一种把我毁掉的、使我害怕的病。我的信仰仍然不会动摇!”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对绘画有着偏执信仰的“疯子”，用其短暂的一生向我们描绘了他对生命的热爱与追求，诉说着他的激情与理想，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永恒的色彩。

西方美术史论文3000字高考作品

两河流域是指纵贯今日伊拉克境内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区域(希腊人称为“美索不达米亚”，意为两河之间的土地)，它横跨亚非两洲，包括今天的以色列、约旦、黎巴嫩、叙利亚、土耳其、伊朗和伊拉克，这里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发展摇篮之一。两河流域地区由于战乱、不重视墓葬以及水灾等因素造成了艺术品保存不佳，该地区以工艺美术品和雕刻居多，从艺术特点上看具有明确的东方因素，即写实与装饰风格相结合的特点。建筑最早使用黏土制砖建筑的地区之一，并且在建筑上采用碎陶片镶嵌防水的方法。著名的建筑代表是新巴比伦城，城内有“空中花园”。雕刻著名代表作有圆雕《萨尔贡青铜头像》，浮雕《纳拉姆辛纪功碑》、《垂死的母狮》等。绘画《军旗》是在一块乌黑的木板上，用贝壳、天青石、石灰石、肉红石等石片镶嵌的情节性画面。在古代两河流域绘画遗物十分短缺前提下，它成为研究当时绘画难得的珍品。第一节 苏美尔美术（前27—前25世纪）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阶段，美术活动和宗教和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苏美尔的美术也不例外。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初，苏美尔人居住的地区出现了十多个城邦，这些城邦都供奉着各自的庇护神，在城邦的中心地带修筑气势宏伟的塔苗作为庇护神在人世间的居住。塔苗不但是宗教活动的中心，还是政治、经济活动的要地，塔苗周伟有宫廷、店铺和作坊，形成喧嚣繁华的街区。最早的苏美尔塔庙遗址位于乌鲁克城，大约建成于公元前3500年，比埃及最古老的金字塔的年代还要久远。它的平面呈方形，由体积巨大的平台和平台上的神殿两部分组成，平台高度在12米上下，外围有盘旋上升的阶梯坡道，神殿涂成明亮的白色，故也称为“白庙”。值得注意的是，神殿正门并不坡道的尽头，祭坛也隐匿于神殿内的一个角落里，说明建筑师没有强调严格对称的格局。苏美尔复兴时期修建的乌尔城塔苗，规模要更大一些，它原先有三层平台，现在只剩下一层。它的正面突出了三组阶梯坡道，显得气势非苏美尔人的人物雕像为宗教祭仪用品，它们的形体塑造得近似于圆筒形或圆锥形，比较稚拙；双手紧握着，置于胸前，眼睛大得出奇，正视前方，神情姿态之中流露出虔诚和谦恭，大概在表示对神的无限敬畏与崇拜。泰尔阿斯马尔的阿勃神庙中的《祭祀者群像》，典型地反映出苏美尔人物雕像的上述特征，据说群像中体型最大的两人代表着国王和王后。苏美尔人在装饰工艺上成就斐然，留下了许多风格优美、制作精致的雕刻品。在乌尔城发现的一个牛头竖琴非常精美，琴箱上的扭头用金片和天青石等材料制成，形象生动写实，音箱的端面上还装饰着镶嵌浮雕，浮雕由上而下共分成四个画面，叙述了苏美尔传统神话中的故事，画面构图简洁，中间拟人化的动物姿态生动，顶端拥抱着双牛的人物及底层的蟹形人保持着一种肩部正面、双脚侧面的模式。第二节 阿卡德王国美术（前24—23世纪）约在公元前24世纪，阿卡德人征服了苏美尔诸城邦，在两河流域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国王萨尔贡和他的孙子纳拉姆幸都雄心勃勃，热衷于攻城掠土，扩展疆域。阿卡德美术也以炫耀征服者的武力为目标。在尼尼微发现的一尊阿卡德国王青铜头像表现了君主沉着镇定的风范，他的眼眶大而深邃，具有显著的苏美尔特征。纳拉姆•幸的记功碑则是为了纪念这位国王对山区少数民族远征的胜利。整个浮雕画面形成了一个单独的场景，明确的传达了征战胜利的含意。纳拉姆幸王占据着上层空间，他的体型最大，身下的士兵列队沿着山坡向上行进，敌族士兵局促于石碑的边缘，他们中间，有的正在被处死，有的则乞求饶恕。阿卡德王国以军事征服发迹，最后也覆亡于外族的入侵浪潮中。公元前2200年前后，古丁人从东北山区侵入两河流域，征服了阿卡德王国。苏美尔和阿卡德王国美术比较：这个时期宗教在社会生活中起主要作用，也对艺术产生了深刻影响。主要包括建筑、雕刻、绘画、工艺美术。　　建筑：此时期的建筑有独特的成就。以神庙为中心。　　两河流域南部原是一片河沙冲积地，没有可供建筑使用的石料。苏美尔人用粘土制成砖坯，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为了使建筑具有防水性能，他们在墙面镶嵌陶片装饰，类似现在的马赛克。　　苏美尔人最重要的建筑为塔庙。是建在几个由土垒起来的大台基上，这种类似于梯形金字塔的建筑被称为“吉库拉塔”。乌鲁克神庙是塔庙的最典型的代表。　　乌鲁克城废墟上的这座塔是残留的最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塔庙（层进式神庙）之一。据考证，塔庙建于公元前21世纪，它是乌尔那姆（Nammu）国王为了表示对生育女神的尊敬而建的。　　雕刻：这一时期的雕刻相当发达。　　苏美尔人的圆雕像很可能是用于宗教目的。雕像身体呈圆拄形，双手捧于胸前，姿势虔诚，面部表情平静划一，眼睛瞪得很大，流露出纯真、朴实、专注的表情。　　阿卡德人的雕刻具有更强的写实性。在尼尼微出土的《萨尔贡一世头像》刻画写实。神志庄严威严，个性坚毅，显示出精湛的工艺水平。《纳拉姆辛浮雕石板》以其写实的手法刻画了纳拉姆辛王率军政府山地的历史场面。对角线的构图使浮雕具有动感和空间感，简单的风景刻画表现了特定的环境。　　绘画：现存的苏美尔绘画代表作为乌尔城出土的军旗，即在刷有沥青的木版上用贝壳、闪绿石、粉红色石灰石镶嵌成的战争和庆祝胜利的场面。画面共分三层，根据故事情节的发展逐步展开，人物、动物、器物的安排有条不紊。人物形象以侧面、正身、侧足为主，倾向于平面的描绘。色彩对于鲜明，四周和各层之间用几何形装饰，很象一幅挂毯，具有浓厚的装饰性。　　工艺美术：苏美尔人是古代最杰出的工艺美术师，他们留下了大量精美的工艺品，如黄金器物、武器、金头盔、匕首、乐器等。代表物：《公山羊与圣树》、《牛头竖琴》　　苏美尔人的牛头竖琴是最古老的精美乐器。琴架顶部以牛头作为装饰，用天青石和金箔制成，牛的神志表现得十分生动，顾起的牛鼻似在翕动。琴身由黄杨木制成，正面在沥青上用贝壳镶嵌着人和动物，表现了古代神话中的英雄吉尔伽美与双头公牛以及一些神化的动物在进行人类活动的情景，具有浓厚的奇异色彩。第三节 苏美尔文化复兴（前23—前21世纪）古提人统治期间，苏美尔城邦拉伽什仍保持着独立，它使苏美尔文化得到了复兴，历史上把这段时间称为“新苏美尔时期”。格拉什城邦的统治者古地亚有许多雕像传世，从这些雕像可以看出，传统苏美尔工艺精湛的装饰趣味与阿卡德较为粗犷的风格融合在一起。雕像所用的材料是坚硬的花岗岩，表面经过了细心的打磨，十分光洁。古地亚身着单薄的长衫，袒露出肌肉发达的右臂，薄衫的褶纹显得很服帖；他双手我在胸前，眼睛注视着前方，无论是坐像还是立像都保持着同样的神态。第四节 巴比伦王国美术（前19—前12世纪）古巴比伦时期遗留下来的雕塑和绘画作品稀少，著名的有《汉谟拉比法典石碑》，它是一块闪绿岩石柱，上面镌刻着的汉谟拉比发典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成文法。石碑顶端有浅浮雕，汉谟拉比国王站立在太阳神沙玛神之间的亲密关系，两者交流、呼应的神情体现着君权神授的信仰。汉谟拉比法典：是目前所知的世界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成文法典，竭力维护不平等的社会等级制度和奴隶主贵族的利益，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古巴比伦社会的情况。法典分为序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正文共有282条，内容包括诉讼程序、保护私产、租佃、债务、高利贷和婚姻家庭等。它刻在一根高25米，上周长65米，底部周长90米的黑色玄武岩柱上，共3500行，是汉谟拉比为了向神明显示自己的功绩而纂集的。 为后人研究古巴比伦社会经济关系和西亚法律史提供了珍贵材料。第五节 亚述帝国美术（前9—前7世纪）古亚述人居住在底格里斯河上游，以游牧为主，后来凭借勇猛善战，组织良好的军队征服了两河流域以及周围的大片地区。亚述帝国盛期，疆域从西奈半岛延伸至亚美尼高原。古亚述的历史充满了征服战争的血腥和残暴，记录了军事冒险家、暴君的贪婪和欲壑能填的野心。

美术史论文3000字高考范文

民间美术创作特点 摘要：源自中国农业社会的民间美术，顺应了民间文化的观念、性质和特点。民间美术通过特有的观察和思维方式，以及对历史传统遣型的重新建构，实现了创作语言的自由和个性化的要求，具有强烈的审美感染力。民间美术表达了创作者真挚，朴素的情感，并使这种艺术形式最终实现了大众化。 关键词：民间美术；造型；表现；创作 民间美术的创作手段是以民族根源上流传下来的造型语言为基础，民间美术成为创作者对于自我主观意识的强烈自信。它们有一些共同的表现特征规律一一不以再现客观现实为目的，而形成了艺术创作中重视直觉、意念、臆断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以重建美好的现实、理想和必然。民间美术色彩热烈、喜庆，造型夸张、幽默，艺术形式生动活泼，表现技法质朴无华而又大胆、鲜明，使得劳动人民的情感在创作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 一 随意性的特点 民间美术的审美意象是追求情感上的真。因此，不注重形象上的真，“不求形似，但求神似”是主观的真实，创作的随意性就是基于这个道理。民间美术随意性的造型特点源于；民间艺人娴熟的技艺所创造的“熟能生巧”之作和因陋就简条件下的“弄巧成拙”。这类创作表现出“即兴发挥”，造型上显现“随意、稚拙”的特点。在创作过程中民间艺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洒脱，他们的精力集中在创作主题的渲染上，乎略细节的处理，表现出一些违背生活常识的不合理情节，让理念服从于意念、情理服从于情感。在造型中并不完全依赖对自然的观察和简单的直观反映，而是靠记忆力，借助意象进行创作，这样一来造型的随意性也就顺理成章了。老百姓常说，“我想啥就画啥，只要心里有，看不到的东西也可画在纸上”。这些朴实的话语道出了中国民间美术创作者的心理状态，在他们看来，“画是随心草”，表达了民间美术创作的自由性、随意性，同时又反映了老百姓对待现实生活、客观事物的主观态度。当你询问民间剪纸艺人，为什么侧面牛的眼不是一只?他们说：因为牛都长着两只眼睛；为什么大牛肚子里有一只小牛?他们说：牛怀着孩子就是这样的。这是他们所见，在他们眼里，这是最写实的。民间美术创作的随意性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艺术世界：老虎身上长着刀；老牛拉车可以两只蹄子走路、两只蹄子扶辕；打腰鼓的人可以三头六臂、七八条腿；老虎可以赶来拉碾，耕地的两头牛背靠背躺在地上；莲花开花、生藕、结子、生出胖娃娃都在一起，鹊桥相会里有牛郎织女、天上人间、日月星辰、银河、燕子，河里还有牡丹鲤鱼等等。不同时空、人神鸟兽都可以集聚成一个整体，这种随心所欲、轻松自由的创作令人难以想象。他们以为自己的剪纸、绘画、泥塑最正确地再现了客观现实。他们没有像专业艺术家那样有意识地概括、简化、夸张、重新组合。民间美术造型的“心里有”、“爱啥就画啥”是他们自由无羁、无拘无束地表达自己的审美感受和审美理想的心理写照，他们并没有将自己心灵的感悟当作是真实的客观存在，所表达的只是“心里有”的东西。在审美创造活动中自己既是审美主体，又是客观的观察者；既可以自由地面对审美客体，又在冷静地注视自己。“爱啥就画啥”是一种“心上之音”、“得意忘象”的审美境界，强调审美创造的自我意识；而在艺术表达的时候则是积极主动的，客观现实物象都被纳入到作者的审美范畴中，各种造 型有所依据，又不是客观现实的影子，这种主观认识又必定符合民众的内心要求和审美感受。 二、圆满完美的造型 中国传统的宇宙观中，有一基本信条：就是一切事物莫不在变化之中，宇宙是一个变易不息的大流。中国人自古形成了往而复返的空间观念和周而复始的时间概念。古人的这种宇宙观与人生观与佛教哲学上“因果报应”、“三世轮回”的人生观不谋而合，表现在民间美术造型上即崇尚圆满完美，浑沌思维的整体性。民间艺人对事物的完整、全面的追求一一崇尚完美，这便是“天人合一”思想与人们主观情感同外界事物同形同构的关系所致。圆满完美的造型观，反映出民间美术“求垒”、“求美”的特点。民间美术的创作是以全部的感性和理性认识来综合表现对象，把长期观察所得到的体验充分表现在造型中。其一是通过透明透视，把对象的各个侧面和背部进行垒方位的展现，体现了崇尚完整、圆满的观念。所描绘的对象内外重叠或前后重叠，互不遮挡。例如：透过虎、牛的肚皮可以看到腹内的小仔，透过房屋的墙面可以看到屋内的景象等。民间美术之所以能突破透视规律的局限，在于民间美术抛开了自然对象的实体真实，即立体的、占有一定空间的真实，而是以全部感性与理性的认识来综合表现对象，观看得真实已让位于观念的真实，客体形象的真实已让位于心象的真实。这种造型的完美特征在各地的民间美术作品中都有体现，山东潍县木牌牟画中的骑虎，湖南年画“老鼠嫁女”不是在侧面身上出现正面头，就是在侧面头部出现正面的两只限，产生二维平面上的多维感。质朴的思想感情和审美需求，形成对民间美术造型的完美性要求。其二是通过看不见的内部真实，表现出造型上的求全求美，在表现石榴、葫芦、南瓜一类的瓜果时往往剖开物体，使其露出籽来，透过母鸡可以看到腹内的鸡蛋，公鸡肚子吞下了五毒，在老虎、牛、羊、鹿身上装饰梅花等图案。把完整与美好有机结合达到和谐统一的境界。其三是民间美术对事物完整、圆满的理想化审美定向。因此，在民间美术作品中，很少看到残缺的人物形象，讲究构图的完整性，常将画面看成独立的舞台，形成与外界隔离的小天地，通过完整形象的巧妙组合，达到集中、内向、充实、饱满的艺术效果。山东潍坊木版年画《男十忙》里描绘了十三个庄稼汉在耕田、耙地、种麦、锄草、轧垄、收割、运粮等田间劳动情景。《女十忙》画面中的十一个妇女，有的弹棉花，有的纺纱、捻线、织布，其间穿插有儿童、花猫、黑狗既填补了画面空白又活跃了气氛。在剪纸中男女老妇，衣服都饰以花纹，连老虎、狮子、鹿、狗动物身体上都描画出花草的形象，为的是使画面丰满、完整、突出喜庆热闹的主题。为了达到完美的效果，民间美术的造型不拘泥于一般生活现象，创造出异想天开的画面，完整与美好有机结合，达到和谐与统一的美学境界。 三、造象的抽象性．概括性 劳动者是最先从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获得了抽象创作的原动力，原始美术和民间美术成为抽象艺术的先导。民间艺人在形象的塑造上，多因时、因地、因材制宜，不假虚饰，以抽象性的手法表现出物象自然、质朴的本来面貌。抛开现实形象的细节，用极简单的线条概括抽象现实形象：在织绵刺绣和桃花这类民间美术种类中，除少数具象图案外，大部分都是点、线、面组成的几何形图案。这种抽象造型能力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在彩陶的表面有圆点、三角、旋涡、波折、齿纹、鱼纹、蛙等多种纹样，抛开现实本身的各种细节和不规则因素，用极简单的线条概括抽象现实的形象。把各种动物、植物、抽象为几何图案，不但要仔细观察。抓住对象的主要特征，集中概括，夸张变形，而且还要饱含浓厚的文化内涵和古老的造型意识；云南沧源文化和古老的造型意识具有的抽象、象征含义。汉族的民间服饰，日用品装饰上也可以看到概括的抽象几何图形，如百家衣、百纳幛。这种以菱形的碎布拼制而成，以色彩的拼接和几何状的结构，完整呈现出某种动物、植物造型，色调鲜艳和 谐；生殖崇拜的华中树、鱼人、鸡头鱼、双鱼，气氛热烈喜庆。民间美术概括性表现在程式化造型。如“十斤狮子九斤头，一斤尾巴掉后头”的画诀，表现出大胆取舍，夸张、提炼其本质，舍弃、弱化细枝末节，并夸张画中的内容：贵州民间泥玩中，野猪的造型十分奇特，头部和嘴占了大半位置，躯干几乎被省略了，却将野猪的生猛表现得鲜活生动。河北武强木版年画为突出门神的勇武，尽量横向夸张，把人体比例缩减为四个头长，形成方厚如山的气度，而仕女则被刻画得格外清秀，细腰削肩极尽婀娜之态。民间木刻版画在处理大场面时，以简略的笔画表现出多种物象。在戏剧表演中，几个兵卒就是千军万马，版画中几组细浅排列的草就是一片草地，这种造型上的省略手法存在合理性，言未尽而意已明。 结束语； 民间美术是千百年来集体意识和劳动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的结晶，民间美术的创作者是劳动群众和民间艺人，其中决大多数是在劳动之余创作的，主要为劳动者自己欣赏、使用，因此表现了他们的愿望、心理、信仰和生活观念。民间美术和民俗活动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民间美术是伴随民俗活动而发展的。民间美术是在生活中发生、并为现实生活服务的文化表现形式，它的文化内涵和艺术魅力始终无法摆脱创造者的群体意识、情感气质和习俗心理，它是为生活而创造的艺术。它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体系和造型体系，这种艺术体系和造型体系不是取法自然的真实形象去表达作者的某种观念，而是用观念去看待和描述某种事物，使作者的观念暗寓其中。民间美术是最自由、最有生命的艺术，是没有雕琢、不做作，用简单的形式表现出古老的民族风俗的艺术。

作为五代董源唯一有名款的作品，《溪岸图》是徐悲鸿1938年在桂林阳朔购得，同年初秋张大千到桂林，硬是“挟吾董源巨帧”而去，1968年张大千以《溪岸图》与王己千交换，1997年5 月再由唐骝千（Oscar LTang）家族购藏捐献给大都会博物馆。同年八月，《纽约客》杂志发表署名文章，引述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教授、著名中国美术史家高居翰（James Cahill）的看法，认为《溪岸图》是张大千的伪作，激起轩然大波。研讨会上，高居翰作了《对〈溪岸图〉十四点质疑》的发言，再次力主《溪岸图》是张大千的伪作。中国学者则进行反驳，认为至少是宋人之作。按常理，这种专业性极强的研讨会，感兴趣的人并不多，但不仅有近千人出席旁听，且在高氏讲完后，在场的美国人长时间鼓掌。中国专家陈述观点时，美国人却“听不懂”了。后学如我，对鉴定素无必得，更无缘亲睹《溪岸图》真面目，对此事本不敢置喙。但看了有关的报道，却觉如鲠在喉，必欲一吐。且不言西方“科学”的鉴定方法在鉴定中国书画时未必胜过中国传统的“望气”、“目鉴”法，单研讨会中出现的一些现象，已显出西方强势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欺凌之态。对此，连美国美术史家Croig Cluns也指出，这场研讨会， “甚至可以解读为隐含着令人不愉快的、带有种族色彩的西方学者挑战中国学者。”由此，我也联想到美术史研究与美术批评领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在美术史与美术批评领域，近百年来我们大量地引进了西方美术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美术史研究与美术批评中，确实很大程度地存在着空疏玄虚之风，尤其在美术批评中，周易八卦、河图洛书、老庄思想、魏晋玄学，似高头大章，精彩绝伦，实隔靴搔痒，虚空缥缈，读者云里雾里，不知所云，作者自身也莫明真谛，徒弄玄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美术理论的引进，对于中国美术史研究与美术批评的发展，无疑起到了重要的矫正作用，这种引进自然是多多益善。但随着西方美术理论的大量引进，我们是否该冷静地反思建立在西方美术演变基础上的西方美术理论，能否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来，简单地去套中国美术。以中国画而言，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中国画形成了自身完整的审美体系、价值标准、欣赏方式，六法精论、逸神妙能、传神写照、意境格调也好，计白当黑、五笔七墨、布局如弈、三远七观也好，都与西方绘画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画的写生不同于西画的对景写生，中国画的远近法不同于西画的焦点透视，更不是今人假设出来的“散点透视”，简单地把自身尚未真正理解、消化的西方绘画理论，不切实际地移用到中国画的评价上，无异是胶柱鼓瑟、缘木求鱼之举。 西方经济、军事的相对强大，并不是意味着文化的必然精深，但在强势文化的猛烈冲击下，许多人无所适从。他们一方面对中国文化精神不作深入研究，对中国艺术的深层内涵缺乏体悟，没有进入中国文化的堂奥却自以为是，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真正搞懂、吃透西方文化，看了几本翻译得半通不通的西方论著，盲目地借用几个自己也莫明所以的外国术语，对中国传统艺术横加指责。于是，强调西方绘画“科学性”，认为“中国画不科学”的有之，高举“笔墨等于零”者有之，刻意求新求怪求野者亦有之。眩人耳目，引入歧途，服己尚难，服人更是妄想。 中西艺术的文化底蕴、审美方式各居一极，二者是各自独立的艺术体系，许多有睿智的、清醒的艺术家已意识到一味从西方寻找“真经”，是无法拯救传统艺术的，中国传统艺术的深厚内涵使得它具有无法想象的生命力和生发力，吸收借鉴他者的经验固然不可或缺，挖掘、发展自身的优良传统更是重中之重。我们的美术史研究与美术批评是否也该好好反省呢？我们不必固守祖宗之法一成不变，也不该把祖宗之法一概地抛在脑后吧。今日的美术史论家们，在准确地、系统地引进西方美术理论的同时，要花更多的精力深入地、全面地钻研中国传统美术理论，使其重现生机，并且运用到当前的美术史研究与美术批评领域上来。如此，这一领域中的诸多弊端方有望改进。 美术批评需要交流和对话 李敬仕（绍兴文理学院美术系副教授、花鸟画家） 人类文化没有一个永恒的模式，也没有一个绝对中心。理论家们在讨论中西美术理论对话时，应该具有中国本土问题意识和特定语境的要求。 美术批评的对象通常是美术作品和美术家，因此，它同美术家的关系应该是相当密切的。在现时代，欲望、金钱这些物质追求经由市场消费逻辑而成为日常生活的主题词时，一些画家在金钱利益的驱动下，为了包装推销自己，对美术评论宠爱有加。而另一些美术家则对美术批评持冷漠甚至蔑视的态度。这其中有美术家本身的原因，如理论素质的低下和学术视野的狭隘，使他们对美术批评毫无兴趣。但也有对美术批评现状感到不满的原因。有位画家对我说：“那些写美术评论文章的人，读了几本理论书，就到处乱套。他们也许有丰富的哲学、美学、艺术史的知识，但并不懂画，他们哪里知道我为什么要用这块颜色，怎能看得出这块颜色好在那里？”这话虽有些偏激，却也不无道理。对于美术理论家来说，需要以宽容的学术胸襟，站在平等的地位上，加强同美术家乃至广大读者的交流和对话。这里我冒昧对美术批评中某些现象谈一些浅陋的看法。 首先是不少文章对视觉形式的特点缺乏具体分析或分析不能令人信服。在艺术家心里，他所见所闻的一切，却被转译成了他所理解、把握的艺术媒介形式，而其它因素都退而成为艺术创造的潜在背景因素。对这种艺术审美创造上的形式的“特殊性”不进行深入分析，就难以切入作品的本体。我们应该意识到，中国绘画史上卓有影响的理论著作，大多出自大画家之手。如中国最早出现的理论专著《论画》和《画品》，作者是顾恺之和谢赫，北宋《林泉高致》的作者是郭熙，明代作《华山图序》的王履，倡导南北宗论的董其昌，清代作《苦瓜和尚画语录》的石涛，都是赫赫有名的画家。这些著作不仅被历代画家们奉为经典，就是在中国美学史上也焕发着耀眼的光芒。对各种视觉形式的感悟和理解，殊非易事。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即使是专业画家，对他所从事本专业以外的美术作品也难以作完全的解读。一个中国画家看油画，大多也只能停留在欣赏层面上，很难在形式层面上作出令油画家心悦诚服的深刻分析。美术批评家批评的范围涉及国、油、版、雕、年、连环、宣传、壁、民间美术、艺术设计甚至建筑、书法等等，我们不能苛求理论家对美术各门类的样式都进行实践，但评论家必须花大力气对其形式语言的特点进行研究，这样才能真正取得发言权。如果评不到点子上，对美术家来说无异是隔靴搔庠，无济于事。美术评论中常有这样的现象，评论家写文章大加赞扬的作品，画家却认为并不见得是好画。有些推介文章，对作品本身的分析文字不多，却东拉西扯地写了不少有关文学史、美术史甚至哲学方面的知识，生硬地和他所要评论的对象联系起来，给人一种评不出什么也硬要说些什么的印象。还有对美术现象的一些评说，也难以使人认同。如有文章说：齐（白石）体的后人，“以吴作人为代表”；并把水墨人物画分为徐（悲鸿）和蒋（兆和）两派，说在明暗造型的手段上，徐氏以染为主，蒋氏以皴为主，把方增先归为徐派，把刘文西等一大批画家归为蒋氏门徒。这种说法未免武断。因为在中国画家眼中，蒋氏的人物画有以毛笔代替木碳笔画素描之嫌，作为中国画中特殊笔法的“皴”，和西洋画中的明暗完全是两回事，且在人物肖像画上运用皴染技法早已有之，怎么成为蒋氏的专利，谁用了皴法，就成了他的门徒呢？ 其次是美术批评的话语方式，在80年代中期以后有了很大变化，引进了大量西方文化思想的新名词、新术语和新概念。一些自命精英的前卫理论家依据这一表象，相信中国美术的进程也应实现同一模式的转型，而对本土民族文化和写实画风给予轻蔑的否定，对西方现代性文化不是以一种平等的心态加以观照，不作批判性的理解，而是沉浸在现代迷信之中急于建构现代乌托邦。一些理论家屈从西方话语中心，并以此为荣。他们以单一的线性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把西方文化的价值标准，强加处在不同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之中的具有斑斓色彩的本土美术。按照耗散结构的理论，进化不是按单一轨线进行的。因此人类文化没有一个永恒的模式，也没有一个绝对中心。理论家们在讨论中西美术理论对话时，应该具有中国本土问题意识和特定语境的要求。 美术批评中还有些不如人意的地方。如某些文章故弄玄虚，语言晦涩难懂。文章写给什么人读，应该有一个定位。读有些文章远比读黑格尔著作还难，画家看不懂，一般读者就更不懂了。如果只给自己小圈子里的人读的话，那就没有发表的必要。有的文章中大段深奥莫解的文字，在仔细琢磨之后，原来说的是很平常浅显的道理，学问不深，文章很深，只会令人厌弃。再有是某些评论家有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在那里指手划脚，口气武断专横，以为自己说的都是真理，不能容忍别的声音，这当然令人反感。还有一些心浮气躁的理论家，在和某些画家作互利性的交换，其后果必然导致美术评论的庸俗化和学术人格的沦丧。凡此种种，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赘言了。 艺术评论家的底牌 谷流（河南美术出版社编辑、艺术史学者） 真正的艺术评论家应具备最起码的历史意识与鉴别批判能力，他们有神圣的使命感和宁静而不为物役的自由灵魂。这可谓真正艺术评论家的底牌。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关于艺术的评论话语都是源自牧羊人内心的亦或附庸的神话。牧羊人不但可以是神明的上帝，也照样可以是艺术评论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没有牧羊人就没有羊，没有羊也就没有牧羊人，没有牧羊人就没有这个世界和关于这个世界的历史，也就更没有必要再有牧羊人和羊所必需的食物和水。既然有了牧羊人，就必须有应该属于他的羊、他的食物和他的水。为了能顺利地找到并得到食物和水，艺术评论家便毫无必要再顾及颜面而不好意思以一种有时连艺术家都拍手叫好的相当体面的圈层话语，如帝国主义般地肆意强奸和占有艺术品创造的原初意义，并美其名曰指点创作和引导时尚，直到把好端端的艺术家糟蹋到不会画画才肯去折腾点儿别的。惟惜乎斯世艺术家众矣，却教那牧羊人太也不好意思停业盘点。是为天职艺术评论家之一副活形也。 艺术品是真正艺术家真正天才的创造，是原初的价值性话语文本，但又有优劣之别，诚如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在《艺术和自我超越》所说：“斯德哥尔摩国家美术馆里令人惊叹的伦勃朗作品——仅仅为这些作品，我们就值得来这儿——和同一美术馆的一幅华托的珍品体现了不同的价值”。然而，在任何时代里，像华托那样的艺术家，甚至尚根本无法与华托相提并论的绘画从业者，实实在在地多如牛毛，并缘此无限地孕育着所谓的艺术评论家的温床。 当今有这样一种时髦的观点：艺术界由艺术家——画廊——艺术评论家——画商共同构成。在市场喧嚣的艺术情境逻辑里，艺术评论家甚至毫无愧色地直接充当着艺术经纪人的角色，从而使匠气之作的价格往往被误认为有价值而存在。制造误导的评论话语似乎罩上了价值的光环而俨然更高于原初话语——真正的艺术品的价值。其实，该情境中真正的艺术品往往匮乏甚至缺席，评论话语往往毫无原创性——毫无历时性价值而仅仅拥有其共时性的实用意义而已。赵汀阳《谁去批评画面》界定了艺术评论的简单标准：描述性的是新闻报道；解释性的是辅助性评论；分析性的才是真正的学术性的艺术评论。信矣！是笃语也。 那么，真正的艺术评论家该由怎样的人来充当？他既不是极权主义者，也不是艺术市场炒作家，更不是那些并无广度和深度专业智识的艺术理论爱好者或自谦曰参与者；而应是那些真正对现时代具有深刻实践和洞察的文艺博学之士——诸如对某一艺术领域有针对性的专门独到研究的艺术史家、作家及相关研究学者。他们应具备最起码的历史意识与鉴别批判能力，他们有神圣的使命感和宁静而不为物役的自由灵魂。这可谓真正艺术评论家的底牌。令人遗憾的是，当今的喧嚣者大多都没有底牌！甚者根本就没有牌！打出来的竟还是“借用”人家的牌！甚矣！斯诚悲哉！

中华民族美术过去之灿烂 傅抱石 近时外国人对于中华民族性的批评，总是离不了说中国是"自尊"、"自大"的民族。殊不知中国人的"自尊"和"自大"，是有原因的，是有道理的。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还必须保守着这种"自尊"、"自大"的好国民性。今日的中国，尤其有急切的需要和重大的意义。 单论美术这一项，其发达之古，创造之精，莫说东方，就是世界上也难寻其匹。日本还在请中国人办外交主政事的时候，我们已把西域的美术精华吃下肚子。吐出以后的唐宋光辉之花。埃及是最古不过的了，然而把那粗笨的刻画，和我们三代的玉器铜器比上一比，若根据他的遗物，他就发展到与三代同一时期也办不到的。"铜器时代"，哪一民族拿得出如此雄壮伟大神妙不可言状的宝贝？虽一二遗留，它的价值，除供考古学者的摩娑研究，物器本身，已没有什么，然中华民族在世界美术史上有了最伟大最先进的创造是无疑的。虽然有许多学者，硬说我们古代那批宝贝，某种是间接学自波斯的，某种又是直接从印度偷来的，总而言之，说我们中国人是没有多大用的东西，然而这无非是因为我们的宝贝太高贵，把他们吓得没有什么可说。眼见中国如何贫弱，所以他们还要这样说："中国何德何能？龟甲铜器，《春秋》三传，完全是伪造，你汉人尚能做什么呢" 虽然，他们尽管侮辱，若是有人送他们一个同治年的瓷器，或是乾隆年的雕漆，保证他脑筋中起不可思议的作用，佩服得五体投地。难道这又是从英吉利法兰西偷来的么？ 展开东方艺术系统图来看一看，所谓"古代系"、"希腊系"、"印度系"、"中国系"的四大系中，实际上只中国与印度的二大系。假使中华民族不负起吸收、融化和创造的责任，到现在朝鲜有美术么？日本有美术么？"印度系"又走得几步路呢？关于这些理论，姑且不论。总之我们就是说：中华民族曾经包办东亚的美术，是东亚美术名正言顺的不祧之祖，也不为过。 我中华民族特别的长处，是不但能够闻一知十，而且是只要和别的民族文化见见面，就会造出比人家更好的文化。一般美术史学者，他们把中国自三国至五代（约西纪二○○--一○○○年）的一个时期，定为"佛教艺术时代"（德人Hirth氏）或是"古典时代"（英人Bushell氏）或是"西域艺术攫取时代"（日人伊东忠太氏），述说当时以后的美术，完全没有独自的发展，而决定中国的中世美术史。我可以举一个极简单的例，来证明这种述说的不确。诚然，中国的美术，受了不少印度的影响。但是要明白，这些影响，到了六朝初期，早被中华民族聪明的脑袋将它化得干净。譬如说，张墨顾恺之的《维摩变相图》，陆探微载安道的《无量寿佛》则学印度的么？印度有没有？云岗龙门巩县等佛窟两足交叉的弥勒像，又是学印度的么？印度的弥勒像，是否两双脚交叉还是并垂呢？像这种例，举不胜举，一二学者，觉得中国人太不可方物，于是拼命从佛教经典内，拖出中国佛教艺术的前身来。似乎带哭带骂地说："中国真聪明！印度没有的东西也会造！你看呵！菩萨头背后那道圆光，印度又那里有呢？"我们并不否认人家如此地讥评，这正是我们所欣慰的事。美术是什么？佛教美术又是什么？朝鲜日本的古美术，都是中国美术的儿孙，然不能说朝鲜日本便没有它自己的美术。这一切，都是中华民族在美术上特殊的伟大的表现！是世界美术史上最光荣灿烂的一页！ 只是创造，创造得不高明是不行的；只是吸收，吞进去受不住也是不行的。中华民族，有无量成绩做本身最高度文化的证明。纪元前一千年的工世，能作出就是现在五千年后也还是奉为标准的"形式"和"纹样"。葡萄花纹，就说是外国货，然"云纹"、"雷纹"、"蟠纹"、"饕餮纹"总是本号自造！并且形体周备，意匠完美，会在砖瓦头上刻字描画！会将一双雀子，站在乌龟背脊上做灯盏！檐会飞！柱会雕！凡是与生活有关系的器物，哪一样不施以美的设计？秦始皇为防胡人而筑的万里长城，其雄伟盖世的气慨，又谁不咋舌吃惊？ 绘画较工艺发达稍迟一点。古书上，舜皇帝的妹子，以及"苍颉作书，史皇作画"等等传说，姑不信它。在今日可得见的古代绘画作品，汉朝的已有很多了。孝堂山武梁祠的石刻画，固然不是二十世纪图案最发达的欧洲画家可以"便化"得出来，就是一块汉画像砖上的人物，也够使现代东西方的人物画家惊异。藏在英国大英博物馆橱内的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那画上的人物，态度优美而庄重，线条遒劲，布置闲雅，第四世纪的东西，我们不知道那时候欧洲的人物画如何？再说唐代的阎立本，它的驰名世界的《历代帝王像》，听说尚有十三张在福建林氏家中（一说梁鸿志君所）。这稀世的宝物，它的唐代初期绘画的黄金时代，充分表示无遗。日本帝室御物有一张《圣德太子像》，中间画圣德太子，左右画山背大兄王和殖栗王。这张画，他们的确经过许多人研究，据旧法隆隆寺《寺传》上说，是百济国阿佐太子到日本画的。许多人不以为然，说《圣德太子像》的服制全是"本邦的古仪"！但是除此以外，可没有第二张和这画逼肖的作品。是天上掉下来的么？实事求是的先生们，不得不怀疑了，不得不恭维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像》了。因为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像》，也是中间画皇帝，两边画侍臣侍女的。于是《圣德太子像》的本源（布置或笔法），便牵在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像》上。 经晚唐五代而至宋徽宗的花鸟，即今日还原色印在日本寻常小学生的画帖上。不过不说是中国的，但说"距现在有八百多年一个叫做宗的皇帝"而已。绘画到了徽宗时期，无论花鸟，山水，一切部门，都有杰出的大家，彪炳史乘！南渡后，刚刚一百二十年，霹雳一声，蒙古人打定了天下，可怜当时那班画家们，忍着精神上的痛夺，拼命向笔墨间抒其抑郁之孤愤幽绪！黄公望，他叫出"寄乐于画"的口号，以刺激那些利欲熏心的分子。倪云林也曾说过"余之画，不过草草，聊写胸中之逸气耳"！这种艺人的本色，也是当代社会的反面。我们看倪云林的山水，存着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元四大家中，王蒙为了母舅的关系，做过一下泰安知州，在画史上，虽然他的挥洒高妙，有时也逃不了峻刻批评。至明代则文沈唐仇是适合当时代的产物，谨严之中，复邃幽趣。至于清初的八大山人与苦瓜和尚，他们的行径和笔墨，又岂独在一山一水一花一鸟之间？尤其石涛的诗，"梅花"、"遗民"可说是常常应用。我们在三百年之后，应不应该向这些民族艺人表示诚恳的敬意？ 雕刻的遗迹，随便说吧，如云岗巩县天龙山等多数的佛窟，真不知接受了几何人的瞻仰和崇拜。东方固是第一大艺术，西方也未见得有出其右者。我们要知道，这成千成万的石佛，都是先民一刀一刀，一尊一尊，累月经年所造成，若说是没有伟大力量的民族办得到，那现在也不让云岗独霸一部东方雕刻史了。 这无量数的遗宝，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寄托。唯有这些遗宝，中华民族在世界美术上始值得自豪，值得人家不远万里费长久时间，来研究我们一张纸或是一块石头。 然则中国美术在世界上的地位如何呢？这可分做两方面说：一方面，以异民族的关系，突然接触"形式"、"色彩"与自己绝对不同的美术品，自然产生一种奇异。或者本来存有某种用意（如对于工艺品），因之有些人，拼命地研究。这些人，是把中国美术推崇得真比天还要高不可攀。一方面，就美术品的评价上，中国美术品，大至开山打洞，小至一把扇子、一个酒杯，都具有不可形容的独特境界。这种境界，是中华民族的境界，是东方的境界，也即是世界两种境界之一的境界。因此，与欧洲美术，显然划清了路线，而此辔齐奔。 他们的绘画，是"色彩"和"面"的结合；中国的绘画是"线条"和"点"的交响乐。过惯了都市文明的他们，现在也需要枯淡清冲的刺激，在绘画上，已有相当的证明。不过以欣赏的趣味或能力如何，所以有的欢喜唐宋的谨严，有的欢喜元人的淡逸。 他们的雕刻，是不穿衣服的多；中国的雕刻，则多穿衣服。人体的曲线固属美妙，而衣服飘举，隐约如见，又何尝不美？他们的材料，多用金属，用石头；中国的材料，多用木，用泥，用麻，用漆，这是种种环境造成的分歧当不因此显其轩轾。 中国的美术，无论建筑、雕刻、绘画、工艺，创作上固各有伟大的贡献，理论上更是发世界所未发。东晋有顾恺之的《论画》，南齐的谢赫的《六法论》。当第四五世纪，即有如此完善的绘画理论，可说是惊人的成功。如顾恺之说的："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完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王微说："目有所极，故所见不周；于是乎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以判躯之状，画寸眸之明"是何等的透彻合理呵！本来美术不像科学，不一定读熟了理论才去制作，也不一定有理论便有作品。但是世界美术史家们，常常贬人而誉已。我以为这些精湛的论著，是值得特笔大书，任他们存着怎样的偏见，也绝不能稍稍摇动。 在另一种情形之下，"中国美术"这个名词，稍稍费解。它的含义，似乎加了一层限制。欧美人所谓"中国美术"，至多包括到嘉道以前。那时候，足迹到过中国的还不多，仅仅从一些布教师或商人的手中，得受中国美术的洗礼。日本人就根本不说出"中国美术"四个字。虽然是一本一本图谱或论著，自序文至版权页都是中国的美术品或研究，但总名之曰"东洋"，或名为"支那古代美术"，置于印度朝鲜之间。我们自己对于这种现象，应该明白西洋人与日本人的中国美术观，在可能内，他们是以不提起为妙的。此中道理，非常简单。 那种中国美术在世界上，不是被人轻视么？当然！在现在民族竞争的时代，谁肯对我们中国人说出半个好字？事实上，我们早知道有若干的"中国通"，在贩卖中国的美术，在靠谈谈中国美术吃饭！更说具体一点，中国美术实在好得使一切不愿谈的人而又不得不谈，更不得不把中国美术似通非通地来利用。美国大来公司邮船上所印的旅客单，也装饰了中国六朝的佛像，江西不值钱的樟木箱子，到了支加哥会变成无上的美术品。日本不必论，著是不相当研究过中国美术，想做美术家是很困难的事。近年上田恭辅氏的《支那美术工艺骨董图说》，翻开封面便是"震惊世界的支那工艺美术"十一个大字。这点，也可见中华民族美术在世界的力量和地位了。 中华民族美术的进展，恰像一条弯弯曲曲的线，这条线，随美术的部门而曲折不同，同时随民族意识的强弱而曲折不同。我们要推究它曲折的痕迹，推究何以盛何以衰的原因，做今后民族美术建设的参考。 美术是一面社会的镜子，它的发生，成长，或是灭亡，都有它背后的一切做主人，使它不得不顺着而同一步骤，同一进退。前面说过，中国美术发达最早的是工艺，如玉器、铜器等，在三代已有精致的作品。因为朝廷设了玉府，召了许多琢玉的人从事研究制作，铜器也定有制度，形式大小等等，都有一定的标准。在这统一的机构指导之下，所以呈露当时代工艺极盛的时期。以后秦汉承继三代有组织的宏规，遂蔚成中华民族独立的伟大的美丽轮廓，造型的样式上，也愈见复杂，一一合于生活的需要了。绘画也可以用此种在统一下始得发展的方式来证明它的盛衰。绘画上黄金时代的唐宋，在唐有玄宗的好艺，育成吴道子李思训阎氏兄弟（立德立本）许多凌铄古今的大画家，山水画之勃兴，佛像画之转变，这不都是玄宗的功劳么？宋代更是值得我们崇仰，徽宗皇帝，他不但扩充翰林图画院的机构，并且高等官吏都要考一考绘画，当时的文臣武臣，有几个不能伸纸挥洒的呢？基于这种原因，一直到南宋中期的绘画，人材之多，发达之速，元明清固然不能及，即两晋六朝又哪能相提并论？其次雕刻，隋唐佛教造像之盛，梁武帝的优崇佛寺，是我们不能忘记的。至于最近的清代康雍乾三朝，不是朝廷的奖进，那中国美术史可以划明代为最后的一个阶段。现在我们所资为最丰富最可靠的美术参考资料，大部分是这三朝的成绩。 现在我们足以相信，相信中华民族美术的建设，是在先负起时代的使命，而后始有美术的可言；是在造成统一的倾向，而后始有"广大"、"庄重"、"永远"的收获。我们过去的痕迹，很明白地呈在眼前，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日的中国美术，时代的使命是什么？统一的倾向是怎样？前者可以把近几十年的美术看一看，自然可以发觉我们应该走的大道，后者就是审度目前的缓急，决定这些大道，走哪一条？如何走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