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子是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的他们是

建安七子是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的他们是

建安七子是指东汉末年汉献帝年间的7位文学家： 孔融 陈琳 王粲 徐干阮瑀应玚刘桢 7人中，除孔融外，其他6人都依附于曹操父子。建安年间(196～220)七位文学家的合称。最早提出"七子"之说的是曹丕。他在《典论·论文》中说:"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籍元瑜、汝南应炀德琏、东平刘桢公□。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 "七子"的生活，基本上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他们在汉末的社会大战乱中，尽管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都有所不同，但一般都不能逃脱颠沛困顿的命运。后期他们都先后依附于曹操，孔融任过少府、王粲任过侍中这样的高级官职，其余也都是曹氏父子的近臣。不过，孔融后来与曹操发生冲突，被杀。由于七人归附曹操时间先后不同，所以各人的前后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界限。孔融在建安元年(196)，徐干、阮籍在建安初，陈琳在建安五年，王粲在建安十三年，刘桢、应炀在建安十三年后。与他们的生活道路相对应，"七子"的创作大体上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作品多反映社会动乱的现实，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主要作品有王粲《七哀诗》、《登楼赋》，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籍《驾出北郭门行》、刘桢《赠从弟》等，都具有现实意义和一定的思想深度；但有些作品情调过于低沉感伤，如阮籍《七哀诗》、刘桢《失题》"天地无期竟"等。后期作品则大多反映他们对曹氏政权的拥护和自己建立功业的抱负，内容多为游宴、赠答等；但有些对曹氏父子的颂扬，带有清客陪臣口吻，显露出庸俗的态度。然而，无论前、后期，"七子"的创作都是积极、健康的内容占着主导地位。

建安七子是指东汉末年汉献帝年间的7位文学家： 孔融 陈琳 王粲 徐干 阮瑀 应玚 刘桢 7人中，除孔融外，其他6人都依附于曹操父子。

建安七子指东汉末建安时期曹氏父子之外的七位著名诗人。他们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七子”之称，始于曹丕所著《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期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录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七子中除了孔融与曹操政见不合外，其余六家人虽然各自经历不同，但都亲身受过汉末离乱之苦，后来投奔曹操，地位发生了变化，才有了安定、富贵的生活。他们多视曹操为知已，想依赖他干一番事业。故尔他们的诗与曹氏父子有许多共同之处。因建安七子曾同居魏都邺中，又号“邺中七子。”宋严羽《沧浪诗话》：“建安体，汉末年号，曹子建父子及邺中七子之诗。”这一时期，三曹、七子、蔡琰等人并出，诗风“慷惯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词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文心雕龙·明诗》)后世称这种风格为“建安风骨”、“汉魏风骨”，又称为“建安体。”北齐邢邵《广平王碑文》：“方见建安之体，复用正始之音。”“七子”中，各人又都有并称。曹植与王粲、刘桢并称“曹王”、“曹刘”。南朝肖纲《与湘东王书》：“远则扬马、曹王，近则潘陆、颜谢。”钟嵘《诗品》：“昔曹刘殆文章之圣。”王荣与刘桢并称“王刘”。胡应麒《诗薮·内篇》：“王刘以降，敷衍成篇。”

建安七子，是建安年间(196～220)七位文学家的合称。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评述当世文人，特别标举了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称为“七子”。七人都是建安时代比较重要的文学家。其中除孔融的情况较为特别，其余六人都依附于曹操。他们与曹丕、曹植兄弟有密切的文学交往，形成一个文学集团，在其他一些杰出作者的参与下，共同开创了建安文学的兴盛局面。孔融居七子之首，他出身高贵，才智过人，又长期浸染于汉末清流的风气之中，养成了孤傲狂放、尖锐彰露的性格，喜欢对各种政治问题发表议论。王粲的文学成就最高，前人常将其与曹植并称。刘桢在当时以五言诗著名。陈琳与阮瑀都曾为曹操掌管书记，当时军国书檄，多出于二人手笔，所作章表书记很出色。七子中的徐干在当时以赋见称，但作品流传者少。应瑒的诗以现存的几篇而论，较少特色。

曹丕典论论文建安七子

建安七子是汉朝建安年间生活的7位文学家的合称，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这7个人就基本上代表了汉朝建安年间，除了曹操父子以外的文学成就，后世文学当中的建安风骨说的也是这个时期他们的文学作品特点。一、建安七子建安七子是汉代建安年间最出名的一批文学家，这批人除了孔融以外，其他人都是依附于曹操的麾下，生活基本上都过得很不错。这个时候儒家已经完全发展起来，而道家思想也在不断发展，很多学者都受道家思想影响，提出了许多非常出色的文学观念。建安七子的作品也非常注重抒发自身情怀。这7个人中孔融是被曹操所杀，阮瑀英年早逝，剩下的5个人在建安22年的瘟疫中死亡，建安七子也就只剩下了传说。二、孔融孔融就是孔融让梨的那个孔融，我们现在儿童启蒙所学的三字经中就有他的故事。他是孔子的后人，也是当时的一代俊秀。汉献帝即位以后，他担任虎贲中郎将，而在曹操掌权以后，他和曹操在政治方面有很多的冲突，最终惹怒了曹操，被曹操下令处斩。据说曹操在抓捕孔融以后还去孔融家里抓他两个年幼的儿子，孔融本来希望能够保全他的两个孩子，但是他的儿子却说：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意思是倾覆的鸟巢下面哪还能有完整的鸟蛋。三、阮瑀阮瑀是陈留人士年轻时拜蔡邕为师，文章写的很好，曹操听说他很有才华就派人去征召他，但是他却不答应，曹操多次派人去找他，他受不了就逃往深山，曹操又命人放火烧山，他就只能答应曹操。后来曹操见到了他的才华，曹操南征北战时用的那些征讨檄文，基本上都是出自他和陈琳之手。

建安七子”是建安年间(196～220)七位文学家的合称。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建安七子”之称，始于曹丕所著《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期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录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七子中除了孔融与曹操政见不合外，其余六家虽然各自经历不同，但都亲身受过汉末离乱之苦，后来投奔曹操，地位发生了变化，才有了安定、富贵的生活。他们多视曹操为知己，想依赖他干一番事业。故尔他们的诗与曹氏父子有许多共同之处。因建安七子曾同居魏都邺(今邯郸临漳)中，又号“邺中七子”

总体：于学问没有什么遗漏的，于文辞是没有借用别人的，都各自像骐骥千里奔驰，并驾齐驱，要叫他们互相钦服，也实在是困难了。【我的理解，就是写东西不会出BUG，木有抄袭，不佩服对方，或者可以理解为：认为自己最好？】分别评论：王粲擅长于辞赋。徐干的文章不时有齐人的舒缓习气。【意思为比较温婉河蟹嘛？】陈琳阮瑀的章、表、书、记是当今特出的。【个性突出的】应旸文章平和但气势不够雄壮【在说人家娘？】刘桢气势雄壮但文理不够细密。【再说人家是大老粗？】孔融风韵气度高雅超俗，有过人之处，然而不善立论，词采胜过说理，甚至于夹杂着玩笑戏弄之辞。【据说这人擅长写讽刺~】后人：李白：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今人：反映了当时社会风情~前期文风积极，偶尔有点庸俗

1、王粲王粲（177～217），字仲宣。东汉末文学家。山阳高平(今微山县两城)人，“建安七子”之一。少有才名。汉献帝初平元年（190），董卓劫持汉献帝迁长安，其父时任大将军何进长史，王粲随父西迁，在长安见当时著名学者蔡邕，深为蔡邕所赏识。2、徐干（171-217），字伟长，北海（今山东潍坊市）人，建安七子之一。少年勤学，潜心典籍。汉灵帝末，世族子弟结党权门，竞相追逐荣名，徐干闭门自守，穷处陋巷，不随流俗。建安初，曹操召授司空军师祭酒掾属，又转五官将文学。3、阮瑀阮瑀（约165-212） ，字元瑜，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建安七子之一。所作章表书记很出色，名作有《为曹公作书与孙权》。年轻时曾受学于蔡邕，蔡邕称他为“奇才”。所作章表书记很出色，当时军国书檄文字，多为阮瑀与陈琳所拟。后徙为丞相仓曹掾属。诗歌语言朴素，往往能反映出一般的社会问题。4、应玚应玚（177-217） ，字德琏，汉汝南南顿县（今河南省项城市南顿镇）人，建安七子之一。擅长作赋，代表性诗作《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初被魏王曹操任命为丞相掾属，后转为平原侯庶子。曹丕任五官中郎将时，玚为将军府文学（掌校典籍、侍奉文章），著文赋数十篇。诗歌亦见长。5、孔融孔融（153－208），字文举。鲁国（治今山东曲阜）人。汉末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家学渊源，是孔子的二十世孙，太山都尉孔宙之子。少有异才，勤奋好学，与平原陶丘洪、陈留边让并称俊秀。6、陈琳陈琳，字孔璋，广陵射阳（今江苏宝应，一说盐城盐都区大纵湖）人。汉末著名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生年无确考，惟知在“建安七子”中比较年长，约与孔融相当。汉灵帝末年，任大将军何进主簿。7、刘桢刘桢，东汉名士，建安七子之一。字公干，东平宁阳（今宁阳县泗店镇古城村）人。博学有才，与魏文帝友善。后以不敬罪被刑，刑后署吏。所作五言诗，风格遒劲，语言质朴，重名于世，今有《刘公干集》。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誉为建安七子之首的是

建安七子，是建安年间(196年——220年)七位文学家的合称。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评述当世文人，特别标举了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称为“七子”。七人都是建安时代比较重要的文学家。其中除孔融的情况较为特别，其余六人都依附于曹操。他们与曹丕、曹植兄弟有密切的文学交往，形成一个文学集团，在其他一些杰出作者的参与下，共同开创了建安文学的兴盛局面。 1、孔融：居七子之首，文才甚丰，现存作品只有散文和诗，如《荐祢衡表》、《与曹公论盛孝章书》、《杂诗》等。 2、陈琳：曾为曹操掌管书记，善写军国书檄，最著名的是《为袁绍檄豫州文》。诗歌代表作为《饮马长城窟行》。3、王粲：文学成就最高，前人常将其与曹植并称。《七哀诗》、《登楼赋》最能代表建安文学的精神。4、徐干：以赋见称，主要著作是《中论》。5、阮瑀：曾为曹操掌管书记，善写军国书檄。诗有《驾出北郭门行》。6、应瑒：擅长作赋，代表性诗作《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7、刘桢：以五言诗著名，《赠从弟》三首为代表作。

建安七子是指东汉末年汉献帝年间的7位文学家： 孔融 陈琳 王粲 徐干阮瑀应玚刘桢 7人中，除孔融外，其他6人都依附于曹操父子。建安年间(196～220)七位文学家的合称。最早提出"七子"之说的是曹丕。他在《典论·论文》中说:"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籍元瑜、汝南应炀德琏、东平刘桢公□。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 "七子"的生活，基本上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他们在汉末的社会大战乱中，尽管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都有所不同，但一般都不能逃脱颠沛困顿的命运。后期他们都先后依附于曹操，孔融任过少府、王粲任过侍中这样的高级官职，其余也都是曹氏父子的近臣。不过，孔融后来与曹操发生冲突，被杀。由于七人归附曹操时间先后不同，所以各人的前后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界限。孔融在建安元年(196)，徐干、阮籍在建安初，陈琳在建安五年，王粲在建安十三年，刘桢、应炀在建安十三年后。与他们的生活道路相对应，"七子"的创作大体上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作品多反映社会动乱的现实，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主要作品有王粲《七哀诗》、《登楼赋》，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籍《驾出北郭门行》、刘桢《赠从弟》等，都具有现实意义和一定的思想深度；但有些作品情调过于低沉感伤，如阮籍《七哀诗》、刘桢《失题》"天地无期竟"等。后期作品则大多反映他们对曹氏政权的拥护和自己建立功业的抱负，内容多为游宴、赠答等；但有些对曹氏父子的颂扬，带有清客陪臣口吻，显露出庸俗的态度。然而，无论前、后期，"七子"的创作都是积极、健康的内容占着主导地位。

分别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建安七子指东汉末建安时期曹氏父子之外的七位著名诗人。他们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七子”之称，始于曹丕所著《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期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录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孔融 孔融，鲁国曲阜人，家学渊源，是孔子的二十世孙。他年少时曾让大梨给兄弟，自己取小梨，因此名垂千古，这也就是『孔融让梨』的故事了。早年加入讨伐董卓行列，后来为曹操办事，但因劝阻曹操攻打刘备而被处死。 为建安七子之首，文才甚丰。现存作品只有散文和诗。散文如《荐祢衡表》、《与曹公论盛孝章书》辞藻华丽，骈俪气息较多；《与曹操论禁酒书》则有诙谐意味。其《杂诗》第二首，以白描手法写丧子之痛，哀婉动人。   陈琳汉魏间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字孔璋。广陵射阳(今江苏淮安市楚州区东南)人。生年无确考，惟知在“建安七子”中比较年长，约与孔融相当。汉灵帝末年，任大将军何进主簿。何进为诛宦官而召四方边将入京城洛阳，陈琳曾谏阻，但何进不纳，终于事败被杀。董卓肆恶洛阳，陈琳避难至冀州，入袁绍幕。袁绍使之典文章，军中文书，多出其手。最著名的是《为袁绍檄豫州文》，文中历数曹操的罪状，诋斥及其父祖，极富煽动力，建安五年(200)，官渡一战，袁绍大败，陈琳为曹军俘获。曹操爱其才而不咎，署为司空军师祭酒，使与阮瑀同管记室。后又徙为丞相门下督。建安二十二年(217)，与刘桢、应玚、徐干等同染疫疾而亡。  陈琳诗、文、赋皆能。诗歌代表作为《饮马长城窟行》，描写繁重的劳役给广大人民带来的苦难，颇具现实意义。全篇以对话方式写成，乐府民歌的影响较浓厚，是最早的文人拟作乐府诗作品之一。散文除《为袁绍檄豫州文》外，尚有《为曹洪与世子书》等。他的散文风格比较雄放，文气贯注，笔力强劲，所以曹丕有“孔璋章表殊健”（《又与吴质书》）的评论。辞赋代表作有《武军赋》，颂扬袁绍克灭公孙瓒的功业，写得颇为壮伟，当时亦称名篇。又《神武赋》是赞美曹操北征乌桓时军容之盛的，风格与《武军赋》相类。陈琳在汉魏间动乱时世中三易其主，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他对功名的热衷。这种热衷也反映在他的作品中。与“七子”其他人相比，他的诗、赋在表现“立德垂功名”一类内容上是较突出的。  陈琳著作，据《隋书·经籍志》载原有集10卷，已佚。明代张溥辑有《陈记室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  王粲 王粲字：仲宣生卒:177-217(41岁)  籍贯：[兖州]山阳高平 [今山东邹县]  容貌：貌寝而体弱通侻  官至   侍中    家族资料 父亲   王谦  曾效力过的势力   魏   刘表|琮    王粲 - 简明历史传记  王粲，字仲宣，山阳高平人，三国时曹魏名臣，也是著名文学家。其祖为汉朝三公。献帝西迁时，王粲徙至长安，左中郎将蔡邕见而奇之。后到荆州依附刘表。刘表以王粲其人貌不副其名而且躯体羸弱，不甚见重。刘表死后。王粲劝刘表次子刘琮，令归降于曹操。曹操辟王粲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魏国始建宗庙，王粲与和洽、卫觊、杜袭同拜侍中。其时旧制礼仪废弛，朝内正要兴造制度，故使王粲与卫觊等典其事。王粲强记默识，善算术行文；着诗、赋、论、议垂六十篇，其中〈七哀诗〉、〈登楼赋〉等皆为名作，有《王侍中集》。与鲁国孔融、北海徐干、广陵陈琳、陈留阮瑀、汝南应玚、东平刘桢，合称「建安七子」。建安二十二年卒，享年四十一岁。  王粲《简明演义传记》  王粲，字仲宣，山阳高平人，三国时曹魏名臣，也是著名文学家。王粲幼时往见左中郎将蔡邕，蔡邕见而奇之，倒屣以相迎。王粲强记默识，善算术行文；一次与友人共行，读道边石碑，观一遍而背诵之，不失一字。又曾观人下围棋，其局乱，王粲复为重置，不误一道。后到荆州依附刘表，刘表以其为上宾。刘表死后，王粲劝刘表次子刘琮，令归降于曹操。曹操至荆州，王粲赐爵关内侯。魏国始建宗庙，王粲与和洽、卫觊、杜袭同拜侍中，共议尊曹操为「魏王」；后因中书令荀攸谏止不行而后忧死，其议遂罢。  王粲的历史评价  陈寿评曰：「昔文帝、陈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声相应，才士并出，惟粲等六人最见名目。 粲特处常伯之官，兴一代之制，然其冲虚德宇，未若徐干之粹也。」（《三国志魏书二十一王卫二刘传》）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广陵陈琳、山阳王粲、北海徐干、陈留阮瑀、汝南应玚、东平刘桢，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骐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粲长于辞赋。干时有逸气，然非粲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三国志魏书二十一王卫二刘传》引《典论》） 钟嵘评魏侍中王粲：「其源出于李陵。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在曹、刘间，别构一体。方陈思不足，比魏文有余。 」（《诗品》） 白居易《题文集柜》诗：「身是邓伯道，世无王仲宣。只应分付女，留与外孙传。」   徐干 徐干（171年—217年），字伟长，东汉时期北海（今山东潍坊市）人，建安七子之一。 少年勤学，潜心典籍。当时的州郡牧慕徐干才名“礼命蹊躇，连武欲致之”。他以“轻官忽禄，不耽世荣。”谢绝。建安初年，曹操召授司空军师祭酒掾属，又转五官将文学。徐干本人擅长辞赋，能作诗，其五言诗妙绝当时。其主要著作是《中论》，当时曹丕称赞此书“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与吴质书》）。其《玄猿赋》、《漏卮赋》、《橘赋》、《圆扇赋》……等，曾被曹丕评为“虽张（张衡）﹑蔡（蔡邕）不过也”（《典论·论文》）  阮瑀阮瑀（?——212年），字元瑜，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汉魏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所作章表书记很出色，名作有《为曹公作书与孙权》。诗有《驾出北郭门行》，描写孤儿受后母虐待的苦难遭遇，比较生动形象。 年轻时曾受学于蔡邕，蔡邕称他为“奇才”。所作章表书记很出色，当时军国书檄文字，多为阮瑀与陈琳所拟。后徙为丞相仓曹掾属。诗歌语言朴素，往往能反映出一般的社会问题。诗有《驾出北郭门行》，描写孤儿受后母虐待的苦难遭遇。阮瑀的音乐修养颇高，他的儿子阮籍，孙子阮咸皆当时名人，位列“竹林七贤”，妙于音律。明人辑有《阮元瑜集》。   应玚 应玚（？--217年），东汉末文学家，字德琏，东汉南顿县（今项城）人。建安七子之一。擅长作赋，有文赋数十篇，代表性诗作《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父名应珣，官至司空掾（掾为古属官之通称）。玚初被魏王曹操任命为丞相掾属，后转为平原侯庶子。曹丕任五官中郎将时，玚为将军府文学（掌校典籍、侍奉文章），著文赋数十篇。诗歌亦见长。 玚处于汉、魏战乱时期，对人民的灾难深感同情，在他的《灵河赋》、《愍骥赋》、《征赋》和《公宴赋》等作品中都有较深刻的反映。这些作品辞情慷慨，深刻反映了汉末社会的动乱和人民流离失所的痛苦。体现了他企盼国家统一的愿望。在魏、晋文学史上，他与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刘桢并称“建安七子”，又因同居邺中（河南省临漳县）亦称“邺中七子”。其传世之作不多，原有集，今散佚。明人辑有《应德琏集》。   刘桢 刘桢(?～217)汉魏间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字公干。东平（今属山东）人。父刘梁，以文学见贵。建安中，刘桢被曹操召为丞相掾属。与曹丕兄弟颇相亲爱。后因在曹丕席上平视丕妻甄氏，以不敬之罪服劳役，后又免罪署为小吏。建安二十二年 (217)，与陈琳、徐瑀、应玚等同染疾疫而亡。  刘桢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歌、特别是五言诗创作方面。曹丕就曾说他"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又与吴质书》）。其作品气势激宕，意境峭拔，不假雕琢而格调颇高。他与王粲合称"刘王"。清代刘熙载说"公□气胜，仲宣情胜"（《艺概·诗概》），这是从对比中揭示了二人各自的长处。还有人把他同曹植合称"曹刘"，也是从气格方面着眼的。集中体现其风格的是《赠从弟》三首，抒写诗人的胸怀志节，具有悲凉慷慨、高风跨俗的气概。其中第二首："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怆，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尤为人所称道。刘桢创作的弱点是辞采不够丰富，所以钟嵘说他"气过其文，雕润恨少"（《诗品》上）。他与王粲各有一篇《大暑赋》，在文采上的差异是很明显的。  刘桢作品，《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 4卷、《毛诗义问》10卷，皆已佚。明代张溥辑有《刘公□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

建安七子，是建安年间(196～220)七位文学家的合称。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评述当世文人，特别标举了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称为“七子”。七人都是建安时代比较重要的文学家。其中除孔融的情况较为特别，其余六人都依附于曹操。他们与曹丕、曹植兄弟有密切的文学交往，形成一个文学集团，在其他一些杰出作者的参与下，共同开创了建安文学的兴盛局面。孔融居七子之首，他出身高贵，才智过人，又长期浸染于汉末清流的风气之中，养成了孤傲狂放、尖锐彰露的性格，喜欢对各种政治问题发表议论。王粲的文学成就最高，前人常将其与曹植并称。刘桢在当时以五言诗著名。陈琳与阮瑀都曾为曹操掌管书记，当时军国书檄，多出于二人手笔，所作章表书记很出色。七子中的徐干在当时以赋见称，但作品流传者少。应瑒的诗以现存的几篇而论，较少特色。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

1、它批评了“文人相轻”的陋习，指出那是“不自见之患”，提出应当“审己以度人”，才能避免此累。2、评论了“今之文人”亦即建安“七子”在文学上的才力及不足，分析了不同文体的不同写作要求，说唯有“通才”才能兼备各体。3、提出“文以气为主”的命题，说“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里的“气”，实际上指的是作家的气质和个性。曹丕的这一观点，表明他对创作个性的重要性已有比较充分的认识。4、论述了文学事业的社会功能，将它提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又说“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都不如文章能传诸无穷。

曹丕《典论-论文》提出了批评两汉以来轻视文学的观点，指出了文学的独立地位，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典论论文》先从批评“文人相轻”的恶习出发，指出：“文非一体，鲜能筹备”，要求人们必须以“审己度人”的态度和对不同文体作不同要求来评论文章。他认为“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同时提出“文气”说，认为“文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并以此衡量作家的优劣得失。《典论论文》还论到文章与政治的关系，认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把文章提到与建功立业并重的地位。表现意义鲁迅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那么，《典论·论文》则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的自觉的文学批评的理论代表作。在这之前，中国古代文论还处于不自觉的胚胎阶段。先秦诸子的文论，多属片言只语。汉后诸家论文也还未从学术中分离出来。其中，个别序、赞形式的文学批评，也只是讨论某一具体作家作品，限于一篇一书。直到《论文》出现，才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宏观地多角度地论述文学理论问题的专著。它冲击了汉代后期统治文坛的陈腐观念；总结了建安文学的新特点和新经验；开创了解盛极一时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之先例。

1．文学具有重要的功用。这是曹丕关于文章价值的观点，曹丕对文章的价值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崇高评价。他肯定文章（指诗、赋、散文、 应用文）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甚至比立德、立功有更重要的地位，这种文章价值观是他对传统的文章（“立言”）是“立德、立功”之次思想的重大突破，是文学自觉的一种表现，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发展有重大意义和影响。但可惜的是，在《典论·论文》里，他并未对这一观点加以详细的展开论述。不过，仅仅是提出这一口号，他在文论史上已经是功不可没了。这就突破了前此轻视文学的观点，指出文学的重要地位。2．作家个性和作品风格有关。他说：“文以气（指才气，即个性）为主，气之清浊有体（有本质根据），不可以力而致（努力勉强求得一致）”。清指俊爽超迈的阳刚之气，浊指凝重沉郁的阴柔之气，人的气质个性可大致分成这两大类。《典论·论文》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断，这就是文论史上著名的“文气”说。以“气”论文和作家，是曹丕《论文》最突出的理论贡献。曹丕所谓的“文气”，是指表现在文学作品中的作家的自然禀赋、个性气质，属于生理和心理范畴，没有伦理色彩。“文以气为主”尤其强调了作品应当体现作家的特殊个性，这种个性只能为作家个人所独有，“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建安七子各自显示出各自的才能，究其原因，是由“性”的差异所导致。诗这种观点也合符于魏晋人崇尚自然的风气。由于曹丕非常强调创作个性的这种独特性和不可改变性，一方面突出了作家独特个性对于作品风格的决定意义，体现了魏晋时期“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的时代精神。另一方面，则是否定了现实习染同样可以改变创作风格的可能性。这是其理论的缺陷。在《典论·论文》中还对文学批评的态度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比如反对“文人相轻”和“贵远贱近”，主张“君子审己以度人”，这对文学批评也是良好的倡议，至今仍有现实意义。3．指出不同文体有不同特点、标准。在《典论·论文》里，曹丕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文体分类及其各自特点的思想。在分析作家才能个性各有所偏的同时，曹丕提出了四科八体说的文体论。“本”指文章的本质特征，即用语言文字来表现一定的思想感情；“末”指文章的具体表现形态，即文体特征或文章在内容和形式方面的特点。无论哪一种文体，都是用语言文字来表达思想情感，其“本”是相同的，不同的是不同的文体在表现形态、语言形式、体貌风格等方面各有不同。接着曹丕提出文体共有“四科”八种体裁的文章。并且认为文体各有不同，风格也随之各异。四科共计八种，其中奏议与书论属于无韵之笔，铭诔诗赋属于有韵之文。其本质相同，都是用语言文字来表现一定的情感。但其“末异”，也就是说，在其文体特征上，奏议要文雅，书论重说明，铭诔尚事实，诗赋则应该华美。雅、理、实、美，就是“末异”，它们都是关于文体的不同风格体貌。所以，曹丕的“文本同而末异”，说的就是文体和风格的关系，不同的文体应该有不同的风格特征。“文本同而末异”当是最早提出的比较细致的文体论，也是最早的文体不同而风格亦异的文体风格论。文章“不朽”说是曹丕关于文章价值的观点，曹丕对文章的价值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崇高评价。4．指出文学批评应有正确态度。他指出有两种错误态度要不得：一是“贵远贱近，向声背实”，这就是尊古卑今的观点，这在东汉的桓谭已有指出，但那是就学术而言 ，曹丕却专就文学再指出，也就有了新意。一是“暗于自见 ，谓己为贤”、“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各以所长 ，相轻所短”。这就指出了“文人相轻”的积习，是他的创见。作者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指出了文人之间互相贬损的弊习，分析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并且为文人之间的相处指明了正确道路。 关于典论论文的几个问题

三国时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尝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是把文章的撰写抬高到了极致说文章的作用，是经见国家的社稷，不朽的大事，因此写文章要用心

曹丕典论论文提出的文论观点是

1．文学具有重要的功用。这是曹丕关于文章价值的观点，曹丕对文章的价值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崇高评价。他肯定文章（指诗、赋、散文、 应用文）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甚至比立德、立功有更重要的地位，这种文章价值观是他对传统的文章（“立言”）是“立德、立功”之次思想的重大突破，是文学自觉的一种表现，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发展有重大意义和影响。但可惜的是，在《典论·论文》里，他并未对这一观点加以详细的展开论述。不过，仅仅是提出这一口号，他在文论史上已经是功不可没了。这就突破了前此轻视文学的观点，指出文学的重要地位。2．作家个性和作品风格有关。他说：“文以气（指才气，即个性）为主，气之清浊有体（有本质根据），不可以力而致（努力勉强求得一致）”。清指俊爽超迈的阳刚之气，浊指凝重沉郁的阴柔之气，人的气质个性可大致分成这两大类。《典论·论文》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断，这就是文论史上著名的“文气”说。以“气”论文和作家，是曹丕《论文》最突出的理论贡献。曹丕所谓的“文气”，是指表现在文学作品中的作家的自然禀赋、个性气质，属于生理和心理范畴，没有伦理色彩。“文以气为主”尤其强调了作品应当体现作家的特殊个性，这种个性只能为作家个人所独有，“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建安七子各自显示出各自的才能，究其原因，是由“性”的差异所导致。诗这种观点也合符于魏晋人崇尚自然的风气。由于曹丕非常强调创作个性的这种独特性和不可改变性，一方面突出了作家独特个性对于作品风格的决定意义，体现了魏晋时期“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的时代精神。另一方面，则是否定了现实习染同样可以改变创作风格的可能性。这是其理论的缺陷。在《典论·论文》中还对文学批评的态度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比如反对“文人相轻”和“贵远贱近”，主张“君子审己以度人”，这对文学批评也是良好的倡议，至今仍有现实意义。3．指出不同文体有不同特点、标准。在《典论·论文》里，曹丕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文体分类及其各自特点的思想。在分析作家才能个性各有所偏的同时，曹丕提出了四科八体说的文体论。“本”指文章的本质特征，即用语言文字来表现一定的思想感情；“末”指文章的具体表现形态，即文体特征或文章在内容和形式方面的特点。无论哪一种文体，都是用语言文字来表达思想情感，其“本”是相同的，不同的是不同的文体在表现形态、语言形式、体貌风格等方面各有不同。接着曹丕提出文体共有“四科”八种体裁的文章。并且认为文体各有不同，风格也随之各异。四科共计八种，其中奏议与书论属于无韵之笔，铭诔诗赋属于有韵之文。其本质相同，都是用语言文字来表现一定的情感。但其“末异”，也就是说，在其文体特征上，奏议要文雅，书论重说明，铭诔尚事实，诗赋则应该华美。雅、理、实、美，就是“末异”，它们都是关于文体的不同风格体貌。所以，曹丕的“文本同而末异”，说的就是文体和风格的关系，不同的文体应该有不同的风格特征。“文本同而末异”当是最早提出的比较细致的文体论，也是最早的文体不同而风格亦异的文体风格论。文章“不朽”说是曹丕关于文章价值的观点，曹丕对文章的价值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崇高评价。4．指出文学批评应有正确态度。他指出有两种错误态度要不得：一是“贵远贱近，向声背实”，这就是尊古卑今的观点，这在东汉的桓谭已有指出，但那是就学术而言 ，曹丕却专就文学再指出，也就有了新意。一是“暗于自见 ，谓己为贤”、“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各以所长 ，相轻所短”。这就指出了“文人相轻”的积习，是他的创见。作者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指出了文人之间互相贬损的弊习，分析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并且为文人之间的相处指明了正确道路。 关于典论论文的几个问题

曹丕的《典论·论文》是中国最早的文学理论与批评著作，提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认为作家的气质决定作品的风格；

曹丕《典论-论文》提出了批评两汉以来轻视文学的观点，指出了文学的独立地位，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典论论文》先从批评“文人相轻”的恶习出发，指出：“文非一体，鲜能筹备”，要求人们必须以“审己度人”的态度和对不同文体作不同要求来评论文章。他认为“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同时提出“文气”说，认为“文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并以此衡量作家的优劣得失。《典论论文》还论到文章与政治的关系，认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把文章提到与建功立业并重的地位。表现意义鲁迅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那么，《典论·论文》则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的自觉的文学批评的理论代表作。在这之前，中国古代文论还处于不自觉的胚胎阶段。先秦诸子的文论，多属片言只语。汉后诸家论文也还未从学术中分离出来。其中，个别序、赞形式的文学批评，也只是讨论某一具体作家作品，限于一篇一书。直到《论文》出现，才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宏观地多角度地论述文学理论问题的专著。它冲击了汉代后期统治文坛的陈腐观念；总结了建安文学的新特点和新经验；开创了解盛极一时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之先例。

论《典论·论文》的文学思想 建安以前，中国没有文学批评的专著。曹丕的《论文》重视品藻诸家，分析各家才性的细微差别，探讨文气的内在规律，是有其思想文化背景的。其一是当时品藻人物的社会风气很盛。其二是当时的文学创作也进入了自觉时代，越来越多的作品开始体现出不同的创作个性。这些都历史地呼唤着《典论·论文》的产生。《曹丕是汉魏时期重要的文学理论批评家。他撰写的文论著作流传于世的有两篇，一篇是《与吴质书》，另一篇就是著名的《典论·论文》。《典论》是曹丕精心撰写的学术著作，一共20篇，《论文》是其中之一。《典论》一书失传，《论文》这一篇因被选入《昭明文选》而得以保存下来。 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论著作，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在它之前还没有精心撰写的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专著。它的产生是中国古代文论开始步入自觉期的一个标志。曹丕的《典论·论文》正是在这种风气中为生的比较系统的文学批评论著。典论·论文》从批评“文人相轻”入手，强调“审己度人”，对建安七子的创作个性及其风格给予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四科八体”的文体说，“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学价值观及“文以气为主”的作家论。他的《典论论文》虽短，却提出了下列有关文学批评的四个主要问题： 1．文学具有重要的功用。 这是曹丕关于文章价值的观点，曹丕对文章的价值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崇高评价。他肯定文章（指诗、赋、散文、 应用文）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甚至比立德、立功有更重要的地位，这种文章价值观是他对传统的文章（“立言”）是“立德、立功”之次思想的重大突破，是文学自觉的一种表现，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发展有重大意义和影响。但可惜的是，在《典论·论文》里，他并未对这一观点加以详细的展开论述。不过，仅仅是提出这一口号，他在文论史上已经是功不可没了。这就突破了前此轻视文学的观点，指出文学的重要地位。 2．作家个性和作品风格有关。他说：“文以气（指才气，即个性）为主，气之清浊有体（有本质根据），不可以力而致（努力勉强求得一致）”。清指俊爽超迈的阳刚之气，浊指凝重沉郁的阴柔之气，人的气质个性可大致分成这两大类。 《典论·论文》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断，这就是文论史上著名的“文气”说。以“气”论文和作家，是曹丕《论文》最突出的理论贡献。曹丕所谓的“文气”，是指表现在文学作品中的作家的自然禀赋、个性气质，属于生理和心理范畴，没有伦理色彩。“文以气为主”尤其强调了作品应当体现作家的特殊个性，这种个性只能为作家个人所独有，“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建安七子各自显示出各自的才能，究其原因，是由“性”的差异所导致。诗这种观点也合符于魏晋人崇尚自然的风气。 由于曹丕非常强调创作个性的这种独特性和不可改变性，一方面突出了作家独特个性对于作品风格的决定意义，体现了魏晋时期“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的时代精神。另一方面，则是否定了现实习染同样可以改变创作风格的可能性。这是其理论的缺陷。在《典论·论文》中还对文学批评的态度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比如反对“文人相轻”和“贵远贱近”，主张“君子审己以度人”，这对文学批评也是良好的倡议，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3．指出不同文体有不同特点、标准。 在《典论·论文》里，曹丕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文体分类及其各自特点的思想。在分析作家才能个性各有所偏的同时，曹丕提出了四科八体说的文体论。“本”指文章的本质特征，即用语言文字来表现一定的思想感情；“末”指文章的具体表现形态，即文体特征或文章在内容和形式方面的特点。无论哪一种文体，都是用语言文字来表达思想情感，其“本”是相同的，不同的是不同的文体在表现形态、语言形式、体貌风格等方面各有不同。 接着曹丕提出文体共有“四科”八种体裁的文章。并且认为文体各有不同，风格也随之各异。四科共计八种，其中奏议与书论属于无韵之笔，铭诔诗赋属于有韵之文。其本质相同，都是用语言文字来表现一定的情感。但其“末异”，也就是说，在其文体特征上，奏议要文雅，书论重说明，铭诔尚事实，诗赋则应该华美。雅、理、实、美，就是“末异”，它们都是关于文体的不同风格体貌。所以，曹丕的“文本同而末异”，说的就是文体和风格的关系，不同的文体应该有不同的风格特征。“文本同而末异”当是最早提出的比较细致的文体论，也是最早的文体不同而风格亦异的文体风格论。文章“不朽”说是曹丕关于文章价值的观点，曹丕对文章的价值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崇高评价。 4．指出文学批评应有正确态度。 他指出有两种错误态度要不得：一是“贵远贱近，向声背实”，这就是尊古卑今的观点，这在东汉的桓谭已有指出，但那是就学术而言 ，曹丕却专就文学再指出，也就有了新意。一是“暗于自见 ，谓己为贤”、“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各以所长 ，相轻所短”。这就指出了“文人相轻”的积习，是他的创见。作者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指出了文人之间互相贬损的弊习，分析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并且为文人之间的相处指明了正确道路。 关于典论论文的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