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论文4000字怎么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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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律属性的公法化到私法化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公法属性基本上表现为法律的刑事性、刑法化和国家化，具有强烈的国家和社会的公的属性。具体表现为：一是法典的刑法化与刑事化，国家的法律基本上表现为法典；二是刑法的刑罚性与刑罚化，法律具有高度的惩罚性色彩，其实是一种刑法和被刑法化的官僚体制组织及行政执法等；三是民事法律也体现出刑法化的色彩，使民事法律刑法化，进而呈现出非民事化倾向。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刑事性的社会原因中最关键的既不是商品经济的不发达，也不是社会的古老，因为当时所有国家都是这样的，最重要的社会原因是中国的国家权力观念发达，而且这并不表明中国法律文化的落后性，只是透视出这种法律文化的公法性国家政治性。〔9〕　　法律文化的公法属性向私法属性的转型，是中国法律发展的必然要求。目前，中国法律更加趋向于私法化，谢怀栻先生说过：“法国民法典是19世纪初世界有影响的法典；德国民法典是20世纪初世界有影响的法典；我希望中国民法能成为21世纪初世界有影响的法典”。〔10〕例如，中国制定的法典基本上是民商事法律，最突出的例证是民法典的起草与制定，表明中国法律的走向正在向私法化发展；在司法上，人民法院审理的绝大多数是民事类的案件，而且有增加的趋势，其比重越来越大，而刑事类的案件却刚好相反，这样中国法律文化对外所体现的则是更多的私法性。　　（四）法律体系的封闭性到开放性　　中国的传统法律体系是非常封闭的，突出表现为法律的高度法典化，而法典化的体系造成与外界的交流与联系的减少，这更加剧了法律体系的封闭性倾向。原因大概有：⒈经济上中国以自然经济为基础，能够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与外界的交流与联系必然的减少，理所当然体现在其法律体系上是与外界的联系较少，另外小农经济属性也造就了法律体系的封闭；⒉政治上的高度专制，导致这种环境下的法律与法律体系必然与之相适应；⒊中国地理环境相对较大，这为人类的生存和繁衍生息提供了基本环境；⒋中国特有的宗法制度与宗法组织的封闭性，特别是家国一体化加剧了它的封闭性；⒌儒家思想成为古代中国唯一的思想渊源，思想上的封闭性导致法律体系的封闭性是必然的。　　中国当前的法律体系正在逐步向开放性迈进，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法律体系的开放性趋势越来越强。其重要原因表现为：⒈经济上不是自然经济，小农性的色彩也趋于消灭，取而代之的是市场经济的建立，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开放型的经济，这为法律体系的开放性提供了经济基础；⒉政治上更加趋于民主，形成民主的基本条件是开放，也与法律体系的开放性相契合；⒊由于中国地理环境的封闭性是不可能改变的，可是中国采取的措施是进行全面与全方位的开放与交流，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法律文化上，促成了法律体系的开放性的生成；⒋中国的封建专制体制与对人进行封建统治的宗法制度和宗法组织基本上是消失了；⒌中国的法律思想也在朝多方位的发展，而不是以前单纯的儒家伦理化的思想束缚着人们，取而代之的是法律思想的多元化，从而导致法律体系的开放性。　　（五）司法与行政的不分到司法独立　　中国古代司法与行政的合一突出表现为司法行政一体化，即司法的行政化。〔11〕还有学者认为：“每一个官员不论中央行政机关还是地方行政机关的首脑，都拥有司法职权，官僚政治体制中的每一个机构都负有天生的职责来处理案件”。〔12〕主要体现在：⒈组织机构上传统中国的司法行政难以区分，中央虽有司法的专门机构，但要受行政的限制和制约；⒉司法主体上没有专门的司法人员，司法只是行政人员的职权之一；⒊司法权不是由特定部门来行使，同一级部门都有司法权。　　章太炎提出了一系列的手段与措施保证司法独立，而且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作出了明确规定。司法行政一体化到司法独立，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我国的现行宪法规定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其中《人民法院组织法》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同时，我国也从制度、物质保证、职业资格等方面作出了司法独立特别是法官独立的具体规定。　　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转型——价值层面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论文4000字怎么写

（三）法律属性的公法化到私法化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公法属性基本上表现为法律的刑事性、刑法化和国家化，具有强烈的国家和社会的公的属性。具体表现为：一是法典的刑法化与刑事化，国家的法律基本上表现为法典；二是刑法的刑罚性与刑罚化，法律具有高度的惩罚性色彩，其实是一种刑法和被刑法化的官僚体制组织及行政执法等；三是民事法律也体现出刑法化的色彩，使民事法律刑法化，进而呈现出非民事化倾向。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刑事性的社会原因中最关键的既不是商品经济的不发达，也不是社会的古老，因为当时所有国家都是这样的，最重要的社会原因是中国的国家权力观念发达，而且这并不表明中国法律文化的落后性，只是透视出这种法律文化的公法性国家政治性。〔9〕　　法律文化的公法属性向私法属性的转型，是中国法律发展的必然要求。目前，中国法律更加趋向于私法化，谢怀栻先生说过：“法国民法典是19世纪初世界有影响的法典；德国民法典是20世纪初世界有影响的法典；我希望中国民法能成为21世纪初世界有影响的法典”。〔10〕例如，中国制定的法典基本上是民商事法律，最突出的例证是民法典的起草与制定，表明中国法律的走向正在向私法化发展；在司法上，人民法院审理的绝大多数是民事类的案件，而且有增加的趋势，其比重越来越大，而刑事类的案件却刚好相反，这样中国法律文化对外所体现的则是更多的私法性。　　（四）法律体系的封闭性到开放性　　中国的传统法律体系是非常封闭的，突出表现为法律的高度法典化，而法典化的体系造成与外界的交流与联系的减少，这更加剧了法律体系的封闭性倾向。原因大概有：⒈经济上中国以自然经济为基础，能够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与外界的交流与联系必然的减少，理所当然体现在其法律体系上是与外界的联系较少，另外小农经济属性也造就了法律体系的封闭；⒉政治上的高度专制，导致这种环境下的法律与法律体系必然与之相适应；⒊中国地理环境相对较大，这为人类的生存和繁衍生息提供了基本环境；⒋中国特有的宗法制度与宗法组织的封闭性，特别是家国一体化加剧了它的封闭性；⒌儒家思想成为古代中国唯一的思想渊源，思想上的封闭性导致法律体系的封闭性是必然的。　　中国当前的法律体系正在逐步向开放性迈进，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法律体系的开放性趋势越来越强。其重要原因表现为：⒈经济上不是自然经济，小农性的色彩也趋于消灭，取而代之的是市场经济的建立，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开放型的经济，这为法律体系的开放性提供了经济基础；⒉政治上更加趋于民主，形成民主的基本条件是开放，也与法律体系的开放性相契合；⒊由于中国地理环境的封闭性是不可能改变的，可是中国采取的措施是进行全面与全方位的开放与交流，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法律文化上，促成了法律体系的开放性的生成；⒋中国的封建专制体制与对人进行封建统治的宗法制度和宗法组织基本上是消失了；⒌中国的法律思想也在朝多方位的发展，而不是以前单纯的儒家伦理化的思想束缚着人们，取而代之的是法律思想的多元化，从而导致法律体系的开放性。　　（五）司法与行政的不分到司法独立　　中国古代司法与行政的合一突出表现为司法行政一体化，即司法的行政化。〔11〕还有学者认为：“每一个官员不论中央行政机关还是地方行政机关的首脑，都拥有司法职权，官僚政治体制中的每一个机构都负有天生的职责来处理案件”。〔12〕主要体现在：⒈组织机构上传统中国的司法行政难以区分，中央虽有司法的专门机构，但要受行政的限制和制约；⒉司法主体上没有专门的司法人员，司法只是行政人员的职权之一；⒊司法权不是由特定部门来行使，同一级部门都有司法权。　　章太炎提出了一系列的手段与措施保证司法独立，而且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作出了明确规定。司法行政一体化到司法独立，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我国的现行宪法规定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其中《人民法院组织法》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同时，我国也从制度、物质保证、职业资格等方面作出了司法独立特别是法官独立的具体规定。　　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转型——价值层面

大学生法律论文，可以参照以下内容写。大学生与法律“法律基础”课是党中央确定的一门在高等学校开设的公共课，必修课，在大学生中普及法律常识，是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是加强高校学生素质教育，要求大学生知法，懂法，护法。在高校学生中也经常发生一些违法犯罪行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学生不懂法，而更重要的原因是法制观念淡薄。传统观念一般会认为，学历越高犯罪的可能性就越低，而大学生或更高学历的人即使犯罪，也是和计算机智能化联系在一起的。但有一位有关人事指出，这种观点与事实相差甚远——“学历与素质不成比例”。近年来，大学生犯罪人数逐年上升，而且以盗窃、故意伤害人为主。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区分局副局长金志海说：“校园里的浮躁让一些大学生急功近利，偏离了正确的价值取向，面对物质诱惑容易迷失，其中，以不正当，甚至违法犯罪的手段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大学生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而迷失自己的正确价值取向的是屡见不鲜，就本校区而说，在刚开学不久，就有好几次同学的手机被盗，存折、现金被偷，有的甚至连别人刚买回的新衣物也不问自“取”。可见这些行为在一般人的眼里是很难与大学生挂钩起来的，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会认为只有那些低学历，很早就出到社会混的人或是那些外来的民工才会干这些见不得光的事。但这事却恰恰发生在大学生群中，而且经过校领导多次强调：这是违法行为，是不应发生在大学生上身上的。但校领导的重视，而学生却不屑一顾，依然我行我素。小市民的思想在大学生群中滋生着，不是大学生不懂法，因为学校开设的“法律基础”这课也有讲到其中的细节，但这类事却屡次发生，可见一个重要原因不是这些学生不懂法，而是因为法制观念淡薄。其中有这样一则这样的报道：小文成绩优异，顺利考入某知名学府法律系就读，曾经是父母引以为傲的掌上明珠。2005年，她却因为盗取同学的笔记本电脑被刑事拘留。小文的家境条件非常好，但父母家教严格，以为笔记本电脑、MP3什么的都是奢侈品，不允许小文买，可是周围的同学一个比个 “现代化”，手机、笔记电脑、MP4、MP3样样俱全。最终，小文抵挡不住诱惑，把同学的笔记本电脑抱回家，一个读法律系的学生可不能再说她不懂法了吧，但在面对诱人的物质时，她就迷失其中，急功近利，偏离了人生正确的价值取向，小文她懂法，并且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但物质的诱惑使她失去控制，从而变成一个法制观念淡薄的大学生。大学生与法律的关系，不是大学生不懂法，而是大学生的法制观念淡薄。面对大学生频频出现犯罪的现象，一方面要求大学生提高法律的观念 ，考入高校后逐渐接触社会，要提高和加强社会经验和判断能力，遇事要冷静，提高自我控制能力，预防大学生犯罪是一项长期并且系统的工作，同时也需要整个社会各个环节的配合，高校更是义不容辞。法学，又称法律科学，是一门以法律现象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历史悠久的社会科学学科。《法律基础》是法学中的“法律入门”，它使我们充分认识依法治国的必要性，同时教导我们如何树立正确的法律意识。以前我一直认为只要自己安守本分，循规蹈矩，不做那些违法犯罪的事就等于懂得了法律。其实，事实上并非如此，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人民当家做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人民是享有很大程度上的自由，但又不允许人民超越法律法规之外，常言：无规矩不成方圆。没有法律的监督，我们这样的一个泱泱大国又怎能持续繁荣下去呢？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使是天子犯法也应与庶民同罪。学习《法律基础》使我受益匪浅，身为二十一世纪的大学生，在享有权利的同时也应履行相应的义务。这些法律法规都教导我如何做到知法、守法、护法。《法律基础》中对法学的有关原理和法律规定进行了概略叙述。其中很多东西都要记，死记硬背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在这里我介绍一种简单轻松的方法就是坚持每天看新闻和报纸，这些媒体传播的消息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现实生活中，其中的一些有关法律的案件如果我们能运用自己所学到的法律知识来加以分析和研究，必定会加深我们对法律知识的了解。不用找借口说自己很忙没有时间，鲁迅先生说过，“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与其把时间花在观看电视连续剧上，倒不如每天花上半个钟细细阅读一份有价值的报纸更有意义多了。我们一定要从维护社会稳定，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高度去认识学习“法律基础”课的重要性，争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四有”新人。作为一个大学生，我们要有“大志向，大学问，大纪律，大修养”，学习法律知识就是我们向这“四大”中的“大纪律”迈进一个台阶。为此，首先要明确法学，是一门以法律现象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历史悠久的社会学科。其中《法律基础》是对法学有关原理和法规规定进行概述。学习它的主要目的是让我们更好地正确树立法律意识和公民意识，增强法制观念，提高法律素质，能正确地行使公民权利，严格履行公民义务，自学遵纪守法，依法办事，依法律已，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专门人才。其中，了解法的本质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保证实施的，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规范体系。所以法就具备规范作用和社会作用。它能够对人们的行为做出评价，预测，也能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科技以及对外方面发挥作用。成为国家，集体以及个人日常生活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论文4000字高清

初论无罪推定原则 对夫妻财产约定制度的立法完善 对合同法第286条若干法律问题探讨 构建和谐社会的法理思考 关于家庭暴力的法律思考 关于县级卫生监督执法体系构建的调查报告 海上保险中的保险利益 合同解除及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运用 具体行政行为越权与滥用权力 劳动合同与集体合同的关系 劳动力派遣法律研究 论夫妻约定财产制度 论共同海损构成条件及存在的问题 论检察院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 论劳动争议解决机制 论上诉不加刑原则 论税收管理中的公平与效率 论我国反倾销法律的完善 论我国妇女合法权益的法律保护 论现代法律文化与民族婚姻的冲突 论消费行为中的最终解释权 浅淡劳动者的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权 浅析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 认定渎职罪相关问题的探析 如何实现公安行政执法的公正 试论国家公务员的激励机制 试论企业改制后原有债务的承担 试论人民调解的创新与发展 试论我国的国家审计的领导体制 试论我国刑事赔偿中的“错误逮捕” 受贿罪若干问题的探究 我国票据质押的法律问题探讨及建议 洗钱犯罪研究 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的现状及对策 我国开征物业税的可行性研究 浅析药品专利权与公共健康权的关系 保证人放弃主债时效抗辩时能否行使追偿权辨析 论无权代理人对相对人的责任 论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及其责任承担 公众人物人格权保护的限制 设立中公司法律地位探析 论物权变动中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保护 中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收购的法律监管 论企业社会责任——一种法经济学的解读 电子商务时代的反垄断规制———以B2B交易市场为视角 论产品瑕疵责任与产品缺陷责任 域名不正当抢注的法律规制 论我国生态补偿的法律原则与制度思考 经济法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论利益相关者对重整企业的社会责任 浅议我国国企改制成果分享中的股权激励 论破产重整制度的价值序位 论重整中的信息披露制度 论破产重整制度的经济法属性 论中国法律近代化的主要特点 “无讼”与中国古代司法 “无为而治”法哲学的分析及当代意义 从理想到现实——试论先秦儒家与汉代儒家法律思想的差异 从天理到人情——论自然法本质的演变 论法家法律思想主流地位的失去 论西方平等观念的确立及其影响 西方自然法的演变与发展 正义与法律关系的新论 中国古代契约制度特点浅探 中国式衡平——论宋代司法中情、理、法的综合运用 浅析法家以法为本的法治理论 权利意识的现代解读—论我国公民人身权的发展与保护 法治社会中应然性的精神核心—自由:法治的核心价值 论法律的权威性 论我国法律信仰的危机及其拯救 论人权保障之全球化 苏格拉底的守法观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浅论清朝律与例的关系 试析韩非法治思想的现代价值 浅谈德主刑辅思想的现实意义 1946：《中华民国宪法》评析 中国古代服制的作用——以唐代服制为代表进行研究 论我国司法解释的合理性 中国检察官法律职业道德的培植 贵州苗族习惯法研究——以“贵州省台江县反排寨”为例 论乡土社会中民间法与国家法的调适 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结合 简论中国国际私法立法完善的构想 论司法判例在国际私法中的作用 从先占原则论钓鱼岛的地位 我国“慰安妇”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的问题 论南北关系的新变化对国际经济法发展的影响 论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构建 多哈回合的发展趋势及发展中国家的对策 探析中国双边投资条约的新实践——以国民待遇为视角 试析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法律实践 浅析可转让排污权交易与最优排污量控制 侦察监督中的检警关系 论我国督促程序的完善 从民事诉讼法修正案看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完善 对设立仲裁第三人制度的反思 论《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 论被告人的辩护权保障 论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 论民事诉讼契约 论侵权纠纷的可仲裁性 论我国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论我国法官选任制度的完善 论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论我国民事抗诉制度的完善 论我国民事审前程序 论我国民事诉讼缺席判决制度 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 论我国强制措施的完善 论我国取保候审制度的完善 论我国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改革 论我国死刑复核程序的完善 论我国刑事上诉制度存在的问题 论刑事诉讼中财产权的保障 论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 论仲裁的受案范围 论自由心证与法官自由裁量权 浅论民事诉讼的目的 浅论我国体育仲裁制度的构建 浅谈我国仲裁司法监督制度的完善 试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管辖权冲突及完善 试论中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完善我国民事保全制度的若干思考 刑事诉讼证据开示程序的构建 证人出庭难的原因及对策思考 论现阶段我国社区矫正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浅论我国商业贿赂罪的现状及立法完善 中国生存权意义探讨 我国行政复议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我国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探析 人大官员代表减少的宪政意义 浅论我国违宪审查专责机构的构建 浅论农民工住房权 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法律保障初探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及其监督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司法监督 论行政复议司法化 论贵州省依法行政的现状及对策 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行政关系的探讨 犯罪客体在司法认定中的作用 古典犯罪学派与实证犯罪学派 关于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思考 论报复陷害罪与诬告陷害罪的区别 论单位自首的司法认定 论盗窃网络虚拟财产行为的定性 论非法持有毒品罪持有状态的认定 论共同犯罪的实行过限的认定 论共同犯罪中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论贪污罪的司法适用 论未成年人犯罪的社区控制 论我国犯罪被害人的国家救助 论我国犯罪被害人救助体系 论我国犯罪构成的基本构造 论我国死刑制度的现状及完善 论我国刑法分则中暴力的内涵 论洗钱罪 论刑罚的目的 论刑罚功能的实现 论刑法的因果关系 论刑法中精神障碍者的刑事责任能力 论刑事简易程序改革 论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论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 论自首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涵 浅析非法行医罪 青少年暴力犯罪与暴力亚文化 论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运用与约束 探析盗窃代币卡犯罪既、未遂的认定 我国死刑废止后的制度完善 对反向假冒商标侵权行为的初步研究 夫妻忠实义务法律问题的探讨 论公司的瑕疵设立 论公司要约收购 论器官移植中的法律问题及解决 论善意取得的客体 论物权法中预告登记的范围 论物权法中预告登记的效力 论一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浅论祖传物品的法律保护 浅述著作权侵权行为 浅析票据的善意取得制度 浅析我国离婚精神损害赔偿 浅议票据无因性 商品房地下车位权属问题研究 试论我国离婚经济补偿制度 试论中小股东利益的实体保护机制 著作权和邻接权的比较及其意义 作品角色的权利属性及保护 保险法律体系历史演进比较研究 承运人航海过失免责的探讨

摘要: 本文在习惯这一词语的基础上，仔细阅读了英、德、日、传统中国法制度建设的相关内容，分析习惯在对各国法制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并试提出对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启示习惯对于中国法制建设是良好的，有传统基础的;习惯汇编是实现习惯对中国法制建设影响的重要条件之一　　关键词习惯法制建设影响启示　　造成一国之拙本，形成一国之国风，即习惯也故此如有无视该民族之习惯，而规定各种法令，则不能期待于行政之完全者明矣习惯是无论何种法律文化背景下都存在的一种法的渊源，法律中有不少规则就直接来自于习惯　　一、习惯对英国法制建设的影响　　(一)习惯对属人主义产生影响的背景　　属人主义指的是法律适用于一个族群，民族，而这个民族中的每一个人也都拥有了该法律，无论身处何处，均适用这法律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中》分析了日耳曼法属人主义产生的原因，他认为环境的因素影响日耳曼人的居住方式，他们喜欢分开居住，分开居住造成了各个群体产生各自的生活习惯和各自处理问题的方法，当日耳曼的各个群体相聚一起时，他们自然的按照各自已有的习惯去处理问题，这就是孟德斯鸠所理解的属人主义的由来　　(二)属人主义对英格兰及其殖民地的影响　　日耳曼人的这种属人主义思想深刻影响着世界法学的发展方向，英格兰王国威廉一世原来是法国诺曼底公爵，他在征服英格兰后，并没有把自己领地原有的一套法律体系灌输于英格兰，而是在尊重当地英格兰民众原有的习惯习俗来进行断案，这样有效地缓和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矛盾，巩固他在英格兰的统治后来的亨利二世继续在英格兰的实施属人主义，进行了一系列司法改革，他定期派巡回审判的专员到各地，这些专员在办案时，除依据国王诏书敕令外，主要是依据日耳曼人的习惯法和地方习惯凡是他们认为正确、合理，并与国王的立法不相抵触的习惯和惯例，便被确认为判决的依据他们经常聚集在中央所在地威斯敏斯特交换意见，彼此认可各自的判决这样，一些被引为依据的习惯便成了以判例法形式出现的普通法总之，英国的"普通法大部分是以接受和一般化全国的或广泛流行的习惯为基础的;英国的普通的，一般的习惯变成了普通法"通过该措施，中央的司法权力得到统一，地方领主的司法权力得到削弱　　这一习惯很好的贯彻到后来英国的殖民地统治当中，当时英国人统治香港时，也并没有将英国的法律直接适用于华人群体中去，只是当双方或者单方是英国人是才适用英国法，由此得出英国人在殖民地中的统治实施属人主义当地的华人群体援用的仍然是大清律例，只有当他们的法律严重违反人权价值时，港英立法机关才会干预这样就出现这这么一种现象，一个政府，两个司法机构，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地华人接受和认同了英国法的价值时，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主动放弃大清律例作为法律适用的依据，由原来的属人主义最终演变为属地主义大清律例已经不再适用，但里面的一些规定，以习惯的方式存在于华人群体中去詹宁斯指出，统治乃是一种合作的功能，而法律规则不能单独地促成合作的行动惯例有助于民主制度的运转，能促使国家机构更加协调，否则，就会产生摩擦这就是属人主义所带来的优点，它是一种缓和方式促进司法统一，它有利于维护统治者的统治，促进社会的稳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属人主义就像用文火熬成的汤，汤的营养价值得到很好的保存英格兰和香港都一样，当地民众的优秀习惯得到了很好的保留这些都是有利于本土法学文化的继续传承　　二、习惯对德国法制建设的影响　　(一)萨维尼思想对德国成文立法的影响　　萨维尼在其《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使命》中阐述了他反对在全德立即制定包括民法典、刑法典、诉讼法在内的成文法典，他的主要观点为:"法律首先产生于习俗和人民的信仰，其次是假手于法学--职是之故，法律完全是由沉潜于内，默默无言而孜孜~~的伟力，而非法律制定者的专断意志所孕就的"进而可以得出这样结论:本国的法律应该随着时间自然形成，立法机关的制定过于急进地制定法律必然使得法理的讨论不甚充分，从而使得有法律则无实施民众不能充分理解其法理，则其实施的效果不大因此，萨维尼非常重视习惯的作用，在笔者看来这个习惯不止是日耳曼习惯，也包括罗马法习惯　　(二)萨维尼的研究方法中止所产生的影响　　1896年德意志帝国制定了民法典，并规定1900年1月1日施行，当今的联邦德国还是在适用该民法典民法典的制定客观上确实促进了国家的政治统一，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民法典的颁布，确实将罗马法以及日耳曼法送进了历史里面去了，人们的研究再也不是民族传统习惯，而是专注于法典理论的研究，怎么样使得法典的逻辑结构能够更加完善，这样做确实能使得法典体系更加的完备此时的我，不禁想起这么一个问题，萨维尼的研究方法，为什么德国成文法的出现就会嘎然终止呢?我想，应该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德国人出现了像康德、黑格尔、马克思这样的大家，他们最为有名的是哲学理论，哲学使得人们变得有思辨，变得严密，变得具有逻辑性，他们觉得逻辑性的东西能够自我完善，因此制定一部具有严密逻辑体系的民法典是德国人的首要选择;第二，当时政治、经济的需要德国的统一，经历血与火的考验德国人的统一，由于教会的力量阻拦，再加上，英法等国不希望欧洲中部出现一个强大的国家来破坏其原有的政治、经济秩序因此，德国人民希望尽快制定成文法典来维护这来之不易的统一，增强国家统一意识，实现民族复兴第三，法国大革命不止冲垮了欧洲大陆的封建势力，不止为欧洲其他国家带来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而且也为其他国家带来了法典化的思想因此，德国人自然受到法国法典化的思潮但是过于注重法典本身难以有效解决实际问题，法典是具有滞后性的，社会生活中的问题，法典是不可能完全解决，因此，传统民族所遗留下来的习惯和民族精神此时将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三、习惯对日本法制建设的影响　　(一)从日本文化中的启发　　有一位学者说日本的文化是一种"洋葱"文化，把他一片一片地洋葱拨开之后，我们发现其是没有核心日本文化的包容性实在领人值得深思当深入了解日本，你会发现相扑运动，人们还是十分的喜爱，你会发现日本人民喜爱橄榄球你会发现日本的时装还是让人着迷，你会发现和服是那样的端庄所有这一切，引起我们对日本的法制现代化产生更加深入的思考　　(二)习惯在日本法制近代化中的体现　　日本的法制现代化自倒幕运动开始，倒幕运动的成功，使得天皇的统治的模式得以重新确立为下一步中央集权奠定十分深刻的基础以大久保利通为首的内阁实行一系列集权政策:(1)废藩置县，版籍奉还;(2)废除士、农、工、商身份，实行新的身份，建立崭新的户籍制度;(3)文化教育上，实行全面的义务的国民教育(4)实行殖产兴业政策，集中以国家的力量进行经济建设(5)法制建设上，翻译照搬法国的法典通过一系列这些政策，日本的近代化速度加快，大久保等人想进一步地脱亚入欧，对日本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结果是因改革过于激烈，改革过于去习惯化，大久保被暗杀新上任的伊藤博文对此进一步的思考，改革的力度不仅要强，而且改革应该要更加注重习惯为此，伊藤博文为此到了与日本国情更加相似的德国进行考察，以德国《普鲁士普通法》为蓝本对日本的宪法的蓝图进行勾画，天皇就像是人的脑袋，政府就像是人的心脏，上下两院如同人的左右两臂，海陆军就像人的拳头，政府各部门、司法部门组成人的躯体，民众是人的两条腿脚基于此，伊藤博文基于日本国民所习惯的自然理念设置日本的宪政，天皇于1889年基于上述的构想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此后日本对六法在仿照德国法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制定了适合日本国情的六法体系，日本的法制近代化基本完成比如日本民法中有这么一条规定:"因特定行为选定假住址，关于其行为视为住址"假住址制，是日本结合本国习惯所采用的制度德国民法中不采用此原则，因为德国用数个住址主义，故不必有假住址　　四、习惯对传统中国法建设的影响　　在传统中国，基层存在着许多婚姻的缔结、解除，家庭财产继承等各种各样的民事纠纷在当时，统治者重刑轻民，民事方面的法制不发达民众在解决民事纠纷中往往是依据当地的习惯，并且在当地的社会中，这种解决方式得到大家的遵循这些习惯被当时的基层长官以及他的法律助手们所认真的关注实际上，基层的长官们并不一定要按照习惯对案件进行判决，他们可以依照当时律令等进行判决但是，这些当地习惯之所以被他们娴熟地运用，最为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些判决应该要得到当地民众的接受以及使得这些判决符合礼的规定，从而起到教化的目的　　上级政府在收集习惯上的不遗余力有助于规范其行政以清朝为例，地方的习惯经过按察使以及布政使的整理被编入省级资料库中，他们在法律布告中引用这些习惯用以纠正基层不良的民风民俗除此之外，各地的有代表性的惯例，经过筛选被纳入到国家正式法典当中最为有名的例子:"承继两房宗祧"的做法于1775年被编入到大清律例第78条第5条例中其中规定了:"如可继之人，亦系独子，而情属同父母亲，两相情愿者，取其阖族甘结，亦准其承继两房宗祧""承继两房宗祧"这样一个民间习惯关系到当时整个清帝国的利益，民间的继承秩序得到明确修正，有利于当时的社会稳定以及财产安全如今，"承继两房宗祧"这种制度虽然已经没有在成文法中规定，但是这样一种习惯仍然在农村社会普遍存在，正如刘作翔所说，习惯仍以其顽强的生命力遗存下来，成为人们的心理积淀或意识表现，在社会生活中以隐文化形态发挥功用　　五、启示　　通过上面的分析，笔者以为有两点启示应引起我们的关注　　一是重视习惯在法制建设中的良好作用从英、德、日法制建设中可以看出尊重习惯并不是保守的表现，相反，在各国法制的改革中尊重习惯可以使得法制改革变得更加平稳对于一个成文法的国家来说，尊重习惯也是有利于克服成文法典的僵化性以及滞后性苏力指出，国内民商法极少强调尊从民商事习惯和惯例2500件法律文件中没有任何法律明确提出"依习惯"，只有一件强调了依据商事习惯而另一方面，《民法通则》明确规定，"法律没有规定，应当遵守国家政策"而在同样的2500件制定法中，竟然有1015件(2412条)以不同方式提及了各种类型的"政策"政策能否解决一切问题呢?答案是否定的传统中国法有着深厚地尊重习惯和惯例的传统，中国的法制建设应该继承这些有益习惯，在这种基础上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新法律制度只有这样，民众对法才能比较容易接受，法律的执行效果才能更好，更充分　　二是重视习惯的整理汇编或许有人认为这项工作意义不大，因为现在人口流动频繁或者习惯的适用很不方便等各种原因但笔者认为建立完整的习惯汇编应该说还是必要首先，我们要清楚中国人有"同乡"以及"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我们很容易地发现，同乡借钱的现象屡见不鲜;在外打工的人们工作多年还是会回老家定居的情况也不少建立习惯汇编有利于同籍同地的人们解决各种各样的纠纷其次，习惯汇编也是中国法文化的宝贵资产习惯的整理汇编促进法理、法史的理论发展，尤其是民商法的理论发展，进而得出这样一个观点中国民商法典的制定应该更加注重本民族的习惯最后，各省在收集习惯时，应该归纳总结一些相同的习惯和惯例以方便人们使用，进而总结各省通用习惯来充实我国的成文法典　　(本回答来源于学术堂)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论文1500字怎么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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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的命题，一直是法学界中诸多学者思考与研究的。但是，迄今为止，仍没有哪派学说能成为通说。我想在这里讲述一下我的观点。一、道德与法律的学理含义。（一）、道德的学理含义：1、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道德根源于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恩格斯讲：“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这表明道德的内容最终由经济条件决定，并伴随经济的发展而有相应的变化；基于不同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不同社会集团，有着不同的道德观，在阶级社会中的道德具有阶级性。因此，我们可以把道德简单的概括为：道德是生活在一定物质生活条件下的自然人关于善与恶、光荣与耻辱、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见、野蛮与谦逊等观念、原则以及规范的总合，或者说是一个综合的矛盾统一体系。2、道德的特征：（1）、道德是以善恶为评价方式把握现实世界的。马克思说过，在把握世界的过程中，我们通常从科学上把握、道德上把握以及从艺术上把握。在这三种方式中，道德上把握就是识别善恶。（2）、道德不依靠国家强制力来执行、实施，而是依靠人们的观念，社会的舆论和善良风俗（即《民法》中的“帝王条款”）来维持。强制力的不同，源于保证其实施的力量相差异。（3）、道德在调节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集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的时候，不象其它的社会规范那样强调人们的个人利益，而是强调他人的利益和社会集体的利益。3、道德的功能（1）、道德的调节功能：道德的调节功能是指具有通过评价等方式来指导和纠正人们的行为和活动，以协调人民之间的的能力。

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化重构 摘 要：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在其产生与发展的几千年中形成了独有的特点，并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影响。但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运行，传统伦理道德显示出与之不相适应的方面，面临着现代化的转型与扬弃，必须对传统伦理道德进行重构，使其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需要。 关键词：伦理道德；现代转型；重构。 我国传统道德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前后相继，交相更替，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伦理思想和价值观念，形成了具有独特内容和风格的传统美德，有诸多的道德规范，有丰富的践履道德规范的德行，有如何实现道德建设的教育思想，有我国文化独到的修身之道，以及道德名言、理论，等等。这些内容不仅是对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活秩序的深层设计，也是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更是社会正常运行的重要保证。今天，进一步探讨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的转型与重构，对于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特点。 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博大精深，形成一个完整的伦理道德体系。儒家伦理思想更全面、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适应了封建统治的需要，占据核心和主干地位。儒家道德思想和道德学说中的核心概念是“仁”。“仁”的最高原则是“爱人”，其核心在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推己及人、将心比心，是儒家处理人际关系的伦理基本准则和要求；而将这样一套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扩充到社会政治领域，提出“礼仁”一体，使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是儒家伦理的鲜明特色。这使得儒家伦理在漫长的我国封建社会具有了与封建政治一体化的正统地位，对当时社会秩序的调整和传统文化的继承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并具有如下基本特点：修身养性，打造内质 修身是我国传统伦理道德中最具特色的概念，也被称为“修德”、“克己”、“正身”、“修己”。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强调人性本善，同时又认为如果没有一番修身慎独的功夫，本性的善是无法转化为现实的善。要实现这种转化，首先必须做到律己修身。孔子认为，修身是根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这样的修养功夫，强调自主自律、自我超越以维护人伦关系和整体秩序，其基本精神是“求诸己”，也就是对自身厚责，严以责己，宽以待人，即“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而“求诸己”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慎独，“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中庸》），这就是说，慎独就是在自我独处时要严于律己，戒慎恐惧，“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经过这样的修养锤炼，人们就可以成为品质高尚、节操坚定的正人君子。修身为本的思想影响了封建社会两千余年，不仅知识分子多形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安贫乐道的气节，而且一切志士仁人把修身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和前提，作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的基础和前提，毕其一生去追求、去践行[1]。这种重视修身的道德思想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不仅在知识分子群体当中，而且在广大的劳动人民当中都表现出重视追求精神生活的民族品格 克己奉公，注重整体。 传统伦理道德强调人们要有社会责任、国家责任、家庭责任，强调每一个人应对社会做出贡献。因此，人们的家国意识、乡土情结特别浓厚，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至上，是重视群体价值的最突出体现。在大一统观念的支配下，国人都应以国家统一为乐，强调为社会尽责、为天下尽忠的献身精神。家族为本位的集体主义，是传统道德重视群体价值的又一体现。在宗法制下，家族是个人实现其个人价值的保证，因此只有维护家族的利益，才能实现个人的利益。群体拥有支配的权利，个体则只有服从的义务，个人只有克制身心，服从群体，才能与世俗融洽相处。重视国家、群体的利益，以家族为本位的集体主义，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来源之一，它形成了国人顾大体、识大局、以他人为重、以集体为怀的情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天下为公、克己奉公的美德[2]。这种美德，培育的是对社会、民族的义务感、历史感、责任感、使命感。历来为我国人所推崇的“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就是这种道德观念的反映。 先义后利，见利思义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坚持尚义不尚利，提倡先义后利，以义制利。孔子告诫人们要“见利思义”，见到利益要想到道义。同时，孔子根据对义利的不同态度划分出君子和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倡导要做讲究大义的君子，而不做只讲利益的小人。孟子更进一步认为“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3]，董仲舒更概括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4]的命题。“重义轻利”这种道德观念是“君子”追求的道德观念，因为“君子”只有通过节制人对利欲的追求，自觉“存义去利”，才能保持国家清廉和公平。这种义利观注重社会公利，引导人们为国家和百姓作贡献，这是一种积极的社会本位的义利观。这种义利观造就了中华民族积极向上、追求完善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素质，也培育了一批为国家、民族的利益勇于献身的民族英雄、爱国志士，如岳飞、文天祥、于谦等，他们以自己的生命实践了成仁取义的理论，给后世留下了气壮山河的英雄伟绩。 二、传统伦理道德在社会转型中所受到的影响。 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对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总是“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5]。而我国传统伦理道德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是封建生产关系，在对小农经济与封建政治关系的思考中，儒家探索出与封建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纲常伦理，并使之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但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形成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人们的民主观念、法制意识不断增强，在价值判断和经济判断之间也不断发生着无法回避的矛盾甚至冲突，作为有悠久历史的传统伦理道德，受到了现代社会强有力的冲击，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 首先，传统的伦理道德只注重人们的道德教育，而忽视了法律、法规等手段对社会管理的作用，破坏了法律的独立性，阻碍了法律的形式化，导致了法律的道德化。究其原因，由于我国传统农业社会和改革前的计划经济体制，基本上是伦理或政治一元化的社会，由此造成长期以来的道德一元化。而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已经走向多元化，一元化的道德规范已经不适应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对多元化道德的需求，便在若干领域造成道德规范的缺失。 其次，在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时，强调树立群体意识、整体意识。传统道德中公私概念非常模糊，一方面只有家族利益而没有个人的独立地位；另一方面又是“一说是公家的，差不多就是大家可以沾一点便宜的意思”[6]。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是公有，公有是共有，也没有公私之分，没有个人产权边界的概念。而市场经济的基本价值取向是求利，利润追求的最大化和利益占有的利己性是市场经济行为的根本特性，离开这一点就不会有市场经济行为，也不存在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商品生产者的行为目的，都是为了赚取最大利润，实现价值的最大化。这就要求充分尊重人的个性、能力、自我选择和自我实现的权利，克服传统的“义务型”伦理的强权倾向和片面性。 再次，传统的伦理道德提倡重义轻利，国家要不以利为利，个人要以义为重，甚至产生“以贫为荣、以富为耻”的扭曲的道德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直接导致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不能也不可能把发展社会生产力、追求物质利益作为社会的基本问题和价值目标来加以解决、规范和追求。 综上所述，个体的道德理性是有限的，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新旧伦理观念相互冲突，善恶是非界限非常模糊，这就需要社会以制度的形式，建立一系列明确的社会道德规范，告诉人们什么是应当做的和不应当做的，协助个体确立正确的伦理道德观。同时，个人的道德意志也是有限的，往往难以克制自私欲望的膨胀，在社会转型时期尤其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制度所提供的约束，包括舆论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都可以强化个体的道德意志。 三、传统伦理道德现代化重构的路径。 迈进新世纪，在我国社会广泛而激动人心的现代化转型中，不只是现实社会关系的重新整合，同样面对着对于传统伦理道德的重构、整合、创新。那么如何来重构呢？不能因为传统伦理道德存在的某些问题而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重新建立一套全新的伦理道德体系。应本着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原则，并根据现时代的特征，建立符合我国特色的伦理道德体系，本文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实现道德与法律的统一与互补。 虽然传统伦理道德中有其消极的一面，如等级特权、尊卑有序的观念是为自然经济和专制制度服务的，与现代社会极不相容，但诚实守信、等价交换，公平竞争等道德在现代社会仍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对于传统道德应客观评价，有效利用，做到真正的扬弃。另外，道德习惯的形成，除传统的劝导、说服、教育外，还需要一定的强制性。在市场经济中某些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如假冒伪劣、权钱交易、损坏公物等，仅靠道德约束是不够的，必须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因此要改变重德轻法的传统，逐步确立法律的权威。同时，我们应看到道德规范有其立法的必要性，这既可以保证社会变革中道德规范的更新，又可保证已形成的道德规范的贯彻执行。此举是重建现代道德文明，树立道德新风，防止道德沦丧的重要途径，也是强化伦理道德观念与强化法律意识同步进行的有效方式。当代我国的法制现代化是我国人民在现有的历史条件下展开的法制变革运动，它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特色。 强调社会价值与个人利益的统一。 我国的传统社会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道德社会，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庞大而又严密的道德文化体系，并由此衍生出一整套缜密的道德规范，将人们的言论和生活，自内心深处纳入传统经济需要之网络。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特别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与人之间、个人与集体之间、个人与社会、国家之间利益关系在进行着不断的调整。 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竞争、民主、法治经济，虽然能够激发人们的竞争意识、开拓精神、创新思想和效率意识，但同时，市场自身的趋利性、排他性和商品交换等价值原则，容易引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和消极腐败现象。离开一定的经济道德基础，只能是金钱至上、物欲横流、信誉崩毁、甚至罪案丛生。因此，这就意味着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仅强调个人利益或集体利益，而要更多地强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统一，将尊重和保护个人的正当利益与国家经济政策有机地协调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集体与个人是互为目的的。 一方面集体作为个人利益的代表应以个人为目的，在物质上根据社会公正原则尽力满足个人的正当利益，不断提高个人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在精神上尊重个人的人格尊严和个性发展，促进个人利益的实现。另一方面个人在一定程度上也应以集体为目的，为维护和增进集体利益而努力工作。只有集体利益得到了满足，集体壮大和发展了，个人的利益才能更容易得到体现和实现。 通过两方面的共同努力、相互促进，使个人和集体都达到共赢，从而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应建立一套完整的道德赏罚机制。 通过注重人的心理需要、情感因素和对利益的要求，来引导人们的行为。道德赏罚机制就是赏善罚恶、扬善抑恶，它是社会运用利益机制对法律规范调整范围之外的个体行为进行的一种特殊的道德评价和调控方式。所谓“赏”，就是社会通过给予实施道德行为者更多的利益来肯定某种行为的合理性，从而昭示和倡导一定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所谓“罚”，就是社会通过剥夺实施不道德行为者的既得利益来否定某种行为的合理性，从而显示道德规范的权威性，以禁止不道德行为的再次发生。如对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等行为可通过树立典型、舆论引导等方法，对行为者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进行奖励，以保证行为者的利益；而对于不道德行为，如制假卖假、坑蒙拐骗等，我们应当通过各种媒体对其进行揭露和批判，并对其进行物质上的处罚，从而让人们分清是非善恶，对自身的行为产生积极的导向作用。 改革本身是对原来基本秩序的重塑，是一个从有序到无序再到基本有序的过程。无序状态的存在，既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也是再次走向有序的一个基本环节。今天讨论该问题，着眼的是“失”中有得，是在失去陈陈相因的传统后重新建构我们的伦理体系。社会转型时期迫切要求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体系，使社会从动荡走向有序，从“个人伦理”走向“制度伦理”，这是当代我国道德嬗变的趋势。 参考文献： [1]王红武。关于我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思考[J] 学术探索，2007（3）：6- [2]于铭松。论我国传统道德伦理[J]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4）：92- [3]魏英敏。当代我国伦理与道德[M] 北京：昆仑出版社，2001:335- [4]王殿卿。东方道德研究（第三辑）[M] 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9:196-197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32-134、 [6]费孝通。乡土中国[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0-

（三）法律属性的公法化到私法化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公法属性基本上表现为法律的刑事性、刑法化和国家化，具有强烈的国家和社会的公的属性。具体表现为：一是法典的刑法化与刑事化，国家的法律基本上表现为法典；二是刑法的刑罚性与刑罚化，法律具有高度的惩罚性色彩，其实是一种刑法和被刑法化的官僚体制组织及行政执法等；三是民事法律也体现出刑法化的色彩，使民事法律刑法化，进而呈现出非民事化倾向。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刑事性的社会原因中最关键的既不是商品经济的不发达，也不是社会的古老，因为当时所有国家都是这样的，最重要的社会原因是中国的国家权力观念发达，而且这并不表明中国法律文化的落后性，只是透视出这种法律文化的公法性国家政治性。〔9〕　　法律文化的公法属性向私法属性的转型，是中国法律发展的必然要求。目前，中国法律更加趋向于私法化，谢怀栻先生说过：“法国民法典是19世纪初世界有影响的法典；德国民法典是20世纪初世界有影响的法典；我希望中国民法能成为21世纪初世界有影响的法典”。〔10〕例如，中国制定的法典基本上是民商事法律，最突出的例证是民法典的起草与制定，表明中国法律的走向正在向私法化发展；在司法上，人民法院审理的绝大多数是民事类的案件，而且有增加的趋势，其比重越来越大，而刑事类的案件却刚好相反，这样中国法律文化对外所体现的则是更多的私法性。　　（四）法律体系的封闭性到开放性　　中国的传统法律体系是非常封闭的，突出表现为法律的高度法典化，而法典化的体系造成与外界的交流与联系的减少，这更加剧了法律体系的封闭性倾向。原因大概有：⒈经济上中国以自然经济为基础，能够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与外界的交流与联系必然的减少，理所当然体现在其法律体系上是与外界的联系较少，另外小农经济属性也造就了法律体系的封闭；⒉政治上的高度专制，导致这种环境下的法律与法律体系必然与之相适应；⒊中国地理环境相对较大，这为人类的生存和繁衍生息提供了基本环境；⒋中国特有的宗法制度与宗法组织的封闭性，特别是家国一体化加剧了它的封闭性；⒌儒家思想成为古代中国唯一的思想渊源，思想上的封闭性导致法律体系的封闭性是必然的。　　中国当前的法律体系正在逐步向开放性迈进，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法律体系的开放性趋势越来越强。其重要原因表现为：⒈经济上不是自然经济，小农性的色彩也趋于消灭，取而代之的是市场经济的建立，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开放型的经济，这为法律体系的开放性提供了经济基础；⒉政治上更加趋于民主，形成民主的基本条件是开放，也与法律体系的开放性相契合；⒊由于中国地理环境的封闭性是不可能改变的，可是中国采取的措施是进行全面与全方位的开放与交流，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法律文化上，促成了法律体系的开放性的生成；⒋中国的封建专制体制与对人进行封建统治的宗法制度和宗法组织基本上是消失了；⒌中国的法律思想也在朝多方位的发展，而不是以前单纯的儒家伦理化的思想束缚着人们，取而代之的是法律思想的多元化，从而导致法律体系的开放性。　　（五）司法与行政的不分到司法独立　　中国古代司法与行政的合一突出表现为司法行政一体化，即司法的行政化。〔11〕还有学者认为：“每一个官员不论中央行政机关还是地方行政机关的首脑，都拥有司法职权，官僚政治体制中的每一个机构都负有天生的职责来处理案件”。〔12〕主要体现在：⒈组织机构上传统中国的司法行政难以区分，中央虽有司法的专门机构，但要受行政的限制和制约；⒉司法主体上没有专门的司法人员，司法只是行政人员的职权之一；⒊司法权不是由特定部门来行使，同一级部门都有司法权。　　章太炎提出了一系列的手段与措施保证司法独立，而且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作出了明确规定。司法行政一体化到司法独立，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我国的现行宪法规定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其中《人民法院组织法》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同时，我国也从制度、物质保证、职业资格等方面作出了司法独立特别是法官独立的具体规定。　　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转型——价值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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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化重构 摘 要：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在其产生与发展的几千年中形成了独有的特点，并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影响。但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运行，传统伦理道德显示出与之不相适应的方面，面临着现代化的转型与扬弃，必须对传统伦理道德进行重构，使其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需要。 关键词：伦理道德；现代转型；重构。 我国传统道德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前后相继，交相更替，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伦理思想和价值观念，形成了具有独特内容和风格的传统美德，有诸多的道德规范，有丰富的践履道德规范的德行，有如何实现道德建设的教育思想，有我国文化独到的修身之道，以及道德名言、理论，等等。这些内容不仅是对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活秩序的深层设计，也是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更是社会正常运行的重要保证。今天，进一步探讨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的转型与重构，对于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特点。 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博大精深，形成一个完整的伦理道德体系。儒家伦理思想更全面、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适应了封建统治的需要，占据核心和主干地位。儒家道德思想和道德学说中的核心概念是“仁”。“仁”的最高原则是“爱人”，其核心在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推己及人、将心比心，是儒家处理人际关系的伦理基本准则和要求；而将这样一套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扩充到社会政治领域，提出“礼仁”一体，使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是儒家伦理的鲜明特色。这使得儒家伦理在漫长的我国封建社会具有了与封建政治一体化的正统地位，对当时社会秩序的调整和传统文化的继承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并具有如下基本特点：修身养性，打造内质 修身是我国传统伦理道德中最具特色的概念，也被称为“修德”、“克己”、“正身”、“修己”。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强调人性本善，同时又认为如果没有一番修身慎独的功夫，本性的善是无法转化为现实的善。要实现这种转化，首先必须做到律己修身。孔子认为，修身是根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这样的修养功夫，强调自主自律、自我超越以维护人伦关系和整体秩序，其基本精神是“求诸己”，也就是对自身厚责，严以责己，宽以待人，即“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而“求诸己”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慎独，“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中庸》），这就是说，慎独就是在自我独处时要严于律己，戒慎恐惧，“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经过这样的修养锤炼，人们就可以成为品质高尚、节操坚定的正人君子。修身为本的思想影响了封建社会两千余年，不仅知识分子多形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安贫乐道的气节，而且一切志士仁人把修身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和前提，作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的基础和前提，毕其一生去追求、去践行[1]。这种重视修身的道德思想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不仅在知识分子群体当中，而且在广大的劳动人民当中都表现出重视追求精神生活的民族品格 克己奉公，注重整体。 传统伦理道德强调人们要有社会责任、国家责任、家庭责任，强调每一个人应对社会做出贡献。因此，人们的家国意识、乡土情结特别浓厚，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至上，是重视群体价值的最突出体现。在大一统观念的支配下，国人都应以国家统一为乐，强调为社会尽责、为天下尽忠的献身精神。家族为本位的集体主义，是传统道德重视群体价值的又一体现。在宗法制下，家族是个人实现其个人价值的保证，因此只有维护家族的利益，才能实现个人的利益。群体拥有支配的权利，个体则只有服从的义务，个人只有克制身心，服从群体，才能与世俗融洽相处。重视国家、群体的利益，以家族为本位的集体主义，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来源之一，它形成了国人顾大体、识大局、以他人为重、以集体为怀的情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天下为公、克己奉公的美德[2]。这种美德，培育的是对社会、民族的义务感、历史感、责任感、使命感。历来为我国人所推崇的“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就是这种道德观念的反映。 先义后利，见利思义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坚持尚义不尚利，提倡先义后利，以义制利。孔子告诫人们要“见利思义”，见到利益要想到道义。同时，孔子根据对义利的不同态度划分出君子和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倡导要做讲究大义的君子，而不做只讲利益的小人。孟子更进一步认为“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3]，董仲舒更概括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4]的命题。“重义轻利”这种道德观念是“君子”追求的道德观念，因为“君子”只有通过节制人对利欲的追求，自觉“存义去利”，才能保持国家清廉和公平。这种义利观注重社会公利，引导人们为国家和百姓作贡献，这是一种积极的社会本位的义利观。这种义利观造就了中华民族积极向上、追求完善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素质，也培育了一批为国家、民族的利益勇于献身的民族英雄、爱国志士，如岳飞、文天祥、于谦等，他们以自己的生命实践了成仁取义的理论，给后世留下了气壮山河的英雄伟绩。 二、传统伦理道德在社会转型中所受到的影响。 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对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总是“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5]。而我国传统伦理道德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是封建生产关系，在对小农经济与封建政治关系的思考中，儒家探索出与封建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纲常伦理，并使之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但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形成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人们的民主观念、法制意识不断增强，在价值判断和经济判断之间也不断发生着无法回避的矛盾甚至冲突，作为有悠久历史的传统伦理道德，受到了现代社会强有力的冲击，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 首先，传统的伦理道德只注重人们的道德教育，而忽视了法律、法规等手段对社会管理的作用，破坏了法律的独立性，阻碍了法律的形式化，导致了法律的道德化。究其原因，由于我国传统农业社会和改革前的计划经济体制，基本上是伦理或政治一元化的社会，由此造成长期以来的道德一元化。而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已经走向多元化，一元化的道德规范已经不适应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对多元化道德的需求，便在若干领域造成道德规范的缺失。 其次，在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时，强调树立群体意识、整体意识。传统道德中公私概念非常模糊，一方面只有家族利益而没有个人的独立地位；另一方面又是“一说是公家的，差不多就是大家可以沾一点便宜的意思”[6]。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是公有，公有是共有，也没有公私之分，没有个人产权边界的概念。而市场经济的基本价值取向是求利，利润追求的最大化和利益占有的利己性是市场经济行为的根本特性，离开这一点就不会有市场经济行为，也不存在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商品生产者的行为目的，都是为了赚取最大利润，实现价值的最大化。这就要求充分尊重人的个性、能力、自我选择和自我实现的权利，克服传统的“义务型”伦理的强权倾向和片面性。 再次，传统的伦理道德提倡重义轻利，国家要不以利为利，个人要以义为重，甚至产生“以贫为荣、以富为耻”的扭曲的道德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直接导致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不能也不可能把发展社会生产力、追求物质利益作为社会的基本问题和价值目标来加以解决、规范和追求。 综上所述，个体的道德理性是有限的，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新旧伦理观念相互冲突，善恶是非界限非常模糊，这就需要社会以制度的形式，建立一系列明确的社会道德规范，告诉人们什么是应当做的和不应当做的，协助个体确立正确的伦理道德观。同时，个人的道德意志也是有限的，往往难以克制自私欲望的膨胀，在社会转型时期尤其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制度所提供的约束，包括舆论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都可以强化个体的道德意志。 三、传统伦理道德现代化重构的路径。 迈进新世纪，在我国社会广泛而激动人心的现代化转型中，不只是现实社会关系的重新整合，同样面对着对于传统伦理道德的重构、整合、创新。那么如何来重构呢？不能因为传统伦理道德存在的某些问题而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重新建立一套全新的伦理道德体系。应本着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原则，并根据现时代的特征，建立符合我国特色的伦理道德体系，本文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实现道德与法律的统一与互补。 虽然传统伦理道德中有其消极的一面，如等级特权、尊卑有序的观念是为自然经济和专制制度服务的，与现代社会极不相容，但诚实守信、等价交换，公平竞争等道德在现代社会仍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对于传统道德应客观评价，有效利用，做到真正的扬弃。另外，道德习惯的形成，除传统的劝导、说服、教育外，还需要一定的强制性。在市场经济中某些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如假冒伪劣、权钱交易、损坏公物等，仅靠道德约束是不够的，必须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因此要改变重德轻法的传统，逐步确立法律的权威。同时，我们应看到道德规范有其立法的必要性，这既可以保证社会变革中道德规范的更新，又可保证已形成的道德规范的贯彻执行。此举是重建现代道德文明，树立道德新风，防止道德沦丧的重要途径，也是强化伦理道德观念与强化法律意识同步进行的有效方式。当代我国的法制现代化是我国人民在现有的历史条件下展开的法制变革运动，它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特色。 强调社会价值与个人利益的统一。 我国的传统社会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道德社会，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庞大而又严密的道德文化体系，并由此衍生出一整套缜密的道德规范，将人们的言论和生活，自内心深处纳入传统经济需要之网络。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特别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与人之间、个人与集体之间、个人与社会、国家之间利益关系在进行着不断的调整。 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竞争、民主、法治经济，虽然能够激发人们的竞争意识、开拓精神、创新思想和效率意识，但同时，市场自身的趋利性、排他性和商品交换等价值原则，容易引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和消极腐败现象。离开一定的经济道德基础，只能是金钱至上、物欲横流、信誉崩毁、甚至罪案丛生。因此，这就意味着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仅强调个人利益或集体利益，而要更多地强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统一，将尊重和保护个人的正当利益与国家经济政策有机地协调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集体与个人是互为目的的。 一方面集体作为个人利益的代表应以个人为目的，在物质上根据社会公正原则尽力满足个人的正当利益，不断提高个人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在精神上尊重个人的人格尊严和个性发展，促进个人利益的实现。另一方面个人在一定程度上也应以集体为目的，为维护和增进集体利益而努力工作。只有集体利益得到了满足，集体壮大和发展了，个人的利益才能更容易得到体现和实现。 通过两方面的共同努力、相互促进，使个人和集体都达到共赢，从而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应建立一套完整的道德赏罚机制。 通过注重人的心理需要、情感因素和对利益的要求，来引导人们的行为。道德赏罚机制就是赏善罚恶、扬善抑恶，它是社会运用利益机制对法律规范调整范围之外的个体行为进行的一种特殊的道德评价和调控方式。所谓“赏”，就是社会通过给予实施道德行为者更多的利益来肯定某种行为的合理性，从而昭示和倡导一定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所谓“罚”，就是社会通过剥夺实施不道德行为者的既得利益来否定某种行为的合理性，从而显示道德规范的权威性，以禁止不道德行为的再次发生。如对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等行为可通过树立典型、舆论引导等方法，对行为者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进行奖励，以保证行为者的利益；而对于不道德行为，如制假卖假、坑蒙拐骗等，我们应当通过各种媒体对其进行揭露和批判，并对其进行物质上的处罚，从而让人们分清是非善恶，对自身的行为产生积极的导向作用。 改革本身是对原来基本秩序的重塑，是一个从有序到无序再到基本有序的过程。无序状态的存在，既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也是再次走向有序的一个基本环节。今天讨论该问题，着眼的是“失”中有得，是在失去陈陈相因的传统后重新建构我们的伦理体系。社会转型时期迫切要求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体系，使社会从动荡走向有序，从“个人伦理”走向“制度伦理”，这是当代我国道德嬗变的趋势。 参考文献： [1]王红武。关于我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思考[J] 学术探索，2007（3）：6- [2]于铭松。论我国传统道德伦理[J]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4）：92- [3]魏英敏。当代我国伦理与道德[M] 北京：昆仑出版社，2001:335- [4]王殿卿。东方道德研究（第三辑）[M] 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9:196-197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32-134、 [6]费孝通。乡土中国[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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