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和人才选拔是什么论文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和人才选拔是什么论文

出类拔萃的科举制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有利于选拔人才，那种机会均等，公平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达到了“学而优则仕”的境界，有利于中国古代的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科技发达，也备受西方人推崇对欧洲文官制度的确立产生积极影响。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说：“中国只有通过严格考试的人才能出任官职‘中国由那些及第的人治理者’，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科举制产生于隋朝，唐朝时得到发展，宋代得以完善。科举制的推行，打击了腐朽的士族的势力，符合庶族地主经济发展的趋势，适应了巩固国家统一的需要。科举制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紧密联系起来，从而提高了官员文化素质，也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局稳定、政治清明廉洁。同时，也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使唐朝学制完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也推动了宋代科技革新，使得宋代科技领先于世界。科举制度对中国封建社会达到高度繁盛发达起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新航路开辟以后，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潜心研究中国的典章制度，不断向欧洲传递东方的信息。16世纪中期来华传教士克鲁兹在他的游记中把中国科举制介绍到欧洲。欧洲人了解到中国科举制度以后，都异口同声的称赞。16世纪的门多萨认为，中国是世界各国中治理得最好的一个，他把原因归于中国竞争性的科举制度，说中国通过竞争开放一切官职，从而利用了所有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牛津大学教授纽曼说：中国行政制度是迄今为止存在于东方的无与伦比的优秀制度。他们认为科举制是一种出类拔萃的制度，值得效法。法国首先师承中国，在1791年进行了文职人员的考试，德国在1800年。1833年，英国确认了通过考试择优录用的原则，但直到1847年，英国某一驻外机构为聘任办事员，才进行了最早的竞争性的考试。1855年，英国成立第一个文官委员会、主持普通文职人员竞争性考试。1855年，英国颁布法令，使文官的竞争性考试正常化，英国文官考试制度最终确立。英国文官考试面向公众，定期举行，强调入选者必须备有良好的品行和确定试用期，与中国科举制度的形式非常相似。《大英百科全书》对英国文官制与中国科举制的渊源关系也有公允的结论：“在历史上，最早的考试制度出现在中国，它用考试来选拔行政官员，并对已经进入仕途的官员进行定期考核。”英国文官制吸收中国科举制的精华，又影响了欧洲其他国家。可见，中国科举制对中国乃至于世界都发挥其积极作用。中国的科举制是一种出类拔萃的制度啊！科举制最大的功，在于给草根平民出人头地提供了一条通道，为维护封建统治立下大功剩下都是过了反观我们当今社会，平民百姓当官到底从何渠道进入?连个游戏规则都没有了，老子当官儿子跟着当，老子种地儿子跟着种，这还不如科举制呢!请诸位注意，我们同学们这些当官当吏的，可还是20年前高考制度的产物，那时还是科举制的残余，"学而优则仕"哪!

童生试:秀才、相公乡试:举人 解元会试：进士 会元殿试：状元，榜眼，探花

制举又称制科、大科、特科，是由皇帝下诏而临时设置的科举考试科目。目的在於选拔各类特殊人才。唐代制举甚盛，其科目甚多，据记载有上百个，其中较重要者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才识兼茂明於体用科等。 宋代制举科目大为减少，最多时为九科，但事实上只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茂材异等、才识兼茂明於体用三科。神宗熙宁七年（1074）废，哲宗元佑二年（1087）复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绍圣六年（1094）又罢。南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复置，但直至南宋末，中第者仅一人而已。宋代士人未仕、已仕者均可应诏参加制举考试。直至南宋末，考试一般分为阁试、殿试两级。阁试论六首，按成绩分为五等，入前四等方可参加殿试。殿试策一道，合格者分为五等，上二等不授人，第三等即为上等。制举登科，未仕者即依贡举进士例授予官职，有官者则依等第升迁。两宋制举共殿试22次，入等者不过40人，但也选拔了不少著名的人才。另外，宋代为了选拔起草诏诰人材还特设了词科，包括宏词科、词学兼茂科、博学宏词科及词学科。 元、明不设制科。清代曾设“博学鸿词科”、孝廉方正、经济特科等，但并未成为制度，亦不重要。

一、科举制度与国家治理(一)科举制度对国家治理的积极作用科举制度兴起于隋唐时期，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封建地主经济进一步繁荣，封建社会开始进入鼎盛阶段，封建制度也日臻完善。随着自身经济力量的壮大，中小地主开始要求政治上的权利。统治者对官僚机构进行了调整，设立了三省六部制，使官僚机构更加完备，分工也更加细密，从而需要补充大量官吏。为迎合中小地主和统治者双方的需要，科举制度应运而生。科举制度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治理庞大国家过程中的一种理性选择，对于国家治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科举制度奠定了古代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科举考试是选拔官员的主要方法。它所一直坚持的是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士的原则，其基本理念是“至公”，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公平。不管科举制实际上是否能够真正做到“至公”，但至少其制度设计是体现“至公”精神的。因为科举考试选官制比世卿世禄制及其他选官取士制度(如汉代的察举和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更先进，更公平，也更适应当时社会的需求，所以自隋唐以来历代统治者皆将其作为选拔人才的首要途径。它给广大中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过读书入仕登上政治历史舞台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条件和平台。过去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而今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可以说，科举制是封建社会的“平民政治”。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皇族及豪强宗法势力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促进了社会的良性流动，从而扩大了统治阶级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正因为如此，自五代以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或迟或早都采用了科举制。可以说，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具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和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度带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统治者要想更好地治理国家，就需要有一种整合社会的主导思想。秦始皇采用的是法家思想，但由此带来的严刑峻法、横征暴敛使人民不堪忍受，致秦二世而亡。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代的教训，采用黄老之学，“无为而治”，至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便成为封建专制国家的社会意识形态，有效地发挥着维护封建统治、实现社会整合的作用。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在其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科举制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是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之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统治阶级统治地位的维持，一是凭借国家暴力机器，二是依靠制度的力量，三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整合，而这些也都离不开儒家思想滋养出来的官员和知识分子。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国家制度，考试以儒家经典为唯一标准，所谓“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就使得儒学这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通过科举制度的推行得以制度化。儒家思想与封建专制制度和科举制度相结合，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因而科举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制度因素。(二)科举制度对社会进步的消极影响历史地看，科举制度一方面奠定了古代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带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另一方面也因其制度设计的价值取向和自身的缺陷，给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带来许多弊端。随着封建制度的日益腐朽，以儒学为基础的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也日益成为一种障碍。科举制度是强化封建专制独裁的工具科举制的价值取向首先是维护和强化封建专制制度，它体现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其目的是通过把读书、应考、做官三件事紧密联系在一起，培养和选拔甘心俯首帖耳地服务于封建王权和政治统治的奴才，即所谓“牢笼英才，驱策志士”。由于科举制在封建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统治者便不断扩大科举范围，相应地造成日益严重的冗官问题。在宋代，每次科考均以几倍、十几倍于唐代的规模大量取士，凡被录取者都要授官，结果是封建官僚机构日趋庞大，人浮于事，效率低下。随着科举制的成熟与发展，读书做官的思想日益凝固化，相伴而生的官本位现象也日趋严重。中国古代社会从先进变落后、从文明变愚昧，与此关系甚大。到了封建社会后期，科举制最终被封建保守派用来抵制思想进步，反对社会变革，成为社会进步的一大障碍。科举制度的公平性并不是无可置疑的随着科举制的不断发展，虽然形成了回避(包括籍贯回避、亲属回避)和保密(包括锁院、糊名、誊录等)制度以防止作弊，保证公平，但这也只是限制了那些没有门路的下层百姓。南宋学者洪迈谈到科举之弊时说:请人代答试卷虽被明文禁止，但“禁之愈急，则代之者获赂谢愈多，其不幸而败者百无一二”。考生夹带、传递、换卷、割卷、顶名、冒籍、贿买、钻营等等，无所不用其极，科场舞弊的现象与科举制度共始终。在很多有关科举的博物馆里就陈列有古代科举考试中用于作弊的各种形式的夹带品，上书蝇头小楷，密密麻麻，令人叹为观止。当权者采取各种防止舞弊的措施，追求细节上、形式上的公平，但这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公平。事实上，当权者利用手中权力，提拔亲信子弟，培植自己的党羽，致使政治腐败的现象极为普遍。科举在制度设计上也有不少弊端。在唐代，士人可以在考前请托社会名流将自己推荐给主考官，即所谓“行卷”。常科登第后，还要参加吏部的“释褐试”，合格后方能脱去平民服装换上官员衣冠。其言、身、书、判四个环节，除“身”是天生的，其他都取决于主考官的意志。因此，士人钻营、请托、逢迎拍马、趋炎附势、上书献赋、攀附权贵之风极为盛行。所有这些，都使得科考作弊的各种防范措施常常成为掩人耳目的虚文。此外，科举制度还有对考生身份的限制，如从事娼、优、隶、卒等“贱业”者，其子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而且女性也是被排除在科举考试之外的。科举制的所谓公平性由此可见一斑。二、科举制度与学术发展科举制度在中国的文化和学术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文明与文化学术的发展和繁荣都与科举制密切相关。比如，中国文化在宋代的南移，科举制就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据徐晓望先生的研究，科举制极大地推进了东南地区的文化普及，促进了该地区理学的发展、出版业的兴盛、文史艺术的繁荣，使长期处于中华文明边缘的“南蛮”之地呈现出“巷南巷北读书声”及“家有诗书，户藏法律”的景象，由此形成了东南地区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的文化优势。科举在古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正如明末清初在中国居住过22年的葡萄牙人曾昭德(Alvaroz Semedo)所言:中国人热衷科举考试，是因为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能取得秀才、举人、进士这三种学位，“这些科举考试构成了国家最重要的事务，因为它事关权位、声望、荣誉及财富。它们是人们全力关注、魂系梦萦的事物”。科举考试凭成绩取士，注重才能，这就在全社会特别是社会中下层形成了一种惜时勉学、自觉求学的风气。无论是仕宦望族、商贾阶层，还是一般平民百姓，都极为重视科举教育。科举制还显然促进了明清时代农、工、商家庭出身的“士人”群体的涌现，使得当时社会知识阶层人数大增，从而对古代中国学术文化与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无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兴盛还是衰落，都无法排除科举制的影响。随着封建统治的没落，科举制度的弊病也愈加明显。由于考试内容局限于儒家经义，考试方法注重死记硬背，科举制日益流于形式，不但不能选拔有真才实学之士，而且束缚了学术思想的发展。科举制度下“八股取士”的弊端，抑制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创新科举制度发展到明清时代，实行八股取士，考试形式越来越程式化、格式化，最终形成“八股文”。八股文是一种非常刻板僵化的文体，限定论题、格式等，被鲁迅先生讽刺为“原是蠢笨的产物”。它极大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泯灭了人们的个性，销蚀了人们的创造力。考生不能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也无法展示自己的才华，只能熟读四书五经以应付科举考试。八股取士使得天下千万学子都把精力放在学做八股文上，学问由此而衰败，学风也由此而变坏，社会的学术思维创新的环境也因此走到了黑暗的极致。这使得人们即便有了新的思想和创见，也无力或无法彰显于世。科举制度不利于知识创新，将许多知识分子的精力与研究都束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这种反对独创，只尊孔孟朱程理学的做法，极大地抑制了读书人的创新精神，甚至到今天还有影响。八股取士所带来的脱离实际的学风，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科举制度下考试内容狭窄单一的弊端，阻碍了中国自然科学的进步科举考试的内容狭窄单一，不外四书五经，而且只能为“圣贤”作注，不能越雷池一步。科举考试以儒家经典为基本内容，儒学被封建统治者奉为圣典，其他均被视为异端而排除在科举之外。儒学与科举制结合，显然也大大抑制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古代中国历来重治术轻技术，人文学科高度发达，自然科学地位低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侧重宏观而相对忽视微观，擅长思辨而相对拙于实证，这种现象实际上与科举制互为表里。唐代科举系统中曾设有进士、秀才、明经、明法、明算、武举及吏道等科，虽然对考试内容限制并不太严，但明算科是录取人数最少、地位最低的科目。到了宋代，考试科目的设置变成了“精贡举、罢诸科”，独存进士科，即“诗赋取士”和“经义取士”，法、道等体系的思想受到排斥。明清时期考试范围则进一步缩小，仅限于四书五经。清末受西洋坚船利炮的震撼，曾开设算学科，然而所取人数极少。当时多数人在思想观念上根本就不重视自然科学。明代名医李时珍在三次乡试不第后弃举从医，呕心沥血写成《本草纲目》进献皇帝，却被束之高阁。这种状况除了与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有关之外，显然还与科举制度的长期影响密切相关。科举考试在内容上基本把自然科学排除在外，这使得资本主义“分权时代”到来、相应的“分科之学”(西方科学的基本特征)开始主导世界科学发展潮流的时候，富有创新精神的中华民族却无法展现自己的聪明智慧。因此，明清以后中国科技大大落后于西方，科举制或许是难辞其咎的。科举制度“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弊端，扭曲了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取向使得人们认为受教育、读书的目的只是为了“做官”，科场功名往往成为读书人的原动力和毕生追求。“白发童生”、“寿星举人”这样的现象不仅仅体现个体的不幸，更是整个社会的悲哀。“学而优则仕”的政治制度和价值取向也极大地缩小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空间。特别是到了明代实行的八股文考试，更是把科举制度的弊端推向了极致。同时，因为学习儒家经典的目的是应付科举考试然后做官，所以与之无关的知识都被视为“形下之器”，是君子不屑的“奇技淫巧”。例如经商，许多读书人只是为了改变自己在经济上的贫困地位才“弃儒经商”、“弃文经商”的，一旦他们的经济地位有所改变，他们就往往会由商返儒。自然科学和其他学术文化在中国不发达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知识分子只重科举的价值取向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明朝末年的著名科学家宋应星在其科学巨著《天工开物》的序言中就很有感慨地写道:“此书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显然，这是科举时代注重实际的知识分子所发出的充满郁闷的感叹。　　三、科举制度与人才培养科举制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取士选官制度，属于文官考试制度，同时还兼有教育考试性质，所以它最直接地作用于教育与人才培养，其进步影响是无法抹杀的。据记载，唐代共开进士科263科，取进士近7000人，有姓名可考的状元148人，10人位至宰相，其他的也多为能人志士。如初唐“四杰”中的杨炯、王勃，其后的陈子昂、岑参、王昌龄、韦应物、白居易，中唐的孟郊、刘禹锡、韩愈、柳宗元，晚唐的杜牧、李商隐、皮日休等等，都是进士出身，王维、柳公权还是登科状元。北宋和南宋共有118榜进士，取进士30000余人、状元118人。北宋71名宰相中，有64名是进士或制科出身。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曾巩、晏殊、梅尧臣、黄庭坚、范成大、杨万里、朱熹、程颢、文天祥、范仲淹、司马光等都是进士出身。明清时代的进士中也不乏有文韬武略的人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科举制度造就了古代中国的人才，塑造了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形象。然而，物盈则亏，法久终弊。科举制度历经千年，正如康有为所说:“凡法虽美，经久必弊。… …而不与时消息，改弦更张，则陷溺人才，不周时用，更非立法求才之初意矣。”虽然历代统治者都对科举制进行过改革，但大都是治标不治本，致使科举制弊端丛生。科举制度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最大弊端在于:导致人才知识结构有缺陷科举考试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根强有力的指挥棒。由于考试只限于经书的内容，只注重经义的解释，使得考生脱离实际而专注于那种空疏之学，知识面越来越窄。对此一些西方传教士看得很清楚。英国传教士韦廉臣认为:中国士人在科举的指挥棒下，“谬于一偏之见，而不能达观，拾五经之糟粕，拘八股为文章，而于天文、地理、算学、化学、重学… …置诸不论不议之列”。另一位英国传教士麦嘉温批评那些所谓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用西方的观点看，获得以上学位所需要的知识是贫乏而有限的。在我们英国学生的眼里简直少得可怜”。造成知识分子人格扭曲前面已经讲到在科举制下人们读书就是为了做官，这种思想对读书人的危害尤其严重，不仅使他们的知识残缺，而且使他们的人格扭曲。他们梦想着经过十年寒窗，一旦及第就可一步登天。为了实现读书做官的梦想，他们不惜采取夹带、代考、行贿等舞弊手段，却还满嘴讲着正诚格致、修齐治平的漂亮话;或者像范进那样为求取功名，皓首穷经，耗尽了青春年华，最终中举却成了一个疯子。科举制度本身具有非人性化特征科举考试从产生之日起录取率就很低，而且科考间隔时间也很长，竞争异常激烈，在科场上脱颖而出者为数甚少，大部分人终身没有出头之日。因此，科举制的非人性化特征首先在于严重地埋没人才。对此，顾炎武在其《日知录·拟题》中给予了猛烈抨击:“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同时，儒家经典常常晦涩难懂，它远离人们的现实生活，更不会激发人们对于自然科学的兴趣，所以在科举制度下，整个学习过程枯燥乏味，成为对读书人身心两方面的折磨。此外，科场考试环境也是非人性化的。为了防止舞弊，作为考场的贡院号舍被设计得狭窄封闭，只给每人约一米见方的空间，形同地狱。更有甚者，“在明英宗年间的一次考试中发生了火灾，由于考生被锁在号舍里不能逃脱，使90余名考生葬身火海”。在科举制度下，教育最主要的功能被异化了，它已经演变成了奴化、禁锢知识分子的工具，使社会的这部分最活跃的精英力量萎缩、沉寂。科举时代出身于八股科举的“人才”，有很多是低眉屏息、蝇营狗苟而绝无信仰、原则可言的庸才。他们除了功名富贵以外别无所求，不想也无力反抗黑暗的朝廷。所以，科举制度在近代教育潮流的冲击之下被废除就是毫不奇怪的事情了。综上所述，科举制度的影响是深远的。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古代文明曾经“先于天下”，“超于亚洲”，但后来落伍了，这都不能排除科举制度的重要影响。科举制度在中国毕竟存在了1300年，这本身就说明它有一定的合理性。科举制度不仅仅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还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亚洲的朝鲜、日本、越南，欧洲的英、法等国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这种影响。孙中山先生曾十分欣赏英国通过考试选拔文官的制度，并设想以此来改造中国的官吏体系。但他考察研究的结果是:“英国行考试制度最早，美国行考试制度才不过二三十年，英国的考试制度就是学我们中国的。中国的考试制度是世界上最早最好的制度。”事实上，真正要评价科举这么一个复杂精细、影响重大的制度，需有一定的时空距离。离废科举越久远，人们越冷静客观，就看得越清晰全面。对科举制这么一个选拔了中国从隋唐到明清大部分政治家、文学家和著名学者的制度，对一个与1300年间几乎所有知识分子、所有地区和绝大部分书籍都有关的制度，对一个中国发明的被西方国家所借鉴的制度，在其存在1300年、废止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应仅仅将它作为批判的靶子，而应对它进行全面的清理和研究，把它放入历史的长河中加以理性的考察，过滤其陈腐僵化的东西，肯定其合理积极的因素，并从中吸取对当今社会有益的智慧。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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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和人才选拔是什么论文题目

汉朝是察举，征召。曹魏发展为九品中正制，到隋朝创立了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在唐朝、宋朝、清朝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和变革，到1905年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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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当今社会中官与民、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和谐相处，都需要这种表现形式，表现的越充分，人心就越顺畅，做事越顺利。这就是道家思想的原意，也是我们所倡导和谐社会的基础，所以，我相信社会发展离不开和谐，只有社会和谐了，人类才能拥有共同的幸福、更大的幸福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 科举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所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它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制从隋代开始实行，到清光绪二十七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 隋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起源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代。隋朝统一全国后，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了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用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隋炀帝大业三年开设进士科，用考试办法来选取进士。进士一词初见于《礼记·王制》篇，其本义为可以进受爵禄之义。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这种分科取士，以试策取士的办法，在当时虽是草创时期，并不形成制度，但把读书、应考和作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中国选举史上新的一页。唐玄宗时礼部尚书沈既济对这个历史性的变化有过中肯的评价："前代选用，皆州郡察举……至于齐隋，不胜其弊……是以置州府之权而归于吏部。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住，乌聚云合。" 唐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完备 推翻隋朝的统治后，唐王朝的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由此，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在唐代，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 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俊士等科不经常举行，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所以，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唐高宗以后进士科尤为时人所重。唐朝许多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常科的考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徒，一个是乡贡。由京师及州县学馆出身，而送往尚书省受试者叫生徒；不由学馆而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尚书省应试者叫乡贡。由乡贡入京应试者通称举人。州县考试称为解试，尚书省的考试通称省试，或礼部试。礼部试都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闱也就是考场的意思。 明经、进士两科，最初都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来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所谓帖经，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中试，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进士科得第很难，所以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常科考试最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后改由礼部侍郎主持，称"权知贡举"。进士及第称"登龙门"，第一名曰状元或状头。同榜人要凑钱举行庆贺活动，以同榜少年二人在名园探采名花，称探花使。要集体到杏园参加宴会，叫探花宴。宴会以后，同到慈恩寺的雁塔下题名以显其荣耀，所以把又把中进士称为"雁塔题名"。唐孟郊曾作《登科后》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所以，春风得意又成为进士及第的代称。常科登第后，还要经吏部考试，叫选试。合格者，才能授予官职。唐代大家柳宗元进士及第后，以博学宏词，被即刻授予"集贤殿正字"。如果吏部考试落选，只能到节度使那儿去当幕僚，再争取得到国家正式委任的官职。韩愈在考中进士后，三次选试都未通过，不得不去担任节度使的幕僚，才踏进官场。 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各名人士的推荐。因此，考生纷纷奔走于公卿门下，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代表作，叫投卷。向礼部投的叫公卷，向达官贵人投的叫行卷。投卷确实使有才能的人显露头角，如诗人白居易向顾况投诗《赋得原上草》受到老诗人的极力称赞。但是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也不乏其人。 武则天载初元年二月，女皇亲自"策问贡人于洛成殿"，这是我国科举制度中殿试的开始，但在唐代并没有形成制度。 在唐代还产生了武举。武举开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应武举的考生来源于乡贡，由兵部主考。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等。"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 宋朝 -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改革时期 宋代的科举，大体同唐代一样，有常科、制科和武举。相比之下，宋代常科的科目比唐代大为减少，其中进士科仍然最受重视，进士一等多数可官至宰相，所以宋人以进士科为宰相科。宋吕祖谦说："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当时有焚香礼进士之语。进士科之外，其它科目总称诸科。宋代科举，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首先，宋代的科举放宽了录取和作用的范围。宋代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称进士及等；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由于扩大了录取范围，名额也成倍增加。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对于屡考不第的考生，允许他们在遇到皇帝策试时，报名参加附试，叫特奏名。也可奏请皇帝开恩，赏赐出身资格，委派官吏，开后世恩科的先例。 宋代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宋初科举，仅有两级考试制度。一级是由各州举行的取解试，一级是礼部举行的省试。宋太祖为了选拔真正踏实于封建统治而又有才干的人担任官职，为之服务，于开宝六年实行殿试。自此以后，殿试成为科举制度的最高一级的考试，并正式确立了州试、省试和殿试的三级科举考试制度。殿试以后，不须再经吏部考试，直接授官。宋太祖还下令，考试及第后，不准对考官称师门，或自称门生。这样，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殿试后分三甲放榜。南宋以后，还要举行皇帝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的典礼，并赐宴于琼苑，故称琼林宴，以后各代仿效，遂成定制。宋代科举，最初是每年举行一次，有时一、二年不定。实英宗治平三年，才正式定为三年一次。每年秋天，各州进行考试，第二年春天，由礼部进行考试。省试当年进行殿试。 从宋代开始，科举开始实行糊名和誉录，并建立防止徇私的新制度。从隋唐开科取士之后，徇私舞弊现象越来越严重。对此，宋代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是糊名和誉录制度的建立。糊名，就是把考生考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又称"弥封"或"封弥"。宋太宗时，根据陈靖的建议，对殿试实行糊名制。后来，宋仁宗下诏省试、州试均实行糊名制。但是，糊名之后，还可以认识字画。根据袁州人李夷宾建议，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誉录。考官评阅试卷时，不仅仅知道考生的姓名，连考生的字迹也无从辨认。这种制度，对于防止主考官徇情取舍的确发生了很大的效力。但是，到了北宋末年，由于政治日趋腐败，此项制度也就流于形式了。宋代在考试形式上的改革，不但没有革除科举的痼疾，反而使它进一步恶化。 宋代科举在考试内容上也作了较大的改革。宋代科举基本上沿袭唐制，进士科考帖经、墨义和诗赋，弊病很大。进士以声韵为务，多昧古今；明经只强记博诵，而其义理，学而无用。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着手进行改革，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所谓经义，与论相似，是篇短文，只限于用经书中的语句作题目，并用经书中的意思去发挥。王安石对考试内容的改革，在于通经致用。熙宁八年，神宗下令废除诗赋、贴经、墨义取士，颁发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和论、策取士。并把《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称为大经，《论语》、《孟子》称为兼经，定为应考士子的必读书。规定进士考试为四场：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殿试仅考策，限千字以上。王安石的改革，遭到苏轼等人的反对。后来随着政治斗争的变化，《三经新义》被取消，有时考诗赋，有时考经义，有时兼而有之，变换不定。 明朝 -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 元代开始，蒙古人统治中原，科举考试进入中落时期，但以四书试士，却是元代所开的先例。 元朝灭亡后，明王朝建立，科举制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明代统治者对科举高度重视，科举方法之严密也超过了以往历代。 明代以前，学校只是为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到了明代，进学校却成为了科举的必由之路。明代入国子监学习的，通称监生。监生大体有四类：生员入监读书的称贡监，官僚子弟入监的称荫监，举人入监的称举监，捐资入监的称例监。监生可以直接做官。特别是明初，以监生而出任中央和地方大员的多不胜举。明成祖以后，监生直接做官的机会越来越少，却可以直接参加乡试，通过科举做官。 参加乡试的，除监生外，还有科举生员。只有进入学校，成为生员，才有可能入监学习或成为科举生员。明代的府学、州学、县学、称作郡学或儒学。凡经过本省各级考试进入府、州、县学的，通称生员，俗称秀才。取得生员资格的入学考试叫童试，也叫小考、小试。童生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院试由各省学政主持，学政又名提督学院，故称这级考试为院试。院试合格者称生员，然后分别分往府、州、县学学习。生员分三等，有廪生、增生、附生。由官府供给膳食的称廪膳生员，简称廪生；定员以外增加的称增广生员，科称增生；于廪生、增生外再增名额，附于诸生之末， 称为附学生员，科称附生。考取生员，是功名的起点。一方面、各府、州、县学中的生员选拔出来为贡生，可以直接进入国子监成为监生。一方面，由各省提学官举行岁考、科考两级考试，按成绩分为六等。科考列一、二等者，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称科举生员。因此，进入学校是科举阶梯的第一级。 明代正式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是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地点在南、北京府、布政使司驻地。每三年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举行，又叫乡闱。考试的试场称为贡院。考期在秋季八月，故又称秋闱。凡本省科举生员与监生均可应考。主持乡试的有主考二人，同考四人，提调一人，其它官员若干人。考试分三场，分别于八月九日、十二日和十五日进行。乡试考中的称举人，俗称孝廉，第一名称解元。唐伯虎乡试第一，故称唐解元。乡试中举叫乙榜，又叫乙科。放榜之时，正值桂花飘香，故又称桂榜。放榜后，由巡抚主持鹿鸣宴。席间唱《鹿鸣》诗，跳魁星舞。 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又称礼闱。于乡试的第二年即逢辰、戍、未年举行。全国举人在京师会试，考期在春季二月，故称春闱。会试也分三场，分别在二月初九、十二、十五日举行。由于会试是较高一级的考试，同考官的人数比乡试多一倍。主考、同考以及提调等官，都由较高级的官员担任。主考官称总裁，又称座主或座师。考中的称贡士，俗称出贡，别称明经，第一名称会元。 殿试在会师后当年举行，时间最初是三月初一。明宪宗成经八年起，改为三月十五。应试者为贡士。贡士在殿试中均不落榜，只是由皇帝重新安排名次。殿试由皇帝新自主持，只考时务策一道。殿试毕，次日读卷，又次日放榜。录取分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鼎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皆称传胪。一、二、三甲通称进士。进士榜称甲榜，或称甲科。进士榜用黄纸书写，故叫黄甲，也称金榜，中进士称金榜题名。 乡试第一名叫解元，会试第一名叫会元，加上殿试一甲第一名的状元，合称三元。连中三元，是科举场中的佳话。明代连中三元者仅洪武年间的许观和正统年间的商辂二人而已。 殿试之后，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其余进士经过考试合格者，叫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考试合格者，分别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等职，或以知县优先委用，称为散馆。庶吉士出身的人升迁很快，英宗以后，朝廷形成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局面。 明代乡试、会试头场考八股文。而能否考中，主要取决于八股文的优劣。所以，一般读书人往往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做题目，只能依照题义阐述其中的义理。措词要用古人语气，即所谓代圣贤立言。格式也很死。结构有一定程式，字数有一定限制，句法要求对偶。八股文也称制义、制艺、时文、时艺、八比文、四书文。八股文即用八个排偶组成的文章，一般分为六段。以首句破题，两句承题，然后阐述为什么，谓之起源。八股文的主要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个段落，每个段落各有两段。篇末用大结，称复收大结。八股文是由宋代的经义演变而成。八股文的危害极大，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是维护封建专制治的工具，同进也把科举考试制度本身引向绝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愤慨地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又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 清代 -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灭亡 清代的科举制度与明代基本相同，但它贯彻的是民族歧视政策。满人享有种种特权，做官不必经过科举途径。清代科举在雍正前分满汉两榜取士，旗人在乡试、会试中享有特殊的优特，只考翻译一篇，称翻译科。以后，虽然改为满人、汉人同试，但参加考试的仍以汉人为最多。 科举制发展到清代，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论文选题

科举兴衰 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整整一千三百年，对中国以至东亚、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唐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莫不受科举的影响。 科举原来目的是为政府从民间提拔人材。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改善了用人制度。最初东亚日本、韩国、越南均有效法中国举行科举，越南科举的废除还要在中国之后。十六至十七世纪，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看见科举取士制度，在他们的游记中把它介绍到欧洲。十八世纪时启蒙运动中，不少英国和法国思想家都推崇中国这种公平和公正的制度。英国在十九世纪中至末期建立的公务员叙用方法，规定政府文官通过定期的公开考试招取，渐渐形成后来为欧美各国彷效的文官制度。英国文官制所取的考试原则与方式与中国科举十分相似，很大程度是吸纳了科举的优点。故此有人称科举是中国文明的第五大发明。今天的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科举制度的延续。 从宋代开始，科举便做到了不论出身、贫富皆可参加。这样不但大为扩宽了政府选拻人材的基础，还让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知识份子，有机会透过科考向社会上层流动。这种政策对维持整体社会的稳定起了相当的作用。明清两朝的进士之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没有读书、或有读书但未作官的“寒门”出身。但只要他们能“一登龙门”，便自然能“身价十倍”。历年来千万莘莘学子，俯首甘为孺子牛，目的多亦不过希望能一举成名，光宗耀祖。可以说，科举是一种拢络、控制读书人的有效方法，以巩固其统治。 科举为中国历朝发掘、培养了大量人材。一千三百年间科举产生的进士接近十万，举人、秀才数以百万。当然其中并非全是有识之士，但能过五关斩六将，通过科考成进士者，多数都非等闲之辈。宋、明两代以及清朝汉人的名臣能相、国家栋梁之中，进士出身的占了绝大多数。明朝英宗之后的惯例更是“非进士不进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科举成为高级官员必经之路。利玛窦在明代中叶时到中国，所见负责管治全国的士大夫阶层，便是由科举制度所产生。 科举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亦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虽然这种推动是出于一般人对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对知识或灵性的渴望；但客观上由于科举入士成为了风尚，中国的文风普遍得到了提高。明清两朝时，中国的读书人以秀才计，大部份时间都不下五十万人；把童生算在内则以百万计。当中除少数人能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外，多数人都成为在各地生活的基层知识份子，这样对知识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而且由于这些读书人都是在相同制度下的产物，学习的亦是相同“圣贤书”，故此亦间接维持了中国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统一和向心力。 科举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主要在其考核的内容与考试形式。由明代开始，科举的考试内容陷入僵化，变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重考生的实际学识。大部分读书人为应科考，思想渐被狭隘的四书五经、迂腐的八股文所朿䌸；无论是眼界、创造能力、独立思考都被大大限制。大部份人以通过科考为读书唯一目的，读书变成只为做官，光宗耀祖。另外科举亦局限制了人材的出路。到了清朝，无论在文学创作、或各式技术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名家，却多数都失意于科场。可以推想，科举制度为政府发掘人材的同时，亦埋没了民间在其他各方面的杰出人物；百年以来，多少各式菁英被困科场，虚耗光阴。清政府为了奴化汉人，更是严格束缚科举考试内容。清代科举制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 就算在科举被废除以后，它仍然在中国的社会中留下不少痕迹。例如孙中山所创立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五权分立，当中设有的“考试院”便是源出于中国的科举考试传统。另外，时至今日科举的一些习惯仍然可以在中国大陆的高考中看见。例如分省取录、将考卷写有考生身份信息的卷头装订起来，从而杜绝判卷人员和考生串通作弊、称高考最高分者为状元等等，俱是科举残留的遗迹。

影响：当今社会中官与民、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和谐相处，都需要这种表现形式，表现的越充分，人心就越顺畅，做事越顺利。这就是道家思想的原意，也是我们所倡导和谐社会的基础，所以，我相信社会发展离不开和谐，只有社会和谐了，人类才能拥有共同的幸福、更大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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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启示录——考试与教育的关系郑若玲：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厦门361005 回眸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持续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曾经闪耀过璀璨的光芒。在科举制消逝了近百年 的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科举时代所积淀的传统文化之无处不在。在经历了盲目而激烈的批判之后，科举制又 渐渐为世人所慎思、所吸纳。作为中国古代一种大规模的国家考试，科举以选拔优秀人才担任政府官职为鹄的 ，对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产生过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从教育的角 度看，由于深受“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影响，封建时代办学的目的是“储才以应科目”，足见科举对教育的影 响之大。科举废除已近百年，其对教育的影响却弥漫并积淀为现实基因的一部分。探讨科举制下考试与教育的 关系，有利于我们今天的教育考试改革鉴古知今、趋利避害。 一 我国是文明发达的古国，自夏商开始便有了正式的学校教育，经历西周、东周和汉代，学校教育的规模不 断扩大，至隋科举产生之前，已初步形成一整套招生、教学、管理（包括考试）和用人的教育制度。封建统治 者越来越热衷于兴办教育和选拔人才，以实现“贤能治国”的理想，学校教育似乎踏上了一条康庄大道。然而 ，令统治者们始料不及的是，一种新型的选拔人才的考试制度——科举制之建立，却突然改变了学校教育的发 展轨道，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从此走上了命运多舛的不归路。各朝学校教育与科举制之间的轻重存废，总是遵 循着重学校轻科举——科举与学校并重——重科举轻学校的一般规律。在这种矛盾互动中，看似势均力敌，实 则有其轻重，结果是科举制取得了决定性中心地位。这种态势从唐宋两代便清晰可见。 公元618年，隋灭唐起。立国之初，百废待兴。唐高祖深知教育为兴国之本，下诏恢复隋朝衰落的学校，国 子学、太学、四门学及地方州县学校相继恢复招生。到唐太宗时期，一方面继承先祖传统，大力兴办教育，使 中央官学达到了全唐空前绝后的盛况，“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注：《通典》卷五十 三《礼典》十三《大学》。）另一方面，实行开科取士。由于没有偏废一方，唐太宗时期的学校教育与科举考 试都得到了长足发展。武则天临政后，采取了重科举的政策；在学校教育方面，却一改崇儒重道的文教政策， 代之以崇佛轻儒，并频繁地对教育制度进行改革，任命一些不懂儒学的人担任学校的领导和教师，致使“学校 顿时隳废矣”。（注：《旧唐书·儒学传序》。）由于胡滥改制，加之科举不经学校，多从各地直接征召文士 到洛阳应试以及进士科举内容不以儒道为重，“重乡贡轻生徒”的社会风气已初露端倪。 到天宝年间，“重乡贡轻生徒”的社会风气愈演愈烈，学校教育的发展再次面临停滞的危险。为扭转这一 局面，励精图治的唐玄宗一方面改革科举制，作出停止乡贡、所有举子皆入中央和地方官学才许应举的决定； 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学校教育，建立从地方到中央的学校教育体系，并允许私人办学。此举给面临衰颓的学校 教育带来了一丝曙光。然而好景不长，安史之乱造成“重乡贡轻生徒”的故态复萌，使学校教育终难摆脱衰败 的命运。 到了宋代，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的兴衰互动依然故我，但考教合一的理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与唐代 统治者所不同的是，宋代更关注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的连结。这种思想主要体现在三次大规模的兴学运动中。 这三次大动作的改制使宋代的学校教育得以避免了唐代时的大起大落，但在兴旺中却渐渐熔入科举体系，最终 沦为其附庸。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主政参知政事，实行三舍取士，将所有太学生员分为外舍、内舍和上舍 三等，逐次考舍升级。上舍生依考试结果，“上等以官，中等免礼部试，下等免解”。（注：《玉梅》卷一一 二《元丰太学三舍法》。）三舍取士法将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系统地结合起来，大大刺激了当时的学校教育。 到徽宗时期，宰相蔡京在三舍取士法的基础上进行了更激进的改革，罢废科举14年。这期间录取的五榜进 士，皆由太学上舍取。这次为兴学校而罢科举的事件，表明学校教育在与科举考试的轻重存废斗争中取得了暂 时性胜利，但由于科举考试运行了500年之久的强大惯性及其广开仕途、公平公正等诸多为世人所称道的合理之 处，使得蔡京的以三舍考选代替科举取士的办法仍以失败告终。 以上对唐宋两代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互动关系的论证表明，考试与教育之间存在着不平衡的兴衰互动关系 。虽然科举也曾面临着衰落甚至停罢的危机，但在与学校教育的角逐中，多数时候仍处于主流地位，对学校教 育产生了强大的制约和导向作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及第入仕对于绝大多数人的利诱力实在 太大。因此，只要科举的取士功能尚存，它对学校教育的强大制约和导向便不会消亡。客观上讲，只要科举考 试能根据社会的需要及时更新考试内容，它还是能够公平地选拔出社会的栋梁之才，变“贤能治国”的理想为 现实。令人扼腕的是，由于科举考试的内容几百年一贯制地局限于儒家经典，命题范围有严格的限制，要想拉 开考生间的距离以便于区分选拔，只有钻牛角尖出偏题怪题，以致举子们在八股文这种高级的汉字游戏中耗尽 人生的智慧。发展到清末，科举已无法适应近代社会要求，成了远离社会的“外星人”，不得不在1905年退出 历史舞台。 二 科举考试在与学校教育千余年的角逐之后，终于败下阵来。科举制在考试内容与形式上步入死胡同的同时 ，也带领学校教育偏离了健康发展的轨道。然而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方式，科举制却备受赞赏，以致在19世纪 西渐欧美后，成为近现代文官制度的胚胎，也是中国政体中“受到欧洲人无条件赞美”的特别之处。现代不少 西方学者还认为科举是“人类所发展出的选择公仆的方法中最奇特、最令人赞赏的方法”。（注：威尔·杜兰 (Will Durant)：《伏尔泰所赞扬的政府》，《世界文明史》第1卷(4)，台湾幼狮文化出版社1978年第5版，第 196页。）这一切都缘于科举考试的基本原则——考教分离以及由此而派生出的两个最突出的优点：公平公正和 防止作弊。 公平与公正 古代中国是一个以家族宗法制的社会结构为基础的国度，重人情面子与讲裙带关系构成其独特的文化景观 。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实行的选士制度，若没有可操作的客观标准，“任何立意美妙的选举制度都会被异化 为植党营私、任人唯亲的工具”，（注：刘海峰：《科举长期存在的原因析论》，《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7年第4期。）最终必将走入求才的死胡同。汉代的察举制和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无不由最初的唯才是 举走到最终的权贵把持便是鲜活的例证。与以往选士制度不同的是，科举制由封建王朝设科招考，士人“怀牒 自进”自由报考，采取“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择优录取原则。显然，它比以往的任何选士制度都更为公平与 公平。 首先从报考条件看，科举将官僚系统向全社会开放。从隋唐到清末，报考限制越来越少，清代除倡优、皂 隶之家与居父母丧者外，原则上人人旨可报考，且无须地方官举荐，可“怀牒自进”。自由报考使得一般平民 知识分子有机会通过“公平竞争”成为官僚系统的成员，结束了魏晋时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 。据统计，明清两代的进士平均有9%出生于从未有过功名的家庭。（注：刘虹：《中国选士制度史》，湖南 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44页。）其次从考试的实施看，统治者采取各种措施，包括订立繁杂而严密的贡院的 规制、命题与评卷程序以及作弊的惩罚措施等，使考试成绩能真实反映出应试者的水平，保证考试的公正性； 为防止权贵干预、确保平民子弟有较公平的竞争环境，大部分朝代还对主考官和朝官子弟作一些限制，如唐宋 时期礼部待郎亲族的别头试、明清时期严格的复试制度与回避制度以及清朝官、民子弟“分卷取中之法”，等 等。再次，从录取环节看，其不问家世阀阅，“一切以程度为去留”的录取原则具有明显的公正性。此外，由 于入仕和受教育机会在各地之间并不完全均等，故超越于考试技术上的公平与公正外，解额分配制之建立所体 现的区域公平性也不容忽视，尽管它隐藏着统治者更为深远的地缘政治的考虑。 严格地讲，科举所体现的公平与公正是相对的。首先，要通过科举的层层选拔，需要有“十年寒窗”的用 心攻读，而寒门子第少有受教育机会，也难以支付应考费用，与家道殷实者的竞争显然不是平等的。其次，妇 女无权应举入仕。再次，从本质来看，科举这种以大量财富和社会声望来犒劳少数中举者的制度，无法维护平 民百姓政治上的公平性。尽管如此，在特别注重人情、面子和关系的中国古代社会里，科举考试仍可谓“惊人 地大公无私”。（注：（美）费正清著，孙瑞芹，陈泽宪译：《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第41页 。）其考教分离原则所体现的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等精神具有超越等级森严的中国封建时代之特征。 防止作弊 作为中国古代一种大规模的统一考试，科举制实行考教分离的原则。虽然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在教学内容 和标准上保持高度的一致，但在职责上却具有相对独立性。学校只管教学，并不参与科举考试的各项工作。中 央官学由尚书礼部下属的国子监统辖，而科举考试为尚书省礼部专司，乡试以上主考官由朝廷选派。这种考教 分离原则至少从职责上有效地杜绝考试作弊的可能性。 此外，为确保科举考试作为“国家抡才大典”应具有的严肃性与权威性，中央政府还制订了从命题到录取 的一整套严密措施，主要包括：第一，“锁院”制度。考官一经任命即刻赴贡院入闱回避，断绝与外界乃至亲 友的往来，以避免发生行贿受贿、请托舞弊等事件。第二，严格的考场和考试规则，包括报名时的结保、保廪 生认保，考前的点名、搜检，考试中的巡视以及考场秩序的维护等。第三，糊名和誊录易卷制度。考生交卷后 ，由弥封官将考生所填履历、姓名等弥封糊名，然后交由誊录手将墨卷誊为朱卷，由对读生核对完毕方可送考 官批阅。第四，复试制度。为严防录取环节的舞弊行为，科举考试对所有被录取者均采取严格的复试制度。第 五，回避制度。主持考试的主要官员，其亲属要回避科考。到了清代，回避制度几乎涉及参与考试工作的所有 人员。例如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规定，主考、同考、监临、临试、知贡举、提调、受卷、弥封、誊录、对 读及收掌等一切考官的子孙宗亲和近亲皆不准参加科考。在今天看来，这一系列指施中有些显得十分繁琐甚至 无理，但在弊风肆虐的当时，的确起到了防范科场舞弊、维护考试公正的巨大作用，从制度上保证了科举的高 效率与权威性。 三 无论日月如何更换，社会总在绵延不断地向前发展，而且历史总是呈现出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科举 考试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1300余年，是当时整个教育制度的重心和人文教育活动的首要内容，成为最受时人关 注的焦点，并对中国封建社会各方面都产生过深远影响。千余年科举考试所形成的一些传统至今仍以潜在的形 式顽强地存留于现实之中。百年前科举考试很不光彩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声息已然飘渺，而当代社会却又出现 了某些与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今天，人们再度聚集被喻为“现代科举”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整个 社会都在激愤地抨击着“片面追求升学率”，并对高考的指挥棒作用群起而攻之，学术界和广大百姓也正就高 考的存废问题争论不休。假如我们能超越个人情感，以冷峻的目光审视科举，借鉴其精华、吸取其教训，也许 在高考的决策与操作上可以减少很多失误，少走很多弯路；那怕历史与现实并不完全同轨，至少能给我们的思 维以启示。 “片追”的阴影 “片面追求升学率”可谓近年来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谈论的热门话题，在各报章杂志往往处于十分显眼的 位置。“片追”与高考录取率有直接的关联，是伴随激烈竞争而产生的一种不正常的教育现象。它与高考如影 随行，成为笼罩在高考头上一块久久不散的乌云，“黑色七月”也因此得名。它还赋予高考以“魔力指挥棒” 的功能，使整个中学乃至小学、幼儿园阶段的教育都在这根魔棒的指挥下运转得精疲力竭，怨声载道不绝于耳 。如今，人们已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片追”在破坏正常教学秩序的表象下，更深地危及到社会风气和中国 在21世纪的国际竞争力，对“片追”的喊打声也愈来愈响亮。其实，“片追”这种伴随高考竞争在60年代萌发 滋生的教育现象，并不令人陌生。在中国这个考试的故乡，“片追”现象古已有之。 隋唐以后，科举制的选拔人才功能越来越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朝廷衡量州县学的优劣和对学官的奖励标准 ，主要是根据各校的科举及第率。宋代蔡京罢科举实行三舍升贡之时，升贡率（升学率）遂成为判断各校办学 成绩好坏的主要标准，教官考课“第一项，教育有方。注谓贡士至辟雍升补推恩者多”。（注：《宋会要》“ 职官”五十九之十五。）对及第率的追求即确立了科举考试的在教育中的轴心地位。 与功名利禄直接挂钩科举制强化了官本位体制，牵引着士子们一心投身科场，两眼紧盯及第，在激烈的科 场竞争中耗费终生，豪情悲壮却令人痛惜。今天的“片追”何尝不是如此？那么，我们是否只能任由“片追” 和高考的魔棒对教学秩序越来越肆虐的破坏与指挥而无所作为呢？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我们大有可为。一 是继续改革政治体制，淡化官本位色彩，提供多种成才途径。二是改革高考，包括改革考试的科目、内容和命 题形式等。三是改变文凭至上的教育价值观，使人们从争过高考独木桥改为走多途径发展的立交桥。 高考的存废 1952年建立的高校统一招生考试与中国古代科举统一考试一脉相承。与科举考试一样，作为一种选拔人才 的制度，高考在促进人才成长、推动全民族文化的发展方面，可谓功德无量。但是，在数十年的运作中也出现 了很多弊端。为了改变考试对教育教学的负面影响，一些论者提出了废止高考的主张。教育界为此展开了系列 争鸣与商榷。高考这一上关国家政策、民族前途，下系民众个人命运的制度之存废与否，已成为广大师生、家 长乃至整个社会热切关注的重大问题。现时高考的存废利弊之争和历史上的数次科举存废之争何其相似！我们 不妨把视线再次投向科举。 自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设立进士科（注：刘海峰：《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版，第24～26页。）以来，“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科举考试便显现出勃勃生机，充分发挥着公平选才的积极 功能。但由于其弊端亦十分突出，历代都就科举制的存废利弊进行过争论或改制，其中影响较大的有6次。（注 ：刘海峰：《科举长期存在的原因析论》，《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4期。）这六次争论或改制都 发生在封建社会最高决策层，且都为不同历史条件下的重复，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结果是，科举制在经历了 数次短暂的中断之后，由于人情困扰，旋罢旋复，各朝仍将其作为选拔人才的首要途径。科举制在历史上之所 以长期存在，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科举制是等级森严的中国封建社会中难得的一项具有公平精神的制度”。 （注：刘海峰：《科举长期存在的原因析论》，《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4期。）而科举考试的公 平与公正，恰恰是由国家主持的统一考试来保证。 与科举制一脉相承的现代高考制度之公平精神与社会效益亦缘于统一考试，这一点已广为认同。因此无论 从科举考试的历史还是从目前中国的现实来看，都应坚持统一高考。尽管高考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和种种弊端， 然而，与科举制一样，“立法取土，不过如是”。历史上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的矛盾互动最后以兴学堂废科举 为结局，那是因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不合理，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而今天的高考内容是与时代的要求相适应 的。在处理考试与教育的关系问题上正确的做法不是废除高考，而是改进考试的内容和形式，使其更好地促进 中学教育和教学的发展。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论文

不好意思，800字没那么多时间，你可以上网看看，也可以自己看历史书然后自己总结，楼主抱歉啦~~~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代。隋朝统一全国后，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了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用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据史载，开皇三年（583年）正月，隋文帝曾下诏举“贤良”。开皇十八年（598年）七月，又令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四月，诏令文武官员有职事者，可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结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饶”“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骄壮”等10科举人。大业五年（609年）正月，又诏令诸郡以“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骄壮，超绝等伦”“在官勤慎，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等4科举人。这些虽都是临时取人之法，尚未形成制度，但分科举人的特征，以具科举制的雏形。大业年间，隋炀帝还曾设置明经，进士二科，并以“试策”去士，这标志着科举制已经诞生了。　　进士一词初见于《礼记·王制》篇，其本义为可以进受爵禄之义。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这种分科取士，以试策取士的办法，在当时虽是草创时期，并不形成制度，但把读书、应考和作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中国选举史上新的一页。唐玄宗时礼部尚书沈既济对这个历史性的变化有过中肯的评价：“前代选用，皆州郡察举……至于齐隋，不胜其弊……是以置州府之权而归于吏部。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住，乌聚云合。”唐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完备　　推翻隋朝的统治后，唐王朝的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由此，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时完善科举制的关键人物。在唐朝，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　　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俊士等科不经常举行，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所以，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唐高宗以后进士科尤为时人所重。唐朝许多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常科的考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徒，一个是乡贡。由京师及州县学馆出身，而送往尚书省受试者叫生徒；不由学馆而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尚书省应试者叫乡贡。由乡贡入京应试者通称举人。州县考试称为解试，尚书省的考试通称省试，或礼部试。礼部试都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闱也就是考场的意思。　　明经、进士两科，最初都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来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所谓帖经，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中试，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进士科得第很难，所以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常科考试最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后改由礼部侍郎主持，称“权知贡举”。进士及第称“登龙门”，第一名曰状元或状头。同榜人要凑钱举行庆贺活动，以同榜少年二人在名园探采名花，称探花使。要集体到杏园参加宴会，叫探花宴。宴会以后，同到慈恩寺的大雁塔下题名以显其荣耀，所以把又把中进士称为“雁塔题名”。唐孟郊曾作《登科后》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所以，春风得意又成为进士及第的代称。常科登第后，还要经吏部考试，叫选试。合格者，才能授予官职。唐代大家柳宗元进士及第后，以博学宏词，被即刻授予“集贤殿正字”。如果吏部考试落选，只能到节度使那儿去当幕僚，再争取得到国家正式委任的官职。韩愈在考中进士后，三次选试都未通过，不得不去担任节度使的幕僚，才踏进官场。　　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各名人士的推荐。因此，考生纷纷奔走于公卿门下，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代表作，叫投卷。向礼部投的叫公卷，向达官贵人投的叫行卷。投卷确实使有才能的人显露头角，如诗人白居易向顾况投诗《赋得原上草》受到老诗人的极力称赞。但是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也不乏其人。唐太宗重视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他即位后，大大扩充了国学的规模，扩建学舍，增加学员。武则天载初元年二月，女皇亲自“策问贡人于洛成殿”，这是我国科举制度中殿试的开始，但在唐代并没有形成制度。　　在唐代还产生了武举。武举开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应武举的考生来源于乡贡，由兵部主考。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等。“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唐玄宗时，诗赋成为进士科主要的考试内容。他在位期间，曾在长安、洛阳宫殿八次亲自面试科举应试者，录取很多很有才学的人。

一、科举制度与国家治理(一)科举制度对国家治理的积极作用科举制度兴起于隋唐时期，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封建地主经济进一步繁荣，封建社会开始进入鼎盛阶段，封建制度也日臻完善。随着自身经济力量的壮大，中小地主开始要求政治上的权利。统治者对官僚机构进行了调整，设立了三省六部制，使官僚机构更加完备，分工也更加细密，从而需要补充大量官吏。为迎合中小地主和统治者双方的需要，科举制度应运而生。科举制度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治理庞大国家过程中的一种理性选择，对于国家治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科举制度奠定了古代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科举考试是选拔官员的主要方法。它所一直坚持的是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士的原则，其基本理念是“至公”，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公平。不管科举制实际上是否能够真正做到“至公”，但至少其制度设计是体现“至公”精神的。因为科举考试选官制比世卿世禄制及其他选官取士制度(如汉代的察举和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更先进，更公平，也更适应当时社会的需求，所以自隋唐以来历代统治者皆将其作为选拔人才的首要途径。它给广大中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过读书入仕登上政治历史舞台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条件和平台。过去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而今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可以说，科举制是封建社会的“平民政治”。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皇族及豪强宗法势力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促进了社会的良性流动，从而扩大了统治阶级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正因为如此，自五代以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或迟或早都采用了科举制。可以说，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具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和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度带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统治者要想更好地治理国家，就需要有一种整合社会的主导思想。秦始皇采用的是法家思想，但由此带来的严刑峻法、横征暴敛使人民不堪忍受，致秦二世而亡。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代的教训，采用黄老之学，“无为而治”，至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便成为封建专制国家的社会意识形态，有效地发挥着维护封建统治、实现社会整合的作用。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在其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科举制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是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之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统治阶级统治地位的维持，一是凭借国家暴力机器，二是依靠制度的力量，三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整合，而这些也都离不开儒家思想滋养出来的官员和知识分子。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国家制度，考试以儒家经典为唯一标准，所谓“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就使得儒学这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通过科举制度的推行得以制度化。儒家思想与封建专制制度和科举制度相结合，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因而科举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制度因素。(二)科举制度对社会进步的消极影响历史地看，科举制度一方面奠定了古代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带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另一方面也因其制度设计的价值取向和自身的缺陷，给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带来许多弊端。随着封建制度的日益腐朽，以儒学为基础的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也日益成为一种障碍。科举制度是强化封建专制独裁的工具科举制的价值取向首先是维护和强化封建专制制度，它体现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其目的是通过把读书、应考、做官三件事紧密联系在一起，培养和选拔甘心俯首帖耳地服务于封建王权和政治统治的奴才，即所谓“牢笼英才，驱策志士”。由于科举制在封建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统治者便不断扩大科举范围，相应地造成日益严重的冗官问题。在宋代，每次科考均以几倍、十几倍于唐代的规模大量取士，凡被录取者都要授官，结果是封建官僚机构日趋庞大，人浮于事，效率低下。随着科举制的成熟与发展，读书做官的思想日益凝固化，相伴而生的官本位现象也日趋严重。中国古代社会从先进变落后、从文明变愚昧，与此关系甚大。到了封建社会后期，科举制最终被封建保守派用来抵制思想进步，反对社会变革，成为社会进步的一大障碍。科举制度的公平性并不是无可置疑的随着科举制的不断发展，虽然形成了回避(包括籍贯回避、亲属回避)和保密(包括锁院、糊名、誊录等)制度以防止作弊，保证公平，但这也只是限制了那些没有门路的下层百姓。南宋学者洪迈谈到科举之弊时说:请人代答试卷虽被明文禁止，但“禁之愈急，则代之者获赂谢愈多，其不幸而败者百无一二”。考生夹带、传递、换卷、割卷、顶名、冒籍、贿买、钻营等等，无所不用其极，科场舞弊的现象与科举制度共始终。在很多有关科举的博物馆里就陈列有古代科举考试中用于作弊的各种形式的夹带品，上书蝇头小楷，密密麻麻，令人叹为观止。当权者采取各种防止舞弊的措施，追求细节上、形式上的公平，但这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公平。事实上，当权者利用手中权力，提拔亲信子弟，培植自己的党羽，致使政治腐败的现象极为普遍。科举在制度设计上也有不少弊端。在唐代，士人可以在考前请托社会名流将自己推荐给主考官，即所谓“行卷”。常科登第后，还要参加吏部的“释褐试”，合格后方能脱去平民服装换上官员衣冠。其言、身、书、判四个环节，除“身”是天生的，其他都取决于主考官的意志。因此，士人钻营、请托、逢迎拍马、趋炎附势、上书献赋、攀附权贵之风极为盛行。所有这些，都使得科考作弊的各种防范措施常常成为掩人耳目的虚文。此外，科举制度还有对考生身份的限制，如从事娼、优、隶、卒等“贱业”者，其子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而且女性也是被排除在科举考试之外的。科举制的所谓公平性由此可见一斑。二、科举制度与学术发展科举制度在中国的文化和学术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文明与文化学术的发展和繁荣都与科举制密切相关。比如，中国文化在宋代的南移，科举制就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据徐晓望先生的研究，科举制极大地推进了东南地区的文化普及，促进了该地区理学的发展、出版业的兴盛、文史艺术的繁荣，使长期处于中华文明边缘的“南蛮”之地呈现出“巷南巷北读书声”及“家有诗书，户藏法律”的景象，由此形成了东南地区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的文化优势。科举在古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正如明末清初在中国居住过22年的葡萄牙人曾昭德(Alvaroz Semedo)所言:中国人热衷科举考试，是因为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能取得秀才、举人、进士这三种学位，“这些科举考试构成了国家最重要的事务，因为它事关权位、声望、荣誉及财富。它们是人们全力关注、魂系梦萦的事物”。科举考试凭成绩取士，注重才能，这就在全社会特别是社会中下层形成了一种惜时勉学、自觉求学的风气。无论是仕宦望族、商贾阶层，还是一般平民百姓，都极为重视科举教育。科举制还显然促进了明清时代农、工、商家庭出身的“士人”群体的涌现，使得当时社会知识阶层人数大增，从而对古代中国学术文化与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无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兴盛还是衰落，都无法排除科举制的影响。随着封建统治的没落，科举制度的弊病也愈加明显。由于考试内容局限于儒家经义，考试方法注重死记硬背，科举制日益流于形式，不但不能选拔有真才实学之士，而且束缚了学术思想的发展。科举制度下“八股取士”的弊端，抑制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创新科举制度发展到明清时代，实行八股取士，考试形式越来越程式化、格式化，最终形成“八股文”。八股文是一种非常刻板僵化的文体，限定论题、格式等，被鲁迅先生讽刺为“原是蠢笨的产物”。它极大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泯灭了人们的个性，销蚀了人们的创造力。考生不能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也无法展示自己的才华，只能熟读四书五经以应付科举考试。八股取士使得天下千万学子都把精力放在学做八股文上，学问由此而衰败，学风也由此而变坏，社会的学术思维创新的环境也因此走到了黑暗的极致。这使得人们即便有了新的思想和创见，也无力或无法彰显于世。科举制度不利于知识创新，将许多知识分子的精力与研究都束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这种反对独创，只尊孔孟朱程理学的做法，极大地抑制了读书人的创新精神，甚至到今天还有影响。八股取士所带来的脱离实际的学风，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科举制度下考试内容狭窄单一的弊端，阻碍了中国自然科学的进步科举考试的内容狭窄单一，不外四书五经，而且只能为“圣贤”作注，不能越雷池一步。科举考试以儒家经典为基本内容，儒学被封建统治者奉为圣典，其他均被视为异端而排除在科举之外。儒学与科举制结合，显然也大大抑制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古代中国历来重治术轻技术，人文学科高度发达，自然科学地位低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侧重宏观而相对忽视微观，擅长思辨而相对拙于实证，这种现象实际上与科举制互为表里。唐代科举系统中曾设有进士、秀才、明经、明法、明算、武举及吏道等科，虽然对考试内容限制并不太严，但明算科是录取人数最少、地位最低的科目。到了宋代，考试科目的设置变成了“精贡举、罢诸科”，独存进士科，即“诗赋取士”和“经义取士”，法、道等体系的思想受到排斥。明清时期考试范围则进一步缩小，仅限于四书五经。清末受西洋坚船利炮的震撼，曾开设算学科，然而所取人数极少。当时多数人在思想观念上根本就不重视自然科学。明代名医李时珍在三次乡试不第后弃举从医，呕心沥血写成《本草纲目》进献皇帝，却被束之高阁。这种状况除了与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有关之外，显然还与科举制度的长期影响密切相关。科举考试在内容上基本把自然科学排除在外，这使得资本主义“分权时代”到来、相应的“分科之学”(西方科学的基本特征)开始主导世界科学发展潮流的时候，富有创新精神的中华民族却无法展现自己的聪明智慧。因此，明清以后中国科技大大落后于西方，科举制或许是难辞其咎的。科举制度“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弊端，扭曲了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取向使得人们认为受教育、读书的目的只是为了“做官”，科场功名往往成为读书人的原动力和毕生追求。“白发童生”、“寿星举人”这样的现象不仅仅体现个体的不幸，更是整个社会的悲哀。“学而优则仕”的政治制度和价值取向也极大地缩小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空间。特别是到了明代实行的八股文考试，更是把科举制度的弊端推向了极致。同时，因为学习儒家经典的目的是应付科举考试然后做官，所以与之无关的知识都被视为“形下之器”，是君子不屑的“奇技淫巧”。例如经商，许多读书人只是为了改变自己在经济上的贫困地位才“弃儒经商”、“弃文经商”的，一旦他们的经济地位有所改变，他们就往往会由商返儒。自然科学和其他学术文化在中国不发达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知识分子只重科举的价值取向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明朝末年的著名科学家宋应星在其科学巨著《天工开物》的序言中就很有感慨地写道:“此书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显然，这是科举时代注重实际的知识分子所发出的充满郁闷的感叹。　　三、科举制度与人才培养科举制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取士选官制度，属于文官考试制度，同时还兼有教育考试性质，所以它最直接地作用于教育与人才培养，其进步影响是无法抹杀的。据记载，唐代共开进士科263科，取进士近7000人，有姓名可考的状元148人，10人位至宰相，其他的也多为能人志士。如初唐“四杰”中的杨炯、王勃，其后的陈子昂、岑参、王昌龄、韦应物、白居易，中唐的孟郊、刘禹锡、韩愈、柳宗元，晚唐的杜牧、李商隐、皮日休等等，都是进士出身，王维、柳公权还是登科状元。北宋和南宋共有118榜进士，取进士30000余人、状元118人。北宋71名宰相中，有64名是进士或制科出身。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曾巩、晏殊、梅尧臣、黄庭坚、范成大、杨万里、朱熹、程颢、文天祥、范仲淹、司马光等都是进士出身。明清时代的进士中也不乏有文韬武略的人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科举制度造就了古代中国的人才，塑造了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形象。然而，物盈则亏，法久终弊。科举制度历经千年，正如康有为所说:“凡法虽美，经久必弊。… …而不与时消息，改弦更张，则陷溺人才，不周时用，更非立法求才之初意矣。”虽然历代统治者都对科举制进行过改革，但大都是治标不治本，致使科举制弊端丛生。科举制度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最大弊端在于:导致人才知识结构有缺陷科举考试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根强有力的指挥棒。由于考试只限于经书的内容，只注重经义的解释，使得考生脱离实际而专注于那种空疏之学，知识面越来越窄。对此一些西方传教士看得很清楚。英国传教士韦廉臣认为:中国士人在科举的指挥棒下，“谬于一偏之见，而不能达观，拾五经之糟粕，拘八股为文章，而于天文、地理、算学、化学、重学… …置诸不论不议之列”。另一位英国传教士麦嘉温批评那些所谓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用西方的观点看，获得以上学位所需要的知识是贫乏而有限的。在我们英国学生的眼里简直少得可怜”。造成知识分子人格扭曲前面已经讲到在科举制下人们读书就是为了做官，这种思想对读书人的危害尤其严重，不仅使他们的知识残缺，而且使他们的人格扭曲。他们梦想着经过十年寒窗，一旦及第就可一步登天。为了实现读书做官的梦想，他们不惜采取夹带、代考、行贿等舞弊手段，却还满嘴讲着正诚格致、修齐治平的漂亮话;或者像范进那样为求取功名，皓首穷经，耗尽了青春年华，最终中举却成了一个疯子。科举制度本身具有非人性化特征科举考试从产生之日起录取率就很低，而且科考间隔时间也很长，竞争异常激烈，在科场上脱颖而出者为数甚少，大部分人终身没有出头之日。因此，科举制的非人性化特征首先在于严重地埋没人才。对此，顾炎武在其《日知录·拟题》中给予了猛烈抨击:“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同时，儒家经典常常晦涩难懂，它远离人们的现实生活，更不会激发人们对于自然科学的兴趣，所以在科举制度下，整个学习过程枯燥乏味，成为对读书人身心两方面的折磨。此外，科场考试环境也是非人性化的。为了防止舞弊，作为考场的贡院号舍被设计得狭窄封闭，只给每人约一米见方的空间，形同地狱。更有甚者，“在明英宗年间的一次考试中发生了火灾，由于考生被锁在号舍里不能逃脱，使90余名考生葬身火海”。在科举制度下，教育最主要的功能被异化了，它已经演变成了奴化、禁锢知识分子的工具，使社会的这部分最活跃的精英力量萎缩、沉寂。科举时代出身于八股科举的“人才”，有很多是低眉屏息、蝇营狗苟而绝无信仰、原则可言的庸才。他们除了功名富贵以外别无所求，不想也无力反抗黑暗的朝廷。所以，科举制度在近代教育潮流的冲击之下被废除就是毫不奇怪的事情了。综上所述，科举制度的影响是深远的。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古代文明曾经“先于天下”，“超于亚洲”，但后来落伍了，这都不能排除科举制度的重要影响。科举制度在中国毕竟存在了1300年，这本身就说明它有一定的合理性。科举制度不仅仅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还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亚洲的朝鲜、日本、越南，欧洲的英、法等国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这种影响。孙中山先生曾十分欣赏英国通过考试选拔文官的制度，并设想以此来改造中国的官吏体系。但他考察研究的结果是:“英国行考试制度最早，美国行考试制度才不过二三十年，英国的考试制度就是学我们中国的。中国的考试制度是世界上最早最好的制度。”事实上，真正要评价科举这么一个复杂精细、影响重大的制度，需有一定的时空距离。离废科举越久远，人们越冷静客观，就看得越清晰全面。对科举制这么一个选拔了中国从隋唐到明清大部分政治家、文学家和著名学者的制度，对一个与1300年间几乎所有知识分子、所有地区和绝大部分书籍都有关的制度，对一个中国发明的被西方国家所借鉴的制度，在其存在1300年、废止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应仅仅将它作为批判的靶子，而应对它进行全面的清理和研究，把它放入历史的长河中加以理性的考察，过滤其陈腐僵化的东西，肯定其合理积极的因素，并从中吸取对当今社会有益的智慧。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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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估计还要你自己来写，推荐你参考一下历史课本。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论文

一、科举制度与国家治理(一)科举制度对国家治理的积极作用科举制度兴起于隋唐时期，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封建地主经济进一步繁荣，封建社会开始进入鼎盛阶段，封建制度也日臻完善。随着自身经济力量的壮大，中小地主开始要求政治上的权利。统治者对官僚机构进行了调整，设立了三省六部制，使官僚机构更加完备，分工也更加细密，从而需要补充大量官吏。为迎合中小地主和统治者双方的需要，科举制度应运而生。科举制度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治理庞大国家过程中的一种理性选择，对于国家治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科举制度奠定了古代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科举考试是选拔官员的主要方法。它所一直坚持的是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士的原则，其基本理念是“至公”，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公平。不管科举制实际上是否能够真正做到“至公”，但至少其制度设计是体现“至公”精神的。因为科举考试选官制比世卿世禄制及其他选官取士制度(如汉代的察举和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更先进，更公平，也更适应当时社会的需求，所以自隋唐以来历代统治者皆将其作为选拔人才的首要途径。它给广大中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过读书入仕登上政治历史舞台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条件和平台。过去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而今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可以说，科举制是封建社会的“平民政治”。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皇族及豪强宗法势力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促进了社会的良性流动，从而扩大了统治阶级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正因为如此，自五代以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或迟或早都采用了科举制。可以说，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具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和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度带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统治者要想更好地治理国家，就需要有一种整合社会的主导思想。秦始皇采用的是法家思想，但由此带来的严刑峻法、横征暴敛使人民不堪忍受，致秦二世而亡。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代的教训，采用黄老之学，“无为而治”，至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便成为封建专制国家的社会意识形态，有效地发挥着维护封建统治、实现社会整合的作用。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在其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科举制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是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之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统治阶级统治地位的维持，一是凭借国家暴力机器，二是依靠制度的力量，三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整合，而这些也都离不开儒家思想滋养出来的官员和知识分子。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国家制度，考试以儒家经典为唯一标准，所谓“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就使得儒学这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通过科举制度的推行得以制度化。儒家思想与封建专制制度和科举制度相结合，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因而科举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制度因素。(二)科举制度对社会进步的消极影响历史地看，科举制度一方面奠定了古代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带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另一方面也因其制度设计的价值取向和自身的缺陷，给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带来许多弊端。随着封建制度的日益腐朽，以儒学为基础的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也日益成为一种障碍。科举制度是强化封建专制独裁的工具科举制的价值取向首先是维护和强化封建专制制度，它体现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其目的是通过把读书、应考、做官三件事紧密联系在一起，培养和选拔甘心俯首帖耳地服务于封建王权和政治统治的奴才，即所谓“牢笼英才，驱策志士”。由于科举制在封建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统治者便不断扩大科举范围，相应地造成日益严重的冗官问题。在宋代，每次科考均以几倍、十几倍于唐代的规模大量取士，凡被录取者都要授官，结果是封建官僚机构日趋庞大，人浮于事，效率低下。随着科举制的成熟与发展，读书做官的思想日益凝固化，相伴而生的官本位现象也日趋严重。中国古代社会从先进变落后、从文明变愚昧，与此关系甚大。到了封建社会后期，科举制最终被封建保守派用来抵制思想进步，反对社会变革，成为社会进步的一大障碍。科举制度的公平性并不是无可置疑的随着科举制的不断发展，虽然形成了回避(包括籍贯回避、亲属回避)和保密(包括锁院、糊名、誊录等)制度以防止作弊，保证公平，但这也只是限制了那些没有门路的下层百姓。南宋学者洪迈谈到科举之弊时说:请人代答试卷虽被明文禁止，但“禁之愈急，则代之者获赂谢愈多，其不幸而败者百无一二”。考生夹带、传递、换卷、割卷、顶名、冒籍、贿买、钻营等等，无所不用其极，科场舞弊的现象与科举制度共始终。在很多有关科举的博物馆里就陈列有古代科举考试中用于作弊的各种形式的夹带品，上书蝇头小楷，密密麻麻，令人叹为观止。当权者采取各种防止舞弊的措施，追求细节上、形式上的公平，但这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公平。事实上，当权者利用手中权力，提拔亲信子弟，培植自己的党羽，致使政治腐败的现象极为普遍。科举在制度设计上也有不少弊端。在唐代，士人可以在考前请托社会名流将自己推荐给主考官，即所谓“行卷”。常科登第后，还要参加吏部的“释褐试”，合格后方能脱去平民服装换上官员衣冠。其言、身、书、判四个环节，除“身”是天生的，其他都取决于主考官的意志。因此，士人钻营、请托、逢迎拍马、趋炎附势、上书献赋、攀附权贵之风极为盛行。所有这些，都使得科考作弊的各种防范措施常常成为掩人耳目的虚文。此外，科举制度还有对考生身份的限制，如从事娼、优、隶、卒等“贱业”者，其子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而且女性也是被排除在科举考试之外的。科举制的所谓公平性由此可见一斑。二、科举制度与学术发展科举制度在中国的文化和学术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文明与文化学术的发展和繁荣都与科举制密切相关。比如，中国文化在宋代的南移，科举制就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据徐晓望先生的研究，科举制极大地推进了东南地区的文化普及，促进了该地区理学的发展、出版业的兴盛、文史艺术的繁荣，使长期处于中华文明边缘的“南蛮”之地呈现出“巷南巷北读书声”及“家有诗书，户藏法律”的景象，由此形成了东南地区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的文化优势。科举在古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正如明末清初在中国居住过22年的葡萄牙人曾昭德(Alvaroz Semedo)所言:中国人热衷科举考试，是因为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能取得秀才、举人、进士这三种学位，“这些科举考试构成了国家最重要的事务，因为它事关权位、声望、荣誉及财富。它们是人们全力关注、魂系梦萦的事物”。科举考试凭成绩取士，注重才能，这就在全社会特别是社会中下层形成了一种惜时勉学、自觉求学的风气。无论是仕宦望族、商贾阶层，还是一般平民百姓，都极为重视科举教育。科举制还显然促进了明清时代农、工、商家庭出身的“士人”群体的涌现，使得当时社会知识阶层人数大增，从而对古代中国学术文化与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无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兴盛还是衰落，都无法排除科举制的影响。随着封建统治的没落，科举制度的弊病也愈加明显。由于考试内容局限于儒家经义，考试方法注重死记硬背，科举制日益流于形式，不但不能选拔有真才实学之士，而且束缚了学术思想的发展。科举制度下“八股取士”的弊端，抑制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创新科举制度发展到明清时代，实行八股取士，考试形式越来越程式化、格式化，最终形成“八股文”。八股文是一种非常刻板僵化的文体，限定论题、格式等，被鲁迅先生讽刺为“原是蠢笨的产物”。它极大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泯灭了人们的个性，销蚀了人们的创造力。考生不能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也无法展示自己的才华，只能熟读四书五经以应付科举考试。八股取士使得天下千万学子都把精力放在学做八股文上，学问由此而衰败，学风也由此而变坏，社会的学术思维创新的环境也因此走到了黑暗的极致。这使得人们即便有了新的思想和创见，也无力或无法彰显于世。科举制度不利于知识创新，将许多知识分子的精力与研究都束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这种反对独创，只尊孔孟朱程理学的做法，极大地抑制了读书人的创新精神，甚至到今天还有影响。八股取士所带来的脱离实际的学风，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科举制度下考试内容狭窄单一的弊端，阻碍了中国自然科学的进步科举考试的内容狭窄单一，不外四书五经，而且只能为“圣贤”作注，不能越雷池一步。科举考试以儒家经典为基本内容，儒学被封建统治者奉为圣典，其他均被视为异端而排除在科举之外。儒学与科举制结合，显然也大大抑制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古代中国历来重治术轻技术，人文学科高度发达，自然科学地位低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侧重宏观而相对忽视微观，擅长思辨而相对拙于实证，这种现象实际上与科举制互为表里。唐代科举系统中曾设有进士、秀才、明经、明法、明算、武举及吏道等科，虽然对考试内容限制并不太严，但明算科是录取人数最少、地位最低的科目。到了宋代，考试科目的设置变成了“精贡举、罢诸科”，独存进士科，即“诗赋取士”和“经义取士”，法、道等体系的思想受到排斥。明清时期考试范围则进一步缩小，仅限于四书五经。清末受西洋坚船利炮的震撼，曾开设算学科，然而所取人数极少。当时多数人在思想观念上根本就不重视自然科学。明代名医李时珍在三次乡试不第后弃举从医，呕心沥血写成《本草纲目》进献皇帝，却被束之高阁。这种状况除了与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有关之外，显然还与科举制度的长期影响密切相关。科举考试在内容上基本把自然科学排除在外，这使得资本主义“分权时代”到来、相应的“分科之学”(西方科学的基本特征)开始主导世界科学发展潮流的时候，富有创新精神的中华民族却无法展现自己的聪明智慧。因此，明清以后中国科技大大落后于西方，科举制或许是难辞其咎的。科举制度“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弊端，扭曲了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取向使得人们认为受教育、读书的目的只是为了“做官”，科场功名往往成为读书人的原动力和毕生追求。“白发童生”、“寿星举人”这样的现象不仅仅体现个体的不幸，更是整个社会的悲哀。“学而优则仕”的政治制度和价值取向也极大地缩小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空间。特别是到了明代实行的八股文考试，更是把科举制度的弊端推向了极致。同时，因为学习儒家经典的目的是应付科举考试然后做官，所以与之无关的知识都被视为“形下之器”，是君子不屑的“奇技淫巧”。例如经商，许多读书人只是为了改变自己在经济上的贫困地位才“弃儒经商”、“弃文经商”的，一旦他们的经济地位有所改变，他们就往往会由商返儒。自然科学和其他学术文化在中国不发达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知识分子只重科举的价值取向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明朝末年的著名科学家宋应星在其科学巨著《天工开物》的序言中就很有感慨地写道:“此书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显然，这是科举时代注重实际的知识分子所发出的充满郁闷的感叹。　　三、科举制度与人才培养科举制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取士选官制度，属于文官考试制度，同时还兼有教育考试性质，所以它最直接地作用于教育与人才培养，其进步影响是无法抹杀的。据记载，唐代共开进士科263科，取进士近7000人，有姓名可考的状元148人，10人位至宰相，其他的也多为能人志士。如初唐“四杰”中的杨炯、王勃，其后的陈子昂、岑参、王昌龄、韦应物、白居易，中唐的孟郊、刘禹锡、韩愈、柳宗元，晚唐的杜牧、李商隐、皮日休等等，都是进士出身，王维、柳公权还是登科状元。北宋和南宋共有118榜进士，取进士30000余人、状元118人。北宋71名宰相中，有64名是进士或制科出身。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曾巩、晏殊、梅尧臣、黄庭坚、范成大、杨万里、朱熹、程颢、文天祥、范仲淹、司马光等都是进士出身。明清时代的进士中也不乏有文韬武略的人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科举制度造就了古代中国的人才，塑造了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形象。然而，物盈则亏，法久终弊。科举制度历经千年，正如康有为所说:“凡法虽美，经久必弊。… …而不与时消息，改弦更张，则陷溺人才，不周时用，更非立法求才之初意矣。”虽然历代统治者都对科举制进行过改革，但大都是治标不治本，致使科举制弊端丛生。科举制度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最大弊端在于:导致人才知识结构有缺陷科举考试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根强有力的指挥棒。由于考试只限于经书的内容，只注重经义的解释，使得考生脱离实际而专注于那种空疏之学，知识面越来越窄。对此一些西方传教士看得很清楚。英国传教士韦廉臣认为:中国士人在科举的指挥棒下，“谬于一偏之见，而不能达观，拾五经之糟粕，拘八股为文章，而于天文、地理、算学、化学、重学… …置诸不论不议之列”。另一位英国传教士麦嘉温批评那些所谓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用西方的观点看，获得以上学位所需要的知识是贫乏而有限的。在我们英国学生的眼里简直少得可怜”。造成知识分子人格扭曲前面已经讲到在科举制下人们读书就是为了做官，这种思想对读书人的危害尤其严重，不仅使他们的知识残缺，而且使他们的人格扭曲。他们梦想着经过十年寒窗，一旦及第就可一步登天。为了实现读书做官的梦想，他们不惜采取夹带、代考、行贿等舞弊手段，却还满嘴讲着正诚格致、修齐治平的漂亮话;或者像范进那样为求取功名，皓首穷经，耗尽了青春年华，最终中举却成了一个疯子。科举制度本身具有非人性化特征科举考试从产生之日起录取率就很低，而且科考间隔时间也很长，竞争异常激烈，在科场上脱颖而出者为数甚少，大部分人终身没有出头之日。因此，科举制的非人性化特征首先在于严重地埋没人才。对此，顾炎武在其《日知录·拟题》中给予了猛烈抨击:“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同时，儒家经典常常晦涩难懂，它远离人们的现实生活，更不会激发人们对于自然科学的兴趣，所以在科举制度下，整个学习过程枯燥乏味，成为对读书人身心两方面的折磨。此外，科场考试环境也是非人性化的。为了防止舞弊，作为考场的贡院号舍被设计得狭窄封闭，只给每人约一米见方的空间，形同地狱。更有甚者，“在明英宗年间的一次考试中发生了火灾，由于考生被锁在号舍里不能逃脱，使90余名考生葬身火海”。在科举制度下，教育最主要的功能被异化了，它已经演变成了奴化、禁锢知识分子的工具，使社会的这部分最活跃的精英力量萎缩、沉寂。科举时代出身于八股科举的“人才”，有很多是低眉屏息、蝇营狗苟而绝无信仰、原则可言的庸才。他们除了功名富贵以外别无所求，不想也无力反抗黑暗的朝廷。所以，科举制度在近代教育潮流的冲击之下被废除就是毫不奇怪的事情了。综上所述，科举制度的影响是深远的。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古代文明曾经“先于天下”，“超于亚洲”，但后来落伍了，这都不能排除科举制度的重要影响。科举制度在中国毕竟存在了1300年，这本身就说明它有一定的合理性。科举制度不仅仅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还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亚洲的朝鲜、日本、越南，欧洲的英、法等国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这种影响。孙中山先生曾十分欣赏英国通过考试选拔文官的制度，并设想以此来改造中国的官吏体系。但他考察研究的结果是:“英国行考试制度最早，美国行考试制度才不过二三十年，英国的考试制度就是学我们中国的。中国的考试制度是世界上最早最好的制度。”事实上，真正要评价科举这么一个复杂精细、影响重大的制度，需有一定的时空距离。离废科举越久远，人们越冷静客观，就看得越清晰全面。对科举制这么一个选拔了中国从隋唐到明清大部分政治家、文学家和著名学者的制度，对一个与1300年间几乎所有知识分子、所有地区和绝大部分书籍都有关的制度，对一个中国发明的被西方国家所借鉴的制度，在其存在1300年、废止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应仅仅将它作为批判的靶子，而应对它进行全面的清理和研究，把它放入历史的长河中加以理性的考察，过滤其陈腐僵化的东西，肯定其合理积极的因素，并从中吸取对当今社会有益的智慧。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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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科举制的影响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整整一千三百年，对中国以至东亚、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唐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莫不受科举的影响。　　科举原来目的是为政府从民间提拔人材。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改善了用人制度。最初东亚日本、韩国、越南均有效法中国举行科举，越南科举的废除还要在中国之后。十六至十七世纪，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看见科举取士制度，在他们的游记中把它介绍到欧洲。十八世纪时启蒙运动中，不少英国和法国思想家都推崇中国这种公平和公正的制度。英国在十九世纪中至末期建立的公务员叙用方法，规定政府文官通过定期的公开考试招取，渐渐形成后来为欧美各国彷效的文官制度。英国文官制所取的考试原则与方式与中国科举十分相似，很大程度是吸纳了科举的优点。故此有人称科举是中国文明的第五大发明。今天的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科举制度的延续。　　从宋代开始，科举便做到了不论出身、贫富皆可参加。这样不但大为扩宽了政府选拻人材的基础，还让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知识份子，有机会透过科考向社会上层流动。这种政策对维持整体社会的稳定起了相当的作用。明清两朝的进士之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没有读书、或有读书但未作官的“寒门”出身。但只要他们能“一登龙门”，便自然能“身价十倍”。历年来千万莘莘学子，俯首甘为孺子牛，目的多亦不过希望能一举成名，光宗耀祖。可以说，科举是一种拢络、控制读书人的有效方法，以巩固其统治。　　科举为中国历朝发掘、培养了大量人材。一千三百年间科举产生的进士接近十万，举人、秀才数以百万。当然其中并非全是有识之士，但能过五关斩六将，通过科考成进士者，多数都非等闲之辈。宋、明两代以及清朝汉人的名臣能相、国家栋梁之中，进士出身的占了绝大多数。明朝英宗之后的惯例更是“非进士不进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科举成为高级官员必经之路。利玛窦在明代中叶时到中国，所见负责管治全国的士大夫阶层，便是由科举制度所产生。　　科举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亦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虽然这种推动是出于一般人对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对知识或灵性的渴望；但客观上由于科举入仕成为了风尚，中国的文风普遍得到了提高。明清两朝时，中国的读书人以秀才计，大部份时间都不下五十万人；把童生算在内则以百万计。当中除少数人能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外，多数人都成为在各地生活的基层知识份子，这样对知识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而且由于这些读书人都是在相同制度下的产物，学习的亦是相同“圣贤书”，故此亦间接维持了中国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统一和向心力。　　科举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主要在其考核的内容与考试形式。由明代开始，科举的考试内容陷入僵化，变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重考生的实际学识。大部分读书人为应科考，思想渐被狭隘的四书五经、迂腐的八股文所朿�2�8；无论是眼界、创造能力、独立思考都被大大限制。大部份人以通过科考为读书唯一目的，读书变成只为做官，光宗耀祖。另外科举亦局限制了人材的出路。到了清朝，无论在文学创作、或各式技术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名家，却多数都失意于科场。可以推想，科举制度为政府发掘人材的同时，亦埋没了民间在其他各方面的杰出人物；百年以来，多少各式菁英被困科场，虚耗光阴。清政府为了奴化汉人，更是严格束缚科举考试内容。清代科举制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　　就算在科举被废除以后，它仍然在中国的社会中留下不少痕迹。例如孙中山所创立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五权分立，当中设有的“考试院”便是源出于中国的科举考试传统。另外，时至今日科举的一些习惯仍然可以在中国大陆的高考中看见。例如分省取录、将考卷写有考生身份信息的卷头装订起来，从而杜绝判卷人员和考生串通作弊、称高考最高分者为状元等等，俱是科举残留的遗迹。

出类拔萃的科举制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有利于选拔人才，那种机会均等，公平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达到了“学而优则仕”的境界，有利于中国古代的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科技发达，也备受西方人推崇对欧洲文官制度的确立产生积极影响。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说：“中国只有通过严格考试的人才能出任官职‘中国由那些及第的人治理者’，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科举制产生于隋朝，唐朝时得到发展，宋代得以完善。科举制的推行，打击了腐朽的士族的势力，符合庶族地主经济发展的趋势，适应了巩固国家统一的需要。科举制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紧密联系起来，从而提高了官员文化素质，也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局稳定、政治清明廉洁。同时，也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使唐朝学制完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也推动了宋代科技革新，使得宋代科技领先于世界。科举制度对中国封建社会达到高度繁盛发达起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新航路开辟以后，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潜心研究中国的典章制度，不断向欧洲传递东方的信息。16世纪中期来华传教士克鲁兹在他的游记中把中国科举制介绍到欧洲。欧洲人了解到中国科举制度以后，都异口同声的称赞。16世纪的门多萨认为，中国是世界各国中治理得最好的一个，他把原因归于中国竞争性的科举制度，说中国通过竞争开放一切官职，从而利用了所有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牛津大学教授纽曼说：中国行政制度是迄今为止存在于东方的无与伦比的优秀制度。他们认为科举制是一种出类拔萃的制度，值得效法。法国首先师承中国，在1791年进行了文职人员的考试，德国在1800年。1833年，英国确认了通过考试择优录用的原则，但直到1847年，英国某一驻外机构为聘任办事员，才进行了最早的竞争性的考试。1855年，英国成立第一个文官委员会、主持普通文职人员竞争性考试。1855年，英国颁布法令，使文官的竞争性考试正常化，英国文官考试制度最终确立。英国文官考试面向公众，定期举行，强调入选者必须备有良好的品行和确定试用期，与中国科举制度的形式非常相似。《大英百科全书》对英国文官制与中国科举制的渊源关系也有公允的结论：“在历史上，最早的考试制度出现在中国，它用考试来选拔行政官员，并对已经进入仕途的官员进行定期考核。”英国文官制吸收中国科举制的精华，又影响了欧洲其他国家。可见，中国科举制对中国乃至于世界都发挥其积极作用。中国的科举制是一种出类拔萃的制度啊！科举制最大的功，在于给草根平民出人头地提供了一条通道，为维护封建统治立下大功剩下都是过了反观我们当今社会，平民百姓当官到底从何渠道进入?连个游戏规则都没有了，老子当官儿子跟着当，老子种地儿子跟着种，这还不如科举制呢!请诸位注意，我们同学们这些当官当吏的，可还是20年前高考制度的产物，那时还是科举制的残余，"学而优则仕"哪!

起源隋581——清1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