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学欣赏论文《红与黑》中于连的形象

西方文学欣赏论文《红与黑》中于连的形象

于连是世界名著《红与黑》中的主人公。对其形象分析，在文学理论界有种种评说，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认为，他虚伪、阴险，踩着女人的肩膀向上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阴谋家、野心家。也有人认为他是当时反对封建权贵的勇士，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的典型代表。更有人认为他是拿破仑时代的悲剧英雄。　　《红与黑》是法国19世纪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1783-1842)的代表作。其副题是“一八三○年纪事”。在这部小说中，作者以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代为背景，以平民知识分子于连·索黑尔与贵族资产阶级上层社会顽强曲折的斗争为主线，着重描写了他从18岁到德·瑞那市长家当家庭教师开始，到23岁因枪伤市长夫人而被送上断头台为止短短5年间的生活历程。　　于连出生在小城维立叶尔郊区的一个锯木厂家庭。他幼时身材瘦弱，在家中被看成是“不会挣钱”的“不中用”的人，常遭父兄打骂和奚落。卑贱的出身又使他常常受到社会的歧视。少年时期的于连聪明好学，意志坚强，精力充沛。他接受了启蒙思想家的自由平等观念和无神论思想，并在一位拿破仑时代老军医的影响下，崇拜拿破仑，幻想着通过“入军界、穿军装、走一条‘红’的道路”来建功立业、飞黄腾达。然而，在他14岁那年，波旁王朝复辟了，平民可以平步青云的拿破仑时代过去了。于连不得不选择“黑”的道路，幻想进入修道院，穿起教士黑袍，以便将来成为一名“年俸十万法朗的大主教”。18岁时，于连到维立叶尔市长德·瑞那家中担任家庭教师，而市长只将他看成拿工钱的奴仆。自尊心受到伤害的于连，便以追求市长夫人来报复市长。他与市长夫人的关系暴露后，被迫进入了贝尚松神学院，投奔了院长彼拉，当上了神学院的讲师。后因教会内部的派系斗争，彼拉院长被排挤出神学院，于连只得随彼拉来巴黎，当上了极端保皇党领袖德·拉·木尔侯爵的的私人秘书。他因沉静、聪明和善于谄媚，得到了木尔侯爵的器重，以渊博的学识与优雅的气质，又赢得了侯爵女儿玛特儿小姐的爱慕。尽管不爱玛特儿，但他为了抓住这块实现野心的跳板，竟使用诡计占有了她。得知女儿已经怀孕后，侯爵不得不同意这门婚姻。于连为此获得一个骑士称号、一份田产和一个骠骑兵中尉的军衔。此时的于连又开始做起了“三十岁当司令”的美梦。他变成了一个封建贵族阶级的忠实奴仆，在保皇党策划的政治阴谋中为主子效力，冒着生命危险为侯爵传递情报。正当他踌躇满志时，贵族阶级与反动教会狼狈为奸，诱使市长夫人写了揭发于连的告密信，致使侯爵取消他与玛特儿的婚约。于连美梦破灭，盛怒之下枪伤了德·瑞那夫人，被判处死刑。在狱中，于连终于明白:像他这样出身卑贱的人，在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中是不可能通过个人奋斗而飞黄腾达的。他拒绝上诉，坦然走上了断头台。　　于连的性格是复杂的，并随周围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生演变。时代的变迁，不堪受辱的内心，受人歧视的社会地位以及向上爬而不能如愿的愤怒，形成了于连自尊、怀疑、敏感和积极反抗的性格。他时刻牢记着自己与上层社会之间的地位不同、阶级不同、观念不同，对生活持以怀疑的态度，用他那异常敏锐的目光观察周围的一切，寻找歧视他、伤害他的敌人，搜索自己受辱的蛛丝马迹。他不甘屈服，不甘忍受时代和上层社会的拨弄，用拿破仑的英雄主义武装自己，为维护自己的个性而奋起反抗，时刻处于凛然不可侵犯的战斗状态，与整个社会作战。“在这个奇异的年轻人心里，差不多时时刻刻都有暴风雨”。他憎恨做奴仆，要求与上流社会的人平起平坐，以保持自己的尊严。当父亲要他去德·瑞那市长家当家庭教师时，一贯敢怒而不敢言的于连却以“我不愿意做奴仆”表示拒绝。老索黑尔说这不是做奴仆，于连当即要加以证实:“到他家里，我同谁一块吃饭呢?”可见于连把这个问题看得很重。然而，正是这种自尊心理使他赢得了尊敬、友谊和爱情。而当他最初出现在市长大人府邸的大门时，显然还是个质朴幼稚、天良未泯的年轻乡下人。也就在这里，他目睹种种社会贫富不均现象而十分气愤，但更为自己寄人篱下的屈辱地位而痛惜不已，于是就对市长及其一家人产生了本能的轻蔑和憎恶之感。虽然他渊博的知识和惊人的记忆力赢得了市长一家的好感，但他在这里感受到的“仅仅是他对已经插身进来的上流社会的仇恨和恐惧”。　　于连骄矜自持，自视甚高，这种自尊心理一旦面临恶言劣语、霸道行径的袭击，就使其隐藏着的仇恨心理爆发出来并大胆反击。即使在爱情这样的人类最细微的感情方面，于连感到的往往不是幸福，而是自尊心满足后的喜悦和骄傲，并把这种胜利看作是拿破仑式的胜利。在我们看来，这似乎不可思议，却恰恰体现出于连是以全部精力来反抗上层社会的。　　在德·瑞那市长家，于连是为了报复市长大人对自己的轻蔑，粉碎他的骄傲心理，而带着战斗的情绪走进市长夫人的房间的。即使在与德·瑞那夫人进行热恋时，于连的这种仇恨心理和反抗也从未停止过。他始终把爱情看成是他对贵族阶级的报复和争取自由平等的愿望。这一点，也在于连和玛特儿侯爵小姐的交往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他敢于轻视傲慢的玛特儿小姐，并曾这样想:“我知道保持我的自尊心，我没有向她说我爱她。”当他收到玛特儿小姐的爱情告白信时，首先想到的是他终于战胜了情敌柯西乐侯爵，可以平等地与木尔侯爵坐在同一条凳子上。他立刻自豪地得出结论:“侯爵和我的价值，已经过去了，结果是汝拉山的穷木匠占据了重要的一面。”这哪里是什么谈情说爱，简直就是一场斗争，而斗争的目标便是贵族阶级的荣誉和地位。正如于连自己所说的那样:“在这场尚在准备的战斗里，身世的骄傲，像一座高山，是她和我当中的军事阵地，这高山，便是我进攻的目标。”由此看来，于连并不仅仅把她们作为女人去“占有”，而是当作一个阶级去“征服”的。他占有她们不在于肉感，而在于满足他那平民的、要求尊严的灵魂。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法国残酷的阶级斗争现实，也反映了于连在爱情方面的反抗精神。　　于连的雄心壮志中不可避免地含有出于个人野心的成分。在维立叶尔市，这种野心往往被反抗、报复和维护个人尊严的思想所冲淡;在贝尚松神学院，他为伪装自己而刻苦学习，博得院长和大主教的欢心，自信不久就能当上主教，野心萌发，在伪善的道路上迈上一大步。而在巴黎，自担任木尔侯爵的私人秘书以来，他地位骤变，环境巨变，在都市风气严重腐蚀下，虚荣心恶性膨胀，个人的雄心壮志开始向个人野心逐步转化。　　进入巴黎时，于连的心情是矛盾复杂的。一方面，他憎恨巴黎的一切，认为“巴黎是阴谋伪善的中心”;另一方面，他又因“终于要在伟大的事业的舞台上显露身手”而高兴。在他的内心深处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真诚与虚伪、自尊与虚荣的激烈搏斗之后，他鄙视上层社会的纨绔子弟，却又欣赏他们的“文雅有礼”，逐渐陶醉在上流社会的美女、音乐和鲜花之中。他十分仇视侯爵巧取豪夺、大发横财的行径，但当领悟到侯爵有意识把自己栽培成“一个上流社会的人”时，却又甘心为侯爵效力。在维立叶尔，于连从未曾想过“怎样去奉承人，怎样去替人家说话”，到巴黎后，他却在野心的驱使下，为了替极端无耻的“老蠢材”谋取美差，竟利用职权之便挤走了正直的葛斯先生。事后，他良心复现，对自己的恶行惊叹不已。但随机又为自己辩解道:“如果我想成功的话，我还要做许多不公道的事情。”然而，即使在堕落的过程中，于连依然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了平民的自尊，个人反抗未尽泯灭。他在侯爵面前的从不卑躬屈膝，以及在侯爵的责骂伤害了他的尊严时的傲然离去，使得老奸巨猾的侯爵深感这个平民青年的“性格的根本处有可怕的地方”。他的这种自尊是“贫民骨气”的一种表现，任何情况下凛然不可侵犯。正如彼拉神甫和玛特儿小姐所说，于连虽出身低微，但意气高傲，心中燃烧神圣的火焰。他最不能容忍“别人的轻视”。自尊，是他个人奋斗中用以自卫的唯一武器。　　从于连的整个奋斗过程来看，他为实现自己的幻想，靠的是自己出众的才能和顽强奋斗，而不是他人的施舍。对他来讲，最重要的是个人的荣誉和尊严。他所追求的是靠自己的力量赢得的。他曾先后拒绝市长夫人、木尔侯爵的钱财，靠着他的高傲和才能，征服了市长夫人和侯爵女儿。在咪列诺的豪华的客厅里，他曾想如果把这里劫来的财产分一半给他，他也不会要。与德·瑞那夫人分别时，这位夫人要将数千法郎送给他，他愤怒地拒绝了。他对德·瑞那夫人说:“你是否愿意使我们的爱情变为可憎的回忆?”他不需怜悯，也不容玷污爱情，而希望像拿破仑那样靠个人的力量和奋斗来取得功名。他争的是骨气而非虚荣。正是为了雄心和骨气，他才给自己规定了反抗上层社会的责任。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于连的奋斗和抗争“是除了个人尊严和出路而别无他想的个人英雄主义”，所以，我们不能说他是个野心家。在作者笔下，他的“野心”，只不过是一个小人物敢于在复辟时代对现实表示不满和反抗，敢于在才智、勇气和人格上压倒包括大资产阶级在内的上层社会;“敢于在大事业舞台上显身手”。为自己赢得和拿破仑一样的命运，作者声称于连是“野心家”即表达了对复辟时代的不满，也隐晦地赞美了于连的反抗精神。　　然而，于连的奋斗反抗注定是以悲剧而告终。于连是王朝复辟时代受压抑的小资产阶级青年的典型，其反抗是基于社会对他的压制和他个人的野心。他追念大革命时代，因为像他这样有才干的青年会有数不清的机会可以大显身手。可是，在这个扼杀一切生机的王朝复辟时代，他只能扮演“一个逆叛的平民的悲惨角色”，成了与“整个社会作战的不幸的人”。他憎恶教会的虚伪卑鄙，蔑视贵族的“合法的权威”，鄙夷资产阶级的“污秽财富”。于是他对复辟社会进行了报复性的绝望的反抗。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对复辟社会的抗议情绪，但由于其是孤军奋战，缺少明确的政治理想和目标，所以必然遭到失败。另外，于连的奋斗和抗争伤害了大贵族、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根本不准许出身低贱的于连跨进他们的营垒。最后贵族和教会勾结，设下圈套，逼德·瑞那夫人写告密信揭发于连，断送了他飞黄腾达的前程，致使于连枪伤市长夫人而被推上断头台，落得身首异处的悲惨下场。于连的悲剧，是一个出身低微的知识分子在一定条件下，才能无从发挥、野心不能实现的悲剧。　　于连死时年仅23岁。他热爱自由和生命，但为了不在贵族面前失去平民的尊严，他拒绝上诉。当德·瑞那市长提出上诉时，于连被激怒了。他叫道:“我不愿对死刑上诉，即使你用毒药、刀子、手枪、火炭或任何另外一种方法，终结一个危害你的生命，我也不对死刑上诉。”这种硬汉，为了保持尊严，为了不成为上流社会耻笑和侮辱的对象，宁可失去爱情、生命，真可谓不乏英雄气概。　　在那个黑暗的复辟年代，于连作为一个平民知识分子为了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向贵族资产阶级所作的反抗与斗争精神是应该给以肯定的。他那难以折服的骨气，无疑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这也正是我们同情他的根本原因。总之，无论从时代背景、主题、艺术构思，还是从于连性格形成发展的全过程着眼，于连都不是野心家，而是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的典型代表，是悲剧英雄。尽管他有出自野心的功利打算，但平民的自尊和对统治阶级的本能反抗始终是他的主导方面。虽然这种个人英雄主义不可取，但我们不应该用现代的尺度去苛求一个特殊时代的人。在一个半世纪前封建复辟时代的法国，个人英雄主义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特别是中小资产阶级不满现实，要求改变地位的愿望客观上对反动统治阶级起到了一定的冲击作用。

于连的形象分析：　　斯丹达尔的长篇小说《红与黑》中的主人公于连是法国复辟王朝时期个人奋斗者的典型。 　　1 于连的阶级地位和所受的教育，决定了他的英雄主义热情和虚荣心。 出生地位低下，于连很早就形成了一种反抗和仇恨贵族大资产阶级的心理。爱读书身受启蒙思想的影响，培养了他的平民崇拜拿破仑，希望自己能建功立业，然而封建等级制使他希望破灭；而后他看到教会盛极一时，他投靠了教会，于连以虚伪为武器、以反抗和投协为手段，开始了个人奋斗式的道路。　　2 于连的性格是矛盾的。受压后就反抗，当个人名利得到满足后就妥协、投降。 在德·瑞拉市长家做家庭教师，具有平民意识的他应聘的条件是和主人桌吃饭，显示出反抗的精神。 　　在贝尚神学院：为了出人头地，于连在险恶的环境中把对教会的仇恨埋在心底。不信教却是神学院最虔诚的教徒，又是彼拉院长的宠儿。在这里具有对抗意识的青年逐渐成了一个和教会同流合污的野心家。 　　在木尔侯爵府：于连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忠心为侯爵效劳、和侯爵女儿玛特儿恋爱、结婚最终得到了一份颇丰的地产和官衔。 　　3 于连的平民阶级意识并未完全泯灭。 入狱后，他开始反省，认识所走的道路的虚伪和痛苦。法庭演说是于连对贵族大资产阶级的谴责和对社会的抗议，也是他反抗精神的爆发和悲剧命运的总结。 　　4人物形象的局限性。 　　他的行动是个人盲目的，他的反抗具有极大的动摇性，一旦个人的追求满足后就妥协投降。

于连本是木匠的儿子，但是野心极大，一心想跻身上流社会，不惜利用深爱着自己的女人。于连这个人物其实挺现实的，爱情本就不是男人的全部，名利和地位才是男人最终奋斗的目标。

司汤达的长篇小说《红与黑》中的主人公于连是法国复辟王朝时期个人奋斗者的典型。 (1)于连的阶级地位和所受的教育决定了他的英雄主义热情和虚荣心。 由于出生地位低下于连很早就形成了一种反抗和仇恨贵族大资产阶级的心理。爱读书身受启蒙思想的影响培养了他的平民崇拜拿破仑希望自己能建功立业然而封建等级制使他希望破灭。而后他看到教会盛极一时投靠了教会于连以虚伪为武器、以反抗和投协为手段开始了个人奋斗式的道路。(2)于连的性格是矛盾的。受压后就反抗当个人名利得到满足后就妥协、投降。 在德瑞拉市长家做家庭教师具有平民意识的他应聘的条件是和主人同桌吃饭显示出反抗的精神。在贝尚神学院为了出人头地于连在险恶的环境中把对教会的仇恨埋在心底。不信教却是神学院最虔诚的教徒又是彼拉院长的宠儿。在这里具有对抗意识的青年逐渐成了一个和教会同流合污的野心家。在木尔侯爵府于连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忠心为侯爵效劳、和侯爵女儿玛特儿恋爱、结婚最终得到了一份颇丰的地产和官衔。(3)于连的平民阶级意识并未完全泯灭。 入狱后他开始反省认识所走的道路的虚伪和痛苦。法庭演说是于连对贵族大资产阶级的谴责和对社会的抗议也是他反抗精神的爆发和悲剧命运的总结。(4)人物形象的局限性。 他的行动是个人盲目的他的反抗具有极大的动摇性一旦个人的追求满足后就妥协投降。

西方文学欣赏论文《红与黑》

《红与黑》是19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作品。小说围绕主人公于连个人奋斗的经历与最终失败，尤其是他的两次爱情的描写，广泛地展现了“19世纪初30年间压在法国人民头上的历届政府所带来的社会风气”，强烈地抨击了复辟王朝时期贵族的反动，教会的黑暗和资产阶级新贵的卑鄙庸俗，利欲熏心。因此小说虽以于连的爱情生活作为主线，但毕竟不是爱情小说，而是一部“政治小说”。 司汤达是善于从爱情中反映重大社会问题的文学大师。于连的两次爱情都与时代风云紧密相连，这是当时阶级角逐的一种表现形式，他对德·瑞那夫人后来的确也产生了真正的感情，但开始是出于小市民对权贵的报复心理。因此，于连第一次占有德·瑞那夫人的手的时候，他感到的并不是爱情的幸福，而是拿破仑式的野心的胜利，是“狂欢”和“喜悦”，是报复心理的满足。 如果说于连对德·瑞那夫人的追求还有某些真挚情感的话，那么于连对马蒂尔德小姐的爱情则纯属政治上的角逐，马蒂尔德既有贵族少女的傲慢、任性的气质，又受到法国大革命的深刻影响。她认为，如果再有一次大革命，主宰社会的必定是像于连这样富于朝气的平民青年。同于连结成伉俪，既富于浪漫气息，又找到了有力的靠山。而于连则认为与马蒂尔德小姐结婚可以爬上高位，青云直上，因此不惜去骗取她的爱情。 但是，于连的两次爱情最终还是失败了。这是因为在复辟时期，封建势力向市民阶层猖狂反扑。于连不是统治阶级圈子里的人，那个阶级决不会容忍于连那样的人实现其宏愿。 《红与黑》在典型环境典型性格的塑造、匀称的艺术结构和白描手法的运用上都有突出的成就，而司汤达所以被评论家称为“现代小说之父”则是因为他在《红与黑》中表现了卓越的心理描写天才。现实主义作家都强调细节的真实，但 司汤达与巴尔扎克不一样，他着重刻画的不是客观环境，而是人物内心活动的细致和逼真，作者常常三言两语就把人物行动、周围环境交代过去，而对其内心的活动则洋洋洒洒，不惜笔墨，爱情心理描写更是丝丝入扣，动人心弦。作者在 于连得知德·瑞那尔夫人写揭发信到枪杀她这段情节上仅用了三页，而与马蒂尔德的爱情却花了上百页的篇幅细致描写。 德·瑞那夫人堕入情网时的那种喜悦、痛苦、忏悔而又不甘放弃幸福的复杂心理的展现，也令人拍案叫绝。

《红与黑》读后感红与黑，两种色调相反、反差极强烈的色彩的并列，在1830年成为了司汤达一部小说的名字。自小说问世以来，书名一直是众多文学评论中必然提及的一 笔，也不断地引领着读者反复玩味，乐此不疲，引发无尽的猜测和遐想。以两种色彩的对立作为小说标题似乎是司汤达的独特偏好，其另两部作品《红与绿》、《红 与白》（原名《吕西安•娄凡》）莫不属于此类。书名乍一看觉其模糊晦涩，不可捉摸，然将全书反复咬嚼之后再细细体味，深觉这两种颜色确实浓缩了作品最精华 的意义和价值。色彩的语言是无限丰富的，对美术有过专门研究并写出过《意大利绘画史》的司汤达想必深知这一点。红与黑，其基本含义一般被认为分别代表了小说主人公于连的两条人生道路：投身于红色的军旅生涯在战场上建立光荣功勋和披上黑袍，去当教士。由这一基 本喻义化出了诸多对假设：行伍与教士阶层，革命与反动，血与黑袍，激情与死亡，可在红道和黑道上下注的轮盘赌，红黑相间的于连的勋章，……该如何解读这个 书名？该如何去理解整部作品？又有否可能通过作品窥探到作者本人的种种？红与黑，作为两种切实可感的色彩在整部小说中出现了多次，为思考这两种色彩的深层的象征意义和挖掘小说的主旨提供了基本信息。红与黑，首先表现为军职和圣职的对立。于连生于拿破仑时代，呼吸过那个时代充满了刀光剑影和光荣功勋的空气，从少年时代起，就抱定了要出人头地的决 心，做过无数英雄伟人的美梦，立志像拿破仑那样，凭借身佩的长剑摆脱卑微贫困的地位，年及三十立功于战场而成为显赫的将军。然而，正当他即将进入英姿勃发 的年龄，时代风云变幻，拿破仑惨败于滑铁卢，被大革命推翻了的波旁王朝实现复辟，平民青年通过个人才智而飞黄腾达的道路即被堵塞。于连是那一代人——今天 被称作“世纪儿”们中的典型代表。他们的梦想与追求，他们生不逢时的悲剧与幻灭失落，缪塞用诗意的语言作了精彩的概括和表述：“忧愁的一代青年，当时就生活在这个满目疮痍的世界上，所有这些孩子都是那些以自己的热血洒遍大地的人们的骨肉，他们生于战火之中，而且也是为了战 争而诞生，十五年中，他们梦想着莫斯科的皑皑白雪和金字塔那儿的阳光，他们头脑中装着整个世界，他们望着大地、天空、街道和大路，但如今全都空空如也，只 有他们教区里教堂的钟声在远处回荡。人们则对他们说：‘去当神父，’当孩子们说到希望、爱情、权力、生活的时候，人们仍然对他们说：‘去当神父吧！’”历史经历了一次翻天覆地的变革，对他们而言，时代与社会已是一片空虚，面前只有一条路可走：去当教士。当于连看到一个德高望重的老法官在一场无聊的 纠纷中被一个小小的教士所击败，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神父就有三倍于拿破仑手下大将的收入，他聪明地觉察到，在他生活的时代必须改变策略才能实现飞黄腾达的伟 大计划。他不再提起拿破仑的名字，而开始发奋攻读神学，希冀用《圣经》和《教皇论》作为自己向上攀登的垫脚石。他把对拿破仑的狂热崇拜和对帝国的缅怀、向 往埋在心底，但时时于不经意间在言行举止的细枝末节上显露无遗。于连一出场就是在偷偷地阅读拿破仑的《圣赫勒拿岛回忆录》；他入世的第一步，到德•雷纳尔 家任家庭教师时竟随身藏着拿破仑的头像。他不仅怀着在复辟王朝的统治下被视为忤逆的敌对的政治向往和异端的价值标准，还外化为自己的行为，在那个压抑他、 扼杀他、挤兑他的社会里，一直神经紧绷，心理戒备，无时无刻不在准备进行战斗。而在这种战斗的心理准备中，他总是把拿破仑作为激励斗志的榜样，以拿破仑的 回忆录作为汲取精神力量的源泉。光荣与梦想和幻灭与死亡同样化身为红与黑两种色彩。于连没有宗教信仰，没有对来世的恐惧，有的只是一腔的雄心壮志和满脑子的冒险精神，生活对于他是 一场残酷的搏斗，要么为荣誉、地位、财富及一切现世幸福而生，要么希望破灭粉身碎骨而死。他拒绝了朋友富凯为他提供的一条平稳的发财道路，不想过一种安 稳、自足而平庸、乏味的生活，他不能让岁月消磨掉博取荣光的激情，宁愿冒九死一生的危险去探求一条飞黄腾达的捷径。他怀揣野心在尖角嶙峋的社会里孤军奋 战，却得不到命运的眷顾，最终碰得头破血流，败下阵来。失败的代价是失去生命。于连并不惧怕死亡，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死亡、生存与永恒在他眼中仍是个 “对于头脑发达到足以领悟的人而言”的“十分简单的问题”。在他看来，生命的全部意义在于投入为谋求个人幸福而奋斗的伟大事业，庸碌地活着实与死亡无异。 当所有幻想的不可实现性在他面前骤然呈现的时候，他选择了拒绝乞求赦免，因为即便能逃脱司法的惩处而苟延残喘，命运的判决也早已把他投入了万劫不复的地 狱。最后在法庭上的那段发言是他生命的绝唱。个体的生命如一颗流星，在光荣与死亡的较量中，在红与黑的交缠中，从绚烂走向毁灭。红与黑也表现为个人与社会的激烈冲突。于连属于大革命以后成长起来的中小资产阶级一代知识青年，受大革命种种新观念的熏陶，拿破仑丰功伟绩的鼓舞， 早在心中粉碎了封建等级的权威，而将个人才智视为分配社会权力的唯一合理依据。他雄心勃勃，意志坚强，在智力与毅力上远优于在惰怠虚荣的环境中长大的贵族 青年，只是由于出身低微，处处受人轻视。对自身地位的不满，使他对这个社会抱有一种天生的仇恨；对荣誉和财富的渴望，又引诱他投入上流社会的角斗场。“由 于受遭人歧视的想法的困扰，主人公就像一匹受惊的马，随时随地准备全力以赴投入战斗，击退那些有权讥笑和惩处的人。这是一个与整个社会抗争的不幸的人。” 同时，追求财富的目标的第一步是离开韦里埃，“他在这儿的所见所闻，使得他的想象力都僵化了”，他要“拿起武器”，向上流社会进军。他代表着资产阶级个性 中最有活力、最有进取心的一面，其对立面是腐朽落后的复辟势力。他以平民意识对抗封建等级观念，以个人价值对抗高贵出身。于连的以个人为核心的、与封建观 念相对立的思想体系，决定了他和那个行将灭亡的社会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也注定了他无可挽回的悲剧命运。他的才智受到某些人的赏识，却招来更多人的仇恨， 人们千方百计给他的成功设置障碍，终于完全粉碎了他的幻想，最后在法庭上，他总结自己的一生为：“我是一个反抗自己的卑贱命运的农民”。于连的不幸在于怀着炽热的观念走进一个感情日渐冷漠的世纪。作为拿破仑的热情拥护者，英雄业绩、伟大事业和自由的向往者，他从充溢的感情出发寻找一 种比现实生活所允许的更高、更明智、更轻松的生存形态。而这个虚假、世故和冷冰冰的世界却满怀敌意地始终站在他的对立面。他曾经有意或无意向现实妥协，变 得自私、虚伪、狡诈了，原来的理想主义观念被所谓“清醒”的理智的光焰渐渐燃尽。然而他毕竟不属于那个统治阶级，当被那个阶级当作卑贱的敌人彻底地抛弃 时，他才猛然从梦境中清醒过来，绝望地与那个阶级彻底决裂，在痛苦中回归自己真正的灵魂王国。但这时他的生命也行将结束，一个桀骜的灵魂在命运的坐标上简 短而崎岖的轨迹终于不再延续。红色的鲜活的光点最终为周遭的浓黑所吞没。司汤达不同于巴尔扎克，在他眼中艺术的重要任务不是描摹宏观世界，反映业已存在的现实，而是把个人的自我的微观世界扩展成大世界。他透过于连的心灵 折射纷纭繁复的现实关系，通过个体人物展现时代、社会的本质特征。反过来，也不难发现，存在于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矛盾、冲突与斗争也不可避免地内化为主 人公自身的精神世界。于连自己就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就是红与黑的化身。历史的剧烈颠簸给这一代人带来的阵痛和眩晕，是“世纪病”的精神病根。对历史反复的失望、反感、怨恨，对拿破仑帝国的向往、缅怀和理想化情感，是 “世纪儿”们基本的精神状态。于连身处这个时代，有这两方面情感的明显印记，但他不同于那些沉溺于个人情感的泥潭、在生活中找不到依傍、个性单一扁平的 “世纪病”患者：他不像塞南古的奥倍曼和夏多布里昂的勒内那样因不满现状而逃避现实，不像贡斯当的阿道尔夫和缪塞的沃达夫那样因百无聊赖而在爱情中寻求排 遣，也不像巴尔扎克的拉斯蒂涅和吕西安，除了名利之外没有其它信仰……于连的性格要复杂、微妙得多。他是启蒙思想的信徒，政治上的雅各宾派，拿破仑的崇拜 者，他为寻求个人幸福和自我价值的肯定而投身人生的战场。为了成功，他使自己的行为与真实思想分离：根本不相信上帝的存在，把整部《圣经》看作谎言，却需 要装出一副热烈的、虔诚的面孔，将《圣经》和《教皇论》读到倒背如流；明明憎恨贵族特权，却不得不用包藏着“痛苦的野心”的热忱去料理侯爵的事务，甚至冒 着生命危险为反动贵族的秘密会议送情报……在那个腐朽的“上流社会”里，他是唯一能以冷静、批判的眼光观察一切的人，他洞悉贵族阶级的僵化保守、平庸无 能，耶稣会教士的伪善、贪婪，资产阶级暴发户的寡廉鲜耻，并在心里痛斥、咒骂这一切。然而，他的人生目标驱使他进入“阴谋和伪善的中心”，与那些“社会蠹 贼”周旋，最终达到分享他们的利益与特权的目的。于连全部的武器只是：野心与虚伪。但这两件武器并不锋利，在变幻的现实中它们每每或磨钝了利刃，或消隐了寒光。野心是于连行为的原动力，是获得他的 理想生活的重要手段，然而野心在他身上却表现出双重性。“它（指于连的野心）有时表现为一种强大的力量，有时却是一种朦胧的愿望，变化的形势随时可以使之 沉睡获将之唤醒。事实上，它是和对立的愿望，或者复仇的愿望相联系的，并随着这种愿望的强烈程度变化而波动不定。”甚至可以说，野心并不是于连固有的特 质，它只是在特殊的原因下才冒出来。于连“野心勃勃，因为凭着细密的心思，他感到有去获取金钱带来的几多欢乐的需要”。抑或，“当他一无所有的时候，于连 就自然而然地沉浸在他的野心勃勃的计划里”。而当他处在幸福的当头，相反，“于连不再去思考他的野心，以及他那些实行起来困难重重的计划了”。当他获得十 字勋章时，他想到的是“我当遵照给我勋章的政府的意旨行动”；当他征服了侯爵小姐，接受了侯爵赠与的领地、封号和骑士头衔，以为即将实现自己的一切愿望 时，他大喜过望，原先的野心顷刻消散殆尽。于连的野心并非源于根深蒂固的征服这个社会的斗争策略，社会的接受和承认是他的野心的绝好的消除剂。再看虚伪。 于连深知在这个充斥着谎言与假象的世界中，一套必要的策略是生存所不可缺少的，虚伪是掩盖内心、求得发展的最好的工具。他也自知并暗自宣称自己是虚伪的， 同时处处实践着他的虚伪。然而，事实是他有太多与包围他的社会格格不入的特质，阻碍着他将受公共舆论赞许的那些个角色演得炉火纯青。在伪装的实践中他少有 成功，往往在激起他极端厌恶和沮丧的时刻败下阵来。瓦勒诺家的晚宴上，当人们禁止隔壁贫济院的穷人唱歌后，“尽管于连有过多次运用虚伪的经历，但此时他感 觉到一颗大大的泪珠顺着他的脸颊滑落”。 内心的真实情感一不小心冲破虚伪的面具而赫然显露出来。在扣问自己的灵魂时，于连终于不堪虚伪的重负，重新直面心灵的本真。由此观之，于连只是一个蹩脚的 野心家和虚伪者。若炽热的勃勃雄心是“红”，阴郁的虚假和伪善是“黑”，“红”即不时为“黑”所玷染，“黑”又常常淡化、褪去本色，隐约透出“红”的影子。红与黑的主题在于连的身上既对立，又融合，在不断地交战、妥协与渗透中将人物的命运层层铺开，将作品的主旨推向顶点。红，与，黑，从这两种色彩中可解读出无限丰富的内涵。矛盾，是所有解释的共同本质。一位现代诗人有两句诗：这个世界充斥了色彩/ 色彩中存在着矛盾/ 所以这个世界充满了矛盾。这几句诗作为论断来讲在逻辑上很难说是经得起推理的，但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世界组成和运行的哲学的角度，颇有些味道。对于红 与黑，各人有不同的解读，能从玩味和体验中获得些许审美乐趣，也就足够了。

西方文学欣赏论文《红与黑》解释

关于书名《红与黑》的含义，历来有不同解释。有的说红象征革命，黑象征教会；有的说红象征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黑象征教会势力猖獗的复辟时期；也有人说红象征法国将军的红色军服，黑象征教土的黑色教服，红与黑代表着于连谋取前程的两条途径。但不管哪种解释，都可以从书名的象征性意义中看出小说反映出来的深刻的社会政治内容。

红与黑 赏析2008-10-25 11:53 《红与黑》有一个副标题“一八三零年年代记”，是一部描写法国七月革命前夕，统治者剧烈交替的变动时代中，一位平民青年野心的书。作家曾对此做过解释，说是要描写王朝复辟时期的“社会风气”。这表明他的意图是反映社会现实，小说的内容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因此，小说发表的时候曾被指责为“政治书籍”。它也是一部将贵族、僧侣、大资产阶级三者激烈竞争的社会反动性，作一彻底批判的巨著。在主角于连的野心受挫，于狱中所完成之内心救赎中，皆明显地表示出作者透视历史的现实主义，以及他超越历史的浪漫主义。经过一段时间的阅读这本书，我想从一下几个方面谈谈《红与黑》：一、对历史与人性的尖锐观察和迷惑不解。 法国现实主义小说奠基者司汤达的《红与黑》深藏着象征性的艺术生命力。《红与黑》自一八三〇年诞生于惊心动魄的法国大革命之后，已经具有了纪念碑式的历史性意义。通常，人们都以为书中的“红”，是象征拿破仑时代军人(军服)的荣耀，或是共和主义的热情；而“黑”则是表示王政复辟时代，拥有势力之僧侣阶级的黑衣。然而，也有人说红与黑是决定命运的轮盘，而这轮盘正象征着人生的游戏。“红与黑”将生命与死亡、自己与他人、理性与感性、理想与现实、爱情与阴谋都结合成一体，在这种状态中，讨论真理、爱情、死亡、美，看到欲望与人性的冲突、个人的迷惑与历史的奇异，发现历史的精神进程。当“红与黑”的象征意义漫溢出堤坝、流向朦胧诱人的艺术旷野时，在其流过的痕迹上，可以采摘到缤纷的艺术果实，一个生动、丰富、深藏、含蓄、流荡着想象性和感染力的《红与黑》艺术空间在雾色中展现出来。 司汤达曾说：我一定要为二十世纪写作。《红与黑》已超越了“一八三〇年纪事”，司汤达写下副标题“一八三〇年纪事”时，也许不仅是提醒人们这是真实的历史叙述，更含有深意的是：暗示人们其中隐藏的历史与生命的超越性。同时又显示了司汤达坚定不移的理想主义信仰：“红与黑”代表了人类精神生存的艰辛和矛盾性。二、《红与黑》的人物形象塑造。在人物塑造的手段上，司汤达使用了超出同时代作家所能及的心理深度的挖掘。以深刻细腻的笔调充分展示了主人公心灵空间，广泛运用了独白和自由联想等多种艺术手法挖掘出了于连深层意识的活动。 于连是《红与黑》的主人公，是一个出身卑微的木匠的儿子，他曾杩竦某绨菽闷坡兀 韧 刖 纭：罄吹?/SPAN>维里埃城市长家当家庭教师，又做巴黎侯爵的秘书，由于他的神学造诣与谨言慎行，渐渐得到别人的重视；甚至获得市长夫人与侯爵千金的爱情……然而在拘谨的表象下，年轻人的心却充满对英雄的崇拜，对贵族的憎恨，以及想出人头地的野心。他一步步走向名利之路，也不时和自己内心的矛盾交战……作者并且通过多方面的展示人物性格向我们展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我们还是以于连为代表来分析一下：“追求”幸福的“热情”和“毅力”、对阶级差异的反抗所表现出近乎英雄的气概就是其动人的血肉。作者用淡化物质描写而突出心灵跟踪的手法强化的，正是于连处在青年的冲动下追求“英雄的梦想”经历，这是对那个社会形态的反抗，也是对碌碌无为、虚度青春的反抗。 三、独具匠心的心理描写。《红与黑》表现了司汤达高度的心理分析的技巧，尤其是在中心任务于连形象的塑造中，细致的心理描写对于刻画这一人物的复杂性格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中最突出的是写于连同拉莫尔小姐的恋爱过程中的矛盾和写他被捕后在狱中对生活的回顾和沉思的那些部分。作家细致的写出了于连对拉莫尔小姐的最初的爱情心理的复杂性，这里既有平民自尊心和个人虚荣心的满足，也有对贵族的警惕；既有爱情成功的欢乐，也有受冷遇时的痛苦。作家的这种高超的心理描写技巧，使他的主人公的形象刻画的丰满、鲜明、完整，大大地提高了人物的真实性。司汤达细腻地描写人物在特定情境下的心理状态，分析他们感情与欲望的细微变化，使读者得以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你将不仅仅知道故事表层的结果，更洞察造成此一切结果背后的原因，因而获得更深的冲击与感动。作者正是用了这种手法让我们感觉到人物就在我们的身边。其实作者在无意之中也开启了现在的一种文学的题材即现在所说的意识流文体。 四、“头脑的爱情”和“心灵的爱情”之差别。 对于于连的爱情，我们同样怀着强烈的兴趣。因为于连的成功幸福既而毁灭都与他的爱情紧密联系着的。他的两个恋人——德�6�1瑞纳夫人和拉莫尔小姐伴着短暂而奋斗的一生，所以不妨分别来看看于连与两个恋人的恋情。于连和德�6�1瑞纳夫人的爱情始于于连对她的诱惑。起初，他只是在履行所谓的“责任”，这是一种对贵族老爷的报复，一种虚荣的满足。他趁德�6�1瑞纳市长放假，于连想：“我一定要在这个女人身上得手，”“那样如果有一天我发迹了，有人指责我赶过家庭教师这样下等的职业，我就可以告诉他，是爱情把我抛到这个职位上的。”但他对德�6�1瑞纳夫人的爱，特别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不能不让人感到真情。作者的故事构造得极巧妙。当于连步上仕途时，他用尽心机去获取德�6�1瑞纳夫人的心，并想用此来证明自己的能力和提高自身的价值，可最后他才明白德。德�6�1瑞纳夫人是他的终生至爱但是德�6�1瑞纳夫人的善良、淳朴、温柔深深地打动了于连。一段时间，他疯狂地爱上了德莱纳夫人。可惜这颗爱心又很快被种种野心占有了，直至最后才又复燃，爆发。而于连和拉莫尔小姐的爱情更多的是一种征服和反征服的关系，谁征服了对方，就会让对方受到情感上的折磨。 最终，于连还是投入了德�6�1瑞纳夫人的怀抱而拒绝了拉莫尔小姐。这多少让人要为后者鸣不平，毕竟她置自己的名誉而不顾，毕竟他不顾一切地为于连的获释而奔走。但这种爱却不是自然的流露。而于连对德�6�1瑞纳夫人的爱却是自然地。同她在一起，于连会感到自由平等和独立。这也是司汤达本人所说的“头脑的爱情”和“心灵的爱情”之别吧。于连的取舍正是司汤达本人的取舍。 五、变态社会中的个人“奋斗史”。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就我以为，说于连是个个人主义野心家固然不错，但不如说他是个追求幸福而又不幸走上歧途的人更为确切些。自然这种歧途不是简单地采取了某种有背社会道德的手段，而是来自他心灵更深处的矛盾本质。 于连的野心膨胀过程是故事最表面也是最直接的线索。当于连步上仕途时，他用尽心机去获取德�6�1瑞纳夫人的心，并想用此来证明自己的能力和提高自身的价值，可最后他才明白德�6�1瑞纳夫人是他的终生至爱。后来的拉莫尔小姐是在开始时主动追求于连的。但是又经过多次的反复，曾使于连感到神魂颠倒。当拉莫尔小姐确认自己爱上于连的时候，于连在临死之前却说只有德�6�1瑞纳夫人才会真心待他的孩子。在于连的攀升过程也少不了这些女人们的帮助，可是在最后他的摔倒也是因为女人。作者在《红与黑》中塑造了于连，可是更塑造的于连背后的时代，在上层社会中，人人都重视荣誉，可是又过着奢侈的颓废的生活，青年们都缺乏勇气。社会的各种党派都在积极而又秘密的活动着。 掩卷沉思，我觉得司汤达通过《红与黑》这本书不但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病态爱情的悲剧，也为我们展示了在红道势力和黑道势力统治下的法国社会的黑暗和丑恶。年轻有为的青年于连表面上看是被毁于病态的爱情，实际上是被毁于当时病态的法国社会。 司汤达说过：“一个人的幸福不取决于智者眼中的事物的表象，而取决于他自己眼中的事物的表象。”入狱之前的于连是在社会这根“竹竿”上攀登，以他人的眼睛看待事物，所以他要“三十岁当上司令官”，或者当上年薪十万的主教；他要受到巴黎美妇人的青睐，以诱惑和征服贵族女人为“责任”；他要挤进上流社会，要按照给他十字勋章的政府的意旨行事并且准备干出满足而沾沾自喜，甚至真的以为自己本是个大贵人的私生子；凡此种种，都是“智者眼中的事物的表象”，即他人的承认，社会的承认，也即所谓“抱负”和“野心”之类。于连并非不能成功，他其实已经成功了，即使他犯罪入狱之后，他仍有可能逃跑，他的上诉仍有可能被接受，他若抛弃尊严表示屈服仍有可能做德�6�1拉莫尔侯爵的女婿……这就是说，福利莱神甫言之有理，于连在法庭上辩护的确是一种“自杀”的行为。然而，看看于连在狱中的表现，读者不能不认为，于连的“成功”并没有给他带来幸福，反而是他的失败促使他走上幸福之路。 红与黑是象征赌盘上的黑点红点，而轮盘则象征人生的游戏等。我认为红色还可以象征于连的追求人生意义，而黑色就代表社会中形形色色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拼命奔波，却不理解自己存在真正意义的生存状态吧！这一部批判现实主义并没有将主人公于连图解成一个追求功利的符号，相反，作者却给予了他深切的同情，通过人对欲念的执着追求不到的痛苦来批判那个时代特定的社会现实这也是《红与黑》流传至今魅力长存的原因。

“红”指法国士兵的红色军服，代表资产阶级革命力量；“黑”指复辟时期僧侣的黑衣，代表封建教会势力。这一书名本身暗示了两大对立阵营的尖锐冲突。

《红与黑》是19世纪法国第一部重要的现实主义杰作，对19世纪欧洲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小说叙述了主人公于连的追求、奋斗和失败，反映了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小资产阶级青年的命运。 “红”与“黑”小说原名《于连》，后改名为富有象征意义的《红与黑》。 有人认为“红”指拿破仑时代的军装，“黑”指神父的教服；有人认为“红”指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英雄时代，“黑”指卑鄙、可耻的复辟王朝统治时代；有人认为“红”象征于连炽热的心灵和他那像一团火一样旺盛的精力，“黑”象征复辟王朝的黑暗、伪善。

西方文学欣赏论文《红与黑》怎么读

——读《红与黑》有感如果一棵树枝叶繁茂，那么我们一定会惊羡它的生命蓬勃；如果把维立叶城比作一棵树的话，那么它的“繁盛”足以让我们窒息：生活在树冠的贵族，明明内心彼此仇视，尔虞我诈，相互倾轧，可一个个看上去却衣冠楚楚，温文尔雅，光彩照人。他们即使给对方一个微笑，也总不肯舍弃嘴角上挂着的那一丝轻蔑。虚伪，无所不用其能，恣意的占据着枝叶间的缝隙，切断了阳光，只在树根周围投下浓浓的阴影，而这阴影正好罩住了一个人——于连。于连仰观树冠，内心汹涌澎湃——“社会地位：愚人的尊敬、孩子的惊奇、富人的仰慕”。正如特殊人物对周围环境有着特殊的敏感一样，对社会地位特殊的敏感滋生乐于连野性的欲望——一定要爬到树冠上去！可惜命乖运蹇。“千里觅封侯”的红色从戎梦在生不逢时的仰天长叹中灰飞烟灭。不过，很快，神甫所带来的高薪和所赢得的来自王室的尊敬，使他黯淡的眸子里闪现出金灿灿的希望之光——穿上黑色的教会服，一样可以跻身名流。可在藐视一切的上流贵族眼里，他惊人的记忆力与街头末技之流的杂耍在本质上并无任何区别。于连也很清楚。凭着惊人的记忆力这块敲门砖仅能敲开上流社会的大门而已，却比一定能得到主人的笑脸相迎，想要登堂入室，成为座上嘉宾，还得有让自己举手投足增色的“行头”。久处树冠阴影中的他自然毫不犹豫的为他的欲望寻找到了一个能游刃有余的套子——虚伪，并一头钻了进去。从此，他便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一步步地向他梦寐以求的上流社会挺进。司汤达将《于连》改成《红与黑》，让两个不和谐和极端矛盾的色彩痛快淋漓的昭示我们：于连是极端矛盾的混合体！他的地位在树根定格，欲望却在树冠燃烧；对拿破仑在心里是疯狂崇拜，在人前却大肆攻讦；他根本不信神灵，却示人以笃信虔敬；他仇视现实生活，却又无法控制自己的逃避；他鄙视上流社会的乌烟瘴气，却又痴迷于能生活其中；他没又使自己尊严增重的砝码，却不能容忍别人有任何轻蔑，即使对方是一个的为卑微的车夫，他也要选择决斗到底！的确，以一个小锯木厂主的儿子的身份向上流社会叫板，要在林立的漩涡中驰骋捭阖，收放自如，除了靠自欺欺人的虚荣和嫉妒空白的自尊外，如履薄冰的于连还能靠什么呢？看来，于连这个时代的畸形儿，正是从巴黎这个罪恶的母床上诞生的怪胎。可催生了怪胎的助产婆——上流社会，却不愿接受这个不合他们“规则”的新生儿。于连的闯入等于宣告复辟者在风雨飘摇中刚制定的统治“规则”又被撕开了一个豁口。所以，于连的擅闯必然招致贵族们本能的反感，也就必然遭到整个上流社会的联合剿杀！当初，于连背负野心，怀揣虚伪启程，一路似乎畅通无阻。但每爬高一寸，危险也就随之加上一码，最终还是跌了下来，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只将“遗憾”重重的摔在了身后。毕竟，于连充其量也仅是一只逆流之筏，他无论如何也敌不过巴黎这片波诡云谲的海洋的。临刑前，于连也苦笑着高声对自己说：“我的同时代人的影响占了上风，离着死亡只有两步远，单独跟我自己说话，我仍然是伪善的……啊，19世纪！”只有19世纪30年代的法国才能造就出野性的于连，也只有19世纪30年代的法国才能造就出于连被送上断头台的命运。于连，一个久久挥之不去的名字，蕴含了太多的沉重与悲哀……这是我高一的时候写的希望能帮你！！！

野性的代价与悲哀——读《红与黑》有感如果一棵树枝叶繁茂，那么我们一定会惊羡它的生命蓬勃；如果把维立叶城比作一棵树的话，那么它的“繁盛”足以让我们窒息：生活在树冠的贵族，明明内心彼此仇视，尔虞我诈，相互倾轧，可一个个看上去却衣冠楚楚，温文尔雅，光彩照人。他们即使给对方一个微笑，也总不肯舍弃嘴角上挂着的那一丝轻蔑。虚伪，无所不用其能，恣意的占据着枝叶间的缝隙，切断了阳光，只在树根周围投下浓浓的阴影，而这阴影正好罩住了一个人——于连。于连仰观树冠，内心汹涌澎湃——“社会地位：愚人的尊敬、孩子的惊奇、富人的仰慕”。正如特殊人物对周围环境有着特殊的敏感一样，对社会地位特殊的敏感滋生乐于连野性的欲望——一定要爬到树冠上去！可惜命乖运蹇。“千里觅封侯”的红色从戎梦在生不逢时的仰天长叹中灰飞烟灭。不过，很快，神甫所带来的高薪和所赢得的来自王室的尊敬，使他黯淡的眸子里闪现出金灿灿的希望之光——穿上黑色的教会服，一样可以跻身名流。可在藐视一切的上流贵族眼里，他惊人的记忆力与街头末技之流的杂耍在本质上并无任何区别。于连也很清楚。凭着惊人的记忆力这块敲门砖仅能敲开上流社会的大门而已，却比一定能得到主人的笑脸相迎，想要登堂入室，成为座上嘉宾，还得有让自己举手投足增色的“行头”。久处树冠阴影中的他自然毫不犹豫的为他的欲望寻找到了一个能游刃有余的套子——虚伪，并一头钻了进去。从此，他便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一步步地向他梦寐以求的上流社会挺进。司汤达将《于连》改成《红与黑》，让两个不和谐和极端矛盾的色彩痛快淋漓的昭示我们：于连是极端矛盾的混合体！他的地位在树根定格，欲望却在树冠燃烧；对拿破仑在心里是疯狂崇拜，在人前却大肆攻讦；他根本不信神灵，却示人以笃信虔敬；他仇视现实生活，却又无法控制自己的逃避；他鄙视上流社会的乌烟瘴气，却又痴迷于能生活其中；他没又使自己尊严增重的砝码，却不能容忍别人有任何轻蔑，即使对方是一个的为卑微的车夫，他也要选择决斗到底！的确，以一个小锯木厂主的儿子的身份向上流社会叫板，要在林立的漩涡中驰骋捭阖，收放自如，除了靠自欺欺人的虚荣和嫉妒空白的自尊外，如履薄冰的于连还能靠什么呢？看来，于连这个时代的畸形儿，正是从巴黎这个罪恶的母床上诞生的怪胎。可催生了怪胎的助产婆——上流社会，却不愿接受这个不合他们“规则”的新生儿。于连的闯入等于宣告复辟者在风雨飘摇中刚制定的统治“规则”又被撕开了一个豁口。所以，于连的擅闯必然招致贵族们本能的反感，也就必然遭到整个上流社会的联合剿杀！当初，于连背负野心，怀揣虚伪启程，一路似乎畅通无阻。但每爬高一寸，危险也就随之加上一码，最终还是跌了下来，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只将“遗憾”重重的摔在了身后。毕竟，于连充其量也仅是一只逆流之筏，他无论如何也敌不过巴黎这片波诡云谲的海洋的。临刑前，于连也苦笑着高声对自己说：“我的同时代人的影响占了上风，离着死亡只有两步远，单独跟我自己说话，我仍然是伪善的……啊，19世纪！”只有19世纪30年代的法国才能造就出野性的于连，也只有19世纪30年代的法国才能造就出于连被送上断头台的命运。于连，一个久久挥之不去的名字，蕴含了太多的沉重与悲哀……

比较文学形象学论文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是

___王蒙在上海图书馆《新世纪论坛》的讲演（节选）　　王蒙 当代作家。河北南皮人，生于北平。上中学时参加中共领导的城市地下工作。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从事青年团的区委会工作。1953年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1956年发表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由此被错划为右派。　　1958年后在京郊劳动改造。1962年调北京师范学院任教。1963年起赴新疆生活、工作了10多年。1978年调北京市作协工作。后任《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员、文化部长、国际笔会中心中国分会副会长等职。这时期著有大量文学作品如十卷本《王蒙文集》等，其中有多篇小说和报告文学获奖。作品被译成英、俄、日等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是新时期文坛上创作最为丰硕、也最有活力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反映了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的坎坷历程。　　文学的特点之一是它的直观性、形象性。但是文学在形象性上，是其他艺术载体当中最弱的。一幅画，在视觉上是真正直观的，画一棵杨树就是杨树、一个美女就是美女、一个风景就是风景，画耶稣就是耶稣，画圣母就是圣母，是非常直观的，甚至光线、色彩、轮廓、情调，哪怕是比较抽象的，所表达的那种对比、衬托都是直观的。戏剧在舞台演出的时候也给你极真切的感觉，音乐虽然没有可视的形象，但你在听觉上可以感受到，对你的听觉器官发生作用，也是最直接的。　　而文学运用的是语言，语言实际上是一种符号。由于编码的不同，符号对不同的民族，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汉语对我们来说是非常亲切的，但对不懂汉语的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文学的直观性就是语言描写上的直观。但是它又是最强有力的。为什么？因为人的各种思想、各种感觉，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手段，（现在当然有了多媒体），都离不开语言，所以它既是直观的，和别的艺术门类相比，它又是充满了思考的。比较起来，作家更能够或者更习惯于多思考、多琢磨一些事。这一点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明显。“文化大革命”中，以江青为代表的当时所谓文艺革命的旗手最烦的最讨厌的就是作家。她可以选择演员，演员很容易得到信任，后来这些演员也被拉到他们的阴谋里，因此也找了很多的麻烦。她也可以很快地制造出有代表意义的绘画来，到现在我也并不认为这些画不好。但是相对来说，她就觉得作家太黑，当时全国很少有作家能够符合她的心意。这个原因就在于作家比较喜欢动脑筋，比较喜欢思考。　　但是作家的思考与哲学家的思考又有很大的不同。哲学家，甚至神学家，我不是指僧侣，不是指一般的宗教职业者，而是把神学当作一个学问来加以研究的那些人。他们用一种哲学的或者神学的方式思考，来把握这个世界。比如这个世界的本源究竟是指什么？五行：金木水火土；四大：地水火风。都在寻找世界的本源，但是它还要往根上寻找。于是老子就提出了“道”的概念，认为世界的本源是“道”。用这种哲学的方式来掌握世界的时候，对他来说最有意义的不是世界的千差万别，不是世界的形形色色，而是在各种具体事物的背后总体性的、根源性的那个概念和那个命题的一种表现。比如说“道”，一切“道”才是最根本的。比如说“理”，宋明理学。冯友兰提倡新理学，他有一句格言，“未有飞机之前，已有飞机之理”。飞机是后来制造的，但是飞机之理，就是空气动力学，这个道理是客观的存在。学问可以没有，但这个客观的道理是存在的。这是一种哲学的方式。但是这种方式到了文学这儿就不一样了，文学的一个好处就是直观的、具体的、形象的东西。我们看一篇好的小说或一篇好的散文常常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至其地。但是文学同时又充满了无尽思考，而它这个思考并不是要固定在一个道上的，或者像儒家固定在人上的，或者像理学把它固定在理上的。文学既是形象的，又是思考的。　　拿《红楼梦》为例，《红楼梦》中有各种非常具体的描写。比如说“黛玉葬花”，这是非常具体的描写，她拿着花锄、工具去收拾这些花瓣。特别是像“寿怡红群芳开夜宴”，那整个的一晚上众丫鬟们为贾宝玉过生日的那种欢声笑语的场面。他们怎么开玩笑，怎么娱乐，到最后，谁靠在谁身上，谁倒在地上，使贾宝玉的生日永远栩栩如生，永不结束。什么时候翻这本书等于你又参加了贾宝玉的生日晚会。你确实好像能听到那群小姑娘的笑声，我常常说看《红楼梦》有一个感觉，看的时间长了，连说话都会受他影响。但是《红楼梦》里面又有最抽象的思考。比如人到底是从哪来的，一个个体生命消失以后到哪里去。对贾宝玉有好几种说法，有人说他是一块石头，是女娲补天时所炼就的一块石头，被扔到凡界演化，这是一说。这一说里面所包涵的一种深渺和悲凉，是几乎无法表达的。因为石头的特点在于没有生命，无声无息，无冷无热，石头的变化是最少的，是永有的。但这块石头却变成了贾宝玉，在这个无生命和生命之间，在渺渺之中有一种纽带，这个纽带就是曹雪芹的思考。降珠由于得了神英使者的灌溉，所以降珠仙子要下凡界用眼泪来还给他这水，后者也变成了一个非常美丽的故事。所以《红楼梦》有它最直接、最生动、最形象的东西，又有很深的思考。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　　文学与科学不同，从牛顿力学发展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那些理论、那些定律对所有人来说是有效的。当然，现在又有更深奥的理论。牛顿的力学三大定律对所有人都是有效的，它们是牛顿发现的，牛顿发现它们也有非常个性化的过程。你或者接受他，如果你不接受他，就要证伪他，你要找出和他这个定律不符合的事例，你要做出这样的科学实验或者计算出这样的公式才行。可是文学就是非常明确的，同样描写一件事可以有许多不同的版本。这个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不例外，假设在座的各位中有三个人去郊游，坐车碰到了最惊险的事故，回来之后这三个人各自叙述这次事故的经过，在大致相同的情况下一定会有侧重，各有风格。有人强调它的惊险；有人强调它的滑稽；有人可能强调自己的命大，命怎么好。角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文学的叙述是面向你说，是描写客观的事件。但是这个客观事件又是被作者个人的情感思想影响的。　　各个国家由于民族文化心理不同，对文学的要求是并不一样的，由此对很多东西的理解就完全不一样。比如对于中国人来说，看见月亮就想起了故乡，这个非常普通。我觉得我们的思维方式都受到了李白的影响。现在的孩子两三岁刚会说话，父母就会教他们学《唐诗》，第一首教的就是李白的《故乡》，这使小孩子从小就在它的脑子里贯穿着一样东西，看见月亮就思念故乡。但这最初只是李白的，不见得所有的人都见月亮思故乡。见月亮而思故乡，这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过程，但现在我们已经没有过程了。看到月亮然后想到家乡的月亮，而后想到这月光照着我们同时也照着自己的家乡。不过这家乡的月亮在欧洲的话，是不会同时照着的，因为它的时差比较大。在美国时差更大，你见月亮的时候，人家那儿见的是太阳。所以这见月亮思故乡都是有一定条件的。在文学作品里面，月亮也好、波浪也好，有时候甚至左右了我们的思想，我们如果到长江，看见长江水你立刻就觉得“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说明文学在对客观对像的把握之中，能够这样的个人化。我看美国的约翰·契佛的小说，他描写一个女孩子从台阶上往下走，穿着高跟鞋在往下走，他说那个声音像吃冰淇淋碰到玻璃杯时发出的声音。这样的描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所以我每次吃冰淇淋的时候我都会用勺子敲。但是很不幸，不管在哪里，我始终敲不出高跟鞋碰台阶的声音。但即使敲不出来，他的描写仍然令人叹服。我刚才就是用实证的方式去检查文学，约翰·契佛说的这是一种感觉，我很喜欢这个比喻，实在是好极了。这就是非常动人的东西，它不像牛顿的那个定律可以得到检验，这完全是个人的一种感受。　　所以有时候一个作家，他会觉得文学是无可替代的，只有在文学之中，他把个人的许多许多特点都表现出来了，表现得比自己的实际还美好。有时候作家在这方面非常幸福，把东西写得那样美好。他集中了他最美好的东西，一个比喻、一个感情，比他自己都美好。我曾经和一个诗人在一起开过玩笑，他的诗写得好极了，为许多女性读者所倾倒，他还常收到女性读者的来信。但和他交流的时候，我发现他并非那样美好，这也可以说是诗人的一种特性——把美好留给读者，把丑恶留给自己。我也发现，在文章里常提倡素食的人，他吃起肉来比我还凶。但他要求别人吃素食的文章的确写得非常好，他可以用主观化、个人化的处理来表达对世界的感受，表达一段历史，给我们提供了那么多文本。所以文学的方式是一种人性化方式，是一种使大千世界变得更加丰富的方式，是一种尽情地发挥人的想象力的方式。文学的方式是一种想象方式，对于全民族个人想象力的提高有着极大的好处。我们现在都讲想象力，我想智商里也包含着想象力，同时想象力和创造力是分不开的。如果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的话，那么一个进行文学创作的人就是要靠创新吃饭。　　所有的艺术都要创新，尤其是文学。画可以画两次，如果说我给一个人画了两幅画，两幅画都可以卖一个好价钱。但文学就不同，如果写一篇小说，第一篇在《上海文学》上发表了，你又写一篇和上一篇一样的，在《北京文学》上发表，那可就出丑了。文学要求想象，要求创新。在科学里面，你不能把想象当成果。而在文学里，想象就是成果。你只要把想象写下来了，这就是成果。它并不要求真正的实现，就像科幻、爱情小说。人们在爱情上的想象非常之多，特别是那些没有实现的爱情，往往在文学上表达得特别动人。如此感人，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它没有实现，只是想象；相反，如果你的爱情实现得非常顺利，这个时候，男方不会去向女方背一首爱情诗，因为这个时候他的兴奋绝对不是在诗上面；但是如果你失恋了，你会非常急地找一首诗；或者你求爱而不得，你也会给对方一首诗。本来没有实现的东西是一种悲哀，是一个遗憾。但是到文学这儿就是一个资源，是一个宝贵的资源。文学这个东西，第一，怕你没有想象；第二，怕你想什么就实现什么。心想事成了就没有文学了。相反，心想而不能成的时候，往往会出现特别好的文学。所以这种想象的表达就是文学，而且就是很好的文学。文学对于人的意义，就是开发人的智力，开发人的想象力，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并不在于具体的，而在于你有了想象的习惯，有了这种表达想象的能力。1971年我在新疆上“五七干校”，有一个学习材料叫“贫下中农批判修正主义”，其中有一个就是批判童话《拔萝卜》。说萝卜明明是贫下中农种的，而现在偏说是兔子种的，这不是睁着眼说瞎话么？我说咱们这个民族是怎么了？连童话里面讲劳动都否定了，我们还有什么想象力，我们还能有什么创造力？所以这种想象，富有创造性的方式，对我们来说相当珍贵。　　文学更是一种语言的方式，因为文学的一切是靠语言来实现的。当然文学书籍也可以有插图，但是文学的力量在于语言。现在国外在书籍的出版方面，有许多稀奇古怪的构想。比如说，有些儿童书籍带有香味，书翻着会有许多味道出现，特别好闻，这就使你更想翻下去。有的儿童文学作品里头加了多媒体，一打开就像新年的贺卡会发出好听的声音。但这些都不是文学的正宗，如果靠这个不如寄张cd或vcd。　　文学之所以是文学，它靠文字。而语言和文字恰恰是人和非人之间最明显的区别。前不久我听了一次大学生演讲，我觉得词用得非常精练。他说，虽然我上无片瓦，下无一席之地，但是我还有自己的语言，我还有我会写的字，在这有语言有字的情况下，我就感到富足。他最高兴的事就是他在语言上的富足感，而语言对人的作用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觉得有意思。语言是人创造出来的，语言是为人服务的。但是外国有一派学者说，语言反过来统治着人类，人的各种思想实际上已经被已有的语言管住了，你还不知道。因为文化的力量、语言的力量太大了，汉语的力量太大了。你的喜怒哀乐一切的一切早已是现成的，语言在那摆着了，过节的日子也早已摆着了，“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这已经规定了你的感情方式。你结婚了，你非常高兴，你会想到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些早已有的现成的语言摆在那里。有时候我听到好的消息，我会立刻想到杜甫的“万卷诗书喜若狂”。语言的力量非常之大，许多问题是靠语言解决的。　　毛主席说应该说服不要压服，说服不就是用语言使之服从吗？说“要文斗不要武斗”，文斗说来说去就是用语言斗，不是用气功斗，以至于有时候最激烈地难以解决的争论到最后变成了一个修辞的争论。最后就是变成修辞学，造一个词，双方都能接受，这个仗就打不起来了，这个词是多么的重要。《上海公报》关于一个中国的原则，最后找到一个表达的方式，就是说，海峡两岸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美国对此不持异议。这个美国人也能接受，我们当然也能接受。包括那个撞机事件最后他用了一个“sorry”。既然他已经道歉了，我们也把他的飞行员给放了。那么他说这个“sorry”不是外交上的正式的道歉，“sorry”也可以表示为难过，对你们死的人深表难过。这是当然的，不能说对你们死的人我深表快乐。不管怎么说，他只要找出一个词来。　　有时候我参加一些会议，就发现找词这么重要，你一定要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词，最概括又很清晰，还能最大限度的鼓励，还要好听。所以有时候我看电视广告，我觉得也是找一个词的过程。有些词，我实在不敢恭维。一种是你看了半天广告不懂他要干什么，这是一种不清楚的心理。有一支牙膏叫“冷酸灵”，这支牙膏的名字我一看就开始有不适之感。你为什么不从正面谈，你为什么要叫“冷酸灵”呢？你如果叫“很舒服”都比它好。所以这个语言的选择，语言的运用是很重要的，但是这种语言的方式也带给了文学一些先天的弱点。因为语言毕竟还不是事实，用语言描写一场战争和实际发动的一场战争这可是两回事。谁敢随便发动一场战争？但是如果你喜欢，又有这样的材料，描写大战，你完全可以描写得枪炮齐鸣……所以语言和实际不完全一致，语言的实现是一种虚拟的实现，并不是真的实现。有时候我也开玩笑，因为现在有些作家成风地喜欢在作品里写婚外恋，不但写第三者，连四五六者都写出来了。但是你们不要认为凡是写第三者的都有三个五个的，技术性的困难、操作性的困难，很多的。常常写爱情写得最好的作家是那些单身汉，安徒生也是单身汉，他写得那么美，《海的女儿》、《冰姑娘》都写得很美，但他是一个单身汉。这样的话就产生了另一种情况，就是说语言的实现和现实的实现脱节。　　说语言怎么重要，怎么好，怎么有用，怎么美，但是也有另一面，语言可能是虚假的，语言可能是套装的。我们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像“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这里语言就成了贬意词。在新疆有一位去世的作者，他就常常讽刺语言的虚夸。他写过一首诗“我们有一批用舌头攻占城池的勇士”，因为在维吾尔语里舌头就是语言。我们知道，攻占城池毕竟是用武器、用军队，而不能用舌头、用语言。这当然也不是绝对的，如果你的军事力量已经足够了，派一个会谈判的人跟他谈判，也可以说用舌头攻占城池。但是从根本上，不是靠舌头，而是靠军事，靠武装斗争。所以我们也要看到文学非行动性的一面。说是它的弱点也可以，但是反过来也不要作不切实际的希望。　　我有一个亲戚，在80年代初期，经过“文化大革命”被任命了一个小官，非常的兴奋。这个时候他从我这里拿去一些杂志看，看到一篇《乔厂长上任记》，写乔厂长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实干苦干，大干特干。我这个亲戚看完以后激动得不得了，就模仿着在他的小单位改造了一番。改造了一年就把我的这个亲戚给调走了，因为他太莽撞了。小说里的东西，你把它当成操作的东西来做，很可能要失败。但是也有能操作的，也有实践意义的，这个事很难说。据说刘伯承司令员就很喜欢看《日日夜夜》里头描写保卫斯大林格勒的时候作战的那些描写，据说这些描写都是符合战术、符合战役的一些原则的。高扬同志担任河北省委书记时曾经在他省里的三级干部会上，把小说《围墙》当学习资料发给大家。因为《围墙》里面描写了一个不是空混的，自己实干，苦干的，而且有创造性的这样一个干部。所以我常常套用《三国演义》里的一句话：“言过其实终无大用”，就是指说的比它实际做的好，这样的人并无大用。“言过其实终无大用”这八个字我觉得是值得我们永远进取的一句带有苦味的话。我希望作家们通过“言过其实终无大用”这句话来警惕自己，我希望我们在讨论文学方式、优越性的同时也看到语言不足的一面。

形象研究在文学研究中由来已久，比如研究一部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的形象。而比较文学形象学与一般意义上的形象研究的差异在于，它研究的是“他者”的形象，即“对一部作品、一种文学中异国形象的研究”，如“近代中国文学中国的西方形象”、“伏尔泰笔下的中国形象”等。所以，它的研究领域不再局限于国别文学的范围之内，而是在事实联系的基础上所进行的跨语言、跨文化甚至跨学科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