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中国1000字论文大赛获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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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写一篇架空历史文吧！

看看（社会科学前沿）吧

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色色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 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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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色色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 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我的祖国， 地大物博， 风光秀美孕育了瑰丽的传统文化， 大漠收残阳， 明月醉荷花， 广袤大地上多少璀璨的文明还在熠熠闪烁。 我的祖国， 人民勤劳， 五十六个民族相濡以沫， 东方神韵的精彩， 人文风貌的风流， 千古流传着多少美丽动人的传说。 这就是我的祖国，我深深爱恋的祖国。 我爱她源远流长灿烂的历史， 我爱她发展迅速的航天事业， 我她风光旖旎壮丽的河山 曾经，中国辉煌到令世界瞠目。 曾经，中国衰落到令世界蔑视。 经过岁月的洗礼，她不再自大，不再自卑，面对外界的种种指责与讥谤，她没有愤怒，而是微微一笑，那不是懦弱，是一种大度，一种历经沧桑的淡然。 公元前3000年，中国出世了，带着一份谦逊，一份勇敢与执著，从此踏上了她未知的征程。 公元前2070年，近千年的开拓与创造，她在慢慢成长，数以万计的子孙在母亲河的滋润下，团结一心，建立了第一个王朝--夏。 公元前476年，刀戟剑弩，硝烟弥漫。她的子孙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明争暗斗，七雄争霸，人民生活痛苦不堪，流离失所。看到这些，她真的很伤心，却无能为力，这是历史的必然，是她必须所承受与面对的坎坷。在公元前221年嬴政统一中国史称秦始皇开始，逐渐成为一个富饶、美丽的国度；张骞出使西域，创建丝绸之路；唐太宗李渊建立了大唐；明太祖朱元璋以一个农民的身份创建了明朝 中国每个方面都在逐步的昌盛，成为当时世界上发达国家之一。然而，好景不长，从乾隆皇帝后，一个个腐败无能的皇帝依次出现，从嘉庆皇帝到溥仪皇帝；从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从中日黄海大战……都体现了后清的腐败。作为一个中国人，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固然令人不堪回首、深恶痛绝；但更令人欣慰的是在孙中山大总统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一举推翻了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又在以毛主席、周总理的领导下，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了一个崭新的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中国航天事业自1956年创建以来，经历了艰苦创业、配套发展、改革振兴和走向世界等几个重要时期，迄今已达到了相当规模和水平：形成了完整配套的研究、设计、生产和试验体系；建立了能发射各类卫星和载人飞船的航天器发射中心和由国内各地面站、远程跟踪测量船组成的测控网；建立了多种卫星应用系统，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建立了具有一定水平的空间科学研究系统，取得了多项创新成果；培育了一支素质好、技术水平高的航天科技队伍。 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成功举办，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中国运动员以出色的竞技能力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夺得金牌总数第一，创造了历史最好成绩。开、闭幕式表演、赛事组织工作、志愿者服务、场馆设施和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给世界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更收获了一笔丰厚的物质精神财富。北京奥运会，使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成功举办，标志着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世界的东方，中国人民正满怀豪情走向更加光明灿烂的未来。 中国是一个美丽景色聚集的盛地。西湖，人们常把它说是一首诗，一幅天然图画，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不论是多年居住在这里的人还是匆匆而过的旅人，无不为这天下无双的美景所倾倒。黄山，可以说无峰不石，无石不松，无松不奇，并以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四绝著称于世。九寨沟，以原始的生态环境，一尘不染的清新空气和雪山、森林、湖泊组合成神妙、奇幻、幽美的自然风光，显现“自然的美，美的自然”，被誉为“童话世界九寨沟的高峰”、彩林、翠海、叠瀑和藏情被称为“五绝”。而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大足石刻。大足石刻 规模宏大，刻艺精湛，内容丰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具有很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在我国古代石窟艺术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被国内外誉为神奇的东方艺术明珠，是天才的艺术，是一座独具特色的世界文化遗产的宝库，是一座开发潜力巨大的旅游金矿。我们为中国有着这样的美丽景色而感到骄傲！ 今年，在新中国的发展史上很不寻常。面对严峻挑战和困难，我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稳步向前推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顽强拼搏，共克时艰，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步伐，取得了新的成就。今年以来，我国相继发生雨雪冰冻灾害、四川汶川大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特别是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全国人民展开了气壮山河、感天动地的斗争，形成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这种精神弥足珍贵，激励着灾区人民坚定信心勇气，重建美好家园；鼓舞着全国人民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中国前进的道路是坎坷的，但正是因为这磨难，让她羽翼逐渐丰满，我坚信未来的某一天，中国定能展翅去翱翔！

中国，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泱泱大国，曾经，有多少文人雅士歌颂他，有多少爱国诗人赞美她。他就像一只雄鸡，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可是，翻开历史的昨天，我们的祖国母亲又饱经过多少磨难：19世纪后期，英、法、俄、日等多次侵入中国，强迫中国与之签定不平等条约。1860年，英法联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侵入北京，掠夺并烧毁皇家园林圆明园，随后与清廷签定《北京条约》，新开放长江沿岸和北方沿海的通商口岸。俄国则通过《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去中国东北和西北14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1895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后，与日本签定《马关条约》，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并割让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1899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以“扶清灭洋”为宗旨并在慈禧太后默许下开始围攻外国驻北京使馆。于是，各国以解救驻京使馆人员的名义侵入中国，史称八国联军。1901年，清政府被迫与各国签定辛丑条约，赔款5亿两白银，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8亿两），同时从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由各国派兵驻扎，开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区，国人不得入内等。就在这时，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带着千万名满怀热血的中国人为我们的母亲而奋斗，战士们用热血洒满了这片黄土地，终于，经过十三年的奋战，饱受煎熬的人们走出了黑暗，迎来了光明。 那一夜，沉睡了五千年的狮子在烈火中苏醒了：1949，1，开国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在建国的第一年里同苏联等17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第一个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第一架喷 气式飞 机 沈阳第一机床厂建成投产；大庆油田建成。 中近程地地导 弹飞行试验成功； 第一颗原 子 弹爆 炸成功。 第一颗人 造地球卫 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成为第5个能独立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袁隆平在世界上首次培育成籼型杂交水稻。射击运动员许海峰为中国赢得奥运史上的第一枚金牌。中共十五大召开，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中英两国政府在香港举行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 我国第一艘无 人飞 船“神 州一号”发射成功，一直到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和51枚金牌。 这一个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正在告诉世界我们炎黄子孙的智慧与努力。现在，中国是世界强国之一。母亲啊，你听到这个消息，是不是很高兴呢？ 母亲啊，您用您那甘甜的乳汁，哺育了我们，作为您的子女，我们将把握住新世纪的方向，为您的明天而努力奋斗。

我眼中的祖国 中国，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泱泱大国，曾经，有多少文人雅士歌颂他，有多少爱国诗人赞美她。他就像一只雄鸡，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可是，翻开历史的昨天，我们的祖国母亲又饱经过多少磨难：19世纪后期，英、法、俄、日等多次侵入中国，强迫中国与之签定不平等条约。1860年，英法联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侵入北京，掠夺并烧毁皇家园林圆明园，随后与清廷签定《北京条约》，新开放长江沿岸和北方沿海的通商口岸。俄国则通过《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去中国东北和西北14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1895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后，与日本签定《马关条约》，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并割让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1899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以“扶清灭洋”为宗旨并在慈禧太后默许下开始围攻外国驻北京使馆。于是，各国以解救驻京使馆人员的名义侵入中国，史称八国联军。1901年，清政府被迫与各国签定辛丑条约，赔款5亿两白银，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8亿两），同时从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由各国派兵驻扎，开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区，国人不得入内等。就在这时，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带着千万名满怀热血的中国人为我们的母亲而奋斗，战士们用热血洒满了这片黄土地，终于，经过十三年的奋战，饱受煎熬的人们走出了黑暗，迎来了光明。 翻开历史新的一页，沉睡了五千年的狮子在烈火中苏醒了：1997，1，开国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在建国的第一年里同苏联等17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第一个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第一架喷 气式飞 机（歼5型歼 击 机）； 沈阳第一机床厂建成投产；大庆油田建成。 中近程地地导 弹飞行试验成功； 第一颗原 子 弹爆 炸成功。 第一颗人 造地球卫 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成为第5个能独立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袁隆平在世界上首次培育成籼型杂交水稻。射击运动员许海峰为中国赢得奥运史上的第一枚金牌。中共十五大召开，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中英两国政府在香港举行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 我国第一艘无 人飞 船“神 州一号”发射成功，一直到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和51枚金牌。 这一个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正在告诉世界我们炎黄子孙的智慧与努力。现在，中国是世界强国之一。母亲啊，你听到这个消息，是不是很高兴呢？ 母亲啊，您用您那甘甜的乳汁，哺育了我们，作为您的子女，我们将把握住新世纪的方向，为您的明天而努力奋斗。

中国钢琴作品论文大赛获奖作品

第15届李嘉龄（香港，第六名）第14届（2000年）：李云迪 （中国，第一名金奖）、陈萨 （中国，第四名）第 6届（1960年李名强 （中国，第四名）第 5届（1955年）：傅聪 （中国，第三名铜奖）

李哲博士在一系列的钢琴比赛中获奖， 其中包括1989年中国文化部主办的全国青年钢琴演奏比赛 三等奖，1992年中国文化部主办的全国青少年钢琴演奏比赛三等奖，1994年中国国际钢琴演奏比赛东北赛区 第一名，1996年美国德克萨斯州马丁钢琴家比赛第二名，1998年美国德克萨斯州Baylor协奏曲大赛第二名。由于李哲博士业绩突出，入美一年后被美国政府以“世界杰出人材”称号颁发了绿卡。李哲博士在美国和奥地利等国家以及国内的主要城市举办了几十场钢琴独奏音乐会，如：沃斯堡，Corpus Chrisiti， 休士顿，达拉斯，华盛顿，威口，罗切斯特，Graz，Oak Ridge等地，并与辽宁交响乐团，沈阳音乐学院交响乐团，美国德克萨斯州BAYLOR交响乐团，美国田纳西州OAK RIDGE交响乐团等合作演出钢琴协奏曲。李哲博士担任过许多国内和亚太地区钢琴比赛的评委，其中包括“2005年舒曼杯国际青少年钢琴比赛”亚太地区总决赛评委，“2008 CCTV钢琴小提琴电视大赛”总决赛评委，2009年和2011年的中国·长春国际钢琴音乐节的特邀嘉宾及钢琴比赛评委，并多次荣获“优秀指导教师奖”和“优秀园丁奖”，她的许多学生在不同的重要比赛中都分别获奖，其中包括：2005年全国首届“KAWAI·卡瓦依杯”钢琴比赛第三名、2005亚洲Schumann国际钢琴比赛第二名、2009中国·长春国际钢琴艺术节钢琴比赛优秀演奏奖和2011第十六届香港-亚洲钢琴公开比赛香港总决赛中国作品高级组一等奖等。李哲博士曾任教于美国纽约州罗切斯特大学伊斯曼音乐学院（Eastman School of Music）的钢琴系和社会教育系。她的博士讲演论文“探索神秘的钢琴协奏曲”和论文《关于李斯特“梅菲斯特圆舞曲”的演奏与教学》分别发表在国家级刊物《钢琴艺术》的2005年第11期和2011年6期。

1．1999年被评为中央音乐学院校外优秀指导教师。2．1999年所撰写的论文《谈电脑网络与艺术间的相互作用》获教育报二等奖。3．获1999年度学院优秀教师。4．2000年获首届新疆音乐家协会、乌鲁木齐市音乐舞蹈家协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五琴比赛（学生获一、二、三、等奖）获“伯乐奖”。5．2000年获2000“星海杯”新疆少年儿童钢琴比赛指导教师奖。6．2000年赴香港参加由香港钢琴学会、美国奥克拉荷马东南州立大学、香港华侨华人总会和国内18所艺术院校、8所协会联合主办的“2000第二届中国作品钢琴比赛”。（因所教学生有五人获奖）而获得 “弘扬中华音乐精粹 促进中美文化交流 园丁奖 ”。7．2001年11月，组织参加亚洲第一届TOYAMA杯青少年钢琴比赛新疆赛区，指导的学生获得了青年组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一名）三等奖（二名）及鼓励奖（一名）;少年组三等奖（三名）、鼓励奖（一名）。儿童组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一名），因此获得了“优秀指导教师奖”。8．2001年亚洲第一届TOYAMA杯青少年钢琴比赛新疆赛区“园丁奖”。9．2002年被评为院2002年至2004年中青年优秀骨干教师。10．2002年被评为音乐学院先进个人。11．2003年获亚洲第二届TOYAMA杯青少年钢琴比赛新疆赛区“园丁奖”。12．2003年获亚洲第二届TOYAMA杯青少年钢琴比赛新疆赛区“育才奖”。13．2003年被评为音乐学院先进个人。14．2004年被评为艺术学院先进个人。15．2004年赴香港参加由香港钢琴学会、德国斯图加特国立音乐演艺大学联合主办“2004第三届中国钢琴作品比赛”获“园丁奖”。16．2004年获由北京精英文化发展中心、华夏精英研究会颁发的“华夏新世纪管理精英”证书。17．2005年获亚洲第三届TOYAMA杯青少年钢琴比赛新疆赛区“育才奖”18．2005年获亚洲第三届TOYAMA杯青少年钢琴比赛新疆赛区“优秀指导教师奖”19．2006年获第十一届“星海杯”青少年儿童钢琴比赛“优秀指导教师奖”20．2007年获乌鲁木齐首届“宜峰杯”音乐大赛优秀指导教师奖。指导的学生获得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的金奖。21．2008年论文《中国绘画独特的风格与音韵意境》被《中国科学教育》编辑部评为年度优秀论文。22．2008年获亚洲第四届TOYAMA杯青少年新疆赛区“育才奖”。23．2008年获亚洲第四届TOYAMA杯青少年新疆赛区“优秀指导教师奖”。24．2009年文化厅主办“群星耀天山”才艺大赛获“优秀指导教师奖”。指导的学生参加“群星耀天山”才艺大赛获得三个金奖、六个银奖、九个铜奖。25．2009年文化厅主办“全疆器乐大赛” 获“优秀指导教师奖”。指导的学生参加“全疆器乐大赛”夺得青年组：金、银、铜奖；少年甲组：金、银、铜奖。少年乙组：金、银、铜奖。囊括了钢琴比赛的全部金、银、铜奖。26．2010年第二届乌鲁木齐“宜峰杯”音乐大赛获小学B组“园丁奖”。27．2010年第二届乌鲁木齐“宜峰杯” 音乐大赛获初中组 “园丁奖”。28．2010年第二届乌鲁木齐“宜峰杯” 音乐大赛获高中组 “园丁奖”。29．2010年12月获得“俄罗斯第五届国际音乐大赛”大赛中唯一的“优秀指导教师奖”。2000年至2010年指导的学生参加省级、全国、国际比赛共获得28枚金奖及多枚银奖和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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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因为忙碌和粗心，我们忽略了平时对母亲的问候和关心，无论如何，别忘了母亲节这天，买上一束康乃馨，或者哪怕只是一句祝福，送给你的妈妈…@@@生甲：我们要宽谅妈妈的时代缺陷如果母亲在我们眼里看上去不合时宜，也不该嘲笑她因为是她的时代塑造了她，正如我们的时代塑造了大家@@生乙：我们要做妈妈耐心的倾听者因为妈妈的唠叨，大多是出于她对我们的责任心和深深的爱@@生丙：我们要让自己走得更稳当妈妈常常是无私的，我们的快乐与成功，往往就是她的快乐与成功为此，我们要努力学习，勤于锻炼身体，使自己扎实地成长起来，让母亲少为我们操劳，就是对母亲最好的回报@@在怎样回报亲

我眼中的祖国 中国，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泱泱大国，曾经，有多少文人雅士歌颂他，有多少爱国诗人赞美她。他就像一只雄鸡，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可是，翻开历史的昨天，我们的祖国母亲又饱经过多少磨难：19世纪后期，英、法、俄、日等多次侵入中国，强迫中国与之签定不平等条约。1860年，英法联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侵入北京，掠夺并烧毁皇家园林圆明园，随后与清廷签定《北京条约》，新开放长江沿岸和北方沿海的通商口岸。俄国则通过《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去中国东北和西北14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1895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后，与日本签定《马关条约》，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并割让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1899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以“扶清灭洋”为宗旨并在慈禧太后默许下开始围攻外国驻北京使馆。于是，各国以解救驻京使馆人员的名义侵入中国，史称八国联军。1901年，清政府被迫与各国签定辛丑条约，赔款5亿两白银，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8亿两），同时从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由各国派兵驻扎，开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区，国人不得入内等。就在这时，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带着千万名满怀热血的中国人为我们的母亲而奋斗，战士们用热血洒满了这片黄土地，终于，经过十三年的奋战，饱受煎熬的人们走出了黑暗，迎来了光明。 翻开历史新的一页，沉睡了五千年的狮子在烈火中苏醒了：1997，1，开国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在建国的第一年里同苏联等17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第一个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第一架喷 气式飞 机（歼5型歼 击 机）； 沈阳第一机床厂建成投产；大庆油田建成。 中近程地地导 弹飞行试验成功； 第一颗原 子 弹爆 炸成功。 第一颗人 造地球卫 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成为第5个能独立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袁隆平在世界上首次培育成籼型杂交水稻。射击运动员许海峰为中国赢得奥运史上的第一枚金牌。中共十五大召开，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中英两国政府在香港举行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 我国第一艘无 人飞 船“神 州一号”发射成功，一直到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和51枚金牌。 这一个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正在告诉世界我们炎黄子孙的智慧与努力。现在，中国是世界强国之一。母亲啊，你听到这个消息，是不是很高兴呢？ 母亲啊，您用您那甘甜的乳汁，哺育了我们，作为您的子女，我们将把握住新世纪的方向，为您的明天而努力奋斗

地理论文 中国，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泱泱大国，有广阔的土地和富裕的生机，众多的人口以及水源的缺少，一切的综合，精华浓缩成了中国这个别具特色的多种民族国家 。 在全部水资源中，5%是无法饮用的咸水。在余下的5%的淡水中，有87%是人类难以利用的两极冰盖、高山冰川和永冻地带的冰雪。人类真正能够利用的是江河湖泊以及地下水中的一部分，仅占地球总水量的26%，而且分布不均。因此，世界上有超过十亿的儿童、妇女及男人无法获取足量而且安全的水来维持他们的基本需求。在许多层面，水资源和健康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所做的每项决策事实上都和水、以及水对健康所造成的影响有关。其次是建立新的管水战略。所谓新的管水战略，简单地说就是加强用水管理，提高用水效率，向节水型经济战略转移。为此必须改变认为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旧观念，建立科学的水观念，即水是维系着经济和生态系统的关键性要素，它是不可替代的物质，而且是有限的、可以枯竭的。在科学的水观念基础上，对水资源进行宏观调控，在供需平衡分析中，不把用水需求量看成是必须供给的量，而认为是受资源约束和市场调节共同作用的量；调整产业结构，优先发展效益大、省水、少污染的工业和农业，严格控制在缺水地区安排大耗水的工矿企业；对各项用水参数，如用水定额、水的利用率和污水处理水平等，提出控制性指标和要求；制定特殊干旱年份的水量压缩政策和分配原则；制定新的投资政策，从以往重视投资开发新水源转向优先投资节水工程、节水设备以及污水处理和再利用设施的开发改造，从而逐步理顺水资源的供求关系，使我国有限的水资源最大限度地为发展国民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服务。另外，还应制定合理的水费制度。以往水费普遍偏低的状况不能反映供水成本，调动不了人们节水的积极性，造成了水的滥用和浪费。同时，供水单位经济效益低下，不能维持其正常运营，更无法扩大再生产，致使水利工程年久失修，无以为继。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必须运用市场经济理论改革水费制度，核算成本计收水费。对用水建立严格的定量和定时供应、超用加价、浪费受罚、节约受奖的管理制度，充分发挥经济杠杆作用，推动合理供水和节水，促进水资源分配合理化，并保证供水部门工程设施的正常运行。 最后，让我们节约用水，为地球上的水资源进行保护的措施，少量用水，节约用水，就从你我开始，从现在开始吧！ 哈，瞧我写的多好，凑来凑去容易么我？亲爱的同学们，要是来自新疆就别抄了，这可是我的论文，要是被老师看到一样的```尤其是克市的小朋友们```千万不要抄！！好了，就说到这里``等等，还有，有意留言的小朋友可以加Q805874046，```记得写备注```

我们过去以及现在都在反对着全盘西化，坚持着“中体西用”，其原因恰恰是我们已经不可逆转地全盘西化了。 政治机构的超前设置，而技术的发展不足以支撑这种设置。庞大的帝国运转不甚灵便，特别是遇有灾祸、反叛战争等突发事件时。 也许是一种天注，在中国最后的一个君主专制的传统社会中，政府和民间两种力量都对中国传延千年的传统文化典籍的解释、整理作出了巨大努力，于清朝的历史排序而论，这种工作意义深远。 对于往昔辉煌追忆实在是对于现实的无可奈何的体现。一个老人或一个国家，都是如此。 “跪与不跪”仅是一个礼数而已，若清朝不计较，则或可于1816年与西方有所往来，若阿美士德不计较，则可面见国君。然观嘉庆帝之治行，乃是固穷守旧不知变通之君，若言中西之往来因此一跪而一拖数十年，未免过矣。 众多洋务产业有向地方大员或创办者私产化的发展趋势，成为地方督抚的实力后盾。 洋务运动企业由最早的官办至官督商办再至官商合办和商办的逐步过渡，表现出官营资本的日趋衰微，同民间资本的崛起，中国的经济形态开始转型。 中国近代史上，当中国因某些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而取得些许优势和胜利时，保守主义力量和自满排外情绪就会抬头，进而错误的影响日后的对外交往的态度方式，其结果就是再一次受辱于强大的外部势力，陷入更加残酷的深渊，不能自拔。这种周期性的变化十分明显，并值得深思。

中国陶瓷论文大赛获奖作品

丁海波同志，男，1965年7月生于湖南醴陵，高级工艺美术师，湖南省杰出陶瓷艺术家。先后毕业于艺徒班和长沙理工大学美术系，分配到湖南省陶瓷研究所艺术创作室工作至今。从事釉下彩创作与设计二十多年，作品题材多样、工写兼备，吸收众家之长又保持了釉下彩晶莹如玉的工艺特色，得到了广大同行及前辈的认同与肯定，为单位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主要代表作品：《青花山水》《荷塘》获湖南省陶瓷行业优秀奖；《云雾山中》入选全国第五届陶瓷艺术创作评比；《山水》入选美浓国际陶瓷大赛；《张家界风光》入选第七届全国陶瓷艺术设计评比；《绿梅》第五届中国陶瓷产品设计大赛优秀奖；《越女采茹》入选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精品展。2008年评为湖南省陶瓷艺术大师。

他受多年的正规美术教育，又转益多师，由于他的勤奋和悟性，使他不仅精熟新彩、粉彩及釉下综合装饰，还具有较全面的理论修养。近年来他在传承汲取传统青花分水技法精髓的同时，又结合现代人的审美情趣与现代工具首创的“青花分水半刀泥芦苇”题材陶瓷艺术作品曾荣获“全国工艺美术评比”金奖、中国工艺美术优秀作品评选创新金奖、“御窑杯”陶瓷艺术创新大赛金奖 、2012中国收藏十大艺术陶瓷最佳艺术奖、“和谐杯”民族宗教艺术陶瓷设计大赛金奖、第11届全国工艺品、旅游品、艺术品博览会优秀工艺美术作品评比金奖、第二届江西省工艺美术“杜鹃奖”金奖、并入选千年瓷都景德镇建国以来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辉煌六十年——景德镇陶瓷成就成果展” 、“上海--景德镇陶瓷成就成果展”分别在国家大剧院展厅与世博会上展出。他的陶瓷艺术作品与论文还登载在《中国陶瓷》 《艺术品鉴》《江西省高技能人才作品集》《景德镇中青年陶艺家作品集》《高级陶瓷美术师作品集》《景德镇陶瓷》 《北京日报》《参考消息》《江西工人报》《景德镇日报》 《珠海特区报》等刊物上 。他的陶瓷艺术作品还被中央档案馆、中国民族博物馆、中国陶瓷馆、江西省博物馆荣誉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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