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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曲史论文选题背景及意义高中

发布时间:2024-08-02 18:25:15

中国戏曲史论文选题背景及意义高中

提要:戏曲成熟的突出标志是脚色的形成,戏曲的发展也和戏曲脚色的发展密不可分,探讨脚色的演化,对戏曲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早期出现的巫傩演出和俳优表演,虽然标志了中国戏剧较早的起源与发生,巫灵、俳优却并非脚色。在唐代部色影响下,宋金时期出现的杂剧色才是脚色的源头,五杂剧色变伎艺性的歌舞、说唱等演出方式为搬演故事的形态时,脚色就出现了。而脚色又在搬演故事、塑造人物形象的过程中发生分化。所以古典戏曲脚色的演化明显分为两个阶段:从杂剧色到生旦净末丑等脚色的出现,是由伎艺表演定型为脚色的演进阶段;定型化的脚色分蘖出自身的老、小、副等脚色则是脚色的分化阶段。 我国戏剧的起源甚早,而戏曲的成熟则甚晚。在戏曲成熟之前,包括参军戏在内的各类戏剧演出中都还没有脚色的出现,而脚色体制的完备则是戏曲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戏曲脚色经历了由唐至宋的漫长的孕育时期,为戏曲的成熟做好了伎艺经验的积累,演员分类的雏形,演出内容的准备等。伎艺表演之“戏”与叙事内容之“曲”的结合,最终要通过脚色的演出来完成。通过对于戏曲脚色的形成的探讨,我们可以获得探讨戏剧起源与戏曲形成关系的具体视角。原始戏剧和古剧的演出中是没有脚色的,作为一种便于安排调度的制度化的人员分类,脚色的形成受到了宫廷部色制度的深刻影响,尽管脚色名称有其令人难解之处,其所具有的深刻的人文烙印还是无可置疑的。而脚色制度一旦确立,便开始具有了独立的品格,开始和戏曲形态的演进相结合,发生着变化。对脚色演化的梳理和探讨有助于我们通过具体的考证研究获得对戏曲演进的理论认识。一戏曲脚色的出现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却是中国戏剧发展的分水岭。横而言之,脚色制标志了中国传统戏曲与西方戏剧的差异。纵而言之,从我国的原始戏剧到诸种泛戏剧形态,最后到戏曲,脚色标志了戏曲的成熟,为诸种戏剧形态走向成熟的戏曲提供了足资效法的路径和方式。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是:戏曲是不是戏剧?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反过来问个问题:是不是所有戏剧样式都可以和戏曲划等号呢?却没有办法得到肯定答复。由此,我们可一言以概之:戏曲是戏剧的一种类型,就像戏剧可包括话剧、歌剧和舞剧,也可包括歌、舞、说白合而为一的戏曲,而戏曲和诸种戏剧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通过脚色制进行演出。所以说有无脚色制是戏曲和一般意义而言的戏剧的分水岭。对此问题,可以通过对戏剧发展史的探讨而获得深入理解。关于戏剧的发生与起源,王廷信先生说:……就历史事实而言,在中国早期历史上,戏剧之形式本体——扮演又曾长期依附于宗教仪式。原始部族宗教对戏剧的孕育说明了这一点。这种现象同原始部族宗教仪式的混沌性有关。随着人类文明的进化,宗教和戏剧都分别会形成其质的规定性,朝着各自的方向发展。①宗教在戏剧发生与起源上所起的作用是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共同现象,虽然这样说有些笼统,但又确实是为现存原始部族的宗教仪式和文物、文献材料所印证的历史事实。故王国维指出:“灵之为职,或偃蹇以象神,或婆娑以乐神,盖后世戏剧之萌芽,已有存焉者矣。②” 通过《宋元戏曲史》第一章“上古至五代之戏剧”的探讨,王国维在注意到巫(灵)对戏剧起源的作用的同时,还注意到随着文明进步,国家的出现使宫廷中的俳优从另外一个方面对于戏剧的产生发挥了较大的影响,概言之即:巫以乐神,而优以乐人;巫以歌舞为主,而优以调谑为主,巫以女为之,而优以男为之。至若优孟之为孙叔敖衣冠,而楚王欲以为相;优施一舞,而孔子谓其笑君,则于言语之外,其调戏亦以动作行之,与后世之优,颇复相类。后世戏剧,当自巫、优二者出。①而无论巫灵还是俳优,戏剧性的装扮表演只是他们各自职司的一部分内容。此外,戏曲脚色的装扮表演还和这些巫灵、俳优的表演有着很大不同。从功能上说,巫灵扮演的目的是沟通神人,表达对神灵的敬畏和祈福禳灾的,装扮表演自身是为了更好、更有效地达致其诉求的愿望,这样的扮演注重的不是戏剧效果,而是愿望的实现。巫灵扮演中,今人看到的戏剧化的形式在当事人的意念中却没有丝毫的存在,而戏剧化的形式也仅是巫灵演出的手段而已。这样,巫灵自身甚至算不得演员,他的表演不是给他人作愉悦身心的观赏,而是通过全身心的投入所形成的情感体验感染他的族人,共同进入一种虔诚的宗教氛围中。此外,巫灵装扮也不同于戏曲脚色的装扮。戏曲脚色装扮的效果首先是愉悦美,要使观众赏心悦目,巫灵扮演则希望营造一种意想中的逼真的氛围,以使其所诉求的愿望更好的完成。原始巫灵在周代制礼作乐的制度化改造后,依然顽强的存在,甚至到今天,比如在先秦的民间广泛盛行“乡人傩”,汉代则有每年的宫廷大傩逐除仪式,而时至今日的民间也不绝如缕地残存着原始巫灵的种种痕迹。只是随着文明进步,笼罩在原始巫灵表演中的那种能够感染观演者作共同的情感体验的宗教氛围已消退淡化,于是逐渐具有了某些戏剧化的因素。更重要的是,由于制度化的礼乐文化的强制力,巫灵、傩除等具有原始宗教特点的活动也被改造为祭礼的形式。于是我们看到,最初带有令人紧张的气氛的巫灵、傩除表演渐渐被戏拟化的礼敬仪式所笼罩,这一过程中的参与者基本具有了某种仪式戏剧表演者的特点,但也毕竟不可能被看作是戏曲脚色,甚至也还不是戏剧演员。同样,对于俳优来讲,他们的某些戏谏活动虽被我们按照戏剧要素的分解而获得了戏剧演出的结论,其实也是似是而非的认识。对要素的分解和对整体认识的结论往往会有脱节,比如每一种植物都可以分解出蛋白质、叶绿素,但不等于含有蛋白质、叶绿素的生物都是植物。所以这样的研究不能改变俳优戏谏的本质:《宋元戏曲史》对于滑稽戏与歌舞戏曾作如下区分:“一以歌舞为主,一以言语为主;一则演故事,一则讽时事;一为应节之舞蹈,一为随意之动作;一可永久演之,一则除一时一地外,不容施于他处。②”就能很好地说明俳优戏谏的本质,何况,早期俳优还只是滑稽戏的萌芽阶段。即以《优孟衣冠》而论,其所装扮之行为与效果和戏剧舞台上演出“优孟衣冠”故事的区别是什么呢?周贻白先生说: 其实,这段故实,说它已具戏剧的形式,显然过早,因为戏剧的基本条件,是要表演故事。优孟之“为孙叔敖衣冠”,固已作人物的模仿,而其目的,却不过借这种形式来实行其谲谏。形貌和举止之像孙叔敖,充其量,不过接近戏剧中一个脚色,而所表演的,仅为“庄王置酒,前为寿”,并无情节可言,岂得谓为戏剧?③周氏之“脚色”实为扮人物的“角色”之意,故“优孟衣冠”中的优孟只是专扮某一人而已,和戏曲脚色可以扮不同角色人物远不可同日而语。就俳优的职责而言,固然可以被看作是御用演员,但他们主要是通过歌舞、伎艺的展示为王公贵族提供愉悦身心的表演,即使有戏谏扮演也仅偶然为之,不可能成为重要职司,所以根本就算不得是戏剧演员,“俳优杂戏”固其宜也。当然,这种情况自唐代开始发生了变化。唐代对于中国戏剧史的重要价值体现在如下四点:一是规模空前的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为戏剧形态的演变增添了大量的养分;二是空前繁盛的乐舞为戏剧的舞蹈化扮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是散乐表演中出现了初步伎艺化的经验手段的积累,为其他伎艺化表演手段走上程式化发展和经验积累的道路开辟了道路;四是宫廷中的乐部制度确立了宫廷演员的部色分类,从人文制度的层面完善了导致戏曲脚色经由杂剧色出现并成熟的机制。首先看前三点。《宋元戏曲史》在分析唐代歌舞戏“大面”与“踏摇娘”的歌舞表演之特色与性质时认为:前此虽有歌舞,未用之以演故事;虽演故事,未尝合以歌舞,不可谓非优戏之创例也。盖魏齐周三朝,皆以外族入主中国,其与西域诸国,交通频繁,龟兹、天竺、康国、安国等乐,皆于此时入中国。而龟兹乐则自隋唐以来,相承用之,以迄于今。此时外国戏剧,当与之俱入中国。①可以作为隋唐以来中外戏剧交流的一个例证。大量敦煌乐舞的壁画、雕塑更可以为此说法作一个有力的注解,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舞蹈史研究组编写的《全唐诗中的乐舞资料》(人民音乐出版社,1996年)则可以与敦煌文物一起提供有力的文献支持。而这些材料和说法则可以让我们看到煌煌大唐当年的舞蹈风尚:隋唐时代,特别是唐代,舞蹈活动极为普遍。社会各阶层,在不同的场合,运用各种方式,频繁地进行丰富多彩的舞蹈活动。舞蹈是人们乐于欣赏的表演艺术,又是人们用以自娱的极好方式。因此,王室贵族祭祀天地祖先、朝会大典、宴百寮及域外来宾,或欣赏,或自娱,都有舞蹈活动;佛寺神庙宣传宗教、招揽信徒、礼佛敬神,有舞蹈活动;民间巫觋通神娱神,也要借助舞蹈;酒肆、广场、街头,有乐舞艺人献艺谋生;传统节日举行大酺,有大规模的群众舞蹈活动遍及城市乡村,几天几夜歌舞不停,舞蹈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②从戏曲表演中的脚色都可以载歌载舞看,与这一时期的舞蹈风尚实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其实,戏曲表演舞蹈化的伎艺手段也就是自唐代开始的。“歌舞演出是一个形态丰富的载体,这其中自然孕育着戏剧扮演的要素,而在走向叙事扮演的过程中,需要有一些具体的伎艺手段把这些已经呼之欲出的戏剧要素表现出来,提炼为纯粹的戏剧手段。③”这些手段主要就是“弄”伎和“打”伎,其中“弄”伎就是自唐代散乐中各类“戏弄”表演发展而来。④且这些伎艺手段是造成一般角色和戏曲脚色本质差异的重要依据。再看第四点。在第一章中,通过对脚色来源与演化为戏曲术语过程的探讨,我们知道了在戏曲脚色形成之前,首先是伎艺化的演员群体“杂剧色”,而这些杂剧色的存在和产生就是杂剧“传学教坊十三部”后,借鉴了宫廷教坊的“部色”制才逐步形成的。而教坊中分部管理始自隋代“七部乐”到“九部乐”的变化,唐代则出现了“九部乐”到“十部乐”,继而有唐玄宗“梨园”的创立,自此进一步根据伎艺水平的高下与所演种类分为“坐部伎”与“立部伎”等。这种管理办法在宋代体现为“色有色长,部有部头”的“筚篥部、大鼓部、拍板部”与“歌板色、琵琶色、筝色、方响色、笙色、龙笛色、头管色、舞旋色、杂剧色、参军色”等。在此基础上,杂剧的“杂”又使得其诸“杂”演员按照自身的职司与演出形态等分为“末泥”、“引戏”、“副末”、“副净”和“装孤”等“杂剧色”。俱《武林旧事》的“官本杂剧段数”和《辍耕录》“金院本名目”又可知,杂剧色所演虽有故事,却还没有成为代言体的演出,而是歌舞的形式。虽然歌舞也可以发展出歌剧和舞剧,宋杂剧演出中的歌舞却是舞蹈者与歌唱者同演一事,“表”(歌唱内容)与“演”(舞蹈表现)是各自分离的。王国维《戏曲考原》在列举了曾布的《水调歌头》和董颖的《道宫·薄媚》两段大曲后曾有如下一段话:“今以曾、董大曲与真戏曲相比较,则舞大曲时之动作,皆有定制,未必与所演之人物所要之动作相适合。其词亦系旁观者之言,而非所演之人物之言,故其去真戏曲尚远也。”③这就是说,在歌舞演故事时,倘言语、动作、歌唱非与塑造人物的情节、内容要求相适合,这样的戏曲就是一种表演形式,还算不上是真戏曲。真戏曲须将定制化的动作“与所演之人物所要之动作相适合”,即变抒情歌舞为叙事歌舞;此外还要合旁观者之言与演者动作为一身。总之,王国维所认为的戏曲,是具有强烈抒情特征的歌舞化故事表演,当这种抒情“歌舞演故事”走向叙事化扮演时,就成为“真戏曲”。而通过叙事歌舞的形式表现故事的内容就构成后世所谓的“真戏剧”。②既然“真戏剧”都还没有形成,杂剧色就更不能看作是戏曲脚色了。二古典戏曲脚色的研究中,一个重大的缺陷就是不重视脚色制在戏曲发展形成过程中的重大作用。忽视戏曲艺术“戏”的成分主要是以“伎艺化”的扮演手段,在叙事演出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从这一角度看,唐戏弄是古典戏曲的准备阶段,但戏曲的成熟,应是在“官本杂剧段数”和“院本名目”的伎艺手段程式化积累完成并孕育出具有不同演出形态、职司的脚色后体现出来的。这一点通过对脚色演化的分析可以看得更清楚。杂剧色出现后,大致的分工如文献所载:“末泥为长,每一场四人或五人。先做寻常熟事一段,名曰艳段;次做正杂剧,通名两段。末泥色主张,引戏色分付,副净色发乔,副末色打诨,或添一人名曰装孤。其吹曲破断送者,谓之把色。③”也就是说五杂剧色中“末泥”为“戏头”,在“色有色长,部有部头”制度中就是杂剧色色长。但他并不侧身演出活动之外,“主张”就说他的演出职司,即以歌唱或韵说念白来参与演出,突出的演唱伎艺是末尼色发展为金元杂剧主唱之正末的基础,在女性所扮末泥则为主唱之正旦。此外,“分付”成为了引戏色的演出职司,那就是通过舞蹈身段动作,当然也要有言语念白的辅助,来参与到演出中“分付演出”,所谓“引戏”之“引”与末尼色的“戏头”比较,不同之处在本书第二章“末色考”中可以看出,是:末尼为戏头且“为长”的职司表明了其最早出场,很多情况下,最早出场也有“引”戏的含义;但在具体演出形态上,末尼色主张系以唱为主,而引戏色吩咐还要负责开场后演出人物的持续进行,以说白为“分付”。又因二者可以互通兼任,南戏中“引戏”接续“末尼”最早开场则为“末”。……末的“始事”之“引”是最早出场,随后可以中止交由其他脚色演出,“引戏”之“引”则是进行性可持续的表演形态。南戏中,因为引戏取代了末尼的开场始事,又在开场之通过“冲场”交由生脚演出,也就自然可命名为“末”。五杂剧色中,最为人熟知的是“副净色发乔,副末色打诨”的表演,根据其“发乔”与“打诨”的特点与后世戏曲脚色的比较可以看出,能够和这一演出的方式类同的只有南戏传奇中的净丑打诨戏谑,由于南戏传奇中的末和副末都极少参与科诨式演出,就和杂剧色中的副末有了很大不同。通过戏曲文物资料形象化的直观展示,结合杂剧色副末的“打诨”,我们考证了它其实就是我们久寻不得的“净”色,这一事实已为本书第三章的“净色考”所论证。杂剧色“副净”则如本书第五章和黄天骥先生所论述的那样,是戏曲脚色“丑”前身。此外,“添一人名曰装孤”的做法则发展成了后世戏曲演出中常见的,在次要演员人手不够时增加“外”、“贴”等脚色的做法,不过已不仅是“添一人”了。至此,我们得出了杂剧色和南戏传奇戏曲脚色之间发展的关系为:杂剧色 末泥 引戏 副末 副净 或添一人 脚色 生(女为旦) 末(女为旦) 净 丑 外、贴这一列表中的杂剧色脚色对应关系打破了以往认为戏曲脚色末净来自于杂剧色之副末、副净的结论,恢复了引戏色在戏曲脚色演化过程中应有的位置。此外,对于杂剧色演进到戏曲脚色过程的考证,也有力地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生、旦两个脚色晚于杂剧色末、净而出现,且它们的出现背景是戏曲演出活动适应散段式的伎艺性表演走向叙事故事的扮演,也就是说戏曲表演走向以塑造人物形象和铺叙故事情节为中心的变化,是生、旦作为戏曲脚色出现的前提条件。首先按照剧本所反映的事实,是“生”一律指的是男主角,“旦”一无例外地是女主角;其次结合生、旦名称后出的现象,我们的结论就是:生、旦的本质就是表明男女主人公的一个符号,是作为叙事文学中的男、女主角的演出者。一句话,旦者,戏曲中表明女性身份的符号而已;生者,戏曲中表明男性演员身份的符号而已。无论扮演者是男是女,其在剧中往往可由“生”、“旦”的名称决定其在剧中必为相应的男或女主人公,除此之外,别无深意。

中国戏曲的意义和价值体现在戏曲是民间社会的文化活动主体。中国戏曲体现了最为广泛的审美趣味和欣赏口味,成为从城市到乡村众多民众的一致爱好;戏曲也是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重要载体。它善恶分明、惩恶扬善、褒忠贬奸,传达民众的理想和愿望,所体现的爱国情怀、优秀品格、善良人性、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而要弘扬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离不开它的承载物—戏曲;同时戏曲是国宝性质的艺术样式。在众多传统艺术品类里,戏曲的艺术含量和文化营养最为丰富。戏曲是优美的综合艺术,是所有艺术门类的综合体现,包括故事情节、音乐唱腔、舞台表演、舞蹈杂技、灯光布景、服装化妆等。因而它既是传统审美的结晶,又是历史积淀的遗产;既是地道的民族艺术,又是民众参与度最高的大众艺术;此外戏曲是国人重要的精神家园。在全球化背景下,乡音乡曲是中国人寻找情感寄托、身份认同和精神归属的对象,传达乡音乡情的戏曲就成为大家最重要的精神家园。

中国戏曲史论文选题背景及意义

戏曲是中华文化和传统艺术的一颗明珠。历经数千年的历史积淀和艺术传承,中国戏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美学范式,在人类艺术宝库中独放异彩,不仅代表着古老的中国文化达到的文明高度,也彰显着中国人民伟大的艺术创造和艺术想象的精神魅力。中国戏曲以其独特的声腔、角色类型、程式化表演、虚拟性模仿被誉为世界三大戏剧表演体系之一。它是中华民族的文明骄傲和艺术自豪,也是我们的文化标志和艺术标杆。中国昆曲、京剧、粤剧等多个剧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百余种地方戏曲被确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一大批杰出的戏曲家被确定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重视戏曲的传承发展是一个文明社会对人类文化遗产艺术价值、精神高度、历史传承的文化立场与时代担当。戏曲在我国有悠久的传承发展历史。长期以来,戏曲都是中华文艺中具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受众群体的艺术样式。在中国历史上,戏曲长期发挥着寓教于乐的作用,是广大人民群众获取知识、学习历史,接受道德伦理教化的重要方式。戏曲来自民间,活跃在民间,影响着人民的情感、品德、思想、风俗,维系着中华民族的认同与和谐。中国戏曲的地域性、多样性也折射着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文明根性。丰富多彩的地方戏曲展示出中华文化和中国艺术的多姿多彩,满足着人民多样而丰富的文化需求,呈现着戏曲园圃百花齐放、春色满园的精神文明景观,也是人类文化中独一无二的文化风景。重视戏曲的传承发展是尊重和维护人民文化权益的重要举措,是尊重和维护文化多样性、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必然要求。戏曲在我国人民文化生活和审美实践中具有巨大的美学影响力。欣赏戏曲是中国人民千百年来流传的审美风尚。爱美之心人人有之。中国人民的美学趣味、美学爱好、审美习惯都凝聚和浓缩在戏曲的创造和欣赏中。戏曲中有中国文学的博大精深,有中国音乐的律吕神韵,有中国舞蹈的动作姿态,有中国美术的意象图式。戏曲舞台也是中国艺术家的摇篮,从古至今,英才辈出,剧作家、表演家、名角、流派,蔚为壮观。犹如西方文明中有索福克勒斯、莎士比亚一样,中国戏曲史上也有关汉卿、汤显祖、谭鑫培、梅兰芳等无数彪炳历史、光耀世界的大家名家。中国戏曲是中国文化的伟大传统,戏曲的传承发展是弘扬中华文明的千秋大业。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始终高度重视戏曲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不断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和继承这一笔优秀的文化遗产,成为治国理政的优良传统。当代戏曲人不辱使命奋发有为,不断与时俱进推动戏曲发展,形成了出人才、出作品、走正路和传统戏、新编历史剧、现代戏并举共荣的发展格局,积累了丰富的艺术实践经验。尽管我们面临着时代发展转型、文化多样多元、艺术欣赏变革变迁的严峻的全面的挑战,但是,戏曲的传承发展依然是时代之需、民族之要、文化之求、人民之盼。

京剧:《长坂坡》、《汉津口》、《芦花荡》、《两将军》、《连营寨》豫剧也称河南梆子、河南高调。因早期演员用本嗓演唱,起腔与收腔时用假声翻高尾音带“讴”,又叫“河南讴”。在豫西山区演出多依山平土为台,当地称为“靠山吼”。因为河南省简称“豫”,解放后定名为豫剧。是河南省的主要剧种之一。 豫剧的流行地区分布甚广,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新疆、西藏都有豫剧演出。 豫剧在声腔上属梆子腔系,据清李绿园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成书的《岐路灯》和乾隆五十三年(1788)《杞县志》记载,当时本地梆子戏已在开封、杞县一带盛行,并曾与罗戏、卷戏合班演出,称为“梆罗卷”。 豫剧音乐分有四个流派:以开封为中心的唱法称“祥福调”;以商邱为中心的唱法称“豫东调”,又称东路调;以洛阳为中心流传的唱法称为“豫西调”,又称西府调、靠山簧;豫东南沙河流域流传的唱法称“沙河调”,又称本地梆。 艺人相传,豫剧最早的传授者为蒋门、徐门两家,蒋门在开封南面的朱仙镇,徐门在开封东面的清河集,都曾办过科班。后在开封一带的,形成祥符调;传至商丘一带的,形成 豫东调;流入洛阳的一支,发展为豫西调;流入漯河的一支,被称为沙河调。 豫剧历史上有名的演员,据邹少和先生回忆:“宣统间,小旦李剑云者,阳武人,天赋佳喉,清脆圆润,高下疾徐,婉转曲折,玑珠走盘,无不如意,又复善制新腔。自李氏出,剧风为之一变,优伶界中感叹为空前绝后之才”。比较著名的须生有张小乾、张同庆、澎海豹、许树云。名小生有黄儒秀(黄娃、黄马褂)、王金玉(筱火鞭)。红脸王唐玉成,武曹彦章等。 1927年后,豫剧界出现了女演员王润枝、马双枝、陈素真、常香玉等,她们先后在开封等城市演出中,吸收了坠子、大鼓、京剧的一些唱腔、剧目和表演;又有樊粹庭、王镇南等为陈素真、常香玉等编写了一批新戏,使豫剧的舞台艺术发生了显著变化。1938年,常香玉在豫西调的基础上,吸收豫东调的一些唱腔,突破界限,形成新的流派,陈素真、崔兰田、马金凤、阎立品等,也各以自己独特的风格卓然成家。小生赵义庭、须生唐喜成、黑脸李斯忠也成为各具特色的名演员。 1949年以后,河南豫剧院三团,以演现代戏为主,创作了许多新戏新腔,并培养出一批以演现代戏见长的演员,如高洁、魏云、柳兰芳、马琳、王善朴等。 如今,豫剧除遍及本省外,又传播到邻近各省,并在各地组成了不少专业剧团。 豫剧一向以唱功见长,唱腔流畅、节奏鲜明、极具口语化,一般吐字清晰、行腔酣畅、易为听众听清,表演风格朴实、乡土气息浓厚,深受观众欢迎。 豫剧音乐丰富多采,曲调流畅,节奏鲜明,文场柔和舒畅,武场炽烈劲切,艺术风格豪迈激越。唱腔结构为板式变化体。唱词通俗易懂,多为七字句或十字句。它有独特的板式结构和比较完整的音乐程式。可分为慢板、流水板、二八板、飞板四大板类。豫剧的伴奏乐器分文武场面,文有二弦、三弦、月琴,称之为老三手或仨弦手。后因二弦音色尖噪而代之以板胡。武场常用的乐器有板鼓、堂鼓、大锣、小锣(又名堂锣或手锣)、手镲、梆子、手板等。 豫剧的脚色行当分:四生;四旦;四花脸。俗称:“四生四旦四花脸,八个场面(即一鼓二锣仨弦手,梆子手镲共八口)俩箱倌”。四生是大红脸(又叫红净、戏生)、二红脸(又叫马上红脸)、小生、边生(又叫二补红脸);四旦是正旦(青衣)、小旦(花旦、闺门旦)、老旦、帅旦;四花脸是黑头(副净)、大花脸、二花脸、三花脸。正因为是男八女四的行当,把四生四花脸叫做外八角,以男角为主的戏叫做“外八角戏”。 据1956年统计,传统剧目有647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对花枪》、《三上轿》、《地塘板》、《提寇》、《铡美案》、《十二寡妇征西》等。1949年以来,整理、改编的传统戏有《红娘》、《花木兰》、《穆桂英挂帅》、《破洪州》、《唐知县审诰命》等;创作改编的现代戏有《朝阳沟》、《刘胡兰》、《李双双》、《人欢马叫》,移植演出的《小二黑结婚》、《罗汉钱》、《祥林嫂》、《五姑娘》、《红色娘子军》等许多剧目。等。其中《花木兰》、《穆桂英挂帅》、《唐知县审诰命》(《七品芝麻官》)、《秦香莲》(《包青天》)、《朝阳沟》、《人欢马叫》等均摄制成影片。 北京——京剧、北京曲剧 河北——评剧、河北梆子、丝弦、老调 哈哈腔、乱弹、平调落子、唐剧 山西——晋剧、北路梆子、蒲剧、上党梆子 内蒙古——二人台、漫瀚剧 辽宁——喇叭戏、辽南戏(辽剧) 吉林——吉剧、新城戏、黄龙戏 黑龙江——龙江剧 陕西——秦腔、碗碗腔、眉户 甘肃——陇剧 宁夏——花儿剧 青海——青海平弦戏 新疆——曲子戏 山东——吕剧、山东梆子、莱芜梆子、柳子戏 茂腔、五音戏、柳琴戏 河南——豫剧、越调、河南曲剧、大平调、道情 江苏——昆曲、淮剧、扬剧、锡剧、苏剧 安徽——黄梅戏、徽剧、庐剧、泗州戏、坠子戏、凤阳花鼓戏 上海——沪剧、滑稽戏 浙江——越剧、婺剧、绍剧、瓯剧、甬剧 江西——赣剧、弋阳腔、南昌采茶戏、赣南采茶戏 萍乡采茶戏、吉安采茶戏 福建——莆仙戏、梨园戏、高甲戏、闽剧、芗剧 广东——粤剧、潮剧、正字戏、广东汉剧、西秦戏、梅山山歌剧 台湾——歌仔戏 海南——琼剧、海南人偶剧 广西——桂剧、彩调、壮剧 湖南——湘剧、祁剧、巴陵戏、湖南花鼓戏 湖北——汉剧、楚剧、荆州花鼓戏 四川——川剧 重庆—— 云南——滇剧、云南花灯戏、傣剧、白剧、彝剧 贵州——黔剧、贵州花灯戏 西藏——藏剧红脸含褒义,代表忠勇,如关羽;黑脸为中性,代表猛智,如包拯;蓝脸为中性,代表草莽英雄,如窦尔敦;白脸含贬义,代表凶诈,如曹操。) a.与希腊的悲喜剧、印度的梵剧合称为世界三大古老戏剧的剧种是什么? (中国戏曲) b.中国戏曲起源于哪些形式?(民间歌舞、说唱、滑稽戏) c.享有“中国戏曲之母”雅称的是。(昆剧) d.戏曲的角色分为哪四大行当?(生、旦、净、丑) e.我国戏曲采用哪些艺术手段表现人物?(唱、念、做、打) f.享有“东方歌剧”盛誉的是。(京剧) g.戏剧表演艺术有哪些技术方法?(手、眼、身、法、步) h.京剧“四大须生”分别是。(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奚啸伯) i.戏曲表现生活的基本手法是。(虚拟——没有实物的表演) j.发展于安徽安庆一带的剧种是。(黄梅戏) k.京剧“四大名旦”是。(梅兰芳、荀慧生、程砚秋、尚小云) l.“旦”可分为哪几类?(正旦、花旦、闺门旦、武旦、老旦、彩旦)

中国戏剧的题材,除了一部分取之于现实生活之外,一部分取之于历史典箱或历史传说,大部分直接取之文学作品。传统诗文、小说、话本、传奇、变文、弹词等等,成为中国戏剧取之不尽的题材。当戏剧创作者面对同一题材时,有时互有胜负,有时则不分仲伯。他们往往苦心经营,有时甚至是搜索枯肠,为的是提炼主题,凝聚精神。当一部剧作的主题精神超越历史或同人时,便有能成为艺术杰作;而当同一题材的多部剧作,其主题精冲分别可以确立时,其剧作的艺术价值往往不是平分秋色,就是三足鼎立。谭正璧认为:“中国古代的戏剧,向来有南戏和北戏的分别:金元杂剧属于北戏,而宋元戏文属于南戏……后来元人统一中国,南北戏遂在各地同时盛行。于是戏剧作家彼此争奇斗胜,往往同一题材,亦彼此争用,各运巧思,以写成他们的杰作。

中国戏曲史论文选题背景及意义初中

中国戏剧的题材,除了一部分取之于现实生活之外,一部分取之于历史典箱或历史传说,大部分直接取之文学作品。传统诗文、小说、话本、传奇、变文、弹词等等,成为中国戏剧取之不尽的题材。当戏剧创作者面对同一题材时,有时互有胜负,有时则不分仲伯。他们往往苦心经营,有时甚至是搜索枯肠,为的是提炼主题,凝聚精神。当一部剧作的主题精神超越历史或同人时,便有能成为艺术杰作;而当同一题材的多部剧作,其主题精冲分别可以确立时,其剧作的艺术价值往往不是平分秋色,就是三足鼎立。谭正璧认为:“中国古代的戏剧,向来有南戏和北戏的分别:金元杂剧属于北戏,而宋元戏文属于南戏……后来元人统一中国,南北戏遂在各地同时盛行。于是戏剧作家彼此争奇斗胜,往往同一题材,亦彼此争用,各运巧思,以写成他们的杰作。

提要:戏曲成熟的突出标志是脚色的形成,戏曲的发展也和戏曲脚色的发展密不可分,探讨脚色的演化,对戏曲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早期出现的巫傩演出和俳优表演,虽然标志了中国戏剧较早的起源与发生,巫灵、俳优却并非脚色。在唐代部色影响下,宋金时期出现的杂剧色才是脚色的源头,五杂剧色变伎艺性的歌舞、说唱等演出方式为搬演故事的形态时,脚色就出现了。而脚色又在搬演故事、塑造人物形象的过程中发生分化。所以古典戏曲脚色的演化明显分为两个阶段:从杂剧色到生旦净末丑等脚色的出现,是由伎艺表演定型为脚色的演进阶段;定型化的脚色分蘖出自身的老、小、副等脚色则是脚色的分化阶段。 我国戏剧的起源甚早,而戏曲的成熟则甚晚。在戏曲成熟之前,包括参军戏在内的各类戏剧演出中都还没有脚色的出现,而脚色体制的完备则是戏曲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戏曲脚色经历了由唐至宋的漫长的孕育时期,为戏曲的成熟做好了伎艺经验的积累,演员分类的雏形,演出内容的准备等。伎艺表演之“戏”与叙事内容之“曲”的结合,最终要通过脚色的演出来完成。通过对于戏曲脚色的形成的探讨,我们可以获得探讨戏剧起源与戏曲形成关系的具体视角。原始戏剧和古剧的演出中是没有脚色的,作为一种便于安排调度的制度化的人员分类,脚色的形成受到了宫廷部色制度的深刻影响,尽管脚色名称有其令人难解之处,其所具有的深刻的人文烙印还是无可置疑的。而脚色制度一旦确立,便开始具有了独立的品格,开始和戏曲形态的演进相结合,发生着变化。对脚色演化的梳理和探讨有助于我们通过具体的考证研究获得对戏曲演进的理论认识。一戏曲脚色的出现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却是中国戏剧发展的分水岭。横而言之,脚色制标志了中国传统戏曲与西方戏剧的差异。纵而言之,从我国的原始戏剧到诸种泛戏剧形态,最后到戏曲,脚色标志了戏曲的成熟,为诸种戏剧形态走向成熟的戏曲提供了足资效法的路径和方式。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是:戏曲是不是戏剧?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反过来问个问题:是不是所有戏剧样式都可以和戏曲划等号呢?却没有办法得到肯定答复。由此,我们可一言以概之:戏曲是戏剧的一种类型,就像戏剧可包括话剧、歌剧和舞剧,也可包括歌、舞、说白合而为一的戏曲,而戏曲和诸种戏剧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通过脚色制进行演出。所以说有无脚色制是戏曲和一般意义而言的戏剧的分水岭。对此问题,可以通过对戏剧发展史的探讨而获得深入理解。关于戏剧的发生与起源,王廷信先生说:……就历史事实而言,在中国早期历史上,戏剧之形式本体——扮演又曾长期依附于宗教仪式。原始部族宗教对戏剧的孕育说明了这一点。这种现象同原始部族宗教仪式的混沌性有关。随着人类文明的进化,宗教和戏剧都分别会形成其质的规定性,朝着各自的方向发展。①宗教在戏剧发生与起源上所起的作用是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共同现象,虽然这样说有些笼统,但又确实是为现存原始部族的宗教仪式和文物、文献材料所印证的历史事实。故王国维指出:“灵之为职,或偃蹇以象神,或婆娑以乐神,盖后世戏剧之萌芽,已有存焉者矣。②” 通过《宋元戏曲史》第一章“上古至五代之戏剧”的探讨,王国维在注意到巫(灵)对戏剧起源的作用的同时,还注意到随着文明进步,国家的出现使宫廷中的俳优从另外一个方面对于戏剧的产生发挥了较大的影响,概言之即:巫以乐神,而优以乐人;巫以歌舞为主,而优以调谑为主,巫以女为之,而优以男为之。至若优孟之为孙叔敖衣冠,而楚王欲以为相;优施一舞,而孔子谓其笑君,则于言语之外,其调戏亦以动作行之,与后世之优,颇复相类。后世戏剧,当自巫、优二者出。①而无论巫灵还是俳优,戏剧性的装扮表演只是他们各自职司的一部分内容。此外,戏曲脚色的装扮表演还和这些巫灵、俳优的表演有着很大不同。从功能上说,巫灵扮演的目的是沟通神人,表达对神灵的敬畏和祈福禳灾的,装扮表演自身是为了更好、更有效地达致其诉求的愿望,这样的扮演注重的不是戏剧效果,而是愿望的实现。巫灵扮演中,今人看到的戏剧化的形式在当事人的意念中却没有丝毫的存在,而戏剧化的形式也仅是巫灵演出的手段而已。这样,巫灵自身甚至算不得演员,他的表演不是给他人作愉悦身心的观赏,而是通过全身心的投入所形成的情感体验感染他的族人,共同进入一种虔诚的宗教氛围中。此外,巫灵装扮也不同于戏曲脚色的装扮。戏曲脚色装扮的效果首先是愉悦美,要使观众赏心悦目,巫灵扮演则希望营造一种意想中的逼真的氛围,以使其所诉求的愿望更好的完成。原始巫灵在周代制礼作乐的制度化改造后,依然顽强的存在,甚至到今天,比如在先秦的民间广泛盛行“乡人傩”,汉代则有每年的宫廷大傩逐除仪式,而时至今日的民间也不绝如缕地残存着原始巫灵的种种痕迹。只是随着文明进步,笼罩在原始巫灵表演中的那种能够感染观演者作共同的情感体验的宗教氛围已消退淡化,于是逐渐具有了某些戏剧化的因素。更重要的是,由于制度化的礼乐文化的强制力,巫灵、傩除等具有原始宗教特点的活动也被改造为祭礼的形式。于是我们看到,最初带有令人紧张的气氛的巫灵、傩除表演渐渐被戏拟化的礼敬仪式所笼罩,这一过程中的参与者基本具有了某种仪式戏剧表演者的特点,但也毕竟不可能被看作是戏曲脚色,甚至也还不是戏剧演员。同样,对于俳优来讲,他们的某些戏谏活动虽被我们按照戏剧要素的分解而获得了戏剧演出的结论,其实也是似是而非的认识。对要素的分解和对整体认识的结论往往会有脱节,比如每一种植物都可以分解出蛋白质、叶绿素,但不等于含有蛋白质、叶绿素的生物都是植物。所以这样的研究不能改变俳优戏谏的本质:《宋元戏曲史》对于滑稽戏与歌舞戏曾作如下区分:“一以歌舞为主,一以言语为主;一则演故事,一则讽时事;一为应节之舞蹈,一为随意之动作;一可永久演之,一则除一时一地外,不容施于他处。②”就能很好地说明俳优戏谏的本质,何况,早期俳优还只是滑稽戏的萌芽阶段。即以《优孟衣冠》而论,其所装扮之行为与效果和戏剧舞台上演出“优孟衣冠”故事的区别是什么呢?周贻白先生说: 其实,这段故实,说它已具戏剧的形式,显然过早,因为戏剧的基本条件,是要表演故事。优孟之“为孙叔敖衣冠”,固已作人物的模仿,而其目的,却不过借这种形式来实行其谲谏。形貌和举止之像孙叔敖,充其量,不过接近戏剧中一个脚色,而所表演的,仅为“庄王置酒,前为寿”,并无情节可言,岂得谓为戏剧?③周氏之“脚色”实为扮人物的“角色”之意,故“优孟衣冠”中的优孟只是专扮某一人而已,和戏曲脚色可以扮不同角色人物远不可同日而语。就俳优的职责而言,固然可以被看作是御用演员,但他们主要是通过歌舞、伎艺的展示为王公贵族提供愉悦身心的表演,即使有戏谏扮演也仅偶然为之,不可能成为重要职司,所以根本就算不得是戏剧演员,“俳优杂戏”固其宜也。当然,这种情况自唐代开始发生了变化。唐代对于中国戏剧史的重要价值体现在如下四点:一是规模空前的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为戏剧形态的演变增添了大量的养分;二是空前繁盛的乐舞为戏剧的舞蹈化扮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是散乐表演中出现了初步伎艺化的经验手段的积累,为其他伎艺化表演手段走上程式化发展和经验积累的道路开辟了道路;四是宫廷中的乐部制度确立了宫廷演员的部色分类,从人文制度的层面完善了导致戏曲脚色经由杂剧色出现并成熟的机制。首先看前三点。《宋元戏曲史》在分析唐代歌舞戏“大面”与“踏摇娘”的歌舞表演之特色与性质时认为:前此虽有歌舞,未用之以演故事;虽演故事,未尝合以歌舞,不可谓非优戏之创例也。盖魏齐周三朝,皆以外族入主中国,其与西域诸国,交通频繁,龟兹、天竺、康国、安国等乐,皆于此时入中国。而龟兹乐则自隋唐以来,相承用之,以迄于今。此时外国戏剧,当与之俱入中国。①可以作为隋唐以来中外戏剧交流的一个例证。大量敦煌乐舞的壁画、雕塑更可以为此说法作一个有力的注解,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舞蹈史研究组编写的《全唐诗中的乐舞资料》(人民音乐出版社,1996年)则可以与敦煌文物一起提供有力的文献支持。而这些材料和说法则可以让我们看到煌煌大唐当年的舞蹈风尚:隋唐时代,特别是唐代,舞蹈活动极为普遍。社会各阶层,在不同的场合,运用各种方式,频繁地进行丰富多彩的舞蹈活动。舞蹈是人们乐于欣赏的表演艺术,又是人们用以自娱的极好方式。因此,王室贵族祭祀天地祖先、朝会大典、宴百寮及域外来宾,或欣赏,或自娱,都有舞蹈活动;佛寺神庙宣传宗教、招揽信徒、礼佛敬神,有舞蹈活动;民间巫觋通神娱神,也要借助舞蹈;酒肆、广场、街头,有乐舞艺人献艺谋生;传统节日举行大酺,有大规模的群众舞蹈活动遍及城市乡村,几天几夜歌舞不停,舞蹈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②从戏曲表演中的脚色都可以载歌载舞看,与这一时期的舞蹈风尚实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其实,戏曲表演舞蹈化的伎艺手段也就是自唐代开始的。“歌舞演出是一个形态丰富的载体,这其中自然孕育着戏剧扮演的要素,而在走向叙事扮演的过程中,需要有一些具体的伎艺手段把这些已经呼之欲出的戏剧要素表现出来,提炼为纯粹的戏剧手段。③”这些手段主要就是“弄”伎和“打”伎,其中“弄”伎就是自唐代散乐中各类“戏弄”表演发展而来。④且这些伎艺手段是造成一般角色和戏曲脚色本质差异的重要依据。再看第四点。在第一章中,通过对脚色来源与演化为戏曲术语过程的探讨,我们知道了在戏曲脚色形成之前,首先是伎艺化的演员群体“杂剧色”,而这些杂剧色的存在和产生就是杂剧“传学教坊十三部”后,借鉴了宫廷教坊的“部色”制才逐步形成的。而教坊中分部管理始自隋代“七部乐”到“九部乐”的变化,唐代则出现了“九部乐”到“十部乐”,继而有唐玄宗“梨园”的创立,自此进一步根据伎艺水平的高下与所演种类分为“坐部伎”与“立部伎”等。这种管理办法在宋代体现为“色有色长,部有部头”的“筚篥部、大鼓部、拍板部”与“歌板色、琵琶色、筝色、方响色、笙色、龙笛色、头管色、舞旋色、杂剧色、参军色”等。在此基础上,杂剧的“杂”又使得其诸“杂”演员按照自身的职司与演出形态等分为“末泥”、“引戏”、“副末”、“副净”和“装孤”等“杂剧色”。俱《武林旧事》的“官本杂剧段数”和《辍耕录》“金院本名目”又可知,杂剧色所演虽有故事,却还没有成为代言体的演出,而是歌舞的形式。虽然歌舞也可以发展出歌剧和舞剧,宋杂剧演出中的歌舞却是舞蹈者与歌唱者同演一事,“表”(歌唱内容)与“演”(舞蹈表现)是各自分离的。王国维《戏曲考原》在列举了曾布的《水调歌头》和董颖的《道宫·薄媚》两段大曲后曾有如下一段话:“今以曾、董大曲与真戏曲相比较,则舞大曲时之动作,皆有定制,未必与所演之人物所要之动作相适合。其词亦系旁观者之言,而非所演之人物之言,故其去真戏曲尚远也。”③这就是说,在歌舞演故事时,倘言语、动作、歌唱非与塑造人物的情节、内容要求相适合,这样的戏曲就是一种表演形式,还算不上是真戏曲。真戏曲须将定制化的动作“与所演之人物所要之动作相适合”,即变抒情歌舞为叙事歌舞;此外还要合旁观者之言与演者动作为一身。总之,王国维所认为的戏曲,是具有强烈抒情特征的歌舞化故事表演,当这种抒情“歌舞演故事”走向叙事化扮演时,就成为“真戏曲”。而通过叙事歌舞的形式表现故事的内容就构成后世所谓的“真戏剧”。②既然“真戏剧”都还没有形成,杂剧色就更不能看作是戏曲脚色了。二古典戏曲脚色的研究中,一个重大的缺陷就是不重视脚色制在戏曲发展形成过程中的重大作用。忽视戏曲艺术“戏”的成分主要是以“伎艺化”的扮演手段,在叙事演出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从这一角度看,唐戏弄是古典戏曲的准备阶段,但戏曲的成熟,应是在“官本杂剧段数”和“院本名目”的伎艺手段程式化积累完成并孕育出具有不同演出形态、职司的脚色后体现出来的。这一点通过对脚色演化的分析可以看得更清楚。杂剧色出现后,大致的分工如文献所载:“末泥为长,每一场四人或五人。先做寻常熟事一段,名曰艳段;次做正杂剧,通名两段。末泥色主张,引戏色分付,副净色发乔,副末色打诨,或添一人名曰装孤。其吹曲破断送者,谓之把色。③”也就是说五杂剧色中“末泥”为“戏头”,在“色有色长,部有部头”制度中就是杂剧色色长。但他并不侧身演出活动之外,“主张”就说他的演出职司,即以歌唱或韵说念白来参与演出,突出的演唱伎艺是末尼色发展为金元杂剧主唱之正末的基础,在女性所扮末泥则为主唱之正旦。此外,“分付”成为了引戏色的演出职司,那就是通过舞蹈身段动作,当然也要有言语念白的辅助,来参与到演出中“分付演出”,所谓“引戏”之“引”与末尼色的“戏头”比较,不同之处在本书第二章“末色考”中可以看出,是:末尼为戏头且“为长”的职司表明了其最早出场,很多情况下,最早出场也有“引”戏的含义;但在具体演出形态上,末尼色主张系以唱为主,而引戏色吩咐还要负责开场后演出人物的持续进行,以说白为“分付”。又因二者可以互通兼任,南戏中“引戏”接续“末尼”最早开场则为“末”。……末的“始事”之“引”是最早出场,随后可以中止交由其他脚色演出,“引戏”之“引”则是进行性可持续的表演形态。南戏中,因为引戏取代了末尼的开场始事,又在开场之通过“冲场”交由生脚演出,也就自然可命名为“末”。五杂剧色中,最为人熟知的是“副净色发乔,副末色打诨”的表演,根据其“发乔”与“打诨”的特点与后世戏曲脚色的比较可以看出,能够和这一演出的方式类同的只有南戏传奇中的净丑打诨戏谑,由于南戏传奇中的末和副末都极少参与科诨式演出,就和杂剧色中的副末有了很大不同。通过戏曲文物资料形象化的直观展示,结合杂剧色副末的“打诨”,我们考证了它其实就是我们久寻不得的“净”色,这一事实已为本书第三章的“净色考”所论证。杂剧色“副净”则如本书第五章和黄天骥先生所论述的那样,是戏曲脚色“丑”前身。此外,“添一人名曰装孤”的做法则发展成了后世戏曲演出中常见的,在次要演员人手不够时增加“外”、“贴”等脚色的做法,不过已不仅是“添一人”了。至此,我们得出了杂剧色和南戏传奇戏曲脚色之间发展的关系为:杂剧色 末泥 引戏 副末 副净 或添一人 脚色 生(女为旦) 末(女为旦) 净 丑 外、贴这一列表中的杂剧色脚色对应关系打破了以往认为戏曲脚色末净来自于杂剧色之副末、副净的结论,恢复了引戏色在戏曲脚色演化过程中应有的位置。此外,对于杂剧色演进到戏曲脚色过程的考证,也有力地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生、旦两个脚色晚于杂剧色末、净而出现,且它们的出现背景是戏曲演出活动适应散段式的伎艺性表演走向叙事故事的扮演,也就是说戏曲表演走向以塑造人物形象和铺叙故事情节为中心的变化,是生、旦作为戏曲脚色出现的前提条件。首先按照剧本所反映的事实,是“生”一律指的是男主角,“旦”一无例外地是女主角;其次结合生、旦名称后出的现象,我们的结论就是:生、旦的本质就是表明男女主人公的一个符号,是作为叙事文学中的男、女主角的演出者。一句话,旦者,戏曲中表明女性身份的符号而已;生者,戏曲中表明男性演员身份的符号而已。无论扮演者是男是女,其在剧中往往可由“生”、“旦”的名称决定其在剧中必为相应的男或女主人公,除此之外,别无深意。

中国戏曲的意义和价值体现在戏曲是民间社会的文化活动主体。中国戏曲体现了最为广泛的审美趣味和欣赏口味,成为从城市到乡村众多民众的一致爱好;戏曲也是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重要载体。它善恶分明、惩恶扬善、褒忠贬奸,传达民众的理想和愿望,所体现的爱国情怀、优秀品格、善良人性、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而要弘扬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离不开它的承载物—戏曲;同时戏曲是国宝性质的艺术样式。在众多传统艺术品类里,戏曲的艺术含量和文化营养最为丰富。戏曲是优美的综合艺术,是所有艺术门类的综合体现,包括故事情节、音乐唱腔、舞台表演、舞蹈杂技、灯光布景、服装化妆等。因而它既是传统审美的结晶,又是历史积淀的遗产;既是地道的民族艺术,又是民众参与度最高的大众艺术;此外戏曲是国人重要的精神家园。在全球化背景下,乡音乡曲是中国人寻找情感寄托、身份认同和精神归属的对象,传达乡音乡情的戏曲就成为大家最重要的精神家园。

中国戏曲史论文选题背景和意义

自2002年10月16日开始,为期7天的"中国戏剧现状学术研讨会"在昆明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话剧理论与历史研究会"发起,由云南艺术学院承办,与会者由来自云南艺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上海戏剧学院、北京广播学院、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苏州大学的本学会骨干成员组成,他们也是近年来活跃在戏剧现状研究方面的专家、学者,此次相聚,目的在于描述近20年来中国戏剧的发展,对其中的成绩与经验、教训与不足,进行学术总结和理论研讨,对于妨碍艺术进步的诸种不良倾向予以批评,为中国戏剧的存在寻找现实定位,并为其未来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如果楼主觉得多,可以自己删。  戏剧起源  关于戏剧起源,有九种说法。在此,我们只详细讨论各种关于戏剧起源的歌舞说的观点。  歌舞说,此说又可析为三种:  (1)宫廷乐舞说,清代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云:“梁时大云之乐,作一老翁演述西域神仙变化之事,优伶实始于此。”刘始培在《原戏》中根据古代乐舞多有妆扮人物之事实,认为“戏曲者,导源于古代乐舞者也……则固与后世戏曲相近者也。”常任侠在《在国原始的音乐舞蹈与戏剧》中,较为系统的考察了原始音乐舞蹈的戏剧因素后认为“原始社会中的简单的音乐舞蹈,便是后来做成完美戏剧的前躯”。周贻白的《中国戏剧史长编》将中国戏剧的最早源头溯至“周秦的乐舞”。  (2)上古歌舞说,张庚、郭汉城主编《中国戏曲通史》开篇首句云:“中国戏曲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原始时代的歌舞。”我们知道一切艺术起源于劳动,中国的歌舞也不例外。《书经舜典》上说:“予击石附石,百兽率舞。”所谓百兽率舞,并不是像后来的儒家所神秘化的那样,说是在圣人当世连百兽都来朝拜舞蹈了,这种舞是用石相击或用手击石来打出节秦的,那时连鼓也没有,可见是很原始的。到后来才有了鼓,所谓“鼓之舞之,”这就进一步了。这种舞可能是出去打猎以前的一种原始宗教仪式,也可能是打猎回来之后的一种庆祝仪式,《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说:“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鏖革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像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这是战国时代关于古代乐舞的一种传说。可以透过这段歌舞的描写看出一幅原始猎人在山林中打猎的景象:“一面呼啸,一面打着、各种陶器、石器发响去恐吓野兽,于是野兽们就狼奔豸突地逃走而终于落网了,这位原始时代的艺术家“质”(其实并不是一个人,而是当时全体人民)就是按生活中的实际来创造了狩猎舞,这时所谓的“百兽”实际是人披兽皮而“舞”的场景,不过是对于狩猎生活的愉快和兴奋的回忆罢了。当然,这时的场景都是已经艺术化了,音乐、舞蹈都是已经节奏化了的,这种舞蹈带着浓厚的仪式性,它是响氏族的保护神或始祖祈祷,以求这次出去打猎获得丰收,或者是打猎回来为了酬谢神祗而举行的。但不管它是什么仪式,也不管它披着多厚的原始宗教的外衣,其实际意义,乃是一种对于劳动的演习、锻炼,这不光是锻炼了猎人们的熟练程度,而且也培养了年轻的猎人,《书经舜典》中有命夔“典乐教胄子”的记载。“胄子”的注解是贵族子弟,但原始社会没有贵族,恐怕就是年轻武士了,用乐舞去教年轻武士,不是锻炼他们又是什么呢?因为它的内容就是原始人狩猎动作的模仿。  既然是模仿劳动的动作,这也就可以说是最原始的表演了。  原始的舞蹈总是和歌相伴的,他们决不是闷声不响地跳,而是一面跳一面欢呼歌唱。《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还说:“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而歌八阕。”略可想见当时的情形。 在原始社会,歌舞不止狩猎舞一种,还有战争舞,它的性质和狩猎舞是差不多的,到了进入农耕时代,又产生了一系列有关农事的祭典,如“蜡”如“雩”。蜡是在年终时,为了酬谢与农事有关的八位神灵而举行的。在这一天,公社的成员是尽情欢乐、开怀畅饮、唱歌跳舞的。这种风气一直遗留到春秋时代。《孔子家语观乡》说:“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为乐也。孔子曰:百日之劳,一日之乐,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可以看出这完全是劳动农民一年辛苦后的欢乐。  相传“蜡”是伊耆氏所首创,一说伊耆氏就是神农氏足见这是与农业发达时期密切相连的风俗。“雩”是天旱求雨的祭祀。《周礼春官》“宗伯”下记载:“司巫……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周记》的记载虽然是奴隶社会的事,但显然是原始时代的遗留下来的风俗,除此之外,在原始公社的许多节日也举行舞蹈。例如男女相爱,也有一个节日,大家会合在一起来唱歌跳舞。这个节日在汉民族就是祭祀氏族女始祖的日子,所跳的舞据说就叫做“万舞”现在西南少数民族的所谓“跳月”“摇马郎”“歌墟”等可能就是这种节日遗留下来的形态。  原始歌舞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它的全民性。到了奴隶社会,有了阶级,在艺术上的情况也就起了变化,这时祭祀仪式已经不复是全民性的节日歌舞,它成了只是奴隶主贵族所专有的了,第一个把天下传给自己儿子的禹,当他治水成功,做了部落联盟的首领之后,立刻“命皋陶作为夏龠九成,以昭其功”见《吕氏春秋古乐》这里的乐舞已经开始失去全民的意义,而成为夸耀个人功绩的手段了,禹的儿子启也学习他这一手,用歌舞来夸耀,并装点自己的威严。据传说他三次上天,从天上偷来了《九招》(即《九韶》)歌舞,在“大穆之野”举行表演。从此以后,奴隶主贵族们便把本是属于全民的歌舞拿来歌颂自己的功德,《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还说:“汤乃命伊尹作为《大护》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见其善”。而《大武》之舞却又是歌颂周武王和周公灭商及平定奴隶叛乱的武功的,这是所谓“武舞”它是手执盾牌和武器而舞蹈的,还有歌颂周朝统治者治国如何有秩序、如何天下太平的《韶舞》,这就是称为“文舞”。  现从《史记乐书》中引一段关于《大武》之舞的记载如下: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孔子与之言,及乐……子曰:“……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狭。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四伐,盛威于中国也,分夹 而进,事蚤济也,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志也。”从这段对于《大武》之舞的解释来看,他包涵着一段故事的内容,舞虽不足以表现它的内容,但演故事的倾向却也存在了。  (3)西域歌舞说,陈村、霍旭初《论西域歌舞戏》中指出:汉唐间,随东西方交通之开拓、经济文化交流之频繁,西域文化艺术的一支——歌舞戏,逐步传入中原,成为我国戏剧的重要源流之一。无论汉代的百戏,唐代的乐舞,西域成分都占相当比重,尤其在唐代,戏剧的因素渗入乐舞之中,西域歌舞戏与中原传统戏剧的融合,不仅出现了唐代兴盛的歌舞戏品种,并对后世的戏剧有十分深远的影响,我国学者任半塘先生指出:唐代歌舞戏“纵面承接汉晋南北朝之渊源,横面彩纳西域歌舞戏之情调 ”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许地山先生就阐述了六朝时候西域诸如龟兹,康国等及伊斯兰或印度乐舞的东来,有“杂戏”也进入中土的见解。  关于唐代歌舞戏,《旧唐书音乐志》载:歌舞戏有大面、拨头、踏摇娘、窟垒子等戏。任半塘先生认为凡唐人“俳优歌舞杂奏”皆为歌舞戏。他在《唐戏弄》第二章《歌舞戏总》中还指出:“一旦内容有故,或技艺涉说白,虽记载简略,表现模糊。亦非认为歌舞戏不可。”属西域歌舞戏者,《旧唐书》中仅举“拨、头”一戏,曰“拨头出西域,胡人为猛兽所噬,其子求兽杀之,为此舞以象之也。”任半塘考歌舞戏,涉受西域影响的戏剧很多,明确指出为西域歌舞戏“剧录”者有“西凉伎”、“苏莫遮”、“舍利弗”等,属“戏体”者有“钵头”、“弄婆罗门”等。“苏莫遮”是西域歌舞戏中有代表性的一个剧目,对苏莫遮的记载,以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四十一为详细:苏莫遮,西戎胡语也,正云飒磨遮,此戏本出西龟兹国,至今犹有此曲,此国浑脱、大面、拨头之类也,或作兽面或像鬼神,假作种种面具形状,以泥水沾沥行人,或持索搭钩,捉人为戏,每年七月初,公行此戏,七日乃停。土俗相传云:常以此法禳厌,驱趁罗刹恶鬼食啖人民之灾也。”苏莫遮,又称泼寒胡戏,从文献上看,苏莫遮在中原,大都是供统治者娱乐的,自北‘周宣帝大象元年到唐玄宗开元元看130多年,常列为宫廷内玩赏的节目,这自然要经过无数次的改造,并随政治风云而变易。  在这里叙述了歌舞说的观点,希望关于戏剧起源有更多的人关注和研究。

论当代传承和发展中国戏曲的意义 提要:“复兴传统文化”是当下返璞归真的重要蜕变,这将会是整个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最为华丽的转身。中国自古就和别的国家不一样,我们是一个秉持“仁孝”的民族。我们的强大不是为了征服其他人,我们强大是为了保护自己爱的人。关键字:中国戏曲 当代艺术 艺术发展 社会意义 戏曲改革 前言: 中国戏曲的改革——已算得上是个非常热门的“老话题”的了。而我们若对这个话题进行追溯,便可以得知,这其实只是对“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话题的一个影射。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其民族的传统文化即是一个民族的根本。传统文化不但能作为民族的标志,更关键的,它还能让该民族的人民得到“归属感” [1] 。而“归属感”,则会帮助人民加强并稳固民族本身的集体与种族意识、强化民族的凝聚力和人民的团结,这在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上都有不容小觑的重大意义。以下,本文将围绕传统文化复兴对整个社会的意义、以及中国戏曲在此复兴其间能够起到的关键性作用,和大家简单地讨论传承和发展中国戏曲于当代社会的意义。 一、选择中国戏曲为当代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冲锋将领 中国人穿回唐装、看回戏曲、提回花灯、读回国学,这或许是大家所共同希望的。而当下的许多年轻人,关心更多的不是民族、不是文化,他们关心更多的是自己、是恋爱、游戏、旅游、购物……不过,这倒不是因为社会腐败、也不是因为教育失败,而是因为前辈们之前做的那些有关经济的努力没有白费——社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今天中国的整体经济水平相比从前有了明显地提高,大家的生活富裕、生活小康了。但是,一个民族必须维持一个民族本身的传统和习俗。无论这些民俗思想在现在看来是落后的还是先进的、是可取的还是可弃的,真正重要的是这些民俗文化里有着这个民族的宝贵记忆,而这份宝贵的记忆会唤起属于这个民族人民该有的“归属感”。现在这个时候,“复兴传统文化”可以说是整个社会返璞归真的重要蜕变。故而我认为,在整个社会都在共同经历转折的这个大过程中,我们需要更多正面的、有效的引导和宣传。14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和中国当下的传统文化复兴,虽然从革命意义上说并不相同,但我们仍然可以向其借鉴到一些有效的革命方式。譬如艺术在文艺复兴中实际起到了功不可没的宣传思想的作用——这一点,在当下也依旧会十分适用。但是,艺术作为一种人类意识的特殊产物,其种类非常繁多,且,并不是所有的艺术都能轻而易举地达到我们希望达到的效果。所以,为了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复兴尽量有效率地进展,我们必须精心挑选一个最有实力的艺术形式作为整个复兴的冲锋将领,并将其重点发展以便为我所用。在意大利的那场文艺复兴的变革中,以绘画和雕塑为主要代表的美术作品,是当时革命中最功不可没的战士。美术作品之所以有如此伟大的作用与价值,即是因为在当时的社会里,美术是最受人们欢迎的艺术形式。它几乎有足了当时的一切优势,也因此起到了最好的宣传作用。然而,今天的世界里,绘画已经没有办法吸引大多数人的眼球。网络、媒体的泛滥,让美术更广泛地活跃于美术馆以外的其他地方。好在戏剧就目前来看还不那么糟糕,故而在今天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中,对比了无数中国的传统艺术形式,我最终将目光落在了中国戏曲身上。中国戏曲几乎像是为了开辟这场意义重大的传统文化复兴而量身定做的冲锋将领。我敢肯定,再没有其他的传统艺术比中国戏曲更适合担此重任。 二、选择中国戏曲的理由 思想的宣传,是整个传统文化复兴中最重要的。而表演艺术,原本就能作用于这一方面。虽然文学及其他艺术形式也都有相似的作用,但不可否认,表演艺术是最贴近当代人口味的、也是最为生动的艺术形式。中国戏曲集我们民族传统的音乐、服饰、美术、文学、舞蹈乃至礼节于一身,又以表演艺术这种最能引起当代人感兴趣的、最通俗易懂的艺术形式为呈现方式。王国维先生认为,戏曲的形成过程是各种艺术门类的综合过程,他认为各种艺术样式的逐渐融合正是戏曲不断趋向成熟的标志。而中国戏曲从诞生至今,一路上历经无数、吸收无数,这些历经和吸收的,无一不是我们传统文化本身的精华所在。中国戏曲把他们通过提炼、美化、加工,全部显现到了舞台之上,中国戏曲常被人说是“综合艺术”,从学徒学艺开始,中国戏曲就一直传承着一种我们当下需要宣传的、再不复兴将要失落的民族精神。它从一招一式里,也无处不透露传统文化的浩瀚无穷。这种对传统文化高度汇聚的把控是一般的艺术形式所无法达到的,故而,我认为由其产生的宣传作用与影响也应是最为可观的。同时,正因为中国戏曲拥有上述如此的综合性,才更方便文化复兴工作能够有延续性的进一步发展。因为,中国戏曲的综合性,势必能在完成可观的思想宣传后,连带起中国舞蹈、绘画、书法、文学、礼节,甚至服饰的复兴发展。因为能够喜爱上戏曲的人,都会潜移默化地感兴趣起中华古典的艺术文化。这也是我们中华文化本身所应有的魅力,而中国戏曲本身所持有的,也不仅仅是美而已。 三、中国戏曲的存在意义 一个艺术家,爱自己的作品、爱自己的亲人、爱自己的民族、爱自己的祖国。我们是华夏民族的后裔,我们应当有所自觉,肩负起民族的重担。中国戏曲从诞生发展至今日,历时近千年,源远流长。关于其身世的真正源头,如今的人们只能通过一些不够完整的资料,加上几近模糊的猜想去做种种追溯。不管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中国戏曲,六朝如梦、百年千年下来,都不得不因生存所迫不断地改革与进化,而越来越多的改革进化又同时难免让他们离各自原本的形式越来越远。但幸好,它们虽然有些改变,却是一直存活于一个一脉相承的社会当中,故而哪怕再怎么随着大千世界千变万化,其血液里最基本的东西也还是能够永恒。今天的中国戏曲和传统文化,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尴尬场面。中国戏曲的衰落好似中国传统文化衰落的缩影,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戏曲之所以在当下如此境遇,都是因为我们的民族在辉煌发展的过程中,也正渐渐迷失一些原本的永恒。这是一个看似物竞天择、生死存亡的瞬间,而实际上却是历史正对我们整个民族本身发出的警报。从前谈到改革和发展,脑子里总想的是如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如今成熟一些了,也更诚实一些了,我发现我们永远无法真正分清到底什么才是精华和糟粕。我们最多只能留下暂时对自己有利的,舍弃那些暂时可能还用不到的。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里,在我们的子孙中难免又会有人不得不把我们丢弃的那些重新捡回来,把我们留下的那些重新再丢弃。历史就是如此发展的,大到文明,小的到个人,都是这样的规律——我们的祖辈幸苦言传的那些宝贵的教导,也许会因时代的不同而看似失去价值,但所有的儿孙却又避免不了在几乎同一时间明白,那些絮絮叨叨的废话里原来藏有无尽的财富。却是当初的我们有眼无珠,年少轻狂,误将这一切的一切都抛在脑后。直到我们成长成熟,走过那些前人走过的、相似又完全不同的路,回眸一望,才终于慢慢明白那些听似无用却其实异常宝贵的经验道理。只要不忘记根本,一切的变化都是可以接受和允许的。我们在出生时都不能明白我们为何而生,但我们理应知道这个世界不会创造任何毫无意义的东西。在成长过程中是我们自己赋予了自己价值,是我们自己赋予了自己出生的意义。同样的,无论一个艺术形式当初是因何而生,它既然顽强地存活到了今天,中国戏曲就理应用其传承了近乎千年的、无穷的魅力,去向今天的人们弘扬即将失落的民族精神、宣传濒临灭亡的民族传统、重建快要走样的民族意识。历史或者上天让你活下来,一定不是为了让你能慢慢死去。珍惜生命和存在,这是中国戏曲欠华夏文明的。那些剪鬓裁眉的戏曲表演者们,也许曾经被称为戏子。但在今天,他们却是不得不接下这个时代抛来的重担,化身成肩负振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伟大民族精神使命的、极具时代需要的文艺工作者。他们要用台步走出西方思想的束缚,用嗓音喊醒民族沉睡的意识,用水袖拂开中国觉醒的大门,用油彩添色祖国未来的五色缤纷。 四、总结 “复兴传统文化”是当下返璞归真的重要蜕变,这将会是整个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最为华丽的转身。神舟大地,卧虎藏龙,从古至今各种豪杰人才层出不穷。从我们的祖先开始,就一直有着各种革新和发展,我们始终希望自己的国家能更加强盛。但中国自古就和别的国家不一样,我们是一个秉持“仁孝”的民族。我们的强大不是为了征服其他人,我们强大是为了保护自己爱的人。革命是伟大高尚的,但我们却不得不从最底层开始。我们无法一开始就让所有人去欣赏、品味我们的戏曲、或说文化。但为了让他们体会其中的奥妙,我们必须先想方设法让他们喜欢。喜欢不是讨好,只是提升出现的频率。一切爱情或者友情必然是从熟人开始的,这一点毋庸置疑。所以,与其让当代人走近传统文化,倒不如让传统文化走近当代人。那就走出去吧!不要只在农村,也去更多的城市、社区、街道,上演具有中国传统文化魅力的正本大戏。不要等当代人走向我们,要主动走向当代人。

先秦(萌芽期)▪ 唐代中后期(形成期)▪ 宋金(发展期)▪ 元代(成熟期)▪ 明清(繁荣期)▪ 近代(革新期)▪ 现代(争辉期)健全戏曲艺术保护传承工作体系、校教育与戏曲艺术表演团体传习相结合才培养体系完善戏曲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机制、戏曲工作者扎根基层潜事业保障激励机制幅提升戏曲艺术服务群众综合能力水平培育利于戏曲起、传、精品、名家良环境形全社重视戏曲、关支持戏曲艺术发展局面

中国戏曲史论文选题背景及意义怎么写

中国戏曲的意义和价值体现在戏曲是民间社会的文化活动主体。中国戏曲体现了最为广泛的审美趣味和欣赏口味,成为从城市到乡村众多民众的一致爱好;戏曲也是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重要载体。它善恶分明、惩恶扬善、褒忠贬奸,传达民众的理想和愿望,所体现的爱国情怀、优秀品格、善良人性、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而要弘扬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离不开它的承载物—戏曲;同时戏曲是国宝性质的艺术样式。在众多传统艺术品类里,戏曲的艺术含量和文化营养最为丰富。戏曲是优美的综合艺术,是所有艺术门类的综合体现,包括故事情节、音乐唱腔、舞台表演、舞蹈杂技、灯光布景、服装化妆等。因而它既是传统审美的结晶,又是历史积淀的遗产;既是地道的民族艺术,又是民众参与度最高的大众艺术;此外戏曲是国人重要的精神家园。在全球化背景下,乡音乡曲是中国人寻找情感寄托、身份认同和精神归属的对象,传达乡音乡情的戏曲就成为大家最重要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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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学术堂了解,论文选题背景就是写一些关于论文题目的研究情况,为什么选这个题目,值不值得研究等问题,论文选题背景主要有以下几个写作点:  交代社会大环境  再交代这个行业的大环境  再交代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论文选题背景写作的主要内容和要求如下:  一、 选题的意义与价值  本部分是要点出为什么要写本篇论文的问题,也就是写作的意图、缘由。意义与价值如果能区分开,就分开论述;如果不能,就合在一起说明。一般而言,主要从2个大的方面去写。一是理论意义与价值;二是实践意义与价值。  理论意义与价值  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  (1)就哲学的高度而言,需要研究的价值意义  (2)就专业或学科角度而言,需要研究的价值意义  (3)就某个理论角度而言,需要研究的价值意义  实践意义与价值  主要包括:  (1)就实际的工作实践活动未来发展趋势、前景而言,需要研究的价值意义  (2)就实际的现在工作的实践活动而言,需要研究的价值意义  (3)就实际的现在工作的实践活动改进而言,需要研究的价值意义  二、 研究综述研究  综述是梳理前人在本课题相关领域内所做的工作和尚存的知识空白,目的是为了确定自己论文写作的理由。  一般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进行表述:  要写明本选题相关领域内研究对象的简要历史回顾。如历史由来、目前现状、未来发展趋势。  要做国内外情况的横向比较。  要对这些研究作出自己的评价。  本部分的内容也可以将开题报告与文献综述中的内容加工后完成。在论文中,研究综述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是缺少分析评价。有的只是开列出了别人研究的论着,没有任何分析,以开列篇目代替自己的综述。  综述具有三个基本特征。  论述的资料有一定的数量  研究所论述的内容相对集中  研究的系统而全面性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整理  三、选题的研究意义与目的  确定自己研究的逻辑起点,也就是要讲明在别人研究的基础上自己将要做的探讨是什么?即为什么写这篇论文以及要解决什么问题。  历史性意义  实践意义

论当代传承和发展中国戏曲的意义 提要:“复兴传统文化”是当下返璞归真的重要蜕变,这将会是整个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最为华丽的转身。中国自古就和别的国家不一样,我们是一个秉持“仁孝”的民族。我们的强大不是为了征服其他人,我们强大是为了保护自己爱的人。关键字:中国戏曲 当代艺术 艺术发展 社会意义 戏曲改革 前言: 中国戏曲的改革——已算得上是个非常热门的“老话题”的了。而我们若对这个话题进行追溯,便可以得知,这其实只是对“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话题的一个影射。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其民族的传统文化即是一个民族的根本。传统文化不但能作为民族的标志,更关键的,它还能让该民族的人民得到“归属感” [1] 。而“归属感”,则会帮助人民加强并稳固民族本身的集体与种族意识、强化民族的凝聚力和人民的团结,这在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上都有不容小觑的重大意义。以下,本文将围绕传统文化复兴对整个社会的意义、以及中国戏曲在此复兴其间能够起到的关键性作用,和大家简单地讨论传承和发展中国戏曲于当代社会的意义。 一、选择中国戏曲为当代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冲锋将领 中国人穿回唐装、看回戏曲、提回花灯、读回国学,这或许是大家所共同希望的。而当下的许多年轻人,关心更多的不是民族、不是文化,他们关心更多的是自己、是恋爱、游戏、旅游、购物……不过,这倒不是因为社会腐败、也不是因为教育失败,而是因为前辈们之前做的那些有关经济的努力没有白费——社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今天中国的整体经济水平相比从前有了明显地提高,大家的生活富裕、生活小康了。但是,一个民族必须维持一个民族本身的传统和习俗。无论这些民俗思想在现在看来是落后的还是先进的、是可取的还是可弃的,真正重要的是这些民俗文化里有着这个民族的宝贵记忆,而这份宝贵的记忆会唤起属于这个民族人民该有的“归属感”。现在这个时候,“复兴传统文化”可以说是整个社会返璞归真的重要蜕变。故而我认为,在整个社会都在共同经历转折的这个大过程中,我们需要更多正面的、有效的引导和宣传。14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和中国当下的传统文化复兴,虽然从革命意义上说并不相同,但我们仍然可以向其借鉴到一些有效的革命方式。譬如艺术在文艺复兴中实际起到了功不可没的宣传思想的作用——这一点,在当下也依旧会十分适用。但是,艺术作为一种人类意识的特殊产物,其种类非常繁多,且,并不是所有的艺术都能轻而易举地达到我们希望达到的效果。所以,为了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复兴尽量有效率地进展,我们必须精心挑选一个最有实力的艺术形式作为整个复兴的冲锋将领,并将其重点发展以便为我所用。在意大利的那场文艺复兴的变革中,以绘画和雕塑为主要代表的美术作品,是当时革命中最功不可没的战士。美术作品之所以有如此伟大的作用与价值,即是因为在当时的社会里,美术是最受人们欢迎的艺术形式。它几乎有足了当时的一切优势,也因此起到了最好的宣传作用。然而,今天的世界里,绘画已经没有办法吸引大多数人的眼球。网络、媒体的泛滥,让美术更广泛地活跃于美术馆以外的其他地方。好在戏剧就目前来看还不那么糟糕,故而在今天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中,对比了无数中国的传统艺术形式,我最终将目光落在了中国戏曲身上。中国戏曲几乎像是为了开辟这场意义重大的传统文化复兴而量身定做的冲锋将领。我敢肯定,再没有其他的传统艺术比中国戏曲更适合担此重任。 二、选择中国戏曲的理由 思想的宣传,是整个传统文化复兴中最重要的。而表演艺术,原本就能作用于这一方面。虽然文学及其他艺术形式也都有相似的作用,但不可否认,表演艺术是最贴近当代人口味的、也是最为生动的艺术形式。中国戏曲集我们民族传统的音乐、服饰、美术、文学、舞蹈乃至礼节于一身,又以表演艺术这种最能引起当代人感兴趣的、最通俗易懂的艺术形式为呈现方式。王国维先生认为,戏曲的形成过程是各种艺术门类的综合过程,他认为各种艺术样式的逐渐融合正是戏曲不断趋向成熟的标志。而中国戏曲从诞生至今,一路上历经无数、吸收无数,这些历经和吸收的,无一不是我们传统文化本身的精华所在。中国戏曲把他们通过提炼、美化、加工,全部显现到了舞台之上,中国戏曲常被人说是“综合艺术”,从学徒学艺开始,中国戏曲就一直传承着一种我们当下需要宣传的、再不复兴将要失落的民族精神。它从一招一式里,也无处不透露传统文化的浩瀚无穷。这种对传统文化高度汇聚的把控是一般的艺术形式所无法达到的,故而,我认为由其产生的宣传作用与影响也应是最为可观的。同时,正因为中国戏曲拥有上述如此的综合性,才更方便文化复兴工作能够有延续性的进一步发展。因为,中国戏曲的综合性,势必能在完成可观的思想宣传后,连带起中国舞蹈、绘画、书法、文学、礼节,甚至服饰的复兴发展。因为能够喜爱上戏曲的人,都会潜移默化地感兴趣起中华古典的艺术文化。这也是我们中华文化本身所应有的魅力,而中国戏曲本身所持有的,也不仅仅是美而已。 三、中国戏曲的存在意义 一个艺术家,爱自己的作品、爱自己的亲人、爱自己的民族、爱自己的祖国。我们是华夏民族的后裔,我们应当有所自觉,肩负起民族的重担。中国戏曲从诞生发展至今日,历时近千年,源远流长。关于其身世的真正源头,如今的人们只能通过一些不够完整的资料,加上几近模糊的猜想去做种种追溯。不管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中国戏曲,六朝如梦、百年千年下来,都不得不因生存所迫不断地改革与进化,而越来越多的改革进化又同时难免让他们离各自原本的形式越来越远。但幸好,它们虽然有些改变,却是一直存活于一个一脉相承的社会当中,故而哪怕再怎么随着大千世界千变万化,其血液里最基本的东西也还是能够永恒。今天的中国戏曲和传统文化,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尴尬场面。中国戏曲的衰落好似中国传统文化衰落的缩影,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戏曲之所以在当下如此境遇,都是因为我们的民族在辉煌发展的过程中,也正渐渐迷失一些原本的永恒。这是一个看似物竞天择、生死存亡的瞬间,而实际上却是历史正对我们整个民族本身发出的警报。从前谈到改革和发展,脑子里总想的是如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如今成熟一些了,也更诚实一些了,我发现我们永远无法真正分清到底什么才是精华和糟粕。我们最多只能留下暂时对自己有利的,舍弃那些暂时可能还用不到的。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里,在我们的子孙中难免又会有人不得不把我们丢弃的那些重新捡回来,把我们留下的那些重新再丢弃。历史就是如此发展的,大到文明,小的到个人,都是这样的规律——我们的祖辈幸苦言传的那些宝贵的教导,也许会因时代的不同而看似失去价值,但所有的儿孙却又避免不了在几乎同一时间明白,那些絮絮叨叨的废话里原来藏有无尽的财富。却是当初的我们有眼无珠,年少轻狂,误将这一切的一切都抛在脑后。直到我们成长成熟,走过那些前人走过的、相似又完全不同的路,回眸一望,才终于慢慢明白那些听似无用却其实异常宝贵的经验道理。只要不忘记根本,一切的变化都是可以接受和允许的。我们在出生时都不能明白我们为何而生,但我们理应知道这个世界不会创造任何毫无意义的东西。在成长过程中是我们自己赋予了自己价值,是我们自己赋予了自己出生的意义。同样的,无论一个艺术形式当初是因何而生,它既然顽强地存活到了今天,中国戏曲就理应用其传承了近乎千年的、无穷的魅力,去向今天的人们弘扬即将失落的民族精神、宣传濒临灭亡的民族传统、重建快要走样的民族意识。历史或者上天让你活下来,一定不是为了让你能慢慢死去。珍惜生命和存在,这是中国戏曲欠华夏文明的。那些剪鬓裁眉的戏曲表演者们,也许曾经被称为戏子。但在今天,他们却是不得不接下这个时代抛来的重担,化身成肩负振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伟大民族精神使命的、极具时代需要的文艺工作者。他们要用台步走出西方思想的束缚,用嗓音喊醒民族沉睡的意识,用水袖拂开中国觉醒的大门,用油彩添色祖国未来的五色缤纷。 四、总结 “复兴传统文化”是当下返璞归真的重要蜕变,这将会是整个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最为华丽的转身。神舟大地,卧虎藏龙,从古至今各种豪杰人才层出不穷。从我们的祖先开始,就一直有着各种革新和发展,我们始终希望自己的国家能更加强盛。但中国自古就和别的国家不一样,我们是一个秉持“仁孝”的民族。我们的强大不是为了征服其他人,我们强大是为了保护自己爱的人。革命是伟大高尚的,但我们却不得不从最底层开始。我们无法一开始就让所有人去欣赏、品味我们的戏曲、或说文化。但为了让他们体会其中的奥妙,我们必须先想方设法让他们喜欢。喜欢不是讨好,只是提升出现的频率。一切爱情或者友情必然是从熟人开始的,这一点毋庸置疑。所以,与其让当代人走近传统文化,倒不如让传统文化走近当代人。那就走出去吧!不要只在农村,也去更多的城市、社区、街道,上演具有中国传统文化魅力的正本大戏。不要等当代人走向我们,要主动走向当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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