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论文1000字怎么写才好

齐鲁文化论文1000字怎么写才好

大赛通过作品征集的形式对全省青少年在参与文化惠民消费季过程中收获的心得体会、所见所感予以展示，提高青少年的文化修养，加强其思想道德建设，同时实现全民共同参与，共享文化资源，共品文化盛宴的目标。

在齐鲁文化传统中，显然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对中国社会影响最为深远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孔子思想的核心观念“和”，追求的是一种和谐一致的境界，孔子提倡的伦理行为规范等都是为了达到和谐。孟子基于性善论，认为人人都有先天的仁义礼智之心，道德履践的可能性都是完满、平等的，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鉴于统治者和民众在道德上是平等性，认为统治者应该推己及人实行仁政，而且这是实现长治久安的必要条件。“和”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如孔子指出的：“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论语·学而》)孟子则对“和”作了进一步发挥，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儒家所讲的“和”并不仅仅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是基于对周文化天道观的继承与发展之上。周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敬天保民，形成了天命靡常、天人感应、天人相通的观念。周人所理解的“天”并非抽象实体或超时空的主宰，而是天地万物生命的源泉、统一的基础，是决定宇宙、社会、人生变动的根本力量。周人对天道怀有无比的尊崇与敬仰之情，强调对天命的体察与顺应，认为只有效法上天的生生之道，才称之为善政，才能保证国家的强盛与民生的安乐，提出：“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尚书·大禹谟》)因此周朝效法天地之道，把“六府三事”即“金、木、水、火、土、谷”和“正德、利用、厚生”作为治国方略，以实现长治久安，“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尚书·大禹谟》)。“和”追求的是一种和谐一致的境界，孔子所提倡的伦理行为规范等都是为了达到和谐，消除社会的纷乱与争斗。但孔子的“和”不是千篇一律，毫无差别，而是“君子和而不同”，和谐又不千篇一律，不同又不相互冲突，是多样性的统一，是在保持差别和个性的前提下的和谐一致，和谐以共生共存。周文化是先秦诸子思想的直接源泉，中国古代思想家成为道统与学统的传承者，基于对周文化理解的不同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儒家和道家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孔子更是以周文化的正统继承者和维护者自居，他有“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的自信，以克己复礼、维系和复兴周文化的礼乐政制为己任，并把周文化提升到“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微妙境地。孔子对于天道盈虚与时势变化有着极其丰富和深刻的感触，因而能够生存于天人相通的原初境域中，与时偕行，如他自述：“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因此孔子对“仁”、“礼”、“和”的理解都基于天人合一的背景之下，他指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凸显了天道生成万物与不言而信的至诚本性，作为他的思想核心观念的“仁”也是天道生生道的体现，孔子强调“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人”，珍视包括动物在内的一切生命，如《论语》记载的：“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述而》)他反对一切戕害、漠视人的生命的行为，天道按其本来面目呈现自己，无需任何掩饰，自然而然，无私无欲，孕育生成万物，即是后儒阐发的“不诚无物”，“(《中庸》)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日生”，(《系辞》)因此仁者效法天道，同时也能做到文、行、忠、信，刚毅木讷，至诚无私，生生与诚明之道是天人相通的必然途径，“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道”(《中庸》)。在处理人与人、人与事、人与自然等诸关系时，孔子提出“中庸”的思想并把其视为最高的美德，“中庸”的本质含义是：“不偏之谓之中，不易之谓之庸”，无过无及，不偏不倚，主张在对立的两极之间保持某种平衡，“中庸之道”是齐鲁文化的逻辑思维方法。 　儒家把统治者效法天道形成的仁德看作政治清明、国家安定的前提，孔子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孔子政治思想以礼治为核心，而礼是由内在的“仁”所决定的，是仁心的体现，如果缺乏仁德的修养，是不可能真正贯彻礼法的规范的，如孔子所说的：“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他强调仁与礼互为表里，内在的道德价值决定制度性的外在行为规范，形成以德教为礼治基础的为政思想，“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这是孔子政治思想的基本纲领和原则，要求统治者以发自内心的自觉道德意识和自身的严格履践引导人民，因此他强调：“政者，正也”(《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只有统治者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才能顺利地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孔子还提出了治理政事的一些具体原则即“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论语·尧日》)所谓“五美”即五种基本的政治美德，“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它们都是以富民、教民、公正对待百姓为目的的，“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论语·尧日》)所谓“四恶”是“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论语·尧日》)强调避免不教而杀、不戒视成的暴虐之政，统治要以教化人民为目的。孟子作为战国时期齐鲁文化的最著名代表，在孔子思想基础上发展出系统的仁政学说。孟子强调了人所具有的道德自觉心，在外在行为上则表现为自觉地“由仁义行”。“仁爱”体现了人道原则与理性原则的统一，要求每个人从人性出发，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强调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理解人，才能自觉地“由仁义行”，才能实现充满爱心的温情社会。孟子指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之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

齐鲁文化论文1000字怎么写

共1条回答蜂见花2008-05-08齐鲁饮食习俗山东饮食风俗，整体说来属于北方类型，地近京津，受京津影响和影响京津都较深刻。沿海和海岛渔区、山区、平原、湖区、城市、古镇又因自然环境不同，生产情况不同，传统文化不同，个个呈现出自己的饮食习惯，从而使山东饮食风俗深深地烙上了地域的印痕。山东食俗有其鲜明的个性，其独具特色的饮食方式和烹调技艺，在中国饮食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其中菜肴风味被誉为中国四大风味菜系之一。山东日常饮食、节时习俗，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一、山东饮食的地理资源山东是中国的一个沿海省份，地处黄河下游，胶东半岛东伸入海。山东地貌千姿百态，境内有广茅的、逶迤起伏的丘陵和山地，以及浩渺的湖泊和肥沃的黄河三角州。这里膏壤沃野，资源丰富，为山东食俗的独特个性的形成，准备了丰厚的先天基础。山东地区，历史上就是开发较早、较好的农业地区，特别是山东平原大部分地区，农田开发已很普遍，水利设施也较齐全，就使得山东大部分地区的种植业非常发达，成为本地区的主要经济来源和食物来源。相反，随着开发的逐渐发达和普遍，自然采集越来越少，山珍几乎在人们的食物资源中消失了。就是山菇、木耳这些依靠自然生存的菌类，也有了人工培育的相类品种，因此，从粮食和蔬菜瓜果、菌类等食物资源来看，山东地区的食物资源主要是农业产品和人工培育产品。季节以外的蔬菜瓜果，多为蔬菜大棚人工培育养殖的产品。其主要农作物有小麦、大麦、大米、玉米、大豆、谷子、地瓜、高粱等；作物有棉花、芝麻、花生等。其蔬菜瓜果更为丰富，几乎一年四季皆有生产。菜类以大白菜、萝卜、土豆、苔菜、莴苣、圆葱、香椿、芹菜、小白菜、蔓青、腊菜、小茴香、扁豆、金针、芋头、碗豆、姜、地环、根达菜、苤蓝等；瓜类大体分为鲜食和菜用两种。鲜食者有西瓜、打瓜、甜瓜、脆瓜、面瓜、肘瓜、香瓜等：菜用者有黄瓜、稍瓜、西葫芦、冬瓜、南瓜、菜瓜、饭瓜、吊瓜、搅瓜、丝瓜、方瓜、鼎足瓜、葫芦、瓠子等：食用菌类有野生和家养两大类。野生的有鸡腿蘑、伞盖蘑、茅寓寓、枣蛾、木耳等；家养的有平菇、香菇、黑木耳、银耳、猴头菇、鸡腿菇、金针菇、口蘑等。肉类食物资源，主要来自家庭饲养和农场集体饲养的禽畜产品。一般是猪肉为第一大宗，牛、羊肉为次；禽类中鸡肉为主，其次为鸭、鹅、鹌鹑、珍珠鸡等仅有少量供应。因为农田的极度开垦，农业种植的·发达，使得可以放牧的土地越来越少，平原地区几乎没有了自由放牧的可能，仅在部分山区和滩区还保留了很少的自然生存的草地。因此，家庭饲养就成为肉食的主要来源之一。猪和鸡在家庭中宜饲养，故其为主，牛、羊需要部分放牧，就少一点；鸭、鹅需有部分水源，也受到饲养条件的限制，故为其次。禽畜主要有猪、牛、羊、驴、马、骡、兔、貂貉、鸡、鸭、鹅、鸽、鹌鹑、鸟等。山东的水资源相对来说，越来越少，首先是淡水水源及淡水湖区，河塘逐渐缩小、退化，除了微山湖区、东平湖区、马踏湖区等很少的几个淡水湖区还有部分野生采集以外，山东的淡水产品主要靠淡水饲养和人工培育来获得。其次是海洋及海河滩涂地区，由于近几年的捕捞设备的先进和扩大，使得近海几乎没有了原来的盛产的山东特产海味品种，如大对虾、黄花鱼、鲅鱼等。远洋捕捞和滩涂养殖，就成为海产品的主要来源。淡水湖泊主要水产品有鱼、虾、蟹、蛤。具体说：有鲤鱼、草鱼、鲢鱼、黑鱼、罗非鱼、鲫鱼、甲鱼、鳝鱼、鲶鱼、鳜鱼、虹鳟鱼、青虾、中华蟹、毛蟹、河蚌、河蛤等。东部沿海盛产各种鱼、贝、虾、蟹、澡等海味。具体说有：加吉鱼、青鱼、黄花鱼、鲅鱼、鲐鱼、偏口鱼、梭鱼、刀鱼、带鱼、银鱼、老板鱼、沙丁鱼、鲳鱼、辫子鱼、鲨鱼、舌头鱼、拨皮狼、鲍鱼、鲜贝、干贝、鱼翅、海参、海螺、海肠子、牡蛎、文蛤、毛蚶、天鹅蛋、蛏子、蚬子、对虾、鹰爪虾、琵琶虾、白虾、梭子蟹、石甲红、乌贼鱼、鱿鱼、海胆、海带、裙带菜、石花菜、海米、虾皮、劳板鱼干、鱼籽干、乌鱼蛋、虾酱、冻粉、海蜇、八带鱼等。山东的山区资源本来就不是很丰富，六、七十年代的过度砍伐和盲目地农田开垦，使得能够补充人类食物资源的山珍野味越来越少，大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封山造林和退耕还林还草了，因此，山东地区的山珍野味能够提供给人们食用的，也变成了人工养殖如木耳、蘑菇、山鸡、山菇等。山珍野味，几乎全部从山东人的餐桌上消失了。倒是蚂蚱、金蝉、蚕甬、蝎子几乎成了人们餐桌的美食。其它常见的山区野味还有山蝎、野兔、山鸡泰山鹿角菜、山娥子蘑菇、果子狸、獾、石蛙、野山羊、狍子、狐狸、山鼠、山蕨菜、香椿、山葱、山韭菜等，除野菜外，其它山珍现在已不多见，人们也不再食用。二、山东食俗的文化背景山东古称齐鲁，是中华民族群构时期的策源地之一，史前期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及齐家文化的沉积，夏、商、周三代的兴盛与文化的纵横积淀，使得北方饮食文化中的齐鲁饮食文化区获得了显著发展，并因此成为众多区域文化区中影响最大的文化区。这里不仅有陆地所有的五谷蔬果、水陆杂陈，也有内陆极其匮乏的鱼盐及山珍海味。丰富的原料物产、发达的铁器冶炼技术和城市商业及历史文化优势，更兼及通达辐辏的交通往来，使得以齐鲁文化为重心的黄河下游广大地区成为重要的民族文化和饮食文化的发达地区。以至“邹鲁之风”成为中国各区域民俗的参照物。山东又是孔孟之乡，儒学的发源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几乎支配了整个封建社会，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影响深。孔夫子的中庸之道，赋予了山东饮食“和”的最高境界。与天和、与地和、与人和，天、地、人、食合一。其饮食本身也达到了敦厚平和，大味必淡的至味境界。具体说，山东的文化背景又分三个特色较为突出的区域。古运河文化饮食区、齐鲁文化饮食区和海洋文化饮食区。古运河文化饮食区，主要是指山东古运河两岸城乡的饮食文化。这个区域穿鲁西而过，横跨了鲁西北、鲁西南、鲁南等地区。北连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一北京；南到苏杭二州，自北向南，把燕赵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如珍珠一般，全部穿在运河这条文化丝带上了。加上黄河东西的流淌，使得运河与之交汇中又溶进了秦晋文化的精灵。这样，燕越文化的粗豪与守信、齐鲁文化的持重与豁达、荆楚文化的机巧和商才、吴越文化的灵活与敢为，还有秦晋文化的温厚善理财等，都汇集溶铸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一一运河文化。具体饮食来说，运河区域诸城乡的广大居民几乎有着共同的节日饮食习俗，且各地的固有的饮食习俗个例，也因运河的南北流动而广泛交融了。旧时，江南的扬州人、江北的济宁居民煮茶皆取运河之水，天津居民饮食亦“皆汲于运河水”。扬州富商宴席上“饵燕窝、进参汤”，山东德州人照样把“燕翅席”作为高档享受，曲阜的孔府宴中招待贵宾宴席为“鱼翅四大件”、“海参三大件”，故海参、鱼翅、燕窝、鱿鱼、火腿等贵重食品原料充斥于运河的城镇码头，如：济宁、台儿庄、阳谷张秋、临清、德州、东昌府(聊城)皆有许多海味行。此外，像通州的雪酒、泰州的枯酒、高邮的木瓜酒、金华地区的金华酒、宝应的乔家白酒及以绍兴老酒等，都能在山东运河码头上见到。随着南北风俗和商业文化的趋同，甚至在行业语言中，也流行着南北各地商人共同熟悉的江湖式的切口，举凡称谓、建筑、起居、饮食、家俱、服饰、姓氏以致天文地理等方面，都广泛地使用暗语或特定的手式。文化和宗教信仰的日渐趋同，表现在运河地区，就形成了相当繁盛的庙会和古会。这些商业文化活动，每年都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远至上千里外的数以千万计的商旅和游客。运河码头重镇的商人会馆，带去了五彩缤纷的商都区域文化。不但如此，运河上的商业繁荣，还影响和营造着新的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经济环境和人文社会资源环境，创造出一条以有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为主要特征的商业文化风景线。齐鲁文化饮食区，在这里指的是一狭义上概念。就是济南、泰安、淄博以及鲁北、鲁南等地区的饮食风俗。从大的方面讲，山东地区都可称之为齐鲁文化饮食区，但潍坊以东的半岛地有着明显的海洋饮食文化特征，故从泛齐鲁饮食文化中分出一到；鲁西及鲁西北、鲁西南(包括鲁南部分地区)有运河通过，其地方饮食受运河的食风影响颇甚，前面已经论述，故也将其划分为一支。那么剩余的部分就成为狭义上的齐鲁文化饮食区了。其实，从历史上来看，齐和鲁又有不同。鲁地原本是周初周公之封域，周公因留京城辅佐成王，故以周公子伯禽为鲁侯。周公因辅佐成王有功，故周王将《周礼》分一部与鲁国，有学者认为三代文化集中周，周礼尽在鲁，鲁地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地区，成为传统文化亚化的典型。另外，周公与春秋时代生于鲁的孔子，都是后代儒家奉若神明的圣人。因“其民有圣人的教化，故孔子日：‘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言近正也”。鲁文化的守正守固，讲究正统、正宗的思想，也使得其地区的饮食讲“正味”而摈弃“偏味”、“杂味”。形成了做菜讲“正”，吃菜重“和”的饮食风格。齐地“负海舄卤"，周初姜太公封于齐后，因地制宜，“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并形成“人物辐凑”的局面。就狭义的齐鲁之“齐”来说，主要是指淄博地区。齐重手工业，故手工业的发达也就造成了生活消费的提高与讲究。于是齐地“故其俗弥侈，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故至今其士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从而达到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自觉水平。尤其城市生活更是丰富多彩，国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不但生前奢侈，死后也要继续享受，单看齐景公殉葬的六百匹马就够令人吃惊的了。但管子却认为这种消费观念有它的合理性：“巨暗痤，所以使贫民也；美陇墓，所以文明也；巨棺椁，所以起木工也；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见《管子·侈靡》，齐的奢侈和开放的思想，使其饮食形成了注重内容，讲究味道的独特风格。齐鲁之风渐渐融和，形成了齐鲁饮食的重味、讲和、守正的传统风格。作为山东的第三区域饮食文化，即海洋饮食文化，主要是指山东半岛地区的饮食文化。本区域从历史上说，当属齐文化的故地，重“鱼盐之利”，就是指的本地区。海洋给予人的恩惠，在这个区域表现得尤为突出。鱼盐之利之下的饮食特征为：重渔、重海味、重自然的鲜味，甚至吃地瓜也用海蜇来佐食，胶东人逐渐形成了具有海洋饮食特点的胶东饮食风俗。

大赛通过作品征集的形式对全省青少年在参与文化惠民消费季过程中收获的心得体会、所见所感予以展示，提高青少年的文化修养，加强其思想道德建设，同时实现全民共同参与，共享文化资源，共品文化盛宴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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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齐鲁文化传统中，显然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对中国社会影响最为深远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孔子思想的核心观念“和”，追求的是一种和谐一致的境界，孔子提倡的伦理行为规范等都是为了达到和谐。孟子基于性善论，认为人人都有先天的仁义礼智之心，道德履践的可能性都是完满、平等的，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鉴于统治者和民众在道德上是平等性，认为统治者应该推己及人实行仁政，而且这是实现长治久安的必要条件。“和”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如孔子指出的：“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论语·学而》)孟子则对“和”作了进一步发挥，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儒家所讲的“和”并不仅仅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是基于对周文化天道观的继承与发展之上。周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敬天保民，形成了天命靡常、天人感应、天人相通的观念。周人所理解的“天”并非抽象实体或超时空的主宰，而是天地万物生命的源泉、统一的基础，是决定宇宙、社会、人生变动的根本力量。周人对天道怀有无比的尊崇与敬仰之情，强调对天命的体察与顺应，认为只有效法上天的生生之道，才称之为善政，才能保证国家的强盛与民生的安乐，提出：“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尚书·大禹谟》)因此周朝效法天地之道，把“六府三事”即“金、木、水、火、土、谷”和“正德、利用、厚生”作为治国方略，以实现长治久安，“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尚书·大禹谟》)。“和”追求的是一种和谐一致的境界，孔子所提倡的伦理行为规范等都是为了达到和谐，消除社会的纷乱与争斗。但孔子的“和”不是千篇一律，毫无差别，而是“君子和而不同”，和谐又不千篇一律，不同又不相互冲突，是多样性的统一，是在保持差别和个性的前提下的和谐一致，和谐以共生共存。周文化是先秦诸子思想的直接源泉，中国古代思想家成为道统与学统的传承者，基于对周文化理解的不同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儒家和道家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孔子更是以周文化的正统继承者和维护者自居，他有“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的自信，以克己复礼、维系和复兴周文化的礼乐政制为己任，并把周文化提升到“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微妙境地。孔子对于天道盈虚与时势变化有着极其丰富和深刻的感触，因而能够生存于天人相通的原初境域中，与时偕行，如他自述：“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因此孔子对“仁”、“礼”、“和”的理解都基于天人合一的背景之下，他指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凸显了天道生成万物与不言而信的至诚本性，作为他的思想核心观念的“仁”也是天道生生道的体现，孔子强调“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人”，珍视包括动物在内的一切生命，如《论语》记载的：“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述而》)他反对一切戕害、漠视人的生命的行为，天道按其本来面目呈现自己，无需任何掩饰，自然而然，无私无欲，孕育生成万物，即是后儒阐发的“不诚无物”，“(《中庸》)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日生”，(《系辞》)因此仁者效法天道，同时也能做到文、行、忠、信，刚毅木讷，至诚无私，生生与诚明之道是天人相通的必然途径，“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道”(《中庸》)。在处理人与人、人与事、人与自然等诸关系时，孔子提出“中庸”的思想并把其视为最高的美德，“中庸”的本质含义是：“不偏之谓之中，不易之谓之庸”，无过无及，不偏不倚，主张在对立的两极之间保持某种平衡，“中庸之道”是齐鲁文化的逻辑思维方法。 　儒家把统治者效法天道形成的仁德看作政治清明、国家安定的前提，孔子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孔子政治思想以礼治为核心，而礼是由内在的“仁”所决定的，是仁心的体现，如果缺乏仁德的修养，是不可能真正贯彻礼法的规范的，如孔子所说的：“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他强调仁与礼互为表里，内在的道德价值决定制度性的外在行为规范，形成以德教为礼治基础的为政思想，“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这是孔子政治思想的基本纲领和原则，要求统治者以发自内心的自觉道德意识和自身的严格履践引导人民，因此他强调：“政者，正也”(《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只有统治者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才能顺利地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孔子还提出了治理政事的一些具体原则即“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论语·尧日》)所谓“五美”即五种基本的政治美德，“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它们都是以富民、教民、公正对待百姓为目的的，“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论语·尧日》)所谓“四恶”是“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论语·尧日》)强调避免不教而杀、不戒视成的暴虐之政，统治要以教化人民为目的。孟子作为战国时期齐鲁文化的最著名代表，在孔子思想基础上发展出系统的仁政学说。孟子强调了人所具有的道德自觉心，在外在行为上则表现为自觉地“由仁义行”。“仁爱”体现了人道原则与理性原则的统一，要求每个人从人性出发，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强调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理解人，才能自觉地“由仁义行”，才能实现充满爱心的温情社会。孟子指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之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

大赛通过作品征集的形式对全省青少年在参与文化惠民消费季过程中收获的心得体会、所见所感予以展示，提高青少年的文化修养，加强其思想道德建设，同时实现全民共同参与，共享文化资源，共品文化盛宴的目标。

齐鲁文化指古代齐鲁地区，也即今山东一带地区之文化。春秋时代，泰山以北地区为齐，是周朝功臣吕尚封侯之地，泰山以南为鲁，是周公旦的长子伯禽封侯之地。齐鲁地区依泰山而濒大海，向称海岱地区。远在石器时代，就创造了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是多源的中华文化主要发源地之一。由于其地理位置优越，在春秋时代即已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特别是一些古代文化巨子，如孔丘、孟轲、管仲、墨翟、孙武、邹衍等都诞生在这里，不仅对齐鲁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且对中华文化的形成也有巨大贡献，尤其是战国时期稷下学宫的设立，使儒、道、法、墨、名、兵、阴阳、纵横诸家争鸣于此地，融通荟萃于一堂，从而使得齐鲁文化具有博大、丰富、尚礼、崇儒的特点，齐鲁民风以“好文学”(《史记·儒林列传》)，“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国语·齐语》)而闻名天下。 齐鲁文化旅游 齐鲁文化旅游，系指与齐鲁文化遗存(包括文化遗址、文物、遗迹、遗风、遗俗等)有直接关联的文化旅游活动。齐鲁最初是西周时期周武王分封的两处诸侯国，分别建都于营丘(今山东淄博)和奄(山东曲阜)。先秦时期，鲁是小国，辖地以今曲阜地区为中心;齐是大国，其疆域最大时，以临淄为中心，南至泰沂山区，北到渤海平原，西依黄河古道，东括山东半岛，包括今胶东、鲁中、鲁西北的大部。广义的齐鲁文化，包括先秦及秦汉以后山东以及河北中部、南部大行山以东地区、苏北部分地区的历史文化和当代文化;狭义的齐鲁文化，则指先秦时期齐国和鲁国共同创造的文化。关于齐、鲁两地的风俗民情，司马迁在《史记》中曾写道:“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其中具五民。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颇有麻桑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在西周及春秋战国时期，鲁与齐较其他诸候国都更接近于周王室，因此受到周代礼制和文化的影响也更深。这种嫡系关系，应是后人把齐、鲁并称的最主要原因。当然，齐鲁还同时承继了夏商与东夷的文化传统。鲁祖周公旦封于商旧都奄地，得宝器、典籍，同时奏天子礼乐八佾，把周代的礼仪、典章、制度完整地转移到鲁国，并保有仅次于周天子的礼器法物和典册史籍。因此，鲁文化格外注重礼乐教化，其结果是诞生了著名的思想家孔子，推出《论语》、《春秋》、《诗经》等代表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典籍。齐祖姜太公，与周公旦同为周朝勋戚，享有“武力征伐”的特权，除推行周王室的法律、典章、文化制度之外，重“举贤而上功”，其直接结果是承继周初王霸之威，鼎故革新，及至管仲为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后又为战国七雄之一，诞生了诸如管仲、鲍叔牙、晏婴、孙膑等一批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管子》一书，综论天下治理方略，则成为先秦时期中华民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齐鲁文化的兼融与合流，在先秦第二代思想家孟轲(鲁)和晏婴(齐)身上得到体现，那就是王权思想与礼乐政治并重以及仁爱民本的哲学。可以说，先秦时期的齐鲁文化，基本上代表了中华民族早期文化的成就，除孔孟管晏外，这一时期重要的思想家和文化著述，还有孙武与《孙子兵法》、墨翟与《墨子》、荀况与《荀子》、孙膑与《孙膑兵法》以及曾参、子思、扁鹊与《大学》、《中庸》等等，他们既是齐鲁文化又是华夏文化的杰出代表。总的来说，弘扬王道、平治天下的鲁文化理想与力兴霸业、一匡天下的齐文化，其追求是相贯通的，二者之间虽有凝重肃穆与功利通变的微别，而在总体上趋于融合，并在此后的发展演变中广泛包容百家，对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形成与构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齐鲁文化的重要旅游地，有山东淄博市，这里有临淄齐国故城、桓公台、管仲墓、晏婴墓等;山东曲阜市，这里有少昊陵、孔府、孔庙、孔林、周公庙、鲁国故城等;山东邹县，这里有孟庙、孟府、孟林等;山东临沂市，这里有银雀山与金雀山汉墓群、沂南汉画像石墓等;山东莒县，这里有荀子墓、莒国故城等;山东泰安市，这里有大汶口文化遗址、泰山岱庙等;山东青岛市，这里有道教名山崂山、海滨浴场、北朝石造像、海产博物馆等，是著名的避暑胜地;山东烟台市，这里有明代抗倭遗址，是著名的避暑城市;山东蓬莱县，这里因“蓬莱仙境”、“海市蜃楼”而闻名，始自先秦，历史悠久;山东济南市，这里有山东省博物馆、千佛山、七十二泉、大明湖、李清照纪念堂、辛稼轩纪念祠等。此外，齐鲁文化还反映在淳朴的民风民俗上，山东各地大都保存着典型的中华民族风俗传统。反映在歌舞传统上，仪式隆重的孔府乐舞带有先秦时代典雅的艺术风尚，以中、和、祗、庸、孝、友六德标准为舞蹈语言基础，以歌诗的字形字义赋予象征型的舞蹈语汇，使用的乐器有镈钟、特磬、编钟、编磬、古琴、古瑟、笙、排箫、洞箫、龙笛、篪、蘧、陶埙、梧、柷以及各类鼓等，集金、石、丝、竹、革、木、匏、土等古代八音之器;反映在戏曲艺术上，流传在山东境内的当代戏曲品种有柳子戏、大弦子戏、罗子戏、八仙戏、山东梆子、莱芜梆子、平调、东路梆子、枣梆、河北梆子、河南梆子、柳琴戏、茂腔、柳腔、五音戏、东路肘鼓子、灯腔、两夹弦、北词两夹弦、一勾勾、哈哈腔、乱弹、吕剧、四平调、化装坠子、山东八角鼓、渔鼓戏、蓝关戏、王皮戏、京剧、评剧、皮影戏、傀儡戏等30多类，约占全国戏曲总数的1/10;反映在饮食上，鲁菜是各地方菜系中形成较早、影响较大的一个，在明清时代即自成体系，影响了整个黄河流域及其以北的广大地区，已被容纳、吸收到北京菜、天津菜、东北菜和华北菜中，成为这些菜系的基础和主要风味。齐鲁之地，还一向以生产名酒而著称，兰陵白酒、烟台葡萄酒、青岛啤酒以及近年来新开发的曲阜孔府家酒，均闻名世界，烟台和青岛都举办过国际性的大型酒节。齐鲁文化旅游，包括访古旅游、仿古旅游、艺术文化旅游、民间文化旅游、民俗文化旅游等专项活动。且均以现存齐鲁文化遗存为旅游重要景点。

齐鲁文化论文1000字内容

在齐鲁文化传统中，显然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对中国社会影响最为深远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孔子思想的核心观念“和”，追求的是一种和谐一致的境界，孔子提倡的伦理行为规范等都是为了达到和谐。孟子基于性善论，认为人人都有先天的仁义礼智之心，道德履践的可能性都是完满、平等的，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鉴于统治者和民众在道德上是平等性，认为统治者应该推己及人实行仁政，而且这是实现长治久安的必要条件。“和”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如孔子指出的：“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论语·学而》)孟子则对“和”作了进一步发挥，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儒家所讲的“和”并不仅仅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是基于对周文化天道观的继承与发展之上。周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敬天保民，形成了天命靡常、天人感应、天人相通的观念。周人所理解的“天”并非抽象实体或超时空的主宰，而是天地万物生命的源泉、统一的基础，是决定宇宙、社会、人生变动的根本力量。周人对天道怀有无比的尊崇与敬仰之情，强调对天命的体察与顺应，认为只有效法上天的生生之道，才称之为善政，才能保证国家的强盛与民生的安乐，提出：“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尚书·大禹谟》)因此周朝效法天地之道，把“六府三事”即“金、木、水、火、土、谷”和“正德、利用、厚生”作为治国方略，以实现长治久安，“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尚书·大禹谟》)。“和”追求的是一种和谐一致的境界，孔子所提倡的伦理行为规范等都是为了达到和谐，消除社会的纷乱与争斗。但孔子的“和”不是千篇一律，毫无差别，而是“君子和而不同”，和谐又不千篇一律，不同又不相互冲突，是多样性的统一，是在保持差别和个性的前提下的和谐一致，和谐以共生共存。周文化是先秦诸子思想的直接源泉，中国古代思想家成为道统与学统的传承者，基于对周文化理解的不同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儒家和道家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孔子更是以周文化的正统继承者和维护者自居，他有“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的自信，以克己复礼、维系和复兴周文化的礼乐政制为己任，并把周文化提升到“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微妙境地。孔子对于天道盈虚与时势变化有着极其丰富和深刻的感触，因而能够生存于天人相通的原初境域中，与时偕行，如他自述：“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因此孔子对“仁”、“礼”、“和”的理解都基于天人合一的背景之下，他指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凸显了天道生成万物与不言而信的至诚本性，作为他的思想核心观念的“仁”也是天道生生道的体现，孔子强调“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人”，珍视包括动物在内的一切生命，如《论语》记载的：“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述而》)他反对一切戕害、漠视人的生命的行为，天道按其本来面目呈现自己，无需任何掩饰，自然而然，无私无欲，孕育生成万物，即是后儒阐发的“不诚无物”，“(《中庸》)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日生”，(《系辞》)因此仁者效法天道，同时也能做到文、行、忠、信，刚毅木讷，至诚无私，生生与诚明之道是天人相通的必然途径，“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道”(《中庸》)。在处理人与人、人与事、人与自然等诸关系时，孔子提出“中庸”的思想并把其视为最高的美德，“中庸”的本质含义是：“不偏之谓之中，不易之谓之庸”，无过无及，不偏不倚，主张在对立的两极之间保持某种平衡，“中庸之道”是齐鲁文化的逻辑思维方法。 　儒家把统治者效法天道形成的仁德看作政治清明、国家安定的前提，孔子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孔子政治思想以礼治为核心，而礼是由内在的“仁”所决定的，是仁心的体现，如果缺乏仁德的修养，是不可能真正贯彻礼法的规范的，如孔子所说的：“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他强调仁与礼互为表里，内在的道德价值决定制度性的外在行为规范，形成以德教为礼治基础的为政思想，“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这是孔子政治思想的基本纲领和原则，要求统治者以发自内心的自觉道德意识和自身的严格履践引导人民，因此他强调：“政者，正也”(《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只有统治者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才能顺利地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孔子还提出了治理政事的一些具体原则即“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论语·尧日》)所谓“五美”即五种基本的政治美德，“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它们都是以富民、教民、公正对待百姓为目的的，“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论语·尧日》)所谓“四恶”是“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论语·尧日》)强调避免不教而杀、不戒视成的暴虐之政，统治要以教化人民为目的。孟子作为战国时期齐鲁文化的最著名代表，在孔子思想基础上发展出系统的仁政学说。孟子强调了人所具有的道德自觉心，在外在行为上则表现为自觉地“由仁义行”。“仁爱”体现了人道原则与理性原则的统一，要求每个人从人性出发，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强调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理解人，才能自觉地“由仁义行”，才能实现充满爱心的温情社会。孟子指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之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

我爱故乡　　我的家乡非常美丽。　　春天，树枝抽出了嫩绿的枝条，小草懒洋洋地睁开眼，花儿们也纷纷盛开了，红的、蓝的、黄的、紫的，千奇百怪，五光十色花儿们发出阵阵醉人的芳香，引来一大群蝴蝶，蝴蝶在空中翩翩起舞，那景象可真美!　　夏天到了，树叶更绿了，还去河里摸鱼，那一棵棵树像一些战士一般花儿们也更加芬芳诱人荷花也开了，荷叶是绿的，荷花是淡粉红的，真美啊!我们小孩子最喜欢到荷塘采莲藕吃，一条条鱼在水中成群结队地游来游去，一被我们捉上来，就“活蹦乱跳”，看它乞求的样子，真可怜!　　秋天，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人字形，一会儿又排成一字形天空湛蓝湛蓝的，天空下是一片金黄的景象，麦子是黄的，树叶也是黄的，一片一片的树叶离开大树妈妈的怀抱，独自一人“旅行”农民伯伯在这个季节可乐了，也很忙，因为他们辛勤的汗水培育的麦子成熟了，他们都忙着割麦子呢!冬天来到了，一颗颗雪花从天上飘落到地上，整个世界一片洁白，雪花是花状的，白白的，一捏在手中就融化成晶莹的小水珠了　　我的家乡真美丽，我爱我的家乡!

“齐鲁”缘起于先秦齐、鲁两国，是齐、鲁两国的合称，原是国家概念。齐与鲁是西周初年的两个封国，是西周在东方代行统治权的两个重要阵地。因为西周初建时，东部沿海地区殷人和东夷人的势力强大，不服统治，屡次发生反周叛乱。周公东征，平定武庚和商奄叛乱之后，周王便将两个最得力的人物：周公和姜太公分别封于商奄和薄姑旧地，建立鲁国和齐国，以镇抚东方殷人和夷人。鲁居泰山之阳，都曲阜，齐居泰山之阴，始都营丘(今山东昌乐，一说即临淄)，后迁薄姑，再迁至临淄。齐、鲁始封时，地方各百里，至春秋战国时期，经过数百年的兼并战争，两国疆域不断拓展扩大，基本控制’了今山东地区。而且随着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民族融合，人文同化。文化的交流，齐、鲁两国内部联系逐步加强。有别于中原、燕赵、秦、晋、吴越、荆楚等的齐鲁地域文化圈逐步形成。“齐、鲁”一词也逐步联系起来，由国家概念向地域概念过渡，齐鲁文化的演进战国以后，伴随着大国争雄，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百家争鸣”的新时代。随着齐、鲁文化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及列国纷争形势的造就，齐、鲁作为文化“重心”的地位进一步显现，学术繁荣、名人辈出，齐鲁地域文化由“齐鲁之学”成为“天下之学”，最终由地域文化上升为中国早期文明的核心，并深刻的影响了整个中国文明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进程。诸子大半出齐鲁战国诸子学术的繁荣，是先秦思想学术文化臻于极盛的重要标志，而其发生、发展的中心区域即在齐鲁之地。诸子各家及其代表人物多半出于齐鲁或受齐鲁之重大影响。《汉书·艺文志》列“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孔子、孟子与墨子都是邹、鲁之人；儒家另一位大师荀子虽为赵人，但年十五即游学于齐之稷下，学术成就于齐国；道、法两家之代表人物老子、韩非子虽不是出自齐鲁两国，但道、法思想的产生却源出齐太公对商代伊尹思想的继承，而先秦道家的重要一派——“黄老之学”的形成与发展则主要是在齐国稷下完成的。庄子是宋国人，但其故里在今山东东明县（东明县古属宋地）。后世法家多出秦晋，但法家与齐国的关系却源远流长，与兵家同渊源于殷周之际的兵家始祖姜太公。齐鲁是汉代经学最发达的地区，西汉的五经八师中，伏生等六人都是齐鲁大儒；东汉时设置的五经博士，齐鲁儒生占了八名。在《汉书·儒林传》中单独立目的有二十七人，齐鲁籍的有十二人。至东汉末年，齐鲁地区又出现了两位著名的大经学家，一位是今文经学大师何休，另一位是古文经学大师郑玄。东晋南朝时期流寓江南的著名士族如琅琊王氏、兰陵萧氏、高平郗氏、琅琊颜氏和泰山羊氏都来自齐鲁之乡。齐鲁名士和先进的齐鲁文化南下，为江南地区的开发作出了巨大贡献。直至北宋，尚有“为学慕齐鲁”的称誉。魏晋之后，虽然齐鲁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已逐渐失去其独立性，但它的基本精神依然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 “百家争鸣”在稷下学宫战国学术文化之重心区域在于齐鲁，与齐国稷下学宫的设置有直接的关系。田齐统治者在齐国都城临淄一带，“立稷下学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崇之”，人数曾多至数千人。当时各国的学者，都从四面八方汇聚到稷下学宫，稷下诸子自由争鸣，百家理论展现稷下讲坛。被称为稷下先生著作总汇的《管子》，真实地记载了当时各家学派的理论成果。儒、墨“显学”俱出于鲁战国诸子之中，儒墨两家并称“显学”，儒家重教育，墨家重实务，两家弟子众多，支派林立，影响巨大。儒家之中大师如孟子、荀子，俱为中国文化巨人，另有七十二弟子，也都个个为圣贤。墨家学派尽管在秦汉之后，淡出主流显学地位，但也涌现出如公输般等中国文化史上的名人。先秦兵学最盛于齐兵学发达，是先秦文化的一大特色，其辉煌成就多为齐人所创。中国古代兵学号称有十大兵书，先秦时代就有《六韬》、《司马兵法》、《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吴子兵法》、《尉缭子》六种，前四种皆为齐人所著。先秦兵书出于齐者还不止以上数部，《管子》、《荀子》、《鲁连子》等书中都载有重要的兵学内容；齐人中的军事家，除享誉世界的孙武外，像姜太公、管仲、司马穰苴、孙膑、田单，田忌、齐威王都照耀中国军事史。众多军事家与兵学典籍多出于齐，反映出齐国悠久的兵学传统和深厚的兵学根基，从军事文化的层面展现了齐鲁文化在先秦各地域文化中的地位。儒学“天下独尊”儒家文化植根于传统单一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中，立足于宗法社会和血缘亲情之上，具有浓厚的等级名分观念、礼治主义、亲情主义、等序之爱、泛孝主义等特质，这些使得它不光受到普通民众的认可，也迎合了维护封建专制集权和等差秩序的统治需要，有助于把分散的个体小农整合到专制统治秩序之中，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尽管儒家学派众多，观点各异，际遇不同，但大多都是围绕如何夺取权力和保住王位，而提出政治主张、策略、政策和方法，既为构建完整的主流文化体系提供理论准备和合理性论证，又为维护封建大一统秩序作意识形态辨护。儒学的丰富内涵和济世安邦的价值取向，使之具有了极其深厚的社会基础，更易为封建王朝所接受，为儒学的广泛传播和发展完善奠定了基础。随着时代的发展，在较长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在春秋、战国和秦汉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由于齐国对鲁国的兼并，造成黄河下游地区政治上的局部统一。而学术文化界兴起的百家争鸣，则促进了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两支不同特色的文化逐渐交流融合，逐渐走上了一体化的道路。仅在鲁国，孔子门下就有72贤人、3000多个弟子来学习传播儒学。随着齐鲁文化的相互交融，儒学首先传播到齐国。从战国初期，一直到秦始皇，齐国均在临淄设立学术基地，最著名当属稷下学宫，邀请各派名家授业传道。正是有了这个条件，儒学得以在齐国广泛传播。在著名的儒家学者里面，齐人是鲁国之外最多的。孔子之后两个最大的儒学大师孟子和荀子，都和齐国关系密切。孟子相当一段时间在齐国，荀子长期在稷下学宫传播儒文化，在其书中第一次将齐鲁并称，说明当时齐鲁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已经大大推进。同时，齐国的管仲学派也积极推动道家思想、法家思想和儒家思想的融合发展。到了战国时期，儒学获得了极大地发展，实际上已经占据了鲁国、齐国两个国家，实现了儒学的齐鲁化，儒学由“一国之学术”成为“天下之学术”。齐鲁文化对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秦统一中国后，法家思想虽然成为政治上的指导思想，但渊源于阴阳五行学说的“方士文化”在秦朝也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至西汉初年，属于齐文化系统的黄老之学又风靡一时，当时统治集团中好黄老之学者甚众，在全国推行无为政治，不过六七十年间，便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盛世——“文景之治”。汉代形成的“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也和齐鲁文化有深远的渊源关系。西汉学者刘向在《说苑·政理篇》曾说过，齐国“尊贤先疏后亲，先义后仁也，此霸者之迹也。”鲁国“亲亲者先内后外，先仁后义也，此王者之迹也。”“故鲁有王迹者仁厚也，齐有霸迹者武政也。”齐鲁霸王之道，不仅被汉代统治者所接受，逐渐合成为“汉家制度”，而且对此后历代有作为的封建统治者的治国方略均产生了深远影响。秦汉时期，大儒董仲舒吸收了新的思想，既推崇孔子，阐扬仁学，又采齐学之阴阳五行，大讲天人感应，并兼采墨、法等尚同、法治思想，将儒家改铸成新学说，成为维护统治阶级地位的工具。汉武帝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学纳入封建大一统文化的核心圈之中，成为影响深远的主流文化。

关于齐鲁文化的论文1000字

在齐鲁文化传统中，显然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对中国社会影响最为深远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孔子思想的核心观念“和”，追求的是一种和谐一致的境界，孔子提倡的伦理行为规范等都是为了达到和谐。孟子基于性善论，认为人人都有先天的仁义礼智之心，道德履践的可能性都是完满、平等的，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鉴于统治者和民众在道德上是平等性，认为统治者应该推己及人实行仁政，而且这是实现长治久安的必要条件。“和”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如孔子指出的：“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论语·学而》)孟子则对“和”作了进一步发挥，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儒家所讲的“和”并不仅仅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是基于对周文化天道观的继承与发展之上。周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敬天保民，形成了天命靡常、天人感应、天人相通的观念。周人所理解的“天”并非抽象实体或超时空的主宰，而是天地万物生命的源泉、统一的基础，是决定宇宙、社会、人生变动的根本力量。周人对天道怀有无比的尊崇与敬仰之情，强调对天命的体察与顺应，认为只有效法上天的生生之道，才称之为善政，才能保证国家的强盛与民生的安乐，提出：“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尚书·大禹谟》)因此周朝效法天地之道，把“六府三事”即“金、木、水、火、土、谷”和“正德、利用、厚生”作为治国方略，以实现长治久安，“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尚书·大禹谟》)。“和”追求的是一种和谐一致的境界，孔子所提倡的伦理行为规范等都是为了达到和谐，消除社会的纷乱与争斗。但孔子的“和”不是千篇一律，毫无差别，而是“君子和而不同”，和谐又不千篇一律，不同又不相互冲突，是多样性的统一，是在保持差别和个性的前提下的和谐一致，和谐以共生共存。周文化是先秦诸子思想的直接源泉，中国古代思想家成为道统与学统的传承者，基于对周文化理解的不同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儒家和道家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孔子更是以周文化的正统继承者和维护者自居，他有“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的自信，以克己复礼、维系和复兴周文化的礼乐政制为己任，并把周文化提升到“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微妙境地。孔子对于天道盈虚与时势变化有着极其丰富和深刻的感触，因而能够生存于天人相通的原初境域中，与时偕行，如他自述：“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因此孔子对“仁”、“礼”、“和”的理解都基于天人合一的背景之下，他指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凸显了天道生成万物与不言而信的至诚本性，作为他的思想核心观念的“仁”也是天道生生道的体现，孔子强调“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人”，珍视包括动物在内的一切生命，如《论语》记载的：“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述而》)他反对一切戕害、漠视人的生命的行为，天道按其本来面目呈现自己，无需任何掩饰，自然而然，无私无欲，孕育生成万物，即是后儒阐发的“不诚无物”，“(《中庸》)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日生”，(《系辞》)因此仁者效法天道，同时也能做到文、行、忠、信，刚毅木讷，至诚无私，生生与诚明之道是天人相通的必然途径，“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道”(《中庸》)。在处理人与人、人与事、人与自然等诸关系时，孔子提出“中庸”的思想并把其视为最高的美德，“中庸”的本质含义是：“不偏之谓之中，不易之谓之庸”，无过无及，不偏不倚，主张在对立的两极之间保持某种平衡，“中庸之道”是齐鲁文化的逻辑思维方法。 　儒家把统治者效法天道形成的仁德看作政治清明、国家安定的前提，孔子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孔子政治思想以礼治为核心，而礼是由内在的“仁”所决定的，是仁心的体现，如果缺乏仁德的修养，是不可能真正贯彻礼法的规范的，如孔子所说的：“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他强调仁与礼互为表里，内在的道德价值决定制度性的外在行为规范，形成以德教为礼治基础的为政思想，“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这是孔子政治思想的基本纲领和原则，要求统治者以发自内心的自觉道德意识和自身的严格履践引导人民，因此他强调：“政者，正也”(《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只有统治者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才能顺利地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孔子还提出了治理政事的一些具体原则即“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论语·尧日》)所谓“五美”即五种基本的政治美德，“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它们都是以富民、教民、公正对待百姓为目的的，“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论语·尧日》)所谓“四恶”是“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论语·尧日》)强调避免不教而杀、不戒视成的暴虐之政，统治要以教化人民为目的。孟子作为战国时期齐鲁文化的最著名代表，在孔子思想基础上发展出系统的仁政学说。孟子强调了人所具有的道德自觉心，在外在行为上则表现为自觉地“由仁义行”。“仁爱”体现了人道原则与理性原则的统一，要求每个人从人性出发，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强调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理解人，才能自觉地“由仁义行”，才能实现充满爱心的温情社会。孟子指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之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

“齐鲁”缘起于先秦齐、鲁两国，是齐、鲁两国的合称，原是国家概念。齐与鲁是西周初年的两个封国，是西周在东方代行统治权的两个重要阵地。因为西周初建时，东部沿海地区殷人和东夷人的势力强大，不服统治，屡次发生反周叛乱。周公东征，平定武庚和商奄叛乱之后，周王便将两个最得力的人物：周公和姜太公分别封于商奄和薄姑旧地，建立鲁国和齐国，以镇抚东方殷人和夷人。鲁居泰山之阳，都曲阜，齐居泰山之阴，始都营丘(今山东昌乐，一说即临淄)，后迁薄姑，再迁至临淄。齐、鲁始封时，地方各百里，至春秋战国时期，经过数百年的兼并战争，两国疆域不断拓展扩大，基本控制’了今山东地区。而且随着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民族融合，人文同化。文化的交流，齐、鲁两国内部联系逐步加强。有别于中原、燕赵、秦、晋、吴越、荆楚等的齐鲁地域文化圈逐步形成。“齐、鲁”一词也逐步联系起来，由国家概念向地域概念过渡，齐鲁文化的演进战国以后，伴随着大国争雄，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百家争鸣”的新时代。随着齐、鲁文化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及列国纷争形势的造就，齐、鲁作为文化“重心”的地位进一步显现，学术繁荣、名人辈出，齐鲁地域文化由“齐鲁之学”成为“天下之学”，最终由地域文化上升为中国早期文明的核心，并深刻的影响了整个中国文明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进程。诸子大半出齐鲁战国诸子学术的繁荣，是先秦思想学术文化臻于极盛的重要标志，而其发生、发展的中心区域即在齐鲁之地。诸子各家及其代表人物多半出于齐鲁或受齐鲁之重大影响。《汉书·艺文志》列“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孔子、孟子与墨子都是邹、鲁之人；儒家另一位大师荀子虽为赵人，但年十五即游学于齐之稷下，学术成就于齐国；道、法两家之代表人物老子、韩非子虽不是出自齐鲁两国，但道、法思想的产生却源出齐太公对商代伊尹思想的继承，而先秦道家的重要一派——“黄老之学”的形成与发展则主要是在齐国稷下完成的。庄子是宋国人，但其故里在今山东东明县（东明县古属宋地）。后世法家多出秦晋，但法家与齐国的关系却源远流长，与兵家同渊源于殷周之际的兵家始祖姜太公。齐鲁是汉代经学最发达的地区，西汉的五经八师中，伏生等六人都是齐鲁大儒；东汉时设置的五经博士，齐鲁儒生占了八名。在《汉书·儒林传》中单独立目的有二十七人，齐鲁籍的有十二人。至东汉末年，齐鲁地区又出现了两位著名的大经学家，一位是今文经学大师何休，另一位是古文经学大师郑玄。东晋南朝时期流寓江南的著名士族如琅琊王氏、兰陵萧氏、高平郗氏、琅琊颜氏和泰山羊氏都来自齐鲁之乡。齐鲁名士和先进的齐鲁文化南下，为江南地区的开发作出了巨大贡献。直至北宋，尚有“为学慕齐鲁”的称誉。魏晋之后，虽然齐鲁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已逐渐失去其独立性，但它的基本精神依然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 “百家争鸣”在稷下学宫战国学术文化之重心区域在于齐鲁，与齐国稷下学宫的设置有直接的关系。田齐统治者在齐国都城临淄一带，“立稷下学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崇之”，人数曾多至数千人。当时各国的学者，都从四面八方汇聚到稷下学宫，稷下诸子自由争鸣，百家理论展现稷下讲坛。被称为稷下先生著作总汇的《管子》，真实地记载了当时各家学派的理论成果。儒、墨“显学”俱出于鲁战国诸子之中，儒墨两家并称“显学”，儒家重教育，墨家重实务，两家弟子众多，支派林立，影响巨大。儒家之中大师如孟子、荀子，俱为中国文化巨人，另有七十二弟子，也都个个为圣贤。墨家学派尽管在秦汉之后，淡出主流显学地位，但也涌现出如公输般等中国文化史上的名人。先秦兵学最盛于齐兵学发达，是先秦文化的一大特色，其辉煌成就多为齐人所创。中国古代兵学号称有十大兵书，先秦时代就有《六韬》、《司马兵法》、《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吴子兵法》、《尉缭子》六种，前四种皆为齐人所著。先秦兵书出于齐者还不止以上数部，《管子》、《荀子》、《鲁连子》等书中都载有重要的兵学内容；齐人中的军事家，除享誉世界的孙武外，像姜太公、管仲、司马穰苴、孙膑、田单，田忌、齐威王都照耀中国军事史。众多军事家与兵学典籍多出于齐，反映出齐国悠久的兵学传统和深厚的兵学根基，从军事文化的层面展现了齐鲁文化在先秦各地域文化中的地位。儒学“天下独尊”儒家文化植根于传统单一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中，立足于宗法社会和血缘亲情之上，具有浓厚的等级名分观念、礼治主义、亲情主义、等序之爱、泛孝主义等特质，这些使得它不光受到普通民众的认可，也迎合了维护封建专制集权和等差秩序的统治需要，有助于把分散的个体小农整合到专制统治秩序之中，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尽管儒家学派众多，观点各异，际遇不同，但大多都是围绕如何夺取权力和保住王位，而提出政治主张、策略、政策和方法，既为构建完整的主流文化体系提供理论准备和合理性论证，又为维护封建大一统秩序作意识形态辨护。儒学的丰富内涵和济世安邦的价值取向，使之具有了极其深厚的社会基础，更易为封建王朝所接受，为儒学的广泛传播和发展完善奠定了基础。随着时代的发展，在较长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在春秋、战国和秦汉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由于齐国对鲁国的兼并，造成黄河下游地区政治上的局部统一。而学术文化界兴起的百家争鸣，则促进了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两支不同特色的文化逐渐交流融合，逐渐走上了一体化的道路。仅在鲁国，孔子门下就有72贤人、3000多个弟子来学习传播儒学。随着齐鲁文化的相互交融，儒学首先传播到齐国。从战国初期，一直到秦始皇，齐国均在临淄设立学术基地，最著名当属稷下学宫，邀请各派名家授业传道。正是有了这个条件，儒学得以在齐国广泛传播。在著名的儒家学者里面，齐人是鲁国之外最多的。孔子之后两个最大的儒学大师孟子和荀子，都和齐国关系密切。孟子相当一段时间在齐国，荀子长期在稷下学宫传播儒文化，在其书中第一次将齐鲁并称，说明当时齐鲁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已经大大推进。同时，齐国的管仲学派也积极推动道家思想、法家思想和儒家思想的融合发展。到了战国时期，儒学获得了极大地发展，实际上已经占据了鲁国、齐国两个国家，实现了儒学的齐鲁化，儒学由“一国之学术”成为“天下之学术”。齐鲁文化对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秦统一中国后，法家思想虽然成为政治上的指导思想，但渊源于阴阳五行学说的“方士文化”在秦朝也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至西汉初年，属于齐文化系统的黄老之学又风靡一时，当时统治集团中好黄老之学者甚众，在全国推行无为政治，不过六七十年间，便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盛世——“文景之治”。汉代形成的“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也和齐鲁文化有深远的渊源关系。西汉学者刘向在《说苑·政理篇》曾说过，齐国“尊贤先疏后亲，先义后仁也，此霸者之迹也。”鲁国“亲亲者先内后外，先仁后义也，此王者之迹也。”“故鲁有王迹者仁厚也，齐有霸迹者武政也。”齐鲁霸王之道，不仅被汉代统治者所接受，逐渐合成为“汉家制度”，而且对此后历代有作为的封建统治者的治国方略均产生了深远影响。秦汉时期，大儒董仲舒吸收了新的思想，既推崇孔子，阐扬仁学，又采齐学之阴阳五行，大讲天人感应，并兼采墨、法等尚同、法治思想，将儒家改铸成新学说，成为维护统治阶级地位的工具。汉武帝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学纳入封建大一统文化的核心圈之中，成为影响深远的主流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