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药对环境的污染论文题目怎么写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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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就是无解的项目，实验室里搞搞就算了，放在大田里搞，变化因因素太多了，除非农药百分百降解矿化了，这可能吗？否则代谢不完全的中间体是否有志毒还说不定，还要做急性和遗传的毒理试验，总之，不好搞，说能搞，都是怱悠

课题方案是研究性学习的重要环节，能为研究者提供明确而可操作的程序。课题方案主要包括研究背景、目的意义、实施计划、预期成果等部分。课题方案一般以表格形式呈现。撰写课题方案时要注意科学性、可行性和过程性。 课题方案的制定是课题研究的必要条件，不仅为研究者提供了明确的、可操作的程序，而且为这些程序的操作提供可靠的方法，是课题研究的“蓝图” 。科学研究是一个广泛收集信息，并通过分析、加工、处理得出有助于认识、解决相应问题的结论过程。由于师生的知识结构和科学素养的限制，对课题研究往往停留在经验层次上，而忽略了科研的根本环节（信息的即时收集、分析、加工和处理工作）。因此，重视课题方案的设计，对于保证研究的规范性，提高科学研究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农药对环境的污染论文题目怎么写

农药流失到环境中，将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有时甚至造成极其危险的后果。⒈污染大气、水环境，造成土壤板结。流失到环境中的农药通过蒸发、蒸腾，飘到大气之中，飘动的农药又被空气中的尘埃吸附住。并随风扩散。造成大气环境的污染。大气中的农药，又通过降雨，这些农药又流入水里，从而造成水环境的污染，对人、畜，特别是水生生物（如鱼、虾）造成危害。同时，流失到土壤中的农药，也会造成土壤板结。⒉增强病菌、害虫对农药的抗药性长时间使用同一种农药，最终会增强病菌、害虫的抗药性。以后对同种病菌、害虫的防治必须不断加大农药的用药量．不然不能达到消灭病菌、害虫的目的。形成恶性循环。⒊杀伤有益生物绝大多数农药是无选择地杀伤各种生物的，其中包括对人们有益的生物，如青蛙、蜜蜂、鸟类和蚯蚓等。这些益虫、益鸟的减少或灭绝，实际上减少了害虫的天敌，会导致害虫数量的增加．而影响农业生产。⒋野生生物和畜禽中毒野生生物及畜禽吃了沾有农药的食物，会造成它们急性或慢性中毒。最主要的是农药影响生物的生殖能力，如很多鸟类和家禽由于受到农药的影响，产蛋的重量减轻和蛋壳变薄，容易破碎。许多野生生物的灭绝与农药的污染有直接关系。农药对人体健康的危害人工合成的化学农药约500余种，这些农药的广泛使用，不仅造成环境的污染，同时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⑴有机磷农药；⑵有机氯农药。农药对动植物的危害⑴阻碍作物根系的深孔和对土壤的水分吸收．造成弱苗、死苗、倒伏和减产⑵残留碎片还会随着农作物的桔秆和饲料进入牛、羊等家禽的食物之中，家畜误服残膜碎片后，可导致家畜的肠、胃功能失调、膘情下跌，甚至死亡⑶燃烧残片会造成二次大气污染⑷有些残膜被吹到田边地角、水沟、池塘、河流中，或挂到树上，造成环境公害。

农药对环境的污染论文题目怎么写的

课题方案是研究性学习的重要环节，能为研究者提供明确而可操作的程序。课题方案主要包括研究背景、目的意义、实施计划、预期成果等部分。课题方案一般以表格形式呈现。撰写课题方案时要注意科学性、可行性和过程性。 课题方案的制定是课题研究的必要条件，不仅为研究者提供了明确的、可操作的程序，而且为这些程序的操作提供可靠的方法，是课题研究的“蓝图” 。科学研究是一个广泛收集信息，并通过分析、加工、处理得出有助于认识、解决相应问题的结论过程。由于师生的知识结构和科学素养的限制，对课题研究往往停留在经验层次上，而忽略了科研的根本环节（信息的即时收集、分析、加工和处理工作）。因此，重视课题方案的设计，对于保证研究的规范性，提高科学研究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一、日本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环境问题 在明治中期以前， 日本还是个农业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当时农民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为了同自然灾害作斗争， 从水灾和旱灾中夺粮，比较重视水土保持和山林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业技术革新的成果不断进入农业领域， 促进了农业技术革新和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产生了许多负面效应， 使农业环境恶化。主要表现在: 土壤污染。据日本1970~1980年的调查， 有害物质超标的被污染农业用地有124个， 面积为6350公顷。土壤中的超标物质有镉、铜、砷等， 尤其是镉的超标十分普遍，镉超标的土壤占污染田地面积的90%左右。由于长期使用化肥， 使土壤板结， 缺少空气，土中微生物难以繁殖， 致使地力减退。使用化肥虽然可以使当年的产量有所增加，但是地力却在逐渐减退，下一年必须使用更多的化肥及农药， 如此形成恶性循环。一位日本学者认为，即使现在停止使用化肥及农药， 那么日本大地要恢复到40多年前的自然状态， 也要花200年的时间。18 农药、化肥等残留物污染。日本为了提高农业生产率， 防止病虫害、草害， 发展设施化农业，农户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和农用薄膜。据统计， 化肥( 氮磷钾) 需要量1950年为5万吨， 1987年为6万吨， 后来虽然波动式下降， 但1991年还保持在6万吨的水平;农药( 杀虫剂、杀菌剂、杀虫杀菌剂、除草剂) 的上市量在1965年以后迅速增加， 1980年为68万吨， 此后逐年减少， 1991年为49万吨;农用薄膜上市量表现为波动式缓慢增加趋势， 1983年约为1 200万吨， 1990年达到1600多万吨， 此后有所下降。大量使用化肥、农药成为农业环境的一大污染源，也降低了农产品的营养成分，使用农药使农产品中的矿物性营养素含量大大下降。而且在施用农药时每年都有上千人中毒， 1986年竟高达2 631人。 农畜食品加工排除物污染。日本食品制造业的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2%( 1990年) ;在食品制造业总产值中， 畜产食品制造业占3%， 果蔬、罐头、农畜冷藏食品占9%，动植物油脂制造业占4%。[2]( P271) 这些以农牧产品为原料的食品加工业，在生产过程中排出的动植物残渣比较容易再利用， 但是， 污染占很大部分，将其以堆肥等方式实现再利用的比率不足10%，其余部分得不到适当处理， 造成污染。 牲畜粪尿污染。出于传统习惯等原因， 日本人一般偏好国产畜产品( 如日本牛肉) ，加上平衡国际贸易的需要， 其畜牧业发展比较平稳。从饲养头数看， 肉牛1965年为6万头， 1985年为7万头，1992年为8万头， 平均每年增加9%;同期， 奶牛分别为9万头、1万头、2万头， 平均每年增加7%;猪的饲养头数分别为6万头、1 8万头、1 6万头，平均每年增长7%。这些家畜排出的粪尿约占产业废弃物的二成， 其中多数可用来作堆肥加以利用。但是，这类排出物集中有一部分处理不适当，从而造成环境污染问题。1982、1985、1993年，来自畜牧、养猪、养鸡场的公害事件分别为3 975件、3 622件、2 156件， 在典型7种公害(大气污染、水质污染、土壤污染、噪音、振动、地壳下沉、恶臭)中分别占5%、1%、0%。虽然逐年呈下降趋势， 但是在公害发生源的19分类中仍处于前5位。 水质和水环境污染。战后在工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日本的水质和水环境污染比较严重。截至1988年1月， 日本遭受水银污染的有9个水域，多氯联二苯污染1个水域， 生物碱合成农药污染7个水域。水质污染使农业严重受害。1970年，由于水污染而导致农田被害5公顷以上的地区约有960个，被污染田地面积约100公顷以上。从农业用水的污染源来看， 大致可以分为:矿山、温泉、工厂、城市污水、自然污水及其他。到1985年9月1日， 受上述污染源之害的地区有1 067个， 面积为88 738公顷。从水环境看， 据1995年的《环境白皮书》反映， 日本有1 /4的水域呈有机污浊状态，未达到环境标准。尤其是湖沼等封闭性水域及市内河流的污浊状态亟待改善，地下水中也检验出有机氯化物。这种水环境变化致使农用水质下降。 水田中产生的甲烷污染大气。水田、沼泽地、低湿地及土壤中草木腐烂， 经微生物活动可以产生甲烷。据研究计算， 在释放进大气中的甲烷当中，来源于水田的约占14～39%。此外， 施用无机肥也污染大气。据日本农业环境技术研究所的研究，一氧化二氮是由土壤中微生物的活动而生成，通过无机氮肥的施用以及有机废弃物的燃烧而释放出来。一氧化二氮释放量根据土壤及作物的种类及施肥管理的好坏而异，但是施肥中的氮大致有01%变成一氧化二氮释放进大气之中， 污染了大气。 二、日本解决农业环境问题的对策 日本为了治理和预防农业环境污染，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制定了各种专项法规和制度，采取了许多比较有效的对策。 探索绿色农业模式。日本鼓励根据各地区情况， 探索适合本地区发展的绿色农业模式，发展环保型农业。以北海道为例， 该地区在进人90年代以后开始探索绿色农业模式，即“有益于地球、人类、家畜和作物的北海道农业”。北海道倡导的绿色农业不是否定一切化肥、农药的有机农业，其目的是确立在国际化时代可以生存并持续发展的农业， 降低对地球环境的破坏，在环境容量内重新构筑农业生产技术。达到上述目的的手段是: 以与自然生态相协调为前提，努力实现下列系统目标: ( 1) 确定环境容量和环境标准; ( 2)掌握在环境容量内对生产技术环境、农业环境的影响; ( 3) 施用农药减少三成; ( 4)形成高度的病虫害观测预防体系; ( 5) 病虫害防治多样化、综合化; ( 6) 形成机械除草体系; ( 7) 施用化肥减少三成; ( 8) 有效地利用土壤诊断技术; (9)充分地利用本地区的有机资源; ( 10) 确立向绿色农业过渡的技术; ( 11)确立优质农产品生产技术; ( 12) 开发绿色农产品质量评价技术; ( 13)开发对绿色农业经营的评价方法。目前， 北海道已组织起跨试验场和部门( 7个试验场、25个学科)的共同研究开发组织， 探索绿色农业之路。 开展有机农业运动。有机农业运动是全球性提倡有机农业、环保型农业的运动。日本的有机农业团体主要有:日本有机农业研究会、保护大地会、主妇联合会、消费科学联合会、日本消费者联盟、日本生活协同组合以及由他们联合起来的全国消费者团体联络会。由他们组织发动的“有机农业运动”，对生产者来说， 是通过对“高投入农业”的反省， 以轮作、改造土壤、降低土壤消耗等方式，避免使用化学合成农药、化肥， 发展不破坏生态的“永续型农业”，从而保证农产品的安全性和生产者自身的安全; 对消费者来说，要对过去只求生活方便、无视季节的饮食生活进行反省， 转向“符合农村、农地的餐桌”。从这种意义上讲，日本的有机农业运动的目标不单是不使用农药、化肥，还包括对以往那种直接与土壤消耗、化学物质过多投入相联系的大型产地、单品大量生产以及农产品全年稳定供应的市场流通系统进行反思，形成生产者和消费者共有的新价值观， 共担风险， 推动有机农业运动。 开发低害农药， 加强农药的注册管理与使用指导。为防止农药对食物、水质及环境的污染，日本积极研究开发低毒农药。1971年以后， 根据修改后的《农药管理法》， 对农药的使用加强了限制， 1971年5月1日禁止销售滴滴涕， 1971年12月30日禁止销售六氯化苯。对毒性大、残留性高的农药按《农药管理法》实行严格的注册管理制。凡是要注册的农药，农药生产者或进口商必须将药效试验、毒性试验、代谢试验、残留试验、对环境影响试验等资料与注册申请书、药样同时提交农林水产省审查、注册。审查非常严格，而且特别重视安全性指标， 如作物、土壤残留农药标准， 对水产、动植物的毒性标准，水质污染标准等。现在日本注册的农药大约有6 000种牌号，从有效成分看约有450种化合物。除注册审查外， 农林水产省农业资材审议会下设农药施用安全小委员会，负责农药安全使用指导， 每年6月还举办“防止农药危害活动”，藉以提高全民的预防农药危害意识和环保意识。随着这种意识的提高及农药用量的减少(由1980年的68万吨降至1991年的49万吨) ， 1986～1990年农药中毒、污染等事故下降一半以上。 实行特别土地改良事业， 治理土壤污染。特别土地改良事业主要是对被污染的土地采取排土、添土、水源转换等措施，并对其效果进行检验。到1986年度，已查出的污染地区累计为128个， 面积为7 030公顷。到1987年11月20日，已指定39个地区、4 340公顷土地为防止土壤污染对策地区， 对34个地区、3 120公顷土地实施了排土、添土、转换水源等治理污染的特别土地改良活动。已经完全落实治理措施的土地面积有3 540公顷， 占被污染地区面积的4%。在镉污染地区，在上述治理措施完成之前还采取了临时性措施， 以防止大米被污染。此外，为了掌握重金属对土壤的污染状况， 实施了土壤环境基础调查，制定了防止土壤中重金属蓄积的管理基准，力图使土壤污染防患于未然。 加强农业用水及水产管理。为了保证农业用水不受污染， 在全国范围内，对13个地区的大型农业用水的水资源进行了水质检查及污染原因调查。在农业振兴地区，为271个地区修建了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对水质受到污染需要采取紧急措施的66个地区实施了水源转换。此外， 为了保护渔业用水使其不受污染，开展了水银、多氯联二苯等有害化学物质对鱼、贝类影响的调查，并对预测方法进行了研究开发。根据《海洋水产资源开发促进法》在沿海水产开发区域组织调查，以防止水质污染。对于浅海区域因大规模开发而对水产资源及渔场环境造成的影响也进行了调查，并采取了监测措施。此外， 以濑户内海及琵琶湖等为对象， 建立了收集、通报有关红潮信息体制，并对渔场环境加以改善。 重视农业环境保护的研究。日本比较重视对农业环境的研究工作， 1983年12月1日成立了专门的农业环境技术研究所， 科研人员不仅负责研究、解决具体的环保技术问题，还负责对政府制定环保政策提出建议及理论根据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末，日本农业环境保护科研的重点是围绕污染物、污染源为中心所开展的一些调查研究， 范围还不广，课题数量也不大。20世纪70年代初至70年代末，科研的重点是研究农业生态系统对国土资源及对环境的保护作用。这一时期的科研工作有了较大的规模性、系统性与组织性，为农业环保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日本对农业环境保护的研究重点由基础科研转向应用科研及农业环境质量的常规监测上， 科研课题数量很大，为日本的农业环境保护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重视植树造林， 改善生态环境。随着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 对木材的需求，特别是对进口木材的依赖性扩大，虽然国内森林采伐减少，但因大片的林地被改用于宅地、公共用地、娱乐用地， 故森林在不断减少， 大自然面临被破坏的危险。为了改善生态环境， 日本比较重视发展林业，曾于1964年制定了《林业基本法》， 根据该法成立了林业政策措施的咨询机构———森林行政审议会，提出林业经营目标， 即通过林业机械化， 扩大经营规模实现林业经营现代化; 改善林业结构，提高林业生产和经营技术;稳定林产品价格提高林业人员福利待遇等。1981年制定了《关于森林资源的基本计划》强调有计划开展人工造林活动。1986年又提出《森林行政的方向》， 决定加强林道网的建设。日本除了靠立法治林外， 还很重视从金融方面扶持林业经营。例如， 1988年度农林渔业金融公库就提供林业贷款680亿日元， 其中540亿日元用于造林。 开发利用农业环保技术， 推广农业环保典型，日本很注意提高农业环境治理和改善方面的技术含量。诸如利用生物技术、开发与生态协调的高效肥料使用化技术、残留农药简易诊断技术、土壤诊断技术、无农药无化肥栽培技术、侧条施肥技术、水旱田地形连锁抑制氮肥向水系流失技术，等等。环保技术的开发利用已颇见成效，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生产有机农产品的农协已约占30%; 在推广有机农作物栽培的过程中，实行无农药无化肥栽培生产的大米占24%， 蔬菜占32%， 水果占15%。同时，日本还宣传、推广了不少环保型农业典型。例如， 滋贺县通过使用新施肥法保全水质，减少了20%的氮肥施用量和40～50%的氮肥流失量;神奈川县三浦市通过确立合理化轮作体系和引进抗线虫植物， 维护土壤生态环境;香川县大野原町设立堆肥中心， 利用林产废弃物和家畜粪尿制堆肥， 充分利用废弃物资源，减轻环境压力。这些典型地区的经验带动了农业环境治理和环保型农业的发展。三、日本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经验 日本资源贫乏， 农业不可持续性问题尤为突出。从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角度考虑和从农民利益着眼，多年来对农业一直采取支持和扶助的政策， 促进国内农业的发展， 并充分利用其资源环境条件，着重发展环保农业。其主要经验是: 依法保障农业持续发展。日本政府根据农业发展各个时期的需要，通过经济立法把各种政策、目标和经济措施法律化。制定的法律既有延续性，必要时又及时进行修改。日本立法范围涉及广泛，如制定《农业基本法》、《农地法》、《土地改良法》、《种子法》等。日本还十分重视资源开发和保护，制定了一系列这方面重要法律，如《农业改良促进法》、《农村地域工业导入促进法》、《治山治水紧急措施法》、《国土综合开发法》、《农地调整法》、《关于出售国有土地等的特别措施法》、《日本国土调查法》、《关于农地转用许可标准法》、《地力增进法》、《森林法》、《水资源保护法》、《水资源开发促进法》、《沿海渔业整顿开发法》等。这些法律以农业基本法为基础，相互协调促进， 有力保障着农业发展目标的实现。 政府定位清楚， 管理目标明确。日本的农业决策管理部门如农林水产省、地方农业管理部门如农林部或农业环境经济部、农民组织如农协、农业市场如中央批发市场、农产品消费领域如生协、农业生产者如农户等在农业农村中角色定位准确，政府该干什么， 不该干什么， 十分清楚，井然有序。中央农林水产省主要负责农业发展的宏观决策、农业法规的制定、农业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建设等。中央政府在各大区都有派驻机构，比如驻北海道的国家开发局，负责中央在地方的项目管理和实施。特别是日本的政府管理主要是政策和技术管理，有强大的技术力量和队伍。地方政府主要负责自己管辖范围的事情， 地方自治的能力较强。政府定位准确，管理有序， 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行政支持。 重视政府对农业的投入， 增强农业的可持续性。日本政府对农业的投入是不计代价的全方位投入，不仅仅是在农业基础建设方面，也体现在对农村公共设施建设和农民素质提高的投入上。政府对农村道路建设、土地改良、环境保护、污染治理等，都给予投资或补助。对于农协为农民提供的农业技术试验或推广活动，也给予补贴。此外， 还对农业生产者提供低息贷款， 以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重视农民组织农协的建设， 促进了环保事业的开展。日本政府十分重视农民自己的组织建设，农协成为农民与市场的桥梁，是农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农业协会在日本是一个代表农民利益的实体组织，有自己的加工场所、技术开发和培训基地，甚至还有医院、银行和保险公司等。日本农业是建立在分散的、一家一户的、小规模经营基础之上的，这种生产方式具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即缺乏抗御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的能力， 进入市场的门槛和成本太高，日本农协的建立很好地解决了这个矛盾，农协在贯彻政府农业政策、保护农业环境、化解经营风险、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坚持科技兴农， 实施科技环保农业。日本政府和民间团体重视农业科技服务和技术开发培训，不仅反映在农协和生协都有自己的技术服务体系和培训渠道， 而且反映在农业高等教育和科研上。日本把科技作为农业翻身的突破口， 强调政府、民间、学校的配合，已在全国建立起由国立和公立科研机构、民间和大学三大体系组成的农业科研网络，科研成果显著。日本农业研究项目的设置， 既突出日本的国情、国家需求目标和重视技术开发与研究，又重视从实际问题中提炼科学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 面向环保， 为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技术保障。 开发自然农业， 发展水田农业。日本在部分地区试行自然农业模式。农作物的栽培中，不施用化肥、农药等化学制品。目前， 日本的自然农业日益发达，所生产的“自然食品”日益增多。1987年日本政府还发布了自然农业技术推广纲要，为推广自然农业提供法律支持。水田农业是日本的另一种更普遍的环保农业模式。日本具有2 000多年的水稻栽培历史， 其水田农业与欧美国家的旱作农业相比，具有避免连作障碍、涵养水资源、防治洪水和土壤流失、控制地下水的硝酸盐污染及净化水质等功能。通过水旱轮作栽培，可以使聚集在旱地的无机氮肥和过剩的氯化物，在深水中经过脱氧和溶脱过程得到清除。因此，日本把发展水田农业作为发展环境保护型农业的重要措施。 高度重视农产品环境质量和有机产品认证管理。日本农业生产的主要目的是保证农产品市场供给与环境质量安全，因此不仅国内市场对普通农产品品质要求越来越高，而且还十分重视有机农产品认证管理。已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严格的有机农产品认证制度和管理办法。任何人绝对不可能只凭交钱就可以领取有机农产品证书，认证机构也不可能随意操作发放认证证书， 而是由专家实地考察， 严格把关。日本农业现代化也经过一段曲折的道路，曾学习过不适合本国国情的经验。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也曾出现农业的高投入高成本以及农业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但日本很快总结教训，从本国山地多、田块小、水田多的国情出发， 调整并走出了一条自己独特的保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值得中国在推进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加以借鉴。

中国面临的最大环境问题及原因分析　　在环境污染中，空气污染和水污染是最大的问题　　造成严重污染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有八个方面的原因：　　1、发达国家的污染环境的企业，大量搬迁到发展中国家我们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大量引进这类企业，还给予各种优惠政策　　2、国内一些中小企业，不重视保护环境甚至净化污染物的设备只是摆设，是为了应付检查而设置的，平时随意排污　　3、政府有关部门只追求经济指标，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凡是出现的重大污染事件，都与政府有关部门的渎职有关　　4、对于造成污染的企业，处理不力发生了大的污染事故，只是象征性的罚款，起不了警示作用，当地政府甚至于包庇纵容　　5、对于洋垃圾走私的处理不力，以至于有的地方、有的人敢于从国外搞了洋垃圾来赚钱，却污染了自己的环境　　6、城市的盲目扩大、发展，忽视公共交通，不切实际地发展私家车，造成交通堵塞，机动车尾气排放严重污染大气环境　　7、农药、化肥的过量使用　　8、城市垃圾没有好好处理，没有分类收集，造成垃圾污染　　中国环境问题及水资源问题解决中国环境十大问题　　1、大气污染问题:　　2000年我国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995万吨，居世界第一位据专家测算，要满足全国天气的环境容量要求，二氧化硫排放量要在现有基础上至少削减40%此外，2000年中国烟尘排放量为1165万吨，工业粉尘的排放量为1092万吨大气污染是中国目前第一大环境问题　　2、水环境污染问题:　　中国七大水系的污染程度依次是：辽河、海河、淮河、黄河、松花江、珠江、长江，其中42%的水质超过3类标准（不能做饮用水源），全国有36%的城市河段为劣5类水质，丧失使用功能大型淡水湖泊（水库）和城市湖泊水质普遍较差，75%以上的湖泊富营养化加剧，主要由氮、磷污染引起　　3、垃圾处理问题:　　中国全国工业固体废物年产生量达2亿吨，综合利用率约46%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年产生量为4亿吨，达到无害化处理要求的不到10%塑料包装物和农膜导致的白色污染已蔓延全国各地　　4、土地荒漠化和沙灾问题:　　目前，中国国土上的荒漠化土地已占国土陆地总面积的3%，而且，荒漠化面积还以每年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增长中国每年遭受的强沙尘暴天气由50年代的5次增加到了90年代的23次土地沙化造成了内蒙古一些地区的居民被迫迁移他乡　　5、水土流失问题:　　中国全国每年流失的土壤总量达50多亿吨，每年流失的土壤养分为4000万吨标准化肥（相当于全国一年的化肥使用量）自1949年以来，中国水土流失毁掉的耕地总量达4000万亩，这对中国的农业是极大损失　　6、旱灾和水灾问题:　　20世纪50年代中国年均受旱灾的农田为2亿亩，90年代上升为8亿亩1972年黄河发生第一次断流，1985年后年年断流，1997年断流天数达227天有关专家经调查推测：未来15年内中国将持续干旱而长江流域的水灾发生频率却明显增加，500多年来，长江流域共发生的大洪水为53次，但近50年来，每三年就出现一次大涝，1998年的大洪水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7、生物多样性破坏问题:　　中国是生物多样性破坏较严重的国家，高等植物中濒危或接近濒危的物种达4000-5000种，约占中国拥有的物种总数的15%-20%，高于世界10%-15%的平均水平在联合国40种世界濒危物种中，中国有156种，约占总数的1/中国滥捕乱杀野生动物和大量捕食野生动物的现象仍然十分严重，屡禁不止　　8， WTO与环境问题:　　中国加入WTO将面临两方面新的环境问题一方面是国际上的"绿色贸易壁垒"由于中国目前的环境标准普遍低于发达国家的标准，中国的食品、机电、纺织、皮革、陶瓷、烟草、玩具、鞋业等行业的产品将在出口贸易中受到限制另一方面，由于国际市场对中国的矿产、石材、药用植物、农产品、畜牧产品的大量需求，可能会加重中国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破坏同时，中国可能成为国外污染密集型企业转移的地点和大量的国外工业废物"来料加工"的地点，这将极大地加重中国的环境问题　　9、三峡库区的环境问题:　　三峡工程是中国目前正在实施的巨大的水利工程该工程定于2003年开始发电三峡建成后对地质环境、水资源环境、生态环境（涉及库区两岸和整个上游地区）的影响，以及如何有效防治库区污染是目前摆在三峡建设者面前的大课题三峡工程已成为世界瞩目的环境问题　　10、持久性有机物污染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难降解的持久性有机物污染开始显现国际上今年签署了《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其中确定的首批禁止使用的12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在中国的环境介质中多有检出，中国是公约的签字国这类有机污染物具有转移到下一代体内，并在多年后显现其危害的特点，也被称为"环境激素"或"环境荷尔蒙"，危害严重目前这类有机污染物广泛存在于工农业和城市建设等使用的化学品之中　　下面就中国水资源问题以及解决方法加以论述　　资源有限　　中国水源短缺和水源污染问题，已成为全球最严重的地区，由于水资源短缺与过度开发及水污染问题加剧，目前城镇供水安全保障面临严峻挑战中国的水资源非常有限，根本无法满足十三亿人口，目前人均水资源只有二千二百立方公尺，只是世界人均水资源的四分之一由于水资源分布极端不均，主要集中在云南、西藏、青海等西部地方，而七大河川中的五大河流都严重受污染在先天不足而又后天残缺的问题下，高速城市化又需要消耗大量水资源，这为水资源带来更巨大的压力目前中国六百多个城市的污水处理率已达百分之四十五点七，但还有近三百个城市没有污水处理厂，绝大多数的镇没有污水处理厂，地下水污染严重；不少城市已建的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状况不佳，污水处理的监管机制亟待建立　　浪费严重　　专家指出，我国现在浪费水资源的现象十分严重农业是水资源的浪费大户在我国，“土渠输水、大水漫灌”的农业灌溉方式目前仍在普遍沿用，灌溉用水一半在输水过程中就渗漏损失了，耕地自然降水利用率只有45%左右 因为现有用水设施技术落后，目前我国工业万元产值用水量为103立方米，日本只有6立方米;目前，我国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仅为55%左右，而发达国家平均为75%—85%城市居民生活用水不讲节约、铺张浪费的现象也十分严重仅城市便器水箱漏水一项每年就损失上亿立方米专家坦言，我国多数城市水资源实际漏失率全国平均数应在30%以上　　建设节水型社会是唯一出路　　水利部长汪恕诚日前再次强调，建设节水型社会是解决中国水资源问题的根本出路由43位院士和300名专家提交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报告》认为，解决我国水的问题，核心是提高用水效率，建设节水型社会建设节水型社会是解决我国水资源短缺问题最根本、最有效的战略举措，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支撑实践证明，建设节水型社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干旱缺水问题唯一的选择通过建设节水型社会，使资源利用效率得到提高，生态环境得到改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从而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　　专家也指出，目前，随着全社会节水意识的提高和政府相关措施的落实，在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全国年用水总量正在得到控制，用水效率在不断提高，节水工作已经初见成效国民经济近年来以7%以上的速度增长，而全国年用水量(不含工业的重复用水量)并未出现大的变化，稳定在5500亿立方米左右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农业节水初见成效，工业用水实现“增产不增水”，万元工业增加值取水量年均递减9%　　中国面临着水资源的严重短缺和污染，人均水资源量为21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由于地区间和年际间分布严重不均衡，北方和沿海地区的水资源供需矛盾犹为突出水利部部长汪恕诚形象化的表述是：“有河皆干，有水皆污”造成这种现象有自然的因素，有人为的因素据水利部大坝安全管理中心人士介绍，中国的水坝数量世界第一，全世界12万座的各类水库中，中国就占了一半以淮河为例，治淮半个世纪，淮河流域建成大中小水库5300多座在这些大坝的控制下，河流的自然水文性质被改变，水体稀释自净能力急剧下降枯水季节，整条淮河基本不流动，成了死水，不仅“五毒俱全”，而且浓度极高丰水季节，尤其上中游泄洪时，高浓度污染团顺流而下，形成令人难以置信的恶性污染保护环境人人有责没过进口普卫欣天 猫

农药对环境的污染论文选题题目怎么写

三门峡市“以奖促治”解决农村突出环境问题实 施 方 案市环境保护局、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二○○九年九月二十五日）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环境保护厅等部门河南省“以奖促治”解决农村突出环境问题实施方案的通知》（豫政办[2009]143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现制定本实施方案。一、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工作目标（一）指导思想。以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全面精神为指导，全面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通过“以奖促治”，加快对农村环境污染防治的重点流域、区域和问题严重地区环境进行综合整治，着力解决危害群众身体健康、威胁城乡居民食品安全、影响农村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环境问题，改善农村环境质量。（二）基本原则。1、突出重点，注重实效。农村环境问题成因复杂，许多历史遗留问题难以在短期内解决，必须运用综合措施，集中投入资金，优先解决影响面大、矛盾突出的环境问题，力求在较短时间内有效解决村庄饮水安全、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畜禽养殖污染等突出问题，改善村庄环境状况，使农民得到实惠。2、因地制宜，分类推进。针对各地危害农村居民身体健康、群众反映强烈的污染问题，结合当地新农村建设、村庄整治等工作，采取不同措施分类解决。3、政府引导，多方筹资。除中央、省和市财政安排资金予以扶持外，各县（市、区）政府要结合当地实际，安排本级农村环境保护专项补助资金。要广泛吸引社会资金，鼓励农民投资投劳。4、规范管理，公开透明。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的确定、成效考核及奖励资金的使用等要公开透明，接受群众监督。（三）工作目标。2009—2010年，集中治理一批环境问题最为突出、当地群众反映最为强烈的村庄。划定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加强分散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基本推广“户分类、村收集、乡运输、县处理”的农村垃圾处理模式；建设分散式农村污水处理示范工程；养殖废弃物得到集中处理；农村工业污染物达标排放；使一部分乡镇、村庄的环境污染得到有效控制，环境监管能力得到提高，农民环保意识得到增强。2011—2015年，各地环境问题比较突出、严重危害群众健康的村镇基本得到治理。农村饮用水水源地无污染事件发生；农村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得到妥善处理，治理设施长期稳定运行和达标排放；采取工程治理措施，消除历史遗留农村工矿污染。推广化肥、农药污染少生产方式，建立绿色有机食品基地；实施污染土壤修复示范工程。环境监管能力明显提高，环保意识明显增强，部分重点区域的乡镇、村庄环境状况得到整体改善。二、实施范围、整治内容和要求（一）实施范围。“以奖促治”政策的实施，原则上以行政村为基本治理单元，鼓励连片村庄统一整治，在重点整治的基础上，逐步扩大治理范围。（二）整治内容和要求。“以奖促治”政策重点支持农村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畜禽养殖污染和历史遗留农村工矿污染治理、农业面源污染和土壤污染防治等与村庄环境质量改善密切相关的整治工作。1、农村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在分散式饮用水水源地建设截污设施；对农村人口聚居区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建设并完善水源地环境保护设施，依法取缔保护区内的排污口，防止水源受到污染。合理布置取水点，选择远离污染源、水量充沛、水质良好的水源。划定水源保护区，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禁止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禁止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在二级保护区内严格控制农村污染源，采取措施降低农药和化肥用量，禁止新建规范化畜禽养殖场，已建的要关停或迁移。2、村庄生活污染治理。结合农村沼气建设与改水、改厕、改厨、改圈，采取分散或相对集中等多种处理方式，因地制宜处理农村生活污水，逐步提高生活污水处理率。在农村水环境污染较严重的地区优先建设一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示范工程。对历史积存垃圾进行专项清理，鼓励资源化利用或纳入乡镇以上处置系统集中处理农村生活垃圾。在经济基础较差、交通不便的乡镇可采取堆肥或简易填埋方式进行处理；逐步推广“户分类、村收集、乡运输、县处置”的城乡统筹垃圾处理模式，进行无害化处理。3、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结合省市畜禽养殖业发展规划，科学规划养殖区布局，划定禁养区和限养区，合理确定养殖规模。规模化养殖场和养殖小区必须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三同时”（环保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制度，分散养殖户进行人畜分离。遵循资源化、无害化、减量化和综合利用优先的原则，建设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综合治理示范工程，提高畜禽养殖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与污染物达标排放率。4、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积极推行规模经营，加快推广先进适用技术；推广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推进农家肥、畜禽粪便等有机肥料资源的综合利用，逐步降低化肥的使用率。建设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示范工程、有机农产品基地、沼气示范工程等。5、农村地区工业污染治理。优化农村地区工业发展布局与产业结构。按照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和方向，加快产业集聚区建设，加大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加强环保监管。对历史遗留农村工矿污染采取综合措施进行治理，消除隐患。三、资金申报程序、管理和监督考核（一）资金申报程序。按照省环境保护厅、财政厅下达的年度“以奖促治”资金申报指南的具体要求，结合我市农村环保工作实际，由市环境保护局、财政局制定全市“以奖促治”资金申报指南。“以奖促治”资金由申请环境综合整治专项资金的村庄所在乡镇提出申请，县级政府申报，经各县（市、区）环境保护局、财政局审核（省财政直管县可直接报省环境保护厅、财政厅），报市环境保护局、财政局审查汇总后，联合报送省环境保护厅和财政厅。市环境保护局、财政局根据省下达的资金计划和市年度预算安排“以奖促治”农村环保专项补助资金。（二）资金管理。“以奖促治”资金是财政奖励资金，专项用于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以奖促治”资金实行县级财政统一管理，各乡镇按照施工进度向县级财政报帐。项目前期经费以及考核验收、开展监督监测等工作经费由环境保护部门按照预算管理程序向同级财政部门申请列入部门预算安排。县级财政、环境保护部门要加强资金审核和管理，确保专款专用、专项核算，不得截留、挤占和挪用。资金使用和整治进展情况要在当地张榜公布，对违反规定，截留、挤占和挪用资金或有其他违规行为的，将相应扣减或取消下一年度资金，并按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三）监督考核。市环境保护局、财政局要加强对“以奖促治”政策实施进展和绩效、资金使用、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群众满意度等情况的检查和考核验收。各县（市、区）环境保护、财政部门具体负责实施。各县（市、区）应于每年1月10日前将上年度实施情况报送市环境保护局、财政局。各县（市、区）政府要定期将年度村庄环境综合整治规划实施情况在当地主要媒体公布，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四、组织领导（一）政府责任。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是一项跨区域、跨部门、跨行业的综合性系统工程，各县（市、区）政府要加强领导，合理规划本行政区域综合整治的目标和任务，建立工作制度，完善政策措施，制订实施办法，明确责任单位。县级政府作为政策落实的责任主体，要抓紧建立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目标责任制，通过签订责任书等形式明确具体承担单位的任务和要求；组织有关部门齐心协力，通力合作，共同实施。乡镇政府要积极按照所在地县级政府工作部署做好有关工作。（二）部门分工。市环境保护部门要统筹实施“以奖促治”政策，加强对治理工作的指导，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全市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规划，指导各县（市、区）编制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实施方案，定期发布农村环境质量状况公报；市财政部门负责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的资金支持与使用的监管；市发展改革部门要制定综合性政策措施，加大支持解决农村环境问题的力度；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指导村庄建设规划编制和村庄整治工作，推行适宜农村居民的环境卫生管理模式，建设适合农村需求的生活垃圾、污水处理设施；市水利部门负责农村集中供水和安全饮水工程的规划实施，加快解决农村地区饮水安全问题；市农业、林业部门要按照发展现代农业的要求，大力开展生态农业建设，负责指导农业清洁生产，扩大安全农产品生产面积，开展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和养殖废物综合利用，指导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沼气“一池三改”（建设沼气池，改圈、改厕、改厨）工程建设，指导农村造林绿化建设，指导农村河道清淤、疏浚；市卫生部门负责指导农村改厨、改厕工程建设，指导村卫生室集中、规范处置医疗废弃物；市交通运输部门负责农村道路通达工程建设，加快农村地区物流事业发展；市国土资源部门负责指导农村工矿企业废弃地生态修复；市科技部门负责农村环境保护科技能力建设；市监察、审计部门负责对有关项目建设、资金使用加强监督检查，严肃处理各类违规违纪问题。

生物农药是指利用生物资源开发的农药。根据其来源大致可分为植物农药、微生物农药和抗生素等。由于生物农药具有对人畜的毒性较小、不污染环境以及病虫害不易产生抗药性等优点而日益受到人们的青睐。 目前，生物农药已成为一类重要的农药，对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维护生态环境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生物农药在研究、开发、生产和应用上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一是研究开发与生产脱节，科研成果不能成功转化为生产力，造成我国生物农药发展不能进入正常的轨道。 二是由于许多生物农药的有效成分为活体微生物，而其产品制剂化技术要求高，加上我国生物制剂的剂型及其工艺水平落后，致使活体微生物农药的制剂化成为生物农药发展的一个瓶颈。 三是生产企业规模小，其中乡镇企业占了很大一部分。这些企业的生产设备和条件差，缺乏技术人员和资金，且品种单一，易受市场的冲击。 四是由于生物农药作用和见效时间慢，加上绝大部分农民还没有综合防治、保护环境和农业持续发展的意识和要求，致使生物农药推广应用存在困难。 尽管生物农药发展缓慢，在整个农药中所占份额还比较小，但生物农药的发展已成为一种趋势和方向。为实现我国生物农药的快速发展，从事生物农药研究、开发和生产的单位、人员必须解思想，以生产和市场为导向来开展工作，要建立能良性循环发展的生物农药研究、开发和生产的体制，调整科研和生产之间的关系，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要加强攻关，强化作用机理、毒性、残留以及对环境生态的影响等研究，解决生物农药发展的瓶颈问题；要加强推广和普及生物农药的力度，增强农民的环保意识，增进农民对生物农药的了解，推动生物农药的广泛应用；国家对于生物农药的研究、开发和生产应采取倾斜政策，扶持和促进我国生物农药的发展，使之走上健康快速发展的道路。 （来源：农民日报）

课题方案是研究性学习的重要环节，能为研究者提供明确而可操作的程序。课题方案主要包括研究背景、目的意义、实施计划、预期成果等部分。课题方案一般以表格形式呈现。撰写课题方案时要注意科学性、可行性和过程性。 课题方案的制定是课题研究的必要条件，不仅为研究者提供了明确的、可操作的程序，而且为这些程序的操作提供可靠的方法，是课题研究的“蓝图” 。科学研究是一个广泛收集信息，并通过分析、加工、处理得出有助于认识、解决相应问题的结论过程。由于师生的知识结构和科学素养的限制，对课题研究往往停留在经验层次上，而忽略了科研的根本环节（信息的即时收集、分析、加工和处理工作）。因此，重视课题方案的设计，对于保证研究的规范性，提高科学研究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农药对环境的污染论文选题题目

参考例文：《环境法基本原则与环境行政许可制度建构》姜敏来源：《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摘要: 在现代社会，许可证制度是防范环境风险最主要的法律制度。目前学界对行政许可的一般立法原则（法律保留原则、便民效率原则、信赖保护原则、公开公平原则等）探讨甚多，而对环境法基本原则在环境行政许可制度建构中的运用作系统探讨的尚不多见。环境行政许可具有风险品性、科技背景、利益权衡、代际平衡、国际关联等五个特征，因此环境行政许可的制度建构，除了须遵循行政许可的一般立法原则外，还须遵循预防、谨慎行事、合理开发利用、污染者负担、科技促进、公众参与、协同合作、国家环境资源主权与不损害国外环境等八项环境法基本原则。这八项原则对环境行政许可制度的建构均有各自明确的要求，并在特定情况下使许可举证责任发生转移。 　　关键词: 环境风险；环境行政许可；环境法基本原；制度建构 　　从世界各国的环境立法来看，许可证制度是防范环境风险最主要的法律制度。由于这一制度便于把影响环境的各种开发、建设、排污活动纳入国家统一管理的轨道，把各种影响环境的活动严格限制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使政府能够有效进行环境管理，因而其在现代环境法上得到广泛运用，有学者甚至将其称为环境风险控制的“支柱性”制度。{1} 　　任何制度的建构都必须遵循一定的法律原则。自《行政许可法》颁行以来，学界对行政许可的一般立法原则（包括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便民效率原则、信赖保护原则、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等）探讨甚多，而对环境法基本原则在环境行政许可制度建构中的运用作系统探讨的尚不多见，难以有效指导环境行政许可的立法实践。近年来发生的吉林石化分公司双苯厂污染松花江案、深圳西部通道环评审批案、北京“西一上一六”输电线路工程环评审批案、北京地铁四号线工程振动妨害争议案等典型案例，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我国环境行政许可制度建构的不足，这与理论准备的不充分不无关系。本文从分析环境行政许可的特色出发，对环境法基本原则在环境行政许可制度建构中的运用作一研讨，以期为具体的立法提供有益的指导。　　一、环境行政许可的特色　　明晰环境行政许可相对于其他行政许可的特色，对于探讨环境法基本原则在环境行政许可制度建构中的运用尤为重要。从环境行政管制的整体结构来看，环境行政许可相对于其他行政许可，具有以下特色：　　（一）风险品性　　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的活动、行为，是环境行政许可管制的对象。与一般的损害相比，环境损害具有治理难、恢复难的特征。在经济上，与采取预防措施相比，恢复与治理费用相当高昂。例如，泰晤士河的治理就花了一百多年的时间，耗费巨额资金。据经济学家测算，预防污染费用与事后治理的费用比例高达1 : 20。 {2}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是不可逆转的，很难消除和恢复。例如，重金属的污染、土壤沙漠化均很难消除。自然景观的破坏、物种的灭绝、热带雨林和原始森林的消失均无法恢复。以上特征决定了环境行政许可的决策必然具有高度的“风险品性”，一旦决策失误，往往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这种“风险品性”，客观上要求环境行政许可法律制度的建构必须以预防环境损害的发生为宗旨。　　（二）科技背景　　环境行政许可的最大特色在于其涉及高度的科技背景。许多环境上的危害行为或产品往往是在经年累月后才被发现。例如，农药DDT在被发现对环境生态的危害之前，几乎被视为神药般膜拜。在对臭氧层探测的结果尚未发布之前，人们根本无法体会用途广泛的氟氯化碳（CFCs)竟是罪魁祸首。此外，环境问题在因果关系的认定上亦格外困难，时常牵涉到科学上的极限，无法立即给予一个肯定的答案，以作为认定责任或采行相应措施的依据。我国三峡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便是一个在科学上都难以有定论的例子。再者，理想环境品质的设定、环境影响的评估、环境改善的认定等，亦涉及科技水准的考量，在立法政策上应作出与现行科技水准相等的做法，或作出超越现行科技水准的要求，由企业努力去跟进。由于此种高度的科技背景，使得环境行政许可更具决策风险，所作的许可决定在日后有可能被证明是错误或偏差。然而，虽然涉及科技与资讯上的未定，环境决策却不能停摆，在许多情况下往往决策于科技未知之中。{3}　　（三）利益权衡　　环境行政许可的决策往往与自然资源的利用息息相关，用与不用或者是如何使用现存的资源，时常引发产业者的经济利益与受害人的健康权、生存权的冲突，间接触动消费者的消费权益、从业劳工的健康权与工作权以及相关企业的竞争优势等广度的利益纠葛。即使在环境保护的领域内，亦有不同环境价值之间的冲突。例如，鼓励多用纸制品以减少对塑胶容器的依赖，虽然有助于垃圾的处理以及减低化学制品制造过程中污染源的产生，但却对森林的砍伐带来压力。此外，环境行政许可所带来的利益冲突也可能表现在国际上。臭氧层破坏、温室效应、酸雨、油污等问题都有待国际性或区域性的解决。但是，在国际上，各国对这些问题的形成负有相当不同的责任，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对这些问题的缓急定位也颇不相同，因而引发国际间的利益冲突。　　由于环境行政许可的决策在性质上容易引发广泛的利益冲突，因而在决策过程中往往必须作利益衡量或轻重缓急次序的排定，而难以对某一利益作绝对式的定论。此种“利益权衡”的性质，使得环境行政许可决策的政治意味提高，进而加强民主理念的比重。{4}　　（四）代际平衡　　环境保护的核心问题，乃是资源的使用与配置。由于现今通行的资源使用与配置方法，有许多是不可回复或者回复困难的，因而造成这一代人作决策，而由下一代人承担后果的问题。因此，在环境行政许可的实施过程中，容易衍生代表性危机的发生（即下一代人由谁作代表参与许可决策）以及伦理意味浓厚等现象。针对此一特色及衍生现象，在环境行政许可程序的设计上，应当强调对下一代价值的关照，根据信托法理论设计下一代代表的参与，并强化对资源使用后果的预测与控制，适度节制现今的量化性决策。在实体上，则应从“善后”的观点，往前移至“预防”的观点，在许可决策的过程中，尽力去考虑、保障下一代人对自然资源的权益。{5}　　（五）国际关联　　地球生态系统（生物圈）是一个流动的物质和能量循环体，它们不以对国家或地区疆界的人为划分而分割。因此，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对人类环境利用行为所实施的法律控制，必然会在一定的程度上对其他国家或地区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例如，一个国家为防治大气污染而采取高烟囱化措施，就可能使该大气污染物质随大气循环而污染其国家或地区；地处河流上游国家的水污染物排放许可，可能会导致地处河流下游国家发生水污染损害；各国大量排放二氧化碳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等等。因此，虽然环境行政许可在法律性质上是一国内部的管制措施，但在许多情况下，往往具有国际关联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温室气体排放许可制度的国际化。因此，一国在设计环境行政许可法律制度时，必须做好国际义务与国内规划的协调，避免自绝于国际社会的封闭制度。　　二、环境法基本原则在环境行政许可制度建构中的运用　　根据上述环境行政许可的特色，笔者认为，环境行政许可的制度建构，除了须遵循行政许可的一般立法原则外，还须遵循以下八项环境法基本原则。这八项原则对具体的制度建构均有明确的要求。　　（一）预防原则　　预防原则是指一国的环境行政许可法律制度，应当以制止、限制、控制可能引发环境损害的活动为宗旨。该原则的核心思想是避免或减少环境损害。它包括三个要素：第一，预防的对象是环境损害。对这种损害的预防往往表现为对具有环境危害性的活动或行为的避免，但在危害性的活动或行为发生后的及时控制措施也属预防范畴。第二，该原则追求避免危害行为或事件的发生，但在危害行为或事件已经发生或不可避免的情况下，该原则要求防止危害的扩大，并将其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也就是说，预防原则的目标具有层次性，只有在首要目标无法实现时，才能退而求其次。第三，其具体措施应当是积极的、预防性的事前措施，而不是消极的、反应性的事后补救。{6}　　预防原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环境法原则。许多国际环境法律都对预防原则做了明确规定。例如，1992年建立欧洲联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将预防原则作为欧共体环境政策的基础之一。它规定：“共同体环境政策应以高层次的保护为目标”，“应以预防原则为基础，必须采取预防措施，必须优先从污染源上矫正环境损害”。学界通常把预防原则称为环境法的“黄金规则”，因为这一原则追求无害（尽管无害是难以实现的）和降低危害。与其他行政许可相比，“预防理念”在环境行政许可中体现得最为突出，这是与现代环境管理的“源头控制”理念相契合的，这也是许可证制度在现代环境法上得到广泛运用的一个根本原因。　　预防原则对环境行政许可制度建构的要求主要有四项：一是对于避免环境损害，如果通过许可方式比其他管制方式更为合理的话，那么，立法机关有义务及时设定许可，而不得怠于行使立法权。二是环境行政许可的设定方案必须有助于避免环境损害。目前我国的环境立法在这方面还存在不少缺陷，亟需完善。例如，按照现行立法，在建设项目管理程序中，环评审批为投资主管部门（现为发展改革部门）审批、核准建设项目的前置条件。而按照《城乡规划法》第36条的规定，如果一个建设项目需要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管理法》第54条规定：国家机关、军事机关、城市基础设施、公益事业、能源、交通、水利等项目可以划拨方式供地），须先取得规划部门的选址意见书，才能申请投资主管部门审批、核准，但是，现行立法却没有规定建设项目应当在选址阶段就进行环评，客观上造成建设项目大多是在选址确定后再作环评（因为建设单位通常是按照自己的设想进行选址，获得官方的选址意见书后非特殊情况不会被撤销，而环评却是对开发建设活动的一种制约）。这种立法方案就使得环评审批难以有效发挥预防功能，同时也忽视了选址所在地居民的环境权益。深圳西部通道环评审批案、北京“西一上一六”输电线路工程环评审批案、北京地铁四号线工程振动妨害争议案、珠海拱北变电站环评审批案均系项目选址所引发的争议。{7}三是要以避免环境损害的发生为目标，完善许可的申请条件、审查标准与附款，以保证环境行政许可发挥预防功能。四是强化许可机关的后续监管责任，当被许可人不正确履行许可证所规定的义务时，许可机关除采取行政处罚外，还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以避免发生环境损害，当环境损害成为不可避免时，许可机关有责任防止损害的扩大，并努力将损害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　　（二）谨慎行事原则　　这一原则是指一国在设定和实施环境行政许可时，应当谨慎小心，周密计划和安排，遇有严重或不可逆转的损害环境的潜在性威胁时，不得以缺乏科学、充分、确实证据为理由，延迟采取本国能力范围之内的，符合成本效益的合理措施以防止环境恶化。根据《里约宣言》的规定，谨慎行事原则包含三个要素：(1)威胁的严重性或不可逆转性。即存在巨大的环境风险，学界把这种风险程度称为“风险阈值”。不同法律文件对这个阈值的表述并不一致。《里约宣言》的要求是“严重或不可逆转的威胁”；《卑尔根可持续发展宣言》要求的是“出现严重或不可逆破坏的威胁”；《跨界水道公约》的规定是“可能导致重大的不利跨界影响”；《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规定是“存在造成严重或不可逆转的损害的威胁”；《生物多样性公约》规定的是“生物多样性遭受严重减少或损失的威胁”。上述法律文件使用的“严重”、“重大”、“不可逆转”看起来提出了严格的标准，但究竟何谓“严重”、“重大”、“不可逆转”，在这些法律文件中却找不到答案。因此，这一原则在实际使用中还存在如何判断危险程度的问题。(2)科学上的不确定性。即没有充分、确实的科学证据证明某种行为与危险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在谨慎行事原则中，缺乏科学上充分证据，不构成不采取有效防止措施的理由。换句话说，即使科学上证明某种行为或事件不一定会造成环境损害，也应当采取防止措施。(3)采取符合成本效益的防止措施。在谨慎行事原则中，成本效益所对应的主体是人类整体，即拟实施的防止措施是否符合成本效益，不是看它是否对一国或一群体有利，而是看它在总体上是否对人类有利。需要指出的是，与经济领域的成本效益估算不同，环境领域的成本效益估算相对复杂。财产方面的损失和收益估算相对容易，而社会、心理、自然生态方面损失的估算却比较困难。如吉林化爆炸案所造成的松花江污染问题，它在人们心中造成的恐慌及由此引发的对政府的不信任、对松花自然生态的损害以及污染带流入俄罗斯境内后所引发的国际问题，这些都是不好用“量”计算的。{8}　　科学上的不确定性是谨慎行事原则与预防原则最主要的区别。不把科学上的确定性作为采取防止措施的必要条件，反映了人类在防止环境危害上更加积极的态度。按照预防原则，人类环境保护事业的开展要以科学证据为依据，无论是环境损害的预防还是治理，都始终把科学证据作为行动的必要根据。这种做法的好处是，行动更具针对性和目的性，也能带来预期的效果。但以化学风险、生物风险为主要内容的环境风险的存在给人类提出了新的课题：在人类无法掌握充分科学证据的情况下，我们是否也应有所作为？谨慎行事原则给人们提出的要求是，只要存在一定的证据证明损害发生的可能性，即使证据并不十分充分，也应当采取有效措施。这不仅是一种理念上的更新，更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9}　　不遵循谨慎行事原则而导致环境恶化的典型实例便是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少国家以温室气体引起气候变暖缺乏科学证据为由，延迟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这也是布什政府抛弃《京都议定书》的理由之一），结果导致全球气候日趋变暖。　　谨慎行事原则对环境行政许可制度建构的要求是：　　第一，当某类活动、行为对环境存在严重或不可逆转的威胁，且没有充分、确实的科学证据证明该活动、行为与危险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时，一国应当针对这类活动、行为设定行政许可（如建立温室气体排放许可制度），或者将其纳入环评许可程序以控制环境风险，不得懈怠履行相关的立法义务。这是因为，行政许可首先是对某类活动、行为予以禁止，其次才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解除禁止，属于“一枚硬币的两面”。　　第二，在许可的实施上，立法应明确规定，当没有充分、确实的科学证据证明上述活动、行为不会造成环境上的危险后果时，行政主体应当通过拒绝许可、控制许可证数量或许可证附款等措施，以控制环境风险。　　第三，建立许可举证责任转移制度。在传统的行政许可中，当许可机关不同意相对人所申请的事项时，必须说明理由。若相对人不服而诉至法院时，由许可机关对“不准予许可的决定”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10}，若法院不采纳许可机关提出的证据，可判决撤销“不准予许可的决定”而由许可机关重新审查，甚至可直接判决许可机关向相对人颁发许可证。而在适用谨慎行事原则的环境行政许可中（至于哪些环境行政许可适用谨慎行事原则，则应当由立法作明确规定），许可机关只需授引立法规定说明此类事项存在科学上的不确定性{11}，即可不同意相对人所申请的事项，若相对人不服而诉至法院时，由相对人承担证明“不准予许可的决定”违法的举证责任，即相对人必须提出充分、确实的科学证据证明其拟从事的活动不会造成危险后果，方可使法院作出对其有利的判决。事实上，举证责任转移作为一项程序性制度在国际环境法上早就存在。如1972年《斯陆公约》规定的事先正当程序要求，只有十分肯定在陆地上没有实际可行的替代处置方法时，才能向海洋倾倒废物，当向海洋倾倒废物导致的危害无法确切加以证明时，由倾倒者证明其行为在环境上是安全的。{12}　　（三）科技促进原则　　叶俊荣教授认为，环境立法上的科技促进原则，是指政府在制定环保标准或作其他管制性要求时，不以既有的科技水准为限，甚至要求污染者设法做到当今科技所做不到的。从静态面上看，在环境决策的过程中，决策者必须随时考虑依现今的科技水准所作出的管制要求，污染者是否做得到，因此，当立法机关或主管机关“强人所难”超越现今科技水准作管制要求时，恐怕在法理上站不住脚。然而，在环境领域，必须考虑促进科技发展的动态需求。叶俊荣教授举例说，美国早期进行环境立法时，国会议员明白宣示，将要求业者做他们目前所做不到的，目的是要企业把污染防治工作扛起来，尤其是污染防治技术的创新开发。{13}学者王文革比较了我国与欧美国家的能效标准后指出，我国能效标准属于现状标准，从发布到实施大约需要半年的时间。能效限定值一般低于近期市场产品的平均能效水平，以淘汰一定比例的低效产品为原则。这种标准的制定模式对引导产品的更新换代作用不够明显。而超前性能效标准是国外所普遍采用的标准模式。超前标准中的产品能效限定目标值，通常高于目前市场平均能效水平，一般企业要达到目标值必须进行技术改造。标准从出台到实施有一个较长的准备期，一般3年一5年，以便企业对目前产品的节能技术和生产工艺进行改进。他认为，在我国加强超前标准的研究，革新能效标准的制定模式，实施超前性能效标准，对于引导企业创新节能技术具有重要意义。{14}　　笔者认为，环境行政许可的制度建构也应当坚持科技促进原则，具体而言：第一，在立法上设计许可标准时（许可标准往往包含了环境标准），应当有助于促进某一产业提高污染治理技术，不得在现今所普遍采行的污染治理技术之下设计许可标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环境立法在设定行政许可时大多没有规定许可标准。例如，《环境影响评价法》第22条只规定“审批部门应当自收到环境影响报告书之日起60日内，收到环境影响报告表之日起30日内，收到环境影响登记表之日起15日内，分别作出审批决定并书面通知建设单位”，却没有对审查标准作规定。这种状况是与《行政许可法》的要求不相符合的（当然，这与大量环境法律、法规是在《行政许可法》颁布前制定的有关）{15}。第二，以总量控制下的许可证为基础，建立排放权交易和节能指标交易制度，通过市场机制，引导企业进行节能减排的技术研发。　　（四）合理开发利用原则　　合理开发利用原则是指一国在设定和实施环境行政许可时，应当把自然资源、能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结合起来，以达到永续发展之目的。该原则体现的是人类生态利益与经济利益、当代人利益与后代人利益的平衡，其理论基础是环境资源的稀缺性。　　在环境行政许可制度建构上，合理开发利用原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设计许可的审查标准时，要根据自然资源、能源的可更新或不可更新的特点，对化石能源以及野生动植物、森林、草原等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严格控制在合理的限度内，同时鼓励开发可再生能源以替代化石能源，确保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二是根据生态环境的消纳能力，依托许可证制度，建立污染物排放（包括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控制制度，以确保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三是由于环境资源具有稀缺性，其属于全体人民的财产而由国家代为管理，因此，应当注重通过招标、拍卖、挂牌等公平竞争方式实施许可（即通过特许方式），确保环境资源配置给最优的使用者。　　（五）污染者负担原则　　污染者负担原则（Polluter Pays Principle）又称PPP原则，也称“污染者负责原则”。在环境行政许可领域，这一原则是指取得许可证的污染者，应当承担治理环境污染并赔偿损失的责任。该原则的理论基础是环境问题的外部性“内部化”。1972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首先提出了“污染者付费”（Polluter pay principle)，即由污染者承担治理的费用。该原则一经提出，很快为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很多国家将其确定为环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1992年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第16条规定：“各国政府应努力促进环境成本的内在化和经济手段的利用，考虑原则上应由污染者承担污染成本，适当尊重公众的利益且不扭曲国际贸易和投资。”　　对于Polluter Pays Principle，目前国内的环境法教材中有多种不同的译法，比较常见的有“污染者付费原则”、“污染者支付原则”、“污染者自付原则”、“污染者负责原则”和“污染者负担原则”等。从表面上看，这些不同的译法并无不可，但仔细分析，它们之间还是存在差异，而这些差异对理解Polluter Pays Principle的本意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污染者付费”的理论根据是经济学上的“使用者付费”理念。将PPP原则译为“污染者付费原则”最初是基于“谁损毁他人之物须负损害赔偿之责”的法理。“付费”体现的是将环境损害的代价课加于引起环境问题的一方。环境保护实践的发展表明，当前的PPP原则要求污染者承担的绝不仅仅是一种损害赔偿责任，而是包含了预防、控制、减少污染在内的综合责任，这种责任绝不仅限于“付费”。污染者有时需要将污染排除并恢复原状，有时还要承担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很明显，将PPP原则译为“污染者付费原则”是不全面的，它不能完整反映该原则的内涵。　　“污染者支付原则”虽没有明确提出“付费”，但“支付”通常都是和一定的费用联系在一起的。很少有人会说“支付”某种金钱以外的责任。“污染者支付”和“污染者付费”在内容上基本相同，二者都不能全面体现PPP原则的含义。　　对“污染者自付原则”这种译法，从文义上理解，我们可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污染者必须自行承担已经或者可能造成的环境污染、损害的全部治理和赔偿责任。这种观点从公平合理的角度来看似乎并无不妥，但在实际应用时，要求污染者自行承担全部责任在多数情况下是行不通的。这与环境损害的特征有关。环境损害的产生往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实践中能够要求污染者承担的和污染者实际承担的都不可能是其行为造成的全部或完全的责任，而只能是一种适当的或适当比例的责任。环境损害还具有时间长、范围广、影响大的特点。一些环境事故造成的大范围、长时段、高强度的损害使肇事者根本无法承担。为了使受害者得到适当的救济，在国内环境领域，有环境税、环境保险等制度，而在国际环境领域，也有专门用于特定领域环境损害的环境基金和发达国家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用于环境治理的国际援助基金。这些都说明，将PPP译为“污染者自付”也是不恰当的。　　因此，PPP原则最恰当的译法是“污染者负担原则”或者“污染者负责原则”。这两种译法在含义上并无不同。“污染者负责原则”多为港台地区学者所采用，而“污染者负担原则”在大陆被较多地采用。{16}　　在环境行政许可的制度建构中，污染者负担原则主要体现为与许可证有关的环境费制度、强制保险制度以及环境治理、恢复、补救制度。例如，台湾地区《核子损害赔偿法》第25条规定：“核子设施经营者应维持足供履行核子损害赔偿责任限额之责任保险或财务保证，并须经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核定，始得运转核子设施或运送核子物料。”{17}我国《森林法》第35条规定：“采伐林木的单位或者个人，必须按照采伐许可证规定的面积、株数、树种、期限完成更新造林任务，更新造林的面积和株数不得少于采伐的面积和株数。”　　（六）公众参与原则　　公众参与原则是指公众有权通过一定的程序或途径参与到环境行政许可的决策、监督之中，并有权受到相应的法律保护和救济，以防止环境管理的违法和盲目，维护公众的环境权益。在现实中，由于环境问题经常涉及复杂的科技背景，因而部分论者主张环境管制最适宜专家政治。然而，环境管制也经常涉及利益的冲突，需要借用民主理念寻求解决。在环境行政中，参与式民主的观念并不在于以投票的方式解决所有的问题，而是由受影响民众通过适当管道参与决策过程，借以调和利益冲突，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从而改善政府的决策品质。　　在环境行政许可领域，公众参与原则主要体现在：第一，行政主体在作出许可决定前，应当听取环境权益受影响者（通常为相邻权人以及开发建设活动所在地的居民）的意见，主要是通过许可听证程序来完成。第二，公民提起与环境行政许可有关的行政公益诉讼，以维护环境公益。从世界范围来看，主要有两类：一是撤销诉讼，即请求法院撤销许可机关违法颁发的环境许可证；二是课予义务诉讼，即被许可人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许可证所规定的义务而有关主管机关又怠于执法时，公民请求法院责令主管机关积极采取执法措施。{18}第三，公民通过行政系统内部的检举、控告管道，请求上级行政机关督促下级行政机关正确履行职责，或改变、撤销下级行政机关违法、不适当的许可决定。上述三个方面都需要在立法上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　　　　。。。。。百度知道篇幅有限请下载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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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农药是指利用生物资源开发的农药。根据其来源大致可分为植物农药、微生物农药和抗生素等。由于生物农药具有对人畜的毒性较小、不污染环境以及病虫害不易产生抗药性等优点而日益受到人们的青睐。 目前，生物农药已成为一类重要的农药，对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维护生态环境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生物农药在研究、开发、生产和应用上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一是研究开发与生产脱节，科研成果不能成功转化为生产力，造成我国生物农药发展不能进入正常的轨道。 二是由于许多生物农药的有效成分为活体微生物，而其产品制剂化技术要求高，加上我国生物制剂的剂型及其工艺水平落后，致使活体微生物农药的制剂化成为生物农药发展的一个瓶颈。 三是生产企业规模小，其中乡镇企业占了很大一部分。这些企业的生产设备和条件差，缺乏技术人员和资金，且品种单一，易受市场的冲击。 四是由于生物农药作用和见效时间慢，加上绝大部分农民还没有综合防治、保护环境和农业持续发展的意识和要求，致使生物农药推广应用存在困难。 尽管生物农药发展缓慢，在整个农药中所占份额还比较小，但生物农药的发展已成为一种趋势和方向。为实现我国生物农药的快速发展，从事生物农药研究、开发和生产的单位、人员必须解思想，以生产和市场为导向来开展工作，要建立能良性循环发展的生物农药研究、开发和生产的体制，调整科研和生产之间的关系，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要加强攻关，强化作用机理、毒性、残留以及对环境生态的影响等研究，解决生物农药发展的瓶颈问题；要加强推广和普及生物农药的力度，增强农民的环保意识，增进农民对生物农药的了解，推动生物农药的广泛应用；国家对于生物农药的研究、开发和生产应采取倾斜政策，扶持和促进我国生物农药的发展，使之走上健康快速发展的道路。 （来源：农民日报）

在远古时代，空气曾被人们认为是简单的物质，在1669年梅猷曾根据蜡烛燃烧的实验，推断空气的组成是复杂的。德国史达尔约在1700年提出了一个普遍的化学理论，就是“燃素学说”。他认为有一种看不见的所谓的燃素，存在于可燃物质内。例如蜡烛燃烧，燃烧时燃素逸去，蜡烛缩小下塌而化为灰烬，他认为，燃烧失去燃素现象，即：蜡烛-燃素=灰烬。然而燃素学说终究不能解释自然界变化中的一些现象，它存在着严重的矛盾。第一是没有人见过“燃素”的存在；第二金属燃烧后质量增加，那么“燃素”就必然有负的质量，这是不可思议的。1774年法国的化学家拉瓦锡提出燃烧的氧化学说，才否定燃素学说。拉瓦锡在进行铅、汞等金属的燃烧实验过程中，发现有一部分金属变为有色的粉末，空气在钟罩内体积减小了原体积的1/5，剩余的空气不能支持燃烧，动物在其中会窒息。他把剩下的4/5气体叫做氮气（原文意思是不支持生命），在他证明了普利斯特里和舍勒从氧化汞分解制备出来的气体是氧气以后，空气的组成才确定为氮和氧空气的成分以氮气、氧气为主，是长期以来自然界里各种变化所造成的。在原始的绿色植物出现以前，原始大气是以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甲烷和氨为主的。在绿色植物出现以后，植物在光合作用中放出的游离氧，使原始大气里的一氧化碳氧化成为二氧化碳，甲烷氧化成为水蒸气和二氧化碳，氨氧化成为水蒸气和氮气。以后，由于植物的光合作用持续地进行，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在植物发生光合作用的过程中被吸收了大部分，并使空气里的氧气越来越多，终于形成了以氮气和氧气为主的现代空气。空气是混合物，它的成分是很复杂的。空气的恒定成分是氮气、氧气以及稀有气体，这些成分所以几乎不变，主要是自然界各种变化相互补偿的结果。空气的可变成分是二氧化碳和水蒸气。空气的不定成分完全因地区而异。例如，在工厂区附近的空气里就会因生产项目的不同，而分别含有氨气、酸蒸气等。另外，空气里还含有极微量的氢、臭氧、氮的氧化物、甲烷等气体。灰尘是空气里或多或少的悬浮杂质。总的来说，空气的成分一般是比较固定的。由于地球有强大的吸引力，使百分之八十的空气集中在离地面平均为十五公里的范围里。这一空气层对人类生活、生产活动影响很大。人们通常所说的大气污染指的是这一范围内的空气污染。工业的发展，向空气排放了有害物质，污染了空气，使空气里增加了有害成分。当空气里的有害物质达到一定浓度后，就会严重地损害人类的健康和农作物的生长，破坏了某些物质，又会使人的能见度降低，影响交通安全等等。因此，必须大力防止空气的污染。排放到空气里的有害物质，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粉尘类（如炭粒等），金属尘类（如铁、铝等），湿雾类（如油雾、酸雾等），有害气体类（如一氧化碳、硫化氢、氮的氧化物等）。从世界范围来看，排放量较多、危害较大的有害气体是二氧化硫和一氧化碳。二氧化硫是煤、石油在燃烧中产生的。一氧化碳主要是汽车开动时排出的。从全球估计，一氧化碳的排出量超过二氧化硫的排出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