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眼中的西方历史小论文怎么写

中国人眼中的西方历史小论文怎么写

写“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化历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我这有一篇“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化的起点”，你可以参考。　　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化的起点　　摘 要　　洋务运动是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清政府推行的一场内容广泛而且影响深的社会政治运动。内容包括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效。它为中国的经济、军事近代化创造了条件，开创了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先河，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人现代民族意识的增长。它虽然没能救中国， 却为中国的进步、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是中国近代化链条上的第一环。因此，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起点。　　关键词：洋务运动、近代化、起点　　洋务，最初称作夷务，“泛指与西方资本主义有关的一切事物，诸如外交、通商、传教以及输入西方资本主义的武器、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等等，几乎是无所不包”。[1]（p31）“但是，洋务运动中所兴办的洋务，狭义的说，主要是指清朝政府为强化中国军事力量和工业力量，自上而下推行的一场以引进西方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强国运动”。[2]（p477）然而，就是这场运动，史学界对其的评价一直众说纷纭，褒贬不一。牟安世、祁龙威等认为洋务运动“促进中国社会走上半殖民地的道路”。[3]但以李时岳、孔令仁、胡滨为代表的史家们却认为洋务运动“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3]也有人认为洋务运动只不过是“清王朝投靠资本主义列强，并与之结合，以谋求稳定其反动统治的产物”，“运动的进程和后果并无积极意义”。[4]（p29）但笔者认为，自从19世纪60年代初洋务运动的发轫，一直到90年代结束，持续了30多年。在这期间，洋务派引进了西方的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发展了以机器生产为标志的近代生产力，造就了旧制度的掘墓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因此洋务运动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大门，可视为中国近代化的起点。本文将从洋务运动的历史背景、“中体西用”的思想、洋务运动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的近代化尝试等方面来阐述。　　一 洋务运动的历史背景　　洋务运动发生在19 世纪60 年代决非偶然，是和当时世界近代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密切相关的。其时，欧美各国都在进行近代化运动。所谓近代化，就是“在欧美各国就是资产阶级通过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使社会摆脱中世纪的封建形态而资本主义化”。[5]近代化的主要标志是发展科学技术，以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科技的产生和发展是由生产决定的，同时科学的进步又促进生产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科学的力量也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另一种生产力。”[5]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推动了科技的发展，引发了第一次科技革命；第一次科技革命的成果应用到生产中，又推动了各国工业革命的发展，加速了各国近代化运动的进程。世界近代化运动是随着各国工业革命的胜利而开始的。工业革命是资本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开始，即从手工工场到大机器工厂的飞跃，这也是社会关系的一大变革。在各国当中，英国是最早发生工业革命的国家。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广泛而深远。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英国成为当时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继英国之后，法国和美国从19 世纪初开始了工业革命，随之，各国的近代化运动也迅速开展起来。它表明西方近代文明已经产生，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巨大飞跃。它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巨大强力，不仅从整体上改变了世界历史的格局，而且向人们昭示了近代社会发展的趋向。　　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东方各国都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反应。日本对西方文明的冲击反应强烈。19世纪中期，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和近代工业文明之间作出历史性的选择，是日本社会面临的难题，最终日本选择了近代工业文明，他们先是推翻幕府统治，废除幕藩体制。继之，在1868 年实行明治维新，推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最后使日本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实现了近代化，避免了亡国的厄运。日本近代化运动的实践充分证明马克思的论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5]　　面对这股近代化运动潮流的不断冲击，中国各阶级各阶层对西方文明的认识也不断深化，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都开始接受。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林则徐认识到了解西方之重要，同时又深深地刺激了有良心、有见识的士大夫们，他们沉痛地检讨了中国贫弱失败的原因，并大声疾呼要睁眼看世界。例如林则徐在广东主持禁烟过程中，就组织人“采访夷情”，翻译外国报纸和书籍。战后，中国出现了第一次学习西方的热潮。在这方面，林则徐、魏源、姚莹、徐继畲最具建树，如魏源完成了《海国图志》一书，初版50卷，后增为100卷。1848年徐继畲撰成《瀛环志略》10卷，“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世界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位置、历史变迁、经济文化和风土人情”。

17、18世纪全球变局当康乾君主谨慎地牵引中国社会这艘古老的大船，沿着原有的航线进行再一轮冲刺的时候，诸欧治定功成，其新政新法新学新器，绝出前古，横被全球(康有为：《进呈突厥削弱记序》，《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8页)。西方社会爆发了一系列改天换地的伟大革命，迅速地脱离传统的发展路线而突然加速前进，跃上了世界文明进程的制高点。 1640年，英国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美国1775年进行了独立战争；法国1789年爆发了大革命。意大利从1859年资产阶级夺取政权、 俄国从1861年废除农奴制、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也都不约而同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这些革命，不论胜利与否，彻底与否，其结果都加速了封建专制统治的灭亡，推动了民主政体的建立，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道路。 17世纪以后，科学革命席卷了欧洲。欧洲科学革命的先驱哥白尼于1543年发表《天体运行论》，阐述了以太阳为中心的天文学说。伽利略研究了自由落体和钟摆运动，发明了望远镜等科学仪器，大大改进了科学观测手段。特别是在17、18世纪之交，牛顿发现了运动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阐述了经典力学理论。继牛顿之后，大批科学家、技术家、实验家涌现，大批科学成果诞生，大批科学研究机构成立，研究自然科学在欧洲蔚然成风。一个科学、技术、实验三者鼎立、互相牵引、彼此促进的互动新机制形成，为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 从18世纪60年代起，英国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 在棉纺织业，1733年凯伊发明飞梭，大大提高了织布的效率。1764年织工哈格里夫斯发明了手摇纺织机，即著名的珍妮机。机器的使用，使纺织效率提高了40倍以上。 在动力机器方面，1769年瓦特发明了单动式蒸汽机，1782年又制成了复式蒸汽机。1785年英国的棉纺工厂开始用蒸汽作动力。1769年法国人柯格诺特制成了第一辆蒸汽推动的三轮汽车；1807年美国人富尔顿制造了第一艘轮船；1814年英国人斯蒂芬孙发明了蒸汽机车。蒸汽机的普遍应用使工业摆脱了对自然能源的依赖，使劳动生产率几倍几十倍地提高。 在冶金方面，18世纪30年代发明了用焦煤炼铁的新技术，改变了传统的以木材为燃料进行冶铁的落后工艺。60年代，出现了巨大的熔铁炉，此后又研究出了精炼法。炼铁技术的革新，不仅推动了冶金工业的进步，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煤炭工业的发展。 工业革命使英国经济出现了腾飞。据统计，1776年至1800年棉纺织品出口从670万英镑增加到4143万镑，24年间增长18倍。毛织品在1788年生产5万匹，1817年则达到49万匹，增长53倍。煤的年产量，1700年为500万吨，1795年增至1000万吨，增长1倍。生铁产量，1740年仅为17350吨，1806年则猛增至258000吨，增长87倍。工业的发展导致诸如曼彻斯特、伯明翰等一批新兴工业城市的出现，人口大量流向城市，18世纪70年代时，城市人口已占全国总人口的1／2。 在经济发展全面加速的18世纪，交易的一切工具都合乎逻辑地使用起来了。在工业发展、商业繁荣的基础上，欧洲国家的市场进入了更高层次，证券交易、信贷已很活跃，证券交易所拓展了他们的活动，伦敦模仿阿姆斯特丹并试图取而代之，阿姆斯特丹此时趋向专业化发展，欲成国际贷款之要地，日内瓦和热那亚参与这些危险的游戏，巴黎摩拳擦掌，开始亦步亦趋，这样一来，钱款与信贷便起来自如地从一处流到另一处。(布尔：《资本主义的动力》第18页)形形色色的信贷证券，大大便利了商品批发和国际支付业务，整个市场被活跃的信贷和贴现所推动。 这时，西方国家向全世界扩张的步伐也骤然加快。他们纷纷走出国门，建造大舰巨舶，组织商船队和贸易公司，进行航海探险，致力海外贸易，到世界各地寻找商业机会，掠夺金钱、土地和人口，进行原始积累。贪婪的西方商人，确信自己的好运在远方，行走于全世界并把商品带到世界各地，追逐丰厚的利润；炮舰和军队用刀和剑在各个殖民地上建立起统治；外交使节和传教士到处奔忙把政令和圣经传播到各个角落，并热衷于搜集情报，了解各地的情况。美国独立条约的墨迹未干，当其还 处于英国的威胁之下时，海商就已游弋七大洋，去寻求贸易。到达中国的第三只船实验号只有84吨，乃至被认为是近海帆船，充分展现了愿意为可能获得的利润冒最大危险的精神。据估算，英国在17571857年的100年中，仅从印度运回本国的货物和货币总值达120亿金卢布；17011810年从西部非洲贩运200万黑奴，进行贸易。 纺织工序的逐步机械化、焦炭炼钢、蒸汽机的应用、工厂制的出现，农业的发展、农村购买力的增加，市场的兴旺、商人的活跃，航海的进展、殖民地的开拓、交通运输的改革等等，许多举措、许多事件的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推移演变，推动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化，跨进了近代社会。一个生产力如地下泉水喷涌迸射的人类新时代全面展开。 一潭死水 在变化了的世界面前，康雍乾三代英明君主却表现出惊人的麻木和极度的愚昧：妄自尊大、拒绝开放，囿于传统、反对变革，满足现状、固步自封，特别是限制工商业、蔑视科学技术、闭关锁国、加强集权、禁锢思想的做法，愈加严重地制约着社会的进步。 与西欧国家不遗余力地保护工商业发展的做法相反，清王朝对工商业控制、压抑、打击，把工商视为末业，认为兴商既不合祖宗成法，也对国家无利。雍正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今若欲于器用服玩之物，争尚华巧，必将多用工匠。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且愚民见工匠之利，多于力田，必群趋而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小民含轻利而逐重利，故逐末易而务本难。苟遽然绳之以法，必非其情之所愿，而势所难行。惟在平日留心劝导，使民知本业之为贵，崇尚朴实，不为华巧。如此日积月累，遂成风俗。虽不必使为工者尽归于农，然可免为农者相率而趋于工矣。(《清世宗实录》，卷五七)有些官吏主张在广东招商开矿，雍正表示坚决反对：今若举开采之事，聚集多人，其中良顽不一，难以稽察约束，恐为闾阎之扰累。况本地有司，现在劝民开垦，彼谋生务本之良民，正可用力于南亩，何必为此徼幸贪得之计，以长喧嚣争竞之风。(《东华录》雍正朝，卷二六，十三年四月)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朝廷对民间手工业在经济上实行高额征税，低价收购，无偿摊派；在政治上或则限制其开设，或则控制其流通，或则严格约束工人，或则指定特许的商人，对工商业的发展千方百计地压抑阻挠。封建官僚滥施淫威，而工商业者没有公开进行对抗的力量，只能匍匐在政权的脚下，任其蹂躏。因之，虽然当时中国六个大城市的人口都超过世界最先进的伦敦，但是西方城市以工商业为本位，商人和手工业主在政治上起着重大作用，参与城市管理、审查预算的情况，在中国从来没有出现。中国的城市首先是政治和军事中心，大多数城市的繁荣依靠官吏、地主、军队及其附属者的消费，而主要不是依靠工业制造与远程贸易。 在儒家思想的统治下，终清一朝，弥漫着轻视和蔑视科技之风，把科技知识视为形而下，把发明创造称为奇技淫巧。清初的戴梓发明火器连珠铳，一次可填发28发子弹，又造出蟠肠枪和威远将军炮，然而清统治者抱着骑射乃满州根本，不仅不采用，反而听信馋言，将戴充军关外。1792年，英特使马戛尔尼送给乾隆80寿辰的礼物中，有天球仪、地球仪、西瓜大炮、铜炮、各种自来火炮、西洋船模型、望远镜等29种，清廷只是将之作为贡品、玩好收藏，予以玩赏或鄙薄，根本未想到这里的科技含义及其中的军事价值。马戛尔尼曾邀请清军将领福康安检阅英国使团卫队演习新式武器操练，福康安竟拒绝说：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作，谅来没有什么稀奇。康熙帝对自然科学怀有浓厚的兴趣，宫廷中罗致了许多懂科学的耶稣会传教士，聘请了一批数学家研究天文数学。但是西方科学未跨出宫廷一步，只供皇帝个人欣赏。雍正、乾隆两位皇帝对自然科学均无爱好，加以康熙末年由于礼仪之争，罗马教廷与清朝的关系破裂，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彻底阻滞了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传入和交流。 闭关锁国、拒绝交流是清廷对外关系的基本政策。康乾时期，是人类历史从分散走向整体的时代，是经济国际化趋势日渐明显的时代。中国在对外关系上却采取了逆时代大潮的封闭国策。对外政策的着眼点是怀柔远人，外夷归附，宣扬恩德以保持国内秩序的稳定。至于航海探险、远洋贸易、对外扩张，这一切既缺少实行的手段、能力，也没有试探的兴趣。它不重视对外贸易的经济利益，只把通商当作怀柔的手段。当英国商人给清朝的文书中要求扩大通商，声称中英通商与天朝有益时，乾隆皇帝谕令两广总督苏昌：国家四海之大，何所不有，所以准通洋船者，特系怀柔远人之道。乃该夷来文内，有与天朝有益之语。该督等不但当行文笼统驳饬，并宜明切晓谕，使知来广贸易实为夷众有益起见，天朝并不藉此些微远物也。(《清高宗实录》，卷六四九)他在给英王乔治三世的一封信中讲：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粤海关志》，卷二三，第8页)清王朝的对外政策就是建立在这种天朝上邦意识和传统的自然经济观念以及诸如不宝远物，则远人格之类的儒家经典之上的。因而，贸易变成了怀柔遐方、加惠四夷的政治行为，而并非将其视为经济发展的需要。它盲目坚持天朝体制，以四夷之共主的面貌出现，在国际关系中，既不考虑交往的平等性，拘泥于三跪九叩之类礼仪末节；也不考虑经济利益，用朝贡代替国际贸易。 对外关系的着眼点决定了对外交往的排斥态度。当西方竭力寻找新航线，拓展海外殖民地，大力发展海外贸易之际，清统治者正在为海岸线的不宁而焦躁不安。对于远道涉洋而来的西方国家，莫不以夷狄视之，把构筑一道坚实而绵密的藩篱，将最危险的西洋人隔绝于国门之外视为基本国策。康熙初年一度开放海禁，允许沿海居民出海贸易，但是，又决定不准外国人来华贸易。按传统做法，只有在外国人对华朝贡期内允许贸易，期限一过，即停其贸易，贡使便打道回国。外国人在贡期外从事贸易，康熙初年只有两次。康熙五年时宣布：下不为例，永行停止。康熙的这项政策，影响了清朝100多年，后世子孙顽固地坚持不准外国人来华贸易，贻误了中国的发展。清朝对对外交流进行严厉限制，首先对出口商品有严格限制。军器、火药、硝碳、铜铁可以制造武器，均在严禁之列，米麦、杂粮、马匹因内地缺少，亦禁出口。书籍则可能泄露中国状况，也不许运往国外。中国本来能制造巨大的帆船，出航远洋。到康乾时期，世界各国的航海业突飞猛进，船只越造越大，而清廷却规定：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七六，康熙二十三年)对于出洋的水手、客商，防范极严，各给腰牌，刻明姓名、年貌、籍贯，庶巡哨官兵易于稽查(《清朝文献通考》，卷三三)。中国人到外国贸易，立定年限回国，如逾期不归，永远不许返回，即使三世居于外国的华侨，也要设法招回治罪并株连其家属。这种以天朝大国自居，采取不与西方通商的闭关锁国政策，完全堵塞了可能给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提供外部刺激的渠道。 当欧美国家纷纷走上实行民主政体的道路，消除专制制度的时候，康乾盛世的三位帝王却在一步步收紧权力之网上的纲绳，把封建皇权推上空前集权的巅峰。这种体制避免了历代王朝经 常发生的宰相、外戚、宦官擅权和武将跋扈、文官植党以及士人非政的现象，但更加缺少约束和监督机制。官吏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污腐化，贿赂行私层出不穷，最终不仅导致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陷于停滞，而且严重阻滞了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的变革之路。加以国际大势剧变，中华民族已濒于西方列强宰割的绝境。 同政治体制相适应，在文化上把儒学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尤其用力提倡程朱理学。清廷一方面引导知识分子只钻研儒家经典，科举、考试，要以朱子的注释作为准则，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之；另一方面采取高压政策，文字狱盛行。知识分子只好潜心古籍、埋头注疏和考据。禁锢思想实际上是禁锢人的创造性。当人类由传统走向现代，最需要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时候，主导中国未来的传统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体系，却如一潭死水般的沉寂。在这种沉寂中，中国不可能不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长夜无歌 清廷自恃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而拒绝开放、拒斥变革，其结果烈火烹油，夕阳西下，100多年的盛世之后中国社会骤然下跌。极端的闭关，把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距离大大拉开了。 以中国最为自豪的农业为例。到1840年，千年前的耕作方式基本没有变化，全国人均粮食仅200公斤左右。而在英国，每个农场都有一部蒸汽机；在美国，人均粮食已接近1000公斤。 在工业方面，中国工业人口已相当庞大，如景德镇有工匠10万人，荆州到重庆间有纤夫10多万人，苏杭织工达三四万人，佛山织工近5万人；在云南矿区和一些老林中谋生的人不下百万之多，广州靠在洋船上谋生的也有几十万人之众。但这个数字与全国人口之比仍微乎其微。而且，这些工人，要么是手工业者，要么是纯粹的苦力，近代式的机器工人几难一见。而在欧美，蒸汽动力已普遍应用，如英国，1800年仅321台共5210马力，到1815年就达到15000台共375000马力，到1840年为止，英国工业革命就基本完成了。在这段时间，中国年产铁约2万吨，不及法国的1／10，不及英国的1／40。中国的第一座炼钢平炉建于1890年，比西方晚了近30年；第一艘汽船造于1865年，比西方晚了60年。在中国，纺纱女日产五六两，高的达到十两，也有连日带夜纺出十二两的。在美国，1825年每个工人看管200个锭子，日产1000绞棉纱。铁路更显示西方发展之快，1825年英国建造了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到1840年，全世界的铁路总里程达9000公里，而中国这时还不知铁路为何物。中国的机器工业出现在19世纪末期，比英法美等国的工业革命完成的时间还要晚几十年。 军事上，明末清初已引进并使用西方大炮。但后来，为了使八旗骑兵弓马的技术特长不致失传，废用大炮等热兵器，恢复大刀长矛弓箭等冷兵器，水兵仍是帆船，以致西方的长枪大炮到这时被看成了妖术，军舰则被目为怪物，广州守将对付英国人的是驱邪的马桶、秽物等。 科学方面的差距尤为明显。明朝之前中国是当时世界上经济、科学最发达的国家。迄时世界上重要的发明创造和重大科学成就大约300项，其中中国约175项，占57%以上。总体上说，到明中晚期，中西方之间仍是互有短长。经过清朝200多年，中国的科学技术已全面落后于西方。在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生物学等方面，中国比西方晚了几乎两个世纪，直到19世纪下半叶，这些西方的先进科学知识才缓慢地介绍到中国。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本主义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把西方社会迅速地 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历史发展阶段，相形之下中国则在封建主义的迟暮中步履蹒跚。落日虽然辉煌，跟踵而来却是长夜无歌。在走向现代化的今天，反省我们民族的这段历史，最要紧的，是获得一份警醒、一份自觉：对当前以及未来世界历史大变动、大发展、大转折要有清醒的认识，对我们的国情、长短及走向要有充分的把握，要以更博大的胸怀面对世界、走向世界。

古往今来，外国侵略的事件很多。实施侵略的国家很多，不仅有西方列强，还有日本等；被侵略的国家也不少，除了中国，还有印度、澳大利亚等曾经的殖民地。虽然说侵略事件都有共通点，但是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侵略国家和被侵略国家，发生侵略的因素、侵略事件发展的特点、给侵略国和被侵略过所带来的影响都大不相同。因此，如果泛泛地来谈对待“外国侵略”的态度和看法，我认为这是毫无意义的。下面我将具体阐述我对清末时期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看法，以此表明我对待外国侵略的一般态度。 　　 西方列强的侵略直接导致了中国社会性质的变革，使其一下子从封建社会转化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我相信，社会性质的变化是导致整个中国变革的源头。 　　首先是国家主权遭到了损坏，或者说，是封建主权遭到了损坏。这使得中国知识分子两千年以来被束缚的脑子终于有机会跳出儒家的诗书礼乐，进而高速运转以思考救国图存的道路。有的人思考着如何保卫主权，于是有了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的洋务运动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百日维新。有的人看到了推翻封建王朝建立民主国家的希望，于是又了孙中山的中国同盟会。不管在今天看来，当年这些人的思想是怎样的具有历史局限性，这都是意义非凡的。 　　先进的思想或主动或被动地带到了中国，这直接地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以来的办学方式。陆续有外国人来到中国办学，各种各样的新式学堂也在中国遍地开花，而且在清政府的支持下有不少人被送到了外国接受思想的洗礼。清末民初，这一时期涌现了大批真正的教授学者，大批可以在这个时代称得上“伟人”的人，我想这是和西方列强侵略所带来的社会的不稳定分不开的。我以为这是中国五千年以来第二次真正可以称得上“百家争鸣”的时期，第一次在五千年钱的春秋战国时期，都是乱世。 　　西方列强的侵略给中国带来的思想的变革真的是空前的巨大，因为这不仅使得知识分子的思想有了质的飞跃，还使得连被看作是最没有思想的平民百姓也有了思想，比如说，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运动是农民起义运动，除了领袖洪秀全是个听过一点基督教的连举人都考不上的读书人以外，其他人大都是没有什么文化水平的农民。然而就是这么一群人，能够打下中国半壁江山。 　　当然，西方列强的侵略不是没有给中国人的思想带来任何坏处。比如说鸦片，就严重摧残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而西方列强的各种侵略行为也让中国人民一致表示鸭梨很大。不过相对于秦朝的焚书坑儒，相对于中国历代王朝用变了味的儒家学说钳制人们的思想，这些都是小巫见大巫。 　　西方列强的侵略给中国造成了巨大损失，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在思想上，却是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和思维大迸发。正如人们常说的，机遇与危机并存，我们要辩证的看历史，不能一味的否认外国侵略。在我看来，这是历史借西方列强之手，给中国的一记响亮的耳光。 　　最后，我想声明我的立场，同时也算是总结我对待外国侵略的一般态度。我认为，外国侵略者绝对不会带着任何善意去侵略任何一个国家的，面对他国的侵犯，我们所要做的当然是凭着最原始的本能去反击。（需要声明的是，是不是侵略行为，这不是有其他国家说了算了的，这是由待定的“被侵略”国的人民说了算的)

中国人眼中的西方历史小论文

（l）“向西方学习”：鸦片战争导致的民族危机，使地主阶级先进分子从传统的“天朝上国”梦幻中惊醒，开始注目世界，关心时政，从而萌发了“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代表人物有林则徐、魏源等，核心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实质是寻求强国御侮之道。（2）“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19世纪60年代，面对内忧外患，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来维护清朝封建专制制度，突破了封建顽固派认为中国一切都好，西方科学技术不过是“奇技淫巧”的陈腐观念，为西学的传入提供了一定条件。（3）维新思想：19世纪末中国思想界主要社会思潮。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从洋务派中分化出一部分人，形成早期维新派。他们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发展工商业，实行“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制。在19世纪中期，这些思想是比较进步的。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壮大，维新思想广泛传播。康、梁等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学习日本，走改良主义道路，建立君主立宪制政体。（4）民主革命思想：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的主潮流。面对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大力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并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把从法国、美国学到的国家学说发展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三民主义”，并用这个理论指导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清朝腐朽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制定了《临时约法》，使民主共和国观念从此深入人心。希望可以帮到你，望采纳，谢谢

17、18世纪全球变局当康乾君主谨慎地牵引中国社会这艘古老的大船，沿着原有的航线进行再一轮冲刺的时候，诸欧治定功成，其新政新法新学新器，绝出前古，横被全球(康有为：《进呈突厥削弱记序》，《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8页)。西方社会爆发了一系列改天换地的伟大革命，迅速地脱离传统的发展路线而突然加速前进，跃上了世界文明进程的制高点。 1640年，英国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美国1775年进行了独立战争；法国1789年爆发了大革命。意大利从1859年资产阶级夺取政权、 俄国从1861年废除农奴制、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也都不约而同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这些革命，不论胜利与否，彻底与否，其结果都加速了封建专制统治的灭亡，推动了民主政体的建立，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道路。 17世纪以后，科学革命席卷了欧洲。欧洲科学革命的先驱哥白尼于1543年发表《天体运行论》，阐述了以太阳为中心的天文学说。伽利略研究了自由落体和钟摆运动，发明了望远镜等科学仪器，大大改进了科学观测手段。特别是在17、18世纪之交，牛顿发现了运动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阐述了经典力学理论。继牛顿之后，大批科学家、技术家、实验家涌现，大批科学成果诞生，大批科学研究机构成立，研究自然科学在欧洲蔚然成风。一个科学、技术、实验三者鼎立、互相牵引、彼此促进的互动新机制形成，为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 从18世纪60年代起，英国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 在棉纺织业，1733年凯伊发明飞梭，大大提高了织布的效率。1764年织工哈格里夫斯发明了手摇纺织机，即著名的珍妮机。机器的使用，使纺织效率提高了40倍以上。 在动力机器方面，1769年瓦特发明了单动式蒸汽机，1782年又制成了复式蒸汽机。1785年英国的棉纺工厂开始用蒸汽作动力。1769年法国人柯格诺特制成了第一辆蒸汽推动的三轮汽车；1807年美国人富尔顿制造了第一艘轮船；1814年英国人斯蒂芬孙发明了蒸汽机车。蒸汽机的普遍应用使工业摆脱了对自然能源的依赖，使劳动生产率几倍几十倍地提高。 在冶金方面，18世纪30年代发明了用焦煤炼铁的新技术，改变了传统的以木材为燃料进行冶铁的落后工艺。60年代，出现了巨大的熔铁炉，此后又研究出了精炼法。炼铁技术的革新，不仅推动了冶金工业的进步，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煤炭工业的发展。 工业革命使英国经济出现了腾飞。据统计，1776年至1800年棉纺织品出口从670万英镑增加到4143万镑，24年间增长18倍。毛织品在1788年生产5万匹，1817年则达到49万匹，增长53倍。煤的年产量，1700年为500万吨，1795年增至1000万吨，增长1倍。生铁产量，1740年仅为17350吨，1806年则猛增至258000吨，增长87倍。工业的发展导致诸如曼彻斯特、伯明翰等一批新兴工业城市的出现，人口大量流向城市，18世纪70年代时，城市人口已占全国总人口的1／2。 在经济发展全面加速的18世纪，交易的一切工具都合乎逻辑地使用起来了。在工业发展、商业繁荣的基础上，欧洲国家的市场进入了更高层次，证券交易、信贷已很活跃，证券交易所拓展了他们的活动，伦敦模仿阿姆斯特丹并试图取而代之，阿姆斯特丹此时趋向专业化发展，欲成国际贷款之要地，日内瓦和热那亚参与这些危险的游戏，巴黎摩拳擦掌，开始亦步亦趋，这样一来，钱款与信贷便起来自如地从一处流到另一处。(布尔：《资本主义的动力》第18页)形形色色的信贷证券，大大便利了商品批发和国际支付业务，整个市场被活跃的信贷和贴现所推动。 这时，西方国家向全世界扩张的步伐也骤然加快。他们纷纷走出国门，建造大舰巨舶，组织商船队和贸易公司，进行航海探险，致力海外贸易，到世界各地寻找商业机会，掠夺金钱、土地和人口，进行原始积累。贪婪的西方商人，确信自己的好运在远方，行走于全世界并把商品带到世界各地，追逐丰厚的利润；炮舰和军队用刀和剑在各个殖民地上建立起统治；外交使节和传教士到处奔忙把政令和圣经传播到各个角落，并热衷于搜集情报，了解各地的情况。美国独立条约的墨迹未干，当其还 处于英国的威胁之下时，海商就已游弋七大洋，去寻求贸易。到达中国的第三只船实验号只有84吨，乃至被认为是近海帆船，充分展现了愿意为可能获得的利润冒最大危险的精神。据估算，英国在17571857年的100年中，仅从印度运回本国的货物和货币总值达120亿金卢布；17011810年从西部非洲贩运200万黑奴，进行贸易。 纺织工序的逐步机械化、焦炭炼钢、蒸汽机的应用、工厂制的出现，农业的发展、农村购买力的增加，市场的兴旺、商人的活跃，航海的进展、殖民地的开拓、交通运输的改革等等，许多举措、许多事件的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推移演变，推动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化，跨进了近代社会。一个生产力如地下泉水喷涌迸射的人类新时代全面展开。 一潭死水 在变化了的世界面前，康雍乾三代英明君主却表现出惊人的麻木和极度的愚昧：妄自尊大、拒绝开放，囿于传统、反对变革，满足现状、固步自封，特别是限制工商业、蔑视科学技术、闭关锁国、加强集权、禁锢思想的做法，愈加严重地制约着社会的进步。 与西欧国家不遗余力地保护工商业发展的做法相反，清王朝对工商业控制、压抑、打击，把工商视为末业，认为兴商既不合祖宗成法，也对国家无利。雍正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今若欲于器用服玩之物，争尚华巧，必将多用工匠。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且愚民见工匠之利，多于力田，必群趋而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小民含轻利而逐重利，故逐末易而务本难。苟遽然绳之以法，必非其情之所愿，而势所难行。惟在平日留心劝导，使民知本业之为贵，崇尚朴实，不为华巧。如此日积月累，遂成风俗。虽不必使为工者尽归于农，然可免为农者相率而趋于工矣。(《清世宗实录》，卷五七)有些官吏主张在广东招商开矿，雍正表示坚决反对：今若举开采之事，聚集多人，其中良顽不一，难以稽察约束，恐为闾阎之扰累。况本地有司，现在劝民开垦，彼谋生务本之良民，正可用力于南亩，何必为此徼幸贪得之计，以长喧嚣争竞之风。(《东华录》雍正朝，卷二六，十三年四月)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朝廷对民间手工业在经济上实行高额征税，低价收购，无偿摊派；在政治上或则限制其开设，或则控制其流通，或则严格约束工人，或则指定特许的商人，对工商业的发展千方百计地压抑阻挠。封建官僚滥施淫威，而工商业者没有公开进行对抗的力量，只能匍匐在政权的脚下，任其蹂躏。因之，虽然当时中国六个大城市的人口都超过世界最先进的伦敦，但是西方城市以工商业为本位，商人和手工业主在政治上起着重大作用，参与城市管理、审查预算的情况，在中国从来没有出现。中国的城市首先是政治和军事中心，大多数城市的繁荣依靠官吏、地主、军队及其附属者的消费，而主要不是依靠工业制造与远程贸易。 在儒家思想的统治下，终清一朝，弥漫着轻视和蔑视科技之风，把科技知识视为形而下，把发明创造称为奇技淫巧。清初的戴梓发明火器连珠铳，一次可填发28发子弹，又造出蟠肠枪和威远将军炮，然而清统治者抱着骑射乃满州根本，不仅不采用，反而听信馋言，将戴充军关外。1792年，英特使马戛尔尼送给乾隆80寿辰的礼物中，有天球仪、地球仪、西瓜大炮、铜炮、各种自来火炮、西洋船模型、望远镜等29种，清廷只是将之作为贡品、玩好收藏，予以玩赏或鄙薄，根本未想到这里的科技含义及其中的军事价值。马戛尔尼曾邀请清军将领福康安检阅英国使团卫队演习新式武器操练，福康安竟拒绝说：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作，谅来没有什么稀奇。康熙帝对自然科学怀有浓厚的兴趣，宫廷中罗致了许多懂科学的耶稣会传教士，聘请了一批数学家研究天文数学。但是西方科学未跨出宫廷一步，只供皇帝个人欣赏。雍正、乾隆两位皇帝对自然科学均无爱好，加以康熙末年由于礼仪之争，罗马教廷与清朝的关系破裂，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彻底阻滞了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传入和交流。 闭关锁国、拒绝交流是清廷对外关系的基本政策。康乾时期，是人类历史从分散走向整体的时代，是经济国际化趋势日渐明显的时代。中国在对外关系上却采取了逆时代大潮的封闭国策。对外政策的着眼点是怀柔远人，外夷归附，宣扬恩德以保持国内秩序的稳定。至于航海探险、远洋贸易、对外扩张，这一切既缺少实行的手段、能力，也没有试探的兴趣。它不重视对外贸易的经济利益，只把通商当作怀柔的手段。当英国商人给清朝的文书中要求扩大通商，声称中英通商与天朝有益时，乾隆皇帝谕令两广总督苏昌：国家四海之大，何所不有，所以准通洋船者，特系怀柔远人之道。乃该夷来文内，有与天朝有益之语。该督等不但当行文笼统驳饬，并宜明切晓谕，使知来广贸易实为夷众有益起见，天朝并不藉此些微远物也。(《清高宗实录》，卷六四九)他在给英王乔治三世的一封信中讲：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粤海关志》，卷二三，第8页)清王朝的对外政策就是建立在这种天朝上邦意识和传统的自然经济观念以及诸如不宝远物，则远人格之类的儒家经典之上的。因而，贸易变成了怀柔遐方、加惠四夷的政治行为，而并非将其视为经济发展的需要。它盲目坚持天朝体制，以四夷之共主的面貌出现，在国际关系中，既不考虑交往的平等性，拘泥于三跪九叩之类礼仪末节；也不考虑经济利益，用朝贡代替国际贸易。 对外关系的着眼点决定了对外交往的排斥态度。当西方竭力寻找新航线，拓展海外殖民地，大力发展海外贸易之际，清统治者正在为海岸线的不宁而焦躁不安。对于远道涉洋而来的西方国家，莫不以夷狄视之，把构筑一道坚实而绵密的藩篱，将最危险的西洋人隔绝于国门之外视为基本国策。康熙初年一度开放海禁，允许沿海居民出海贸易，但是，又决定不准外国人来华贸易。按传统做法，只有在外国人对华朝贡期内允许贸易，期限一过，即停其贸易，贡使便打道回国。外国人在贡期外从事贸易，康熙初年只有两次。康熙五年时宣布：下不为例，永行停止。康熙的这项政策，影响了清朝100多年，后世子孙顽固地坚持不准外国人来华贸易，贻误了中国的发展。清朝对对外交流进行严厉限制，首先对出口商品有严格限制。军器、火药、硝碳、铜铁可以制造武器，均在严禁之列，米麦、杂粮、马匹因内地缺少，亦禁出口。书籍则可能泄露中国状况，也不许运往国外。中国本来能制造巨大的帆船，出航远洋。到康乾时期，世界各国的航海业突飞猛进，船只越造越大，而清廷却规定：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七六，康熙二十三年)对于出洋的水手、客商，防范极严，各给腰牌，刻明姓名、年貌、籍贯，庶巡哨官兵易于稽查(《清朝文献通考》，卷三三)。中国人到外国贸易，立定年限回国，如逾期不归，永远不许返回，即使三世居于外国的华侨，也要设法招回治罪并株连其家属。这种以天朝大国自居，采取不与西方通商的闭关锁国政策，完全堵塞了可能给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提供外部刺激的渠道。 当欧美国家纷纷走上实行民主政体的道路，消除专制制度的时候，康乾盛世的三位帝王却在一步步收紧权力之网上的纲绳，把封建皇权推上空前集权的巅峰。这种体制避免了历代王朝经 常发生的宰相、外戚、宦官擅权和武将跋扈、文官植党以及士人非政的现象，但更加缺少约束和监督机制。官吏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污腐化，贿赂行私层出不穷，最终不仅导致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陷于停滞，而且严重阻滞了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的变革之路。加以国际大势剧变，中华民族已濒于西方列强宰割的绝境。 同政治体制相适应，在文化上把儒学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尤其用力提倡程朱理学。清廷一方面引导知识分子只钻研儒家经典，科举、考试，要以朱子的注释作为准则，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之；另一方面采取高压政策，文字狱盛行。知识分子只好潜心古籍、埋头注疏和考据。禁锢思想实际上是禁锢人的创造性。当人类由传统走向现代，最需要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时候，主导中国未来的传统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体系，却如一潭死水般的沉寂。在这种沉寂中，中国不可能不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长夜无歌 清廷自恃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而拒绝开放、拒斥变革，其结果烈火烹油，夕阳西下，100多年的盛世之后中国社会骤然下跌。极端的闭关，把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距离大大拉开了。 以中国最为自豪的农业为例。到1840年，千年前的耕作方式基本没有变化，全国人均粮食仅200公斤左右。而在英国，每个农场都有一部蒸汽机；在美国，人均粮食已接近1000公斤。 在工业方面，中国工业人口已相当庞大，如景德镇有工匠10万人，荆州到重庆间有纤夫10多万人，苏杭织工达三四万人，佛山织工近5万人；在云南矿区和一些老林中谋生的人不下百万之多，广州靠在洋船上谋生的也有几十万人之众。但这个数字与全国人口之比仍微乎其微。而且，这些工人，要么是手工业者，要么是纯粹的苦力，近代式的机器工人几难一见。而在欧美，蒸汽动力已普遍应用，如英国，1800年仅321台共5210马力，到1815年就达到15000台共375000马力，到1840年为止，英国工业革命就基本完成了。在这段时间，中国年产铁约2万吨，不及法国的1／10，不及英国的1／40。中国的第一座炼钢平炉建于1890年，比西方晚了近30年；第一艘汽船造于1865年，比西方晚了60年。在中国，纺纱女日产五六两，高的达到十两，也有连日带夜纺出十二两的。在美国，1825年每个工人看管200个锭子，日产1000绞棉纱。铁路更显示西方发展之快，1825年英国建造了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到1840年，全世界的铁路总里程达9000公里，而中国这时还不知铁路为何物。中国的机器工业出现在19世纪末期，比英法美等国的工业革命完成的时间还要晚几十年。 军事上，明末清初已引进并使用西方大炮。但后来，为了使八旗骑兵弓马的技术特长不致失传，废用大炮等热兵器，恢复大刀长矛弓箭等冷兵器，水兵仍是帆船，以致西方的长枪大炮到这时被看成了妖术，军舰则被目为怪物，广州守将对付英国人的是驱邪的马桶、秽物等。 科学方面的差距尤为明显。明朝之前中国是当时世界上经济、科学最发达的国家。迄时世界上重要的发明创造和重大科学成就大约300项，其中中国约175项，占57%以上。总体上说，到明中晚期，中西方之间仍是互有短长。经过清朝200多年，中国的科学技术已全面落后于西方。在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生物学等方面，中国比西方晚了几乎两个世纪，直到19世纪下半叶，这些西方的先进科学知识才缓慢地介绍到中国。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本主义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把西方社会迅速地 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历史发展阶段，相形之下中国则在封建主义的迟暮中步履蹒跚。落日虽然辉煌，跟踵而来却是长夜无歌。在走向现代化的今天，反省我们民族的这段历史，最要紧的，是获得一份警醒、一份自觉：对当前以及未来世界历史大变动、大发展、大转折要有清醒的认识，对我们的国情、长短及走向要有充分的把握，要以更博大的胸怀面对世界、走向世界。

关于中西方文化差异和互补是我们常谈的话题，时到今日，在文化差异后面所反映的历史，经济，观念上的变革已是日新月异，下面主要从四个方面来讨论：第一，是义利关系问题。一般来说，西方人重利轻义，东方人重义轻利或义利兼顾。东方人的意识就是义字当先，古时的关羽不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义气英豪也被当时的人们大加赞赏，我想这也是由于古时的多方思想而造成的一种文化意识5000年的文化也是造成这种重礼的不可忽视的原因相对而言，短短的西方文化更注重利益，这也正是现实主义的表现，从侵华战争及西方的一切生活都可以看出他们的自我意识，也可以称为不虚伪，实事求是的作风。当然，这也只是针对东方的绝大多数而言的。在东方比如中国人的生活中，谦让是一种美德，而西方人对此不知如何是好。西方人在多数时候为了利益可以牺牲自己的义。第二，是整体性和个体性问题。东方人强调整体性和综合性，而西方人则重视个体性。比如中医和西医，中医强调的是整体，西医不一样，从解剖学的角度来说，它重视整体中的局部。整体思维和个体思维之间差异还表现在交往中，比如在很多报导中，一为中国人到西方人家吃饭，当主人问今天吃中餐还是西餐时，客人很客气的说道：“随便。”“客随主便。”西方人对这样的答复难以理解，他们说一听到这个词就头疼，不知道怎么弄好，不好操作。我们思维方式深处，认为客随主便是礼貌的表现，是对主人的尊重，可西方人不这样看，这就是区别。反过来看看，欧洲人到中国来，你问他今天干什么，他一定不会说“随便”，一定会明确表明自己的愿望。第四，是东西方感情表达方式的差异。在很多问题上中西方的差异是的，西方人看《梁山伯与祝英台》不一定看不得懂，这里头最大的问题就是中西方文化间的差异，从而造成了中国人细腻含蓄的倾情和西方人的直接表露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中国古代的大家闺秀想必西方人一定毫无想象，更不必说中国古代的“男尊女卑”及古时的家法等一切束缚主义的思想。中西方的文化差异还表现在诸多方面，但简单加以概括其实并不复杂：反映到思维方式上是抽象和具象的差别，反映到生活态度上则似乎可以理解为西方人更加实用，中国人多少更偏重一些精神感受。比如把法语单词和中文文字加以比较，这一点就很明显。中国文字造词多注重形象，而法文里更多地考虑第三是对象的实用价值。象中文里的名片，法文里直译就是访问用的卡片，而航空母舰在法文里叫载飞机的军舰等等，都是从实际用途出发来造词的，这就是文化的差异。但是，差异带来的并不总是分歧，它恰恰给文化艺术大师们留下了广阔的创作空间，如能从中找到一个准确的结合点，那不仅会给两个民族，而且也会给整个世界带来一种更具包涵意义的和谐与美丽，中西方的文化有着很多的差异，也存在着很多分歧，其中的很多习俗也产生了很多笑话。但是，不同的文化中的相同点就是这些都为人类的文化发展历程，这些东西文化的差异不能说谁优谁劣，这是客观形成的，它们的存在必将引起人类文化的继续发展，在当今世界，任何民族和国家都不可能丢掉或摆脱自己的传统文化。因此，来自外部的强加或内部的叛离，都不利于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让我们共同来维护各种文化的发展，维护国家的安定，东西方的文化互相促进，互相学习，这样，我相信，人类的文化历程会走得更好。语文是社会的产物，是人类历史和文化的结晶。它凝聚着一个民族世代相传的社会意识，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等各方面人类社会所有的特征。不同的文化背影和文化传统，使中西方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也存在有相当的文化差异。语文是文化的载体，词汇是文化信息的浓缩，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着文化的发展和变化，同时也直接反映着文化的差异。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的过程中，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根深蒂固的弦统治地位，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刻而久远的影响。中国人向来以自我贬仰的思想作为处世经典，这便是以儒家的“中庸之道”作为行为的基本准则。“中”是儒家追求的理想境界，人生处世要以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思想道德观念作为每个人的行为指南，接人待物，举止言谈要考虑温、良、恭、俭、让，以谦虚为荣，以虚心为本，反对过分地显露自己表现自我。因此，中国文化体现出群体性的文化特征，这种群体性的文化特征是不允许把个人价值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的。西方国家价值观的形成至少可追溯到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的指导思想是人文主义，即以崇尚个人为中心，宣扬个人主义至上，竭力发展自己表现自我。“谦虚”这一概念在西方文化中的价值是忽略不计的。生活中人们崇拜的是“强者”“英雄”。有本事，有才能的强者得到重用，缺乏自信的弱者只能落伍或被无情地淘汰。因此，西方文化体现出个体文化特征，这种个体性文化特征崇尚个人价值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正因为如此，中西两种文化在对某些单词所带有褒贬色彩上有差异。如：ambition一词，本身具有褒贬两种含义。中国人用其贬义，表示“野心勃勃”，而英美人则取其褒义，表示“雄心壮志”。Aggressive一词，中国人常用来形容某人“挑衅”“好斗”，而美国人则用来形容某人“进取上进，有开拓精神”。我国的群体性文化，非常重视家庭亲友关系，把它视为组成社会的细胞；而在西方国家，崇尚独立自主自强自立。中国人重视传统的君臣，父子，论资排辈，等级森严，而在英美国家，长辈与晚辈间地位平等，不计较老少界限，多以朋友相处。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历来崇尚“四世同堂”“合家团圆”，自古就有“父母在，不远游”的良言古训；而在英美国家，18岁的子女仍住在家里依靠父母生活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双手去独立生活。同样，年龄大的父母即使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一般也不会拖累子女，他们往往要住进老人院，由社会关照。文化的不同带来价值观念的在不相同。如lod一词，中国人历来就有“尊老敬老”的传统。“老”在中文里表达尊敬的概念，如老祖宗，老爷爷，老先生等。“老张”，“老王”，透着尊敬和亲热，“张老”“王老”更是尊崇有加。中国人往往以年龄大为荣。和别人谈话时，年龄越大，资格越老，也就越会得到别人的尊敬。“姜还是老的辣”。在我们看来，长者不仅是智慧的化身，也是威望的象征。然而，西方国家极少有人愿意倚老卖老而自称”old”。在他们看来，“old”是“不中用”的代名词，是和“不合潮流”“老而无用”的含义连在一起的。英美人不喜欢别人说自己老，更不会倚老卖老。在西方文化中，他们把年龄作为个人极为重要的隐私看待。尤其是女士，更忌讳别人问自己的年龄。即使愿意谈论自己的年龄，也要别人猜测其年龄，而此时，他们的真正目的的期望别人恭维他们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是多么年轻。又如，英美人忌讳莫深的fat一词，见人说fat会令人沮丧不快而且反感。说到fat meat（肥肉）多半会被认为是毫无价值的该扔掉的废物。而中国人见了小孩子说“胖嘟嘟”“胖乎乎”，表示对孩子的喜爱，对成年男子说fat有“发福”之义，对成年女子讲fat有“丰满”之义，都有赞美恭维之意。日常生活工作中，也经常听到人们说某种东西是块“肥肉”或某差使是个“肥缺”的话语，言下之意是不可多得的东西或是求之不得的位置。中国人不但不讨厌fat，而且对其赞美有加。同样的一件事物，不同的文化背影，看法大相径庭。中国人蔑视狗，因而有“走狗”“狗腿子”“狗东西”“赖皮狗”“狗急跳墙”“狗仗人势”“狗眼看人低”等说法。而在西方国家，人们则欣赏狗的勇敢和忠诚，对狗的赞誉也屡见不鲜，并把人比作狗。如aluckdog（幸运儿），loveme，love my dog（爱屋及乌），Every dog has his （凡人皆有得意日）。形容人“病得厉害”用sickas a 。“累极了”是dog—与此相反，中国人十分喜爱猫，用“馋猫”比喻人贪嘴，常有亲昵的成份，而在西方文化中，“猫”被用来比喻“包藏祸心的女人”。

中国人眼中的西方历史小论文题目

古往今来，外国侵略的事件很多。实施侵略的国家很多，不仅有西方列强，还有日本等；被侵略的国家也不少，除了中国，还有印度、澳大利亚等曾经的殖民地。虽然说侵略事件都有共通点，但是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侵略国家和被侵略国家，发生侵略的因素、侵略事件发展的特点、给侵略国和被侵略过所带来的影响都大不相同。因此，如果泛泛地来谈对待“外国侵略”的态度和看法，我认为这是毫无意义的。下面我将具体阐述我对清末时期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看法，以此表明我对待外国侵略的一般态度。 　　 西方列强的侵略直接导致了中国社会性质的变革，使其一下子从封建社会转化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我相信，社会性质的变化是导致整个中国变革的源头。 　　首先是国家主权遭到了损坏，或者说，是封建主权遭到了损坏。这使得中国知识分子两千年以来被束缚的脑子终于有机会跳出儒家的诗书礼乐，进而高速运转以思考救国图存的道路。有的人思考着如何保卫主权，于是有了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的洋务运动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百日维新。有的人看到了推翻封建王朝建立民主国家的希望，于是又了孙中山的中国同盟会。不管在今天看来，当年这些人的思想是怎样的具有历史局限性，这都是意义非凡的。 　　先进的思想或主动或被动地带到了中国，这直接地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以来的办学方式。陆续有外国人来到中国办学，各种各样的新式学堂也在中国遍地开花，而且在清政府的支持下有不少人被送到了外国接受思想的洗礼。清末民初，这一时期涌现了大批真正的教授学者，大批可以在这个时代称得上“伟人”的人，我想这是和西方列强侵略所带来的社会的不稳定分不开的。我以为这是中国五千年以来第二次真正可以称得上“百家争鸣”的时期，第一次在五千年钱的春秋战国时期，都是乱世。 　　西方列强的侵略给中国带来的思想的变革真的是空前的巨大，因为这不仅使得知识分子的思想有了质的飞跃，还使得连被看作是最没有思想的平民百姓也有了思想，比如说，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运动是农民起义运动，除了领袖洪秀全是个听过一点基督教的连举人都考不上的读书人以外，其他人大都是没有什么文化水平的农民。然而就是这么一群人，能够打下中国半壁江山。 　　当然，西方列强的侵略不是没有给中国人的思想带来任何坏处。比如说鸦片，就严重摧残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而西方列强的各种侵略行为也让中国人民一致表示鸭梨很大。不过相对于秦朝的焚书坑儒，相对于中国历代王朝用变了味的儒家学说钳制人们的思想，这些都是小巫见大巫。 　　西方列强的侵略给中国造成了巨大损失，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在思想上，却是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和思维大迸发。正如人们常说的，机遇与危机并存，我们要辩证的看历史，不能一味的否认外国侵略。在我看来，这是历史借西方列强之手，给中国的一记响亮的耳光。 　　最后，我想声明我的立场，同时也算是总结我对待外国侵略的一般态度。我认为，外国侵略者绝对不会带着任何善意去侵略任何一个国家的，面对他国的侵犯，我们所要做的当然是凭着最原始的本能去反击。（需要声明的是，是不是侵略行为，这不是有其他国家说了算了的，这是由待定的“被侵略”国的人民说了算的)

17、18世纪全球变局当康乾君主谨慎地牵引中国社会这艘古老的大船，沿着原有的航线进行再一轮冲刺的时候，诸欧治定功成，其新政新法新学新器，绝出前古，横被全球(康有为：《进呈突厥削弱记序》，《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8页)。西方社会爆发了一系列改天换地的伟大革命，迅速地脱离传统的发展路线而突然加速前进，跃上了世界文明进程的制高点。 1640年，英国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美国1775年进行了独立战争；法国1789年爆发了大革命。意大利从1859年资产阶级夺取政权、 俄国从1861年废除农奴制、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也都不约而同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这些革命，不论胜利与否，彻底与否，其结果都加速了封建专制统治的灭亡，推动了民主政体的建立，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道路。 17世纪以后，科学革命席卷了欧洲。欧洲科学革命的先驱哥白尼于1543年发表《天体运行论》，阐述了以太阳为中心的天文学说。伽利略研究了自由落体和钟摆运动，发明了望远镜等科学仪器，大大改进了科学观测手段。特别是在17、18世纪之交，牛顿发现了运动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阐述了经典力学理论。继牛顿之后，大批科学家、技术家、实验家涌现，大批科学成果诞生，大批科学研究机构成立，研究自然科学在欧洲蔚然成风。一个科学、技术、实验三者鼎立、互相牵引、彼此促进的互动新机制形成，为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 从18世纪60年代起，英国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 在棉纺织业，1733年凯伊发明飞梭，大大提高了织布的效率。1764年织工哈格里夫斯发明了手摇纺织机，即著名的珍妮机。机器的使用，使纺织效率提高了40倍以上。 在动力机器方面，1769年瓦特发明了单动式蒸汽机，1782年又制成了复式蒸汽机。1785年英国的棉纺工厂开始用蒸汽作动力。1769年法国人柯格诺特制成了第一辆蒸汽推动的三轮汽车；1807年美国人富尔顿制造了第一艘轮船；1814年英国人斯蒂芬孙发明了蒸汽机车。蒸汽机的普遍应用使工业摆脱了对自然能源的依赖，使劳动生产率几倍几十倍地提高。 在冶金方面，18世纪30年代发明了用焦煤炼铁的新技术，改变了传统的以木材为燃料进行冶铁的落后工艺。60年代，出现了巨大的熔铁炉，此后又研究出了精炼法。炼铁技术的革新，不仅推动了冶金工业的进步，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煤炭工业的发展。 工业革命使英国经济出现了腾飞。据统计，1776年至1800年棉纺织品出口从670万英镑增加到4143万镑，24年间增长18倍。毛织品在1788年生产5万匹，1817年则达到49万匹，增长53倍。煤的年产量，1700年为500万吨，1795年增至1000万吨，增长1倍。生铁产量，1740年仅为17350吨，1806年则猛增至258000吨，增长87倍。工业的发展导致诸如曼彻斯特、伯明翰等一批新兴工业城市的出现，人口大量流向城市，18世纪70年代时，城市人口已占全国总人口的1／2。 在经济发展全面加速的18世纪，交易的一切工具都合乎逻辑地使用起来了。在工业发展、商业繁荣的基础上，欧洲国家的市场进入了更高层次，证券交易、信贷已很活跃，证券交易所拓展了他们的活动，伦敦模仿阿姆斯特丹并试图取而代之，阿姆斯特丹此时趋向专业化发展，欲成国际贷款之要地，日内瓦和热那亚参与这些危险的游戏，巴黎摩拳擦掌，开始亦步亦趋，这样一来，钱款与信贷便起来自如地从一处流到另一处。(布尔：《资本主义的动力》第18页)形形色色的信贷证券，大大便利了商品批发和国际支付业务，整个市场被活跃的信贷和贴现所推动。 这时，西方国家向全世界扩张的步伐也骤然加快。他们纷纷走出国门，建造大舰巨舶，组织商船队和贸易公司，进行航海探险，致力海外贸易，到世界各地寻找商业机会，掠夺金钱、土地和人口，进行原始积累。贪婪的西方商人，确信自己的好运在远方，行走于全世界并把商品带到世界各地，追逐丰厚的利润；炮舰和军队用刀和剑在各个殖民地上建立起统治；外交使节和传教士到处奔忙把政令和圣经传播到各个角落，并热衷于搜集情报，了解各地的情况。美国独立条约的墨迹未干，当其还 处于英国的威胁之下时，海商就已游弋七大洋，去寻求贸易。到达中国的第三只船实验号只有84吨，乃至被认为是近海帆船，充分展现了愿意为可能获得的利润冒最大危险的精神。据估算，英国在17571857年的100年中，仅从印度运回本国的货物和货币总值达120亿金卢布；17011810年从西部非洲贩运200万黑奴，进行贸易。 纺织工序的逐步机械化、焦炭炼钢、蒸汽机的应用、工厂制的出现，农业的发展、农村购买力的增加，市场的兴旺、商人的活跃，航海的进展、殖民地的开拓、交通运输的改革等等，许多举措、许多事件的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推移演变，推动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化，跨进了近代社会。一个生产力如地下泉水喷涌迸射的人类新时代全面展开。 一潭死水 在变化了的世界面前，康雍乾三代英明君主却表现出惊人的麻木和极度的愚昧：妄自尊大、拒绝开放，囿于传统、反对变革，满足现状、固步自封，特别是限制工商业、蔑视科学技术、闭关锁国、加强集权、禁锢思想的做法，愈加严重地制约着社会的进步。 与西欧国家不遗余力地保护工商业发展的做法相反，清王朝对工商业控制、压抑、打击，把工商视为末业，认为兴商既不合祖宗成法，也对国家无利。雍正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今若欲于器用服玩之物，争尚华巧，必将多用工匠。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且愚民见工匠之利，多于力田，必群趋而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小民含轻利而逐重利，故逐末易而务本难。苟遽然绳之以法，必非其情之所愿，而势所难行。惟在平日留心劝导，使民知本业之为贵，崇尚朴实，不为华巧。如此日积月累，遂成风俗。虽不必使为工者尽归于农，然可免为农者相率而趋于工矣。(《清世宗实录》，卷五七)有些官吏主张在广东招商开矿，雍正表示坚决反对：今若举开采之事，聚集多人，其中良顽不一，难以稽察约束，恐为闾阎之扰累。况本地有司，现在劝民开垦，彼谋生务本之良民，正可用力于南亩，何必为此徼幸贪得之计，以长喧嚣争竞之风。(《东华录》雍正朝，卷二六，十三年四月)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朝廷对民间手工业在经济上实行高额征税，低价收购，无偿摊派；在政治上或则限制其开设，或则控制其流通，或则严格约束工人，或则指定特许的商人，对工商业的发展千方百计地压抑阻挠。封建官僚滥施淫威，而工商业者没有公开进行对抗的力量，只能匍匐在政权的脚下，任其蹂躏。因之，虽然当时中国六个大城市的人口都超过世界最先进的伦敦，但是西方城市以工商业为本位，商人和手工业主在政治上起着重大作用，参与城市管理、审查预算的情况，在中国从来没有出现。中国的城市首先是政治和军事中心，大多数城市的繁荣依靠官吏、地主、军队及其附属者的消费，而主要不是依靠工业制造与远程贸易。 在儒家思想的统治下，终清一朝，弥漫着轻视和蔑视科技之风，把科技知识视为形而下，把发明创造称为奇技淫巧。清初的戴梓发明火器连珠铳，一次可填发28发子弹，又造出蟠肠枪和威远将军炮，然而清统治者抱着骑射乃满州根本，不仅不采用，反而听信馋言，将戴充军关外。1792年，英特使马戛尔尼送给乾隆80寿辰的礼物中，有天球仪、地球仪、西瓜大炮、铜炮、各种自来火炮、西洋船模型、望远镜等29种，清廷只是将之作为贡品、玩好收藏，予以玩赏或鄙薄，根本未想到这里的科技含义及其中的军事价值。马戛尔尼曾邀请清军将领福康安检阅英国使团卫队演习新式武器操练，福康安竟拒绝说：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作，谅来没有什么稀奇。康熙帝对自然科学怀有浓厚的兴趣，宫廷中罗致了许多懂科学的耶稣会传教士，聘请了一批数学家研究天文数学。但是西方科学未跨出宫廷一步，只供皇帝个人欣赏。雍正、乾隆两位皇帝对自然科学均无爱好，加以康熙末年由于礼仪之争，罗马教廷与清朝的关系破裂，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彻底阻滞了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传入和交流。 闭关锁国、拒绝交流是清廷对外关系的基本政策。康乾时期，是人类历史从分散走向整体的时代，是经济国际化趋势日渐明显的时代。中国在对外关系上却采取了逆时代大潮的封闭国策。对外政策的着眼点是怀柔远人，外夷归附，宣扬恩德以保持国内秩序的稳定。至于航海探险、远洋贸易、对外扩张，这一切既缺少实行的手段、能力，也没有试探的兴趣。它不重视对外贸易的经济利益，只把通商当作怀柔的手段。当英国商人给清朝的文书中要求扩大通商，声称中英通商与天朝有益时，乾隆皇帝谕令两广总督苏昌：国家四海之大，何所不有，所以准通洋船者，特系怀柔远人之道。乃该夷来文内，有与天朝有益之语。该督等不但当行文笼统驳饬，并宜明切晓谕，使知来广贸易实为夷众有益起见，天朝并不藉此些微远物也。(《清高宗实录》，卷六四九)他在给英王乔治三世的一封信中讲：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粤海关志》，卷二三，第8页)清王朝的对外政策就是建立在这种天朝上邦意识和传统的自然经济观念以及诸如不宝远物，则远人格之类的儒家经典之上的。因而，贸易变成了怀柔遐方、加惠四夷的政治行为，而并非将其视为经济发展的需要。它盲目坚持天朝体制，以四夷之共主的面貌出现，在国际关系中，既不考虑交往的平等性，拘泥于三跪九叩之类礼仪末节；也不考虑经济利益，用朝贡代替国际贸易。 对外关系的着眼点决定了对外交往的排斥态度。当西方竭力寻找新航线，拓展海外殖民地，大力发展海外贸易之际，清统治者正在为海岸线的不宁而焦躁不安。对于远道涉洋而来的西方国家，莫不以夷狄视之，把构筑一道坚实而绵密的藩篱，将最危险的西洋人隔绝于国门之外视为基本国策。康熙初年一度开放海禁，允许沿海居民出海贸易，但是，又决定不准外国人来华贸易。按传统做法，只有在外国人对华朝贡期内允许贸易，期限一过，即停其贸易，贡使便打道回国。外国人在贡期外从事贸易，康熙初年只有两次。康熙五年时宣布：下不为例，永行停止。康熙的这项政策，影响了清朝100多年，后世子孙顽固地坚持不准外国人来华贸易，贻误了中国的发展。清朝对对外交流进行严厉限制，首先对出口商品有严格限制。军器、火药、硝碳、铜铁可以制造武器，均在严禁之列，米麦、杂粮、马匹因内地缺少，亦禁出口。书籍则可能泄露中国状况，也不许运往国外。中国本来能制造巨大的帆船，出航远洋。到康乾时期，世界各国的航海业突飞猛进，船只越造越大，而清廷却规定：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七六，康熙二十三年)对于出洋的水手、客商，防范极严，各给腰牌，刻明姓名、年貌、籍贯，庶巡哨官兵易于稽查(《清朝文献通考》，卷三三)。中国人到外国贸易，立定年限回国，如逾期不归，永远不许返回，即使三世居于外国的华侨，也要设法招回治罪并株连其家属。这种以天朝大国自居，采取不与西方通商的闭关锁国政策，完全堵塞了可能给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提供外部刺激的渠道。 当欧美国家纷纷走上实行民主政体的道路，消除专制制度的时候，康乾盛世的三位帝王却在一步步收紧权力之网上的纲绳，把封建皇权推上空前集权的巅峰。这种体制避免了历代王朝经 常发生的宰相、外戚、宦官擅权和武将跋扈、文官植党以及士人非政的现象，但更加缺少约束和监督机制。官吏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污腐化，贿赂行私层出不穷，最终不仅导致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陷于停滞，而且严重阻滞了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的变革之路。加以国际大势剧变，中华民族已濒于西方列强宰割的绝境。 同政治体制相适应，在文化上把儒学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尤其用力提倡程朱理学。清廷一方面引导知识分子只钻研儒家经典，科举、考试，要以朱子的注释作为准则，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之；另一方面采取高压政策，文字狱盛行。知识分子只好潜心古籍、埋头注疏和考据。禁锢思想实际上是禁锢人的创造性。当人类由传统走向现代，最需要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时候，主导中国未来的传统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体系，却如一潭死水般的沉寂。在这种沉寂中，中国不可能不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长夜无歌 清廷自恃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而拒绝开放、拒斥变革，其结果烈火烹油，夕阳西下，100多年的盛世之后中国社会骤然下跌。极端的闭关，把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距离大大拉开了。 以中国最为自豪的农业为例。到1840年，千年前的耕作方式基本没有变化，全国人均粮食仅200公斤左右。而在英国，每个农场都有一部蒸汽机；在美国，人均粮食已接近1000公斤。 在工业方面，中国工业人口已相当庞大，如景德镇有工匠10万人，荆州到重庆间有纤夫10多万人，苏杭织工达三四万人，佛山织工近5万人；在云南矿区和一些老林中谋生的人不下百万之多，广州靠在洋船上谋生的也有几十万人之众。但这个数字与全国人口之比仍微乎其微。而且，这些工人，要么是手工业者，要么是纯粹的苦力，近代式的机器工人几难一见。而在欧美，蒸汽动力已普遍应用，如英国，1800年仅321台共5210马力，到1815年就达到15000台共375000马力，到1840年为止，英国工业革命就基本完成了。在这段时间，中国年产铁约2万吨，不及法国的1／10，不及英国的1／40。中国的第一座炼钢平炉建于1890年，比西方晚了近30年；第一艘汽船造于1865年，比西方晚了60年。在中国，纺纱女日产五六两，高的达到十两，也有连日带夜纺出十二两的。在美国，1825年每个工人看管200个锭子，日产1000绞棉纱。铁路更显示西方发展之快，1825年英国建造了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到1840年，全世界的铁路总里程达9000公里，而中国这时还不知铁路为何物。中国的机器工业出现在19世纪末期，比英法美等国的工业革命完成的时间还要晚几十年。 军事上，明末清初已引进并使用西方大炮。但后来，为了使八旗骑兵弓马的技术特长不致失传，废用大炮等热兵器，恢复大刀长矛弓箭等冷兵器，水兵仍是帆船，以致西方的长枪大炮到这时被看成了妖术，军舰则被目为怪物，广州守将对付英国人的是驱邪的马桶、秽物等。 科学方面的差距尤为明显。明朝之前中国是当时世界上经济、科学最发达的国家。迄时世界上重要的发明创造和重大科学成就大约300项，其中中国约175项，占57%以上。总体上说，到明中晚期，中西方之间仍是互有短长。经过清朝200多年，中国的科学技术已全面落后于西方。在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生物学等方面，中国比西方晚了几乎两个世纪，直到19世纪下半叶，这些西方的先进科学知识才缓慢地介绍到中国。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本主义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把西方社会迅速地 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历史发展阶段，相形之下中国则在封建主义的迟暮中步履蹒跚。落日虽然辉煌，跟踵而来却是长夜无歌。在走向现代化的今天，反省我们民族的这段历史，最要紧的，是获得一份警醒、一份自觉：对当前以及未来世界历史大变动、大发展、大转折要有清醒的认识，对我们的国情、长短及走向要有充分的把握，要以更博大的胸怀面对世界、走向世界。

圣经与西方文化、中西文化交流、中世纪经院哲学对后世的影响12~13世纪西欧“新春天”与文艺复兴的对比文艺复兴中的“异端”成分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西欧宗教地域划分的历史由来三十年战争对欧洲的影响

中国人眼中的西方历史小论文摘要

古往今来，外国侵略的事件很多。实施侵略的国家很多，不仅有西方列强，还有日本等；被侵略的国家也不少，除了中国，还有印度、澳大利亚等曾经的殖民地。虽然说侵略事件都有共通点，但是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侵略国家和被侵略国家，发生侵略的因素、侵略事件发展的特点、给侵略国和被侵略过所带来的影响都大不相同。因此，如果泛泛地来谈对待“外国侵略”的态度和看法，我认为这是毫无意义的。下面我将具体阐述我对清末时期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看法，以此表明我对待外国侵略的一般态度。 　　 西方列强的侵略直接导致了中国社会性质的变革，使其一下子从封建社会转化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我相信，社会性质的变化是导致整个中国变革的源头。 　　首先是国家主权遭到了损坏，或者说，是封建主权遭到了损坏。这使得中国知识分子两千年以来被束缚的脑子终于有机会跳出儒家的诗书礼乐，进而高速运转以思考救国图存的道路。有的人思考着如何保卫主权，于是有了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的洋务运动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百日维新。有的人看到了推翻封建王朝建立民主国家的希望，于是又了孙中山的中国同盟会。不管在今天看来，当年这些人的思想是怎样的具有历史局限性，这都是意义非凡的。 　　先进的思想或主动或被动地带到了中国，这直接地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以来的办学方式。陆续有外国人来到中国办学，各种各样的新式学堂也在中国遍地开花，而且在清政府的支持下有不少人被送到了外国接受思想的洗礼。清末民初，这一时期涌现了大批真正的教授学者，大批可以在这个时代称得上“伟人”的人，我想这是和西方列强侵略所带来的社会的不稳定分不开的。我以为这是中国五千年以来第二次真正可以称得上“百家争鸣”的时期，第一次在五千年钱的春秋战国时期，都是乱世。 　　西方列强的侵略给中国带来的思想的变革真的是空前的巨大，因为这不仅使得知识分子的思想有了质的飞跃，还使得连被看作是最没有思想的平民百姓也有了思想，比如说，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运动是农民起义运动，除了领袖洪秀全是个听过一点基督教的连举人都考不上的读书人以外，其他人大都是没有什么文化水平的农民。然而就是这么一群人，能够打下中国半壁江山。 　　当然，西方列强的侵略不是没有给中国人的思想带来任何坏处。比如说鸦片，就严重摧残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而西方列强的各种侵略行为也让中国人民一致表示鸭梨很大。不过相对于秦朝的焚书坑儒，相对于中国历代王朝用变了味的儒家学说钳制人们的思想，这些都是小巫见大巫。 　　西方列强的侵略给中国造成了巨大损失，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在思想上，却是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和思维大迸发。正如人们常说的，机遇与危机并存，我们要辩证的看历史，不能一味的否认外国侵略。在我看来，这是历史借西方列强之手，给中国的一记响亮的耳光。 　　最后，我想声明我的立场，同时也算是总结我对待外国侵略的一般态度。我认为，外国侵略者绝对不会带着任何善意去侵略任何一个国家的，面对他国的侵犯，我们所要做的当然是凭着最原始的本能去反击。（需要声明的是，是不是侵略行为，这不是有其他国家说了算了的，这是由待定的“被侵略”国的人民说了算的)

17、18世纪全球变局当康乾君主谨慎地牵引中国社会这艘古老的大船，沿着原有的航线进行再一轮冲刺的时候，诸欧治定功成，其新政新法新学新器，绝出前古，横被全球(康有为：《进呈突厥削弱记序》，《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8页)。西方社会爆发了一系列改天换地的伟大革命，迅速地脱离传统的发展路线而突然加速前进，跃上了世界文明进程的制高点。 1640年，英国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美国1775年进行了独立战争；法国1789年爆发了大革命。意大利从1859年资产阶级夺取政权、 俄国从1861年废除农奴制、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也都不约而同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这些革命，不论胜利与否，彻底与否，其结果都加速了封建专制统治的灭亡，推动了民主政体的建立，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道路。 17世纪以后，科学革命席卷了欧洲。欧洲科学革命的先驱哥白尼于1543年发表《天体运行论》，阐述了以太阳为中心的天文学说。伽利略研究了自由落体和钟摆运动，发明了望远镜等科学仪器，大大改进了科学观测手段。特别是在17、18世纪之交，牛顿发现了运动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阐述了经典力学理论。继牛顿之后，大批科学家、技术家、实验家涌现，大批科学成果诞生，大批科学研究机构成立，研究自然科学在欧洲蔚然成风。一个科学、技术、实验三者鼎立、互相牵引、彼此促进的互动新机制形成，为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 从18世纪60年代起，英国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 在棉纺织业，1733年凯伊发明飞梭，大大提高了织布的效率。1764年织工哈格里夫斯发明了手摇纺织机，即著名的珍妮机。机器的使用，使纺织效率提高了40倍以上。 在动力机器方面，1769年瓦特发明了单动式蒸汽机，1782年又制成了复式蒸汽机。1785年英国的棉纺工厂开始用蒸汽作动力。1769年法国人柯格诺特制成了第一辆蒸汽推动的三轮汽车；1807年美国人富尔顿制造了第一艘轮船；1814年英国人斯蒂芬孙发明了蒸汽机车。蒸汽机的普遍应用使工业摆脱了对自然能源的依赖，使劳动生产率几倍几十倍地提高。 在冶金方面，18世纪30年代发明了用焦煤炼铁的新技术，改变了传统的以木材为燃料进行冶铁的落后工艺。60年代，出现了巨大的熔铁炉，此后又研究出了精炼法。炼铁技术的革新，不仅推动了冶金工业的进步，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煤炭工业的发展。 工业革命使英国经济出现了腾飞。据统计，1776年至1800年棉纺织品出口从670万英镑增加到4143万镑，24年间增长18倍。毛织品在1788年生产5万匹，1817年则达到49万匹，增长53倍。煤的年产量，1700年为500万吨，1795年增至1000万吨，增长1倍。生铁产量，1740年仅为17350吨，1806年则猛增至258000吨，增长87倍。工业的发展导致诸如曼彻斯特、伯明翰等一批新兴工业城市的出现，人口大量流向城市，18世纪70年代时，城市人口已占全国总人口的1／2。 在经济发展全面加速的18世纪，交易的一切工具都合乎逻辑地使用起来了。在工业发展、商业繁荣的基础上，欧洲国家的市场进入了更高层次，证券交易、信贷已很活跃，证券交易所拓展了他们的活动，伦敦模仿阿姆斯特丹并试图取而代之，阿姆斯特丹此时趋向专业化发展，欲成国际贷款之要地，日内瓦和热那亚参与这些危险的游戏，巴黎摩拳擦掌，开始亦步亦趋，这样一来，钱款与信贷便起来自如地从一处流到另一处。(布尔：《资本主义的动力》第18页)形形色色的信贷证券，大大便利了商品批发和国际支付业务，整个市场被活跃的信贷和贴现所推动。 这时，西方国家向全世界扩张的步伐也骤然加快。他们纷纷走出国门，建造大舰巨舶，组织商船队和贸易公司，进行航海探险，致力海外贸易，到世界各地寻找商业机会，掠夺金钱、土地和人口，进行原始积累。贪婪的西方商人，确信自己的好运在远方，行走于全世界并把商品带到世界各地，追逐丰厚的利润；炮舰和军队用刀和剑在各个殖民地上建立起统治；外交使节和传教士到处奔忙把政令和圣经传播到各个角落，并热衷于搜集情报，了解各地的情况。美国独立条约的墨迹未干，当其还 处于英国的威胁之下时，海商就已游弋七大洋，去寻求贸易。到达中国的第三只船实验号只有84吨，乃至被认为是近海帆船，充分展现了愿意为可能获得的利润冒最大危险的精神。据估算，英国在17571857年的100年中，仅从印度运回本国的货物和货币总值达120亿金卢布；17011810年从西部非洲贩运200万黑奴，进行贸易。 纺织工序的逐步机械化、焦炭炼钢、蒸汽机的应用、工厂制的出现，农业的发展、农村购买力的增加，市场的兴旺、商人的活跃，航海的进展、殖民地的开拓、交通运输的改革等等，许多举措、许多事件的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推移演变，推动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化，跨进了近代社会。一个生产力如地下泉水喷涌迸射的人类新时代全面展开。 一潭死水 在变化了的世界面前，康雍乾三代英明君主却表现出惊人的麻木和极度的愚昧：妄自尊大、拒绝开放，囿于传统、反对变革，满足现状、固步自封，特别是限制工商业、蔑视科学技术、闭关锁国、加强集权、禁锢思想的做法，愈加严重地制约着社会的进步。 与西欧国家不遗余力地保护工商业发展的做法相反，清王朝对工商业控制、压抑、打击，把工商视为末业，认为兴商既不合祖宗成法，也对国家无利。雍正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今若欲于器用服玩之物，争尚华巧，必将多用工匠。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且愚民见工匠之利，多于力田，必群趋而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小民含轻利而逐重利，故逐末易而务本难。苟遽然绳之以法，必非其情之所愿，而势所难行。惟在平日留心劝导，使民知本业之为贵，崇尚朴实，不为华巧。如此日积月累，遂成风俗。虽不必使为工者尽归于农，然可免为农者相率而趋于工矣。(《清世宗实录》，卷五七)有些官吏主张在广东招商开矿，雍正表示坚决反对：今若举开采之事，聚集多人，其中良顽不一，难以稽察约束，恐为闾阎之扰累。况本地有司，现在劝民开垦，彼谋生务本之良民，正可用力于南亩，何必为此徼幸贪得之计，以长喧嚣争竞之风。(《东华录》雍正朝，卷二六，十三年四月)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朝廷对民间手工业在经济上实行高额征税，低价收购，无偿摊派；在政治上或则限制其开设，或则控制其流通，或则严格约束工人，或则指定特许的商人，对工商业的发展千方百计地压抑阻挠。封建官僚滥施淫威，而工商业者没有公开进行对抗的力量，只能匍匐在政权的脚下，任其蹂躏。因之，虽然当时中国六个大城市的人口都超过世界最先进的伦敦，但是西方城市以工商业为本位，商人和手工业主在政治上起着重大作用，参与城市管理、审查预算的情况，在中国从来没有出现。中国的城市首先是政治和军事中心，大多数城市的繁荣依靠官吏、地主、军队及其附属者的消费，而主要不是依靠工业制造与远程贸易。 在儒家思想的统治下，终清一朝，弥漫着轻视和蔑视科技之风，把科技知识视为形而下，把发明创造称为奇技淫巧。清初的戴梓发明火器连珠铳，一次可填发28发子弹，又造出蟠肠枪和威远将军炮，然而清统治者抱着骑射乃满州根本，不仅不采用，反而听信馋言，将戴充军关外。1792年，英特使马戛尔尼送给乾隆80寿辰的礼物中，有天球仪、地球仪、西瓜大炮、铜炮、各种自来火炮、西洋船模型、望远镜等29种，清廷只是将之作为贡品、玩好收藏，予以玩赏或鄙薄，根本未想到这里的科技含义及其中的军事价值。马戛尔尼曾邀请清军将领福康安检阅英国使团卫队演习新式武器操练，福康安竟拒绝说：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作，谅来没有什么稀奇。康熙帝对自然科学怀有浓厚的兴趣，宫廷中罗致了许多懂科学的耶稣会传教士，聘请了一批数学家研究天文数学。但是西方科学未跨出宫廷一步，只供皇帝个人欣赏。雍正、乾隆两位皇帝对自然科学均无爱好，加以康熙末年由于礼仪之争，罗马教廷与清朝的关系破裂，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彻底阻滞了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传入和交流。 闭关锁国、拒绝交流是清廷对外关系的基本政策。康乾时期，是人类历史从分散走向整体的时代，是经济国际化趋势日渐明显的时代。中国在对外关系上却采取了逆时代大潮的封闭国策。对外政策的着眼点是怀柔远人，外夷归附，宣扬恩德以保持国内秩序的稳定。至于航海探险、远洋贸易、对外扩张，这一切既缺少实行的手段、能力，也没有试探的兴趣。它不重视对外贸易的经济利益，只把通商当作怀柔的手段。当英国商人给清朝的文书中要求扩大通商，声称中英通商与天朝有益时，乾隆皇帝谕令两广总督苏昌：国家四海之大，何所不有，所以准通洋船者，特系怀柔远人之道。乃该夷来文内，有与天朝有益之语。该督等不但当行文笼统驳饬，并宜明切晓谕，使知来广贸易实为夷众有益起见，天朝并不藉此些微远物也。(《清高宗实录》，卷六四九)他在给英王乔治三世的一封信中讲：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粤海关志》，卷二三，第8页)清王朝的对外政策就是建立在这种天朝上邦意识和传统的自然经济观念以及诸如不宝远物，则远人格之类的儒家经典之上的。因而，贸易变成了怀柔遐方、加惠四夷的政治行为，而并非将其视为经济发展的需要。它盲目坚持天朝体制，以四夷之共主的面貌出现，在国际关系中，既不考虑交往的平等性，拘泥于三跪九叩之类礼仪末节；也不考虑经济利益，用朝贡代替国际贸易。 对外关系的着眼点决定了对外交往的排斥态度。当西方竭力寻找新航线，拓展海外殖民地，大力发展海外贸易之际，清统治者正在为海岸线的不宁而焦躁不安。对于远道涉洋而来的西方国家，莫不以夷狄视之，把构筑一道坚实而绵密的藩篱，将最危险的西洋人隔绝于国门之外视为基本国策。康熙初年一度开放海禁，允许沿海居民出海贸易，但是，又决定不准外国人来华贸易。按传统做法，只有在外国人对华朝贡期内允许贸易，期限一过，即停其贸易，贡使便打道回国。外国人在贡期外从事贸易，康熙初年只有两次。康熙五年时宣布：下不为例，永行停止。康熙的这项政策，影响了清朝100多年，后世子孙顽固地坚持不准外国人来华贸易，贻误了中国的发展。清朝对对外交流进行严厉限制，首先对出口商品有严格限制。军器、火药、硝碳、铜铁可以制造武器，均在严禁之列，米麦、杂粮、马匹因内地缺少，亦禁出口。书籍则可能泄露中国状况，也不许运往国外。中国本来能制造巨大的帆船，出航远洋。到康乾时期，世界各国的航海业突飞猛进，船只越造越大，而清廷却规定：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七六，康熙二十三年)对于出洋的水手、客商，防范极严，各给腰牌，刻明姓名、年貌、籍贯，庶巡哨官兵易于稽查(《清朝文献通考》，卷三三)。中国人到外国贸易，立定年限回国，如逾期不归，永远不许返回，即使三世居于外国的华侨，也要设法招回治罪并株连其家属。这种以天朝大国自居，采取不与西方通商的闭关锁国政策，完全堵塞了可能给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提供外部刺激的渠道。 当欧美国家纷纷走上实行民主政体的道路，消除专制制度的时候，康乾盛世的三位帝王却在一步步收紧权力之网上的纲绳，把封建皇权推上空前集权的巅峰。这种体制避免了历代王朝经 常发生的宰相、外戚、宦官擅权和武将跋扈、文官植党以及士人非政的现象，但更加缺少约束和监督机制。官吏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污腐化，贿赂行私层出不穷，最终不仅导致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陷于停滞，而且严重阻滞了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的变革之路。加以国际大势剧变，中华民族已濒于西方列强宰割的绝境。 同政治体制相适应，在文化上把儒学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尤其用力提倡程朱理学。清廷一方面引导知识分子只钻研儒家经典，科举、考试，要以朱子的注释作为准则，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之；另一方面采取高压政策，文字狱盛行。知识分子只好潜心古籍、埋头注疏和考据。禁锢思想实际上是禁锢人的创造性。当人类由传统走向现代，最需要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时候，主导中国未来的传统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体系，却如一潭死水般的沉寂。在这种沉寂中，中国不可能不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长夜无歌 清廷自恃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而拒绝开放、拒斥变革，其结果烈火烹油，夕阳西下，100多年的盛世之后中国社会骤然下跌。极端的闭关，把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距离大大拉开了。 以中国最为自豪的农业为例。到1840年，千年前的耕作方式基本没有变化，全国人均粮食仅200公斤左右。而在英国，每个农场都有一部蒸汽机；在美国，人均粮食已接近1000公斤。 在工业方面，中国工业人口已相当庞大，如景德镇有工匠10万人，荆州到重庆间有纤夫10多万人，苏杭织工达三四万人，佛山织工近5万人；在云南矿区和一些老林中谋生的人不下百万之多，广州靠在洋船上谋生的也有几十万人之众。但这个数字与全国人口之比仍微乎其微。而且，这些工人，要么是手工业者，要么是纯粹的苦力，近代式的机器工人几难一见。而在欧美，蒸汽动力已普遍应用，如英国，1800年仅321台共5210马力，到1815年就达到15000台共375000马力，到1840年为止，英国工业革命就基本完成了。在这段时间，中国年产铁约2万吨，不及法国的1／10，不及英国的1／40。中国的第一座炼钢平炉建于1890年，比西方晚了近30年；第一艘汽船造于1865年，比西方晚了60年。在中国，纺纱女日产五六两，高的达到十两，也有连日带夜纺出十二两的。在美国，1825年每个工人看管200个锭子，日产1000绞棉纱。铁路更显示西方发展之快，1825年英国建造了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到1840年，全世界的铁路总里程达9000公里，而中国这时还不知铁路为何物。中国的机器工业出现在19世纪末期，比英法美等国的工业革命完成的时间还要晚几十年。 军事上，明末清初已引进并使用西方大炮。但后来，为了使八旗骑兵弓马的技术特长不致失传，废用大炮等热兵器，恢复大刀长矛弓箭等冷兵器，水兵仍是帆船，以致西方的长枪大炮到这时被看成了妖术，军舰则被目为怪物，广州守将对付英国人的是驱邪的马桶、秽物等。 科学方面的差距尤为明显。明朝之前中国是当时世界上经济、科学最发达的国家。迄时世界上重要的发明创造和重大科学成就大约300项，其中中国约175项，占57%以上。总体上说，到明中晚期，中西方之间仍是互有短长。经过清朝200多年，中国的科学技术已全面落后于西方。在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生物学等方面，中国比西方晚了几乎两个世纪，直到19世纪下半叶，这些西方的先进科学知识才缓慢地介绍到中国。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本主义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把西方社会迅速地 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历史发展阶段，相形之下中国则在封建主义的迟暮中步履蹒跚。落日虽然辉煌，跟踵而来却是长夜无歌。在走向现代化的今天，反省我们民族的这段历史，最要紧的，是获得一份警醒、一份自觉：对当前以及未来世界历史大变动、大发展、大转折要有清醒的认识，对我们的国情、长短及走向要有充分的把握，要以更博大的胸怀面对世界、走向世界。

关于中西方文化差异和互补是我们常谈的话题，时到今日，在文化差异后面所反映的历史，经济，观念上的变革已是日新月异，下面主要从四个方面来讨论：第一，是义利关系问题。一般来说，西方人重利轻义，东方人重义轻利或义利兼顾。东方人的意识就是义字当先，古时的关羽不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义气英豪也被当时的人们大加赞赏，我想这也是由于古时的多方思想而造成的一种文化意识5000年的文化也是造成这种重礼的不可忽视的原因相对而言，短短的西方文化更注重利益，这也正是现实主义的表现，从侵华战争及西方的一切生活都可以看出他们的自我意识，也可以称为不虚伪，实事求是的作风。当然，这也只是针对东方的绝大多数而言的。在东方比如中国人的生活中，谦让是一种美德，而西方人对此不知如何是好。西方人在多数时候为了利益可以牺牲自己的义。第二，是整体性和个体性问题。东方人强调整体性和综合性，而西方人则重视个体性。比如中医和西医，中医强调的是整体，西医不一样，从解剖学的角度来说，它重视整体中的局部。整体思维和个体思维之间差异还表现在交往中，比如在很多报导中，一为中国人到西方人家吃饭，当主人问今天吃中餐还是西餐时，客人很客气的说道：“随便。”“客随主便。”西方人对这样的答复难以理解，他们说一听到这个词就头疼，不知道怎么弄好，不好操作。我们思维方式深处，认为客随主便是礼貌的表现，是对主人的尊重，可西方人不这样看，这就是区别。反过来看看，欧洲人到中国来，你问他今天干什么，他一定不会说“随便”，一定会明确表明自己的愿望。第四，是东西方感情表达方式的差异。在很多问题上中西方的差异是的，西方人看《梁山伯与祝英台》不一定看不得懂，这里头最大的问题就是中西方文化间的差异，从而造成了中国人细腻含蓄的倾情和西方人的直接表露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中国古代的大家闺秀想必西方人一定毫无想象，更不必说中国古代的“男尊女卑”及古时的家法等一切束缚主义的思想。中西方的文化差异还表现在诸多方面，但简单加以概括其实并不复杂：反映到思维方式上是抽象和具象的差别，反映到生活态度上则似乎可以理解为西方人更加实用，中国人多少更偏重一些精神感受。比如把法语单词和中文文字加以比较，这一点就很明显。中国文字造词多注重形象，而法文里更多地考虑第三是对象的实用价值。象中文里的名片，法文里直译就是访问用的卡片，而航空母舰在法文里叫载飞机的军舰等等，都是从实际用途出发来造词的，这就是文化的差异。但是，差异带来的并不总是分歧，它恰恰给文化艺术大师们留下了广阔的创作空间，如能从中找到一个准确的结合点，那不仅会给两个民族，而且也会给整个世界带来一种更具包涵意义的和谐与美丽，中西方的文化有着很多的差异，也存在着很多分歧，其中的很多习俗也产生了很多笑话。但是，不同的文化中的相同点就是这些都为人类的文化发展历程，这些东西文化的差异不能说谁优谁劣，这是客观形成的，它们的存在必将引起人类文化的继续发展，在当今世界，任何民族和国家都不可能丢掉或摆脱自己的传统文化。因此，来自外部的强加或内部的叛离，都不利于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让我们共同来维护各种文化的发展，维护国家的安定，东西方的文化互相促进，互相学习，这样，我相信，人类的文化历程会走得更好。语文是社会的产物，是人类历史和文化的结晶。它凝聚着一个民族世代相传的社会意识，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等各方面人类社会所有的特征。不同的文化背影和文化传统，使中西方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也存在有相当的文化差异。语文是文化的载体，词汇是文化信息的浓缩，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着文化的发展和变化，同时也直接反映着文化的差异。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的过程中，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根深蒂固的弦统治地位，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刻而久远的影响。中国人向来以自我贬仰的思想作为处世经典，这便是以儒家的“中庸之道”作为行为的基本准则。“中”是儒家追求的理想境界，人生处世要以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思想道德观念作为每个人的行为指南，接人待物，举止言谈要考虑温、良、恭、俭、让，以谦虚为荣，以虚心为本，反对过分地显露自己表现自我。因此，中国文化体现出群体性的文化特征，这种群体性的文化特征是不允许把个人价值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的。西方国家价值观的形成至少可追溯到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的指导思想是人文主义，即以崇尚个人为中心，宣扬个人主义至上，竭力发展自己表现自我。“谦虚”这一概念在西方文化中的价值是忽略不计的。生活中人们崇拜的是“强者”“英雄”。有本事，有才能的强者得到重用，缺乏自信的弱者只能落伍或被无情地淘汰。因此，西方文化体现出个体文化特征，这种个体性文化特征崇尚个人价值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正因为如此，中西两种文化在对某些单词所带有褒贬色彩上有差异。如：ambition一词，本身具有褒贬两种含义。中国人用其贬义，表示“野心勃勃”，而英美人则取其褒义，表示“雄心壮志”。Aggressive一词，中国人常用来形容某人“挑衅”“好斗”，而美国人则用来形容某人“进取上进，有开拓精神”。我国的群体性文化，非常重视家庭亲友关系，把它视为组成社会的细胞；而在西方国家，崇尚独立自主自强自立。中国人重视传统的君臣，父子，论资排辈，等级森严，而在英美国家，长辈与晚辈间地位平等，不计较老少界限，多以朋友相处。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历来崇尚“四世同堂”“合家团圆”，自古就有“父母在，不远游”的良言古训；而在英美国家，18岁的子女仍住在家里依靠父母生活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双手去独立生活。同样，年龄大的父母即使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一般也不会拖累子女，他们往往要住进老人院，由社会关照。文化的不同带来价值观念的在不相同。如lod一词，中国人历来就有“尊老敬老”的传统。“老”在中文里表达尊敬的概念，如老祖宗，老爷爷，老先生等。“老张”，“老王”，透着尊敬和亲热，“张老”“王老”更是尊崇有加。中国人往往以年龄大为荣。和别人谈话时，年龄越大，资格越老，也就越会得到别人的尊敬。“姜还是老的辣”。在我们看来，长者不仅是智慧的化身，也是威望的象征。然而，西方国家极少有人愿意倚老卖老而自称”old”。在他们看来，“old”是“不中用”的代名词，是和“不合潮流”“老而无用”的含义连在一起的。英美人不喜欢别人说自己老，更不会倚老卖老。在西方文化中，他们把年龄作为个人极为重要的隐私看待。尤其是女士，更忌讳别人问自己的年龄。即使愿意谈论自己的年龄，也要别人猜测其年龄，而此时，他们的真正目的的期望别人恭维他们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是多么年轻。又如，英美人忌讳莫深的fat一词，见人说fat会令人沮丧不快而且反感。说到fat meat（肥肉）多半会被认为是毫无价值的该扔掉的废物。而中国人见了小孩子说“胖嘟嘟”“胖乎乎”，表示对孩子的喜爱，对成年男子说fat有“发福”之义，对成年女子讲fat有“丰满”之义，都有赞美恭维之意。日常生活工作中，也经常听到人们说某种东西是块“肥肉”或某差使是个“肥缺”的话语，言下之意是不可多得的东西或是求之不得的位置。中国人不但不讨厌fat，而且对其赞美有加。同样的一件事物，不同的文化背影，看法大相径庭。中国人蔑视狗，因而有“走狗”“狗腿子”“狗东西”“赖皮狗”“狗急跳墙”“狗仗人势”“狗眼看人低”等说法。而在西方国家，人们则欣赏狗的勇敢和忠诚，对狗的赞誉也屡见不鲜，并把人比作狗。如aluckdog（幸运儿），loveme，love my dog（爱屋及乌），Every dog has his （凡人皆有得意日）。形容人“病得厉害”用sickas a 。“累极了”是dog—与此相反，中国人十分喜爱猫，用“馋猫”比喻人贪嘴，常有亲昵的成份，而在西方文化中，“猫”被用来比喻“包藏祸心的女人”。

崇拜的和嗤之以鼻的。原因无外乎是见过国外的和听传闻的。没有谁能客观，看你想怎样写

我眼中的近代中国历史小论文怎么写

写作思路：可以写“近代史的鸦片战争”，从18世纪后期开始，英国将大量鸦片运到中国贩卖，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健康这个角度出发进行阐述。1842年8月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等等。正文：“鸦片”俗称“大烟”，是一种很容易使人上瘾的毒品。从18世纪后期开始，英国将大量鸦片运到中国贩卖，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健康，掠夺了中国人民大量的财富。鸦片的输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鸦片大量输入，危害严重。到1835年，我国已有200多万人吸食鸦片。因为鸦片价格昂贵，又易吸食成瘾，从而使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倾家荡产。鸦片战争使中国失去独立自主的地位，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但其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他结束了腐朽的封建社会，为后来中国一批批热血青年构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埋下了伏笔。鸦片战争本是不应发生的，一开始啊，经历过光荣革命的英雄在雄厚实力的基础下进行海外贸易，不断扩张自己的实力。自然，他们也注意到了中国这个人口大国，毕竟中国一度拥有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呢。刚来的时候，是出售一些工业制品，但那时人口爆炸，家家户户都面临着饥饿的侵袭，但凡有点钱，都会花在刀刃上，哪有闲钱买这些用处不大的新奇玩意儿。不仅卖不出去，英国人还忍不住去购买茶叶、瓷器等物，加上清朝闭关锁国，要缴纳沉重的税务，以至于英国在中国不仅赚不到钱，还要赔上一些，这使英国十分恼火。后来，为了扭转贸易逆差，英国就想了个法子——鸦片。现在我们都知道鸦片是一种毒品，会使人产生很强的依赖性，而英国就看中了这一点。他们一开始免费给无知的中国平民吸食鸦片，唉，一吸还挺带劲，他们就人传人，把鸦片带入中国。英国人一看，效果已经达到，就开始要钱了。中国百姓都吸这么久了，一下子说不吸就不吸是不可能的，只能乖乖交钱，乞求鸦片了。清政府一看，也不高兴了，英国走私鸦片，他们既收不到税钱;又看着清朝国库有减无增，加之国民质量普遍变低，一向无能的清政府也要做出行动了。没错，接下来就是妇孺皆知的林则徐虎门销烟了，这段就不详述了，总之是大快人心。但英国方面就是气急败坏了，中国竟然挡他财路，他们毫不犹豫地发兵中国。途中虽有林则徐、邓延桢誓死抵抗，但无奈中国受鸦片影响，体质偏弱，加上英国先进的火器，中国也就凭着天气侥幸小胜一场，其它都是全线溃败。英国就沿海一路打杀，一直打到南京附近。清政府一看，打也打不过，又都打到家门口了，只能被迫议和，签下了首部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要割地、赔款，当然了，损失不算特别多，不像后来《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动辄上亿，这是都是后话，暂且不提。至此，清朝就成了一个名存实亡的封建王朝，自然这也是由其腐败造成的，后来的八国联军侵华也就进一步说明了这事。而我们，就应铭记这段耻辱，牢记使命，不忘初心，建设更好的中国。

有人说，辛亥革命成功了；也有人说，辛亥革命失败了。但我认为辛亥革命又成功，又没有成功，是1／2成功，1／2 的失败。 首先，辛亥革命是成功的革命。 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更具有完全意义的民主革命，中国人民“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场革命。 由于资产阶级和同盟会的组织和领导，提出了比较完整的革命纲领，在广大工农和其他劳动群众多种方式反抗斗争所汇成的革命怒潮中，赶跑了狗皇帝，推翻了清王朝的二百六十多年的专制统治，从而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共和国产生了一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文献。虽然这部文献不久被北洋军阀废弃，但经过这次革命，民主共和国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在政治上打击了封建势力，民主主义思想潮流已不可抗拒，正因为这样，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洪宪帝制，张勋的复辟帝制，都是昙花一现，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辛亥革命也为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作了思想准备。 辛亥革命也给帝国主义沉重的一击，虽然资产阶级没有明确提出反帝政治纲领，但正如毛泽东所说：“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所以列宁把辛亥革命视为“亚洲的觉醒”，但帝国主义利用反动的清政府统治来打破中国人民的美梦。自清政府垮台后，帝国主义妄图扶植新走狗，但这些“新走狗”都是短命，一个接一个被中国人民打倒在地，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外反动势力对中国人民的压迫。 再深透点讲，辛亥革命实际上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虽然革命失败了，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国成立后，国内实业团体纷纷成立，开设工厂、设银行都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里有了显著的增大，无产阶级队伍也日益壮大。 辛亥革命还打落了亚洲第一个皇冠，具有国际意义。辛亥革命沉重了打击了帝国主义，推翻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对于世界人民，特别是东方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个巨大的鼓舞。在中国革命影响下，如一九一三年荷属爪哇以及其他殖民地，都广泛掀起民主革命运动。中国人民的革命将给亚洲带来解放，使欧洲资产阶级统治遭到破坏。 总之，辛亥革命的伟大功绩为中国的发展趋势，铺开了一条金色的道路。 但辛亥革命成功得仓促，到手的乃是不彻底的胜利。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只完成了第一项——民族主义，其他民权、民生长期挂着欠账。而且就民族主义一项来说，完成的也仅仅是“驱除鞑虏”，各个帝国主义势力原封不动地保存。袁世凯上台后，中国在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下，三民主义成了纸面上的东西，他们挂羊头卖狗肉，虽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就这一点来看，辛亥革命的成功虽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却是煮了一锅夹生饭。 辛亥革命果实最终被袁世凯窃取，中国反帝反封建任务并没有完成，所以它又是失败了。 领导这次革命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缺乏明确反帝纲领和具体行动，由于资产阶级历史的局限性，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帝国主义的本质的认识不清楚。从同盟会到南京临时政府，他们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他们认为建立资产阶级国家，西方是会赞成的，孙中山不仅没有辨明对帝国主义的所谓“中立”的伪装，反而在《告各友邦书》中以承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权益为代价，和帝国主义维持友好关系。资产阶级的如此妥协，革命实难继续下去。 资产阶级把革命目标只限于反对清朝皇帝，他们认为“清帝退位”就是专制已除，革命就大功告成了，正因为如此，这恰恰给了那些擅于投机取巧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以可乘之机，后来袁世凯以清帝退位为交换条件窃取政权，破坏革命，革命派不仅没能识破袁世凯的反革命两面手法，相反竟把袁世凯作为同盟者，这就说明革命派对反对封建主义是不彻底性。 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未能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参加斗争。在同盟会的纲领中，虽然提出“平均地权”口号，但实际上并没有被全体革命党人所接受，也没能找到解决土地问题的措施，因而也未能实行“平均地权”，从而失去动员农民群众的作用，既然革命党失掉农民的支持，就把注意力转到新军和会党。正是由于脱离人民群众，革命力量才是显得十分弱小，毛泽东曾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因而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勾结下，革命遭到失败是在所难免的。 革命党人没有建立和掌握一支有组织的革命武装，同盟会发动新军和会党举行起义，这两者毕竟不是革命党人自己建立的武装，况且新军、会党成员复杂，他们中大多数人接受立宪派和旧官僚，因此，在旧势力煽动下往往会变成破坏革命的力量，革命党人缺乏有力的武装队伍，很难应付反动势力的反扑。 中国同盟会也没有建立一条正确的组织路线，因而在组织上是不巩固的，同盟会内部复杂，政治信仰不一致，思想上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所以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这样一个思想上缺乏信仰，组织上松懈无力，内部矛盾重重的政党。 总而言之，革命中出现了许多的问题，这充分地暴露出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当然，也有许多问题是在当时客观环境下必然会出现的，如封建阶级和外国势力的联合破坏，迫使革命党人将国民政府拱手让给袁世凯；当时农民受封建残余思想很深，不可能迅速接受革命思想；革命党难有建立和掌握一支军队的经济、政治和群众基础等。 革命也是在与时俱进的。辛亥革命最大的功绩应是它对后来历次革命的影响，它的成功同时也是失败的种种原因一直为后来的革命者所借鉴。大胆地说，正是有了辛亥革命开历史之先河，才会有新中国的建立，民主革命的胜利。 所以说，从它本身而言，是成功一半，失败一半。但从它对后来中国革命的指导和影响来看，是值得我们赞扬的，而不是像很多人所说的那样是失败的、不成功的。因此，我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革命的奠基石，它说明了只要不断地革命下去，胜利终有一天会来临！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首先，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 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 第三，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 第四，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这一时期，亚洲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很难说有完全彻底的。所谓彻底，只能说是基本彻底。自沉阶级革命成功的结果足以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即以新的剥削制度代替旧的剥削制度，而剥削制度的更替，并不需要新旧完全彻底决裂，他们可以在很多方面妥协、融合、并存。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至今尚保存君主制和贵族头衔，此即革命不彻底的明显例子。 辛亥革命作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其成就远逊于西欧、北美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在彻底铲除封建帝制这一点上，远胜于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各国。辛亥革命一声炮响，不仅赶跑了清朝皇帝，还是中国绵延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从此永绝。从民元到民六，其间虽经袁世凯帝制自为、张勋复辟，但只不过是两场短暂的闹剧，并没有使民国中断，更没有像法兰西那样出现两次帝国、三次共和国的波折。所以说，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

我眼中的中国近现代史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古国，勤劳勇敢的华夏儿女创造了灿烂的五千年中华文明。 在漫长的岁月里，曾经走在世界的前列。19 世纪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协工业革命的雄 风，蒸蒸日上；而中国却依旧在封建主义道路上徘徊，清王朝的统治风雨飘摇，江河日下， 日落西山。 1840 年，外国资本主义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 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一场场强加给中华民族的灾难。近百年来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资本 主义国家都对中国发动过一次甚至多次侵略战争。 有公然入侵， 也有不宣而战； 有单独入侵， 更有合伙劫掠，强迫中国签订了数以千计的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资本主义列 强扶植封建势力作为统治中国的工具； 蚕食和鲸吞中国领土； 出兵控制， 窃取中国军事要地； 划分势力范围；控制重要通商口岸和建立租界；施行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通过战 争勒索巨额赔款；在中国进行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外国资本主义列强推行的殖民主义，引 起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巨烈动荡，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中国 人民为摆脱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 进行了长时期的、 不屈不挠的斗争。 1840 年以来，亡国灭种的危机一直威胁着千年古国。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一代民族精英觉醒： 林则徐、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洪秀全领导的反清农民起义；康有为、梁启超的“变 法图强”；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正是他们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为反对外 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同仇敌忾，英勇奋斗，前赴后继，拼搏不息，谱写了中国近 代史上可歌可泣的悲壮篇章 以上历史事件均是我在书本上看到的，以前对历史很是喜爱，是历史让我了解了我们国 家的发展， 了解了我们国家的文化和民族， 同时也是历史让我仿佛看到了各位英雄人物的精 彩事迹， 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创造了我们炎黄子孙的未来， 给予了我们至高无上的权利， 这是我从历史书里所感悟到的。 在史书里我们也许会憎恨某些历史人物，要不是因为他也不会有有我们国家的衰落，就 拿李鸿章来说吧，他是签过卖国条约最多的一位官员，在史书里，说他是不折不扣的卖国奴 也不回过。但是，别的书籍上有记载说，其实李鸿章做这些都不是自己的意愿，而却他到死 都不愿闭眼，不像自己一生都活在别人的愤恨中，他死不瞑目啊。 对于史书， 我不会过分的去相信， 因为我觉得史书也是某位历史人物在闲暇时候的消遣， 每件历史事件的发生他不会总是在场，所以难免出现错误。 历史， 何谓历史?以我的理解大概就是把已经发生的事经过某人加工记载下来。不过老师 说只有已经发生过的并且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才能成其为历史。 不过不管如何， 历史已经成为 历史，我们不用再去追究谁的对与错。我认为现在的某些人总是拽着过去不放，其实我很鄙 视的。 我们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的目的主要是了解自己的国家的过去，每个人总得先了解自己 的过去才能更好的扎根于未来， 才会有民族自豪感。 我就是我这学期学习近现代史所受所感。

有人说，辛亥革命成功了；也有人说，辛亥革命失败了。但我认为辛亥革命又成功，又没有成功，是1／2成功，1／2 的失败。 首先，辛亥革命是成功的革命。 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更具有完全意义的民主革命，中国人民“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场革命。 由于资产阶级和同盟会的组织和领导，提出了比较完整的革命纲领，在广大工农和其他劳动群众多种方式反抗斗争所汇成的革命怒潮中，赶跑了狗皇帝，推翻了清王朝的二百六十多年的专制统治，从而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共和国产生了一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文献。虽然这部文献不久被北洋军阀废弃，但经过这次革命，民主共和国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在政治上打击了封建势力，民主主义思想潮流已不可抗拒，正因为这样，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洪宪帝制，张勋的复辟帝制，都是昙花一现，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辛亥革命也为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作了思想准备。 辛亥革命也给帝国主义沉重的一击，虽然资产阶级没有明确提出反帝政治纲领，但正如毛泽东所说：“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所以列宁把辛亥革命视为“亚洲的觉醒”，但帝国主义利用反动的清政府统治来打破中国人民的美梦。自清政府垮台后，帝国主义妄图扶植新走狗，但这些“新走狗”都是短命，一个接一个被中国人民打倒在地，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外反动势力对中国人民的压迫。 再深透点讲，辛亥革命实际上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虽然革命失败了，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国成立后，国内实业团体纷纷成立，开设工厂、设银行都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里有了显著的增大，无产阶级队伍也日益壮大。 辛亥革命还打落了亚洲第一个皇冠，具有国际意义。辛亥革命沉重了打击了帝国主义，推翻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对于世界人民，特别是东方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个巨大的鼓舞。在中国革命影响下，如一九一三年荷属爪哇以及其他殖民地，都广泛掀起民主革命运动。中国人民的革命将给亚洲带来解放，使欧洲资产阶级统治遭到破坏。 总之，辛亥革命的伟大功绩为中国的发展趋势，铺开了一条金色的道路。 但辛亥革命成功得仓促，到手的乃是不彻底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