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通俗小说女将形象研究论文

清代通俗小说女将形象研究论文

古今曲艺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意义 徜徉于中国曲艺的古今人物画廊，我们可以看到摇曳多姿、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刘兰芝、王昭君、祝英台、孟姜女、白素贞、王二姐、王宝钏、崔莺莺、林黛玉、晴雯、杜十娘、花木兰、穆桂英、江姐、双枪老太婆等，这些带着深刻历史记忆的名字和或悲喜交加或慷慨悲壮的感人故事传唱至今。 女性形象塑造是个长篇大论的话题，我们这里罗列几个主要方面。一、追求爱情自主、婚姻幸福的女性形象。1.缱绻情深，孜孜以求。 爱情本身是文学艺术的永恒题，对女性来说，也是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组成部分，“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诗经》中不少诗歌反映中国女性对爱情积极主动的追求和浪漫幻想，即使在古代“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礼俗制度下，故事中的主角们——无论是皇宫公主、大家闺秀，还是平民百姓、青楼歌妓，她们对所爱的人付出真情、一往情深、生死不渝，体现出纯洁真挚、重情重义的可贵精神品质。如取材于古典名著《红楼梦》的黛玉故事，最早由清代子弟书作家韩小窗改编为《露泪缘》，其后，木板大鼓、京韵大鼓、梅花大鼓、苏州评弹、河南坠子等曲种中都有不少曲目如《黛玉葬花》《黛玉悲秋》《黛玉焚稿》《永别紫鹃》等，塑造一个寄人篱下的真心爱着和盼望与心上人结合但遭到无情打击而香消玉殒的林妹妹可叹可敬的形象，曲艺对这个人物的演绎是纯粹的、美好的、深入人心的，也是非常接地气的。《西厢记》故事来源于唐代元稹的《会真记》，原本是一个文人无德“始乱之终弃之”的悲剧故事，至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剧情翻转，莺莺张生自由恋爱经过一番曲折努力最终以大团圆结局。元代王实甫改编杂剧《西厢记》，剧中女主人公崔莺莺和丫环红娘的形象更加丰满而真实。清末以来民间曲艺“西厢段”一度盛行，以才子佳人恋爱的喜剧元素为中心，京韵大鼓刘宝全《大西厢》，二人转《莺莺观花》《莺莺观画》《拷红》《红娘下书》等，马如飞弹词《莺莺听琴》等都成为脍炙人口的经典。还有梅花大鼓《十字西厢》、京东大鼓《拆西厢》等风趣小段。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如梁祝故事、白蛇传说等，都从女性形象的角度得到了更为完美的呈现。山东琴书《梁祝下山》、二人转《十八相送》、河南坠子《英台哭灵》、徐州琴书《九红扑墓》、湖北小曲《九红出嫁》、京韵大鼓《梁祝化蝶》，凄美的梁祝爱情悲剧让人荡气回肠。反映白娘子和小青“蛇精”形象的曲目也有很多，如《金山寺》《游湖借伞》《水漫金山》《断桥会》《白蛇传》等。其他表现自由恋爱故事的著名曲目还有南音《陈三五娘》，表现陈妙常与潘必正恋爱故事的河南坠子、湖北小曲等曲种的《秋江》，表现王宝钏故事的京东大鼓《武家坡剜菜》，取材于“三言”张廷秀故事的鼓词《王二姐思夫》《王二姐哭楼》和单出头《摔镜架》，秦英与洪月娥故事的单出头《红月娥做梦》，表现刘金定和高君宝一见钟情阵前招亲故事的乐亭大鼓《双锁山》等。在那个视自由恋爱如“洪水猛兽”的封建时代，这些曲艺作品通过描摹市井、乡村中的男女自由恋情，揭示了冲破封建礼教的意义，女性的外在美与心灵美使这些曲目具有优美持久的魅力，久唱不衰。2.忠贞不渝、坚定执着。 唐代变文中的《韩朋赋》出自《搜神记》，“韩凭夫妇”被君王强行拆散，双双殉情的故事，歌颂了韩凭妻贞夫不慕富贵，不畏强暴，坚贞不渝的美德。孟姜女千里寻夫哭倒长城的故事，从《孟姜女变文》再到清代子弟书《孟姜女》，再到京韵大鼓《孟姜女》，山东大鼓《孟姜女哭长城》等，人们印象中弱小孤单悲悲切切的“小女子”被塑造成具有吃苦耐劳品格、坚韧不拔意志和反抗暴秦勇敢精神的女性形象。反映蓝瑞莲和公子魏景元爱情悲剧的《蓝桥会》在北方民间广为流传，山东琴书、二人转、西河大鼓等曲种都有演绎，歌颂了两人对爱情的忠贞。在那些传统的痴情女子负心汉的故事中，褒扬女性人物的刚烈忠贞，谴责负心男子。如唱杜十娘故事的山东大鼓《青楼遗恨》、单弦《杜十娘》、竹琴《杜十娘投江》等，讲述青楼女子杜十娘为摆脱逆境，自赎自身与富家公子李甲从良。不想李甲背信弃义，将其卖于孙富。万念俱灰之下，杜十娘怒骂孙富，痛斥李甲，把多年珍藏的百宝箱中的一件件宝物抛向江中，最后纵身跃入滚滚波涛之中。石派单弦的演唱至为精彩，把一个情比金坚、刚烈决绝的杜十娘和她强烈反抗社会压迫、维护人格尊严的感情世界，饱满、完整与完美地呈现在广大听众观众面前，让人掬泪扼腕长叹。此类的曲目还有唱叙《红楼梦》尤三姐故事的《尤三姐》《鸳鸯剑》，唱叙王魁负桂英故事的弹词开篇《情探》《阳告》，唱李十郎负心霍小玉的子弟书《负心恨》等。二、塑造胸怀天下建功立业、勇于牺牲的巾帼英雄形象。巾帼英雄分为五类，第一类是女将形象。 在传统戏曲舞台和曲艺节目中，殊多智勇双全上阵杀敌的女将光辉形象，她们金戈铁马，舞刀弄枪，保家卫国，剪除奸佞。这类形象滥觞于北朝民歌《木兰辞》，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花木兰堪称是亘古第一巾帼英雄，四川扬琴《木兰从军》、兰州鼓子词《木兰从军》《木兰出塞》《木兰荣归》、西河大鼓书《花木兰扫北》、徐丽仙弹词开篇《新木兰辞》等，塑造了关山飞渡、驰骋疆场、“安能辨我是雌雄”的英姿飒爽的花将军形象。评书《说岳》、东北大鼓《梁红玉》、河南坠子《擂鼓战金山》塑造明代女将梁红玉形象，其他征战如杨家将故事中西河大鼓《穆桂英下山》、西河大鼓《杨金花夺印》、西河大鼓《十二寡妇征西》等。解放后林红玉演唱的京韵大鼓《穆桂英挂帅》，从戏曲移植而来，佘太君和穆桂英边下棋边谈论边关军情，这时杨文广送来元帅印，穆桂英说杨家将忠勇为国，马革裹尸，而宋皇无道昏庸，负气不接帅印。佘太君教导孙媳要以国为重，穆桂英53岁重上沙场，说“我不挂帅谁挂帅，我不领兵谁领兵”出征扫平狼烟，立下功劳。以花木兰、杨门女将、梁红玉等女将为代表的中国女性，传达出中国女性美中不同于阴柔美的“壮美”的精神意蕴。 承接这个传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红色经典创作中涌现了许多革命女英雄形象，如演绎辛亥革命志士秋瑾壮烈牺牲的京韵大鼓《鉴湖女侠》，周文雍、陈铁军革命夫妇临危不惧笑迎屠刀的梅花大鼓《悲壮的婚礼》，根据《洪湖赤卫队》改编的京韵大鼓《韩英见娘》塑造赤卫队长韩英和母亲的形象。根据小说《红岩》改编的江姐故事有评书《江姐上船》、四川竹琴《江姐上山》和湖北小曲《江姐进山》《江姐被捕》《江姐就义》等，梅花大鼓《绣红旗》、快板书《劫刑车》塑造了华蓥山游击队政委双枪老太婆机智勇敢的光辉形象。中篇评弹《刘胡兰》唱叙“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的光荣事迹，湖北小曲《碧血丹心》唱叙解放战争时期为掩护王排长牺牲的李大娘，京韵大鼓《党的女儿向秀丽》颂扬广州某制药厂奋不顾身扑灭烈火而牺牲的年轻女工向秀丽，《千里堤送别》演绎小说《红旗谱》中春兰与运涛，还有鼓词《新中国的花木兰郭俊卿》《晋察冀小姑娘》《赵一曼》直到陕北快书《时代楷模黄文秀》，无数个可歌可泣的女豪杰、女战士、女英雄、女八路、女干部、女党员、女模范等，唱响了曲艺的主旋律。第二类是女侠形象。 最早在魏晋时代的民间传说和志怪小说中出现了传奇性的侠女形象，唐传奇中聂隐娘、红拂、红线等女侠，评书《大唐三侠》、《绿牡丹》中的鲍金花等。京韵大鼓《刺汤勤》是刘派京韵大鼓保留曲目，也叫《雪艳刺汤》，根据清代子弟书《刺汤》改编，“雪艳刺汤勤女子的真节烈，她是半酬夫志半唤愚盲”，塑造了雪艳娘为夫报仇，为民除害，不畏强暴，不怕牺牲，果断坚毅的侠女形象。第三类是贞烈奇女子形象。 京韵大鼓《长坂坡》，改编自韩小窗子弟书《长坂坡》，也称《糜氏托孤》，糜夫人在战争中受伤，怀抱幼主，赵云单人单骑前来搭救，糜夫人为了不连累赵将军，托付幼主后投枯井而亡，以精雕细刻之艺术手法演绎虽弱质娇躯而舍生取义的糜夫人形象，成为久演不衰的经典。战国时期齐国国母钟无艳（盐）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最早的原型是无盐之地民女冒死进谏齐王的故事，在后世演变中名字由相对古拙的“无盐”衍化为无艳。《英烈春秋》鼓词上说无艳原是仙女，一日瑶池沐浴，窥见人间战乱纷纷，黎民涂炭，立志下凡平息战乱，匆忙之间误披夜叉皮，投胎钟离府。齐国贤相晏婴推荐，齐王桑园访贤，封钟无艳为娘娘，后又反悔。钟无艳为齐国挂帅出征，屡克列强诸国，在宫中多次遭人陷害，棋盘会上九死一生，护住齐王脱险。然而因貌丑一直被齐王百般嫌弃，“有事钟无艳，无事夏迎春。”最后她冲破纲常在山寨扯旗招夫，齐王终于改“色”归正，迎回钟无艳，齐国强盛，君妃偕好。《英烈春秋》是著名说部“六部春秋”之一，广东木鱼书作《钟无艳娘娘》，评书《丑女无盐》或《无盐娘娘传奇》（一名《钟无艳》），蒙古说书《钟国母》等，褒扬了钟无艳的文韬武略，塑造了一个容貌极丑而才华绝异，心系苍生社稷，以天下为己任，勇敢担当，安邦定国，不畏世俗偏见，反抗礼教束缚，朝着既定目标勇往直前的奇女子形象。第四类是深明大义的母亲形象。 古代规定女性的天职是相夫教子，尤其母亲在对子女教育起到重要作用，曲艺作品中彰显的是母亲向子女灌输正向力的价值观，如扶危济困，坚持理想和正义，爱国主义等。二人转《岳母刺字》、兰州鼓子词《岳母刺字》岳飞母亲在岳飞出征前在背上刺写“精忠报国”，正是岳母这一举动促使岳飞一生“壮怀激烈”成为抗金英雄。单弦《骂曹训子》中的徐母、《宁武关》中的周母等，都深明大义，痛骂奸臣，教儿报国，甚至舍生取义以激励“儿臣”投入战斗。另外抗“疫”曲艺中也有不少歌颂医护人员母亲“舍小家顾大家”支持子女逆行抗“疫”的作品。第五类是为民族和睦作出贡献的女性形象。 古代有一类特殊女性群体——宫女或宗室公主，由于当时的和亲政策，被宫廷“远嫁”少数民族地区，她们告别亲人，远离家乡，为巩固边塞和平，维护民族团结作出贡献。著名的历史人物王昭君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其事迹最早见于《汉书》，唐朝有《王昭君变文》和蜀女“转昭君变”。王昭君本名王嫱，容颜美丽，据说因画工毛延寿故意画丑而未得宠幸，后自愿（或被迫）远嫁匈奴单于，因思念故国郁郁寡欢而死。福建南音中很多作品是唱述王昭君故事的，如《山险峻》《听见雁声悲》《为着命怯》《别离金銮》《心中悲怨》等，梅花大鼓等曲种中也有《鸿雁捎书》，甘肃河西地区有《昭君出塞宝卷》等宝卷。这些作品处处流露出的王昭君对汉室的忠心和对故乡的思念是儒家“忠君爱国”思想的体现。“昭君出塞”的故事千古流传，美丽忠义的王昭君形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代文成公主与吐蕃松赞干布和亲，开创了唐蕃交好的新时代。新创作品梅花大鼓《文成公主》叙唱文成公主进藏的事迹，以敢于担当的情怀义无反顾地西行，在高原播下了汉文化的种子，开花结果。王昭君、文成公主作为民族和睦“和平使者”，万世流芳。三、塑造反抗封建礼教束缚、勇于抗争的女性形象。 古代正统文学中难觅这样的身影：伶牙俐齿、心直口快、出口成章、天生爱说、不受拘束，宋代话本《快嘴李翠莲记》（以韵文为主，体制类似快板）塑造了这样一位泼辣火爆的新娘李翠莲的形象，来源于唐代俗赋《齖䶗书》。李翠莲是文学史上亦应鲜见的喜剧性人物，因不满繁琐礼节，在婚礼上骂媒人、打傧相，婚后在婆家不顺从公婆的管教，逞利口争辩，最后落得个被丈夫休离而娘家也不容只好落发出家的悲剧性结局。李翠莲坚持自我个性，以“言说”为女性争权利，争平等，唱响反抗礼教的先声。此等人物为当时世俗所不容，尤其是理学为主流话语的明清两代，此类女性形象归于沉寂。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双双》作为争取男女平等和女性“泼辣美”的代表出现在银幕上舞台上，如潮州歌册等曲种据此改编。就女性叛逆形象的高度和突破来说，清代女作家写的弹词《玉钏缘》《天雨花》《再生缘》《笔生花》《子虚记》《凤双飞》《梦影缘》等表现了清代知识女性独立自我意识的高涨，秋瑾的弹词《精卫石》更 像是女性冲出家庭樊笼，实现男女平等的宣言，精卫正是一飞冲天壮志凌云的女革命家的象征。四、塑造才华出众、富涵中华美德底蕴的女性形象。 新曲艺塑造了现实生活中集勤劳、善良、敬业、助人为乐等美德于一身的妇女形象。她们是京韵大鼓《夜请李月华》中带病坚持治病救人、妙手回春的好医生李月华，天津时调《金色的黎明》中晨曦中辛勤劳动着的城市美容者环卫姑娘们，河南坠子《小二妮上堤》中飞针走线为修河工人缝补衣服的志愿者二妮儿，评弹开篇《秀发》中剪掉长发毅然出征的抗疫护士……新曲艺中的女性形象明快清新，让人肃然起敬。新曲艺还塑造了女文学家、女艺术家的形象，如京韵大鼓《白妞说书》再现大明湖畔白妞黑妞说书的情景，京韵大鼓《琵琶行》白居易聆听琵琶女高超的弹奏技艺和女子不幸命运产生共情。中篇评弹《绣神》演绎苏州刺绣大师沈寿的成长故事。中篇评弹《林徽因》唱叙了文学才女林徽因与建筑学的不解之缘。曲艺中塑造了女性智慧人物形象，褒扬女子的聪明才智。《杨八姐游春》佘太君要礼物那段唱巧妙地婉拒宋皇，子弟书《三难新郎》、新中篇评弹《孟丽君》《西施》《貂蝉》《大脚皇后》等曲目的女主人公皆是既秀外慧中、聪明机智，又有主见、能成大事的古代女子。新曲艺作品乐于表现女性日常生活中活泼开朗、健康向上的女性形象，如天津时调《踢毽》《放风筝》《摔西瓜》，河南坠子《摘棉花》《借髢髢》等。 综上所述，可以分两个阶段来看曲艺中女性形象的特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女性的生活天地甚为局促，女性形象以爱情家庭题材为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国策的推进，女性在各条战线岗位上施展抱负和才干，红色题材中的女性形象塑造成为突出亮点。随着时代的发展，曲艺中女性形象的比重不断增加，除了受社会变革影响之外，还有来自创演主体的原因。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不少曲种中，女演员逐渐成为舞台呈现的主体，女性题材作品为她们所擅长，其艺术创造力也被激发出来，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与演员的形象和感情世界有机地融为一体，如梅花皇后花四宝之于《黛玉葬花》，单弦石慧儒之于《杜十娘》，京韵大鼓桑红林之于《刺汤勤》，评弹朱慧珍之于《庵堂认母》《白蛇传》等，这样的“活保人”使艺术家攀上艺术高峰。另外曲艺在反映“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中，代表极致的花木兰型和林黛玉型同等重要同样有艺术魅力，“大女人”有“大”的可敬，“小女人”有“小”的可爱，摇曳多姿，交相辉映。 但是相对于当今社会生活中女性发挥的重大作用，曲艺中的女性形象和话语表达是非常不够的，而且各曲种之间也有不充分不平衡的情况，相声、评书、快板、快书等曲种女性话语存在缺陷、女性形象相对匮乏。再比如，在抗击新冠疫情的战场上70%以上的医护人员是女性，也涌现出李兰娟、夏思思、甘如意等巾帼英雄人物，无所畏惧、顽强拼搏的女排精神更早已成为万千国人心中一面耀眼的精神旗帜，而反映她们的优秀曲艺作品却寥寥无几。期待我们的曲艺作家和演员今后更加注重女性主体话语表达，多多塑造爱党爱国、奋发有为、积极向上、建功立业的女性形象，多元化、全方位地展示中国女性“半边天”的风采，筑成美丽迷人的风景线。

黄蓉啊.....小龙女啊.....大把的.去金爷爷的小说里找.

中国古代文学的女性形象研究 悬赏分：5 - 离问题结束还有 14 天 22 小时中国古代文学中古代男人眼中的女性形象、古代女性的地位处境以及古代妓女的形象、地位

穆桂英，机智多谋。

论明清小说女性形象的论文研究

【摘要】中国历经几千年封建社会，传统女性的形象固定在“父唱妇随”和“三从四德”的刻板印象上。然而，随着社会的变革，政治、经济、文化相互影响，使得明清文学中女性意识的觉醒是普遍而深刻的。女性的才能开始逐渐展现出来，以女性意识觉醒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也层出不穷，恰如向往爱情、打破门第之念的杜丽娘、爱国忠贞的李香君等女性形象深入人心。本文将从明清社会背景、思想思潮以及明清文学等多方面，探讨女性意识觉醒的表现层面。【关键词】：明清文学；女性觉醒；女性文学女性文学是明清文学及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女性文学包括但不限于女性作家所创作品和以女性为题材、主题的文学作品。女性文学在明清时期的兴盛象征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具体表现在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社会对女性、女性对自身的确认。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里，女性的角色固定在妻子、子女、母亲三者之间，并且由于思想观念束缚，女性在社会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微不足道。明清文学推动女性意识觉醒的过程是缓慢而又艰难的，但随着社会发展，女性意识和女性文学的发展前景是十分可观的。 一、明清文学女性觉醒 （一）、女性对文学创作方面的觉醒 中国自从历史朝代开辟以来，女性作家和以女性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便不再少数。前有三国蔡文姬、唐代鱼玄机、宋代李清照等知名女性作家，后有唐诗描写女性形象的《清平调》、宋词歌颂女性爱情的《蝶恋花》等文学佳作。然而，女性文学的蓬勃发展却出现在明朝中后期，以明万历为分界点，王阳明心学思想传播，社会思想得到进一步解放，女性意识也逐步挣脱中国传统观念的束缚，女性的社会影响力逐步提升。 女性对文学创作表现出极高的兴趣，创作热情浓厚，并且受到地域和亲缘关系的影响，女性文学聚会的现象已经发生，甚至是通过结社现象来增加女性文人之间的交流。参加统一聚会或者同一社团的女性文人，往往有着类似的思想，语言相通，出身与经历也极度相似。通过此种方式，她们的创作热情被完全激发出来，通过相互交流内心的思想，不断提升自己，而且通过这种方式，传统舆论的指责不再是面对某一个人，她们的群体共同承担这一指责，使她们创作的勇气大增。明清时期，大家族、宗族的文学渊源深厚，家庭文化发展繁荣，在具备足够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后，更加注重家庭教育，不少具备创作才能的女性如雨后春笋，脱颖而出，如阳湖恽氏、阳湖庄氏。同时，女性意识的觉醒也推动了明清文学体裁多样化、丰富化，除诗词外，散曲、杂剧也涉猎颇丰，著名的女性文学家有明代叶小纨（杂剧作品《鸳鸯梦》）、明代马守真（杂剧作品《三生传》）、清代李欢（作品《双鱼谱》）、清代姜玉洁（作品《鉴中天》）等。 其次，女性开始为自己以及其他女性作家的作品结集、刻印。以明清为分界点，明清以前的女性作家作品的保存离不开男性文士的编选和刻印，按照传统，男性在对女性作品编排时，往往根据作者的身份地位、文辞优劣等进行排序，直至明清时期，虽然仍有众多女性文学作品由男性编选和刻印，但随着思想的解放，明清女性的思想意识开始觉醒，她们不再满意男性的眼光，并且为了向社会大众表达自己内心心境的真实反映，她们开始以自身的价值标准开始对女性作品进行编选。明朝著名的女性文人沈宜修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她摒弃了以往男性编排方式，可以称得上大相径庭，她力求展现女性的文笔心境，体现细致务实的风格。她所编选的作品集《伊人思》汇集了同一时代才华出众的十八位女性作品，令人称赞。

古今曲艺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意义 徜徉于中国曲艺的古今人物画廊，我们可以看到摇曳多姿、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刘兰芝、王昭君、祝英台、孟姜女、白素贞、王二姐、王宝钏、崔莺莺、林黛玉、晴雯、杜十娘、花木兰、穆桂英、江姐、双枪老太婆等，这些带着深刻历史记忆的名字和或悲喜交加或慷慨悲壮的感人故事传唱至今。 女性形象塑造是个长篇大论的话题，我们这里罗列几个主要方面。一、追求爱情自主、婚姻幸福的女性形象。1.缱绻情深，孜孜以求。 爱情本身是文学艺术的永恒题，对女性来说，也是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组成部分，“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诗经》中不少诗歌反映中国女性对爱情积极主动的追求和浪漫幻想，即使在古代“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礼俗制度下，故事中的主角们——无论是皇宫公主、大家闺秀，还是平民百姓、青楼歌妓，她们对所爱的人付出真情、一往情深、生死不渝，体现出纯洁真挚、重情重义的可贵精神品质。如取材于古典名著《红楼梦》的黛玉故事，最早由清代子弟书作家韩小窗改编为《露泪缘》，其后，木板大鼓、京韵大鼓、梅花大鼓、苏州评弹、河南坠子等曲种中都有不少曲目如《黛玉葬花》《黛玉悲秋》《黛玉焚稿》《永别紫鹃》等，塑造一个寄人篱下的真心爱着和盼望与心上人结合但遭到无情打击而香消玉殒的林妹妹可叹可敬的形象，曲艺对这个人物的演绎是纯粹的、美好的、深入人心的，也是非常接地气的。《西厢记》故事来源于唐代元稹的《会真记》，原本是一个文人无德“始乱之终弃之”的悲剧故事，至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剧情翻转，莺莺张生自由恋爱经过一番曲折努力最终以大团圆结局。元代王实甫改编杂剧《西厢记》，剧中女主人公崔莺莺和丫环红娘的形象更加丰满而真实。清末以来民间曲艺“西厢段”一度盛行，以才子佳人恋爱的喜剧元素为中心，京韵大鼓刘宝全《大西厢》，二人转《莺莺观花》《莺莺观画》《拷红》《红娘下书》等，马如飞弹词《莺莺听琴》等都成为脍炙人口的经典。还有梅花大鼓《十字西厢》、京东大鼓《拆西厢》等风趣小段。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如梁祝故事、白蛇传说等，都从女性形象的角度得到了更为完美的呈现。山东琴书《梁祝下山》、二人转《十八相送》、河南坠子《英台哭灵》、徐州琴书《九红扑墓》、湖北小曲《九红出嫁》、京韵大鼓《梁祝化蝶》，凄美的梁祝爱情悲剧让人荡气回肠。反映白娘子和小青“蛇精”形象的曲目也有很多，如《金山寺》《游湖借伞》《水漫金山》《断桥会》《白蛇传》等。其他表现自由恋爱故事的著名曲目还有南音《陈三五娘》，表现陈妙常与潘必正恋爱故事的河南坠子、湖北小曲等曲种的《秋江》，表现王宝钏故事的京东大鼓《武家坡剜菜》，取材于“三言”张廷秀故事的鼓词《王二姐思夫》《王二姐哭楼》和单出头《摔镜架》，秦英与洪月娥故事的单出头《红月娥做梦》，表现刘金定和高君宝一见钟情阵前招亲故事的乐亭大鼓《双锁山》等。在那个视自由恋爱如“洪水猛兽”的封建时代，这些曲艺作品通过描摹市井、乡村中的男女自由恋情，揭示了冲破封建礼教的意义，女性的外在美与心灵美使这些曲目具有优美持久的魅力，久唱不衰。2.忠贞不渝、坚定执着。 唐代变文中的《韩朋赋》出自《搜神记》，“韩凭夫妇”被君王强行拆散，双双殉情的故事，歌颂了韩凭妻贞夫不慕富贵，不畏强暴，坚贞不渝的美德。孟姜女千里寻夫哭倒长城的故事，从《孟姜女变文》再到清代子弟书《孟姜女》，再到京韵大鼓《孟姜女》，山东大鼓《孟姜女哭长城》等，人们印象中弱小孤单悲悲切切的“小女子”被塑造成具有吃苦耐劳品格、坚韧不拔意志和反抗暴秦勇敢精神的女性形象。反映蓝瑞莲和公子魏景元爱情悲剧的《蓝桥会》在北方民间广为流传，山东琴书、二人转、西河大鼓等曲种都有演绎，歌颂了两人对爱情的忠贞。在那些传统的痴情女子负心汉的故事中，褒扬女性人物的刚烈忠贞，谴责负心男子。如唱杜十娘故事的山东大鼓《青楼遗恨》、单弦《杜十娘》、竹琴《杜十娘投江》等，讲述青楼女子杜十娘为摆脱逆境，自赎自身与富家公子李甲从良。不想李甲背信弃义，将其卖于孙富。万念俱灰之下，杜十娘怒骂孙富，痛斥李甲，把多年珍藏的百宝箱中的一件件宝物抛向江中，最后纵身跃入滚滚波涛之中。石派单弦的演唱至为精彩，把一个情比金坚、刚烈决绝的杜十娘和她强烈反抗社会压迫、维护人格尊严的感情世界，饱满、完整与完美地呈现在广大听众观众面前，让人掬泪扼腕长叹。此类的曲目还有唱叙《红楼梦》尤三姐故事的《尤三姐》《鸳鸯剑》，唱叙王魁负桂英故事的弹词开篇《情探》《阳告》，唱李十郎负心霍小玉的子弟书《负心恨》等。二、塑造胸怀天下建功立业、勇于牺牲的巾帼英雄形象。巾帼英雄分为五类，第一类是女将形象。 在传统戏曲舞台和曲艺节目中，殊多智勇双全上阵杀敌的女将光辉形象，她们金戈铁马，舞刀弄枪，保家卫国，剪除奸佞。这类形象滥觞于北朝民歌《木兰辞》，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花木兰堪称是亘古第一巾帼英雄，四川扬琴《木兰从军》、兰州鼓子词《木兰从军》《木兰出塞》《木兰荣归》、西河大鼓书《花木兰扫北》、徐丽仙弹词开篇《新木兰辞》等，塑造了关山飞渡、驰骋疆场、“安能辨我是雌雄”的英姿飒爽的花将军形象。评书《说岳》、东北大鼓《梁红玉》、河南坠子《擂鼓战金山》塑造明代女将梁红玉形象，其他征战如杨家将故事中西河大鼓《穆桂英下山》、西河大鼓《杨金花夺印》、西河大鼓《十二寡妇征西》等。解放后林红玉演唱的京韵大鼓《穆桂英挂帅》，从戏曲移植而来，佘太君和穆桂英边下棋边谈论边关军情，这时杨文广送来元帅印，穆桂英说杨家将忠勇为国，马革裹尸，而宋皇无道昏庸，负气不接帅印。佘太君教导孙媳要以国为重，穆桂英53岁重上沙场，说“我不挂帅谁挂帅，我不领兵谁领兵”出征扫平狼烟，立下功劳。以花木兰、杨门女将、梁红玉等女将为代表的中国女性，传达出中国女性美中不同于阴柔美的“壮美”的精神意蕴。 承接这个传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红色经典创作中涌现了许多革命女英雄形象，如演绎辛亥革命志士秋瑾壮烈牺牲的京韵大鼓《鉴湖女侠》，周文雍、陈铁军革命夫妇临危不惧笑迎屠刀的梅花大鼓《悲壮的婚礼》，根据《洪湖赤卫队》改编的京韵大鼓《韩英见娘》塑造赤卫队长韩英和母亲的形象。根据小说《红岩》改编的江姐故事有评书《江姐上船》、四川竹琴《江姐上山》和湖北小曲《江姐进山》《江姐被捕》《江姐就义》等，梅花大鼓《绣红旗》、快板书《劫刑车》塑造了华蓥山游击队政委双枪老太婆机智勇敢的光辉形象。中篇评弹《刘胡兰》唱叙“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的光荣事迹，湖北小曲《碧血丹心》唱叙解放战争时期为掩护王排长牺牲的李大娘，京韵大鼓《党的女儿向秀丽》颂扬广州某制药厂奋不顾身扑灭烈火而牺牲的年轻女工向秀丽，《千里堤送别》演绎小说《红旗谱》中春兰与运涛，还有鼓词《新中国的花木兰郭俊卿》《晋察冀小姑娘》《赵一曼》直到陕北快书《时代楷模黄文秀》，无数个可歌可泣的女豪杰、女战士、女英雄、女八路、女干部、女党员、女模范等，唱响了曲艺的主旋律。第二类是女侠形象。 最早在魏晋时代的民间传说和志怪小说中出现了传奇性的侠女形象，唐传奇中聂隐娘、红拂、红线等女侠，评书《大唐三侠》、《绿牡丹》中的鲍金花等。京韵大鼓《刺汤勤》是刘派京韵大鼓保留曲目，也叫《雪艳刺汤》，根据清代子弟书《刺汤》改编，“雪艳刺汤勤女子的真节烈，她是半酬夫志半唤愚盲”，塑造了雪艳娘为夫报仇，为民除害，不畏强暴，不怕牺牲，果断坚毅的侠女形象。第三类是贞烈奇女子形象。 京韵大鼓《长坂坡》，改编自韩小窗子弟书《长坂坡》，也称《糜氏托孤》，糜夫人在战争中受伤，怀抱幼主，赵云单人单骑前来搭救，糜夫人为了不连累赵将军，托付幼主后投枯井而亡，以精雕细刻之艺术手法演绎虽弱质娇躯而舍生取义的糜夫人形象，成为久演不衰的经典。战国时期齐国国母钟无艳（盐）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最早的原型是无盐之地民女冒死进谏齐王的故事，在后世演变中名字由相对古拙的“无盐”衍化为无艳。《英烈春秋》鼓词上说无艳原是仙女，一日瑶池沐浴，窥见人间战乱纷纷，黎民涂炭，立志下凡平息战乱，匆忙之间误披夜叉皮，投胎钟离府。齐国贤相晏婴推荐，齐王桑园访贤，封钟无艳为娘娘，后又反悔。钟无艳为齐国挂帅出征，屡克列强诸国，在宫中多次遭人陷害，棋盘会上九死一生，护住齐王脱险。然而因貌丑一直被齐王百般嫌弃，“有事钟无艳，无事夏迎春。”最后她冲破纲常在山寨扯旗招夫，齐王终于改“色”归正，迎回钟无艳，齐国强盛，君妃偕好。《英烈春秋》是著名说部“六部春秋”之一，广东木鱼书作《钟无艳娘娘》，评书《丑女无盐》或《无盐娘娘传奇》（一名《钟无艳》），蒙古说书《钟国母》等，褒扬了钟无艳的文韬武略，塑造了一个容貌极丑而才华绝异，心系苍生社稷，以天下为己任，勇敢担当，安邦定国，不畏世俗偏见，反抗礼教束缚，朝着既定目标勇往直前的奇女子形象。第四类是深明大义的母亲形象。 古代规定女性的天职是相夫教子，尤其母亲在对子女教育起到重要作用，曲艺作品中彰显的是母亲向子女灌输正向力的价值观，如扶危济困，坚持理想和正义，爱国主义等。二人转《岳母刺字》、兰州鼓子词《岳母刺字》岳飞母亲在岳飞出征前在背上刺写“精忠报国”，正是岳母这一举动促使岳飞一生“壮怀激烈”成为抗金英雄。单弦《骂曹训子》中的徐母、《宁武关》中的周母等，都深明大义，痛骂奸臣，教儿报国，甚至舍生取义以激励“儿臣”投入战斗。另外抗“疫”曲艺中也有不少歌颂医护人员母亲“舍小家顾大家”支持子女逆行抗“疫”的作品。第五类是为民族和睦作出贡献的女性形象。 古代有一类特殊女性群体——宫女或宗室公主，由于当时的和亲政策，被宫廷“远嫁”少数民族地区，她们告别亲人，远离家乡，为巩固边塞和平，维护民族团结作出贡献。著名的历史人物王昭君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其事迹最早见于《汉书》，唐朝有《王昭君变文》和蜀女“转昭君变”。王昭君本名王嫱，容颜美丽，据说因画工毛延寿故意画丑而未得宠幸，后自愿（或被迫）远嫁匈奴单于，因思念故国郁郁寡欢而死。福建南音中很多作品是唱述王昭君故事的，如《山险峻》《听见雁声悲》《为着命怯》《别离金銮》《心中悲怨》等，梅花大鼓等曲种中也有《鸿雁捎书》，甘肃河西地区有《昭君出塞宝卷》等宝卷。这些作品处处流露出的王昭君对汉室的忠心和对故乡的思念是儒家“忠君爱国”思想的体现。“昭君出塞”的故事千古流传，美丽忠义的王昭君形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代文成公主与吐蕃松赞干布和亲，开创了唐蕃交好的新时代。新创作品梅花大鼓《文成公主》叙唱文成公主进藏的事迹，以敢于担当的情怀义无反顾地西行，在高原播下了汉文化的种子，开花结果。王昭君、文成公主作为民族和睦“和平使者”，万世流芳。三、塑造反抗封建礼教束缚、勇于抗争的女性形象。 古代正统文学中难觅这样的身影：伶牙俐齿、心直口快、出口成章、天生爱说、不受拘束，宋代话本《快嘴李翠莲记》（以韵文为主，体制类似快板）塑造了这样一位泼辣火爆的新娘李翠莲的形象，来源于唐代俗赋《齖䶗书》。李翠莲是文学史上亦应鲜见的喜剧性人物，因不满繁琐礼节，在婚礼上骂媒人、打傧相，婚后在婆家不顺从公婆的管教，逞利口争辩，最后落得个被丈夫休离而娘家也不容只好落发出家的悲剧性结局。李翠莲坚持自我个性，以“言说”为女性争权利，争平等，唱响反抗礼教的先声。此等人物为当时世俗所不容，尤其是理学为主流话语的明清两代，此类女性形象归于沉寂。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双双》作为争取男女平等和女性“泼辣美”的代表出现在银幕上舞台上，如潮州歌册等曲种据此改编。就女性叛逆形象的高度和突破来说，清代女作家写的弹词《玉钏缘》《天雨花》《再生缘》《笔生花》《子虚记》《凤双飞》《梦影缘》等表现了清代知识女性独立自我意识的高涨，秋瑾的弹词《精卫石》更 像是女性冲出家庭樊笼，实现男女平等的宣言，精卫正是一飞冲天壮志凌云的女革命家的象征。四、塑造才华出众、富涵中华美德底蕴的女性形象。 新曲艺塑造了现实生活中集勤劳、善良、敬业、助人为乐等美德于一身的妇女形象。她们是京韵大鼓《夜请李月华》中带病坚持治病救人、妙手回春的好医生李月华，天津时调《金色的黎明》中晨曦中辛勤劳动着的城市美容者环卫姑娘们，河南坠子《小二妮上堤》中飞针走线为修河工人缝补衣服的志愿者二妮儿，评弹开篇《秀发》中剪掉长发毅然出征的抗疫护士……新曲艺中的女性形象明快清新，让人肃然起敬。新曲艺还塑造了女文学家、女艺术家的形象，如京韵大鼓《白妞说书》再现大明湖畔白妞黑妞说书的情景，京韵大鼓《琵琶行》白居易聆听琵琶女高超的弹奏技艺和女子不幸命运产生共情。中篇评弹《绣神》演绎苏州刺绣大师沈寿的成长故事。中篇评弹《林徽因》唱叙了文学才女林徽因与建筑学的不解之缘。曲艺中塑造了女性智慧人物形象，褒扬女子的聪明才智。《杨八姐游春》佘太君要礼物那段唱巧妙地婉拒宋皇，子弟书《三难新郎》、新中篇评弹《孟丽君》《西施》《貂蝉》《大脚皇后》等曲目的女主人公皆是既秀外慧中、聪明机智，又有主见、能成大事的古代女子。新曲艺作品乐于表现女性日常生活中活泼开朗、健康向上的女性形象，如天津时调《踢毽》《放风筝》《摔西瓜》，河南坠子《摘棉花》《借髢髢》等。 综上所述，可以分两个阶段来看曲艺中女性形象的特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女性的生活天地甚为局促，女性形象以爱情家庭题材为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国策的推进，女性在各条战线岗位上施展抱负和才干，红色题材中的女性形象塑造成为突出亮点。随着时代的发展，曲艺中女性形象的比重不断增加，除了受社会变革影响之外，还有来自创演主体的原因。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不少曲种中，女演员逐渐成为舞台呈现的主体，女性题材作品为她们所擅长，其艺术创造力也被激发出来，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与演员的形象和感情世界有机地融为一体，如梅花皇后花四宝之于《黛玉葬花》，单弦石慧儒之于《杜十娘》，京韵大鼓桑红林之于《刺汤勤》，评弹朱慧珍之于《庵堂认母》《白蛇传》等，这样的“活保人”使艺术家攀上艺术高峰。另外曲艺在反映“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中，代表极致的花木兰型和林黛玉型同等重要同样有艺术魅力，“大女人”有“大”的可敬，“小女人”有“小”的可爱，摇曳多姿，交相辉映。 但是相对于当今社会生活中女性发挥的重大作用，曲艺中的女性形象和话语表达是非常不够的，而且各曲种之间也有不充分不平衡的情况，相声、评书、快板、快书等曲种女性话语存在缺陷、女性形象相对匮乏。再比如，在抗击新冠疫情的战场上70%以上的医护人员是女性，也涌现出李兰娟、夏思思、甘如意等巾帼英雄人物，无所畏惧、顽强拼搏的女排精神更早已成为万千国人心中一面耀眼的精神旗帜，而反映她们的优秀曲艺作品却寥寥无几。期待我们的曲艺作家和演员今后更加注重女性主体话语表达，多多塑造爱党爱国、奋发有为、积极向上、建功立业的女性形象，多元化、全方位地展示中国女性“半边天”的风采，筑成美丽迷人的风景线。

[内容提要]本文从三个方面浅谈李清照词中所表现出的淑女情怀。引论部分指出李清照作为一个文化女性具有与一般女子不同的淑女情怀；正文部分从李清照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文学追求和社会关注等不同层面去透视李请照作为一个文化女性对人生世事、美好情事、环境际遇所持的态度，从中揭示其文化女性的特质，结尾指出李清照作为一个文化女性的局限性。李清照是我国宋代一位杰出的女作家，被誉为婉约词之宗。她学识渊博，才华出众，工于诗词，长于文赋，精通音律，善作书画，繁星的中国古代作家中，犹如一颗耀眼的明珠放射出奇光异彩。这样多才多艺的女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少有的，而且在世界文学长廊中也是罕见的。特别是作为一位文化女性，李清照具有与一般女性不同的淑女情怀。“淑女”一词，最早出于《诗经·周南·关睢》篇：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淑女”指善良、美好、有修养的女子。李清照的淑女情怀与古代传统的淑女有相同的方面，也有不同的方面，主要表现在李清照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文化女性，她除了具有一般女子阴柔、善良的特性外，又有文化女性的特质，比如喜欢寄情山水、爱好文学艺术、关注国事等。以下分别论之。一、从李清照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看她的淑女情怀李清照出生在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一个有名的学者仕宦家庭，祖籍山东济南，父祖皆出于“蚤有盛名，识量英伟”的韩琦门下。父亲李格非，官至礼部员外郎，精谙经史，擅长诗文，和苏门四学士黄庭坚、张文潜、陈师道、晁补之有密切的来往，在北宋文坛上颇有名声，与廖正一等并称为“后四学土”。母亲王氏，也是一个通文墨、懂诗书的大家闺秀。李清照从小就生活在一个文学气息十分浓厚的家庭里，她所受到的教育并不是普通女子所能相比的。前期的李清照是一个性格活泼开朗、无比热爱生活的女子。她不像一般的大家闺秀，把自己的生活圈子局限于闺房绣楼之内，而是常常走出重门深院，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之中，寄情于山水，表现出她那蓬蓬勃勃的春春气息。如写于十七八岁的《如梦令》一词集中地表现了她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情怀：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鸳。从这首词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了李清照青年时代那活泼开朗的性格。她无拘无束，无忧无虑，像一颗自由的种子，健康地成长着。在她身上基本看不到什么封建闺范、礼教枷锁的影子，而大自然的晚霞落日，绿水红莲、鸥鹭水鸟这些有名的景物却在她的身上留下了天然的素朴与自由的印迹。在《庆清朝慢》这首词中，她那无拘无束，活泼开朗的性格再次生动地表现出来：春天牡丹盛开时节，她随着香轮竞走的游园行列，前去赏花。她陶醉于明媚的春光和盛开的鲜花之中，快乐得如痴如狂，饮酒赏花直至深夜。李清照词中所表现的她早年的这种生活，虽然多少带有贵族少女的闲情逸致，但是，作品中洋溢着的蓬勃朝气和对大自然的由衷热爱跃然纸上，字里行间分明可以看到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那无拘无束、天真烂漫淑女形象。她的这种淑女形象既不同于古代贵族少女眷恋湖光山色也不同于一般少女无聊地游山玩水，而是寄情于山水，托怀于自然。李清照这种淑女形象的形成和她良好的家庭背景以及她自身的文学修养是密不可分的，她虽然出身于名门望族，但她的生活情趣却不在声色犬马，生活理想却不是养尊处优，而是潜心写作，钻研学术，把诗词创作作为自己献身的事业。十八岁时李清照嫁给太学士赵明诚，赵明诚是一个聪明好学的青年，自幼喜好收藏考订金石刻词。热爱文学艺术的李清照嫁给这样一个醉心于文学艺术品收藏与鉴赏的丈夫，自然是如鱼得水。夫妇两人情投意合，生活十分美满，但她毕竟是告别了无拘无束的少女时代，在庭院深深、显赫而又森严的赵府之内，只有丈夫赵明诚是知心人。可是，丈夫又经常要外出游学、为官，这就给多情的李清照带来极大的悲愁和苦闷。思恋之中，作为一个聪慧颖悟、才华过人的文化女性，她自然不免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倾诉于笔端。像她新婚不久后写的《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送别了丈夫，不免有些失落感，举目所见，不管是白云、飞雁、明月，还是落花流水，时时处处，皆与丈夫联系起来，这种感情既执著，又缠绵，摆脱不开，搁置不下：“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夫妻间的相思之情被描写得细腻委婉，使我们仿佛看到女主人眉头的一颦一蹙，心头的一震一颤，离愁别恨跃然纸上，使婚后不久的相思之情、思念之意，呈于象，感于目，会于心。相思之情、思念之情是人类最普遍的情感之一，它“剪不断，理还乱”，一旦萌发，难于消失；它刻骨铭心，像游丝一般萦绕于心。它可以从外在情态的“眉头”上消失，却又不自禁地钻入“心头”。李清照对这种感情作了独特、深细的体察和把握。女词人一路写来，或融情于景，或景中寓情，意象或隐或显，时露时藏，于词中的结尾处猛然出现，如群山的高峰，爆亮的灯蕊，令读者震动、深思。从中可见李清照既有一般女子温柔、善良、细腻的特点，也有作为文化女性多愁善感的一面。李清照在四十五岁以前，基本上过着学者、作家式的比较平静的生活，她沉浸在爱情和事业的幸福之中。因此在她的作品中所流露的是一个天真烂漫而又多愁善感的文化淑女情怀。后期的李清照由于生活环境的变迁，被迫从闺房和书斋中走出来，踏上了逃亡流徒的道路，由于国破、家亡、夫死的凄凉身世深刻地影响了她的思想，她的创作风格突变。 “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菩萨蛮》；“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武陵春》；“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声声慢》等的作品不仅反映个人的不幸，而且带有深沉的家国之痛，将个人的不幸与国难家仇联系起来，委婉凄戚，孤独、愁闷。二、从李清照的文学追求看她的淑女情结李清照从小就生活在一个文化气氛十分浓厚的家庭里，加之自己勤奋好学、博闻强记，终于成为“婉约以易安为宗”的一代词人。李清照的词既加强和维护了婉约词派的特点，又有自己“婉而售”的艺术风格。她的词流露出文化女性矜才尚艺的人生意趣。如前期代表作《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词中借描写重阳赏菊委婉曲折地表达了闺中寂寞和离情，展示出词人的内心世界，流露出她对爱情的向往，客观上具有冲破封建牢笼、反对封建礼教束缚的意义，全词委婉含蓄、温和优美，透露出词人与丈夫暂时离别淡淡的哀愁。以前的婉约词除常停留在女性闺房陈设、衣饰、容貌描写上，即使是写其心态、动作，也大抵是“带缓罗衣，香残蕙炷。天长不禁迢迢路。垂柳只解惹春风，何曾系得行人住”， (晏殊) “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阑椅，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是春山外” (欧阳修)，“想佳人妆楼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柳永)。这些虽然也写出女人的情深，但形象一般化，甚至可移到任何一首闺情词中。而李清照词中的女主人公，都是她自己，以己之情，抒己之怀，率直坦荡，不必像男士们去揣摩女人的心理；少女的时候，当她“蹴罢秋千”，慵整纤手，方觉一阵兴奋，不觉汗出，现在静下来，才觉“薄汗轻衣透”。“见客人来”，于是她“袜划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点绛唇)。把一个天真、活泼而又有点儿爱娇的少女形象，写得如此活灵活现，却又耐人寻味无穷，怕不是男士们所能想象得出的。燕尔新婚的时候，早晨她买得一枝特别新鲜的春花， “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鬃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 (减字木兰花)晚来一阵风雨过去，酷热消散，她先是理笙簧，后是淡淡妆，接写：“绛鞘缕薄冰肌莹，雪腻酥香。笑语檀郎。” (采桑子)。这些以率真之笔，抒率真之情；不扭捏造作，不矮揉造作，这不正是那个工作之余，“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李清照＜金石录后序＞)”的李清照吗?男土们怎么会揣想出如此自然细腻的生活情景来? 李清照是诗、词、文都擅长的作家，而她的词成就最高，她的词近承二曼之高雅、秦观之抚媚、苏拭之清雄、周邦彦之丽密，陶铸熔冶，取精用弘，成为别具一格的“易安体”。无论是写活泼的少女，青春的少妇，多愁善感的思妇，还是冷冷清清的嫠妇，都与过去词人笔下的妇女形象不同，他们不再是任人摆布的歌妓舞女，而是有了个性，有了气质，有了人格，有了对生活对理想追求的女子形象，在这些人物身上，自然带有她自己这个抒情主人公的影子，在思想上、感情上、性格上、情态上都烙印着李清照本人的痕迹。这在李清照的“何况人间父子情，炙手可热心可寒”、《晓梦》、《金石录后序》等诗文中也都有鲜明的表现。除了创作，她还进行文学理论探讨，《词论》一文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词学主张和见解，“别是一家”的词学观点对后世词的发展起过一定的作用。纵观李清照的文学作品，我们可以看出，她的作品博采众长，“下开南宋风气”，词尤其突出，称得上“词无一首不工。其炼处可夺梦窗之席，其丽处真参片玉之般。盖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到须眉”的大家，形成了自己“婉转而又疏隽”的艺术风格。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无论是大家闺秀还是小家碧玉都希望自己做一个贤妻良母，而作为封建社会文化女性的李清照把自己思想感情全方位地倾诉于笔端，写诗、写词、写文章作为自己的生活追求，她这种文化女性的特质，百里挑一。三、从李清照的社会关怀看她的淑女意识李清照祟尚自由、鄙夷利禄，她对追名逐利的社会风尚极为厌恶。 “巨舰只缘因利往，扁舟亦是为名来。往来有愧先生德，特地通宵过钓台。”这首《夜发严滩》的七言绝句，作者告诉人们，那些为名利奔波的人，人格低下，渺小，不能与正人君子为伍。李清照认为，社会上的许多纷争，都是起因于名利：“青州从事(美酒)孔方兄(金钱)，终日纷纷喜生事”(《感怀》)。李清照的公公赵挺之，为追逐名利，打击陷害过苏拭等不少好人，李清照曾忿忿地作诗讽刺他：“炙手可热心可寒。”李清照希望能摆脱功利的滋扰去过自由、宁静的生活，但是这种生活理想在现实世界中是难于实现的，于是，她便驰骋想象，到神话般的梦境中去寻找精神寄托。《晓梦》一诗，描绘了一幅美妙神奇的生活图画。在这里，人们摆脱了世俗的纷扰，摈弃了功名利禄的追求，成为仙人的“翩翩座上客”，与仙人谈笑风声， “意妙语甚佳”。这正是李清照人生的社会追求，也是李清照清高自传，不与流俗苟同的高尚情操，更是李清照区别于大家闺秀的鲜明表现。李清照又是一个具有极高爱国热忱的淑女，看到山河破碎，朝廷不思收复中原，她忧心如焚。北宋末年，在她还是一个阅世未深的青年女子的时候，就对国家的日趋衰败表示了忧虑，提出了警告。在和张文潜的《读中兴颂碑》的两首诗中，她借古讽今，指责了宋朝皇帝的荒淫奢侈，抨击了权奸们的腐败误国，表现了清醒的政治头脑和敏锐的政治眼光。在她的诗中，她把北宋比作安史之乱前的中唐，这表现出她对北宋王朝日趋覆亡是有预感的。她的这种预感，不久就变成了残酷的现实。李清照南渡之后，在诗歌中，对投降派作了极为辛辣的讽刺和鞭挞，斥责了不能辅佐皇帝立国安邦的群臣，颂扬了历史上那些有名节的人物，宣扬了与敌人势不两立的思想。李清照的这种炽热的爱国之情，即使到了晚年，也仍然十分旺盛。绍兴三年，高宗赵构派大臣韩肖胄和胡松年使金看望被虏二帝。李清照听到消息后，立即写诗给这两位大臣。诗中，她陈述了自己对形势的看法，对异族侵略者的痛恨和对中原故土的思念。她认为侵略者的豺狼本性是不会改变的，要对他们时刻加以提防：“夷虏从来性虎狼，不虞预备庸何伤”。赵构称帝后，把几百万绽黄金、几千万绽白银、几千万匹布帛和中原大片的土地送给金人，以求得苟安江南。李清照对此巧妙地模仿了赵构向使臣发布指令时的语气，加以揭露：“何必羹舍肉，便可车载脂。土地非所惜，玉帛如尘泥。”她时刻关注沦陷区的情况和人民的命运，“遗氓岂尚种桑麻，残虏如闻保城廓。”为了收复沦丧的国土，她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热血和生命，“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环土。”李清照这种炽热的爱国热情在她晚期写的《题八永楼》、《春残》和《打马赋》等诗文中，也都有鲜明的表现。对于人生，她拿张良、韩信、屈原、项羽自比：“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从大处落笔谈生论死，表现了与众不同的才女风范。团于词言情诗言志的传统，她的词篇中较少触及这方面的重大题材，不像她在诗篇那样，对于国事慷慨陈词。然而国破家亡的惨祸对她的打击太大了，她痛苦，忧郁，心头终日笼罩着愁云。自然她的词中也透露着家国之恨和兴亡之感。最有名的是《永遇乐》这首元宵词：落日熔金，暮云合壁，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这是李清照晚年名作，面对元宵之夜，杭州城内张灯结彩，一片歌舞升平的“繁荣”景象，思念故国之情油然而生，昔日汴州元宵盛况立刻现在眼前。那时国家安定、京华繁荣，妇女们披珠带玉，打扮得花枝招展；看如今，自己流落异乡，面目憔悴，两鬓苍白，哪里还有心思观灯赏景。词人通过今昔盛衰的对比，将故国之思与自家之痛联系起来，使读者清晰地看到词人不是带着惋惜、艳羡的心情帘下拾笑，而是在咀嚼国破家亡的苦涩悲凉。李清照作为封建社会的文化女性，她不像大家闺秀、小家碧玉把自己锁在闺房绣楼内消磨自己的青春韶华，而是把触觉伸向广阔的社会，直面社会，靠着自己敏锐的细腻观察和深厚精湛的艺术造诣，用文学语言反映宋代上层社会、民族关系和阶级矛盾，可见李清照的社会关怀意识有别于一般封建淑女，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关注朝廷、关注国事、具有炽热爱国情怀的文化淑女的精神世界。这种文化淑女的精神，不仅是当时封建社会生活准则和狭隘生活天地里的一般女子所不具备的，就是在当今社会也同样有着积极健康的意义。李清照文学作品的内容，总的说来，大多是局限于个人的生活天地，她通过抒写个人的欢乐、痛苦、悲哀和理想，形象地展示她自己的内心世界，概括地反映她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个有才华、有抱负、有理想的女子，怎样被禁锢在寂寞深闺和萧条庭院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活泼开朗的少女怎样变成一个忧郁寡欢、多愁善感的人；我们还可以看到，由于国家衰亡、中原沦丧，迫使她流离失所，最后在愁苦不堪中结束自己的一生。李清照的文学作品在思想、艺术上也有其局限和不足，调子比较低沉，感情比较柔弱，但是，瑕不掩瑜，从总体说来，李清照的诗词艺术还是精湛高妙的。李清照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文化女性，能够冲破封建社会的重重枷锁，投奔自然，直面社会，是难能可贵的，在她心灵深处闪烁着爱国热情和关注国事的积极精神为后人所称道，其“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高尚情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为国捐躯。今天，重温李清照的文学作品，仍然觉得李清照人格魅力光彩照人，李清照的淑女情怀与众不

以古代文学女性形象对女性俗语的考证与置疑摘要：本文以中国古代文学中女性形象切入，进行了对关于女性的俗语的分析和论述，从而对一些俗语产生考证与反拨。目的是增加对传统文化、特别是与精英文化相对的俗文化的关注和认识，进而产生新的理解。关键词：女性形象 俗语 考证与置疑自古，关于女性的讨论就是众说纷纭的问题，外国有著名女性学者西蒙娜•伏波娃著有《第二性》，还有海蒂、福柯等哲学家；国内，尤其是新时期以来，也涌现出很多女性问题研究者。那么，如此丰富的女性科学研究表现在文学中就是姿态各异的女性形象。其中又以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最为典型、有代表性，而表现在俗文化中就是社会上长期流行、甚至可以说是源远流长的一些俗语（在此为研究方便，姑且将其称之为俗语）。本文将把这两者结合并进行初步分析与探讨。让我们以自古写情的公认佳作开始：《西厢记》、《牡丹亭》与《娇红记》。《西厢记》中青春貌美的相国小姐莺莺“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出身高贵显赫，深受传统礼教文化熏陶，但当她在佛殿邂逅“外像儿风流，青春年少；内性儿聪明，冠世才学”的张生时，便一见钟情，陷入相思。杜丽娘的故事更是一场压抑的春梦：游园时一见春色恼人莺燕成双，青春本性便迸发殆尽，随之梦中相会直至为情而亡。她自己都说：“吾今年区二八，未逢折桂之夫，忽慕春情，怎得蟾宫之客？”还有一位女主角王娇娘却是比前两位成熟和理智得多，她与申纯的爱情是经反复试探和了解得以建立，共同的思想以及志趣是他们的爱情基点，类似宝黛之爱。至此，我们不难对所谓“一见钟情”之爱产生置疑：爱情的产生真的存在一见钟情这种可能吗？试想，纯真质朴的莺莺小姐在佛殿上见到的不是张生，而是另一个同样风流倜傥风度翩翩又满腹经纶的白面书生，她是否同样“一见钟情”？如果还不够说服力，那么杜丽娘梦中欢爱，梦醒后如果邂逅了另外一位柳梦梅，无疑仍会不顾礼法一晌贪欢。因为那个对象明显是春情萌发的产物，而非共同生活中产生的真挚的感情。包括冯梦龙《醒世恒言》中的《闹樊楼多情周胜仙》。范二朗与周胜仙同样在酒楼上一见倾心，巧妙把自己的基本情况传达给对方，从而促成一段姻缘。清人李渔《十二楼》之首《合影楼》，写屠珍生和管玉珍由于见了对方在水中的倒影而一见钟情。简直其情。这些无疑都有强烈的传说、演绎色彩。纵观“一见钟情”模式，基本上都循着一条潜规则：偶然邂逅——私定终身——终成眷属（或双双殉情）。充斥其中的才子暮色，佳人怀春的实质无外乎情欲和寂寞并生的产物，“以色为先导，以欲为核心”，存在恋爱双方的不确定性，从而产生多向选择的可能。这种“一见钟情”仅仅是在“正确的时间、地点，遇到正确的人”，“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所以，与这种一见钟情模式比起来，《娇红记》的爱情更为可信，更有亲切感。这也许与其产生时代较晚相关。结束对“一见钟情”式爱情的置疑，第二个俗语是“痴心女子负心汉”。这是个饱含悲情意味的题目，其中蕴涵着不少女性的血泪控诉。笔者分析了关于描写妓女、爱情的20篇古代短篇小说，粗略统计归纳出一个结论，即：团圆结局（包括历经劫难后的重生）有10篇，变鬼复仇类型的有2篇，悲剧结局有8篇，其中多为“负心汉模式”。这些故事都具有鲜明的道德教化色彩，有情礼合一的思想倾向，结果是负心汉受到各式各样的严惩，可以证明的很典型的例子是前文所提到的《西厢》的前身：《莺莺传》。张生移情别恋，始乱终弃，痛斥莺莺为“尤物”。这是作为维护封建道德的优秀文学作品，旨在“止淫奔”。还有唐人蒋防的《霍小玉传》：小玉从来未抱奢望和幻想，就算面对李益的海誓山盟，她也清醒地认识到李益“门族清华”，“自知非匹”，直至被丈夫以七出罪过休戚。她很清醒：“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韶颜稚齿，饮恨而终。”更为震撼人心的是《王魁负心桂英死报》（宋《醉翁谈渌》）。出于门阀观念、父为子纲这些牢不可破、固若金汤的封建伦理道德规范，王魁辜负一心一意的桂英，枉她一片痴情。还有“秋扇见捐”的故事，汉乐府《怨歌行》：新裂齐纨素，鲜活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圆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这也印证古代弃妇形象成为一种典型形象的直接动因。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负心汉故事不胜枚举，归纳出一般模式是：女方有恩于男方——男方落魄后飞黄腾达——另觅新欢。虽然痴情后生的存在量不在少数，但古代女性特殊低下的社会地位和角色定位似乎使人更加愿意相信“痴心女子负心汉”的模式更具有真实性。第三句女性俗语中所包括的，有国破家亡、江山易主之痛，更有千金只为红颜之情，这就是“红颜祸水”。一方面羞羞答答承认“红颜”，另一方面更咬牙切齿痛斥“祸水”，这是奇特的矛盾统一。古今中外关于这句话的证明俯拾即是：“声色也，败德之具也。”，“由来倾国遗恨，在婵娟”……成为典故的就有商纣王为妲己建鹿台，周幽王为取悦褒姒而有骊山温泉华清池，更有千军只为红颜笑的烽火戏诸侯，美人艳笑和悠悠狼烟亡了商、周。还有“馆娃歌舞”：夫差迷恋西施，为之于灵岩上建馆娃宫，后被越所灭；“笑是金莲消国步”：六朝齐废帝东昏侯宠爱潘妃，为之造神仙、永寿二殿，凿为莲花以辅地，称潘妃行其上之态为“此步步生莲花也”；“玉树迷烟雾”：六朝陈后主沉溺声色，迷恋张丽华而作《玉树后庭花》……这些到底与真实历史有几分相同暂且不论，但文人对此的创作倾向都不约而同地遵循了一个主题：红颜祸水。难道酿成祸水的罪魁祸首都归于娇柔红颜吗？男性作为社会的主宰，为了社会的主宰，为了推卸本无法也不应推卸的责任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幸好有明人陆人龙在《型世言》中所作《胡总制巧用华棣卿 王翠翘死报徐明山》：翘儿为救家难，逼父母卖掉自己，落入娼家后又遇乱兵，在军中以美色（也算）运筹帷幄，救下当日的恩人华棣卿，又劝降徐海，使东南沿海一带免受倭寇之患，但最后也逃不过作为女人的注定悲惨结局：被逼沉江。作者也慨叹“红颜命薄如鹈翼一任东风上下飘。”像窦娥、赵五娘一样，忍辱负重，但又比她们高明地参与政事、救国于水火。名满天下的京城名妓李师师（《李师师外传》自宋《琳琅密室丛书》）不知是福还是祸地被宋徽宗发现并宠幸。金兵南侵，“河北告急”时，她积极资助抗金斗争，被汉奸张邦昌出卖后，愤然就义，以“色艺绝伦”的身体回报了故土，不知所谓“祸水”之“祸”从何来？清人陈树基有《苏小小慧眼识风流》：钱塘名妓苏小小，先委身于对她一往情深的阮郁，“有眼识人”，后又作出壮举，对落难的鲍仁慷慨解囊，助其成就功名大业，在世态炎凉中“颇识英雄”。虽终香消玉殒，但从衣锦还乡的鲍仁“人之相知，贵乎知心，他小小一女子在贫贱时能知我心，慨然相赠”的由衷赞美中，我们仍然清晰可见的，是小小的才识兼俱、侠肝义胆。这位“千秋义侠”之“祸”又从何谈起？娇俏红颜，或温存，或智慧，或贤良，或狭义，被强行扣上“祸水”之名，不得不说是社会和文化的悲哀。而让这些可人红颜去承担误国毁家的罪名未免有失公允，但历史从来为强权者所书，这便造就了她们永世的地域，翻身难矣！下一句是比较有现实意义的：“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这在父母劝儿女擦亮眼睛为择佳偶时成为许多家庭必引之语。看起来确有几分道理。唐传奇《李娃传》讲荥阳公子命运不济，沦为挽歌郎甚至乞丐。在妓女李娃的精心护理下，终应试得官，恢复旧有地位，李娃也被册封为妍国夫人，二人结成百年之好。同为情人败落，赵春儿的命运可没那么幸运。《警世通言》中《赵春儿重旺赵家庄》中的纨绔子弟曹可成，挥金如土坐吃山空，毁了父母之家和自己与春儿的夫妻之家，更可气的是连春儿为养家而防绩的伴儿都被他卖掉。赵春儿可真谓“嫁错郎”，幸亏她还有先见之明，埋了“黄白之物”在地下，待相公醒悟后以解家难，才“重旺”了赵家庄。春儿也因其为人之善、谋虑之深、目光之远、心智之聪、意志之坚、持事之恒被奉为“有志妇人”。而作者冯梦龙对此却有训诫：“破家只为貌如花，又仗红颜再起家，如此红颜千古少，劝君还是莫贪花。”岂不可笑！春儿以自己的坚韧和意志重新唤醒了丈夫，振兴了曹家庄，尽管“嫁错郎”，却仍矢志不渝，创造了一个较为美满的团圆结局。但作者用她来“劝君莫贪花”！……更为广泛传诵的是《孔雀东南飞》：刘兰芝和焦仲卿再恩爱再举案齐眉相敬如宾，迫于焦母的巨大压力，“新妇”仍“被驱谴”，她洒扫女红无不精通，又光彩照人，本应拥有古代女子期待中的相夫教子的美好人生，但事以至此又何尝不是因她“嫁错郎”？但这种认错人，爱错人，又跟错人而酿成悲剧的最为震撼的典型是杜十娘。这位京都名妓色美艺高，“浑身雅艳，遍体娇香”，声音“每闻绝调，辄不禁神魂之飞动，使多少公子王孙，一个个情迷意荡”，且道德高尚，蔑视鸨儿“贪财无义”，又贤良多情，与李甲“真情相好”，但结局却是与承载了她对未来夫妻生活的所有向往的千金宝箱一起怒沉于滚滚江涛。“妾椟中有玉，恨郎眼内无珠”啊！悲剧气氛催人泪下。诸例可见，在古代，女性的幸福仅是男性垂怜时的随手一抛，这时嫁人就显得异常重要，所以“女怕嫁错郎”盛行数年且长盛不衰。

鲁迅小说女性形象研究论文

妇女问题，是关系社会文明的重要问题。中国文化革命主将鲁迅，对妇女问题始终给以极大的关注。故其在作品塑造了众多封建社会的妇妇女形象，通过描写她们一生悲惨的遭遇，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宗法制的种种罪恶，愤怒地控诉了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作者在同情她们的命运，关注她们的生活有的同时，也为她们的解放道路作了深层次的探索 鲁迅的思想行为一致的是，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同样充满着对封建宗法制度罪恶行径的愤怒批判。正是封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对妇女的奴役和压迫，导致中国女性几千年来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承受着肉体到精神的无尽痛苦与磨难。鲁迅以激进的民主主义与深厚的人道主义，对压迫和（）害妇妇的封建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鞭挞。在他的现实主义小说《明天》、《祝福》、《离婚》、《伤逝》中，他以深沉的笔触，塑造了单四嫂、祥林嫂、爱姑、子君等一系列的典型形象，她们悲惨的生活和结局，深刻地展现了妇女在封建制度下被绞杀的过程，字里行间，熔铸着作者的激愤与不平。 本着“为人生”的启蒙主义精神，情着对受压迫妇妇的痛惜之情，鲁迅“自学地与抚驱者取同一步”，以悲愤的现实主义笔调，去揭露病态社会的魂灵，以期限引起疗救。作者塑造了单四嫂、祥林嫂、爱姑、子君这几个血肉丰满的艺术典型，通过她们在封建社会及其道德礼教迫害下的悲苦人生命运，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宗法制度的黑暗和愚民政策所造成的罪恶。这是鲁迅塑造这些妇女形象的目的之一。怎样才能使妇女脱离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获得真正的，争得做人的权利，这也是鲁迅深切关注和一直思考的问题。鲁迅对封建社会及其制度历来主张进行坚韧的战斗。为此，在他的作品中，多处描写了女主人公们的挣扎与反抗。为了使自己获得起码的生存权利，祥林嫂一生都在反抗与挣扎；而近姑，反抗更是强悍而出格；特别是子君，自学运用了时代的新武器——资产阶级个性主义和个性解放来对抗婚俗，争取爱情自由与婚姻自主。这些反抗，对强大的封建社会及其宗法制度来说虽然是微弱拭目以待，但却是顽强的，是茫茫黑幕笼罩下闪耀出的曾耀眼一时的火花，使人从中看到了“中国女性……在不远的将来，更要看见辉煌的曙色”。对这些女性们身上表现出的对封建恶习势力的奋不顾身的反抗行为，鲁迅显然是无限赞同与极力支持的。鲁迅的这一态度，与他指出的妇女要获得解放，必须把妇女解放运动融入社会革命大潮之中，只有解放了社会，妇女才能最终解放自己的观点是一致的。 半个世纪前鲁迅塑造的妇女形象，她们的反抗与挣扎，虽然最终还是失败了，但她们这种抗争精神及不屈性格，却启示和鼓舞了无数的后来姐妹，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鲁迅作品所塑造的这些妇妇形象，其意义是深远的。

找到你要的材料拉祥林嫂为鲁迅小说《祝福》中的女性形象。她具有勤劳、善良、质朴的品质，处于社会下层，对封建制度对她的迫害进行了一定的反抗，其形象的典型意义揭示了封建制度对妇女的经济压迫和精神摧残。但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许多读者读了这篇小说，没能被祥林嫂的悲剧所打动，过后感情上更是远离了祥林嫂，那么怎样让读者从感情上走近祥林嫂呢？下面从小说的构思、道具、祥林嫂反抗的性质、结果、形象的典型意义、以及所处的社会环境来了解人物的感情世界。祥林嫂形象：揭出病苦，引起疗救者的注意。提出了妇女命运问题，这个形象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阅读中要充分挖掘小说的情感因素，要善于寻找巧妙的切入点，用自己的真情去拨动心灵的“情”弦，一旦心灵的“情”弦鸣响，情感的火苗燃起来，那么这个形象就会在你的心中迸射出生命的活力。无疑也会大大的了解祥林嫂，从感情上就会走进祥林嫂。祥林嫂为鲁迅小说《祝福》中的女性形象。她具有勤劳、善良、质朴的品质，处于社会下层，对封建制度对她的迫害进行了一定的反抗，其形象的典型意义揭示了封建制度对妇女的经济压迫和精神摧残。但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许多读者读了这篇小说，没能被祥林嫂的悲剧所打动，过后感情上更是远离了祥林嫂，那么怎样从感情上走近祥林嫂呢？下面从小说的艺术构思、祥林嫂反抗的性质、反抗的结果、形象的典型意义、以及所处的社会环境等方面来了解祥林嫂的感情世界。一、 从艺术构思上看，祥林嫂是一个生命里没有春天的苦命人儿。祥林嫂从来就没有获得过春天般的温暖，她丧夫、再嫁、失子、死去几个关键情节都是在春天发生的。1、 丽春之日，丈夫夭折。“她是春天没了丈夫的”。在封建社会里，妇女地位最低，而一个寡妇的处境更艰难，更何况“她家里还有严厉的婆婆”。由于丈夫“比她小十岁”，没有留下后代，“夫死从子”之路与她无缘。再说婆婆也不会把她这个“克星”留在家里，无子守寡，此路不通，摆在祥林嫂面前的是一条受人唾弃的改嫁之路。但“生为夫家人，死为夫家鬼”不能自作主张。只能由夫家人任意摆布，即象商品一样被卖掉。看来春天是不属于祥林嫂的，春天也不会带给她温馨与柔情，在封建礼教的摧残下，她的一生里将是没有春天的一生。2、 孟春之日，被迫再嫁。祥林嫂在生命和“名誉”之间，它依然选择了“名誉”，即永远的有祥林名誉权的“不嫁二夫”的寡妇，于是她逃到鲁家后，非常勤快，然而“新年刚过”的一天，祥林嫂到河边去洗米时，突然被婆家人用极其野蛮的手段，像对待牲畜一样，生擒死拖，把她抢了回去，从卫婆子口里我们知道“她婆婆来抓她回去的时候，是早已许给了贺老六”，回家之后，不几天，也就装在花轿里抬去了，不难看出她是在春天被迫再嫁的。尽管当时她一路的嚎哭、叫骂，“喉咙哭哑了”，“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拜不成天地”，可结果还是被他们“七手八脚得将她和男人反关在新房里”。在祥林死后的第一个春天，祥林嫂被迫改嫁。春天，对于她简直就是灾难，春天，带给她的是疯狂的人格侮辱，春天，是她心灵备受摧残。3、 暮春之日，痛失爱子。祥林嫂被迫改嫁后，幸运的做了母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祥林嫂有了儿子，便取得了做人的权利。可“天有不测风云”，贺老六不久“断送在伤寒上”第二次丧夫又给她精神上一个沉重的打击。“幸亏有个儿子”这唯一的的亲骨肉，是她生命里仅存的一丝春光。但“祸不单行”、“春天快要完了”的一天，孩子竟“给狼衔去了”，命运之神不公平的从她怀里夺走了仅有的一丝春光。儿子死了，“大伯来收屋，又赶她，她真是走投无路了，只好来求老主人”。这个悲惨的情节再次发生在春天，而且随着“春天快要完了”，她的生命也将结束。4、 迎春之日，凄惨死去。祥林嫂再次来到鲁家，是想做奴隶而不得，四婶四叔柳妈对她的态度完全变了，沦为乞丐后，她的遭遇更是凄惨，常常连饭也要不到，最后带着对生的痛苦，对死的恐怖，在鲁镇祝福声中，在遭受了一连串的致命打击、迫害、摧残之下凄然死去。四叔的“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时候正是万家欢乐、全家团圆的时候，而祥林嫂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竟连春意都未来得及享受，便悄无声息地退出了人生的历史舞台，贫穷悬殊，反差巨大，这一结局的安排是祥林嫂的悲剧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二、 从道具、服饰上看，“开裂的竹竿，破碎的心”，“白头绳，表孝心”。鲁迅的作品，道具设置是非常独特的。祥林嫂一出场，一股浓浓的悲剧情调沉重的袭人心鼻。除了得力于作者细致的肖像描写之外，还要归功于作者精心制作的道具：竹篮、破碗、裂竿，“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这个形象鲜明独特，极具个性化，人们的脑海里不由得会浮现出凄苦的乞丐形象，极其简单的道具，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碗“破而空”生活凄凉可想而知，竹竿下端“开了裂”可见沦为乞丐的岁月之长，读罢，怎能不让人心碎悲伤、怜悯。祥林嫂在鲁镇一露面：“头上扎着白头绳”， 第二次：“她仍然头上扎着白头绳……”借此，我们很容易看出她的寡妇身份，表明她是死去的祥林的妻子，这一定位十分重要。头上的白头绳，把她的悲剧命运揭示出来了，注定了祥林嫂一生将在这个名份下生活，丈夫死了，本不是祥林嫂的错，可她却要扎上白头绳向世人宣告自己是个灾星，被人认为不吉祥。她本来是遵照封建礼教的规矩“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好女不嫁二男”，可是偏偏有个婆婆不让她守节，又偏偏有人嘲笑她，歧视她，说她“不干不净”。她苦苦蓄钱捐了门槛，可仍然消除不了白头绳带给她的灾难，带给她心灵的创伤，这样一位妇女，活着毫无自主权，死了还要受人唾弃，生得痛苦，死得恐怖——多么悲惨的命运啊。这一细节是对封建礼教吃人的有力控诉。三、病态的社会、人们，把祥林嫂推向深渊。祥林嫂生活在清末，祥林嫂的悲剧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个劳动妇女的悲剧。当时封建礼教仍在吞噬着人们，二十六七岁的祥林嫂嫁给了十六七岁的祥林，这是一种落后而残酷的畸形婚俗，江浙一带称之为等郎媳，正象当时民谣所说的那样：“二十岁大姐十岁郎，夜夜困觉抱上床。说他夫来年太小，说他儿来不喊娘。”可以看出等郎媳是多么的尴尬和辛酸，祥林嫂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使得“她不很爱说话，别人问了才回答，答的也不多”，只能用无尽的劳动为自己透一口气。当时的人们冷漠、麻木、自私、愚昧。祥林嫂不被鲁镇所接纳，也是由于当时被封建礼教严重毒害的人们的存在，“夫为妻纲，好女不嫁二男”的夫权思想，可容忍贞洁的寡妇，但却不能容忍再嫁的女人。足以看出当时病态的社会，病态的人们。这样的社会这样的人们酿造了祥林嫂的悲剧性格。这就是祥林嫂所生活的环境。这种环境也是祥林嫂悲剧的一个根本原因。把人物放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去思考，揭示祥林嫂悲剧产生的必然性，马克思曾说过：“人，归根到底，……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祥林嫂为什么会死，以及死后为什么得不到别人的同情，显然与周围的人有密切的关系。如下图：四叔四婶冷酷残忍婆家人 强抢 祥林嫂 嘲讽奚落 鲁镇人我 同情不愿介入 误导同情 柳妈除了四婶、四叔、婆家人思想行动上对祥林嫂直接迫害外，周围的人对她的态度也是她终遭遗弃，无人问津的原因。当祥林嫂以再嫁再丧的身份再次来到鲁镇时，鲁镇的人没有叫她“贺六嫂”，而是依旧叫她“祥林嫂”。其声调的阴阳怪气表明世人对她再嫁的身份的否定和非难，并用“祥林嫂”这一永久的称谓对她进行精神鞭笞。柳妈的同情、误导更加重了她的精神负担，使她欲生不能，寻死又不敢。祥林嫂一生受尽压迫侮辱，在精神方面所受的毒害尤其厉害，虽然她不甘于屈服，然而她面对的不是青面獠牙一望即知的恶霸，它所处的环境甚至充满了“平和”的祝福之祥气，正如“四叔”书房装饰的朱榻大“寿”字以及对联所显现的“事理通达心气和平”的祥和气氛一样，她所处的环境很具虚伪性，可谓杀人不见血。鲁迅在小说中展示了整个农村以至整个社会复杂的阶级关系，通过这些典型环境的描写，再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指出了祥林嫂悲剧的社会根源，祥林嫂不仅经济上受剥削摧残，而且又受到了肉体上，精神上的折磨。从小说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她反抗的性质以及悲剧色彩是不同的。四、反抗的性质盲目的，结果是惨重。祥林嫂的反抗，为了逃避婆家的难堪虐待，她到地主家帮工；为了反抗婆家的捆绑再嫁，她进行了出格的挣扎；为了摆脱灵魂上的迷信枷锁，她倾其所有到土地庙去捐门槛；临死前大胆的怀疑灵魂的有无。这些反抗本身就带有浓厚的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色彩。因为她被卖改嫁时的出格反抗是因为在念书人家做过事，是受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好女不嫁二男”等封建伦理思想的毒害；她之所以倾其所有到土地庙里捐门槛；临死怀疑鬼神有无，是她听了柳妈的迷信话语，怕死后被据成两半分给两个男人。因此，她的反抗是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抗争，她的抗争是为了做稳奴隶的抗争，她的抗争带有明显的封建迷信色彩。抗争的结果不是跳出“苦海”进了“狼窝”，就是怀着这种恐怖走向更加痛苦的深渊。当祥林嫂再次来到鲁家，是想做奴隶而不得，四婶四叔柳妈对她的态度完全变了，沦为乞丐后，她的遭遇更是凄惨，常常连饭也要不到，最后带着对生的痛苦，对死的恐怖，在鲁镇祝福声中，在遭受了一连串的致命打击、迫害、摧残之下凄然死去。四叔的“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时候正是万家欢乐、全家团圆的时候，而祥林嫂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竟连春意都未来得及享受，便悄无声息地退出了人生的历史舞台，穷富悬殊，反差巨大，这一结局的安排是祥林嫂的悲剧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五、典型意义不同由于祥林嫂反抗的性质和结果不同，因而这个形象所表现出来的典型意义也有所不同。《祝福》里的祥林嫂受着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条绳索的束缚，所承受的压力远比我国古代妇女多得多、重得多。试想，对于一个只求生存的祥林嫂来讲，如果没有婆婆的势利，凭她的勤劳和“顺眼”，很有可能会在鲁四老爷家干下去，而不至于被卖再嫁，再遭厄运；夫死子亡后，如果不是贺大伯赶她，也许会在贺家凹度过残生的；再到鲁镇后，如果不是封建礼教的卫道士鲁四老爷在精神上的摧残，她也不会精神麻木、“不见伶俐”，也很有可能会在鲁镇苟且一生；如果没有柳妈的“善意”的指点，她也不会那么快就走上末路，以至于临死也未能摆脱死后的恐惧。可以说封建礼教全方位的压力把祥林嫂一步一步逼到绝境，终至沦为乞丐。当人们欢庆的时候，她却怀着对生的疑惑死的恐惧像“尘芥”一样被扫出世界。祥林嫂的悲剧，使人们看到套在脖子上的四条绳索。尽管她不断挣扎，表现了最大的韧性，依旧冲不破罗网，争不到一个普通人-----实际上也就是鲁迅小说的一个“做稳了”的“奴隶”的资格。作品的深刻意义还在祥林嫂在鲁四老爷等封建势力迫害下，周围的人不但不同情她，反而蹂躏她、践踏她，反而对她的死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如丁玲所说的那样：“祥林嫂是非死不行的，同情她的人和冷酷她的人，自私的人，是一样地把她往死里赶，是一样使她精神上增加痛苦。”像柳妈就是因同情祥林嫂而给祥林嫂“增加痛苦”的一个。病态的社会以及病态社会的人们的存在造成了祥林嫂悲剧，所以说祥林嫂的悲剧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社会悲剧。正因如此，祥林嫂的悲剧在引起人们的同情之后便是凝重的沉默，是那种不是灭亡就是爆发的沉默，是于无声处的惊雷。六、社会效应上看，祥林嫂更值得同情。典型意义的差异必然导致社会效应的不同。刘兰芝等古代妇女形象在中国历史上流传了一千多年，其反封建礼教的思想对封建势力并无多大震动，封建势力照常发展，且年久愈深，到祥林嫂时代积重难返。倒是那些古代妇女形象出现后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后来出现了杜丽娘（《牡丹亭》）、祝英台（《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形象。而鲁迅笔下的这个形象出现只有几十年，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势力便被推翻了，中国妇女也完全摆脱了封建礼教这一精神枷锁。我看，这一结果与鲁迅在小说里塑造的这个女性形象不无关系。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劳动妇女长期以来受着封建礼教的迫害和摧残，尤其是经过宋明理学者的大肆宣传，而到清末的祥林嫂、爱姑、子君时代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所以祥林嫂的命运比刘兰芝等古代妇女要悲惨的多。而统治者最残酷的时候，也就是它们即将崩溃的时候，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鲁迅应运而生。他把妇女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来写他写的妇女问题的小说，比之于同时代的作家写的妇女问题的小说，有着更为丰富、深刻的内容，和更为高出的思想境界。其中重点是他以妇女问题为突破口，在解剖中国社会，解剖它的组成细胞——家庭，从而探索改革中国社会的道路。当然也包括妇女解放的道路。在探索中，他把妇女的命运和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进紧紧联系在一起，把解放妇女，反对封建礼教和反对整个封建制度联系在一起，他“心事浩茫连广宇”的忧国忧民的思想驱动下，毅然弃医从文，挥笔呐喊，写下了《祝福》为代表的一系列反封建礼教的文章，《祝福》让人们“于无声处”听到了“惊雷”，毅然的举起了反封建的旗帜。在祥林嫂身上他不但写了封建制度加给他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种种绳索和毒害，不但写了他的悲苦生活，而且写了他的反抗和觉醒，开始显露了蕴藏于她本身的反抗力量；祥林嫂这个形象给人以希望，而且预示了妇女解放的道路是无可阻挡地向前发展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祥林嫂这个形象的悲剧里可以看出，妇女要获得完全自由，个性要解放，经济上必须独立、政治上必须自由，她的悲剧，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她处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迫下，最终惨剧发生。由此可以看到，我国古代劳动妇女地位低下，完全没有自己的权利，鲁迅先生就是要揭示她们的悲苦生活，帮助她们寻找出路，争得做人的权利。在鲁迅的二十五篇现实小说中，有三分之一多是以反映妇女悲苦生活和妇女解放斗争为主题或内容的。它们从各个不同角度反映了妇女问题，塑造了一系列活生生的妇女形象，让她们以各自血淋淋的伤痕、酸苦的泪水，走过读者面前，从而揭示那黑暗的底层生活，这些形象既是独立的，又有其内在的联系性。总之，在阅读中要充分挖掘小说的情感因素，要善于寻找巧妙的切入点，用自己的真情去拨动心灵的“情”弦，一旦心灵的“情”弦鸣响，情感的火苗燃起来，那么这个形象就会在你的心中迸射出生命的活力。无疑也会大大的了解祥林嫂，从感情上就会走进祥林嫂。

写鲁迅小说女性形象这个论文题目是为了给当代的女性及社会提供一个变得更好的思考标的物

您是杀人还是提问？没有五千字的，我尽量写，鲁迅在揭示土封建势力对祥林嫂迫害的同时，也挖掘出在她身上的反抗因素。但她这种反抗意识是朦胧的。由于长期以来，受着封建反动文化思想的毒害，所以祥林嫂本能地以封建文化所规范的行为准则，作为自己的处世为人的依据和标准，故她的反抗是受封建思想意识支配的。她第一次逃到鲁镇工谋生，这种对族权和夫权的反抗本是正当合理的。但她不懂这是她求生存的权利，她逃走的目的只是为了逃避婆婆的虐待，最后她还是被婆婆劫回卖掉。她被强迫改嫁时，也拼命反抗，但这种是对“从一而终”的恪守，是对封建节烈观的愚忠。最后，她临死时发出究竟有没有魂灵地狱的诘头，虽然表明她对封建神权思想有所怀疑，但她的思想依旧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祥林嫂这一系列的挣扎和反抗，是不自觉的，其力量是微弱和苍白的，她最终还是被要深蒂固的封建大网络所捕杀。祥林嫂的最终死去，虽然与自己的愚昧软弱不无关系，但根子还是吃人的封建制度。 相对单四嫂、祥林嫂来说，《离婚》中的爱姑，是鲁迅妇女题材小说中最具反抗性的农村妇女形象。爱姑十五岁嫁入施家，婚后其夫另有新欢，要撇掉她。为了不被丈夫离弃，她大闹的，不是离婚，而是不离婚。她在众人面前怒骂其夫为“小畜生”，其公公为“老畜生”，这种大胆、泼辣、不屈不挠的性格，使用权这场斗争显得激烈和火药味十足。“打过多少回架，说过多少回和，总是不落局。最后，在七大人的“调停”下，爱姑的不愿离婚最终还是离了。 在庞大而坚固的封建势力面前，爱姑这条不安分的鱼，只能在水池中掀起几点水花，最终还是摆脱不了被吃的命运。她想凭自己个人的力量，去冲破用几千年时间织成的强大的封建罗网，那只能是妄想。当她意识到这点时，却又可悲地把希望寄托在七大人身上，认为他会为她主持公道。而封建秩序和封建利益的维护都是由七大人之流操纵的。爱姑这种天真幼稚的想法和行为，最终只能自吞失败的苦果。在潜意识里，爱姑认为被丈夫休掉是“失节”的大事。在封建社会性，只有休妻，没有离婚，而休妻是当时社会被人们尤其是妇女认为最耻辱的事情，被休之人，其地位是连寡妇也不如的。为此，爱姑才反抗，想讨回一个“说法”。爱姑表现出来的行为，说明她灵魂深处还是被封建伦理道德中的“从一而终”的观念牢牢地统治着。从这一角度看，尽管她的反抗激烈，但其意义是有限的。 单元四嫂、祥林嫂、爱姑封建社会农村妇女的典型形象，在数千年漫长而黑暗的艰难历程中，所受的封建思想毒害更深，背负着更为沉重的精神重压，灵魂深处被奴化被扭曲更为严重。作者鲁迅对她们表现出更大的关怀与同情，同时也表现出无限的悲哀和忧愤。

张爱玲小说女性形象研究论文

这位兄台是写论文吧,最好是找找张爱玲的一二部小说看看,论角色还是选取23个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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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百度的~~ 张爱玲的许多小说主要都是通过描写女性的，她对女性的感情、家庭、婚姻都进行了深刻的描写。张爱玲笔下的女性都是与那时候的社会环境下的女性一样，是一个纯粹的女性，她们有花一般的青春，可是在封建思想的折磨下，大都走向命运的悲剧，不觉让人觉得怜惜。于清在《张爱玲全集》写道：她寻的是女奴时代谢幕后角色的方式，表达了她深深的渴望女性能挣脱历史的、文化的、生理的、心里的，诸般枷锁的桎梏，成为自在的女性优美地生存。从她的小说中，我读到了对女性生存的担忧，无爱的怜惜，更读出作者对女性无微的关怀。这次论文我从女性出发，谈一下张爱玲笔下的女性的命运，主要是写《金锁记》、《倾城之恋》、《半生缘》、《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女主角。 开始喜欢张爱玲的小说因为她华丽的辞藻、丰富的情感、形象的比喻，心中暗暗佩服她的文笔。的确正由于这些原因很多人读她的文章会很吃力的，包括我，但是我还是无可救药的喜欢上这个拥有古典气质的女性写的文章。不过看多了她的文章我开始不会只注意她的文笔了，她对女性命运的描绘更深深地吸引我。张爱玲笔下的女性都很美，然而她们都无法摆脱在我国戴了已久的封建枷锁。女性地位的地下让她们无从顾及自己的情感，而是关注自己的生存问题，她们选择了依附于丈夫依附于物质。 我觉得曹七巧这个人物描写的是最好的，她把曹七巧的变态的心理，扭曲的命运表现得淋漓尽致。不可否认曹七巧的悲剧大部分是由她造成的，还有一部分是由当时那个门第观念强烈、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那个社会，那个门府及那场金钱买卖的婚姻造成的。在那个冷漠的姜公馆里，把一个曾经充满青春活力的姑娘变成一个“瘦骨脸儿，朱口细牙，三角眼，小山眉”①。或许她曾经有过美好的梦想，对爱情的美好憧憬，然而一场金钱阴谋的婚姻将她带到一个不属于她的世界。那个世界没有爱，没有安全感，更没有她想要的爱情，有的只是无情、蔑视、空虚、腐烂。她没有封建时期女性的软弱，没有逆来顺受，她反抗着，然而她还是在人生的岔口中迷路了，她的反抗让她走进更悲惨的，更扭曲的命运。是的，曹七巧的“恶”是对命运的反抗，在她认为唯一可以依赖唯一不会看不起她的金钱面前，她疯狂了，带着那个沉重的枷锁，她开始扭曲了她的心灵。她报复，却把她的怨恨都发泄在儿女的身上，在她身上看不出半点母性，那令是人代代传颂的母爱在她身上荡然无存。拆散儿女的婚姻，迫害儿女的幸福，她认为世上没有真正的感情，那些人只是看上他们的钱。“三十年来她带着黄金的枷锁。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②。 或许很多人会讨厌这个心灵变态之人，但我非然。我对曹七巧的命运深感同情与惋惜，我一边看着一边在心中祈祷，七巧在最后醒悟，得到她想要的幸福。毕竟她曾经有过善良、那么迷人，如果能抛开黄金枷锁，离开那深深大院，她是那么迷人的。 对曹七巧深感同情，然而我对葛薇龙却丝毫没有同情之心。葛薇龙丝毫一个学生，是一个接受过教育的新生女性，可是她的思想却依然是那么的腐朽。在金钱的诱惑下，她不能自控，金钱满足了她内心潜在的虚荣心，最终由良沦“娼”。不禁让我惋惜她所学的教育，或许这正是当时教育的腐朽吧。在她身上我看到了梁太太的缩影，她走的正是梁太太的旧路啊。从梁太太身上我也看到了葛薇龙日后的命运。她们都没有女性的独立意识，为钱放弃一切的精神追求。她们都形成一种错误的人生观，对于女性而言,爱的需求是次要的,首先考虑的是物质欲望的满足。 葛薇龙的命运给新一代女性敲醒警钟，女性无论在何时都应该有独立意识，只依赖物质的人生终究是走上一条不归路，一条失去自我的，空虚的，堕落的路。否则我们将会再一次重蹈葛薇龙的命运啊。 王安忆在《世俗的张爱玲》中写道：张爱玲小说里的人真是俗气。可是在我看来她并非这样，我想张爱玲一定很喜欢她，那个不再是为钱而活的女性，接受新教育，她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个性与风格。是的，她就是顾幔帧。顾幔帧的形象改变了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在大众心中的印象，她不再是空虚的、疯狂的、堕落的，她只是一个极为平凡的上海小户人家的女儿。她的善良，独立深得读者的喜爱。她对婚姻的看法不再是为了找一张长期饭票，而是毫无杂念的，她和沈世均的感情的纯洁的，没有负担的。然而命运总是抓弄人，她最终还是摆脱不了命运的安排，她是为姐姐、为家庭、为自己走向悲剧。十四年后，一切归于平淡，可是已经不能回去。 在看着张爱玲众多的作品中，《半生缘》让我耳目一新，更把我从那空虚、腐烂、堕落的世界中拉出来，让我看到新一代女性的坚强，一个平凡女性，一个柔弱女性的坚强。虽然如果她跟沈世均在一起了，或许不能更好的表现她的坚强吧。但看到这样的结局我的心是一阵的窒息啊，可惜啊，可惜。我是多么希望这样一个坚强的女性能获得她应有的幸福啊。 有人说张爱玲很疼爱顾幔帧，因为她的感情是纯真的。但我却认为张爱玲是疼爱白流苏的，至少她给了白流苏一个幸福的婚姻。没错，白流苏是一个留学生，然而新生思想却一点也没有存在，她给白流苏的是一个彻底的封建性灵魂。我想白流苏是一个依附丈夫或依附于“物质”，以“物质金钱”为第一位作为择爱的目的与标准，失去追求自由的勇气和力量的典型范例。白流苏那婚姻当赌注，结婚只是为了拿到一张有保障的长期饭票，所谓的教育只是出嫁前的准备罢了。但是无可置疑，白流苏是幸运的，香港的沦陷成全了她，在哪一个烽火连天的夜晚她醒过来了，“在这个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部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一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③。“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人，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在这个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个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④。平凡就是幸福的，所以说张爱玲应该是眷恋白流苏的。 是啊，白流苏的命运在张爱玲笔下众多女性中应该是最幸运的，一场意外，让她收获到一份真挚的感情，得到平凡的幸福。只是一个平凡的女人，只是一个平凡的男人，别计较爱的代价，都已经沦落在天涯。“雨过白鹭州，留恋铜雀楼，斜阳染幽草，几度飞红，摇曳了江上远帆，回望灯如花，未语人先羞，心事轻梳弄，浅握双手，任发丝缠绕双眸，所以鲜花满天幸福在流传，流传往日悲欢眷恋，所以倾国倾城不变的容颜，容颜瞬间已成永远，此刻鲜花满天幸福在身边，身边两侧万水千山，此刻倾国倾城相守着永远，永远静夜如歌般委婉”我想就是对白流苏和范柳原感情的真实写照吧。在他们的婚姻中我看到了没有功利，没有金钱欲望的婚姻，也告诉着我们感情其实要抛开一切的名利，平凡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也许这就是我喜欢白流苏的原因吧。 张爱玲塑造的每一个女性的形象似乎在向众多的女性敲醒警钟，独立才是新时代的主题，不能把生存寄托在别人手里。谁说张爱玲的小说俗气，我觉得张爱玲的小说的主题应该是从人类诞生开始就应该注意的问题，即是用于现代的教育，她依然有着她独特的教育意义。她在塑造这些人物的同时无不透露出她对女性生存的担忧及对女性深切的关怀啊。新一代女性的命运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1]

唐代妇女形象研究论文题目

唐王朝的长安城，很可能就是当时世界第一大城市，其规模与宏伟壮丽超过同一时代东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堡和大食国的巴格达。长安，也是其他各大洲的主导国国王竞相前来进贡称臣的都城。当时，对外国人士（不包括西域已臣服及周边臣服各国）进唐王朝要求甚严。但凡来到唐王朝的外籍人士必须穿唐王朝指定服装，并不得擅自前往异地。而且国人对各国人士（不管是否是西域诸国的子民）一律统称为“胡人”，外国商贩称之为“胡商”。“胡贾”外国僧人统称为“胡僧”，外国女子统称为“胡姬”。由此可见，当时的中国国力，堪称“太平盛世”。史书也曾这样记载“京师斗米十三钱，青齐等州斗米仅值三钱，国无盗贼、野无饿莩、行千里者、不持兵。自长安西行至唐边境，凡一万二千里、沿途阎阁相望、桑麻翳野。”直到中唐以前，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唯一有纸的国家。中国的丝绸沿着丝绸之路到了西方，马上就成为罗马贵族们手里比黄金还珍贵的奢侈品。许多来华的胡人乐不思蜀，不想回国，就留在了中国。当时西域少数民族向往东方乐土，都城长安更是众望所归的圣地，所以这里云集着数量惊人的西域胡人，有时可达20万之众。长安献艺的歌、舞、百戏、幻术（杂技）等高手，以及与他们相伴而来的是在长安开设饭铺酒肆、歌楼舞谢的胡商胡姬，他们很快就成为唐朝文化大视野中的一道新奇亮丽的风景线。 唐朝是一个我们民族充满阳刚之气的时代。他的自信、开放、宽宏、博大、发达，把我们民族的声威撒播四海，自唐以降，千百年来，欧洲的“老外”就是把我们叫唐人的。唐朝那种振奋人心，蓬勃向上的精神和气质，始终应该是我们民族的精神脊梁。 大唐王朝沿着丝绸之路驱赶突厥人的同时疆域远及中亚、南亚、西亚。唐派遣政治使节前往塔里木盆地内外的西域各国。远及巴克特里亚（Bactria）大厦国和波斯国。这些使节的用意在于使各国知道大唐王朝国力强大和百姓富庶。 唐朝宫殿屋顶的建筑风格，大都舒展自如，两翼如同张翅飞翔的大鸟，又如同大书法家笔下极其夸张的一撇一捺，显示出不事精细雕琢但庄重威严、潇洒自信的风韵。电影《天地英雄》里那个唐朝宫殿绝非夸张。如今我们的唐式建筑风格，还能隐约在小日本和韩国的寺院和皇宫里见到。 唐代，也是我们民族文学艺术大发展的黄金时代。盛唐产生了上万名诗人，一部《全唐诗》就有2300余家，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王朝能够拥有如此众多的著名诗人名垂史册。唐诗被成为“唐诗气象”。 《中国历史通览》的对每个朝代的概括颇为别致：汉朝是“华夏方兴”，宋朝是“两京梦华”，清朝是“冷月清风”，汉朝是兴盛的开始。宋朝的文化经济空前繁盛，军事上却总是孱弱不堪一击，被其他民族排挤的抬不起头来。如今，我们面对宋朝数量惊人的文化成就，想想它却始终处于窘迫寡弱、惊弓之鸟的境地，让人感叹这看似繁华实际飘渺的梦幻。元朝呢，与宋朝恰恰相反，雄才大略被大量的投入无休止的征服和炫耀武功，而荒疏了一些精神层面的需求，使元朝如同贫血一般，这种社会对于历史难有深远的影响。至于清朝，撇开民族间的芥蒂，纵有励精图治的皇帝，纵有空前广阔的疆域，在与西方文明的冲撞中也在无奈的逼近着自己的终点，喧闹中掩藏着末路的危机，时时映现着落日前的悲壮与苍凉。于是，在这种比较中，我们发现唐朝不论从它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还是从它较为完善的社会结构来说，都是封建时代真正的颠峰，都是历史成熟的产物。 唐朝的自由坦荡，比起魏晋名士癫狂放纵却虚伪做作的“风度”，它要自然和潇洒的多。丰腴妇人们不必为“好细腰”的皇帝节食，并且可与男子一同骑马打球，甚至贵妃有失体统的“烂醉如泥”也成了佳话，还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女皇帝，这在其他任何一个对妇女有着苛刻禁令和病态标准的时代都是少有的。文人们更是“狂妄”。他们有的“笑入胡姬酒肆中”，有的“赢得青楼薄幸名”，最了不得的是敢于同权贵叫板：“天子呼来不上船”，一有不满索性挂印就走了，也没听说皇帝“龙颜大怒”的。这就是唐朝的人，上至王公仕子，下至布衣百姓，都表现出一种可贵的自由意识和开放观念，甚至是在张扬自己的个性；他们也常常显示出一种乐观和幽默的可爱气质，所以他们总是比较积极和振奋的。人们的思想状态和生活方式就折射出了整个社会的文化和气氛，所以唐朝不像明朝，总弥漫着午门外杖毙尸体腥臭的味道；不像清朝，人们习惯使用谨慎的媚笑和隐讳的笔法；不像宋朝，人们用苟且的偏安麻醉自己，用威严的仪仗装裹枯槁残躯。唐朝当然也有政治威压也有特权阶层，但相对而言这种政治已经开明到允许人民发出一些自由的声音，这是可贵的。 英国学者威尔斯在他的《世界简史》中说：“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威尔斯是比较欧洲中世纪与中国盛唐时代的文明差异时，说这番话的。 关于唐朝对外国文化的接纳还有两则趣事。 一是玄宗把罗马拜占廷的凉殿，也搬到夏日酷暑难耐的长安。殿内四处积水，水激扇车，雨帘飞洒，座内藏冰，身临这样的所处，盛夏犹如凉秋。建凉殿后，京城重臣贵族纷纷效仿，建筑豪华住宅，宅内设“自雨亭子”，檐上飞流四注，宛如盛暑中的凉风秋雨。 更有甚者，为了追求时髦，也出于新鲜好奇的心理，一些长安贵族竟把西域民族的帐篷搭在了城市里。性情豪放浪漫的诗人李白也不甘落后，在自己的庭院里搭了两顶蓝色帐篷，还在帐篷里接待客人。唐太宗的儿子承干太子，干脆在皇宫空地上搭建了一座大帐篷，他本人则打扮成突厥可汗的模样，坐在帐前狼头下，亲手把煮熟的羊羔肉切成片大嚼大吃。连伺候他的奴仆，也都要穿着西域人衣裳。 长安妇女的化妆，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她们在眉间贴花钿，俗称“花子”，所谓“脸上金霞细，眉间翠钿深”；在鬓畔画斜红；在脸上施胭脂，胭脂原名支，产于河西，是一些色彩艳丽的植物制成的化妆品。匈奴人在河西被汉朝军队击败，失地之后首先想到的是胭脂，痛心疾首地叹曰：“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盛唐的开放也表现在妇女的着装上。唐朝妇女以丰腴为美，衣着喜欢宽博。喜欢把长裙束在胸前腰下，造成“粉胸半掩疑暗雪”、“长留白雪在胸前”的审美效果。唐朝妇女不拘一格、突出个性的服饰妆扮，反映了唐代文化的博大和超前，社会经济的繁荣发达。这既是美化生活的需要，也展现了唐代社会开放的气度和意气风发的精神风貌。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妇女在婚姻、社交等社会生活方面的获得各种自由最多的时代，这种相对开放自由的妇女观显示了唐朝盛世统治者的自信开放、务实进取的性格。 唐朝的文化显示无比的自信和海纳百川的气度；因其自信，所以唐朝能够对外部世界进行全方位的开放。唐代的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思想大都比较开明，对外来文化不是盲目排斥，而是积极学习、钻研、兼收并蓄，外来文化从来也不曾改变中华文化的主导地位，相反这些外来文化都或多或少地中国化了，被用来为中国文化服务。“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是当时士大夫的治学传统。 曾经统治印度的印度佛教在中国流行的结果，是进行了中国化，印度佛教与中国魏晋玄学结合而形成了中国的禅宗。佛教的艺术和思想大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艺术作品的境界，以致到了“不懂禅不足以论书画”的地步，中国山水诗画派的“空灵”的境界，无疑正是禅学思想的贡献。 犹太文化是世界上最难被同化的文化，而且犹太文化曾经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国家依托而能独立存在的文化，一旦进入中国，却被中国文化所同化。唐太宗时期来华经商的犹太人，不但很多人放弃了犹太文化，甚至很多人改姓中国姓，娶妻生子，完全地汉化了。唐朝时期，每年都有数万波斯人来华经商，并有数万人长期定居长安，也逐渐汉化。 唐朝时期，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不仅表现在对外来文化的同化和包容方面，而且还表现在从来不拒绝吸收外来文化的先进内容的方面。中华民族自信而不自大。玻璃是由公元前12世纪前北非的腓尼基人发明的，南北朝时传入中国，被视为珍宝，价值连城，然而到了唐朝，中国人就学会了自制玻璃。早在公元五世纪末，中国江南一些地方就掌握了用甘蔗制糖的方法，但是中国人并不拒绝外来的先进经验。公元647年，印度半岛上一小国叫摩揭陀的遣使来唐通好，向唐太宗夸耀其国砂糖色佳味美，太宗大为赞赏，当即派人前去学习。他们归国后，选用扬州甘蔗为原料进行熬制，结果砂糖的色味都超过了印度。唐代流行的音乐，几乎全是西域的胡乐，同时，胡舞、胡服风靡一时，连唐玄宗最喜爱的一种乐器－－羯鼓，也是胡人发明的，甚至当时就曾有人惊叹中国胡风之盛。然而中国并没有被胡化，而是通过吸收、消化、升华，创造了辉煌的大唐文化。 唐朝的文化是活的文化，生机勃勃的文化，她从不拒绝吸收任何优秀的东西，从不拒绝改造自己，显示了最大程度的包容性和强大的生命力。然而，当中国历史进入明朝以后，这种文化逐渐变质了，丧失了包容和吸收任何先进文化的能力，也丧失了自我改造的能力。 官职:1.中央官职 秦设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组成中枢机构。丞相管行政、太尉管军事、御史大夫管监察和秘书工作。汉朝大体上沿袭秦制称为三公，下设九卿，分管各方面政务，后世又演变为三省六部制。三省为中书省（决策）、门下省（审议）、尚书省（执行），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宋代中书省职权扩大，同枢密院分掌文武大权，门下、尚书省遂废。明代内阁为最高政务机构，内阁大臣称为辅臣，首席称首辅（即宰相）。清代有军机处，王、公、尚书等为军机大臣，掌握政府大权。 六部，是指“吏部，管官吏任免、考核、升降等事；户部，管土地户口、赋税财政等事；礼部，管典礼、科学、学校等事；兵部，管军事；刑部，管司法刑狱；工部，管工程营造、屯田水利等事”。各部长官为尚书，副职为侍郎。下设郎中，副职称员外郎，下属官员有主事等。 寺即官署。九寺即九卿之官署。汉以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谓之九寺大卿。历代略有变动，迄于清皆因之。 （1）光禄寺：掌宫廷宿卫及侍从，北齐以后掌膳食帐幕，唐以后始专司膳。 （2）太仆寺：掌舆马畜牧之事，北齐始曰太仆寺，清光绪改革官制时并入陆军部。 （3）太常寺：秦署奉常，汉改太常，掌宗庙礼仪，至北齐始有太常寺，清未废。 （4）宗正寺：明清为宗人府，掌天子宗族事。 （5）大理寺：掌刑狱案件审理，秦汉为廷尉，北齐为大理寺，历代因之，清为大理院。 （6）卫尉寺：掌门卫屯兵，北齐改为卫尉寺，隋改为军器仪仗、帐幕之类，明废，清有銮仪卫。 （7）鸿胪寺：秦曰典客，汉改大鸿胪，掌赞导相礼。鸿，声也，胪，传也，传声赞导，故曰鸿胪。至北齐曰鸿胪寺，清未废。 （8）少府寺：掌山泽之事，后又掌宫中服饰衣物、宝货珍贵之物，隋改为监，历代因之，明始废。 （9）太府寺：即大司农，掌钱谷金帛诸货币。 此外，中央还设有专门机构和官员，负责管理图书、编修历史、制定历法等工作。如司马迁、张衡曾任太史令。高启为翰林国史编修等。 2.地方官职 秦汉主要行政区是郡。郡的长官，秦称郡守，汉称太守。隋唐主要行政区是州，州官称刺史，属官有长史、司马等。唐代在一些军事重镇。设节度使，属官有行军司马、参谋、掌书记等。宋代州官称知州，县官称知县。明清改州为府，称知府。 此外，汉代也设州，天下分十几个州，基本上是监察区，中央派官员去刺探情况，称刺史。隋唐全国分十几个道，也称监察区，中央派官员前往巡视，称黜陟使。宋代全国分二十左右路，路中设若干司，分管各方面的事务。元代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叫行中书省，明代改称承宣布政使司，习惯上仍称为“省”。 【官职的任免升降】“三省六部”制出现以后，官员的升迁任免由吏部掌管。官职的任免升迁常用以下词语：（1）拜。用一定的礼仪授予某种官职或名位。（2）除。拜官授职，就是授予官职的意思。（3）擢。提升官职。（4）迁。调动官职，包括升级、降级、平级转调三种情况。（5）谪。降职贬官或调往边远地区。（6）黜。“黜”与“罢、免、夺”都是免去官职。（7）去。解除职务，其中有辞职、调离和免职三种情况。辞职和调离属于一般情况和调整官职，而免职则是削职为民。（8）乞骸骨。年老了请求辞职退休。 【爵】即爵位、爵号，是古代皇帝对贵戚功臣的封赐。 【丞相】是封建官僚机构中的最高官职，是秉承君主旨意综理全国政务的人。有时称相国，常于宰相通称，简称“相”。 【太师】指两种官职。其一，古代称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后多为大官加衔，表示恩宠而无实职。其二，古代又称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为“东宫三师”，都是太子的老师，太师是太子太师的简称，后来也逐渐成为虚衔。 【尚书】最初是掌管文书奏章的官员。隋代始设六部，唐代确定六部为吏、户、礼、兵、刑、工，各部以尚书、侍郎为正副长官。 【学士】魏晋时是掌管典礼、编撰诸事的官职。唐以后指翰林学士，成为皇帝的秘书、顾问，参与机要，因而有“内相”之称。明清时奉旨、侍读、侍讲、编修、庶吉士等虽亦为翰林学士，但与唐宋时翰林学士的地位和职掌都不同。 【上卿】周代官制，天子及诸侯皆有卿，分上中下三等，最尊贵者谓“上卿”。 【大将军】先秦、西汉时是将军的最高称号。魏晋以后渐成虚衔而无实职。明清两代于战争时才设大将军官职，战后即废除。 【参知政事】又简称“参政”，是唐宋时期最高政务长官之一，与同平章事、枢密使、枢密副使合称“宰执”。 【军机大臣】军机处是清代辅佐皇帝的政务机构。任职者无定员，一般由亲王、大学士、尚书、侍郎或京堂兼任，称为军机大臣。军机大臣少则三、四人，多则六、七人，被称为“枢臣”。 【御史】本为史官,秦以后置御史大夫,职位仅次于丞相,主管弹劾、纠察官员过失诸事。 【枢密使】枢密院的长官。唐时由宦官担任，宋以后改由大臣担任，枢密院是管理军国要政的最高国务机构之一，枢密使的权力与宰相相当，清代军机大臣往往被尊称为“枢密”。 【左徒】战国时楚国的官名，与后世左右拾遗相当。主要职责是规谏皇帝、举荐人才。 【太尉】元代以前的官职名称。是辅佐皇帝的最高武官，汉代称大司马。宋代定为最高一级武官。 【上大夫】先秦官名，比卿低一等。 【大夫】各个朝代所指的内容不尽相同，有时可指中央机关的要职。 【士大夫】旧时指官吏或较有声望、地位的知识分子。 【太史】西周、春秋时为地位很高的朝廷大臣，掌管起草文书、策命诸侯卿大夫、记载史事，兼管典籍、历法、祭祀等事。秦汉以后设太史令，其职掌范围渐小，其地位渐低。 【长史】秦时为丞相属官，两汉以后成为将军属官，是幕僚之长。 【侍郎】初为宫廷近侍。东汉以后成为尚书的属官。唐代始以侍郎为三省（中书、门下、尚书）各部长官（尚书）的副职。 【侍中】原为正规官职外的加官之一。因侍从皇帝左右，地位渐高，等级超过侍郎。魏晋以后，往往成为事实上的宰相。 【郎中】战国时为宫廷侍卫。自唐至清成为尚书、侍郎以下的高级官员，分掌各司事务。 【参军】“参谋军务”的简称，最初是丞相的军事参谋，晋以后地位渐低，成为诸王、将军的幕僚，隋唐以后逐渐成为地方官员。 【令尹】战国时楚国执掌军政大权的长官，相当于丞相。明清时指县长。 【都尉】职位次于将军的武官。 【司马】各个朝代所指官位不尽相同。战国时为掌管军政、军赋的副官。 【节度使】唐代总揽数州军政事务的总管，原只设在边境诸州；后内地也遍设，造成割据局面，因此世称“藩镇”。 【经略使】也简称“经略”。唐宋时期为边防军事长官，与都督并置。明清两代有重要军事任务时特设经略，官位高于总督。 【刺使】原为巡察官名，东汉以后成为州郡最高军政长官，有时称为太守。 【巡抚】明初指京官巡察地方。清代正式成为省极地方长官，地位略次于总督，别称“抚院”、“抚台”、“抚军”。 【校尉】两汉时期次于将军的官职。 【教头】宋代军中教练武艺的军官。 【提辖】宋代州郡武官的官名，主管训练军队、督捕盗贼等事务。 【从事】中央或地方长官自己任用的僚属，又称“从事员”。 【知府】即“太守”，又称“知州”。 【县令】一县的行政长官，又称“知县”。 【里正】古代的乡官，即一里之长。 【里胥】管理乡里事务的公差。服饰:唐朝服饰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无论是人们的思想，还是物质的生产都达到了历史的高峰。唐代开始，工艺装饰普遍使用花卉图案，其构图活泼自由、疏密匀称、丰满圆润。特别是波状的连续纹样与花草相结合后，就是唐代盛行的缠枝图案。 唐代服饰图案，改变了以往那种以天赋神授的创作思想，用真实的花、草、鱼、虫进行写生，但传统的龙、凤图案并没有被排斥，这也是由皇权神授的影响而决定的。这时服饰图案的设计趋向于表现自由、丰满、肥壮的艺术风格。 晚唐时期的服饰图案更为精巧美观。花鸟服饰图案、边饰图案、团花服饰图案在帛纱轻柔的服装上，真是花团锦簇，争妍斗盛。正如五代王建所说："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丛，每翩舞时分两向，太平万岁字当中。"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华贵优美的服饰图案，是画工们在敦煌石窟用艰苦的劳动为后人们保留下来的珍贵形象的资料。唐代服饰的发展是整体上的发展，这时服饰图案的设计趋于表现自由、丰满、华美、圆润，在鞋、帽、巾、玉佩、发型、化妆、首饰的表现，都说明了这一特点。 唐代承前继承了周、战国、魏晋时期的风格，融周代服饰图案设计上的严谨、战国时期的舒展、汉代的明快、魏晋的飘逸为一体，又在此基础上更加华贵，使服饰、服饰图案达到了历史上的高峰；唐代的服饰、服饰图案对后代的影响一直沿续到今天。缠枝纹在现代服饰图案中的运用，展示了传统纹样与现代审美意识结合所产生的意蕴。 古代着装主要是带结。唐代规定“大带制度”，一带上的装饰品的质地和数量区别官品登记。比如一品官以下佩戴刀子和砺石，文物三品官以上佩玉带，四、五品官佩金带，六、七品官佩银带。而平民百姓只能佩铜、铁质的小刀等物件。 唐高祖以后，以紫色为三品官服的颜色，浅咖啡色为五品官服颜色，深绿色为六品官服颜色，浅绿色为七品官服颜色，深青色为八品官服颜色，浅青色为九品官服颜色，黄色或白色为宫外之人或庶民的服色。

由隋入唐，中国古代服装发展到全盛时期，政治的稳定，经济的 发达，生产和纺织技术的进步，对外交往的频繁等促使服饰空前繁荣， 服装款式、色彩、图案等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而这一时期 的女子服饰，可谓中国服装中最为精彩的 篇章，其冠服之丰美华丽， 妆饰之奇异纷繁，都令人目不暇接。大唐二百余年的女子服饰形象，可 主要分为襦裙服、男装、胡服三种配套服饰。下面借助古籍诗画，分而 述之。胭脂的来历 到唐朝的时候,女人们已经开始流行胡人的红妆———胭脂。胭脂原本是西域的产品。胭脂原写作“焉支

内容提要：妇女研究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人类科学走向综合发展的产物，是人类长足进步、科学反思自身的结果。唐朝是中国封建王朝最为繁盛和开放的朝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峰。唐朝妇女身上体现着唐朝文化的开放性与兼容性，具有独特的魅力。唐朝妇女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其女性意识得以一定程度上的复苏与彰显。本文旨在就唐朝妇女女性意识上体现出来的“本原 性”、“自主性”、“进取性”、“开放性”四个方面，论述唐朝妇女女性意识的特色。 关键词：唐朝 妇女 女性意识 复苏 彰显 女性意识，实际上就是有关于女性的观念，是一种历史的产物，中国历代的妇女意识，是植根于中国历史土壤的产物，是中国宗法社会、封建专制制度和小农意识的产物，它集中体现为男尊女卑的轻视妇女的价值观和束缚妇女的道德礼教观，这些观念深深烙印在世世代代的中国的男男女女的头脑之中，习以为常，根深蒂固。然而，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少有的"开放性"社会，它所创造的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使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文明、最开放的国度之一，唐朝妇女也因此别具风采，而为世所瞩目。 在魏晋南北朝经历了胡、汉文化持久、反复的冲突之后，多元性的文化终于在唐朝得以最为充分的释放。唐朝妇女女性意识的变化与唐朝社会政治、经济诸方面密切相关：唐太宗令寡妇再嫁，突破了正统妇女贞节观的限制，挖掘了妇女在人类自身繁衍、发展生产等方面的社会价值和意义，使其本原性得以充分的复苏。武则天当皇帝，冲击了正统的男尊女卑观念，妇女的自然天性和社会能力得到在整个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释放，唐朝妇女自身能力上的进取性，有了空前的高涨，从而其女性意识得以大幅度的彰显。唐玄宗一方面限制妇女干政，以巩固皇位，稳定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又给妇女在婚姻、社交等社会生活方面的自由，这种相对开放自由的妇女观显示了唐朝盛世统治者的自信开放、务实进取的性格。唐朝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开放性，使得唐朝妇女在其思想观念上有了极大的宽松感，在其日常生活上就显现其不同于以往朝代妇女的行为特征。 一、本原性 在母系氏族社会里，妇女不仅居于较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女性有着惊人的创造力，她们是征服自然的英雄，是创世造人之母，是创造发明的神灵，社会生活的主宰。人们不仅奉现实中的女性为尊崇膜拜的对象，还把这种崇拜转移到对自然物的崇拜上，又从自然崇拜反过来映照对女性的崇拜。母系社会中的女性的种种权力，如生育抚养人种的权利，组织氏族生活和生产的权利等都是自然的赋予，而无法律意义上的人为特权，妇女只不过是在履行了自然而然赋予的权利义务之后而取得了全社会人员的尊崇，这种女性意识其实是懵懂而自然的，人与人，男与女之间便也是天然的平等。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四版序言中曾经说过，“女系的这种独特的意义，在父系的身份已经确定或至少已被承认的个体婚制时代还保存了很久。”⑴女性的这种自由意识一直延续到父系社会到来，五帝时代还盛行着杂婚习俗，如殷商的先祖契的降生是他的圣母简狄吞食了神鸟大卵，周的先祖后稷只有母亲姜嫄而不知其父是何人……这些都是母系社会女性中心意识的神话再造。 五帝时代是社会生活和两性关系发生历史性转折的重要时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发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畜牧业和农业从狩猎和采集业中分化出来，女子在传统行业中所占的优势地位逐步让位于擅长放牧和种植的男子，在氏族组织中的作用，男子也占据了支配的地位，世袭也逐渐过渡到以男系为准，于是父权制代替了母权制，“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⑵父系社会，活跃在社会舞台上的核心人物已有男性取代了女性，女性的作用受到贬抑，失去了其崇高的社会地位，人们也由对自然和生殖的崇拜转而崇拜起“天”与“力”。所谓“天”便是男性统治者——“帝”的象征，与女性有关的泛自然神都归服于“帝”的统治支配。而“力”则是权利的象征，力气的代表。韩非子说过“上古争于气力”。谁强悍有勇力，谁就能保存自己并能征服其它部落，从而也使得本氏族或部落成员慑服。由于典型的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已经形成，伴随着私有制的出现，父系继嗣的问题突出起来。恩格斯说：“一夫一妻制是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即以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长成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成。丈夫在家庭中居于统治地位，以及生育只是他自己的并且应继承他的财产的子女——这就是希腊人坦率宣布的个体婚制的唯一目的”⑶于是，在这种家庭和私有制发展的大形势下，个体婚制的传子制的启始，使得中国妇女的地位也随之开始了新的一页。女性意识被男权思想无限期的压制，其被奴役的历史也便开始了。 唐朝是经济空前繁荣、思想空前活跃、妇女空前解放的时代，但是要看到的是，这种妇女的空前解放，实际上便是一种女性意识上的本原性的体现。隋唐时期的汉族是以汉族为父系、鲜卑为母系的新汉族，唐文化体现出来的便是一种无所畏惧、无所顾忌的兼容并包的大气派，一切因素，一切形式、一切风格，在唐代文化中都可以恰得其所，于是，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女性自然有许多别于中国封建社会其他朝代的女性之处。胡汉相融合的最大表现就是作为游牧民族的胡文化将一股豪强侠爽之气注入作为农业民族的汉文化系统内，唐人不仅气质上“大有胡气”，而且立法颇富“胡风”。唐代妇女在这种“胡风”文化的氛围中，在礼法薄弱的“胡人”社会，豪爽刚健，绝不类南朝娇羞柔媚和两汉的温贞娴雅。例如：唐朝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拥有一定的法定继承权，女性可以单独为户主，具有较为独立的经济地位，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发挥着作用等等。唐朝妇女也颇为“妒悍”。《西汉杂俎》中记载：“大历以前，士大夫妻多妒悍。”“吃醋”之说的典故便源自唐代。所谓“妇强夫弱，内刚外柔”、“怕妇也是大好”，竟成为唐人笔记小说中津津乐道的“题目”。唐朝妇女审美观也因胡风浸染而由魏晋时期的崇尚纤瘦变为崇尚健硕丰腴。唐朝一些艺术作品中展示的妇女骑马击毬的情景，一反汉文化以阴柔为妇女典则的传统，透露出胡族女性活泼、勇健、无拘无束的性格。所以，唐朝女性便在中国传统女性中，有着其独特的魅力。或者换句话说，唐朝妇女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女性意识得以一定程度上的本原性复苏。这便是唐朝女性文化的一大特点。而这种本原性的复苏。并不同于现当代妇女女性意识上的解放，而是一种女性意识压抑了若干年之后的释放，是“胡文化”“胡风”的释放和表现。所以，唐朝妇女在本原上的复苏性表现更多地体现为性意识上的复苏，以及生活作风和生活方式上的追求两性自由交往。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殊时代，婚姻思想开放，贞节观念淡漠。唐公主改嫁者达数十人，高阳、襄阳、太平、安乐、永嘉诸公主还养有男宠。《唐律》规定“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使唐人对离婚态度较为开通，有的离异书上还有祝福之语：“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裙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士……一别两宽，各生欢喜。”⑷唐代女子的贞操观念完全不像宋代以后要求那么严酷，社会上对这方面的要求相当宽松，从宫廷到民间，人们性生活的自由度相当大。其主要原因是：第一，正处于封建社会鼎盛时代的唐朝，封建礼教远没有发展到后来那么严酷的地步。作为统治者禁锢人和人性的工具的封建礼教，本来是随着统治阶级的需要一步步发展起来的。统治者总是越到末世，才越感到有把人们的头脑、身体、七情六欲都管起来的必要，于是礼教也就愈加严格、周密而强化。从先秦到唐代，虽然在各代都不断有人出来倡扬女教，但统治阶级对这方面的束缚需要还不那么急切。尤其是唐代，由于高度繁荣昌盛，统治者有充分的信心和力量，所以在性以及其它方面的控制更为宽松。第二，唐代有一段相当长的太平盛世，生产力发展较快，人口增加较多，整个社会比较富裕。在人们衣食丰足、生活稳定的情况下，必然会较多地追求生活中的享受与快乐，包括性的欢乐，这是人们固有的需求层次的递升与变化。古人说“饱暖思淫欲。”如果我们把“淫欲”理解为爱情（禁欲主义者总是把人们正常的爱情与性的需要斥之为“淫欲”），那么，这句话是个真理。饱暖是人的第一需要、基本需要，一般说来，当这第一需要、基本需要不能得到满足时，人们较少地去追求爱情、性、自尊、自我实现等高层次的需要；生活富裕了才会更强烈地去追求其它。第三，唐代是一个汉族“胡化”、民族融合的时代。李唐皇族本身就有北方的少数民族的血统，他们曾长期与北方少数民族混居生活，又发迹于鲜卑族建立的北魏，而后直接传承鲜卑族为主的北朝政权，所以在文化习俗上沿袭了北朝传统，“胡化”很深，唐统一天下后，就将这些北方少数民族的习俗带到中原。宋朝的朱熹曾攻击唐朝“闺门不肃”，“礼教不兴”，说：“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⑸这也是实际情况。同时，唐代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及国际交流空前频繁，气魄宏大的唐朝对所谓“蛮夷之邦”的文物风习是来者不拒，兼收并蓄。许多少数民族的婚姻关系还比较原始，女性地位较高，性生活比较自由，这些文化习俗对唐代社会的影响十分强烈，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有力地冲击了中原汉族的礼教观念。 唐代社会的性自由度较大，主要表现在婚前性行为较多，婚外性行为较多，离婚和再嫁比较普遍这三个方面。从史书和当时的许多文学作品中都可以见到，唐代民间妇女自由恋爱、自由结合的事是比较常见的。“娼家越水边，摇艇入江烟，既觅同心侣，复采同心莲。”“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头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这些诗歌都写出了劳动妇女自由的爱情生活。她们长年在外劳动，与男性交往较多，礼教观念淡薄，感情自然纯朴奔放，所以自由恋爱的事较多。至于一些中上层的女子，这类事也不少，而且社会并不过分谴责。例如，大历中才女晁采与邻生文茂时常以诗通情，并乘机欢合，晁母得知，叹曰：“才子佳人，自应有此。”于是为他们完婚。女子与情人私奔之事也时有发生，如台州女子肖惟香与进士王玄宴相恋，私奔琅琊，住在旅舍中。唐代的许多传奇小说都描写了这一类男女追求爱情、自由结合的故事。后世广为流传的《西厢记》出自唐代的《莺莺传》，莺莺和张生私通，实际上这个故事的结局也并不像后世所改成的有情人终成眷属，而是莺莺另嫁，张生另娶，后来两人还有诗赋往来。从《莺莺传》中还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此并不以为怪，只是说张生太忍情了些，而且作为佳话韵事传颂不已。由此可见，唐人对子女婚前贞操并不十分计较，失身而又另嫁也视为常事。遍览唐人传奇、笔记，闺阁少女或女仙、女鬼“自荐枕席”的事俯拾皆是，这正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封建礼教对于女子离婚与再嫁是作了许多严酷限制的，社会对离婚与再嫁的态度也反映出社会的开明程度、婚姻自由度和性自由度。唐朝仍是封建社会、男权社会，在婚姻问题（结婚与离婚问题）上仍旧是以男子为中心。唐律中也有“七出”和“三不去”的规定，尽管有一定限制，但男子出妻还是很容易的，出妻的事很多。例如，严灌夫妻慎氏因十余年无子被休弃。李回秀的母亲出身微贱，其妻喝斥奴婢，母亲听了不高兴，李就休弃了妻子。唐代的特点是在社会生活中大量存在休妻现象的同时，女子主动提出离异或弃夫而去的事也时有发生。例如唐太宗时刘寂妻夏侯氏因父亲失明，便自请离婚，奉养老父。秀才杨志坚嗜学而家贫，妻子不耐贫苦，去官府要求离婚改嫁。杨志坚以诗送之曰：“平生志业在琴诗，头上如今有二丝。渔父尚知溪谷暗，山妻不信出身迟。荆钗任意撩新鬓，鸾镜从此画别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时。”当时州官颜真卿处理此案，把这个女人批判了一通，云：杨志坚素为儒学，遍览《九经》，篇咏之间，风骚可摭。愚妻睹其未遇，遂有离心。王欢之廪既虚，岂遵黄卷；朱叟之妻必去，宁见锦衣。污辱乡间，败伤风俗，若无褒贬，侥幸甚多。最后，虽然判决离婚，任其改嫁，但责杖刑二十；同时对杨志坚“赠布绢各二十匹，米二十石，便署随军”。据说，由于颜真卿这一判，风俗大正，此地再无弃夫之人。唐末还有一位李将军之女，由于战乱离散，不得不嫁给一名小将为妻。后来她找到了亲属，便对丈夫说：“丧乱之中，女弱不能自济，幸蒙提挈，以至如此。失身之事，非不幸也。人各有偶，难为偕老，请自此辞。”全不把“贞节”、失身当一回事。女子离婚或丧夫后再嫁，也是唐代的普遍风气，不受社会舆论谴责。据《新唐书·公主传》载，整个唐代，公主再嫁的达二十多人：计有高祖女四，太宗女六，中宗女二，睿宗女二，元宗女八，肃宗女一。其中三次嫁人的有三人。这说明当时的朝廷对此是不以为怪的。此风不仅存在于朝廷帝王之家，而且存在于官僚、贵族以至于平民之家。即使是门第显赫的仕宦之家也不忌讳娶再醮之女。宰相宋璟之子娶了寡妇薛氏。严挺之的妻子离婚后嫁给刺史王琰，后来王犯罪，严还救了他。韦济之妻李氏夫死以后，主动投奔王缙，王纳为妻室。就是一代大儒韩愈，女儿先嫁其门人李汉，离婚后又嫁樊仲懿，可见读书人家也不禁止女儿再嫁。 二、自主性 唐朝妇女女性意识上的自主性，表现为其女性地位的尊严的提高。盛唐时期，有登基制诰、号令天下的女皇帝，有设立幕府、干政决狱的女显贵，有挥翰作诗的女才子，也有擅长丝竹管弦、轻歌曼舞、色艺皆佳的女艺人……她们都得以抛头露面于社会。尤其当时诗坛巨擘、文章魁首、各界名流与青楼女子的密切交往，他们对于才艺出众的女子，不但悦其色，慕其才，而且还知其心，敬其人，做到心心相印，息息相通。像歌妓兼诗人的薛涛、鱼玄机、刘采春，女道士李冶等才女，周围有一批崇拜者，他们是社会名流，诗人文士。像元缜、白居易、刘禹锡与女诗人薛涛，元缜与刘采春，陆羽、刘长卿与李冶都是声色相求、情好志笃、诗词酬唱的诗旅挚友，决不像宫体诗作者把女性当物化审美和色情对象来描写，而是一种精神上的超越、思想上的共鸣。像元缜惊服薛涛的诗才、辩才，引为知己，赠诗称赞薛涛：“锦江滑腻峨眉秀，幻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皆停笔，个个公侯欲梦刀。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⑹对薛涛的姿色、辩才、文采给予极高赞誉。另一诗人胡曾写诗称赞薛涛：“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树下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⑺又如出家的道士、诗人李冶，为超脱不群的文士陆羽、僧人皎然、诗人刘长卿、朱放等器重，李冶与他们的交往也非常坦诚，感情真挚动人，交游之厚，与陈规陋俗、封建礼法格格不入。这种坦诚公开的男女社交在中国封建社会并不多见。唐代杰出女子以自己的才情赢得了正直文士骚客的尊重敬慕，这在中国女性生活史和妇女观念上都是值得注目和值得研究的，这种情况，不但前代绝无，而且影响深远，开启了后代尊重女性男女平等的意识。唐代这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不是偶然的，是盛唐经济生活、文化精神的一种反映。开放的社会，繁荣的气象，博大包容的胸怀表现在文化思想上必定是兼容并蓄，允许所谓各种“异端”存在的，表现在女性意识上也必然是自主性的，多元化的，不但以体现正统儒家的伦理价值、恪守道德礼教的、封闭内室的贤妻良母为唯一的女性模式，那种能给社会带来美感、乐趣的社会型女性如歌妓、舞女也是受到肯定的。她们当中的佼佼者，自然更受到同气相求的文士的尊崇。唐朝妇女们常常抛头露面外出，甚至男女同席共饮、谈笑唱和，而无所顾忌。唐朝皇室贵族中便男女无别，唐中宗韦皇后和权臣武三思同坐御床玩双陆，中宗还在一旁为他们点筹。边帅安禄山在后宫与杨贵妃一起吃饭、打闹，常常通宵不出。宫中的女官们时常“出入内外，往来宫掖”，⑻结交朝臣外官。杨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与族兄杨国忠甚至并辔走马入朝。至于寻常百姓人家就更没有什么约束了。“君家在何处，妾住在横塘，停船暂相问，或恐是同乡”，⑼这首唐诗便描写了一位船家女子与陌生人大大方方打招呼、攀谈的情景。白居易的名诗《琵琶行》叙述了一位商人妇在丈夫外出时夜半与一群陌生男子在船上聚会交谈并弹奏琵琶的事情。宋朝人洪迈曾感叹道：“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饥也。”⑽唐朝妇女在社交上面体现的这种自主性，一扫六朝充斥着的铅华脂粉，体现出富丽堂皇、多姿多彩的美。 三、进取性 马克思曾经高度评价了妇女的历史作用，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某种程度上说，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历史的经验证明，妇女地位的提高，对推动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历史自春秋、战国之交进入封建社会以来，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沿着迂回曲折的道路前进，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过三次高潮，即三次鼎盛局面。而尤以第二次最为兴旺。所谓最为兴旺的第二次，便是以唐朝作为代表的。 唐朝前期，农业生产蒸蒸日上，手工艺品日益精巧，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城市车水马龙，繁华似锦。唐朝后期，江南经济进一步发展，为以后南方经济水平超越北方奠定了基础。在政治上先后有“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呈现出一派升平景象，封建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日臻成熟和完善，而且社会风气也日益开放。此时的女性，也由于在日益开放的社会风气中的熏陶，价值观以及生活方式都有了很大的变化。而在此，亦出现了中国的第一个封建女皇帝——武则天，而武则天的出现，又从另一个角度，像是一针兴奋剂，更加促使了唐朝女性积极参加社会各项活动，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即女性意识上的进取性，继而完成唐朝妇女女性意识极大的彰显。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其他坐过皇帝宝座的小女皇也有，但现在一般的观点都把武则天作为唯一的女皇来看待，因为她是凭借自己的实力登上皇帝宝座的，不是别人的傀儡。武则天自立为皇后之后，开始参预朝政，与高宗并称“二圣”。683年，高宗死，李显继位为中宗，尊武氏为皇太后，由太后临朝称制。翌年，废李显为庐陵王，立李旦为睿宗，武太后掌实权。690年，废李旦自立为则天皇帝，改国号为周，改元天授，史称“武周”。武则天称帝后，大开科举，破格用人；奖励农桑，发展经济；知人善任，容人纳谏。在她掌理朝政的近半个世纪，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为后来“开元盛世”打下基础。武则天当政期间，唐朝女性较以前更多地参与到政治经济的国家生活中来，使得压抑了许久的女性意识，得以一定程度的苏醒。 在传统社会中的男性统治者看来，女属阴，男为阳，但在唐代，妇女参政议政的现象屡见不鲜，自武则天当政以来，这种妇女参政议政的现象更为突出。如上官婉儿的一生曲折动荡，并投靠多种政治势力，但是我们不难看出，其作为杰出的唐朝女性的代表，在参政议政等等方面，都展现出了她独特的女性魅力和其不朽的才华，这是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阴影下，其女性意识的强烈表现。也从另一个层面上，代表了唐朝女性开阔的思维方式，以及积极的思想意识。社会地位是一个反映人们在社会关系中差别性的社会学概念，具体是指人们在社会等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并通过人们在社会上所尽义务、拥有的权力，以及受到的待遇等表现出来。唐代女性之所以勇于冲出封建礼教的禁锢，与其在当时文化教育较普及的社会氛围中亦能习文读书、接受教育是密不可分的。唐朝妇女学习诗文更加蔚成风气，仅《全唐诗》中收录的女作者就有100余人，唐人笔下的美好女性几乎无人不能吟诵诗章，挥毫成诗。唐太宗长孙皇后喜爱读书，可以著述。徐贤妃4岁随父读书，能诵《论语》、《毛诗》，8岁就能写文章。武则天文史兼通，故此才能替皇帝批阅奏章、代行朝政，从此登上权利的台阶。《女论语》作者宋若昭五姐妹自幼随父读书，她们都不愿意嫁人，立志要以学扬名，唐德宗时将她们召入宫中，称为“学士”。许多著名文士的妻子都是丈夫的闺中诗文之友，诗人元稹的前妻韦氏、继室裴氏，著名才子吉中孚之妻张氏，进士孟昌期之妻孙氏、殷保晦之妻封询都是才女，有的还常代丈夫作诗应酬或书写文卷。出身士人或平民家庭的著名才女、诗妓薛涛与女道士李冶、鱼玄机都是自由读书习诗。鱼玄机在观看新科进士题名时曾吟出“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⑾的诗句，表达了对自己才华的自信，和不能与男子同登金榜、一展雄才的遗憾。 四、开放性 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唐前期（高祖——唐玄宗）经过“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后，唐代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顶峰，与此同时，人的个性得以相对自由发展，生活在这个时期的广大女性纷纷从封建礼教的束缚下解脱出来，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例如：唐前期，女性大多大胆追求个性美，着装服色的选择将官方规定弃置一旁，甚至盛行穿胡服、戴胡帽等；施面妆也是“浓妆艳抹”。唐朝妇女的日常服装，上身着衫，下身穿裙。衣裙上有瑰丽的花纹，裙子以红色最为流行。富家女子常常用精美的丝织品做衣料，衣服柔薄而精巧。从总体上看，唐代服装造型雍容华贵，配饰富丽堂皇；质料唐以丝、麻为主，以红、紫、黄为等鲜艳的暖色调为主要色调。唐朝妇女上身常着圆领的长衫，肩上披帔，还有特别的短袖半臂衫套穿在长衫外；下身穿裙，裙腰高，线条优美，显得身材颀长、秀美，反映相对稳定的一面。唐朝以汉族为主，汉族的文化源远流长，文明且讲究，逐渐形成了飘逸的塔形衣冠。因居住在温暖湿润地区，丝织技术高超，丝织品花色品种很多，以轻盈精薄著称。如吐鲁番出土的轻容纱比马王堆出土的素纱更精巧。唐代的贵妇大都“缣罗不着爱轻容”。而且，在唐朝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唐朝女性喜欢穿男性服装。唐朝统治者出身胡族，因而尚武，故此喜着胡服；唐朝前期社会开放，妇女参加社会活动较多，男装较为方便；唐代妇女的自我表现意识较强，男装可以体现女性身体各部位的曲线。尚武和开放，无疑是女扮男装流行的大背景，突出女性人体美，则可能是个别妇女的意识，未必是所有人的想法。而开放和体现人体美，也可以通过其他装饰表现出来。但北齐、北周、隋朝也同样有胡族血统，有尚武精神，有开放的社会，却还没有见到妇女大量穿男装的现象，足见唐朝女性在其意识上的开放性。唐朝前期宫廷和上层社会活动中，不像其他时代那样排斥女性。而这些女性的社会形象，往往是以男装的模样出现的。两个极具影响力的女性武则天和太平公主喜穿男装的事例，必然会对社会风气产生影响。从高宗到睿宗统治时期，武则天、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金仙公主、玉真公主等女性给社会造成一个所谓“女人国”的形象，但是在传统的男性权威的思想意识支配下，出头露面的女性往往要以男装的形象站在人们面前。服装在人们的“衣、食、住、行”中排在首位，足见服装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它可以体现一个民族的整体精神面貌，而唐朝女性在服装穿着上的富贵、典雅、夸张、华丽以及匠心的独特，都体现出唐朝妇女在其意识上的开放性和积极性的一面。

唐代是我国政治、经济高度发展，文化艺术繁荣昌盛的时代，是封建文化灿烂光辉的时代。唐统一了魏晋南北朝和隋的混乱分裂状态，建立了统一强盛的国家，对外贸交易发达，生产力极大发展，较长时间国泰民安。尤其当盛唐成为亚洲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中心的时期，更是我国文化史上最光辉的一页。这个时期吸收印度和伊朗文化，并融入我国文化之中，从壁画、石刻、雕刻、书、画、绢绣、陶俑及服饰之中，充分体现出来。 时至隋唐，中国服饰最明显的特点是双轨制。在大的祭祀场面，穿汉人的传统衣服。在平时，唐代的常服是胡服（即鲜卑装）系统，。 唐代国家统一，经济繁荣，形制更加开放，服饰愈益华丽。唐代女装的特点是裙、衫、帔的统一。在妇女中间，出现了袒胸露臂的形象。在永泰公主墓东壁壁画上，有一个梳高髻、露胸、肩披红帛，上着黄色窄袖短衫、下著绿色曳地长裙、腰垂红色腰带的唐代妇女形象，从而对“粉胸半掩疑暗雪”，“坐时衣带萦纤草，行即裙裾扫落梅”有了更形象的理解。 慢束罗裙半露胸，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在唐代，只有有身份的人才能穿开胸衫，永泰公主可以半裸胸，歌女可以半裸胸以取悦于统治阶级，而平民百姓家的女子是不许半裸胸的。当时，唐朝半露胸的裙装有点类似于现代西方的夜礼服，只是不准露出肩膀和后背。 唐代女服的领子，有圆领、方领、斜领、直领和鸡心领等。短襦长裙的特点是裙腰系得较高，一般都在腰部以上，有的甚至系在腋下，给人一种俏丽修长的感觉。 “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丝”。“眉黛夺得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唐代的裙子颜色绚丽，红、紫、黄、绿争艳斗研，尤以红裙为姣姣者。街上流行红裙子，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盛唐时期，就已经遍地榴花染舞裙了。 也许是受阴阳五行说的影响，杨贵妃最喜欢着黄裙，那是地位的象征。 “慢来罗裙半露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思想开放的程度。 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影响社会风尚、衣冠服饰的一个重要因素。服装是社会政治气候的晴雨表。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尤其是贞观、开元年间，政治气候宽松，人们安居乐业。唐朝的京师长安，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同时也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中心。在古城西安，雁塔晨钟、草堂烟雾、灞柳风雪、骊山晚照、华岳仙掌、碑林石刻仿佛还萦绕着袅袅的盛唐之音。和唐朝政府有过友好往来的国家，曾经有三百多个。灿烂的中国文化，通过他们传到世界各地。时至今日，东亚地区的一些国家，仍把唐朝时期的服饰作为正式的礼服，可见影响之久。外国的友好使者云集长安，也把他们的文化的种子，播撒在八百里秦川。唐朝的绘画、雕刻、音乐、舞蹈等艺术都吸引了外来的技巧和风格。对异国衣冠服饰的兼收并蓄，使唐朝服饰的奇葩开得更加鲜艳夺目。 由于唐朝采取开放政策，对西域、吐蕃的服饰兼收并蓄，因而“浑脱帽”、“时世妆”得以流行。这就是中国古代服饰史上的第三次大变革。与前两次服饰大变革所不同的是，这一次的服饰大交流是由南北走向向东西方向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