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组织对医院的影响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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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医院内部控制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论文

摘要： 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公立医院所面临的市场竞争强度不断增强，作为我国医疗行业的服务主体，公立医院所面对的市场风险、行业风险压力不断攀升。但是，由于我国公立医院缺乏市场竞争意识、内部控制制度缺乏健全性，导致医院内部各种舞弊丑闻不断出现。审计署曾经对北京的一些大医院财务状况进行审计，并指出这些医院中存在着账账不符、账实不符等现象，各种经济管理问题更是层出不穷。面对这些问题，很多专家和学者都逐渐认识到内部控制在提升医院经营管理效率上的重要性，并将内部控制引入到医院的经营管理活动中。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公立医院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其内部控制现状不容乐观，严重制约着公立医院的发展，严重阻碍着公立医院社会公益性效益的发挥。因此，我国公立医院不能一味地模仿企业内部控制体系构建的现状，而是应该密切结合实际构建符合自身发展的内部控制体系，为促进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保驾护航。本文将以K公立医院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内部控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努力探讨有针对性的解决策略，旨在为促进我国公共医疗卫生事业改革的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关键词： 公立医院内部控制问题应对策略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广大人民群众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不断提升，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公立医院的经营环境发生了变化，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要求公立医院必须投身其中。随着不断激增的医患矛盾、医疗纠纷，要求我国公立医院必须尽快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大幅降低患者的医疗费用。近两年来，我国医保政策不断变化，取消了药品加成，医保支付方式由原来的后付制转变为总额预付制。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国公立医院要想完全依赖国家财政拨款来实行自我发展和壮大，已经成为不可能的话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公立医院为了尽快提高综合竞争力，大规模引进各种新型医疗设备和新技术，再加之不合理用材和用药，最终导致我国公立医院自身成本不断增加，成本结构更是发生了不良变化。

1相关概念辨析

内部控制

虽然不同的专家和学者对内部控制基本概念的界定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但是这些界定中关于内部控制的界定差别不大。笔者认为，内部控制主要就是通过运用自我调整、自我规划自我评级、自我控制等一系列科学的方法作保证，保证组织战略目标的有效、合理的实现，在减少组织经营成本的同时，完善组织的经营活动流程，并以此为契机不断提升组织成员的工作积极性。

公立医院内部控制

我国公立医院中，进行内部控制体系的构建，主要就是为了保证医院各项业务活动能够合法合规地进行，保证医院的资产安全完整，保证医院的财务信息真实可靠，有效防范医院各种舞弊和贪腐行为的发生，提高医院医护人员的工作效率而制定并实施的一系列方法、制度、程序。公立医院内部控制是一个比较完善、严密、规范化、制度化、系统化的体系，内部控制的整个过程是循环往复的、实践中不断完善的，最终保证公立医院公益性原则的基础上兼顾经济效益的实现。

2医院内部控制中存在的问题

医院基本情况介绍

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推进，K医院作为当地医疗改革的试点单位，过去由于受到计划经济的影响，其机制已经无法适应医疗改革制度的需要，这就要求K公立医院必须进行改革和发展。就目前K公立医院的基本状况来看，还是比较重视内部控制体系构建的。如，自身制度的完善、关键岗位人员的教育、培训等都比较重视。但是在内部控制方面该医院还存在诸多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及时解决，必将影响该医院的全面发展，从而影响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深入。

医院内部控制中存在的问题

内部控制环境薄弱

自我国相关部门做出“三重一大”政策规定后，K公立医院严格遵守这项规定。重要干部任免、重大事项的决策、重要项目的安排、大额资金的使用全部经过集体讨论再做出决策。在该医院中已经设置了由各科室医护人员、中层领导干部、管理层共同组成的职工代表大会，但是最终的决策权由掌握在院长手中。应该公立医院内部控制意识匮乏，无论是院长还是普通医护人员对内部控制的理解并不到位。作为医院的院长和管理层，将管理的目光集中在如何提高医疗技术、如何获取科研经费方面。这种严重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内控意识对该医院内部控制的实施带来了阻碍。

缺乏风险评估机制

K医院风险管理意识匮乏，并未构建完善的、科学的风险管理机制。如，K医院对于风险的评估、度量缺乏明确的标准，因此也就无法正确衡量医院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在对风险的识别上，K医院只是凭借院长的主观判断和对风险管理的一种模糊认识来完成的，并未通过科学的方式来识别医院潜在的风险。这也从另一个层面反映出K医院在风险的识别方面存在着严重缺陷，这对于医院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风险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极为不利。再如，在对风险的评估方面K医院也缺乏全面性，仅仅是对已经出现的风险进行了简单地评估，并未制定出风险目标的具体容忍度。在风险的合理规避方面，该医院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差。

内部控制活动缺乏力度

企业内部控制活动的高效执行能够为企业内部控制、风险控制的顺利实施提供保障。但是，该公司在内部控制活动方面的问题也极为明显。如，在采购环节中，由于该公司已经与两家合作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合作时间较长，对其产品的质量与价格比较信任和满意，但是，正是由于这种思想和认识为企业的采购埋下了隐患。在工资薪酬方面，该公司建立了相应的奖惩管理机制，并根据劳动人事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对劳动用工进行管理。虽然该公司对各项控制活动、职责划分制定了相关的规章制度，但是，由于该企业一直处于集权管理的模式下，导致这些内部控制活动执行效果不佳。另外，该公司财务总监还兼任财务部、行政部、人力资源部的负责人，针对这种情况出现虚假行为、舞弊行为有效掩饰的可能性较大。在预算控制方面该公司缺乏完善性、全面性，作为医院的管理层更加关注的是对费用的控制。

信息沟通缺乏完善性

及时而有效的信息沟通能够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健全而有效的内部控制能够尽快提升公立医院在市场经济竞争中的核心竞争力。就目前K医院信息沟通现状来看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如，部分医护人员对相互之间的交流形成了喊口号、应付了事的状态，而且该医院内部各科室之间的交流并未将医院利益放在第一位。

缺乏完善的内部监督

只有拥有了严格的内部监督体系才能保证公立医院健康、可持续的发展。一旦医院的发展偏离轨道并进入歧途，完善的、良好的内部监督体系能够及时予以鉴别，并及时发现潜在的问题，而为医院的发展指明方向。但是目前K医院并未构建完善的内部监督审计机构，也并未配置专门的内部监督审计工作人员，这并不利于医院的长远发展，如不能及时得到解决将会使医院陷入危险境地。

部门预算缺乏科学性

近年来，随着我国医疗体制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发展，新的医院管理理念不断激发而生，为医院管理水平的提升提供了发展动力，我国公立医院在面临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全面预算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中的一项重要管理手段，科学而高效的运用全面预算管理，有助于公立医院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助于医院实现战略目标，从而为广大患者更好地提供专业而高标准的医疗和护理服务。但是目前该医院对财务预算管理重要性的认识严重不足，对于医院内部预算问题也不重视。目前K医院并未设立独立的财务预算部门，也没有设立科学的预算方法，在预算的编制上仍是根据上一年的数据结果作为参数，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下一年度的预算。这种预算管理存在一定的片面性、随意性，并且存在较大的偏差，这对于K医院的管理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参考价值也就可想而知。K医院并未将未来的整体规划、战略发展规划等融入到医院的预算管理中，还有市场上的需求、就诊人数的变化等，从而造成K医院近两年来的预算缺乏执行率。

3优化医院内部控制，提升医院经营管理效率的有效措施

完善内部控制环境

医院领导高度重视是保证内部控制环境的基本前提。因此，K医院的领导者必须以身作则、率先垂范，高度重视内部控制的重要性。同时，全范围内进行内部控制相关知识和理论的普及。例如，可以在医院内部成立由医院一把手担任组长的内部控制领导小组。在医院内部制定内部控制学习计划，将学习内容进行层层分解后增强医护人员的学习兴趣，尽快提升广大医护人员对内部控制的认同感。

构建科学的风险评估机制

有效而完善的风险评估是保证医院内部控制体系顺利实施的基本条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公立医院所面临的经营环境越来越复杂，相应的风险也越来越多。如，技术风险、财务风险、经营风险、治疗风险、手术抢救风险、各种医疗活动的检查风险、护理风险等。在经营的不同环节中稍有不慎就会导致严重的医疗事故，如果不能及时与患者进行良好的沟通，很可能产生更为严重的恶果。这就要求K公立医院必须构建完善的风险评估机制。但是，长期以来，该公立医院受各种因素的影响缺乏风险意识，不能及时识别风险的发生，应对风险的态度缺乏积极性，长此下去该医院遭受更大的经济损失，还会波及到医院的社会声誉。因此，该医院必须尽快制定清晰的风险管理目标，并将每一个目标细化到不同的岗位，聘请专业人士进行风险评估机制的'构建，消灭那些潜藏的风险。另外，建立风险应对政策。这就要求K医院在对本医院的风险进行分之后，根据分析的结果来确定应对风险的策略，并将风险带来的损失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笔者建议，K医院尽快完善专门的医疗纠纷、医疗赔偿第三方调解机制，对医患纠纷进行独立调解，有效承担风险的发生。

加大内部控制活动力度

首先，加强对医院的全面预算管理。全面预算管理是将医院的战略发展目标、年度工作量等进行量化后才形成的预算管理指标，是医院对资源进行配置、管理、控制、决策的重要支持工具。全面预算管理涉及到医院内部的各个科室和每一名员工，需要他们积极主动参与其中。其次，构建完善的医院会计核算体系。在公立医院的内部控制体系中，会计核算体系的控制是其核心内容，构建科学的、严密的会计核算体系能够为K公立医院的财务管理提供安全而有效的保障。第三，构建完善的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固定资产是保证公立医院正常运转的基础，必须对其进行科学的管理。K医院的固定资产种类繁多，型号不同，如果不对其进行定期检查，必然会出现账实不符的现象，从而影响公立医院对固定资产控制工作的顺利开展。第四，加强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与完善。人事部门要制定定期的岗位轮换制度，印发规范的岗位轮换实施办法并有效执行。财务部门和关键业务岗位要按照职责分离、授权有限、相互牵制的原则设置岗位权限。对于重大的业务和事项，应当实行集体决策审批或者联签制度，任何个人不得单独进行决策或者擅自改变集体决策。K医院应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结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基本政策、制度等相关规定，根据医院特殊的业务特点、内部控制实施的范围、内部控制的目标、经营现状等制定出合理的、科学的内部控制制度，在制度的构建过程中一定要保证制度的可行性、全面性、细致性。这些制度一定要涉及到医院内部各个岗位的职责要求，不同业务流程的设计应该是科学的、完整的，制度的重点应该涵盖了资产、采购、基建、预算、财务、合同管理等不同的环节，并为医院内部控制的实施提供指导性作用。

加强信息沟通与交流

首先，提高本医院财务人员的沟通意识。这就要求该医院财务人员必须认清财务部门是医院内部的服务部门，使财务人员认识到沟通的重要性，并尽快提升财务人员沟通意识；聘请专门的沟通专家对财务人员的沟通进行培训。其次，改善财务部门与其他医疗科室之间的沟通。医院可以充分利用网络技术、信息技术构建公开化的网络平台，加快医院内部信息流通的速度，从而实现K医院内部无障碍快速有效信息沟通；K医院内部各科室应定期举办科室间的会议，并专门针对前一段时间各科室沟通中出现的问题进行集体讨论，最终提出改善的措施。

完善内部监督机制

首先，加大公立医院内部审计的重要作用。医院内部可以成立独立的审计部门，一定要保证内部审计部门的独立性、权威性、公正性，切忌不能使内部审计流于形式。其次，尽快提升公立医院审计人员的综合素养。医院可以通过人才引进和培养的方式，尽快提升本医院内部审计人员的专业素养、思想道德素养。第三，加强对医院管理层的监管，做好离任审计等工作。必须严格要求医院内部员工认真执行和遵守绩效考核制度，进一步细化考核方案，力争在医院内部形成奖罚分明的状态。针对该医院绩效管理基础环节较为薄弱的问题，建议在该医院中应采取较为简单的绩效考评方式。医院可以结合岗位责任和业务，并针对不同的岗位设置出可供衡量的客观目标，一定要将考核目标的完成程度进行量化、细化。

综上所述，内部控制在公立医院管理与发展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尽快加强公立医院内部控制体系的建设与完善，从细节入手，从基本环节着眼，实现医院内部各资源的协调统一，尽快在医院内部形成一股合力，促进我国公立医院的健康、稳定、快速、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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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市公立医院改革的调研报告

为进一步推进我市公立医院改革，前阶段，市医改办组织XX市、XX市等有关部门赴浙江省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城市XX市进行了考察，现就考察情况形成如下报告，供领导参考。

一、XX市医改基本情况。

嘉兴现有户籍人口340万，暂住人口180万，下辖2个区、5个市(县)，平均每千人拥有医生数人(和我市大体相同)，每千人拥有医院床位 张(我市张)，全市现有4所市属公立医院，均为三级甲等。2009年，列为省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后，先后制定了《XX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实施意见》、《2011年XX市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工作安排》，以强化公益性、创立新机制为重点，从重大体制机制改革、服务体系建设、推行便民惠民措施、推进信息化建设、开展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五个方面对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工作进行了总体安排和部署，在优化资源配置、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改革医院管理体制、探索财政补偿机制等方面加强自主探索，取得了积极进展。2011年完成了5个市(县)公立医院改革;2012年12月3日启动实施了以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取消普通门诊挂号费、调整医疗服务收费价格、调整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政策等为主要内容的市属公立医院改革，至此，嘉兴全市完成了公立医院改革任务。

二、XX市公立医院改革的主要做法

(一)创新公立医院管理服务机制

一是推行现代事业制度改革。取消了市属公立医院领导班子的行政级别，全面实施医院领导干部聘任制。建立医院决策、执行、监督等机构。在医疗卫生单位领导干部中，实行公开选拔制度、任期制度、交流制度，切实增强卫生干部队伍的生机与活力。

二是深化内部管理制度改革。实行全员聘用、评聘分开的用人制度改革，逐步建立以事定岗、以岗择人、按岗聘用、一岗一薪的岗位管理制度。同时，建立起以岗位管理为基础，以工作数量和工作业绩为依据，以考核评价为手段的多元化的岗位分配激励制度，做到按岗定酬、按任务定酬、按业绩定酬。建立以公益性为核心的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体系。

三是探索建立质量监管体系。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XX市医疗质量管理控制中心，市卫生局将医疗质量监管的事务性职能委托该中心承担。建立了医疗费用定期监测和公示制度，落实医药费用查询制度。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卫生行政部门每季度向社会公布各医院的相关均次费用，并定期开展行风检查和质控检查。

(二)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

一是强化控费政策措施 。明确将控制医疗费用增长作为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并提出了开展按病种限价付费、鼓励使用廉价和甲类药品以及中草药、健全医院内部控费机制等改革举措。出台《关于加强全市医疗机构医疗费用控制的通知》，以“均次费用零增长”为目标，将医院的门诊均次费用、每住院床日费用、住院均次费用、出院者平均住院天数、药品占业务收入比例等控制指标列入医院年度目标考核内容。

二是控制药品、医用耗材费用 。实行包括乡镇卫生院在内的所有医疗机构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并率先将药品、医用耗材等招标采购纳入市政府招投标中心。同时，建立卫生核算分中心，市属医院财务科长和主办会计由卫生核算分中心派驻，实行医院运行成本核算制度，并全面推行院务(事务)公开。对各医疗机构的“合理用药和合理检查”执行情况进行重点检查。控费成效逐步显现，

(三)推进城乡医疗资源的纵向整合

出台了《关于加强医疗技术资源纵向整合的意见》，以两家三甲综合性医院为龙头，以市本级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网络，组建二大医疗技术支援联合体。其主要内容包括：①联合体中的市级医院精选骨干医务人员派驻社区卫生服务机构;②探索医疗技术资源整合中的执业医师定向多点执业;③联合体内实施双向转诊，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及时向市属医院转诊病人，市属医院开通绿色通道快速接诊;④联合体中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高端实验室检查项目，可集中由市属医院统一检验、检测，需要进行大型仪器设备检查的也可与联合体中的.市级医院进行预约。⑤加强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市本级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全部进入联合体医院的培训基地，由联合体医院承担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任务;⑥鼓励市级医院退休医务人员到社区服务;⑦市财政对医疗技术资源纵向整合给予专项补助，派驻基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市属医院人员，由市财政按每人每天100元的标准予以专项补助，同时由市财政给予派出医院每人每天50元的工作补助，对支援县级医疗机构的市属医疗机构的经费补助为市级财政对市级医院按每名派驻医师每年5万元的标准给予补助。

(四)探索建立财政卫生补偿机制

一是探索建立财政支持的“奖、保、控”机制，对公立医院使用廉价药物进行专项补助和奖励，2011年年底前市级公立医院甲类药物使用率达20%。

二是探索按预算拨款改革。明确各大医院的功能定位，财政支持公立医院改革由按项目、需要拨款逐步转为按预算拨款。2009年至2011年，全市安排预算专项用于公立医院改革达1亿元。

(五)切实改善群众看病就医感受

一是优化诊疗环境及服务流程 。全面推行全年无节假日服务和午间门诊，严格执行专家门诊停、替诊制度;设立检验项目自动取单机，增加检验结果现场咨询;改进住院病人检查流程，错时检查、弹性排班，有效解决住院病人b超、动态心电图等检查排队问题。

二是推进优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活动 。各医院以合理配置护士人力、实行责任护士制度、提供规范分级护理为三大核心，推进“优质护理示范工程”。

三是积极推进预约诊疗和双向转诊服务 。各公立医院对所有门诊均实现预约。积极探索与基层医疗单位建立双向转诊关系，按照患者自愿、分级诊治、资源共享、无缝式管理的原则建立起有效、严密、实用、畅通的上下转诊渠道，为病人提供整体性、持续性的医疗服务。

四是积极探索医务社工服务模式 。在市级医院成立医务社工部，通过组织招募社会志愿者、病房探访与心理辅导、组建病友互助小组、开展社区健康教育等多种形式，进一步加强医院人本服务，和谐医患关系。

(六)积极推进人才培养与信息化建设

推进以区域为单位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试点工作，全市17家市、县级医院已通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的省级评审。积极实施国家“3521 工程”试点项目，研究制定《XX市国家医改卫生信息化建设试点项目实施方案》，并结合省政府“智慧城市”建设开展单项试点“智慧健康”工作。目前，卫生专网建设已完成，市、县两级卫生信息平台正在建设中，两个数据库正在完善。4所市属医院均开展了无线查房的试点工作，运用数字化手段，让医生有更多的时间来到患者床边，成为真正的“临床医生”;门诊预约挂号、电子排队叫号系统、门诊病人后付费等基于数字化信息平台的服务流程改造正在实施。

三、对我市深化公立医院改革的几点启示

(一)建立高效的领导决策机制 。XX市公立医院改革，是在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亲自过问下，前期做了大量的调研才展开的。在当前形势下，建议我市成立公立医院改革工作领导小组，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挂帅，分管负责同志具体负责，制定工作计划，层层落实责任，加强督促检查，确保改革试点工作稳步推进。

(二)深化“管办分离”改革 。我们在“管办分离”上在全国先行了一步，但近几年在体制、机制上突破不多。嘉兴公立医院改革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取消了医院的行政级别，对医院管理体制、运行机制、补偿机制和监管体系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而且还将医院院长的任免权交给了市立医疗集团。同时，设立第三方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XX市医疗质量管理控制中心，将医疗质量监管的事务性职能委托该中心承担。建议我市进一步深化医疗卫生领域“管办分离”改革，合理界定卫生局和医管中心职能，加快构建医管中心事业法人治理结构。

(三)控制医疗费用的不合理 。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是公立医院改革的首要目标。嘉兴公立医院改革明确将控制医疗费用增长作为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以 “均次费用零增长”为目标，并提出了开展按病种限价付费，药品、医用耗材集中招标采购制度，组建医疗技术支援联合体等举措，控费成效逐步显现。创新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机制。

(四)加大财政投入 。加大对公立医院投入。控制公立医院新建项目，稳步化解公立医院债务，加快公立医院信息化建设。确定政府在提供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投入中的主导地位。政府负责公立医院基本建设和大型设备购置、重点专科发展、政策性亏损补贴等，对医院承担的公共卫生任务给予专项补助，保障紧急救治、救灾、支援基层等公共服务经费。力求公立医院在基础设施建设、大型设备配置、人才引进培养、医疗技术和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五)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做好宣传培训和政策解读工作，加强对公立医院改革试点重要意义、主要任务和政策措施的宣传，调动广大医务人员参与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争取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理解支持，为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创造良好条件。

根据区人大常委会年度工作安排，9月下旬，我们在区人大常委会阮妙娟副主任的带领下，对全区重点政府投资项目建设情况进行了调查，分别召开了6个座谈会，听取了5个部门情况汇报，实地踏看了12只重点政府投资项目。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及特点

今年以来，区政府和区级有关部门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按照“保重点、保民生、保发展”的工作基调，加强领导，加大投入，攻坚克难，狠抓落实，重点政府投资项目建设进展顺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全区今年计划安排政府投资项目197只，总投资亿元;其中重点政府项目30只，总投资亿元，当年计划投资亿元，截至9月底，已开工28只，开工率达，完成投资亿元，占年度投资计划 %。完成实绩较好，有力地推进了我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在工作推进中，主要体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领导重视，全力推进 。区政府在今年工作中，突出保障民生改善和经济社会发展，坚持科学合理安排建设项目，进一步加强领导，建立健全项目推进机制，全力保障重点政府投资项目的推进。一是建立重点项目领导联系制度。区四套班子和乡镇部门领导实行重大项目联系制，及时了解项目建设情况，加大对项目进度、工程质量、资金保障、环境安全等方面的督促协调。二是明确项目建设责任单位。在项目开始前，区政府落实项目建设责任单位，明确项目的投资计划和工程进度要求，建立和完善“每月报、季度查、年终考”的工作机制，把重点项目建设纳入到年度岗位目标责任制考核。三是加强疑难问题协调处理。区政府建立重点项目双月汇报制度，及时了解项目建设进程，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困难问题，全力确保项目顺利推进。

(二)攻坚克难，破解要素 。今年由于受宏观经济影响，土地、资金、环境的要素保障问题比较突出，给重点项目的推进增加了新的难度，区政府及有关部门想方设法，努力破解要素瓶颈。一是加大重点项目用地保障。通过“向上争指标、挖潜产指标、存量盘指标”等方式，努力保障项目建设土地需求。30只政府重点项目共争取4390亩土地利用指标，其中争取虞北平原整治工程亩“带帽”建设用地指标。二是加大建设项目融资力度。积极拓宽融资渠道，坚持“开源节流”并举，搭好投融资平台，积极争取低利率专项贷款，争取上级资金扶持2亿元，成功发行第五期城建公司企业债券18亿元，有力破解了资金保障难题。三是加强征地、拆迁政策处理。各职能部门积极实施干部下派，力量下沉，咬定目标，按照时间节点，讲究方式方法，做细做实工作，妥善解决征地拆迁难题，确保了重点项目顺利实施。

(三)创新机制，强化管理 。今年以来，区政府十分注重管理机制的创新，制订出台《2014年上虞区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全面扩大有效投资工作考核办法》，着力规范管理，强化投资绩效。一是科学编制年度计划。坚持“量入为出、综合平衡、保障重点、优化结构”的计划编制原则，科学合理安排项目，优化投资结构，今年重点政府投资项目调整数量大幅减少。二是规范管理创新机制。建立“双查双报”制、绩效评估制、中介监管制等制度，累计节省财政资金2000多万元，项目设计变更数同比下降40%。三是强化项目质量安全。区政府及有关部门始终坚持政府投资项目“质量、进度、安全”并重，严格落实好质量安全管理制度，对进度不快、工作不力、安全不佳、服务不到位的责任单位及时进行通报批评和处理，加强规范管理，确保项目安全。

二、存在问题及困难

一是项目进展不够平衡 。部分新开工项目未能按节点计划开工，如三环东路快速路和尾水提标改造工程未能按计划要求开工，下半年开工的新建项目任务还较重。部分续建项目进展偏慢，未能按时竣工，有的项目配套施工迟缓，如江东北路和北延工程配套施工尚需抓紧。

二是项目监管尚需加强 。个别项目协调机制不够顺畅，重点项目推进和管理尚需加强，项目质量、资金使用、安全生产、投资绩效等监管力度还需进一步加大。如高铁XX区域建设项目较多，大型工程车辆进出频繁，存在一定安全隐患，需进一步加强部门的协作和配合。

三是要素制约比较突出 。今年我区建设项目多，投资规模大，受融资平台土地抵押权证清理，部分建设项目融资较难，资金缺口较大;一些项目征地、拆迁政策处理不够顺畅，对钉子户、滞留户缺乏有效手段，个别项目施工受阻，影响工程推进。

三、下步对策及建议

(一)明确目标，强化项目攻坚 。一是要进一步加快计划项目的实施。把握时间节点，明确目标，细化责任，倒排计划，落实措施，促进项目抓紧落实。尤其对尚未开工和投资进度明显滞后的项目要实施跟踪督查，组织攻坚，确保工程如期完成。二是要进一步强化推进机制。今年我区政府投资项目多，涉及面广，一些项目情况复杂多变，实施难度大，各部门要加大协调力度，形成推进合力，及时有效解决工程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优化建设环境，全力加快工程建设进度。三是要进一步跟紧有关项目配套工程。加强项目统筹，同步推进地下管线等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实施项目有序协调进行。

(二)多措并举，强化要素保障 。一是要化解项目资金紧缺矛盾。积极吸纳民间资本，整合财政性资金，精心做好融资工作，大力拓宽筹资渠道，重视融资成本，加强招商引资，深化银项对接，多措并举做好资金保障。二是要化解项目用地紧缺矛盾。做好用地保障，加快推进转而未供、供而未用、用而未尽土地的清理，积极向上争取指标，尽最大努力解决重点项目用地及有关安置用地指标。三是要破解项目征地、拆迁等难题。抓紧做好征地、拆迁的政策处理，确保项目快速推进。

(三)规范管理，强化投资绩效 。一是要加强项目规范管理，注重质量监管，落实重点建设项目质量终身负责制，确保工程质量。二是要建立健全政府投资项目的绩效监督制度，严格项目的预算编制，加强重点工程项目进行审计，开展项目绩效评估工作，重点了解政府投资项目的资金计划安排使用情况的合法性、科学性和合理性，提倡节约，杜绝浪费，切实提高投资效益。三是要加强项目招投标管理，实行政府投资项目招投标全过程跟踪监督，加强专项检查和责任追究，保证重点工程招投标工作规范、透明。

(四)充分论证，强化项目前期 。一是要科学谋划重大建设项目，结合上虞的财力，分清重点工程的轻重缓急，合理确定建设进度，科学安排建设项目，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要认真总结多年来项目建设各环节如征地拆迁、融资、审批等方面的经验，统筹考虑政策、土地、资金要素等，充分论证项目必要性、可行性，慎重确定项目。二是要做深做细项目前期工作，争取更多条件成熟项目列入省重点。要针对因前期准备不充分而造成开工不动工等情况，分析原因，采取措施，抓紧实施。同时，要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统筹谋划2015年开工项目和续建项目。三是要结合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创新重大项目决策、建设和管理体制机制，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创造良好的建设环境，努力完成今年的重点项目投资任务。

政府组织行为研究论文

《公共管理的治理理论》虽然一个社会的外部局限性在于它的经济增长率，但经济增长的正当性已成为压倒一切的价值理念，成为现代各国的共同追求，并成为现代多元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合法性来源。因此，及时地调整公共权力的结构与运行机制，从而满足经济增长新形式的需要，避免政治合法性危机，这应当是现代政治学的一个基本命题。这一抽象命题在全球化、市场化和分权化背景下的展开，则是作为国际社会科学前沿话语的治理理论与实践问题。前沿孕育着未来。本文立足于政治科学知识体系的变革，说明这样一个观点：作为公共管理的治理理论，她是民主政治的一份科学研究纲领，是现代政治学本来就应该是的样子。一 、从上述事实性知识或判断性知识来审理治理理论，这一理论兴起的直接原因来自于公共权力结构和政府管理的破碎、僵化并出现危机，反映在治理话语中，则集中体现在三个论点上。其一是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国家已经丧失应有的行为能力，也难于预测自己的行为后果，甚至难于避免产生有害的决策；并受落后的思想束缚，不时颁布不适宜的或无必要的合法性迫使各种群体接受。其二是社会结构急剧变化，地位危机、社会一致性分裂和文化分裂，公众对公共权力的效能和未来越来越不抱幻想，公众的心灵世界碎片化，行为边缘化日趋严重。其三是作为社会一致性中枢的公共行政体系能力衰减，并进一步成为公众的负担，中央集权、分等论级的控制不再有效；科层系统陷入了官僚主义的怪圈，公共政策无力承受大量社会需求，无法对太多和太矛盾的公共问题做出裁决，超优政策真正的仲裁者是国际市场。对于这一总体性的危机，治理话语走向了积极的知识重建：在文化上返古希腊之本，在政治上重开自由主义之源，在实践出路上择定新制度经济学，在技术上亲和于管理主义，从而推出具有建设意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分析方法。从知识论的角度来看，治理理论是人类在寻求解决社会一致和有效性问题上做出的一次深刻的认识转折与制度突破，在一定意义上，包括近代以来在内的一切政治学知识都在这一框架下实现了新的整合，无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在判断上，政治学知识体系都在悄悄地脱离统治这一核心而转向个人对公共事物的关心这一主题，由此导致现代政治类型在三个维度上发生重大转向：第一，从高级政治向低级政治变迁。一般而言，高级政治首先是指那些在国际关系中意义重大、影响非凡的决策活动，如讨论一国是战争还是结盟等等。其次高级政治是指在共同体层次上、有关民族国家问题的重大决定和政策制定，如号召种族或集团一体化，或是与产权制度有关的政治关系的变革，如私人产业国有化，或者对政府的体制和形式进行根本性变革等等。所谓低级政治也是一种政治类型，这类决策不涉及对国家或国际社会中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变革，它涉及次要性的决策，如将大型社会系统保持在某种均衡状态。低级政治通常由官员和管理者们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实行，一般属于官僚政治行为，功能是在不干扰社会政治经济现状的条件下为贯彻高级政治决策所进行的活动。在国内层次上，低级政治包括通过有关防止环境污染的法规；决定提高最低工资和社会福利标准；对外贸易、旅游和投资往来的促进等等。现在应当已经到了把上述思维方式颠倒过来的时候了。第二，从暴力政治向规劝政治变迁。战争或以战争相威胁，革命及各种规模的国内骚乱等等是暴力政治形式。个体或国家之所以发动战争或以战争相威胁，其目的总是在于改变或控制对手的行为。虽然只要暴力或暴力威胁仍被人们用于实现政治目的，那么人们就不能否认暴力在政治中的地位，但是这种地位应当是有限的。相反，规劝政治应该是公共政治活动中的基本形式。规劝政治一般是指伦理的、道德的、合作的和相互依存的和交易性的政治，比如谈判、协商、立法、集体讨价还价，经济、社会、文化和科学合作或激烈的竞争。当然，前提是这种竞争是普遍接受的，并且在预先规定其法则的基础上进行。第三，从等级政治向复合政治变迁。等级政治是权力和权能的增殖以金子塔结构为前提的，由等级政治所决定的政治关系表现为下级单位从属于上级单位，每个等级社会当中的顶峰都是最高权威，但这一权威并不一定总是合法的，权威的下属是各级权力层次，每一下属权力层次又控制着更多的下级次层次，这一系统最后通到普通公民，最后为塔基部分决大多数的人民无所抗辩地承认。与之相反，复合政治是指平等或接近平等的行为者们之间的政治关系，在这种关系当中，社会由信息畅通的、积极的和自治的政治单位组成，这些政治单位对维护自身的独立和幸福往往采取十分戒备的态度，然而它们也承认相互合作和秩序井然的共存既对自身利益有利，同时也是整个社会的利益所在。复合政治只有在具备充分的商品和服务以满足其成员需求的社会中才能付诸实践。进一步推断，复合政治应有一套自由的和竞争性的教育和信息系统，该系统无需依赖于对大众传媒介实行垄断性控制，而等级政治的目的是通过发动具有强烈倾向性的宣传运动来造成一种虚假的社会一致感。 政治学知识要具有真理性，她就必须客观地、全面地、深刻地反映政治生活的本质与规律，但这是一件不太容易做到的事。因为它需要政治生活的充分的展开，真正成为符合人的本性的而不是同人相异化的日常生活。政治学知识的发展与人类思维的进步是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当人类的思维已经进展到能够充分把握自身生活的程度时，政治生活的神秘性、彼岸性才会消失。低级政治、规劝政治和复合政治的形成，使得政治学知识发生重大转变，并为治理型政治学代替统治型政治学提供了基本概念。兴起于现实公共政治生活危机中的治理理论，它之所以能引起政治学知识的转向，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以新的思维回应了当代人类生活的变革。从近代从统治―解放的政治到治理―生活的政治的变迁，体现了公共权力运动发展的内在规律，当公民权利真正成为公共权力唯一合法性源泉时，治理―生活的政治才真正有利于市场秩序，政府制度才会内生于市场秩序。应该说这才是民主政治本来应该有的样子，换言之，主流民主政治学长期以来都未能到位。所以治理理论更体现了现代政治文明精神。二 、从治理型政治学的应用或其实践战略来看，新公共管理的实践是其必然的逻辑展开，是治理型政治学在现实中的具体表现形态。如果把治理型政治学看成是一种新的政治科学研究纲领，那么按照拉卡托思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有关硬核和保护带的理论，治理和新公共管理之间的关系恰恰体现了科学研究纲领中硬核和保护带的关系。因此，割裂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容易降低新公共管理的政治学科的性质，减弱治理理论在回应现实问题时的力度，而且也使治理理论在学术论战中失去有效的保护带。国外有些学者认为，新公共管理之所以和治理理论有关，是因为“掌舵”是<优麦电子商务论文>分析公共管理的核心，而“掌舵”是治理的代名词，简略分析一下新公共管理的原则框架，将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一点。作为新公共管理内容的主体，它有两个基本学术支持：管理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管理主义在这里的应用是把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引入公共部门，强调直接的职业管理、明确的绩效标准和评估标准、根据结果进行管理，以及更晚些时候所提出的接近消费者――公民的观念。新制度经济学则是把交易成本分析和激励结构引入公共服务中，通过新的激励制度安排削减官僚机构，通过承包和准市场的运作方式实现更有效的竞争以及消费者选择。而关键也最具有质感的口号是用企业家精神的政府来代替受统治结构羁旁的官僚政府，以企业家精神的政府推动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竞争，其基本的理论框架大致如下：(1)把控制权从官僚手中转到社群手中授予公民；(2)推崇市场机制而不是官僚机制；(3)驱动政府管理者前进的是自己的目标――部门和角色的使命，而不是文本的规则和规定；(4)公共管理者重新把自己的公众定义为消费者，并且为它们提供选择的机会；(5)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而不是简单地提供事后服务；(6)把精力放在赢利而不是简单地支付财政拨款上；(7)实行分权制度，主张参与式管理；(8)；公民评估自己的代理者的绩效时，关注的不是投入而是结果(9)关注的目标不仅仅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还包括激励所有的部门和公民，为解决他们社群中存在的问题采取行动。显然，新公共管理的这些观念和低级政治、规劝政治及复合政治都关心竞争、市场、消费者以及结果，公共部门围绕这些主题的转变就是脱离统治政治的、更小的政府，而另一方面则是更多的治理。三 、在一个全球化和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大变革时代，各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寻找一种更好地适应环境的新的治理形式，以便在经济的竞争中赢得优势并让社会获得有质量的增长，治理理论正成为回应这一变革的强势政治理论话语，支持这一话语体系的价值观和以之相一致的知识文本，修正了主流政治学的统治理论，并在全球范围引起政治家、学者以及官员、实业家的共识。立于中国公共管理实践理解治理理论时，我们深感这对重构中国民主政治知识体系，寻求善治的制度平台和有质量、有效率的公共政策制定模式，摆脱市场化进程中公共管理的低效甚至多方面的失败，在新的合法 性基础上重建社会信仰，均是十分重要的理论资源。从社会或区域之间竞争的可持续性来看，治理理论资源合法充足的利用，应当是十分重要的社会资本的一种提升途径。中国正在发展公共管理制度，开始研究公共管理的知识，以便为有效地治理中国提供基础性条件，这一努力要趋于最后的成功，可能需要在以下三点达成共识：首先、要对政治学的知识类型的实行转换，尤其在人为秩序与自然秩序、辩证理性与有限理性、意识形态与实证主义方法、形式主义运作和效率至上原则之间作出整合性选择，从而使得政治科学知识在现代社会中的担负真正来自于公民社会而不是意识形态。因为治理模式的选择和善治目标的达成有一定的路径依赖，而一个社会知识的状况或称之为存量结构总是形成发展与变革路径的根本，知识状况已成为制度学派分析社会问题时的一个重要变量。而不能掌握社会变革所需要的知识，其结果就会形成社会的创伤。因此当代社会发展的竞争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知识存量的长期性竞争。通过政府制度重构推动政治制度二次正当性创新，这可能是需要达成共识的第二个重要方面。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民主性从历史类型来看可以说首先是<优麦电子商务论文>一种否定性民主，它否定了旧的专制政治而建立了新的人民的统治，实际上这一民主的功能仅仅在于明确由谁统治。而建设性的民主是以公民权利为逻辑起点，以公民福利和安全最大化为目的的，关注民主的宪政化即自由民主，这也是政治制度二次正当性创新的依据，因为从治理理论来看，政治制度只是公民福利和安全的一个变量。如果说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奠基是以暴力政治为途径，政府制度是作为统治工具而存在的话，那么通过满足善治目标的政府制度的重构推动政治制度二次正当性创新，才能使这一创新有较准确的方向感和现实感。最后一个需要达成共识的是在公共理性基础上，发展以公民文化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与治理型政治相一致的政治文化是建立在公共理性基础上的，它以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为底线，其主题是关怀基于基本正义问题的公共的善，而不是政治权威的价值偏好。自由、平等、宽容、互惠互利，以及理性公民内心真实的同意是在公共理性指导下公民文化的一般内容。离开这一公共政治文化，治理的政治仍无根基，这不仅是一个公共政治秩序建立的充要条件，也是治理模式转变的伦理支持。要在这一方面达成共识、走向善治，可能要付出许更多的艰辛。

以下是一篇有关研究性论文：WTO下的政府经济行为研究关于中国加入WTO的《中国议定书草案》十九个条文，全部针对国家政府行为而确定，这一严峻的现实要求我们还对WTO规则的本质——限制政府直接或间接采取一些可能扭曲贸易流动手段的能力——具有深刻而透彻的理解。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干预经济运行规则的经济法学，直接以政府经济行为为研究对象。因此，WTO中关于政府经济行为的若干规则，将对中国现行的经济法制度和理论产生巨大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WTO与经济法具有目的一致性、功能互补性以及规则契合性[1]。但是，长期以来，中国经济法学的发展并为将政府经济行为作为研究的重点，只是在近几年才开始了一些探索性的工作[2]。我们认为，目前关于经济法理论中对于经济法最为重要的主体——政府及其经济行为的关注是极为不够的。中国加入WTO以及WTO规则的本质则为经济法学在新的视角下研究政府经济行为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我们认为：中国经济法学在未来若干年内应该遵循与WTO本质一致的原则，广泛深入地展开对政府经济行为的研究。一、WTO对政府经济行为的挑战WTO是一个以市场为走向的，提倡贸易自由化的国际组织， 通过对关税及非关税壁垒的消除，对政府权力的限制来鼓励国际贸易的自由化。WTO的基本法律框架正是反映了这一价值趋向。从总体上看，WTO规则最直接的影响在于限制了政府直接或间接采取一些可能扭曲贸易流动手段的能力。WTO的四项最重要的基本原则——非歧视、互惠、市场准入和公平竞争，以及它的五项功能——促进多边贸易协议的实施运作、为已涉及的议题提供谈判场所、执行争端解决的谅解、执行贸易政策审议机制、与世界银行和IFM合作达到全球经济政策决策的进一步融合。这些原则和功能首先提供了其对成员国的制度性安排框架和范围；其次，WTO体制中各项有约束力的条约或规则进一步明确了具体领域的制度性要求。如：依WTO的规则体系，任何政策均可能被一个成员作为废弃或损害市场准入的承诺而对之提出异议和反对。在“准自动性”的争端解决机制下，任何一方均无法阻止专家小组或上诉机构报告的通过，从而导致要么自行修改与WTO规则不一致的国内措施，要么面临赔偿性措施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加入WTO以后，中国现有的政府管理经济的权力将会受到巨大挑战。根据我们已经作出的承诺，中国政府的经济行为必须作出重大调整，甚至是重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才认为“关贸总协定的规则是对我国政府权力重新定位的法律文件”[3]。加入WTO对中国政府经济行为的挑战是全方位的，从经济法研究的角度，我们将其归结为四个方面：（一）政府经济行为范围、手段和方式的转变WTO的核心是贸易自由化，这一基本原则要求赋予市场主体自由的选择权与自决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主经营，在市场机制下自由贸易。这一原则首先对中国传统的政府经济行为的范围和手段提出了挑战，要求我们彻底改变长期以来政府对微观领域的经济活动进行直接管制的方式和对经济活动全面干预的经济管理范围。比如按WTO的要求，成员国的企业凡是注册登记后，除了有在国内市场上的销售权以外，都享有进出口的权利。而我国现在并不是所有企业都有外贸经营权，除了外贸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外，只有一些重点企业和大型企业经过国家批准有进出口权。同样，在进口产品的数量限制上，中国一直实行的是非关税控制，包括进口许可证和进口配额。这些做法不仅违反贸易自由化的原则，也违背了公平贸易原则。现在，我国已作出承诺，外贸经营权要由审批制变为登记制，同时改革不规范的进口行政管理措施。同时，政府经济行为除采用传统的直接管制、命令与服从手段外，亦需采用一些建立在平等协商基础上的柔性而非强制性的手段，如指导、契约、计划（指导性、非约束性计划）、预警、服务等，让市场主体有更多选择的自由。（二）政府经济行为的程序化和公开化政府经济行为的实施必然会给市场主体的贸易活动及其结果带来影响，最终影响贸易自由化的实现。因此， WTO对程序和透明度的要求非常高，它不仅确立了以程序公正来保障实体公正的原则，而且有相当多的关于程序的具体规定，如知识产权保护、许可证的发放、反倾销调查和反倾销税的征收都有明确的程序规定，政府行使经济管理权必须遵循既定的程序，并公开政府经济行为的程序。这一方面可以控制政府经济行为，解决权力过程的失控问题，防止政府经济行为对贸易主体经济利益的侵害，即使是有损害后果发生，也给受害主体提供补救的渠道；另一方面，贸易主体可以合理预测政府经济行为对自身利益可能带来的影响以便作出有利的经济决策。而在我国，政府经济行为的程序与透明度都十分有限，这将是更大的挑战。政府经济行为中最为大量和最具影响力的是通过制定和发布具有普遍拘束力的规范性文件对不特定多数人的行为进行管制。而目前可能扭曲市场功能的重要途径也就是人们通常所称的“红头文件”。根据我国有关组织法的规定，国务院可以发布行政法规，国务院各部门及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可以规定行政措施、发布决定和命令；《地方组织法》第61条规定，乡镇人民政府可以发布决定和命令。这些“行政措施”、“决定”、“命令”等都是行政规范性文件，它们的范围广、数量大、层次多。过去，这些规范性文件公布的范围有限、有的甚至就没有公布、也没有法定的公布程序和公布方式。但是，在加入WTO以后，凡是与贸易有关的规范性文件都将接受透明度原则和贸易审查机制的约束，如果不符合WTO规则，极有可能引发贸易争端，启动争端解决机制，甚至有可能引发贸易制裁。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政府经济行为如何实现程序化和高透明度是亟待解决的难题。（三）政府经济行为终局性的丧失WTO为了保证自由贸易目标的实现，规定了较为全面的司法审查制度。司法审查作为一个普遍适用的原则，也就是说，与WTO成员国政府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均可以请求成员国国内法院通过司法审查的方式寻求救济。这一原则对我国政府经济行为的终局权威性提出了挑战。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司法审查的范围仅限于法律规定的具体行政行为，主要是侵害公民财产权、人身权的行为；司法审查的内容仅为合法性审查，不涉及行为的合理性或适当性。并且，我国法律还规定有一些行政终局裁定的行政行为。这些规定与WTO的司法审查原则是直接冲突的。WTO司法审查的范围既包括抽象的政府经济行为，如GATS第6条第2款（a）项规定，“每个成员应维持或按照实际可能，尽快地建立司法的、仲裁的或行政的法庭或程序，在受影响的服务提供者的请求下，对影响服务贸易的行政决定作出迅速审查，并在请求被证明合理时给予适当的补救”。根据GATS的上述规定，中央、地方或者行使行政权力的非政府团体在作出影响服务贸易的抽象行政行为时，应当接受司法审查。又要求将部分终局裁决行为须纳入司法审查范围， 根据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目前我国有关终局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规定主要如商标法第22条、第27条、第29条、第35条的规定，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第15条的规定，行政复议法第14条、第30条第2款的规定等。根据WTO和中国的承诺，应当接受司法审查的行为包括获得或者颁发进出口许可证、许可或配额有关的行为，为保障措施或国际收支目的或针对不公平贸易而采取的措施，以及TRIPs和GATS有关条款所指的行政行为等。当事人如果对这些行为不服申请国务院裁决后，应当可以申请司法审查，除非国务院放弃接受申请并作出裁决的权力。（四）政府经济行为统一性的强化自由贸易必须有平等的竞争环境和统一的市场规则，WTO的各种规则最终都为统一的国际大市场而建立，因此，成员国政府必须承担的一项义务就是保障WTO规则的统一实施。《货物贸易总协定》第34条第12款明确规定：“缔约方应当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适当措施，保证在它的领土以内的地区政府和当局、地方政府和当局能够遵守本协定的各项规定。”《中国议定书草案》也专门承诺：“中国政府保证WTO协定以及本议定书在其整个关税领土内，包括国家一级以下政府部门，统一实施。”从理论上讲，我国的国家结构、立法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为WTO规则的统一事实提供了保障。但从现实上看，愈演愈烈的地方保护主义对WTO规则的统一实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地方保护主义表现在经济方面，是地方政府从当地的经济利益和财政利益出发，对于本地与外地的贸易和其他经济往来进行不适当的干预，如对本地资源的输出加以禁止、对外地产品实行打压或封锁，以图保护当地的局部利益。地方保护主义造成国内的统一市场遭受严重破坏，各地区自成体系、各自为政、各自为战，市场分割，互筑藩篱、阻塞流通、重复建设、盲目发展。地方保护主义也使竞争的公平性破坏殆尽，各个地区、各个行业、各个企业的条件、环境、实施的政策都不同，在地方的庇护下，优势企业不能参与竞争，劣势企业和劣势产品可以安然度日，无需面对竞争。地方保护主义在执法和司法中的表现也十分突出，一些地方以服务地方经济为名，保护本地的非法产业，如制假售假、假冒商标；一些地方制定“土政策”，实行区域性或行业性保护，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等等。从本质上讲，地方保护主义是人为的而不是经济发展所必然存在的，是行政的强制性封锁而不是市场的自发运动。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从根本上违背了WTO的贸易自由原则，不利于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也不利于中国参与国际大市场的竞争。由于地方保护主义与WTO的公平竞争原则、不歧视原则和透明度原则等基本原则相冲突，必须坚决加以纠正。二、政府经济行为规范的经济法意义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WTO作为一种特殊的法律机制，它的直接目的在于排除政府行为对自由贸易的干扰，是对各成员国政府经济权力的一种限制，它所设计的各项制度以及以贸易报复为手段的争端解决机制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服务的。在中国，如果没有与WTO规则体系相适应的法律规则，我们加入WTO以后将十分被动。但是，只要我们简要回顾一下中国现代史，就可以看到政府经济行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以及按照政府经济行为规范为核心的新思路构建经济法理论框架的重要意义。（一）对中国政府经济行为的基本认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作为以计划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一直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并形成了一种高度行政化的经济运行体制。在这种体制中，所有重要和重大宏观经济决策的理论突破和方案出台都源于中央政府内部，并通过行政网络和强制手段迅速扩散到经济各领域，各经济主体为贯彻中央政府决策而启动；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生产资料所有权归各级政府掌握，人事任免权也在各级政府手中，一旦宏观经济形势出现紧急情况，政府则依据庞大而有效的行政网络迅速强制地进行紧急刹车，宏观经济形势的控制权又回归到政府手中。换言之，启动中国经济的主体是中央政府，制动中国经济的主体还是中央政府。在启动之后，制动之前的中国经济是行政约束下的“不完全”经济运行。沿着这一线索，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政府——中国经济运行的中枢。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政府经济行为直接左右着中国经济的启动、运行、刹车的全过程。现实的中国经济不能忘记，也无法完全摆脱历史的惯性。中国现阶段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质上也就是各种市场经济主体与国家之间权力的调整与再分配，即企业自主权的不断扩大，对应于政府对企业行政干预和调控权力的逐步萎缩。但不能因此就把这种政府对企业行政干预和支配权力弱化的趋势推演为政府经济行为和经济职能总体弱化，并据此认为，体制改革将逐步否定政府经济行为的意义。我们知道，改革作为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利益格局的重新构造，必须首先树立一个绝对权威的主体来制定政策，操纵各种经济杆杠，推动改革的进程。毫无疑问，这个主体只能是国家。也就是说，经济管理的权限过于集中于政府，但改革这种状况还是只能依靠政府的干预与权威，政府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行为特点仍极大地影响着经济改革的进程。且不论在市场发育成熟的私有制国家，由政府经济行为所体现的国家干预仍然是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单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我国企业在过去旧体制下完全依附和从属于国家的这种状况虽然在改革中有了很大变化。然而，无论是现在企业模式转换阶段，还是将来企业模式成熟、定型阶段，企业的完全自主独立都是不可想象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改革的事实就表明，企业行为仍是处于从属和次生的地位。改革的实际进展取决于政府权力的让与。在改革初期的扩权、放权中，企业只是扩权、放权的客体；在后来广泛推行的承包制中，虽然给予企业讨价还价的权力，但从本质上说，承包制仍然是企业对政府要求的一种允诺。此外，企业自发的各种改革要求也只有在政府的许可下才具有意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问题不在于政府是否允许企业独立，而在于企业实际上不能完全独立。这除了宏观上分层管理的缘故外，还由于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国家直接控制着资源所有权、资产所有权这样的事实。只要国家所有权不完善，就不会有完全发达的生产要素市场，而只要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全，企业就不会中断对国家的依赖。更何况，国际经验已经证实，不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必须参加国际竞争，但从其与世界市场和国际分工的关系来看，这些国家同目前各发达国家相比，明显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这正是不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所面临的一大矛盾。如何解决这个矛盾？从世界一些后起国家的工业化经验看，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加强国家的作用，即充分发挥政府 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前苏联、日本、前西德、东南亚国家等都是这方面的例子。中国是世界上生产力不发达的国家之一，我国的国内企业生产水平同发达国家、甚至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都存在着很大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单纯依靠各企业自身力量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是很难有所作为的，必须依靠政府通过一系列措施以及雄厚的资产实力来扶植国内企业的发展，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可以断言，政府经济行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被忽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如果说在改革以前，政府经济行为主宰着整个社会经济运行过程的话，那么，在改革中政府经济行为仍然是决定着改革整个进程的核心与中枢力量。（二）规范政府经济行为的经济法意义现代市场经济是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政府承担着广泛的宏观经济管理职能；同时，政府又以其直接和间接控制的社会经济资源同企业、消费者一道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由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替代的功能以及多重角色所决定，政府本身即作为经济体系结构中的“内生变量”而存在，成为社会制度演进、变迁的内在动力。因此，政府在影响经济运行中的巨大作用要求设置完备的制度框架和行为规则来保证政府经济行为的科学性、合理性和正确性，作为研究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法律规范体系的经济法，当然要研究政府经济行为及其法律规范问题。然而，在过去相当长时期内，经济法学界对于政府经济行为却研究不足，重视不够，诸多经济法论著几乎没有政府经济行为研究的内容。这种只注重研究经济法规则、规范体系及其结构的现象不仅直接影响到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深入，而且与现代法学由“法即规则”向“法即行为”[4]重心发展的道路相左，亦与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日趋重要的现实不相符合。事实上，研究规范化运作的政府经济行为具体作用领域、方式与手段等问题，即是对现代经济法政府（国家）干预、调控经济运行这一本质的详细阐释与分析，例如，政府经济行为的发动阶段体现政府干预、调控经济运行的动机与目标；实施阶段体现政府在一定动机驱使和目标引导下所采取的行为方式与手段；完成阶段体现政府目标得以满足、实现的程度与效果。从政府经济行为这个崭新的角度考察经济法的观念与制度，能够确立政府经济行为作为核心范畴的地位，在相当程度上突破、拓宽经济法基础理论的传统研究领域。注释:[1] 参见吕忠梅、鄢斌《面向WTO发展中国经济法》，载于《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2] 我于1994年开始申报有关政府经济行为研究的课题，但始终被认为不是法学研究的内容而遭淘汰，经过三年多的努力，1997年司法部批准了这一课题。课题申报的过程清楚地反映了经济法学界对政府经济行为研究意义的认识程度。现该课题成果：《规范政府之法——政府经济行为的法律规则》已由法律出版社出版。，[3] 沈敏荣《WTO与中国经济法的发展》，载于《现代法学》2001年第4期。[4] 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6页。太多了，您可以到以下做参考：希望对您有帮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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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幸福校园论文网找的 挺好的 给你找篇参考一下[原文]摘要随着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持续改革，政府绩效管理日益成为公共管理理论界与实务界的热门话题。从本质上说，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手段或机制的政府绩效管理系统在政府组织中的应用是一个发生在政府组织中连续的组织变革的动态过程，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动力或阻力因素的影响。正是这种实施过程的复杂性，引发了人们对于政府绩效管理实施问题的研究。本文以我国地方政府实施绩效管理的影响因素分析为切入点，在对浙江省十一个城市的近两百名政府工作人员问卷调查的基础上，从组织特质因素和制度与环境因素两个维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实证考察。研究结果表明，目标导向的组织安排、鼓励创新与变革的组织氛围、充足的资源、相应激励制度以及政府组织面临的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对政府绩效管理的实施起到积极地促进作用，而组织中关键行为人的沟通参与、分权制度、公众的参与和支持与政府绩效管理实施之间的关系在本研究中没有得到验证。在论文最后，作者在对研究结果进行深入讨论的基础上就我国地方政府绩效管理的实施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于非政府组织的研究论文

非政府组织及农村私人企业主要围绕乡镇企业发展问题有很多素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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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市场化的发展及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中国的非政府组织（也称非赢利组织、第三部门等，官方一般称民间组织。英文全称是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简称NGO)，或Non-Profitable Organization(简称NPO).）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然而，这一现象引起学界的关注却是近几年的事。尽管如此，中国的非政府组织研究还是吸引了国内许多学者的关注，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可以预期今后此项研究将成为学界关注的又一热点。本文主要依据近几年来发表的论文和论着以及少数网站评论，对我国近几年来非政府组织研究状况作一述评。非政府组织研究兴起的社会背景与学术背景近几年中国非政府组织研究的兴起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学术背景。首先，社会背景：改革开放后，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原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淡出，与之相应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也大为松动。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政治领域都在自上而下地下放权力，全能型的政府机构大幅度削减。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地方获得了许多的自治权，尤其是在农村，村民委员会制度的确立，不仅是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起始，更使得日益萎缩了的社会活力逐步复苏。在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政府把绝大多数产品的直接生产经营权还给了企业，把基本的资源配置权还给了市场，这样在「国家领域」的旁边也出现了一个粗陋的「私人领域」。在国家放权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政府做不好、市场又不愿做或也做不好的社会公共事务方面的问题，这为中国的非政府组织的兴起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中国二十多年来的社会变迁则为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兴起提供了社会生态背景。据统计，从50年代至改革开放前的70年代，各种社团和群众组织的数量非常少，50年代全国性社团只有44个，60年代也不到100个，地方性社团大约在6000个左右。到了1989年，全国性社团剧增至1600个，地方性社团达到20多万个。而到1997年，全国县级以上的社团组织即达到18万多个，其中省级社团组织21404个，全国性社团组织1848个1。自90年代初，另一类民间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迅速发展。据估计，到1999年，全国各种形式的民间非企业单位总数可达到70多万个2。但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非政府组织的迅速发展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世界各地的非政府组织在这次大会上的杰出表现给中国的民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引起了中国学者对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关注和研究的兴趣。其次，学术背景：中国的现代化理论框架。在试图回答中国知识份子为甚么在中国发展研究中固执且持续地寻求西方经验和理论的支援的问题时，邓正来有一段比较精辟的论述：「它（现代化框架）使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发展的研究及其成果都必须经过此一思想框架的过滤，亦即依着「现代化框架」对这些研究做「语境化」或「路径化」的处理，进而使这些研究成果带上此框架的烙印。」同时，他还把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定位为中国欲实现现代化的发展道路的探究。3同样，当国内的学者在讨论NGO对中国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的贡献时，在有意或无意之间「打上了现代化框架的烙印」。市民社会理论。正如上文所言，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进行了广泛的改革，并取得了较大的成果。特别是1992年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后，传统的企业制度正逐步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中国式的「市民社会」逐步萌发。与经济领域的改革形成对比的是政治领域的改革相对滞后。正如邓小平所言，经济体制改革每向前进一步，就越感觉到政治体制的阻力。也许正是经济领域改革的巨大成功与政治领域改革所遭受的挫折的巨大反差引起了许多学者对「市民社会」问题的兴趣，市民社会理论应运而生。早期的中国市民社会理论主要是在哲学层面对中国的市民社会进行规范性研究；而早期的中国非政府组织研究则侧重于从组织理论和行政管理的角度进行实证性分析。两者的结合主要还是近几年的事情。正如何增科所言：「进入90年代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观，公民社会理论家开始转向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对作为一个社会实体的公民社会进行实证的研究，而第三部门研究者也开始关注诸如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部门的作用及其与国家和市场的关系等更加一般的理论问题，双方开始找到理论的切合点」。4持中国存在「市民社会」观点的论者普遍相信，中国民主政治的最终实现有赖于国家以外的社会层面的广泛改革，民主政治的有效运作也有赖于社会领域的有力支持。他们的结论是「市民社会」在中国不仅是一种「价值建构」，更是一种「实体存在」。这一结论正是部分基于对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状况的考察：随着从旧体制摆脱出来的新的社会力量和角色群体的发展壮大，在政府行政组织之外开始了民间社会的组织化进程，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非赢利性团体和非行政化的赢利性经济组织日益成为国家不能忽视的社会团体。5此外，国外非政府组织研究的借鉴作用。相对于中国而言，西方国家非政府组织的研究较中国为早。尤其是在美国，上个世纪的80年代以前就已形成了以耶鲁大学为研究中心的研究群体。80年代，受里根主义的影响，此类组织在美国迅速发展。相应地，大量的NGO研究中心纷纷成立。现今，美国此类以大学为基地的研究中心已达30多个。比较有影响的有：纽约城市大学的公益事业研究中心、印第安纳大学公益事业研究中心、霍布金斯大学的公民社会研究中心、杜克公益事业与志愿活动研究中心等等。这些研究机构与中国的研究者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国外的大量研究成果也被介绍到中国，例如，美国学者赫兹林格的《非营利组织》、李亚平等选编的《第三域的兴起：西方志愿工作》、里贾纳·E·赫兹琳杰的《非营利组织管理》、俞可平主编的《治理与善治》等等。其中许多的研究成果被中国的学者所借鉴，如霍布金斯大学的赛拉蒙教授基于对全世界41个国家NGO的考察而得出的「全球社团革命」的结论为中国的非政府组织研究者所广为引用。其他学科发展的促进作用。如历史学（有关历史上各类社团的研究）、政治学（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探讨）、社会学（对阶层结构、社区功能的研究）等学科的深入发展与交叉渗透也为近年来中国非政府组织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其中新公共管理学在上个世纪的兴起对非政府组织研究的影响尤其引人注目。兴起于西方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在80-90年代传入我国后，同样引起了中国公共管理学者的广泛关注。新公共管理理论号召打破原有的政府官僚体制，用企业的精神去改造政府。在公共物品的提供上，新公共管理论者强调公私合营，强调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认为非政府组织能够弥补政府部门的某些不足，在公共物品的提供上发挥一定的作用。这种对非政府组织功能的推崇也促进了对非政府组织研究的深入。应该看到，就非政府组织研究的价值关怀来看，多数的研究者立足于对建立民主制度的终极关怀，在政治学中自治、自律、市民社会、中产阶层等概念均与民主制度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与90年代村民自治研究的繁盛有相通之处。

组织愿景对领导力的影响研究论文

[摘要] 本文分析了有效沟通的基本含义，从五个方面对有效沟通的重要性进行分析。领导者的有效沟通有助于领导者推动变革性的主动行为，发布行动号召，加强组织的能力，创建激励产生的组织环境，进行科学的决策，实现组织的愿景；明了有效沟通的重要性，正确掌握有效沟通的技巧，在组织中实现有效沟通。[关健词] 有效沟通 领导沟通 沟通重要性 沟通技巧一、有效沟通的含义领导沟通是由领导者发出的建立于一个组织的价值观念与文化基础之上的信息所构成。而且这些信息对于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如：员工、顾客、战略伙伴、股东和媒体具有重大的影响。而在沟通的过程中，由于存在着外界干扰以及其他的种种原因，信息往往丢失或被曲解，使得信息的传递不能发挥正常的作用。因此，组织的沟通存在有效沟通的问题。所谓有效沟通，就是传递和交流的信息可靠性和准确性高的信息或思想的传递或交换的过程。它表明了组织对内外噪音的抵抗能力，因而和组织的智能是连在一起的。沟通的有效性越明显，说明组织智能越高。有效沟通是组织管理活动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领导与沟通密不可分，有效的沟通意味着良好的管理，成功的领导则要通过有效的沟通来实现，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有效沟通是领导艺术的精髓。著名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就明确把有效沟通作为管理的一项基本职能，无论是决策前的调研与论证，还是计划的制定、工作的组织、人事的管理、部门间的协调、与外界的交流都离不开沟通[1]。无数事实证明，优秀的组织必然存在着有效的沟通。二、有效沟通的重要性对于领导者而言，有效沟通不容忽视。没有信息意味着不可能作出正确的决策，而信息只能通过沟通得到。而一旦作出决策，又要进行沟通，否则决策就无法实施。信息接收者能否接受并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信息发送者发送的信息决定了沟通的有效程度。而公开、公正、适度的有效信息才有可能被人们所接受。因此，有效沟通有其独特的重要性。1、有效沟通有助于领导者推动变革性的主动行为，发布行动号召。有效沟通的信息使人们为改变工作方向做好准备，并告诉组织成员改变的理由，这些信息激励人们在一项号召下集合起来，它告诉人们要做什么和如何去做。有效沟通信息还会使组织成员学会欣然接受改变，使组织成员运用自身的能力给组织带来一定的机遇。调动员工参与管理的积极性，激励员工无私奉献。2、有效沟通有利于肯定组织的愿望和使命。高明的领导必须为他的组织创造愿望，领导信息可以让人明了组织前进的方向和它的定位。例如，像这样阐明团队的目标："我们的任务是在年底之前完成这个项目。一旦完成，激动人心的新产品就会应客户要求而问世。新产品可以让客户提高工作效率，也可以让我们拓展业务并从中获利。"[2]3、有效沟通有利于加强组织的能力，创建激励产生的环境。能有效沟通领导者的信息强调组织的优势，目的在于使员工感到满意。这些信息提供了工作的原因，并创造出人们取得成功的道路。它还描述了成功带来的好处，比如说，一个更具有竟争力的组织、更多的升迁的机会，或是增加的报酬。人是有思想、有理想的生物个体，工作动力的主要来源在于个体对某种目标追求的积极性与主动性。领导者通过有意识的与下属沟通，可以使下属更加清晰地明白自己的工作性质、工作目标和工作意义，感受到自己存在的价值。4、有效沟通有利于集思广益，促进决策的科学化，减少计划的盲目性。通过有效的沟通，能激发下属独立思考、大胆发言，通过沟通，可以使下属更加清晰的明白自己的工作性质、工作目标和工作意义，感受到自己生存的思想共振，从而引发出更多的创造性设想。稳定组织成员的思想情绪，改善组织内的人际关系。在一个组织内部，无论是部门与部门之间，部门与个人之间，还是个人与个人之间，进行有效沟通都是极其重要的。众所周知，无论在日常生活还是在实际工作中，人们互相之间的关系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组织信息沟通渠道堵塞，职工间的意见难以沟通，就会使人们产生压抑、郁闷的心理。这样，不仅影响职工心理健康，还将严重影响组织的正常工作。因此，一个组织若要顺利运行，必须保证组织内部上下、左右各种沟通渠道的畅通，只有这样才能激励员工的士气，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提高管理效能。

李玉萍在《文化道》一书中认为：老子所提的“道”就是化生为万物的原物质和这原物质化生的万物演化时所遵循的基本法则（这种法则当然也是人应当遵循的人事法则）。德是什么？德是万物顺应道而形成的自性、本然。《道德经》就是论述宇宙间的这种大理法和人应该怎样遵循。对于企业来说，文化无声无息，也没有形状却独立地存在着，循环而不停地运转着。文化支撑了企业的发展，是企业价值观、潜规则，所以文化是企业的“道”。不管社会如何变化，产品会过时，市场会变化，新技术会不断涌现，管理时尚也在瞬息万变，但是在优秀的公司中，企业价值观不会变，它代表着企业存在的理由。企业的未来愿景，则是包括企业对内对外的价值共同体的共同愿景。企业对内是员工，对外是政府和渠道成员及上下游伙伴，企业结成内外价值共同体，利益共同体驱动企业“站得高、望得远”，企业愿景必须是内外共同体的共同愿景。价值共同体将企业领导者的价值观转变为共同取向与意志，提炼出共同的愿景使命，对内形成员工凝聚力，对外形成价值链的凝聚力。 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企业的规模会越来越大，企业员工的组成也就越来越复杂，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工作经验与能力、不同思维方式、不同的需求、不同的岗位与职位等等，如何将这些不同的员工凝聚在一起，单单依靠企业的制度是不够的，单单依靠各层管理者的自身得领导能力也是不够的，而企业愿景能够为所有员工提供一个共同的目标，在这个共同目标的指引下，具有种种不同的员工才能成为一个“共同”体。另外，现实中企业的组织模式是以职能为基础的，企业的规模越大，职位的划分就越来越细，工作目标也越来越具体，到最后，每个岗位上的员工都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与总体目标有什么关系，员工已不知道是在做什么了，只有实施愿景领导才能将打破职能所造成的差异，将员工整合在企业共同的目标之上。 组织刚开始还不成熟的时候，只能属于告知阶段。在这个阶段，就是由公司高层领导制订一个既定的目标，包括愿景以及从愿景延伸出来的战略、宗旨、价值观、信条等，告知自己的员工，要求员工必须无条件执行。如果首先不给大家指定一个目标，大家的力量无法集合在一起。在告知阶段必须注意如下问题：1、传达给员工的信息必须直接、清晰一致，不能用暖味的、模糊的话。2、对公司现况要说实话；说实话可能引发危机，但人们经常说实话和听实话，大家就会锻炼出适应力。只有说真心话，只有建立了信任，才能使愿景不断清晰。3、信息传达要注意适当地细节，但也不能太细。如果员工不了解一些架构性的信息，将无从下手，但公司所做太细节化，则员工没有发挥的余地。 公司抛一些信息，测测风向。这个阶段有如下特点：1．提供高质量的信息，给所有的公司经理和员工。2．真诚的询问。3．保护隐私：对事不对人，在愿景探询阶段所探知的员工的信息要保密。4．结合问卷与访谈。5．测试效益、动机和能力。测试阶段只是部分了解员工的信息，决策和愿景都是部分的，片断的，公司不能期望把愿景的全部由测试来解决。 经过前面的几个阶段，每个员工都被激活了，迸发出很多智慧，公司则可采用归纳法，把大家的意见放到一个漏斗里，整合大家的思路，从而凝聚出公司的共同愿景。共同愿景既包含了企业家的原始个人愿景，又整合了各层级员工的对公司的期望，这时愿景领导才成为可能。不难看出，愿景领导的实现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也是有条件的，并非一蹴而就，也不是拿来就能使的一个简单的工具和方法。但是，共同愿景一旦构建完成，其体现出的领导力的威力和持久力也是其他工具/方法无法比拟的。现在大家都认识到：有效的管理是简单的管理，简单体现在直透事务的本质；有效的领导是简单的领导，简单体现在激发员工的工作动力，愿景领导就是一种简单的领导，但其实现的过程并不简单。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愿景领导如果与员工职业生涯规划相结合，其威力将倍增，也可以将员工职业生涯规划作为愿景建设的第六个阶段。

政府人权组织研究管理论文

行政管理是企业管理的一个重点，需要全员参与，不断创新。下面是我为大家精心推荐的关于行政管理的论文2000字，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浅谈服务行政管理

[摘要]政府的产生源于人民的公意达成和公意授权，这就决定了行政管理的服务性质。21世纪，服务将是行政管理职能的必然选择。为公民服务，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将是行政服务的主要对象;而效率与效益，将是行政服务的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判断行政服务的标准，则看其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加国家的综合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最终依据将是用人民是否满意这个尺度来衡量。

[关键词]行政管理;服务;衡量尺度标准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47-0034-02

21世纪，以服务为方向的中国政府职能选择将成为一种必需和必然。政府将按照企业化的方式努力为公民、为国家、为社会服务，并自觉把“效率”和“效益”作为自身服务水平的内在评判尺度，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外在的评判尺度。

1服务

21世纪中国行政管理的职能设计管理在本质上就是服务，服务理所当然成为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中国政府必然也应树立“小政府、大服务”的行政理念，进行职能的再设计。

管理就是服务管理，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在本质上管理与服务是统一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体产生分化，并逐步形成群众组织(包括国家)，各组织内部及各组织之间都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各组织成员为避免无谓的消耗，以最少成本换取最大利益，相互订立契约，把自身的一部分权利让渡出来，形成公共权力，由全体成员选举的少数代表掌握。掌握权力的少数人根据其成员的要求，管理公共事务，维护组织及其成员的利益。同时，各组织之间也基于同样原因签订盟约，把部分权力交给凌驾于其他组织之上的组织(国家政府)，管理全体社会的公共事务，维护社会秩序，进而维护整个社会的利益。管理的实质，就是利用组织及其成员赋予的权力为公众利益服务。因此，从本质上讲，管理就是服务。

服务是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政府是公民间契约的产物政府在本质上是一种为公民和社会共同利益服务的组织。随着社会的发展，它日益脱离并凌驾于社会之上，但这种服务性质不可能改变，只不过是服务的对象不同而已。政府最根本的职能仍然是服务职能。政府作为众多社会组织中的一种，也是为社会需要而存在，为社会利益而存在。因而，它必须为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服务，为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服务，而不是相反。政府行政在理论上不仅仅是单纯的管理制行政，而应是为社会和公众提供服务的行政。服务是政府的首要职能。现代西方各国政府的职能再设计也正是出于这种选择。

转变观念：小政府与大服务

服务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成为政府职能的必然取舍，但我们的政府仍然习惯于全面干预，强调行政管理。这首先是因为，我们的各级领导行政人员及公民本身还没有意识到政府就是服务机关，政府的职能就是为公民、为国家、为社会服务。我们的政府仍然习惯于全能角色，不该管的也要管，结果什么都管不好。我们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也习惯于政府的全面干预和行政控制，不仅不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而且对政府过分依赖。公民更是“势单力薄”，一味指望政府能“为民做主”。一方面权力主体没意识到自己的权力，自然也不对政府提出什么要求;另一方面，政府最大限度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忽视了权力主体的权力。现代政府职能的转变首先要求政府树立新的行政理念，从制度和体制及运作机制上，使行政管理为公共利益服务。其次，还要求权力主体观念也要有所转变，要认识自己的权力，争取自己的权力，限制政府的权力，主动要求政府提供服务，最终实现“小政府、大服务”的理想格局。

2政府该为谁服务

为公民服务

从政治学角度理解：契约理论认为，政府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公民与政府、公民之间的政治契约的基础上的，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公民之间的契约或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权能委托，政府应保护全体公民的公共利益，维护和平的社会秩序，充当公民的忠实奴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否则，公民有权收回委托之权能，选举出新的政府。大家都知道，政府机关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它们的运转和活动靠公民所交纳的税金支持，公职人员靠纳税人来供养，公民是公职人员的衣食父母。政府为公民服务，反映公民的意愿，为公民利益尽心工作，完全是应有之义，应有之举。经济学尤其是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理解模式。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管理过程就是基础设施、治安、政策、法律等公共产品的生产过程。而公民则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消费者，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以高效率、高质量的公共产品的生产与服务争取消费者的支持。各种理论虽然理解的角度不同，但它们都证明了这样一个观点：政府必须为公民服务。

为国家服务

行政管理是国家发展的产物，它通过自身的管理活动来发挥、实现国家的职能，执行国家的意志。它不可能脱离国家而独立存在。任何行政管理活动都服从于国家、服务于统治阶级。行政管理在本质上是为国家服务的，政府代表并为国家的利益开展活动。

为社会服务

政府职能除了为国家服务和具有强制性的一面之外，还具有为社会服务的非强制性的一面，这是由国家和社会关系决定的。现代民主社会才真正体现了社会决定国家，国家按照社会的旨意运作的内在含义。国家与社会的这种关系具体化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权组织与社会、国家机构与社会民众的关系。上层建筑服务于经济基础的关系，所以国家要为社会服务。政府则代表国家执行这种服务职能，这种服务具体表现为政府为市场服务：培育市场体系、制定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进行宏观调控，为企业服务：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检查监督等，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保障公民合法权益。

321世纪中国政府

掌舵而非划桨，今天我们政府问题的主要之处，不在目的而在手段。政府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何种方式提供服务，是我国各级政府必须思考的关键问题。 掌舵与划桨

现代国家的政府，既具有决策与指挥的职责，又具有执行和操作的职责，如果把决策指挥比作掌舵的话，那么具体的服务执行就是划桨，掌舵是一种方向性、目标性的引导，而划桨则是实现目标的手段。掌舵是政府方针政策等宏观方面的服务，而划桨则是具体的服务。

掌舵而非划桨

彼得・德鲁克在《不连续的时代》一书中说：我们面对的不是国家的逐渐消亡，而是强大的和非常活跃的政府，但是我们面临着选择，选择一个庞大的但软弱无力的政府?还是选择把自己局限于决策和指导从而把实干让给他人去做的强有力的政府?我们需要一个能够以治理而实行治理的政府。

满足公众的需要

政府是决策机构，如何掌舵即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并不能由政府自身说了算，而要根据服务对象，尤其是政府服务的直接受益人――公众的要求而确定。政府使用纳税人的钱，为公众服务，应以顾客为中心，按照公众的要求提供公共服务，满足公众的需要，就是说政府的服务要面向公众，而不是面向权力;政府对公众的利益、需要和要求应具有灵敏的反应能力;政府的一切活动要围绕着公众的切身利益，树立公众至上意识，一切以服务对象的满意为标准。把竞争机制注入提供服务工作中去。政府服务也是一种经济行为，需要进行收益――成本分析，只有其收益高于成本才是合理的。因此政府服务也存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要求。在政府服务中引入市场机制，把竞争注入政府服务工作当中将有助于实现政府服务低成本、高收益的预期。同时，这也是满足公众需求、提高服务质量、打破政府垄断的有效途径。政府服务中引入竞争机制，主要考虑三个方面。一是政府内部的竞争，在政府同类部门中政府雇员以及为政府服务的机构，如印刷、会计、采办、通信数据处理、车队、修理等之间开展竞争，可以解开官僚主义的死结。二是政府与私营部门的竞争。在一些由政府垄断的服务中，如：交通、电信、邮政、水电等引入竞争机制，打破政府垄断，对政府形成竞争压力，迫使服务质量的提高。三是私营部门之间的竞争，把一些政府可以撒手不管的服务，诸如清除垃圾、城市环卫、医疗卫生、职业培训等通过招标方式出租或承包给私营部门，实行有偿服务，由市场来完成，可减轻政府负担，以便政府更好地掌舵，竞争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至少能使我们的政府服务质量有所改观。

4效率与效益

政府服务的价值评判行政效率与效益是行政服务的核心问题，贯穿于行政服务的各个环节，是全部行政活动追求的目标，也是检查政府工作质量的客观标准，政府服务的好坏都要经过效率与效益这一对价值判断标准的检验。高效率基础上的高效益是良好行政服务追求的目标。

效率与效益的可比性

广义的行政效率是质与量的统一，包括质量和数量两个方面的规定性。数量上的规定性，是指行政服务总产出与总投入的比率，即效率，质的规定性，是指行政服务的社会和政治价值，看其是否达到了有益于社会，能够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既定价值目标，即效益，这是对行政效率的社会性评价。效率与效益，虽同为行政服务的价值评判标准，但二者并非完全一致，或者说，二者之间具有某些可比性。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二者的一致，却忽略了它们的区别，效率等于效益，效率越高，效益越高，这话包含了部分真理。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从效率中获取相应的效益，二者成正比，但问题还有另一面，如果行政服务活动远离了原定目标，或给社会带来不利影响，其效率越高，结果就越糟。这表明，效率越高，效益也可能越低，甚至成为负值，在一定条件下，两者成反比。只有当两者以最恰当的方式结合起来，并产生最佳值，效率与效益才可兼得。否则为片面追求效率，而忽视行政目标的正确与否，会给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利益带来重大损失。

短期与长期的统一性

衡量行政工作的真正效率与效益往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作出恰当的评价。有些行政活动刚开始，效率或者很差，效益很不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条件的日趋成熟，效率会逐步提高，效益也会日益明显，并最终变得极为可观。因此，对效率和效益的追求，不能只看眼前，仅在短期效率和效益上做文章，还要顾及长远利益，更不应为片面追求短期的效率和效益而损害长期的效率和效益。任何放弃长远效率和效益的行政行为，都不可能真正实现行政服务的高效率和高效益。效率和效益的统一及二者长期性的统一，都只是政府服务的价值评判原则问题。对于政府来说，终极目的是要实现效率基础上的高效益，究竟什么样的服务才是高效率基础上的高效益，则有一套客观的判断标准和尺度：就是看政府服务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最终依据“人民是否满意”这个尺度来进行衡量。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需要，落后的生产力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这种现实也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来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以三个有利于标准进行判断

我国的政府是服从和服务于这一根本任务的，其服务质量的优劣，服务效益的高低，最终也要看是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增强了综合国力，是否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是一种实践标准，政府的服务是否达到了这一标准，最终要依据人民是否满意这个尺度来衡量，政府服务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是否能让广大人民群众得到真正的好处主要看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这是对政府高质量、高效率和高效益服务的最具权威性和决定性的价值评判。

参考文献：

[1]何小随.论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是行政体制改革需要处理的基本关系[J].地方政府管理，2008(10).

[2]威廉・冯・洪堡.论国家的作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王振海.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J].文史哲，19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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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和社会保障作为公共部门 人力资源管理 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在全部人力资源管理活动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 要]随着知识 经济时代的到来,现代人力资源 管理思想正在对公共部门的人事管理方式提出挑战。目前,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

理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改革的趋向是以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思想为指导,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管理制度和 方法 。

[关键词]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现状;对策分析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 编号:1003-8809(2010)-08-0251-01

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人力资源管理是 组织管理的核心。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世界范围内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改革的兴起,我国公共部门的人力资源管理也正在经历一

场深刻的变革。近年来,中国政府积极推行 政治体制改革,大力提倡转变职能,精简机构,提高行政效率,但不依法行政及行政质量低下的状况依然存在。因此,分析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并依此采取针对性的改进 措施 十分重要。

一、我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现状

1. 我国公共部门缺乏对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的系统认识

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是从传统人事管理转化而来的,但与传统人事行政差别很大,其本质的区别在于所对应的经济形态不同。传统人事行政是适应工业文明的产物,它以严格的规制对员工进行管理为主要特征,着眼于提高组织的整体效能,是为完成组织的目标而实行的战术性、技术性的管理 工作。人力资源管理是适应后工业文明的产物,它是将工作人员作为一种主动的资源进行管理,是通过放松规制、开发心智等新措施,激发员工的工作主动性和创造性,着眼于提高个体智能,进而增强组织适应外部 环境的能力,因而人力资源管理是具有战略与决策意义的管理活动。目前,我国许多公共部门仍旧习惯于把人事管理过程归纳为“进、管、出”三个环节,把人看作是完成组织目标的工具,强化对人的控制,视人力为成本,没有树立为人服务的观念,这与现代先进的人力资源思想背道而驰。

2. 公共部门的人事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面临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传统干部人事制度存在的一些弊端如:干部终身制、论资排辈、管理无法制等都得到了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现行的公务员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竞争上岗的用人机制尚不健全,竞争未做到法治化和制度化;激励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业绩评估、考核的标准难以确定,缺乏现代化的绩效评估方法及技术,同时统一的工资管理体制和工资标准缺乏灵活性和激励功能;公务员法律法规体系有待于进一步健全。

3. 人力资源开发培训不足

我国公共部门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对组织成员的培训没有统筹考虑,缺乏学习氛围。我国当前公务人员的学历、知识和技能结构还存在很大的欠缺,公共部门 教育 培训内容、方法远远落后于时代的要求。深化公共部门人力资源教育培训机制改革,创建学习型组织,提高公务人员的能力和水平已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二、我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 发展对策

1. 提高人力资源的重要性,加强对现代人力资源理论的系统认识

未来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人才对于一个组织的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公共部门为外界公众提供优质的服务和管理,必须依靠人力资源。公共部门特别是政府组织要树立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重视人的作用,把行政管理人才看作是能带来直接效益的资本,给公共部门人事管理理论和 实践工作带来全面更新。传统人事行政与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有着质的区别。传统人事行政所依托的理念是规范、管制;而人力资源管理所依托的理念是发展、创新。人事行政的理论是以古典管 理学、行为科学等学科为知识背景、运用常规研究方法建立起来的传统理论;而公共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则是以现代行政管理学、资源经济学、公共部门经济学、公共政策分析、信息科技等为基础,运用知识管理方法,依靠信息技术作为平台和手段装备起来的全新理论。由于多种原因,我国公共部门对现代人力资源理论的认识还十分有限,“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还未树立,因此加强对现代人力资源理论的学习与认识十分重要。 2. 建立人力资源 管理体系,实施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技术,引入规划管理

现代管理理论一致认为,人力资源管理是取得更好效率和更高业绩的最强有力的管理工具之一。在诸如 工作设计与分析、绩效考核与管理、薪酬激励等方面,现代的人力资源管理技术和方法将有助于建立更富有成效的公共管理 组织。公共管理组织在进行工作设计时,应以效率最大化为目标,可以通过 机械型工作设计法来降低工作的复杂程度,也可采用激励型工作设计法鼓励成员的创新。通过强调工作扩大化、工作丰富化等方式来提高工作的复杂性,增加工作内在的吸引力,使得成员更有兴趣来完成工作,必要时在组织内部实行工作轮换制,为成员提供交叉在职培训,从而了解更多不同的工作,减少成员的不满,增加成就感。

3. 建立科学的、适合国情的职位分类制度

职位分类是以职位为基础,通过职位分析来确定职责、权限、任职者资格等要素,形成职位描述和职位规范,建立组织结构和人力资源管理系统。这种分类制度的优点在于对各项职位要素都有明晰的规定,不足之处在于静态的职位描述缺乏灵活性,只强调人适应职位要求,而忽视人的能动性创造力,不利于个人的 职业 发展。我国应借鉴国外的先进方法,结合本国国情,制定一套适合我国公共部门的科学的职位分类制度。

4. 加强 教育培训,实现知识管理,努力塑造学习型组织

21 世纪的公共部门必须拥有学习精神,实施 文化 创新,建立一个不断突破自我的学习型组织,才能适应新的 环境。公共部门应加强教育培训,提高人员 政治和业务素质,改善公共部门从业人员的专业结构,使其合理化、科学化。通过教育培训,使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更新知识、提高技能,在挖掘潜能的同时,有效地提高其政治觉悟、道德品德、法律观念,有效地开发创造性能力,培养创造精神,树立创新意识,更好地为公众服务。

整理。参考文献:

[ 1 ]国务院研究室. 国务院部委领导论中国加入WTO :机遇、挑战、对策[C] .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2.

[ 2 ]赵其文. 现代人事行政的策略性作为————人力规划. 人事行政学会. 海峡两岸人事行政学术交流研讨会论文集[C] . 台湾:人事行政学会. 2001.

摘要：公共部门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作为近年的新生事物，不仅给我国的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带来了机遇同时也是巨大的挑战。本文在对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内涵及特征进行 总结 后，结合公共部门的特点，对公共部门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内涵、特征、体系及模式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关键词：公共部门;战略;人力资源管理

一、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内涵及特点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一词首先出现于私营部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其标志是戴瓦纳、弗布鲁姆和狄凯于1981年发表的《人力资源： 一个战略观》一文。随后，其他学者也相继提出了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理论。1984年，比尔等人出版的《管理人力资本》一书标志着人力资源管理向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飞跃。

学术界一般采用Wright&Mcmanhan(1992)的定义，即为企业能够实现目标所进行和所采取的一系列有计划、具有战略性意义的人力资源部属和管理行为。学者Lundy，O.，& Cowling，M.在《战略人力资源管理》(Strategic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中认为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是系统地将人与组织联系起来的、统一性和适应性相结合的人力资源管理。即要求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各项政策，要能融入组织目标达成的战略之中，以使人力资源管理扮演促成与支持组织目标达成的积极性战略角色。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特点包括：

第一，战略性，即契合性。包括纵向契合，即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发展战略的契合;横向契合，即整个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各组成部分或要素相互之间的契合。

第二，系统性。指企业为了获得竞争优势而部署的由人力资源政策、实践方法、手段等构成的一种战略系统。

第三，目标导向性。通过组织建构将人力资源管理置于组织经营系统，以促进组织绩效最大化。

二、公共部门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内涵及特点

(一)公共部门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内涵

学界对公共部门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内涵持有不同观点，但就其内涵而言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概括：

第一，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将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与公共部门的战略性目标紧密联系起来。这样有助于改进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管理方式，发展组织文化，提高组织的绩效。公共部门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是统一性与适应性相结合的管理方式。

第二，公共部门的组织目标与雇员目标的一致性依靠目标任务陈述保持并强调雇员的参与。也就是说公共管理者要向雇员传达目标、调动其积极性，通过雇员参与战略制定、战略实施以及战略评价的过程，促使其产生对组织的认同感，最终实现组织目标与个人目标的统一。

第三，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将随着组织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第四，强调前瞻性。前瞻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可以通过分析公共部门的内外环境对人力资源的未来需求进行预测;另一方面它也可以对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问题进行分析， 形成战略议题并制定综合的战略管理框架， 提出备选方案， 经过战略实施与评价最终达到组织的既定目标。

(二)公共部门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特点

与私营部门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相比公共部门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着三个特点：

1.目标多元化

公共部门自身具有多重目标的特点。公共部门以创造公共利益为根本目标，同时还要兼顾社会公平、公正、和谐平稳发展等目标，并要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公共部门的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作为公共部门发展战略的下属层级必须考虑目标多元化的特点和要求。

2.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起步晚

从传统的人事制度到人力资源概念的引入，起步晚、底子薄是公共部门的一大特点，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才提出的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概念对于公共部门而言更是新生事物。因此，要搞好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公共部门必须摒弃传统人事制度的缺点与不足，重新储备相关知识进行管理。

3.公共部门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制约因素较多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由于其公共特性受到如《公务员法》等法律、法规和各项制度的影响与制约，在管理方式方法上更应当慎重选择并严格实施，同时还要接受广大公民的监督。

三、公共部门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随着时代的发展，建立公共部门人力资源战略体系不仅成为了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也成为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提高公共部门服务水平的要求。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战略也要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适时做出调整。根据我国国情公共部门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应当包括以下几个要点：

1.以绩效为关键的管理体系

绩效对于任何组织而言都是发展的关键要素。组织的绩效与雇员、员工的绩效息息相关。就政府为代表的公共部门而言，建立关键绩效指标(KPI)体系有利于依靠绩效管理促进个体、团队和整个政府组织的绩效改进，最终促成政府组织整体战略目标的实现。此外，政府组织还可根据绩效管理结果对公务人员进行培训和薪酬设计，提高公务人员的业务水平以适应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需求。

2.以建立学习型组织为目标

新公共管理理论提出建设学习型组织的要求，在这一大的理论背景下，我国公共部门也要把建设学习型组织作为自己战略发展的一部分予以重视，培养公务人员的战略眼光，促成组织目标的实现。。公共部门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必须有意识地培养公务人员的学习意识和学习习惯，建设学习型组织文化，进行定期培训和教育，保持开放兼容的态度对待新生事物和文化。

3.以提升服务能力为核心

公共部门对其组织成员的知识、能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我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沿用部分传统人事制度的做法明显无法满足时代的需要，如何培养和提升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的能力成为新时期的重要课题。因此，必须建立相应的素质模型。成熟有效的能力素质模型应该由公共部门组织成员的“职业素养、职业行为和职业技能构成”。 提升公共部门人力资源能力，尤其是国家公务员的知识结构、能力与素质对转变政府职能，对提升政府服务能力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4.以终身教育为根本手段

教育的本质是人力资本投资活动，是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途径。建设学习型组织更要依靠教育手段进行终身教育。终身教育是“从学习者的主体角度出发，更注重学习者的主动地位，并向着自主的、能动的、随时随地的、不拘形式的学习行为发展。” 公共部门要加大教育学习的投资力度，综合运用高等院校、继续教育、MPA、计算机网络等资源，大力推动终身教育与长期学习。

四、公共部门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