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与德国民族比较研究论文

日本与德国民族比较研究论文

日本和德国两个民族特性，都是好战民族，俗称：野生动物民族；日本可以侵占中国，也可以绕过中国直接与俄国交战，甚至跨过太平洋，与美国宣战，历史表明，日本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民族，也因此，二战失败后，国际社会把日本拥有军队的权利，也给剥夺了；而德国更是好战，德国直到近代，才实现统一，紧接着就挑起了一战和二战；

主要来说说不同吧；1、两国的文化思想底蕴不同。德国是具有双重性格的民族，培育了一批文坛、思想巨匠，但却一次次挑起世界大战，是非常矛盾的。德意志民族是一个重视思想、善于思辨的伟大民族。其知识分子相较其他国家来说真正能够反省本民族的劣根性。而日本民族一直以来受到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以及愚忠愚从思想的影响。1、两国宗教信仰不同。德意志民族信奉基督教，追求真理，认为人类是可能犯罪的，应该在犯罪后进行认罪并且赎罪。而日本民族是多信仰的民族，信奉神道教、佛教、基督教等等，其中军人100%信奉神道教，国家至上、忠君爱国。纯手打哦。。自己整理的，望采纳

日本人是欺软怕硬，日本人特别尊重美国人和俄罗斯人，二战的时候被美国和苏联打怕了。德国人是属于比较严谨的

文化来说,德国是传统的欧洲国家,而日本的文化则很复杂,有学习中国的,有近代学习西方的,也有日本大和民族自己的特色,二者没什么共同点.历史上,他们都是法西斯国家,不过德国在二战战败后,随着希特勒的消失,已经承认错误,而日本的军国主义是深入人心的,仍然是一个很危险的国家.

中国与日本研究技术对比论文

中国和日本他们在科技的一些领域，他们还是会有一些不同的，就比如说我国的高铁技术要比日本的高铁技术要发达，但是日本在汽车和数码技术这方面还是更领先于中国的，比如说照相机，大家基本上都是会去买日本的牌子。

摘 要 近几年来，当中日经贸关系渐趋佳境之际，双边的政治关系却进一步滑向冷淡的深渊，其间的反差逾来逾大，几乎到了如不对政治局面加以改善，经济关系也难以为继的地步。中日关系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相当多的国人谈起日本就咬牙切齿，愤愤不平。那么究竟是那方面的问题导致中日关系处成当下局面，我们又应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呢？下面就我个人的观点，浅谈我对中日关系的看法。关键字 人民 关系 历史 合作 日本一、 中日关系的现状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经济合作占有中心地位，对于整个中日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现状看，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在贸易方面，日本已连续11年保持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来说，中国也是位居前列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回顾战后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合作推动了整个中日关系改善。在漫长的历史年代，贸易合作通过民间渠道不断得到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最终经过了长期积累得到了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并最终促成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70年代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在第一个关键时期，经济关系，尤其是其中的贸易往来都起到巨大作用，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即使在中日两国之间出现政治方面的交涉，甚至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时，经济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并且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是两国经济关系的加深未必就提高了两国政府和国民之间的相互信赖度，事实证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只是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其间还存有政治关系的"反弹力"。二、中日关系的症结在亚洲，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都在上升过程中，是未来世界多极化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日本迟早要成为政治大国，这与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中日两国在告别了"一强一弱"的时代后必须适应相互容忍和接受对方。要是彼此把对方看做是威胁自己的对手，试图联合其它力量牵制对方，那就势必会导致危险的对抗，从而危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如果认为对方是与自己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相互与促进的伙伴，就有可能构筑起新型的双边关系的格局，进而为亚太地区乃至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日经济关系正处于重大转折，即日本经济从占绝对优势正转变到相对优势。这一过渡将维持一个时期，两国间矛盾也就会不断地冒出来。日本的宽容度会相对地缩小，中国的应对能力还有限，这样，容易使矛盾不必要地激化。三、在东亚经济合作中推动中日关系的进展经过多年的冲突与合作的磨合，中日两国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论世界怎么变化，无论对方怎么发展，不论彼此间愿不愿意，两国相邻的地理位置是改变不了的；作为亚洲大国，两国对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巨大影响是改变不了的；两国在地区经济中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改变不了的。正是这些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使两国之间不能不产生相互合作的必要与可能。这种合作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现实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是彼此需要的而不是一相情愿的。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共同的利益要求总是能够一次次战胜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不和谐与不愉快，使几乎恶化的两国关系一次次化险为夷。 友好本来是在差异中克服、调整，在交流中互相理解、互相尊敬，才慢慢达成的境界。出于战略、策略之需，或者历史要素来演出友好气氛的手法已经太陈旧，太权宜，也太表面。中日之间其实存有友好的基石：一是两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具有亲和性；二是作为邻国，互相之间有确立安全保障的需要；三是在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下，作为贸易对方国和伙伴，共同繁荣的需要。随着交流的深入，过去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发生，"异"在两个国家之间碰撞。但是，这不是坏事，因为这种碰撞也是使事物回归正常位置的机会。真正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应该是真心与真心的碰撞后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日间产生的磨擦给我们提供了问题研究的端结。 一方面，中日关系的最大希望在于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东亚地区合作是中日化解历史恩怨、走出信任危机、克服安全困境、实现双赢的唯一出路。一方面地区合作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关系的发展，因为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最具影响的两个国家；另一方面地区合作也有利于两国问题的解决，因为中日之间的很多问题在双边层次上难以消溶，但是，中日都参与地区合作，这就为两国的交往提供了更大的空间，除了有利于两国建立信任之外，地区合作机制也可以成为减轻国内压力的积极因素，为领导人做出改善两国关系的努力提供更大余地。 另一方面，东亚经济合作的成功也离不开中国和日本。中国的人口占东亚人口60％以上，而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东亚60％以上。东亚联合要求中日合作，不能排除任何一方。如果日本与中国最终走向对立，将会改变整个东亚的战略形势，并使这种形势向着有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如果中日关系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上，无法在政治层面上获得突破，那么中日经济合作也可能走向"泡沫经济合作"。事实上，这样的动向已经显现了。日本开始寻找下一个替代中国的市场。日本技术和投资转向印度、俄罗斯可能将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中国和日本怎样才能在东亚区域内进行比较好的合作呢？首先，日本必须鼓起勇气面对过去的罪行。它必须明白，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清除内在的邪恶，那么无论它多么努力都不可能成为"正常"国家。因为，一个国家的形象不是单靠自己想象出来的，还必须在与他国的互动中得到确认。因此，日本得向德国学习，实施一种官方的"和解"政策，以成功地和过去的受害国达成和解。只有到那个时候，日本才可能被视为亚洲事务的天然领袖，并与中国及其它东亚国家建立更具建设性的关系。 其次，也是比较重要的的一点是：日本和中国都要放弃在东亚获得特殊主导地位的幻想:它们谁都不行。东亚地区有太多外部势力介入，没有哪个东亚国家能单独左右这个地区。所以，这两个国家必须明白，竞争东亚主导权不仅会浪费掉宝贵的资源，还会白白失去宝贵的时间—－虽然它们争相促进贸易自由化和地区一体化本身可能是件好事。其实中国从未欲与日本争夺主导权,而且这也并非仅取决于主观意愿,而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而非竞争性,两家联手才能支撑东亚的合作。

日本主要在数码和电子产业上比较领先，而且主要是商业类科技比较有优势。

由于日本国家面积较小，往往只能发展这些商业科技，比如汽车、相机等，可以在国外建厂，利用其它国家的资源。

但是像物理科技、天文科技领域，日本基本没有这类研究，甚至连大型研究设备都很少。

感觉中国的量子科技、航空科技发展非常快，成就也很多，日本相对来说就落后一些。

中国的航天领域、核领域、高铁领域、电力系统领域，都已经处于世界前列，并且远超日本。华为研发的5G技术更是世界第一，是日本要遥不可及的。但是日本的一些领域上也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比如电子数码领域，汽车领域，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中日两国稻作文化比较研究论文

人与人交往当中，时有错看对方的情形，或把恶人误以为本心良善，或将好人疑心成貌忠实奸。要说错误最严重的，莫过于热恋中的情侣，情浓之下，明知是对方的缺点恶习，竟也视而不见，甚至还觉得别具魅力。这种阴差阳错的彼此观感，国家民族之间亦然。看看中日两国交往关系史，就会发现双方的互相误读，已经有千余年的历史，至今仍没有多大起色。一中国人看日本，往往是从大处和表面著眼。首先看到东瀛是海外岛国，蕞尔小邦，其次看到的是日本学习了不少中国文化，受我们的恩泽日久。这两大印象，可以说在中国人心中已成无意识之定式，随之衍生出的根深蒂固的轻视心态也导致中国人总是无法真正理解日本，更难以秉持对日交往中的平和心态。古代中国历史典籍极为丰富，但是对于和我们交流了千余年的邻国日本，记述详尽而准确的实在凤毛麟角，相反，浮光掠影的皮相和道听途说的传闻倒是太多。根据中方史料，两国交往之肇始是公元前108年，倭人部落到汉的乐浪郡献贡。而公元240年，魏国使团首次赴日“访倭王”。魏国与日本建立交往的动机之一，据说是为了牵制吴国，因其误认为日本的地理位置“当在会稽、东冶之东”。（《魏志/倭人传》）在早期的航海能力限制下，中方对日本的情况有所误识是自然的，因此，虽然日本名义上被纳入了中国的册封体制（彼时日本仍处于分裂状态），但双方交往并不算密切。到了南朝的刘宋时期，初步完成政治统一的日本第一次提出了请求领百济、新罗的大将军称号，这是日本对朝鲜半岛表露野心的肇始，值得注意。刘宋对此的回应是拒绝，可显然并无了解日本形势变化的兴趣。《梁书》中称：“东夷之国，朝鲜为大。”这表明在中国的册封体系中，日本的重要性不如朝鲜，而其试图染指朝鲜半岛的企图是不被允许的。此后的几百年间，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基本上属于停滞状态，史籍中虽保留了《倭人传》的条目，内容却不脱《魏志/倭人传》之巢窠。中日双方的交往，在隋唐时期达到了第一个高潮：日本派出十八次遣唐使，唐朝使臣亦八次渡日。然而，王贞平在《汉唐中日关系史》中指出，中国历代朝廷“从未区别对待五世纪之前的各倭部落和实现了政治统一之后的日本”。他表示，600年日使访华，却未像过去一样向隋帝要求封号，“此举是一个重要的外交信号：中日间的君臣关系已经动摇，日本已不再视自己为中国的属国。”这标志著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不过，取代短命的隋王朝的唐王朝，在对日关系上的表现非常令人奇怪。白江口之役是中日第一次交兵，唐军大败日军。经过此战，日本对朝鲜半岛的窥觑野心，和不甘心纳入中国主导的册封体制的桀骜都已显露无遗，可唐廷却并未深入追究。无论是《旧唐书》或《新唐书》，对白江口之役均只字不提，只在指挥该役的刘仁轨传内寥寥述及。相反，唐廷还给予交过手的“抗敌之国”的日本使团以很高的尊重。753年，日本来使因不满地位低于新罗使臣，在唐廷发生争长事件。尽管关于此事件的真实状况有所争议，但日本使臣在仪式上的排序的确位列诸多外国之前（西列第二，吐蕃之后）。唐玄宗曾称日本为“君子国”，日本在唐人的记述中“人民丰乐，礼义敦行”，其采用“汉制”也多受褒扬。可事实上，日本此时已经大体确立了“日本中心论”的翻版“夷夏”观念，在内部文书中，甚至有把“唐国”称为“夷狄”的律令，并以朝鲜为“近藩”，唐为“远藩”。不难想像，这种态度的真相若是被唐廷知悉，必定会勃然大怒。然而，唐廷似乎对此浑然未觉，非但不计前嫌，还一任日本遣唐使自由来去，汲取中土的文化精华壮大自身。唐朝的“宽大”缘由何在？是“天可汗”的虚荣心过剩导致只求日本来使营造“四夷宾服”的假象自满呢？还是单纯的马虎粗疏，无暇也无意去了解日本的实际情况？依照史料分析，两者成分皆有，而不管哪一种，都正如石晓军《中日两国相互认识的变迁》书中所言，表明了“唐人对日本的漠视。”唐朝曾数度派遣使臣赴日，但这些使臣们看来并未打探到有关日本的真相。在日方史料中，竟然还有唐使离日前向天皇辞别说“臣等多幸，得谒天阙”的有辱国格的记载（779年，孙进兴出使）。虽然我们可以怀疑这些描述可能是日方的吹嘘，但唐朝使臣没有识破并揭露日本的帝国梦想是肯定的。这些使臣为何在回国后隐瞒了所见所闻，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把出使海路遥远的日本当做一个不怎么重要、纯属走形式可又有风险的差事，所以宁可“入乡随俗”，如王贞平所说的裴世清在见到天皇时“按日本习俗行礼似乎很不得当”，但不过是“灵活应变”；二是日本方面也采取了一些迷惑性的手段，避免把局面弄僵，直接对唐构成公开挑战。如孙进兴访日，日方大臣也有人提出不要自称天皇，虽受到广泛反对，但天皇还是降座接受国书。日方的“华夷论”者为之慨叹：“然遂降御座，呜呼痛哉！”（关于唐使团访日的记述，参见王贞平《汉唐中日关系史》）王贞平还在书中细致分析了中日两国往来的外交文书，提出日本在文书中利用日语的音读训读区别，有效地做到了不失自尊地保持与唐国的对等，甚至高等地位。如“天皇”在文书中以日文训读法写做“须明乐美御德”，掩盖了“天皇”的真实含义。735年，唐著名宰相张九龄起草的给日本的国书开头称“敕日本国王主明乐美御德”，“敕”是对臣属的用语，“主明乐美御德”则明显是把它当作了“日本国王”的名字。同样的语言，用两种读法表达，在直书“日出处天子”容易惹麻烦的形势下，是一个称得上狡猾的主意。但王贞平认为，归根结底，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处理中日关系的隋唐官员“对日本文化一知半解，且误信传闻，以为中日同种同文”。他们以中国人的心态出发，只满足于维护形式上的虚荣心，却不知日本的真实信息已被忽视歪曲。交往多了，马脚难免会泄露出来。《旧唐书》就记称日本来使“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可是，唐政府上下都没有把这个“属国”放在心上。这是中国人的日本观的一个异常不智的开始。事实上，中国人的大意实在是过分了，就在这部完成于五代的《旧唐书》中，居然出现了《倭国传》和《日本传》并列的荒唐现象。两篇文章的篇幅合起来不过数百字，对于倭国与日本究竟是什么关系也描述不清。894年，宇多天皇诏令废止遣唐使，唐朝亦久困于内忧外患，随后的五代十国更是天下大乱，中日关系再次进入沉寂阶段。直到宋代，两国官方正式交往仍然不多。民间贸易和僧侣交流虽比以往有所发展，但单纯追求利润的沿海商贾与旨在传播宗教思想的出家人，并不能根本改善中国对日本不甚了了的基本状况。蒙古帝国的兴起改变了东亚的政治格局，日本亦成为他们的征服目标，可元军两次渡海进攻相继受挫。这里要指出的是，若是对日本的自然环境、地理特点、国内守备等情报有更多的认识，元军当不至于一败再败，至少应注意到登陆地和作战日期的选择。当然，南宋和高丽的降军、仆从军战意低下，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元朝中日关系的特点是官方往来断绝，民间商贸继增，特别是随著航海技术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一些专以海上贸易牟利的商团，在两国都有利益，俨然成了“中日合资跨国公司”。一旦受到任何威胁或阻碍，商团就可能蜕变成武装势力，这就是所谓“倭寇”的起源。二进入明朝，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彻底打击张士诚、方国珍等割据力量的残余，实现一个农业帝国理想中的“长治久安”，很快推出了海禁政策。同时，朱元璋以驱逐胡虏，匡扶华夏自居，也决心重建以中国为轴心的“华夷”国际秩序。这两点，堪称对明代中日关系有决定性影响的基石。和过去一样，朱元璋为首的明廷在关于日本的知识方面，几乎没有多大进展。朱元璋很草率地把日本列入了“不征之国”的第二位，而非需要谨慎戒备的潜在对手。尤其费解的是，因为日本涉嫌卷入胡惟庸谋反案，朱元璋“怒日本特甚”，而且在《祖训》中亦指出日本“虽朝实诈”，但他并未有任何伐罪施威的意思，只是“决意绝之”，即断绝与日本的往来。有人认为朱元璋的处理方式是受到了忽必烈两次征讨日本均告惨败的教训影响，但最重要的原因在他于洪武四年颁布的诏书中说的极其详尽明白。该诏书称：“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明太祖实录》）诏书表明，贫苦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无疑不具备海权意识，对外向扩张的帝国政策持否定态度，其战略思想是以防御性的“谨备”为主，重点放在北方内陆。基于这种立场，即使倭寇已经祸乱沿海，日本又并不规矩，他的对策也仅仅是强调“专以防海为务”。洪武朝的中日关系断绝二十余年后，在明成祖时期实现恢复。巧合的是，在热衷于展示海上力量的永乐帝执政期间，日本的南北朝局面出现变化，喜慕中国文化的足利义满将军当政。这位因动画片《聪明的一休》而被不少中国人熟悉的将军，对明帝国怀有罕见的恭敬，主动称臣纳贡。他还应成祖要求消灭本国的海盗，其使臣将献给明帝国的二十名海盗头目悉数蒸杀于宁波。不过，足利义满的“亲华”是个人性的特例，为期也非常短暂，他在永乐六年（1408年）去世后，其子足利义持政权在永乐六年（1411年）便停止了朝贡。而对于此际日本政局的变幻，从南北朝到室町幕府再到后来的战国争雄，明帝国可谓一无所知。明朝对于日本的了解，从永乐四年侍郎俞士吉出使日本，并在日本立下的“御制碑文”可见一斑。该文云：“日本有国钜海东……语言文字皆顺从，善俗殊异羯与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成祖封义满为日本国王的举动更显示出中方完全不清楚日本的政体，对天皇与将军的区别缺乏基本掌握。宣德七年（1432年），足利义教恢复朝贡，但日本使团访华引起的麻烦不断，成为明朝外国来使中最特殊的现象，而明朝的对应，竟然尤甚于唐朝，几乎是莫名其妙的无原则的宽疏纵容，乃至迹近怯懦。明朝对日本贡使的人数、货物数量以及不得携带武器等均有规定，但日方多不遵守。景泰四年，日本使团在临清抢劫，殴伤地方官员，景泰帝却以勿“失远人心”为由放过了他们。（《明史/日本传》）成化四年，日本使团成员在北京杀人，成化帝仍拒绝了官员的逮捕凶手要求，只勒令日方赔偿白银十两，以显示天朝上国的宽宏大量。弘治九年，日本使团成员又在济宁持刀杀人，明朝的处理办法是将其上京人数削减到五十人。在此期间，日本使团还经常以漫天要价、以次充好等伎俩试图占尽明朝的便宜，有时还以“失我国主之心”公开勒索、恫吓。就性质而言，这一时期的日本使团入贡动机完全是为了牟取暴利，而且不同的藩都力图涉足，终于导致了宁波争贡的恶性暴力事件的发生。嘉靖二年，宁波争贡事件之后，给事中张翀上疏称日本“窥伺中土，得间则张其戎器，以劫杀为事；不得间则陈其方物，以朝贡为辞。劫杀则利民财，朝贡则利国赐，兼有得不得，而利无不在，此倭奴之大情也。”应该说，张翀这里所说的正是日本所谓“朝贡”的真实面貌，并且也指出了日本自隋唐以来始终秉持的对华政策基本特点，那就是“不以实对”兼“叛服不常”，特点背后的原则则是利用中方的弱点耍尽各种手段攫取利益。遗憾的是，张翀尽管看破了日本的假面，他提出的解决办法也不过是“绝约闭关，永断其朝贡之途”。（《明经世文编》）像张翀这样的官员应算作明眼人，可惜人寥声微。明朝对日本的形势仍旧没有求知的兴趣，但张翀所说的日本“窥伺中土”野心很快变成了现实。万历援朝战争是中日再一次交手，明廷对日本的无知完全曝光了。兵部尚书石星不知两国的既往关系，也不清楚“关白”为何物，竟然幻想日本兴师侵略是为了获得中国册封。最贻笑天下的是，石星起用吹牛曾游历日本，认识丰臣秀吉的江湖沈惟敬，结果此人“支吾中国，奉承日本”，闹出了自购珍玩假冒丰臣秀吉致明廷国礼的丑剧。堂堂大明帝国，以口若悬河的从事外交折冲，堪称奇耻。万历年间，明帝国实力已衰，“三大征”虽然都艰难获胜，但消耗国力糜巨。在挫败日军侵朝之后，明朝认为日本“图逞之志未尝一日忘”，“与其过而信之，不如过而防之”（《明神宗实录》）。明朝没有穷追猛打，犁庭扫穴的雄心，一方面是援朝战争“费饷六七百万”，经济负担沉重，另一方面，最主要的是这种进攻性战略根本不符传统农业帝国的性格。明帝国此际对日本的态度不过是通过使者带话：“传与家康，务要专心学好，不可阳与朝鲜讲和，阴怀异图”，天朝有水陆劲卒百余万，“以待你国动静”。（《朝鲜宣祖实录》）这般言语警告的作用当然是有限的，因为日本当时对华政策的追求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文化学习或经济获利，它开始试图挑战以明为核心的东亚政治体系，挑战中国主导的华夷秩序。万历四十年（1612年），浙江总兵杨崇业上报，日本“以三千人入琉球，执中山王，迁其宗器”。（《明神宗实录》）琉球与朝鲜一样，同是中国华夷秩序下的藩属，日本的侵略朝鲜、琉球显然是欲去中国而代之。但是，中方的反应也仅仅是停留在“倭不可不备”的口头表达层面上。究其原因，明朝高层尽管看到了日本对华夷秩序的现实威胁，但未曾认清日本的真正战略理想，而仅仅把它当作了华夷秩序中一个不时犯混、不太听话的边缘性角色或“不完全成员”，对它的处理仍要以防备为主，以羁縻为辅。如果大张旗鼓地讨伐之，一来跨海远征浪费人力财力，未必能得到什么现实收获，一旦失败还颜面扫地；二来违背中国“修文德以服人”的对外政策传统指导准则，显得“堂堂天朝”黩武狭隘。那么，仍旧是东亚最庞大的帝国的明，在对日关系中为何表现得如此难以理解的保守甚至变态呢？首先，我们要从所谓的朝贡体制寻找原因。虽然关于该体系的起点，学者们意见并不统一，但可以肯定的是，朝贡体制的理论与实践自有其漫长的发展过程，并与中国国内与周边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由于朱元璋“比以往的任何朝代，更彻底地推行朝贡体制和贡舶贸易”（曹永和《明洪武朝的中琉关系》），因此在明朝前中期，朝贡体制达到了理论上高度完备，同时实践上也高度僵化的阶段，这种状态到晚明出现了巨大裂痕，进入满清则再度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朝贡体制的本质，与其说是外交政策或贸易手段，不如说是一种文化和政治信念。如费正清所说，皇帝奉天承运统治天下，“如果四周远人不承认他的统治，他又怎能令中国百姓臣服呢？在中国，权威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统治工具，而朝贡能产生权威。”（《朝贡贸易与中西关系》）也就是说，万邦来贺、四夷宾服的盛况，是对皇帝统治权之合法性的有力证明，绝非仅用虚荣心膨胀所能解释。明朝在对外交往上最积极进取的永乐帝，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因为异域众国的纷纷来朝有助于营造“天命所归”的印象，缓解对他武力篡位的质疑。既然朝贡的真正意义在于“藩属”究竟来还是不来，则其来朝的动机、目的、表现都是次要问题。只要日本肯来“朝贡”，明廷不惜听任日本使团为所欲为、嚣张放肆，也甘愿在经济上做出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步（称之为“恩惠”）。同时，明廷对对方的真实情况也缺乏了解的意欲，即便明知其居心不良也不愿深入追究。所以，这种一切为了渲染“德被远人”表象的做法，不仅是中国畸形“面子”文化的充分暴露，更有政治和文化理念上的深层背景。在今天的很多中国人看来，册封与朝贡的体制足以印证着历史的光荣，并昭示中国曾长久占据古代东方政治格局里当仁不让的支配地位，这是对概念与现实有意无意的混淆。现实中，中国的册封与朝贡体制在大多数时间内只是一种主观愿望，尤其是面对北方强大游牧民族的威胁之时，和亲、岁币乃至称臣的选择都并不稀奇。仅仅指责明朝在中日关系上的自欺欺人是不公平的，正如余英时在《剑桥中国秦汉史》中所指出：“对于汉朝来说，西域贡赋的重要性主要是作为一种政治归顺的象征，而不是它的实在价值。另一方面，对于西方诸国来说，贡纳就是贸易的官方托辞。”距离长安超过5000公里的粟特“从未对汉朝的权威表示过应有的尊敬”，却坚持参加贡纳体制，“唯一的目的是为了贸易”。这种贸易的特点是中方往往在实利上亏本，但帝国的政治理论和荣誉感又不容轻抛，于是便如毛轸119年所奏“西域络绎遣使，求索无厌。与之则费难供，不与则失其心。”最可悲的是，即便是亏本生意，也从未换来边境的和平，那些“番邦”一有机会就会以武力赤裸裸地掠夺侵扰。而每当此时，“闭玉门”的论调就会被提出，这与明代的“绝约闭关”异曲同工。对于朝贡体制这个“政治神话”（苏联学者和在《霸权的华夏帝国》中称之为“政治怪物”）本质的尖锐剖析，在当代中国仍做得远远不够，特别是在近现代屈辱史的对照下，古代的“辉煌”更易被人工修饰放大填补自卑感，这也成为阻碍中国人理解并适应现代国际关系的不利因素。回到古代中日关系的问题，从两国交往之始，中国就单方面地把日本纳入了自我为中心的册封与朝贡体系，必须注意，这种立场是“单方面的”；与朝鲜、琉球等国家不同，基本统一后的日本并未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定位于这个体系，相反，它吸收中国的“夷夏”观念后，反而试图建立一个以日本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为了避免和强盛期的中国发生直接冲突，在那些时段，日本一般会采取虚与委蛇的两面策略，政治上满足中方的“面子”，捞取现实的经济、文化利益。如前所述，甚至连日语的音读、训读两种发音也在遮蔽其真实意图的方面起到了有效的作用。总之，有明一朝，羽翼渐丰的日本实质上已经初现在东亚欲与中国分庭抗礼的积极意向和作为，丰臣秀吉在《答朝鲜国王书》中更提出要“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只是明帝国出于种种原因，对此保持了一贯的懵然和无视，其对日政策大体可以概括为：“是彼有资于我，而我无资于彼。忠顺则礼之，悖逆则拒之，不易之道也。”（李言恭、郝杰《日本考》）这只是一部分。希望对你有帮助。

朝鲜族作家金文学在他的新作《东亚三国志》中，对中日韩三国的文化、历史、传统、习俗、观念、社会、生活等方面进行了有趣的比较与分析。红色中国 原色韩国 杂色日本对中国人来说，红色意味着吉兆和财运，即所谓红红火火。过春节时，门框上贴上红对联，过元宵节挂上红灯笼，新娘新婚穿红色的礼服......日本人则避免鲜艳的颜色，喜欢灰和淡褐色等中间色。我把这种中间色称为杂色。日本年轻女性的时装，多为淡褐色的套装和藏青色的制服；日本男性的时装也和女性的一样有同样的杂色倾向。韩国人在服装和色彩感觉上比中国和日本都要五彩缤纷鲜艳夺目得多。比如，赤、橙、黄、绿、青等，全是原色。崇尚个人主义的韩国人，是用鲜艳夺目的时装来突出自己的个性，强调自我的主张；中国人没有韩国人那么强烈的个人主义主张，但是却以红色来表达自己的个人意志，同时又在某种程度上兼顾社会集团的意志；在东亚，日本人最无个性，习惯于集团主义，所以色彩偏于杂色，款式趋于统一。中国的“忍” 韩国的“恨” 日本的“劈”假如用一个字来概括中、韩、日文化，我的选择如下：中国——“忍”文化；韩国——“恨”文化；日本——“劈”文化。日本人多认为韩国“恨”的文化就是指韩国人对日本人恨之入骨。这是很大的误解。韩国崔吉城教授在其大作《恨的人类学》中认为，“恨”，决不是怨恨。“恨”是沉淀在自己本身内心里的情感，没有具体怨恨谁那样的复仇的对象。“恨”，是对未能实现的梦想的憧憬。韩国具有代表性的民谣《阿里郎》，堪称表现恨文化的极致。与韩国文化的“恨”相对的是日本文化的“劈”志向。刀堪称日本文化神髓，武士的命根子。用刀劈，这一劈的动作，使日本文化“劈的志向”得以完成。说日本文化是劈出来的，这也不为过。把外来文化“劈”而取之，剖腹文化，剖筷子文化，盆栽和庭院，插花，都是大同小异。中国的文化，是“忍”。“忍”意味着“心字头上一把刀”，让你感受到剜心绞肺般疼痛，却一定要顶住。中国人的忍耐力，恐怕是世界第一。它是在贫困的环境和连年不断的战乱中培养起来的“人生哲学”。插花的残忍美 缠足的人工美 庭院的自然美插花是集中地反映了日本“视觉”美的艺术。在这个美的世界里，我渐渐发现了它的残酷性。日本插花的美学的核心是“剪的美学”。而在中国和韩国，插在花瓶里，却是不加任何修饰地进行观赏。日本插花美看起来静默寂寥，但其背后却隐藏着残忍的一面。这种寂静美与残忍性的共存是日本艺术的真正面目。中国也有这种违背自然追求人工美的东西，那就是古代中国妇女的缠足。为追求“三寸金莲”的人工美，女性从小就被强行用布条颤起脚，使女性的跖骨变形脱臼。韩国艺术价值取向最接近自然。同时庭院，韩国的却不是缩小自然，切割开来使其再生。因为房子本身就是在自然中建造起来的，所以他们觉得没有对其进行再加工的必要。坐在房子里隔着篱笆向远处望去，自然总是与人共生共存。三国其他有趣差异——中国人到处是墙，心中有墙，因此历史上闭关锁国；日本人地上无墙，心中无墙，因此能大量吸收外来文化；韩国人大多是半截墙，因此半遮半掩，对外来文化欲拒还迎，心态复杂。——中国是大陆德行，圆滑世故，雍容大度；日本是岛国德行，心胸狭窄，细致认真；韩国是半岛德行，自尊心强，心怀“怨恨”。——中国人喜欢牡丹，国色天香，象征荣华富贵；日本人喜欢樱花，刹那盛开，瞬间凋零，象征残酷之美；韩国人喜欢木槿，质朴无华，小家碧玉，却不屈不挠，顽强生存。——中国人喜欢看《三国演义》，讲国家大事，规模宏大，像百科全书，将文治武功熔于一炉；日本人喜欢《忠臣藏》，讲武士搏杀，刀光剑影，残忍冷酷；韩国人喜欢《春香传》，讲才子佳人，对诗传情，和美优雅。（《东亚三国志》 金文学著 中信出版社出版）

知道南京大屠杀吗，呵呵，哪说明你历史学的好，等着我会举行广岛大屠杀，知道哪个国家送你们2颗原子弹吗，呵呵，等到时候送我们中国送你们4个

我们比较文学老师就是研究日本文化的，我们听了好多的中日文化比较，这是研究生的论文范围，请恕本人的寡学，了解日本才能在这些方面谈，对比建立的了解基础 之上，

中日敬语的比较研究论文

【摘 要】 从事中日商务活动的人士普遍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日本人的行为捉摸不透,虽然态度毕恭毕敬,但是其郑重其事的敬语总让人觉得话里有话。本文以商务日语中敬语词的选用问题作为焦点,探讨中国人在商务活动中使用敬语的误区,并剖析其原因,避免在中日商务活动中,因敬语使用不当而引起文化摩擦。 由于日本是一个纵向型社会而且存在内外意识的差别,所以在日本社会敬语被广泛所有而且具有较完善的系统。在商务日语中敬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不能恰当地使用敬语就会引起误会甚至失去信用,从而给公司代来经济损失。 任何一个从事中日商务活动的人士,不管情不情愿,在商务活动中都不可避免地要使用敬语。对上司和长辈当然如此,特别是对顾客,要最大限度地使用敬语,否则极易导致双方的误会甚至使谈判崩裂。日语的敬语与日本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极其重视礼仪的国家,在日本,「 礼仪 ただしさ」被认为是人际关系中最基本的社交素质,其直接反映便是日语的敬语了。 在商务场合下,自古日本就有一句「 敬语上手は商壳上手 」 的说法,可见在商务文化中敬语的使用是何等重要。正如「 言叶 は人 なり」 ,在商务场合,敬语的规范使用不但能够体现商务人员的素质,提高商务资信,还可营造友好的商务氛围,促进商务目标的顺利实现。于是,很多人认为,任何情况下,只要使用敬语,就万 事大吉了,殊不知,若不注重场合,即使使用敬语,有时反而会使双方的关系变得疏远以至陌生。 日语中「 言叶遣い」 (措辞)的「 遣」 字与「 思 い遣 り」(体贴,体谅 )的「 遣 」字是同一个汉字。日语的敬语体现的就是体恤他人,以和为贵的精神。日语敬语分为「 丁宁语」 、 「 尊敬语」 、 「 谦让语」 。丁宁语 (郑重语 ) :不管对方是谁,说话很有礼貌。尊敬语 (尊敬语 ) :抬举对方,以表示对对方的尊敬。 谦让语 (自谦语) :贬低自己,以表示对对方的敬意。 一、 盲目使用敬形式 1. 「 お(ご) 」 的使用有一定日语基础的人一提到敬语往往马上会联想起「 お(ご) 」 来,并随意前接「お(ご) 」 ,以至闹出笑话来。并非所有词都可接「 お(ご) 」 。以下是不适合使用「お(ご) 」 的情况。在很多情况下,外来语前接「 お(ご) 」 ,是一种错误用法。虽然有「お」 「お」 等用法,但这些都是个别例外,大部分外来语都不能前接「お(ご) 」 ,比如「 お」 「 お- 」 「 お 」 等均为错误用法。以「 お(ご) 」 开头的词,也不能前接「 お(ご) 」 。如「 お男物 」 「お带 」 「お奥样 」 等。长音节词前不可接「 お(ご) 」 ,如:「 おじゃがいも」 「おさつまいも」 「おほうれんそう」 。 另外,一般与自然、 矿产、 动植物、 形、 色、 机械工业、 组织机构等有关的词语都难以添加「 お(ご) 」 。 2. 「 お～になる」 「 お～する」 等形式「 お～になる」 「お～する」 等 是日语敬语的重要形式。但有些人却盲目使用这些用法。如某些特殊动词不适合用这些形式来表达敬意。如:田中 さんはいつお行 きになりましたか。 (田中先生去哪里了?) おいでになりましたか另外,「 る」 前一音节动词也不适合用这些形式。如:日本の出张中、 花火 をお见しました。(去日本出差时,看到了放烟火。 ) 见 しました因此,在商务活动中,千万要避免盲目使用敬语。使用敬语形式时首先应该考虑是否符合语法形式,同时,也应尊重日本人的语言习惯,将敬语形式公式化是使用敬语时的大忌。 二、「 尊敬语 」 与「 谦让语 」 的混用 商务日语中,误用敬语的最常见的例子就是以「 お～になる」 「お～だ」 所表示的「 尊敬语」 被以「 お～する」 所表示的「 谦让语」 代替。如前所述,「 尊敬语」 是用于对方的行为,而「 谦让语」 却是恰恰相反,是用于说话人自己的行为,若混用这两种形式的话,就变成尊重自己的行为,而贬低对方的行为,在商务场合下,出现这种误用例是极其危险的。而这两种形式正因为非常相似,在敬语的使用中是最常见的错误。今度东京へ来たら、 ぜひお寄 りしてね。 (下次到东京,一定到我这儿来。 )お寄りになって こうした事情を皆样によくご理解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です。ご理解 (希望各位理解这种状况,并向其他人说明一下。 ) 误用这些敬语的人,大概以为加「 お(ご) 」 就可以放心了,却忽略了「 お～する」 其实是一个整体,且是「 谦让语」 。 三、 敬语词的滥用 有些人以为敬语的重叠使用可表达更多的敬意,习惯把两种敬语形式一起使用,这就造成敬语词的滥用。一般来讲,日语固有动词适合用「 お～になる」 形,而汉语动词多采用「 ～れる(られる) 」 形,而有些人觉得单使用一种形式敬意过轻,导致重叠使用两种敬语形式的现象。 另外,「 召し上がる」 「 さしあげる」 一类的动词,本身已具有敬意,所以不能再添加敬语形式。如: たくさんお召 し上 がりになってください。(请多吃些。 )召し上がって田中さんの诞生日 には何 をお差 しあげしたらよろしいごしょうか。差 し上 げたら(田中先生的生日礼物送什么好呢?) 四、 对象的把握 そろそろ参りましょうか。 (该出发了。 )上例,若是用于自己的行为则不成问题,但若是用以劝诱对方的话,则不合适了,因为把“谦让语” 用在了对方的行为上。若是与对方一起行动,而要使用敬语,最重要的一点即是不要忽视对对方行为的尊重。因此,上例用以下说法为妥: そろそろ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んか。私 も参 りますのご。另外,日语敬语的一大特色是内外语言的区分使用。所谓的“ 内外区分 ” ,“ 内 ” 指与自己具有同一利益的集团,“ 外” 便是与自己具有不同利益的集团,日语语言中贯穿着“ 无我” 精神,也就是对外部的人说自己集团内部人的行为时,用「 谦让语」 ,哪怕这个人是自己的上司或长辈,而对外部的人却必须使用「 尊敬语」 ,不管这个人是自己的晚辈或比自己身份低。 在集团内部却严格地按照上下关系使用敬语。汉语却很少如此严格区分内外关系,中国人还是更多地根据年龄大小或级别高低选择敬语,不管是不是属于同一集团。在这一点上,日语敬语的这一特点是中国人学习敬语的一大难点,尤其在商务活动中,我们应遵照日本人的这种习惯,选择适当的敬语词。 五、 “ 度 ” 的掌握 就人际交往的准则而言,日本人追求和睦,以和为贵。但一般日本人之间却不太深交,相敬而远之。日本人习惯隔着一定的距离与人交往,他们不太过问别人的私事,不太借贷财物,在日本人看来,保持一定距离才能不伤和气,避免摩擦与矛盾。这一点与中国人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之间,有过几次交往便很容易成为亲密无间的朋友关系。因此,对中国人来说,掌握日本人人际交往中的这种“度 ” 是相当难的问题。对于从事商务活动的人来说,从商业利益的角度而言,这一点也是必须要掌握的。 否则,很容易引来日本人的反感,甚至断绝商业往来。如对自己的上司说:「 课长、 夜一绪ご饭 を食 べませんか(科长,晚上一起吃饭好吗?) 」 显然是很没有礼貌的,应说成「 课长、 夜、 食事 でも一绪 し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 为妥。但是,若有一天,你对自己亲密的朋友说:「 恐缩ごすが、 ちょっとお愿いごとがございますのご、 そちらにお伺いしてもよろしいごしょうか」 ,对方一定用诧异的目光看着你,并怀疑是不是自己得罪了你,使得双方的距离一下子拉远了。 因此,怎样理解人际关系中的这种“ 度” ,选择适合这种“ 度” 的敬语词,在敬语的使用问题中极为重要。从这一点上,我们不仅要掌握准确的敬语用法,而且还应对日本文化要有一定深度的理解。

那就写日语和中文的相同相否之处。

日本是个很注重礼仪的国家。日语中的“敬语”异常发达，这在其他语言中是很难看到的。因此有人认为世界上再没有象日本人一样讲究礼仪的民族。与此相反，也有人认为如此用语言严格规定人的身份、等级乃是社会带有封建性的证明，若要推进民主需放弃这种敬语。这两种看法都是对敬语的误解。敬语的产生、发展及广泛应用决非偶然，二战之后，有人认为敬语与新时代的精神不一致，因此曾一度在学校中推行了舍弃敬语的教育，但还是以失败告终。由此可见，“敬语”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那么，由敬语可以观察出日本人怎样的思维及行为方式呢？一、敬语什么是敬语？对他人表示敬意的语言，叫做“敬语”。从敬语的这种性质来看，无论如何要与他人发生某种联系，因此往往须考虑到自己与他人的上下亲疏关系，如果听话人或者话题中的人物是自己的长辈，上司或关系比较疏远的人，往往就要使用敬语。与敬语相反，比较随便的讲法叫“常体”。另外还有粗鲁、蔑视他人的讲法，如“言う（说）”就是常体，而[おっしゃる、いわれる、申しあげる、申す]等就是针对各种关系而使用的敬语。根据表达方式的不同，敬语可分成尊他敬语，自谦敬语和礼貌敬语三种。因为，对他人的尊重，自身的谦让，表达上的郑重和客气，都是向他人表达敬意的方法，说话人向对方或第三者及他们的动作、行为表示尊敬使用“尊他敬语”；说话人叙述自己或自己一方的人和事时用“自谦敬语”；说话人向对方郑重地、有礼貌地表述事物时用“礼貌敬语”。礼貌敬语包括礼貌表达（对对象的意识强），如“です、ます、ございます”；婉转表达（对场境的意识强），后者也称美化语，有些渐渐成了一个词，如“お茶、ご飯”等。常用的敬语词语有代词、名词、动词、接辞（分为接头词、接尾词）、助动词等，其中动词的敬语表达是最发达、最复杂的，比如“する、言う、来る”等动词有相应的敬语动词“なさる、致す、おっしゃる、申す、いらっしゃる、参る”，可以直接构成敬语表达方式，但大多数动词是没有敬语动词的，如“持つ、読む、迎える、説明する”等等，这类动词主要是依靠接辞与动词结合构成呼应的表达方式及补助动词，助动词的使用。日语的敬语具有一定法则性，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即使对日本人来说，能准确恰当地使用敬语，都不是一件易事。据说刚刚步入社会的大学毕业生往往要经过多次实践，才能正确运用敬语。人们不禁要问：对如此复杂的敬语，日本人为何仍一往情深，喜用不已呢？【日本茶道】二、敬语的历史渊源敬语大概原本起源于神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又波及到君主和臣下之间的关系。在古代，君主对臣下讲话时，当言及自身及自身行为时就使用尊他敬语，（这大概同中国皇帝自称“寡人、朕”相似吧）这种敬语被称为“绝对敬语”。不仅天皇及贵族，普通家庭中妻子对丈夫也使用绝对敬语。这源于日本的封建家长制度。“家有百口，主事一人”，家长拥有统治权，家庭成员均要遵从家长。此外还有长子继承制，妻子即使对自己的儿子，在某种程度上也要表示敬意，因为他是下一位家长。一般来说，女性对男性使用敬语的主要原因也在于家长制度。除了绝对敬语，日语敬语中还有应用更为广泛的“相对敬语”，即根据讲话对方及话题中出现的人物身份、上下等级关系决定是否用敬语及选择何种程度的敬语。敬语表达因不同的时代而呈现千姿百态，对现代语影响最大的可说是室町、江户时代的敬语，或者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走民主化道路的日本这一社会结构有很大关联，此外，中国的儒教思想如忠、孝等对日本人的思想、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影响很大，对敬语的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三、敬语所表现的思维、行为方式人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彼此之间需要表示某些敬意。表达敬意的形式有两种：①语言表现 ②非语言表现。语言表现除了敬语，还包括声调、讲话速度等。非语言表现则以礼节、礼法为主。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作为对他人表达敬意的敬语，是以语言这一人类最主要的交际工具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达到社会和谐，人际关系融洽的。敬语原本是基于上下等级关系而使用的，比如小辈对长辈、下级对上级要使用敬语。这种用法现在仍然比较普遍。经历长期森严的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日本，虽然在战后走上了民主化道路，但社会等级观念已深深植根于日本人心中。实际上，日本是一个垂直型结构社会，无论政府、企业，还是其他团体组织，都严格地划分为不同的等级，每个集团之内的人们也分成不同的等级。比如在一个企业内部，除社长、部长、课长这种等级之外，一般职员也自然地按照工龄和年龄分为等级。因此，对于长辈或上级总是不忘以谦逊的态度表示敬意。从普遍意义上讲，人对“有影响力的存在”，总有“顾忌”之心，所谓“敬而远之”，而日语当中顾忌语言的心情似乎更强，不仅对神和国王，对同为人类的伙伴也抱有同样心理。日本人倾向于从语言上对上级表示尊敬，以换取他对自己的好感，以寻求对方给予自己保护，对自己有所帮助。但敬语也用于没有上下级关系的人，即地位平等、甚至是比自己地位低的人，这是想通过抬高对方，贬低自己，从而拉近与对方的感情，使对方对自己产生感情。日本心理学家士居健郎写了一本叫《娇宠的构造》的书，就是分析日本人喜欢受到别人的宠爱，及宠爱别人，以换取对自己的好感，我认为敬语正反映了日本人的这种心理。当今时代，人们常常要跟素不相识的人打交道，通常，日本人认为姑且用敬语交谈肯定无可非议，社会生活中敬语依然大行其道大概是缘于此吧。因此，恰当地使用敬语，被认为代表了作为社会一员的该有的教养。但是，敬语的使用若是超过了一定的度，可能就是贬低自己，奉承对方。另外，有些人认为使用敬语是一种文雅的说话方式，并且力图使自身变得文雅，结果出现滥用敬语的倾向。有一种被称为“ざあます族”的官吏太太们正是如此，这种情况的特征是急于抬高自己的品味，而缺乏对听话者的考虑。百货商店等场合的用语过分重视顾客，而“ざあます族”却以自我为中心，不考虑对方的想法。因此，姑且不论同样喜爱“文雅”的人之间是如何看待的，一般来讲，这反而令人不快。此外，现在日本社会上使用“お”的场合越来越多，有些已近达到滥用的地步，本意是提高语言的美感，反而使语言变得不自然，比如“お茶（茶）”可以用，但“咖啡”的日语则听起来非常别扭。不管对方是什么样的人，从承认对方人格这一意义上使用敬语的日本人不在少数。可是，由于敬语也会给人带来疏远、严肃的感觉，因而关系密切的人之间，则倾向于抛开敬语无拘无束地交谈。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敬语可以看作因远近亲疏关系而定。也就是说，敬语有可能成为对外人说的语言。现在，敬语的用法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然而敬语原来是基于上下等级关系这一历史并未完全消失。虽然身份和阶层的区别日益消失，使用敬语的基准日渐模糊，而以从服装之类，单从外观捕捉的东西为判断基准，决定是否使用敬语的现象并未消失。以顾客为对象的商人，对顾客使用最高级的敬语，实际上从敬语的历史渊源及当今敬语仍以上下等级关系为基准的事实为基础。这一点正是现代敬语的秘密所在。在封闭性的社会中，同一群人长期生活在同一地区的话，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沉闷，因此，为了获取平衡，想方设法扩大彼此之间的距离，可以说敬语是其中一个表现。四、敬语的启示人们可能对上级都是表示敬意的（为了自己的利益），可是对于长辈，素不相识的人，不同国家的人其态度是大不相同的，但由于日本有完整而丰富的敬语，可以轻而易举地表达敬意，尽管可能心理并不太尊敬对方，但礼貌的语言再加上谦恭的态度，至少使听者觉得很舒服，长期形成的这套礼仪习惯使人与人之间减少了摩擦，社会也变得和谐。而汉语的敬语表现则很少，至少形不成一个体系，我们常用的只有“请”、“您”等几个少数敬语，而“贵××”、“弊…”一般很少使用，若想表示敬意，只好借助态度，语调等，而这是较难把握的，中国人又不习惯鞠躬行礼之类的动作，所以我们中国人似乎不太懂得讲礼貌，与日本人相比，更直率一些。将中日两国的服务业做一番比较，这种感觉可能更强烈，有的国人说：“中国人不懂什么叫服务！”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追根溯源，日本的很多礼仪还是在隋唐时期，由中国传入的，现在中国这位“老师”有必要向日本这个“学生”学习，研究日本的敬语，定能帮助我们恢复“礼仪之邦”的称誉！

中韩节日之比较研究论文

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随着汉文化的传播很早就传到了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等地。韩国人和中国人一样非常重视农历春节，称之为“岁首”、“旧正”、“元月”，是家人团聚、共享天伦的节日。韩国人从新罗时代就开始过春节了。受中华文化的影响，韩国春节的渊源与中国具有密切关系，但在接纳、消化和吸收的过程中，韩国春节的习俗、食俗已与中国有所不同。春节是中国人一年生活中最隆重的传统节日，而在韩国，春节是仅次于中秋节的第二大节日。 韩国和中国一样，也有回家过年的风俗，一家人穿上绚丽多彩的韩服，自驾车奔向故乡，构成了一幅典型的韩国节日风俗图。韩国私家车普及率高，自驾车回乡过年，或许还有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之感吧。韩国人称春节回家探亲为“归省”。“每逢佳节倍思亲”，韩国秉承了中华儒家文化传统，韩国人也极重孝道，春节子女能否回家拜见双亲长辈，是衡量子女孝顺与否的重要尺度。因而在韩国，人们即使再忙也都千方百计地要赶回去与家人团聚。所以，临近春节，只有4000多万人口的韩国就有3000多万人在路上。韩国跟中国的春运情形一样，春节前也是火车票和机票一票难求，为了赶在大年初一前回到老家，很多人彻夜排队买票。机场、火车站、汽车站里，人山人海，场面颇为壮观，高速公路也变成了流动停车场，平时一个小时能到的地方，这天也要花上六七个钟头甚至更多时间。 韩国人过年时，不像中国人那样吃饺子，而是家家户户都要准备很多糯米打糕，分赠邻居和亲友。从这种习俗中产生了“吃打糕过年”的说法。据说韩国人历史上崇尚太阳和白色，白色的小圆状年糕片既代表太阳，含有诚心、爱心和孝心之意，又象征着辞旧迎新、团圆美好。正月初一早晨吃年糕汤，蕴涵着迎接太阳的光明和万象更新的纯洁。但春节对于韩国妇女来说，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节前就要制作祭祀供品和节日佳肴，临近除夕子夜时分，全家人团坐在屋里守岁。韩国人春节习惯在家聚餐，不像中国有些城市家庭那样到外面就餐，因而饭馆在春节期间一般不开门营业，大街上也是畅通无阻。而对于那些春节时不能回家过年的或者露宿街头的无家可归者，市民团体就组织起来为他们过春节，使其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大年初一，韩国人要早早起床，身着韩服，先参加最重要的活动———祭祀祖先，以缅怀祖宗之德，承继先人之志。其祭祖程序严格，仅供桌的摆法就有“鱼东肉西”、“头东尾西”、“红东白西”、“枣栗梨柿”、“生东熟西”、“左饭右羹”等规制。祭祖，首先是在家祭拜祖宗的画像，依次向祖先鞠躬磕头，祈求祖宗创下的家业兴旺发达。祭祖完毕家中晚辈就要向长辈拜年磕头，感谢父母养育之恩，祝愿他们健康长寿，并一起共享美餐。拜年时，长辈要给晚辈压岁钱，这些压岁钱都是长辈们春节前特意到银行换的新钱，银行每到春节也都开展这项业务。家有丧事或服三年丧者则不拜年。韩国人还把有“装福”寓意的福笊篱（过滤用的汤勺模样的工具）送给别人或挂在家里。 韩国人过春节往往都互赠礼品，这又是一件不轻松的事儿。礼品也是五花八门，较普遍的有点心、排骨、韩国产牛肉、黄花鱼、水果、午餐肉、油类、酒类和日用品等。礼品大多用嫩粉色等柔和绚丽的纸包好后，再装进漂亮的竹篮里，并用五彩缤纷的四方形包袱包好。送礼多请快递公司送达，一般不当面送。 在韩国，过春节时，一家人凑在一起，大多玩一种叫作“尤茨”（相当于中国的掷十二象）的游戏。男孩子放风筝，女人则玩跳跳板，据说正月里跳了跳板，脚板一年都不会扎刺。大人们也要通过各种形式来表达驱鬼邪和祈丰收的心愿。 近些年，也有些韩国人和中国人一样利用春节休假外出旅游，在滑雪场上、在海边度过热闹的春节。韩国春节也是放假3天，加上周末，也是长假。另外，在欢度佳节之际，韩国媒体也不忘提醒回乡过年的儿女，要注意观察老人的健康情况，因为他们一高兴，就会忘记自己的病痛，或者不愿意提及。 顺便说一下，笔者10年前曾因工作关系初次在韩国过春节，时光荏苒，沧海桑田，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初一下午，我应邀到一老师家过年，当时几个学生给这个老师拜年，因为我在沙发上坐着，韩国学生们一进门跟商量好了似的，先站成一排，再同时跪拜在地板上边磕头边说老师“新年多福”。那时，我被眼前的情景深深地感动了，不由自主地也给老师鞠躬行礼，以表达对老师的爱戴和敬畏之心。跪拜礼———这既熟悉又陌生的中国传统礼仪，却在异地的韩国感受到了。每当想起那一刻，我总会激动得禁不住流泪。长久以来，那种久违了的情愫强烈地震撼着我。我想做人只要有一颗感恩的心，就会守住那一份永恒的真情、真义。

韩国江陵端午祭 韩国江陵端午祭是旨在继承和发扬端午节传统文化习俗而举行的庆典活动，1967年被指定为韩国第13号重要无形文化遗产和重要无形文物，2005年11月25日被世界教科文组织指定为人类口头和无形遗产。江陵端午祭以大关岭祭神为始拉开帷幕，活动期间将会举行各种巫法和祭祀典礼，并会举行跳绳、假面制作等传统游戏和体验活动以及精彩的巫俗表演、假面舞、农乐表演等。 韩国江陵端午祭久负盛名，每年的端午祭期间，来自韩国和世界各地的观光者达百万人之多。是什么东西吸引了如此众多的参与者、参观者？――这不能不归功于韩国江陵市政府对民间无形文化的高度重视和有效的保护。正是这一举措，使得一个民间节日成为江陵文化的标志，韩国民族精神的象征；成为一种无形文化遗产，供人类享受；成为外界认识韩国文化和江陵民情的一个窗口。韩国 “申遗”事件中提到的韩国端午节，指的就是江陵的端午祭。

韩国人不会是想咱们较劲吧！会不会其实在他们心里，一直对我们抗美援朝耿耿于怀？有可能

今天说一说韩国人的送礼习惯，和韩国人接触时，应该很有帮助的。韩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化地区，有着巨大的潜力。韩国一直把扩大出口放在首位，这导致了韩国社会的飞速变化。然而它依然保留着几个世纪古老的传统及习俗。这些传统和习俗在被改变从适应一个新的社会时，依然具有其影响力。另一方面，外国人会发现，西方的哲学观念、习俗、衣着、商品占很大的市场。譬如，由于西方许多主要的制造商都转向韩国去投产，使得在韩国的百货商店里以美国价格的几分之一就能得到一流牌子及一流质量的商品。不过，为避免尴尬或误解，在送礼前了解一下对方的旧习惯也好。在信件里或当面称呼韩国人时，要认准他的姓和名。习惯上讲，韩国人的名字由三部分组成：首先是姓（韩国大多数人只用少数几个姓）；最多的是 金?，朴?，李?，崔?等其次是确认其“辈份”的名字，通常一个家族的男性成员的“辈份”名是一样的；再就是起的名字或个人的名字。用罗马字母写他们的姓名时，或者在西方式的名片上，韩国人会经常倒装词序，将姓放在最后。在接受礼物时，韩国人不遵守什么特殊的习俗，但一般常说些客套话，象“你真不该这样麻烦自己”等。除结婚礼物外，他们一般不寄表示感谢的短笺。大多数的喜庆场合，红色是最受青睐的包装纸的颜色。礼品可由商店包装，也可由送礼人自己包装。若经过一段时间你熟识了一位韩国人，他会邀请你上他家里作客。尽管韩国人之间通常彼此互送一些食物，希望由大家一起分享，但对一名外国人来说，这样做就太随便了。按传统，只有葬礼才送花，因此除了很西方化的韩国人外，花是极少作礼物送人的。外国人送的最受欢迎的礼物是从他们自己国家带来的东西。三个主要的送礼节日为 中秋节（??）、农历新年（??）、圣诞节（?????）。中秋节在某些方面这一节日同美国的感恩节相仿。在这一天（农历8 月15 日）， 人们准备一次盛宴，庆祝新谷和水果的丰收。通常可得到三至四天的假期。他们回到自己的老家，在祖坟前举行祭奠活动。家人、朋友及商务熟人之间送新收的庄稼或钓得的鱼是庆祝活动中一个重要内容。赏月是这天晚上的特色。农历新年尽管人们一般也庆祝元旦（l 月1 日至3 日），但更重要的庆祝活动——庆祝农历新年，是在农历的一月初一。这一天是法定假日，也被指定为国民日，它是以家庭祭祖仪式、特做的饭菜、传统游戏及家人与朋友之间互赠礼品等形式来庆贺的。在这期间，人们给比自己更有权势或影响的人送钱，以期在来年会受到他们的恩惠。“买”关系是很普遍的风俗。外国人会发现这个习俗对他们也有用。一位眉开眼笑的韩国妇女解释道：“就象去钓鱼，礼物是鱼饵而不是鱼。你希望通过撒鱼饵钓到大鱼。”圣诞节今天的韩国是世界宗教的熔炉，最有影响的三大宗教是佛教、新教（耶酥教）及天主教。基督徒们和其它公民同西方人一样庆祝圣诞节。成人之间互赠圣诞礼物，孩子们则期待12 月24 日圣诞老人到来。其它送礼的节日包括儿童节、5 月5 日节和5 月8 日节（父母亲节）。儿童节通过为孩子举办各种活动来庆祝。父母们通常把孩子带去看特别的节目或吃特别的菜肴。孩子们还从父母及其他成年家庭成员那儿获得礼物。父母亲节，人们送些小礼品给父母亲以示庆贺。同一些西方国家一样，康乃馨已成为送给母亲的象征性礼物。情人节在韩国的年轻人中间正逐步流行起来。生日韩国人一生中有两个最重要的生日纪念：出生百日纪念和六十岁诞辰。在前者的庆祝聚会上，孩子身穿彩色的传统服装，坐在一堆甜饼、水果和米糕中间接受礼物。六十岁生日又称花甲是一个喜庆的时刻，因为它被认为是人生旅途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摆一顿有着丰盛菜肴的豪华寿宴，送上许多的礼品以及祝愿长命百岁是庆贺时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