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研究的论文

国学研究的论文

引导语：“国学文化”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民族传统文化，以下是我整理的国学智慧经典论文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人生智慧的关注和思考。中国人生智慧极富特色，究其根底是研究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对此，儒、道、佛三家从不同角度给予了阐释，为中国传统人生智慧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文化图景。“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修行处世之道。

中国传统人生智慧融儒、道、释为一体，互补相融。儒家讲入世，强调刚健有为，以天下为己任;道家讲忘世，强调清静无为，精神超脱，以柔克刚，安时处顺;佛家讲出世，强调万物皆空，排除烦恼，自度度人。儒、道、释三家在人生智慧问题上虽然有所差异，但各有特色，又互相融合，凝炼出人与自然和谐的价值取向，人与人关系的定位取舍，人与自我的精神境界的深邃追索。

21世纪人类面临着一项共同的挑战和冲突，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冲突，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生态危机、人文危机和精神危机。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把视角投向博大深邃的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认为发掘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的瑰宝，寻求可资借鉴的精神资源，对于解决人类面临的冲突和危机是十分有益的。当前，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的和谐发展，也要从中国文化与人生智慧中汲取 营养 ，特别是知天、知人、知己之道。

中国人生智慧关注的第一个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

自古以来，探索人与自然关系的学问，也称为天人之学，与义理之学、会通之学并称为三大学问。天人关系是研究知天的问题，也是探索人生意义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精神、行为与外在自然的一致，以及由此而达到的天道与人道的统一，从而实现完满和谐的精神追求。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出现，人类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不断发展生产力。若从历史的跨度进行比较：人类的历史约有300万年，人类的文明史约有6000年，科学技术的历史约有2500年，近代科学的历史约400年，现代科学技术的历史还不到100年，然而有学者估计，今天社会在3年内所发生的变化相当于上世纪初30年内的变化、牛顿以前时代的300年内的变化、石器时代的3000年内的变化。

科技的进步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然而也随之出现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调、能源短缺、城市臃肿、交通紊乱、人口膨胀和粮食不足等一系列问题。

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两次世界性能源危机，引发了人们对经济增长方式的深刻反思。1972年，联合国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强调保护环境、保护资源的迫切性。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正式提出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在反思人与自然关系的同时，学者们从不同的认识角度提出了改进的对策。戴利(H·Daly)等经济学家提出了“稳态经济”理论，他们把传统的不考虑生态影响的经济模式称为“增长经济”，而把根据生态和社会相结合观念而形成的经济称为“稳态经济”，主张在必要时应该不惜放弃短期经济增长和资源消耗以维持整个社会的长期生存和稳定，能够为全社会提供一个无限期保持下去的较高的生活水平。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Boulding)提出了“宇宙飞船理论”，指出，地球就像一艘在太空中飞行的宇宙飞船，要靠不断消耗和再生自身有限的资源而生存，如果不合理开发资源，肆意破坏环境，就会走向毁灭。英国经济学家史密斯(G·Simith)及一些自然科学家提出了“生态蓝图”理论，他们指出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带来的不是社会的进步而是无穷的灾难，必须控制人口、保护资源、压缩生产，提倡一种新的生存方式。

关注天人关系是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的显著特点。从先秦时代到明清时期，我国大多数思想家、哲学家都有自己的“天人观”，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独特现象。纵观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观，一是老子的“见素抱朴”、“回归自然”的“顺天说”，二是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的“制天说”，三是《易传》提出的天人和谐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观点各有差异，但主张天人和谐是一致的，在他们看来，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性与人性是相类相通的，是可以统一的。

摘要：“国学文化”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民族传统文化，在幼儿园阶段诵读优秀国学经典，学习前人在修身养性，尊老爱幼、诚实守信等方面的智慧和 经验 ，可养浩然之气，塑高尚人格，不断提高幼儿的人文素质和精神境界。

关键词：国学 经典 传承 文化

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一段讲话中说道：“要通过研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吸收前人在修身处事、治国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经验，养浩然之气，塑高尚人格，不断提高人文素质和精神境界。”

但是在各种文化交融贯通的现代社会，我们大多数人逐渐摒弃了汇集中国很多思想精粹和美德的国学文化，片面地认为我们的“国学文化”是落后的、带有封建残余的文化，而去追求所谓先进的西方文化。

事实上对于各国文化，如果我们用辩证的眼光来看的话，在其积淀传承的过程中都会有精华也有糟粕，全盘否定和全盘肯定都是不可取的。

我们的“国学文化” 有很多值得继承和发扬的东西，比如：提倡修身齐家、尊老爱幼、诚实守信等等，我们如果将国学中的精华挖掘出来，在幼儿园里，从儿童时期对孩子进行熏陶、浸润，就能达到养浩然之气，塑高尚人格，提高人文素质和精神境界的教育效果。

据调查发现，在中国，由于大部分孩子是独生子女，“四二一”式的家庭模式使越来越多的孩子存在着普遍的社会性问题：缺乏爱心，不尊敬长辈，蛮横，自私，合作与分享能力差。

面对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如果我们在幼儿园适当导入国学与传统文化教育，可以在培养儿童品德、修行等方面起到非常良好的效果。俗话说得好，“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事实上成年人的很多行为习惯、人格思想在7岁以前就已经形成并影响伴随我们的一生。因此，笔者认为在幼儿园阶段开设国学经典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

幼儿园开设“国学”经典教育，以《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等经典文章为教材基础，通过诵读原文、模仿动作、再现情境等教学手段有效地将“国学文化”传递给儿童。

那么，怎样在幼儿园有效地开展国学文化教育，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呢?

1 通过多种手段与途径，培养幼儿学习国学经典的兴趣，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对于幼儿来说，如果只是枯燥的读书，时间一长难免失去兴趣。教师应根据幼儿的这一特点，合理运用多种手段来辅助经典诵读，为幼儿提供更多的刺激来激发幼儿学习国学经典的兴趣，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讲述故事法

讲故事是幼儿十分喜闻乐见的一种形式。将国学经典中的小典故，通过生动有趣的故事讲给幼儿听，揭示传统文化经典中的道理，幼儿感兴趣，容易听得进去，学得也轻松。

图画法

古诗文经典比较难记，将枯燥的文字转化为图画、动画等形式，可以使古诗文经典更加容易理解，同时还能有助于记忆。幼儿形象思维占优势，在引导他们背诵一些文字艰深的古诗文经典时，如果能利用Flash动画将枯燥艰涩的文字转化成图像，不但能加深理解和记忆，而且有助于增强他们对古诗文经典的学习兴趣。在活动开展得比较好的基础上，还可以组织幼儿自己给文字配上图画，不断加深幼儿的理解。

趣味游戏法

将诵读的内容融入到幼儿最感兴趣的锻炼与游戏中，是增加儿童学习兴趣的好办法。伴随经典的唱诵，孩子们做着创编的扇操、拉手操、 武术 操、椅子操，气势磅礴，直击儿童心灵。在孩子们户外的器械活动中，把孩子们熟记的《三字经》、《弟子规》等内容编成橡皮筋、长绳、“跳房子”的新跳法，让孩子玩起来不念就不行，快乐地念唱巩固;在“翻胶线”、猜拳、手指戏等小游戏中，经典诗词的念诵也成了完成游戏的规则背景。将“经典”教育巧妙移植到多种活动中，使活动富有“趣味性”。

多种感官训练法

在指导幼儿开展诵读的过程中，还可以借鉴多种艺术手段，如组织开展吟咏、朗诵、唱歌、跳舞等活动，提高幼儿的学习兴趣，调动幼儿的多种感官参与学习，提高对古诗文经典的感受力。

情境表演法

大多数国学经典都是比较深奥难懂的，是幼儿难以理解的。为了让孩子更好地理解其中的含义，教师可以为幼儿创设适当的情境，通过情境表演的方式，把深奥难懂的经典变为直观形象的表演，让幼儿在玩中学，学以致用，让孩子做到“知行合一”。

比赛竞争法

幼儿园还可以组织举办以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为主要内容的文艺汇演和各种比赛，形式包括朗诵、吟唱、讲故事、背诵比赛、合唱、相声小品、游戏等，以此检验诵读活动的成效，激发幼儿更大的兴趣。

2 家园互动，合力培养幼儿学习国学经典的兴趣

幼儿园与家庭的教育重在“合力”。我们力求实现“双边互动”，用参与性最强、最生动的方式让家长始终“和孩子一起”。比如在班级中建立了“流动麦克风”制度，让小小的录音笔在每个儿童的家庭中流动，录下亲子共同诵读的章节，在全班播放并领诵，每月评比“金话筒”;以“经典长廊”为载体让家园同行，我们在幼儿园长廊以“活动夹”悬挂可自由取放的国学经典诵读卡，家长每天都可以与孩子一道取一张卡片回家，根据内容或与孩子共同诵读，或讲述给孩子听，或朗读给孩子欣赏。每天，要求家长安排5-10分钟与孩子共同诵读此内容，并由孩子记录下自己的心情和对家长参与的评价。

“滴水能穿石”、“积少能成多”，国学教育贵在坚持。努力把握好长时期“一滴水”的份量，始终保持孩子们“乐学”的状态是国学教育的根本。滴水会累积起穿石的力量，滴水能汇集成江河的丰富，从孩童开始，从小蓄积起来的民族的美德与智慧终将厚积薄发。

幼儿园的国学文化教育旨在让孩子常常耳濡目染于光明正大的智慧思想之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在孩子纯洁无暇的心灵里，播撒下真、善、美的种子。我们相信，“国学文化”的价值将会伴随儿童一生，传统文化的精髓滋润将扶持他们克服人生的逆境难题，扬帆启航。

国学，一国所固有之学术也，下面是我整理分享的论语国学经典论文，欢迎阅读!!!!!

国学经典论文 关键词:国学经典，论语，周易，金刚经，坛经

国学，一国所固有之学术也。国学和文学数学的意思不同，并非 是国家之学或者治国之学。一般来说，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 传统文化与学术。国学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也包括了医学、戏剧、 书画、星相、数术等等。国学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 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如儒家哲学为主 流;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国学以《四库全书》 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以国学大师章太炎《国学讲演录》 所分，则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和文学。 经典是一个民族博大智慧和美好情感的结晶，所载为至理常道， 透射着人文的光芒，其价值历久而弥新，任何一个文化系统皆有其永 恒不朽的经典作为源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值得我们学 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中国的国学经典文化底蕴丰厚，蕴藏 着丰富的为人处事的经验和做人的道理。

诵读经典， 使我们变得聪慧、 礼仪、仁爱、守信、博学......国学经典学习提升国民道德品质，让 我们一生受益无穷。 国学经典包括一.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二.易经、诗经、 老子、庄子。三.唐诗、宋词、元曲、韵文。

四书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弟子规。诵读经典美文吸收、储藏、理解、运用。一位名牌大 学的高才生曾深有感触地讲道：语文学习是任何学习的基础。我之所 以各门功课学的得心应手，是因为大大得益于小时候的国学经典学 习，记忆酝酿，厚积薄发。读经重要，胜于读其他书。孔子的经典语 录集《论语》，因其在古代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以 及古人对其推崇备至，不仅影响着今天中国人的思想，更是成为外国 学者甚至政治家研究的经典之作。可见， 《论语》 之影响深远而巨大。

我们今天再来捧读《论语》，其现实意义究竟在哪里?北师大 教授于丹作了最精要的回答：“《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 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论语》就是教 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生活，找到个人坐 标”。因此，《论语》可以作为我们个人尤其是作为教师的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指南。

一、修身养性，德行人生 《论语》中关于修德的言论，最具概括性且易于遵循的有：

“君 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 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益者三友，损者三 友”，“益者三乐，损者三乐”。孔子认为:血气未定的年少之时, 不要沉浸于女色;血气方刚的成年时期,不要与人争斗:而到血气既衰 的老年,不要贪得无厌。一个人遇事不要主观臆测，不要盲目武断， 不要固执己见，不要自以为是。孔子还认为，和正直，诚实守信，博学多才的人交朋友是有益的;而和谄媚的人，虚伪阴险的人，花言巧 语的人交朋友是有害的。同时他还认为，如果以适度的礼乐来节制自 己，以称道别人的好处，以拥有很多贤德的朋友为快乐，对人是有益 的，而以骄奢淫逸，游荡忘返，宴饮荒淫为快乐，对人则是有害的。这些言论， 简洁明了， 教人自我警醒， 让人持守美德或教人弃去偏执。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把这几句话牢记在心，时时警醒自己，应该说在 修身行事方面就不会有大的过错了。

二、勤于好学，终身不懈 孔子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强调学生应该勤于读书求知，探究 学问。在《论语·先进》中记载孔子反对子路使子羔去做费邑之宰， 因为子羔尚未成学，年纪尚轻。孔子认为，研习古代典籍是成就事功 的必备条件， 决不能忽略不顾。否则， 一味埋头蛮干， 难免会有差谬， 也就是说， 学习前代经典有益于涵养学生崇高的道德品质， 孔子指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即诗能感发人的意志，陶冶人的情操， 使人向善;礼能规范约束人的行为，使人能够单立于世，而音乐能够 熏染人的心魄，使人德行圆满。总之，孔子认为学文可以涵养完美的 人格，所谓君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这 些美好的品质，都应当归功于学文时潜移默化的力量。

三、诲人不倦，因材施教 《论语·述而》中说“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意思是说努力 学习而不感到满足，教诲别人而不感到厌倦。纵观《论语》全篇，孔 子这里的诲人不仅指教诲他人以知识， 还包括教诲他人为人处事的态度。作为教育先祖的孔子，可谓教书育人的典范，孔子从而立之年开 始教授学生，而且持久不渝，终生以之，他一生“弟子三千，贤人七 十二”，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佳话，也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孔子 的教育事业获得了极大的成功，除了他的“诲人不倦”的态度，还有 就是他“因材施教”的方法，在教育方面，孔子最伟大的口号是“有 教无类”，它打破了阶级的差别，年龄、贫富、贵贱等界限，学生中 长幼老少者有之， 富贵贫贱者有之， 但孔子却把他们调教得各有专长， 各有成就，形成了一个和谐的团体，在孔子周游列国的十四年间，师 生间同甘共苦，相濡以沫，没有因为困厄而变心从俗，这是非常难能 可贵的。在《论语·先进》中有一段场景，令人感动，对于我们很受 启发。子路、曾皙、冉有等弟子侍坐在孔子身旁，孔子和他们坦诚自 然交谈，孔子启发他们：“如惑知尔，则何以哉?”弟子们于是很自然地说出真心话来。子路鲁莽率直， 公西华谨慎持重， 曾皙洒脱悠然， 无不显示了个人不同的才性、抱负和愿望，孔子于是据此对他们做恰 切的指导。

四、修己治人，仁爱至上 孔子无论谈“修己”还是“治人”，最终归依还是人生道德。

孔子所重视的德行，所包括的范围甚广，而这些都可用“仁爱”来总 括。“仁爱”是孔子所树立的最高的人生道德理想。在《论语》中有 一百多次提到“仁”，虽然具体语境的差异各不相同，但所指都是一 种道德的修养境界，是一切德行的总和，孔子提出“仁爱”，是对人 的情感、情操、修养的重视。“巧言令色，鲜矣仁”!那些胁肩谄笑，趋炎附势， 出于利欲诱惑而屈己的人的行为不是 “仁” 何谓 。“仁” ? “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 则得众，信则人仁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孔子认为恭敬就 不会招致欺侮，宽容就能得到多数人的拥护，守信就会得到人们的信 任，机敏就会取得成就，而慈善就容易调遣别人。这就是孔子认为的 “仁”的五者能行天下的理由。当然，孔子关于“仁”的言论还有很 多，但就教师的为人准则，只此几点，我认为就足够矣。可见，孔子 仁德思想的深远影响。

国学，一国所固有之学术也。国学和文学数学的意思不同，并非是国家之学或者治国之学。一般来说，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国学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也包括了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国学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如儒家哲学为主流;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国学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以国学大师章太炎《国学讲演录》所分，则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和文学。

经典是一个民族博大智慧和美好情感的结晶，所载为至理常道，透射着人文的光芒，其价值历久而弥新，任何一个文化系统皆有其永恒不朽的经典作为源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值得我们学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中国的国学经典文化底蕴丰厚，蕴藏着丰富的为人处事的经验和做人的道理。诵读经典，使我们变得聪慧、礼仪、仁爱、守信、博学......国学经典学习提升国民道德品质，让我们一生受益无穷。

国学经典包括一.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二.易经、诗经、老子、庄子。三.唐诗、宋词、元曲、韵文。四.三字经、千字文、百

家姓、弟子规。诵读经典美文吸收、储藏、理解、运用。一位名牌大学的高才生曾深有感触地讲道：语文学习是任何学习的基础。我之所以各门功课学的得心应手，是因为大大得益于小时候的国学经典学习，记忆酝酿，厚积薄发。读经重要，胜于读其他书。孔子的经典语录集《论语》，因其在古代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以及古人对其推崇备至，不仅影响着今天中国人的思想，更是成为外国学者甚至政治家研究的经典之作。可见，《论语》之影响深远而巨大。 我们今天再来捧读《论语》，其现实意义究竟在哪里?北师大教授于丹作了最精要的回答：“《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生活，找到个人坐标”。因此，《论语》可以作为我们个人尤其是作为教师的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指南。

一、修身养性，德行人生

《论语》中关于修德的言论，最具概括性且易于遵循的有：“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益者三友，损者三友”，“益者三乐，损者三乐”。孔子认为:血气未定的年少之时,不要沉浸于女色;血气方刚的成年时期,不要与人争斗:而到血气既衰的老年,不要贪得无厌。一个人遇事不要主观臆测，不要盲目武断，不要固执己见，不要自以为是。孔子还认为，和正直，诚实守信，博学多才的人交朋友是有益的;而和谄媚的人，虚伪阴险的人，花言巧语的人交朋友是有害的。同时他还认为，如果以适度的礼乐来节制自己，以称道别人的好处，以拥有很多贤德的朋友为快乐，对人是有益的，而以骄奢淫逸，游荡忘返，宴饮荒淫为快乐，对人则是有害的。这些言论，简洁明了，教人自我警醒，让人持守美德或教人弃去偏执。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把这几句话牢记在心，时时警醒自己，应该说在修身行事方面就不会有大的过错了。

二、勤于好学，终身不懈

孔子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强调学生应该勤于读书求知，探究学问。在《论语〃先进》中记载孔子反对子路使子羔去做费邑之宰，因为子羔尚未成学，年纪尚轻。孔子认为，研习古代典籍是成就事功的必备条件，决不能忽略不顾。否则，一味埋头蛮干，难免会有差谬，也就是说，学习前代经典有益于涵养学生崇高的道德品质，孔子指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即诗能感发人的意志，陶冶人的情操，使人向善;礼能规范约束人的行为，使人能够单立于世，而音乐能够熏染人的心魄，使人德行圆满。总之，孔子认为学文可以涵养完美的人格，所谓君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这些美好的品质，都应当归功于学文时潜移默化的力量。

三、诲人不倦，因材施教

《论语〃述而》中说“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意思是说努力学习而不感到满足，教诲别人而不感到厌倦。纵观《论语》全篇，孔子这里的诲人不仅指教诲他人以知识，还包括教诲他人为人处事的态度。作为教育先祖的孔子，可谓教书育人的典范，孔子从而立之年开始教授学生，而且持久不渝，终生以之，他一生“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佳话，也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孔子的教育事业获得了极大的成功，除了他的“诲人不倦”的态度，还有就是他“因材施教”的方法，在教育方面，孔子最伟大的口号是“有教无类”，它打破了阶级的差别，年龄、贫富、贵贱等界限，学生中长幼老少者有之，富贵贫贱者有之，但孔子却把他们调教得各有专长，各有成就，形成了一个和谐的团体，在孔子周游列国的十四年间，师生间同甘共苦，相濡以沫，没有因为困厄而变心从俗，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论语〃先进》中有一段场景，令人感动，对于我们很受启发。子路、曾皙、冉有等弟子侍坐在孔子身旁，孔子和他们坦诚自然交谈，孔子启发他们：“如惑知尔，则何以哉?”弟子们于是很自然地说出真心话来。子路鲁莽率直，公西华谨慎持重，曾皙洒脱悠然，无不显示了个人不同的才性、抱负和愿望，孔子于是据此对他们做恰切的指导。

四、修己治人，仁爱至上

孔子无论谈“修己”还是“治人”，最终归依还是人生道德。孔子所重视的德行，所包括的范围甚广，而这些都可用“仁爱”来总括。“仁爱”是孔子所树立的最高的人生道德理想。在《论语》中有一百多次提到“仁”，虽然具体语境的差异各不相同，但所指都是一种道德的修养境界，是一切德行的总和，孔子提出“仁爱”，是对人的情感、情操、修养的重视。“巧言令色，鲜矣仁”!那些胁肩谄笑，

趋炎附势，出于利欲诱惑而屈己的人的行为不是“仁”。何谓“仁”?“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仁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孔子认为恭敬就不会招致欺侮，宽容就能得到多数人的拥护，守信就会得到人们的信任，机敏就会取得成就，而慈善就容易调遣别人。这就是孔子认为的“仁”的五者能行天下的理由。当然，孔子关于“仁”的言论还有很多，但就教师的为人准则，只此几点，我认为就足够矣。可见，孔子仁德思想的深远影。

外国学者研究中国的学问的论文

一言难尽。与我国至今仍然有人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贬得一文不值恰恰相反，吉本、卢梭、伏尔泰、托克槐尔、休谟、马克思、杜威等等世界顶级思想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对中华文化之树历五千年雄伟英挺，郁郁葱葱惊羡连连！对于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状态及对人类文明演进的巨大贡献都众口一辞盛赞不已。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史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173册PDF电子版

吴廷璆先生学识渊博，尤其在东西交通史、亚洲史和日本史研究领域造诣深厚，其关于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和见解，在中外学界产生了积极影响，从而确立了史学大家的地位。先生治史，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其踏上史学研究之路系出于“个人志趣”，亦是“时代社会要求”使然。1930年代中期先生撰写首篇学术论文时，选择了汉代的西域经贸关系课题，其出发点是“尽管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接触已经多年，但在诸如中国如何通过对外交往能使本国富强起来，怎样才能在同外国进行自主、平等、互利的交往过程中，逐步使自己融入现代国际社会等许多根本性问题上，都尚未解决。所以，便希冀从过去的中西交通的历史发展中，去找寻其规律和获得启示。以后，研究的兴趣遂一发而不可止”。1936年的中国，东北沦陷有年，华北在日本的步步紧逼下也陷入空前危机，然而，一些文人墨客却还在乐此不彼地讨论中国文化如何为外国所欣赏。面对此景，刚从京都帝大毕业返回祖国的先生无法沉默，他奋笔疾书，在《益世报》上发表《“中国学”之世界的兴趣》。该文旁征博引，推古论今，依据翔实资料分析了近代以来西方及日本日益高涨的“中国学”研究热现象，并以犀利的笔锋揭露了问题的实质，显示了卓越的见识和勇气。文章的结论是：随着国际关系的日益密切，世界对中国及中国学问的关切不足为怪，但是，“当我们一部分人还以为人家是抱了满腔好感在‘崇拜’、‘提倡’中国文化的时候，不妨更注意一下，各资本主义国家对其殖民地政策的研究，与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有什么区别？”“关于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学问，谁具好感，谁怀恶意的问题，似乎常为中外学者所议论，见解不同，但他们研究上所必须有的史观，和他们所用的方法，则毫不掩饰地把他们的真心告白给了世人。”中西交通史是先生毕生矢志不渝、潜心专研的学问领域，其早期研究成果有《汉代西域的商业贸易关系》和《古代中国、希腊文化接触之研究》等论文。《汉代西域的商业贸易关系》是先生在日本京都帝大史学科的毕业学位论文、踏入史学殿堂的处女作。这篇长达5万字的作品，以中国古典文献记载的史料为依据，以西方国家及日本学界的研究成果为参考，逐次阐述了西汉初期商业资本的状况、汉与西域诸国的关系、汉武帝的西部开发政策及西域国际贸易的景况。论文对研究对象的总体把握及研究路径的设计颇为老道，而关于张骞和班超出使西域、塔里木盆地商队、民族间贸易的范围、交易形式与商品种类等具体史实的考证，细致入微，尽显超凡才气。《隋唐时期日本与中国文化》、《隋唐时代扬州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佛教海上传入中国之研究》、《从日本考古学论徐福的东渡》等，均是先生在耄耋之年发表的力作，仅此一点，也足令我等晚辈后学汗颜。《隋唐时期日本与中国文化》一文，阐述了日本吸收隋唐文化的历史背景，进而从典章制度、政府机构、土地制度、军事组织、户籍管理、国土规划、货币与度量衡、教育、历史编纂、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不同层面入手，深入考察了日本如何引进、消化中国文明并进而日本化的问题。毋容置疑，没有全面而厚重的知识积累，是无法结出这样的学术硕果的。重要的是，1990年代初期，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正处在继续前行还是收缩调整的关键时刻，而从这篇论文中，不难体察先生敏锐的时代意识和良苦匠心。先生是学界的常青树，其《佛教海上传入中国之研究》在权威学术期刊《历史研究》上发表时，已是85岁高龄。这篇论文，洋洋洒洒3万余字，从“政治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不可分割，政治经济的往来一定带来文化上的交流”，以及“交通路线的开辟与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文化是借人通过交通而从甲地传到乙地的，佛教也不例外”的视角出发，以大量信史资料为依据，向佛教经由西域传入中国这一学界成说提出正面挑战。论文指出，佛教“至迟在后汉初年即汉光武帝之子楚王英信佛之前就由海路传入江阴”，由于“事实上汉代与印度海上交通早于陆上交通”，故佛教通过海路传入中国先于陆路。这一新的论断无疑对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而文中关于“佛教与商人结伴而行”、“哪里有印度或中亚的商人，哪里就有佛教，佛教藉着商人传到国外”等规律性的总结，更是堪称精辟而发人深省。日本史是先生的又一重点研究领域，在大化革新、明治维新等关乎日本历史转折的重大问题上，先生的研究独树一帜，其创新性观点影响了我国史学界的几代人，并对日本、苏联、朝鲜等国际学界产生了影响。1955年，先生在《南开大学学报》发表的《大化改新前后日本的社会性质问题》一文中，首次提出“大化改新封建说”。论文指出：“大化改新以前的日本社会既非单纯的氏族社会，也不是奴隶社会，而是一种过渡性的社会”。“大化改新的结果，日本古代社会的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旧的族长贵族的统治崩溃了，部曲民脱离了豪族的支配。从农村公社关系中游离出来的公民――氏人同部曲民一道变成了班田农民”。“另一方面，由于班田法的实施，天皇成为最高的封建领主，官僚贵族们又用各种形式取得了自己的土地，法令把农民紧紧缚在土地上，使他们成为农奴，这却说明了日本古代社会已从家长氏族制过渡到封建制了”。由于“中国高度发展的封建制从各方面不断刺激着日本社会，终于使日本古代社会越过了奴隶制而走向封建制度”，“自上而下的大化改新，促成了日本封建制度的形成”。这一论断，使我国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关于大化改新性质及日本历史分期问题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封建说”得到学界主流的普遍认可。1964年，先生在《南开大学学报》上发表《明治维新与维新政权》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以革命与改革的“两点论”，论证了明治维新是“没有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文章指出，在封建危机和民族危机的双重压力下开展的明治维新运动，由于没有新兴资产阶级的领导，被分为两步，其第一阶段的革命以倒幕派领导农民和城市贫民起义推翻德川封建领主制、解放农奴、建立地主资产阶级政权而告结束；第二阶段因倒幕派的背弃革命而变成地主资产阶级的改革。明治维新通过以农民为主的革命推翻了幕府，废除了封建领主的农奴制，发展了资本主义，但半封建的地主阶级仍然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它和资本家一起推行对内剥削压迫、对外扩张侵略的政策。维新后的日本历史证明，明治政权是一个地主资产阶级政权，明治维新是一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它所遗留下来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任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得以完成的。1982年，先生与武安隆合作发表《明治维新与资产阶级革命》一文，进一步论证了后进国家中“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文章指出，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不可能把封建因素完全打扫干净，因而“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是极其罕见的。明治维新由于幕末革命形势的出现，通过国内战争推翻了封建领主制度，实现了政权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之间的转移，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从而具备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特征和社会经济内容。文章的结论是：“明治维新完全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如果为了说明它的特点以区别于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那么称它为‘后进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可能更妥切一些，因为明治维新之有异于西方先进国家的革命，几乎全部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后进性所造成的。”

美国文学研究论文的研究背景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始于美国的生态文学批评(Ecocriticism)是在全球环境危机日趋 严重的情况下产生的。它旨在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主要倡 导者和发起人彻丽尔·格罗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指出，如果说女权主义批评从 性意识(gender-con-scious)角度考察语言与文学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批评把生产、经 济、阶级的意识纳入文本阅读，那么，生态文学批评是把以地球为中心的思想意识运用 到文学研究中，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注：Cheryll Glotfelty & HaroldFromm, Ecocriticism Reader:Landmarksin Literary 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6,.)本文将首先简述美国 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然后在阐述其发展的三个阶段基础上，探讨美国生态文学批 评意图解决的主要问题。一、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生态文学批评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1972年，约瑟夫·米 克(Joseph )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The Comedy of Survival:Studies in Literary Ecology,1972)中提出“文学生态学”的概念，“对出现在文学 作品中的生物主题进行研究”(注：Joseph Comedy of Survival:Studies in Literary Ecology,New York:Scribner‘s,1972,.)。1978年，威廉·鲁 克特(William Rueckert)在其论文《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Literatureand Ecology：An Experiment in Ecocriticism”)中首先使用了ecocriticism这一批 评术语，提出“把生态学以及和生态学有关的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注：WilliamRueckert,“Literature and Ecology:An Experiment in Ecocriticism,”IowaReview (Winter 1978),.)。随后，有人提出“生态诗学”(ecopoetics)、 “环境文学批评”(environmental literary criticism)、“绿色研究”(greenstudies)，或“绿色文化研究”(green cultural studies)等其他术语，但大多数人倾 向用ecocriticism这一提法，因为它不仅很容易被转变成ecocritical和ecocritic等形 式，而且“eco”这一前缀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关系。1985年，弗雷德利克·瓦 格(Frederick )编辑出版《讲授环境文学：资料，方法和文献资源》(TeachingEnvironmental 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Resources,1985)。该书收集了十九 位讲授生态环境文学课程的教师写的“课程简介”(Course Descriptions)，“目的是 要在文学领域促进人们对生态文学有更深的了解和认识。”(注：Frederick Environmental 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Resources,New York:1 985,.)1989年《美国自然文学创作通信》(The American Nature WritingNewsletter)得以创办使有关学者得以发表生态文学研究的短文、书评、和课堂笔记等 。随后，不少人文学科的学术刊物相继开辟了生态文学批评的增刊或专刊，其中有《印 地安那州评论》、《俄亥俄州评论》等美国着名的学术刊物。(注：根据彻丽尔·格罗 费尔蒂的统计，自1986年至今，美国人文学科出版过20多期关于生态环境文学的专刊。 具体内容请参见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 第32页。)同时，一些大学开始把生态文学列入课程，作为现当代文论的一部分，受到 学生普遍欢迎。在1991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上， 哈罗德·费罗姆(Harold Fromm)发起并主持了名为“生态批评：文学研究的活力”(Ecocriticism:The Greening of Literary Studies)的学术讨论。1992年，“美国文学 协会”专题报告会上，格伦·A·洛夫(Glen )主持了题为“美国自然作品创作： 新环境，新方法”(American Nature Writing:New Contexts,New Approaches)的专题 讨论。同年，“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ASLE: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成立，该学会的宗旨是“促进人类和自然世界关系的文 学思想与文学信息的交流”，“鼓励新的自然文学创作，推动传统的和创新的研究环境 文学的学术方法以及跨学科的生态环境研究。”(注：Cheryll Glotfelty & HaroldFromm, Ecocriticism Reader:Landmarks inLiterary 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6,.)1993年第一届全美生 态批评研究会在科罗拉多州的福特科林斯(Fort-Collis)举行。与此同时，第一份正式 的生态文学研究刊物《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SLE: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问世。该刊物的目的是“从生态环境角度为文学艺术的 批评研究提供论坛，包括生态理论、环境保护主义、自然及对自然描述的思想、人/自 然两分法及其他相关的理论思想。”(注：Cheryll Glotfelty & Harold Fromm, Reader: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Athens:The University ofGeorgia Press,1996,.)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一些生态文学批评的专着相继出版。1996年佐治亚大学出版社出 版了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Ecocriticism Reader: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1996)。该书收集了26篇论文 ，分三个部分，分别讨论了生态学及生态文学理论、文学的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的批评 。1999年洛兰·安德森(Lorraine Anderson)和斯科特·斯洛维克主编的《文学与环境 ：自然与文化读本》(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A Reader on Nature and Culture ,1999)收集了长短不一的文章一百多篇，以小说、诗歌、散文、传记等不同体裁论述了 人类与动物、人类与居住环境、政治与环境、经济与生态等众多主题。2000年，劳伦斯 ·库帕(Laurence Coupe)主编《绿色研究读本：从浪漫主义到生态批评》(The GreenStudies Reader:From Romanticism to Ecocriticism,2000)，从“绿色传统”、“绿 色理论”和“绿色读物”三方面论述了生态文学批评的渊源与发展。1999年至2001年间 出版的伦纳德·西格杰(Leonard )的《持续的诗篇：四位生态诗人》(Sustainable Poetry:Four American Ecopoets,1999)、乔纳森·巴特(Jonathan Bate) 的《大地之歌》(The Song of the Earth,2000)、帕特里克·穆菲的《自然取向的文学 研究之广阔领域》(Farther Afield in the Study of Nature-Oriented Literature,2 000)、戴维·梅泽尔(David Mazel)的《美国文学的环境主义》(American LiteraryEnvironmentalism,2000)和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的《为濒临危险的地球写 作》(Writing for an Endangered World:Literature,Culture,and Environmentinthe Beyond,2001)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除了出版生态批评的专着以外，近年来有关生态文学批评的会议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 关注。例如，在“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的协助下，2000年6月在爱尔兰举行了议题为 “环境的价值”的多学科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3月“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在英国 召开研讨会，讨论“生态批评的最新发展”。2002年9月，该学会的英国分会在利兹大 学召开第三届年会，会议主题是“创造，文化和环境”，重点研讨生态批评、生态诗学 和生态女权主义。“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第三届年会将于2003年6月在波士顿大学召 开。会议的主题是“海洋-城市-水池-园林”(“Sea-City-Pond-Garden”)。二、美国生态批评发展的三个阶段到目前为止，短短的十多年中，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 研究自然与环境是怎样在文学作品中被表达的。生态批评家认为，许多作品中描写自然 的一个陈旧模式是：自然要么被描绘成伊甸园般田园牧歌式的世外桃源和处女地，要么 是瘴气弥漫的沼泽地或无情的荒野。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二阶段把重点放在努力弘扬长期 被忽视的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上，对美国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的历史、发展、成就，及 其风格体裁等作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美国描写自然的作品是以描写自然为取向的非小 说创作。它有着成果累累的过去和充满活力的今天。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美国 出版的描写自然的作品选集有二十多部。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它源于英国吉柏特·怀特 (Gilbert White，1720—1793)的《塞尔波纳的自然史》(A Natural History ofSelbourne,1760)。这一写作传统通过亨利·索罗(Henry Thoreau,1817—1862)、约翰 ·巴勒斯(John Burroughs,1837—1921)、玛丽·奥斯汀(Mary Austin,1868—1934)、 艾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1886—1948)和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1907 —1964)等延伸到了美国，其中利奥波德和卡森后来成为直接推动生态批评兴起的领先 人物。利奥波德的“生态中心论”(ecocentrism)思想后来成为环境主义者的金科玉律 。卡森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1963)可以说是一座丰碑，是人类生态意识 觉醒的标志，是生态学新纪元的开始。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三阶段试图创建一种生态诗学，通过强调生态系统的概念，加强生 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建设。生态批评发展到今天，在创建理论体系方面，已取得了不少成 就，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思想。例如，“环境伦理说”(environmental ethics)或“环 境哲学”(environmental philosophy)对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进行探讨；非人 类中心说主张非人类存在物，如物种、生态系统等同样具有道德地位，指出人类对它们 负有直接的义务；施韦策(Albert Schweitzer)的“敬畏生命”论和泰勒(Paul )的“生命中心论”(biocentrism)将道德关心的对象扩展到整个生命界，构筑了 以“尊重自然”为终极道德意念的伦理学体系；克利考特(J Baird Callicott)的主观 价值论和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 Ш)的客观价值论，特别是奈斯(Arne Naess)等人 提出的“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都可以被看作是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近几年来，伦纳德·西格杰、乔纳森·巴特、帕特里克·穆菲、劳伦斯·布伊尔等从 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和文论家那里吸取思想精华，运用巴赫金、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和 罗兰·巴特等人的批评理论来构建当代生态诗学，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 新的阶段。在《持续的诗篇：四位生态诗人》一书中，西格杰批判了后结构主义语言理 论对当代诗歌和文学批评的影响，认为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仅仅把批评的目标放在 语言、文本和话语上，似乎文本以外就没有自然环境等其他“存在”(Being)的存在。 西格杰把批评的矛头指向西方哲学中的二元论思想，强调生态诗学的理论构建应以海德 格尔和梅洛·庞蒂的思想为基础。根据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观点，存在首先是个人的存 在，个人存在是一切其他存在物的根基，“在”就是“我”，整个世界都是“我”的“ 在”的结果，必须在人对外部世界事物的关系中来考察它们，否则就毫无意义，失去了 确定性。西格杰认为，在今天全球高度信息化、科技化，经济环境与政治环境不平衡的 形势下，生态诗学的任务首先是要面对全球环境恶化这一基本事实，要以人的生存为本 。西格杰还试图从梅洛·庞蒂有关现象学的论证中探索生态诗学的理论基础。梅洛·庞 蒂深受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影响，把自己的哲学称为“知觉现象学”。他指出，现象学就 是对本质的研究。所谓“本质”，并不意味着哲学要把本质当作对象，只是意味着我们 的存在，意味着我们需要“观念性的场所”。在梅洛·庞蒂看来，本质就是我们的体验 ；世界不是客观的对象，只是“我的一切思想和我的一切外观知觉的自然环境和场所” (注：蒋孔阳：《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着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32 页。)。西格杰发现，梅洛·庞蒂的论点为生态批评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批评模式，即 把体验的深度与世界的内在关系融会于一体，不能机械地或用理想主义的框架来理解身 体与世界的关系，这就意味着生态诗学的研究要超出传统西方哲学中主观/客观二元论 的思想。乔纳森·巴特在《大地之歌》中也应用了现象学的批评原理，并多次提及海德格尔的 观点，进一步完善了他在1991年发表的《浪漫主义生态学：华兹华斯和环境传统》(Romantic Ecology:Wordsworth and the Environmental Tradition,1991)中陈述的浪 漫主义生态诗学。同时，巴特还根据法国思想家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有关论 证“自然状态”的思想来探讨生态诗学的问题。巴特认为，卢梭的“自然状态”论和“ 返于自然”的思想与“深层生态学”理论从本质上讲是一致的。巴特全面论述了从十八 世纪到当今的小说和诗歌。他在《大地之歌》的前二章中把简·奥斯汀和托马斯·哈代 、玛丽·雪莱和威廉·H·哈德孙以及伊莉莎白·毕晓普相并立，以独特的视角探讨了 这些通常不被认为是“自然作家”的生态意义。(注：Jonathan Bate,The Song of theEarth,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劳伦斯·布伊尔和帕特里克·穆菲等也试图从不同方面构建生态诗学理论。布伊尔试 图淡化自然与文化的界限，认为生态批评的未来应从研究自然与文化的关系着手。穆菲 试图重新调整当今生态批评界的一些不平衡的做法，其中突出了美国生态批评界对美国 少数裔生态作家的忽视和对国际上其他国家生态作家及生态文学经典的忽略。穆菲指出 ，生态批评家研讨的作品大多是像梭罗的《沃尔登或林中生活》之类的非小说作品，而 涉及生态环境主题的小说作品却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边缘地位。穆菲认为，叙事小说在环 境保护方面起的作用丝毫不亚于非小说作品，叙事作品应成为未来十年生态文学研究的 重点。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思想意识不仅体现在纯自然作品中，而且在不少现当代小 说家的叙事小说中也有明显表现。例如当代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和唐 ·德里罗(Don Delillo)分别在《白色噪音》(White Noise，1985)和《兔子休息了》(Rabbit at Rest，1990)中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代作家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德里罗的 《白色噪音》除了表现当代人惧怕死亡这一主题外，还通过对生态环境的描述，特别是 通过对某一旅游景点(一旧牲口棚)、超市食品、化学毒气泄露事件的描述，表现了在后 现代文化背景下的美国乃至整个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真正意义上的 自然和文化在以消费为主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复制”而成为种种假象(simulacraand simulations)，并最终因发生“错位”而逐步消失。厄普代克的《兔子休息了》从 侧面描写美国作为一个“后自然”(postnatural)国家，其大地所拥有的资源差不多已 被消耗一空了。在小说的结尾，已五十五岁的主人公“兔子”哈利·安斯特罗姆眺望佛 罗里达州一处疗养地的风景时，他透过那天堂般的外表，看到其中的衰败和污染。在这 些“危险的风景”(riskscape，美国当代地理学家苏珊·卡特杜撰了这一词，来形容空 气中漂浮的毒气对自然风景的侵害)中，哈利看到成排的棕榈树由于遭受干旱而枯死， 看到蓝色的天空被“喷气飞机喷出的烟雾所污染”，看到“紫外线正把人体的扁平细胞 烤成癌细胞”，看到“空气中弥漫的烟雾使人难以呼吸”。(注：John Updike,Rabbitat Rest,New York:Alfred Knopf,1990,.)如果说十九世纪的西方文学反映的是一 个把自然当作医治人们精神创伤的社会，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描写了一个把自然看成是 经济源泉的社会，那么，当代美国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描写所揭示的正是比尔·麦肯比(Bill Mckibben)所说的“后自然世界”(postnatural world)。在这个“后自然世界” 里，人们对自然的需求仅仅是表面上的，尽管自然有时会激起人们的怀旧思想，有时会 使人产生背井离乡的感觉，但它已经与实在的东西(the Real)无关。尽管生态批评家为了创建生态诗学已经做了不懈的努力，但生态批评理论尚处在发展 阶段，它还没有达到理论上的成熟，更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美国学术界认为 生态批评缺乏理论基础的也大有人在。《美国现代语言协会》杂志编委玛萨·班塔斯(Martha Bantas)认为“环境研究是软性的(soft)”，它不过是“拥抱树木的玩意”(“hug the tree stuff”)。(注：Laurence Coupe,The Green studies Reader:fromRomanticism to Ecocriticism,New York:Routledge,2000,.)尽管此话显得过激 ，但多少说明一些问题。三、生态文学批评旨在解决的问题多年来，生态文学批评一直就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断提出问题并试图予以回答。 生态文学批评家经常提出的问题，除了诸如作者是怎样描述大自然、作品的主题是否反 映生态环境意识、人应该如何对待大自然、人在自然中处于什么位置等之外，还包括这 样一些根本问题：怎样确定自然与文化的关系?当代生态文学批评研究的方向和思路是 什么?生态批评是不是一门“终极的科学”?怎样把生态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以 便达到一个互补互利的结果?等等。生态批评家们明确提出，生态批评的根本前提是：人类文化与自然世界密切相关。人 类文化影响自然世界同时被自然世界影响。它研究的主题是自然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 。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生态批评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文学来重审人类文化，进 行文化批判，探索人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人类对自然的态度 和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正如乔纳森·莱文所说，“我们的社会文 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我 们就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因此，在研 究文学如何表现自然之外，我们还必须花更多的精力分析所有决定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态 度和生存于自然环境里的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并将这种分析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 (注：转引自王诺：《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文艺研究》，2002年第3期，第48页 。)生态批评就是要“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注：Jonathan Levin, “On Ecocriticism(A Letter)”,PMLA (),.)。着名生态思想研 究者唐纳德·奥斯特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 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度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 然的影响。……研究生态与文化的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虽然不能 直接推动文化变革，但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而这种理解恰恰是文化变革的前提。”( 注：Donald Worst,The Wealth Of Nature: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ecologicalImagina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对生态文学批评发展趋势的思考和讨论就开始成为热点。在 对现代性的反思中，人们已经意识到后现代乃是生态学的时代，只有生态智慧才能使人 类走出困境。生态批评家用生态眼光看世界的同时自觉地用生态的眼光看文学。乔纳森 ·莱文最近指出，根据近年来美国出版的生态专着，美国的生态批评家可分为两大阵营 。一是“现实主义”生态批评家，二是“社会建构主义”生态批评家。(注：JonathanLevin,“Beyond Nature?Recent Work in Ecocriticism”,Contemporary Literature, Vol43,,(Spring 2002),.)这两大阵营所体现的研究思路主要是从传统的西方 哲学思想和现当代西方哲学理论中寻求批评的源泉和养料。他们在生态哲学思想的启示 下，把生态文学批评置于自然——社会——文化这个人类生态系统中进行全面考察，力 求建构一种既展示文学批评本色又体现综合生态精神和生态价值观念。同时，他们把对 自然生态的关注扩大到社会、文化甚至人类的精神领域，明确肯定人类生存的整体的生 态性质，把文学批评置于人类生态系统之中进行考察。用生态的眼光看文学，必然要重 新审视文学与自然的关系，充分重视自然对于文学的本源性意义。“尽管作为人类生命 基础、生存环境和实践对象的自然已被社会中介化了，但它并不因此消失其自然本性。 自然之所以能生成为人，是因为自然本来就存在并生成着属人的本质。”(注：曾永成 ：《生态学——文艺理论建设的当代课题》，《成都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第48 页，第47页。)文学作为人类对自身生态进行审美调节的活动，一开始就打下了自然的 深刻烙印，并一直把自然作为永恒的创作源泉和审美原型。生态思维对自然与社会、文 化和人性的生态性整合，必将带来对文学与自然关系的新认识。美国当代生态哲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把生态学定位为“终极的科学”，因为“它 综合了各门科学，甚至于艺术与人文学科。”他指出，“尽管生态学可以被视为一门科 学，但是，它的智慧比其他科学更深，也是压倒其他科学的，有着普遍意义的。”(注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8 2页。)罗尔斯顿所说的“终极”决不是“终极真理”的意思，而是就其广阔的涵盖性和 问题指向的深度而言的。笔者认为，就生态批评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我们还没有充分 的理由说它已经到了“终极”的地步。但罗尔斯顿把生态学定位为“终极的科学”，至 少有以下几点理由：首先，生态学研究有机体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由此必然提升到对人 与环境相互关系的关注；其次，生态学已把社会和文化置于自然这个更具本原性的大系 统中，把人与自然的生态关联视为社会和文化问题的深层内涵和动因，并从自然生态寻 求走出生存困境的深刻智慧；再者，生态学把其他科学在人类生态系统中加以融会和整 合，以纠偏补弊，使之在互补互动中共同优化人类的生存条件，并把人本精神融注于一 切科学，把关于自然的科学与关于人的科学融合成一门科学，从而确立起一切科学对人 的生成的终极关怀；最后，随着生态学对有机体和人类生态系统中物质、能量和信息交 流的生态机制和意义的全面认识，尤其是“对信息与精神的生成性联系的揭示，人与包 括自然在内的物质世界之间的精神关联即精神生态问题日益受到重视”(注：曾永成： 《生态学——文艺理论建设的当代课题》，《成都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第48页 ，第47页。)，这就使生态学跃上人性这一生态生成之巅，具有又一层终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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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从近代魏源的睁眼看世界开始就有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西方在综合国力，人口素质，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无疑已经领先了中国，而到了现代，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和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要从各个方面借鉴西方。为什么拥有更加悠久历史和文化的中国到了近代却大大落后于西方呢?在我看来为人们提供最基本的世界观和从事各种活动的方法论的哲学占了很大的原因。西方哲学从古希腊的起源开始就已融入西方文明的血液之中。因而我们就要了解研究西方哲学，并与中国哲学进行横向对比，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

一、哲学的定义

哲学是以人类的实践活动为直接对象的思想认识活动，是能够从世界万物中发现、界定、彰显和产生人类思想认识活动这个本源事物，获得本源事物和非本源事物的知识，建立事物一元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高人类的思想认识能力、满足人类的生存发展需要的本源事物。

二、西方哲学来源

哲学(philosophy)是从希腊字“Φιλοσοφία”转变而来,意思为“爱智慧”，或是比较少用的“智慧的朋友”。在汉语中“哲”这个词是聪明、智慧的意思，中国古代把聪明而有智慧的人称为哲人，所以，中国近代以来，就把关于智慧的学问称作哲学。哲学是难以被定义的，因为有众多分歧的观念都被视作为哲学。皮尔金哲学辞典中定义哲学为“有关思想，行为，与实在中最基本与普遍的概念。”皮尔金百科中提到哲学与科学的差别在于，哲学问题的答案不能仅由经验证据来得到。无论如何，这些观点都被牛津哲学辞典所挑战:“二十世纪晚期...偏向于将哲学思考视为对于任何一种智识探索的最好实践”。的确，许多早期哲学家在自然哲学方面的观察最后都形成了现代科学对于众多课题上重要的基础。

希腊历来被认为是欧洲文明的摇篮，是欧洲乃至西方哲学的故乡。 希腊哲学的最早流派米利都学派约产生于公元前7或前6世纪，在此之前，古希腊哲学也有一个漫长的孕育时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古希腊哲学的前提是古希腊神话。古希腊神话包括神的故事和英雄传说两部分。在最古老的神话中，讲到了天地的开辟、众神的诞生、人类的起源等。在古希腊人的想象中,神具有人的形象和人的感情。神和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是永生不死的,他们比人更高大、更有力量,而且主宰着人间的祸福和命运。奥林匹斯山的12个主要的神实际上就是自然力的化身。 哲学的智慧产生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哲学源于人们对实践的追问和对世界的思考。

古代真正的哲学可以使我们正确的看待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变化与发展，用睿智的眼光看待生活和实践，正确对待社会进步与个人发展，正确对待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正确对待进与退，得与失，名与利，从而为生活和实践提供积极有益的指导。因此，哲学的任务，就是寻找光明，在人类生活的路途上点起前行的明灯，指导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三、西方哲学家的哲学观点

柏拉图指出：“thauma”(惊奇)是哲学家的标志，是哲学的开端。柏拉图满蕴深意地说：“iris”(彩虹，虹之女神，宙斯的信使)是“thauma”(惊奇)之女，并无误溯其血统。“Iris”(彩虹)向人传达神的旨意与福音，哲学是由惊奇而发生，在其注目之下，万物脱去了种种俗世的遮蔽，而将本真展现出来。由此，它把自己展现为一种真正解放性的力量。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人都是由于惊奇而开始哲学思维的，一开始是对身边不解的东西感到惊奇，继而逐步前进，而对更重大的事情发生疑问。

一个感到困惑和惊奇的人，便自觉其无知。

黑格尔认为：哲学是一种特殊的思维运动，哲学是对绝对的追求。“哲学以绝对为对象，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黑格尔《小逻辑》。

爱因斯坦这样谈论哲学：如果把哲学理解为在最普遍和最广泛的形式中对知识的追求，那么，哲学显然就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之母。

十八世纪德国著名浪漫派诗人、短命天才诺瓦利斯(1772—1801)关于哲学的定义：哲学是全部科学之母，哲学活动的本质原就是精神还乡，凡是怀着乡愁的冲动到处寻找精神家园的活动皆可称之为哲学。

四、西方哲学的东行脚步

1874年日本的学者西周在《百一新论》中用汉文“哲学”翻译从希腊文philosophia 转换而来的英文philosophy一词，1896年前后黄遵宪、康有为将西周的译称介绍到中国，后渐渐通行 。中国清代以前的文化典籍中并无哲学一词，只有单独存在的“哲”和“学”这两个动词。“哲”在汉语中的基本含义是明智、明理，哲这个词指人们通过思想认识活动，使被遮蔽的智慧和道理显明出来这种事情。“学”在汉语中的基本含义是模仿、实习、再现。学这个词是指个人通过模仿、学习、再现事物的活动，获得知识和能力这种事情。哲与学两个单词合在一起组成的哲学一词，其词性是动词，其含义是指人们为了明智、明理、提高思维认识能力所进行的学习认识活动。

西学东渐哲学进入中国后，学界发生了中国本土文化中有无哲学的论争。认为中国有哲学的人把哲学定义为：关于宇宙和人生的基本思 胡适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指出：“凡研究人生且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求一个且要的解决”这样的学问叫做哲学。

在西方，哲学一词通常用来说明一个人对生活的某种看法(例如某人的“人生哲学”)和基本原则(例如价值观、思想、行为)。而在学术上的哲学，则是对这些基本原则的理性根据的质疑、反思，并试图对这些基本原则进行理性的重建。

最早哲学的范围涵盖所有的知识层面。它一直是人类最抽象的知识研究。对哲学一词的介绍最初来自希腊思想家毕达哥拉斯。

从西方学术史看，科学是哲学的衍生物。后来，科学独立为与哲学并行的学科。科学与哲学有互动关系。科学产生知识，哲学产生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也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现代西方哲学中有科学哲学，是专门研究有关科学的理论。这种理论研究了科学的历史，为科学总结了许多理论模型，但这也只是解释了科学，并不是可以指导科学。哲学是人类了解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是使人崇高起来的一门学问。

五、中西哲学的差异

有人说，一个苹果，东方思想在于领会整体，而西方则一层层剖析。

在前文中已阐述了西方哲学的起源，可以说，古希腊哲学就是西方哲学的源头，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西方哲学所关注的哲学问题也在不断地变化。尽管在古希腊之后的西方哲

学发展不尽相同，但其承继的仍然是古希腊的哲学精神——都表现为对各种现象之后的原因的关注和对确定性的追求;而中国哲学的产生，并不象西方哲学那样可以找到明确的起点，也没有出现类似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试图截然与传统分开或创立新的传统。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哲学是从《易经》开始甚至可以上溯到更早的阴阳五行等观念，而此后中国哲学、科学的发展以及理论依据往往都来自于这些传统观念。纵观整个中国哲学，各种学说的前后相继性很明显，各个学派所讨论的问题虽然有所不同，但是主要都集中在政治伦理方面，即都表现为对人的关怀和规范。总得来说中西方哲学在方向上和方法上的巨大差异。从起点和终点来看，两种哲学出发不同结点也就不一致。西方哲学崇尚灵魂自由，重过程;中国哲学更多功利性，重结果。前者是为个体的，后者是为社会的。西方哲学更注重思辩的过程。“我重视寻求真理的过程，更甚于发现真理的本身”，莱辛的这句话就是对古希腊哲学家的最好概括。正因为这样，希腊哲学家被称为科学哲学家，而中国哲学家被称为社会哲学家。

在黑格尔看来，孔子的学说不具有思辩性，只是道德的伦理的说教。黑氏曾经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里评论过孔子：“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孔子的书籍没有被介绍到西方，那是最好不过的事情。”遗憾的是，黑格尔翻阅了孔子全部的书籍，所以，孔子就成为批判的靶子。

古希腊哲学家对科学的热爱就如同对生命本质的热忱一样。泰勒斯因为在一个圆内画出直角三角形而宰牛欢庆，毕达哥拉斯因为发现了勾股定理而举行百牛大祭。公元前3世纪，当罗马战车开进叙拉古的时候，他们看见了一个老人正在沙地里研究一个几何图形(希腊哲人几乎个个有这个爱好)，军人要带老人去见罗马统帅，老人示意不要打断他的思维。军人拔剑把老人杀了，当剑劈来的时候，老人刚刚说完最后一句话：“不要踩坏了我的图”，这个老人就是阿基米得。古希腊哲学家对于求知的本身和过程怀有多么强烈的热忱，可见一斑。

中国古代哲学则更重视哲学对他人的引导，强调哲学的社会性。《列子》记载的“两小儿辩日”，很说明问题。孔子东游，碰上了两个小儿在辩论，一个说日出时太阳近而日中远，，因为日出时太阳大，而日中小;另一小孩则反之，认为一个反之，日出时太阳远而日中近，因为日出时太阳凉而日中时太阳热。小儿问孔子，孔子不能解释。两个孩子嘲笑道：“孰谓汝多知乎?”(谁说你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呢?)。显然，按照孔子的智慧，这不应该是个问题，问题是：他压根儿就对自然现象兴趣索然。

东方哲人也提出了本原是什么，至于过程，你自己去领悟吧!一个“悟”字淡化了探究人生真谛的思辨过程。老子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至于地如何法天，天如何法道，道如何法自然，三如何生万物?你自己去感悟好了。列子说，是我乘着风呢，还是风乘着我?庄子亦如是，是我化成了蝴蝶呢，还是蝴蝶变成了我?就文学而言，诚为极高的浪漫主义情怀;就哲学言，实在是一不可知论的怪圈。怪则怪矣。于是，轻松逃离了对具体事物的认知。

在希腊哲人看来，求知是人的天性。作为爱智慧之人，就应穷究宇宙的来源，探索万物

的根本，诘问人生的目的。在不断地探究和追问中学得知识，并获得灵魂自由、思想奔放，享受真正的快乐。而中国先哲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热衷于探讨和改造社会，把追求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看作自己人生的最高境界。

六、哲学的价值及对当代中国的借鉴作用

哲学之应当学习并不在于它能对于所提出的问题提供任何确定的答案，而是在于这些问题本身;原因是，这些问题可以扩充我们对于一切可能事物的概念，丰富我们心灵方面的想象力，并且减低教条式的自信，这些都可能禁锢心灵的思考作用。此外，尤其在于通过哲学冥想中的宇宙之大，心灵会变得伟大起来，因而就能够和那成其为至善的宇宙结合在一起。

哲学也可以说是理性对于信仰的研究，同时还有理性对人与自然规律的总结。

哲学是对世界的关于终极意义的解释，它在解释中使我们了解世界，使世界在我们的意识中合理化，从而为我们提供心灵的慰藉。

哲学还是对人的自我一种定位的工具。

哲学不等于面包，但是哲学相当于吃面包时涂的蜂蜜。哲学的任务是更好的指导人们正确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在前文中已经提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更注重成果，即唯结果论。这或多或少已经影响到了当代中国人的思维，但是纵观当今世界，每当世界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所需要的科学技术往往是当年发现时看似毫无用处的技术，按中国唯结果论的观点无疑会忽视这些技术。而当今中国已处于一个全新的历史机遇下，若让这种思想继续盛行，那无疑会让中国错过不少机遇，所以西方哲学重视追求真理过程的观点更值得中国的借鉴与学习。中国要实现新的飞跃，实现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和中国文化的复兴，就必须结合中国哲学固有的特点，同时研究，分析，借鉴西方哲学，形成中国特色的哲学体系来指导实践，指导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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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科学研究论文

其实还是有一定关系的。但是年龄并不是决定性的意思。所以说年龄越大的话，他可能对于一些事情的见解还有研究思路会更多。

我个人觉得是与年龄没有的，是跟他个人的阅历有关系，还有跟他的知识面有关系。还有就是他的学习能力。

我认为学术水平与年龄无关，与自己的自我认知有关。中国29岁美女科学家发6篇Science论文获百万大奖。2022年10月31日达摩院青橙奖名单公布，首次有4位女青年科学家获奖，每人奖金为100万元，西湖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研究员白蕊位于获奖名单之中，据悉29岁的西湖大学女科学家百蕊是完全由本土培养的青年学者，从7年前开始跟随施一公院士扎入RNA剪接体研究，经过多年努力，她参与并主导完成了全球唯一覆盖完整RNA循环的系列成果，目前这名青年科学家获评青城将以第一和共同第一作者身份在Science上发表6篇论文，实现多项世界级突破。科研的成功与年龄无关科研的成功与年龄无关，主要是看个人能力。白蕊在科研上并不缺少天赋，她自己也承认，她在某些方面做得还不够好。但是，要知道：能把自己所做出来的事情做到最好，并且最终取得成果，这才是一个科研人员应该做的事情，在笔者看来，白蕊将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在高校里，攻读双博士学位。学术水平与年龄并没有必然关系。年龄并不会影响学术水平。百蕊的成长之路是相当励志的，内蒙古普通家庭出身的，百蕊从初中开始就坚定了一个目标，那就是生物科学在大一的时候就决定不要出国，第1次保研清华去施一公的实验室以失败告终。经过不断的努力之后，终于得偿所愿，据悉仅仅用了半年时间，白蕊就成为了施一公实验室课题组的骨干成员，4年的博士生涯里共发表了高水平研究论文9篇。目前白蕊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捕获全部类型剪接体团队的核心人员，掌握了世界领先的剪接体生化研究技术

说明中国近年来投身自然科学领域研究的人越来越多，也得到了认可，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