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雍正皇帝的论文题目

关于雍正皇帝的论文题目

分类: 教育/科学 >> 学习帮助 问题描述: 在线等！！！最好有范文！！！ 解析: 先给你一份范文： 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 *** 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 *** 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 hotlw/2006-5-22/1246-12 sofw/txtl/ShowArticle?ArticleID=66571 cc98/2005/0713/97250

清太宗皇太极曾向喀尔喀汗王宣称：“昔辽金元三国之主，当征战时，西伐厄讷忒黑，东抵朝鲜，北及黑龙江，南至于海。朕今日正与相等也。”120 年后的乾隆中期，他的子孙们已经完成了他的未竟之业，这时，皇太极的后继者乾隆是否会就此止步，在乾隆心目中，这“无远弗届”有没有最后的界限呢？乾隆二十二年（1757）春夏间，投诚复叛的准噶尔辉特部首领阿睦尔撒纳在清军追击下遁往哈萨克，清军遂深入哈萨克逐捕，哈萨克兵迎战不敌，哈萨克汗阿布赉及其弟阿布勒比斯遣使至军营，“问安请罪”，右部哈萨克阿布赉汗“情愿以哈萨克全部归顺，永为大皇帝臣仆，随具托忒字《表文》并进马四匹，遣使亨集噶尔等七人入觐”。事闻，乾隆大喜过望，认为准噶尔全局奏功在望，就此宣谕国中曰：“哈萨克即大宛也，自古不通中国。昔汉武帝穷极兵力，仅得其马以归，史册所载，便为宣威绝域。今乃率其全部倾心内属，此皆上苍之福佑，列祖之鸿庥，以成我大清中外一统之盛，非人力所能与也。”（注：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丙午；《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四十一。） 对收纳逋逃、对抗入境清军而战败的哈萨克，借国家全盛兵威，一举将其纳入中国版图，易如探囊取物，更何况阿布赉汗“情愿以哈萨克全部归顺，永为大皇帝臣仆”；但乾隆认为，哈萨克与内属的喀尔喀与厄鲁特背景不同，无须也不应纳入中国版图，而宜以外藩属国相待。他的思路在上述明发谕旨中表述得十分清晰：哈萨克越在万里之外，荒远寥廓，今未尝遣使招徕，乃称臣奉书，贡献马匹，自出所愿，所谓归斯受之，不过羁縻服属，如安南、琉球、暹罗诸国，俾通天朝声教而已，并非欲郡县其地，张官置吏，亦非如喀尔喀之分旗编设佐领。即准噶尔初归时，不过欲分为四卫拉特，令自为理，哈萨克自非准噶尔近接西陲之比也。（注：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丙午；《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四十一。）乾隆对哈萨克的政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前后一贯的。两年前，当西北两路出师准噶尔，就已确定政策的大致方向：“大功告成后，若哈萨克人等投诚前来，将伊大头目酌量赴京入觐，赏给官爵，其所属之人，仍于原游牧安插，不必迁移；倘竟不归诚，亦不必用兵攻取。”（注：《清高宗实录》卷四八三，乾隆二十年二月癸酉。） 简言之，归顺固当受之，否则，亦悉听其便。当清军深入哈萨克并取得对哈萨克军决定性胜利之后，情况比预计的顺利得多，但乾隆没有滋长吞并哈萨克对外征服扩张的念头，仍循着原有的政策思路，比照“安南、琉球、暹罗诸国”，将哈萨克作“藩属国”对待，“不过羁縻服属”“俾通天朝声教而已”。随后，循照右部哈萨克“照旧安居，不易服色，不授官爵，不责贡赋”（注：《清高宗实录》卷五五五，乾隆二十三年正月丙辰。） 之例，陆续归附清朝的左部哈萨克、东西布鲁特、巴达克山、爱乌罕等也成为清朝的“外藩属国”（注：《清高宗实录》卷七二二，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戊申。）。乾隆二十八年（1763），乾隆赐书爱乌罕爱哈默特沙汗称“朕为天下共主，中外一视”（注：《清高宗实录》卷六七八，乾隆二十八年正月己巳。），这里“中”即大一统中国，“外”则是包括藩属国在内的一切外国，也就是作为“天下共主”的清朝皇帝心目中“天下”的第二重空间，此前雍正对西藏边外的巴尔布三汗称“朕为天下主，一视同仁”（注：《清世宗实录》卷一二二，雍正十年八月庚午。） 与此后嘉庆针对英吉利使臣不行中国之礼说“中国为天下共主”（注：《清仁宗实录》卷三百二十，嘉庆二十一年七月乙卯。），都是同一概念。第二重空间的国家中，大部分系中国周边国家，也有部分海外之国，清朝皇帝经常将那里来中国的人称为“远人”（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如果说，第一重空间随着大一统逐步推进而陆续由“天下”转化为中国的一部分，那末，清朝皇帝把第二重空间视为外国的观念则是始终如一的。这里涉及到清朝皇帝心目中中国边界的最终界限，故下面稍加展开分析。康熙中成书的《会典》在“朝贡通例”下对当时“中国”四周形势作了这样表述：“国家一统之盛，超迈千古，东西朔南，称藩服者，不可胜数”。按“藩服”既包括理藩院所统“岁时必有至阙下”贡献的“率先归附”“悉隶版图”的漠南蒙古四十九旗和“岁时奉职贡”的“蒙古部落”（喇嘛、喀尔喀和厄鲁特）以及兵部所统“各番土司”，也包括“礼部·主客清吏司”所统的朝贡“外国”——朝鲜国、琉球国、荷兰国、安南国、暹罗国、西洋国，以及土鲁番等国。（注：参见康熙《大清会典》卷七十二《礼部·主客清吏司》；卷七十四《礼部·给赐》；卷八十五，《兵部五》；卷一四二《理藩院一》；卷一四四《理藩院三·柔远清吏司》相关记载。） 看起来“藩服”一词似乎宽泛而模糊，其实，细加审视，层次还是分明的：最里层是已隶版图“犹视一体”的四十九旗，往外一层是称“国”称“部”“各守其地”的喇嘛、厄鲁特、喀尔喀，最外层是朝贡的“外国”（当然“外国”的内涵并不十分清晰）。与“外国”区别的喀尔喀、厄鲁特等，同四十九旗虽与清廷有远近之分，但同属“蒙古部落”，且“专设理藩院以统之”，而朝鲜国等“外国”事务则由“礼部”管辖，这足以证明清朝皇帝并未将尚未纳入版图的喀尔喀、厄鲁特等以“外国”视之。质言之，清初皇帝心目中中国与外国的界限是判然分明的。乾隆中喀尔喀、青海蒙古、西藏、厄鲁特、回部已陆续纳入国家版图，并取得与漠南蒙古等同、有如内地郡县的地位，中国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随着版图的确定和国家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辖而最后确定下来。乾隆《会典》关于外国的表述，在“礼部·主客清吏司·朝贡”条下记“朝鲜、琉球、苏禄、安南、暹罗、西洋、缅甸、南掌”为“四夷朝贡之国”。乾隆中同为“外藩属国”的“西北番夷”（注：乾隆《大清会典》卷五十六，《礼部·主客清吏司·朝贡》。） “哈萨克左右部、布鲁特东西部、安集延、玛尔噶朗、霍罕、那木干四城、塔什罕、拔达克山、博罗尔、爱乌罕、奇齐玉斯、乌尔根齐诸部落”，以其地缘关系附在奉旨增修的《理藩院·徕远清吏司》诸回城之后，文字的表述颇费斟酌，说嘉峪关以外诸回城“棋布星罗，同属内地”，说哈萨克、布鲁特等部则“列我藩服”（注：乾隆《大清会典》卷八十。）。“藩服”概念的内涵随着中国一词外延的扩大而逐步缩小，最后只留下了周边或海外“朝贡之国”；“中外”的使用，也由大中国框架下“华夷”，即“中国”与“四夷”对称，转化为大一统中国与外国的对称；“四夷”的称谓还保留下来，专门戴在了所有外国的头上；所谓“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清朝皇帝把屏卫中国安全的“藩篱”已经推进到了中外边界之外，视毗邻的周边国家为“藩属”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对中外边界如何认定的问题。最早是与“从古未通中国”（注：《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丁酉。） 而由于迅速向东方扩张开始进入中国领土的俄罗斯划定中俄东段边界。乾隆中，随着平准大业的完成，“自古不通中国”的哈萨克等原与准噶尔毗邻的中亚各国陆续成为中国藩属国，这些国家与中国边界划分的原则是什么？请看乾隆的有关谕旨。乾隆二十二年（1757）诫谕哈萨克阿布赉汗：“当知准噶尔全部悉我疆域，宜谨守本境，勿阑入侵扰；厄鲁特等或间有率游牧窜入尔境者，尔缚献首恶，收其属人，尚属可行。”（注：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丙午；《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四十一。） 乾隆二十五年（1760）秋，又敕谕阿布赉汗，“戒其约束部众，勿侵入乌梁海，即如当年与准噶尔接壤时既有旧地向为准噶尔所取者，亦不得越境游牧”（注：《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六。）。乾隆二十三年（1758）初冬， 布鲁特入觐使臣恳请将特穆尔图诺尔赏给布鲁特，乾隆谕以“此地虽尔等旧游牧，久被准噶尔所侵，岂可仍视为尔土？但尔等既为臣仆，此地颇属宽闲，或附近游牧之处，酌量赏给，以裨生计，尚属可行。”（注：《清高宗实录》卷五七二，乾隆二十三年十月丁巳。） 从中可以看出，乾隆确认并认真践行自守的中国疆界不是无限的，昔日准噶尔与毗邻中亚国家的边界，即为中国边界的最后的界限；另一方面，也要求对方国家约束部众，不得侵入中国领土。乾隆关于中国边界的立场是坚定的有原则的，也是合情合理的。为什么准噶尔故地所至就是中国疆域的最后界限呢？因为清朝皇帝从来不把准噶尔等周边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国家”视为外国，准噶尔等周边少数民族也从来没有自外于“中华”。中国古代儒家“华夷之辩”的命题确有歧视“四夷”的糟粕，但正如唐人李大亮所言“中国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注：《二十四史·旧唐书》卷六十二，列传第十二，《李大亮传》。），古代有识之士从来都认为“四夷”和“中国”是同根共生、连为一体的一棵大树。乾隆确认中国边界的原则，从渊源上说，既传承和发扬了其列祖列宗的家法，又具有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内向性的古老传统，事实上也与自古以来中国就是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相符合。清朝皇帝推进的国家大一统事业不过是重整故国河山，把理应属于中国的土地和人民纳入中国的版图；一旦大一统实现，一旦大军在特殊情况下越界推进到外国境内并完成既定目标后，则立即主动撤军回到自我约束的中国疆界之内，而专注于国家疆域内的巩固与各民族的凝聚。当中国强盛的岁月，康熙谆谆告诫他的后世子孙：“外藩朝贡，虽属盛事，恐传至后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总之中国安宁，则外衅不作。故当以培养元气为根本要务耳。”（注：《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丁酉。） 这段话说得何其好也！不仅足以廓清指责清朝对外侵略扩张种种说法的谬误，对后世之人也可谓明鉴高悬，警钟长鸣。“天下一统，华夷一家”清开国时期，在与明朝进行军事较量的主战场之外，实际已揭开了关于“华夷之辩”和“夷狄”统治中国合法性思想交锋的序幕。迨明桂王被俘杀于昆明，特别是三藩之乱的平定，清朝凭借武力已确立了在汉族居住的中国内地的统治，但如何在思想理论上战胜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的“华夷之辩”命题，确立“夷狄”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则成为清朝皇帝面临的严峻挑战。在胜利地推进国家大一统伟业的同时，雍正和乾隆不失时机地对儒家思想体系的“华夷之辩”命题和正统论进行了意义深远的论战。康熙亲政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对不与新朝合作的“胜国遗民”采取了优容有加的怀柔政策，紧张的满汉民族矛盾得以舒缓。不料雍正六年（1728）竟发生了曾静策动岳钟琪反清案。这个突发案件证明，武力征服只能激化汉人的同仇敌忾，而怀柔政策也无法消弭根深蒂固的汉民族的敌对情绪。雍正不循帝王治术的常规，毅然决定利用曾静反清案与“华夷之辩”命题展开一次公开的正面交锋。雍正的基本论点和论证逻辑是这样展开的：满洲是夷狄无可讳言也不必讳言，但“夷”不过是地域（雍正用“方域”一词）的概念，孟子所讲“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注：《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 即可为佐证，如此则“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非中外之分别”（注：《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吕留良、曾静之辈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道理何在？（注：《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 也无须一般地反对“华夷之辩”，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注：《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由此证明华夷之分在于是否“向化”（注：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说：“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即是否认同并接受“中外一家”的共同的文化传统。（注：应该说这也不违华夏与夷狄的分野不在民族而以文化定位的先儒的本义，即以孟子而言，他以为东夷的舜和西夷的文王虽有先后远近之不同，然在中国推行之道则符合若节，是为先圣后圣（《孟子·离娄》），反之，杨朱与墨翟虽是华夏人种，但“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 雍正进而理直气壮地说：“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注：《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今逆贼（吕留良）等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注：《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 雍正愤慨激昂，必欲将“华夷之辩”彻底颠覆不可，不得已也。“内中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中歧视周边少数民族的一面为历代儒者所发挥，对中国古代的民族观和国家观影响深刻。所谓“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注：《二十四史·旧唐书》卷六十二，列传第十二，《李大亮传》。） 主张对不脱豺狼本性的夷狄，要驭之以权诈。以夷狄未“向化”，不懂儒家伦理而加以蔑视和践踏，这是古代浸透着大汉族主义优越感的汉族士人士大夫对周边四夷的具有代表性的看法。明清易代，在明遗民看来，是“夷狄窃夺天位”，其严重性岂止一姓王朝的更迭，而是“中原陆沉”，“日月无光”，纲常名教荡然无存，整个社会沉沦于漫漫长夜。反抗清朝民族征服与民族压迫的正义性与“华夷之辩”的偏执与荒谬纠结在一起，于是吕留良借宣传“华夷之别”高于“君臣之义”，暗中鼓动汉人起来推翻清朝统治。雍正为维护满族皇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势不能不挺身而起，挟专制统治的政治优势，向根深蒂固的“华夷之辩”展开论战。但雍正的论辩并未走向另一极端，通过辩论，他真诚地向汉族臣民表示了对“尧舜以来”文化传统的认同，有助于化解与汉族臣民的文化隔阂。雍正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高标“天下一统，华夷一家”堂堂正正之大旗以对抗挟儒家思想优势的“华夷之辩”命题，志在颠覆大汉族主义自我优越的民族观，争取夷狄与汉人平等的地位。雍正一生好辩且雄辩，而大概这一番辩论最令人击赏。乾隆也辩华夷，但无非“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因地而名，与江南河北，山左关右何异？孟子云，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此无可讳，亦不必讳”（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六八，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庚子。） 之类乃父用熟之逻辑和语汇，只有针对汉人“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注：1367年明太祖朱元璋命将北伐，“檄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之人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吴元年十月丙寅。） 的偏见所讲的“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而私”（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二五，乾隆五十年二月辛丑。），词气犀利尖锐，最见论战的锋芒。就大中国观念的理论框架的构建而言，乾隆的贡献不在辩华夷，而在辩正统。从乾隆三十三年（1768）开始，乾隆开始关注正统偏安、天命人心的问题，至乾隆五十年代，辨析正统的谕旨连篇累牍，核心在于清朝是否得中华统绪之正，实质则是夷狄是否有资格为中国之主。古代史家最讲书法，而正统之归属，则首先必须分辨明白。中国历史上王朝鼎革、正统改易，屡见诸史，而由夷狄完成这一进程则惟元与清两朝。清朝统治者族属满洲，究竟能否承继明之正统？传统史家以“尊王黜霸”“所以立万世之纲常”的春秋大一统之义为依归，形成如下正统史观：周、秦、汉统绪相承，三国不以魏吴之强，夺汉统之正，东晋以后，宋齐梁陈虽江左偏安，而承晋之正统，至隋统一中国，至唐之末季，藩镇扰乱，宋以前仍以正统属之梁唐晋汉周，宋则承五代之正统。朱熹《通鉴纲目》关于正统偏安即作如是观。麻烦发生在五代两宋之际，其时辽、金、元相继兴起于北边，梁唐晋汉周及南宋之主或称臣称儿称侄称孙，中华正统究竟谁属？元明之际的杨维桢著《宋辽金正统辨》，大旨以元承宋统而排斥辽金。四库馆臣揣摸皇上意指，删去陶宗仪《辍耕录》所载杨维桢《正统辨》，在他们看来，女真为满洲先世，以清承辽、金、元正统，于理更顺。乾隆大不以为然，认为杨维桢“其论颇正”，理由是“辽金皆自起北方，本无所承统，非若宋元之相承递及，为中华之主也”。辽金元虽同样起自北方，虽同为“夷狄”一系，但辽金未能“奄有中原”，而元“为中华之主”。乾隆认为“主中华者为正统”，故以杨维桢为是。关于宋以后正统所属，乾隆的结论是“宋南渡后，偏处临安。其时辽金元相继起于北边，奄有河北，宋虽称侄于金，而其所承者，究仍北宋之正统，辽金不得攘而有之。至元世祖平宋，始有宋统当绝、我统当续之语”。明朝承元正统，清朝较之元朝则统绪更正。乾隆驳回四库馆臣的意见，强调对“中华”地位的尊重，他自诩为“执中之论”。（注：以上参见《清高宗实录》卷八百二，乾隆三十三年正月己亥；卷一千三十四，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丙午；卷一千四十二，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己亥；卷一千一百四十二，乾隆四十六年十月甲申；卷一千一百四十三，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乙酉；卷一千一百六十八，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庚子；卷一千二百二十五，乾隆五十年二月辛丑。）正统本来是与偏安一词相对立而出现的，中国历史上只有多个国家并立时，才格外讲究正统之辨。在清朝统治中国已逾百年，特别是大一统政治理想的实现，清朝的正统地位本无可置疑，乾隆为什么主动把这件事郑重地提出来加以讨论呢？表面上看是反驳四库馆臣以清承辽金元正统之说，实际上他要阐发的是“主中华者为正统”的观点。“中华”一词，清前中期诸皇帝一般都作为与“中国”同义词来使用，而细加揣摩，不用“中国”用“中华”，似乎更强调中原汉族国家的意味。乾隆比较元朝和清朝的正统地位时就说：“元虽一统，而主中华者才八十年，其时汉人之为臣仆者，心意终未浃洽。我国家承天庥命，建极垂统，至于今，百四十年矣，汉人之为臣仆者，自其高曾逮将五世，性情无所不通，语言无所不晓。”（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五四，乾隆四十七年四月辛巳。） 上文提到乾隆不同意辽、金为正统的理由也是未“奄有中原”（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二百十，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乙卯。）。 如果说乾隆对古代史观的正统论有所矫正有所发展的话，应该是他继承雍正“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一个皇朝是否正统的新标准，这个新标准的核心在于不问其开国皇帝是否身为夷狄，只要“奄有中原”而主中华者即为正统。乾隆完成了融通传统史家正统理论体系的构建，从而确立清朝在中国历朝正统序列中的合法地位。清朝皇帝的中国观，是在对大汉族主义“华夷之辩”的民族观的理论批判中明晰起来并最终确立的。雍正的辨华夷，乾隆继之辨正统，主观上在于争身为夷狄的清朝皇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而在客观上，强调“中外一家”的逻辑延伸必然是昔日被视为近于禽兽的夷狄的少数民族具有与汉族完全平等的地位，必然是把生存繁衍在中国版图之下语言、文化、宗教、习俗不同的各民族各部落视为一个大家庭，必然是把中国看成既包括中原内地，又包括广阔的边疆地区的“中外一家”的大中国。这种理论勇气，中国历史上大概只有不分“中华”“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注：《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一年五月庚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 的唐太宗可以与之前后相望，引为同调；而饶有趣味的是，雍正是纯正的夷狄，唐太宗的血管里也流淌着夷狄（鲜卑）的血液。从唐太宗到雍正皇帝，从反对“贵中华，贱夷狄”到“中外一家”，中国和中华民族逐渐整合成型的历史轨迹清晰可辨。“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大中华民国”持续百余年之久的康雍乾三位皇帝执政时期，取得了军事上政治上完成国家大一统和思想上批判儒家“华夷之辩”民族偏见这两条战线的决定性胜利，清朝皇帝成为事实上“中外一家”的大一统中国之主。尽管说当时清朝皇帝很少用“中国”以表达其新的内涵，而更多地仍沿用“大清”“天朝”之类居高临下的词汇，但随着西洋国家对大一统中国版图下凝聚为一体的各民族的威胁日益紧迫，清朝皇帝及其治下各族臣民对大一统国家的认同得到迅速强化，昔日内地汉族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区别与对立的“华夷之辩”被中国各民族与西方国家的区别与对立的新“华夷之辩”所替换，清朝文献中，中国与外国，特别是西洋各国对称日益频密。作为中国历史内在逻辑与外力影响交互作用的结果，最后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当清朝即将覆亡之时，竟由满族统治者提出“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大中华民国”这一逻辑严谨、内涵明确的“大中华”、“大中国”的概念。康熙五十五年（1716）十月，康熙决策禁止中国商船前往南洋贸易，该谕旨结尾处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注：《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七十，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壬子。）。当国人刚开始感受到盛世气象时，康熙就向他治下的臣民敲响了的警钟：西洋国家将来可能会成为中国主要对手。西洋，清初以来一般指大西洋欧洲国家。康熙对西洋有相当了解，他说，中国与西洋地方，俱在赤道北四十度内。自西洋至中国，有海路和陆路可通。海洋行船，南行八十度，至大狼山，始复北行入广东界，通常要走六个月；陆路遥远，因隔俄罗斯诸国，行走不便，故皆从水路而行。（注：《清圣祖实录》卷二五三，康熙五十二年二月甲寅。） 当时令康熙感到的西洋威胁主要是来自占据南洋噶喇巴（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荷兰殖民势力，皇帝忧虑沿海汉人可能在西洋人的庇护下建立海外抗清基地，于是从国家战略安全考虑，断然决策，禁止南洋贸易。时间过了不到80年，康熙关于中国前途的预言便显露出了最初的模糊轮廓。乾隆五十八年（1793）西洋最强大国家英吉利首次遣使访华，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态度的傲慢与倔强，英王礼物反映出来的科学技术水平之高，给予乾隆强烈的震撼。当年八月二十六日乾隆从避暑山庄返回京城，立即前往圆明园参观马戛尔尼使团的“贡品”。据使团副使乔治·斯当东记载，乾隆帝对装有110 门大炮“皇家号”军舰模型颇感兴趣，“他详细问到当时在场帮助安装的使节团人员关于军舰上许多零件的问题，以及有关英国造船事业的一般问题。”（注：据《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406页。此军舰模型系英王赠送乾隆帝的礼品之一，据斯当东介绍，“礼品中加配一付全套装备的英国最大的军舰模型。有110门重炮装备的巨大军舰上的各个微细部分俱在模型上表现无遗”（第250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隔一日，乾隆帝即密令军机大臣传谕两广总督长麟等：“英吉利在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且闻其向在海洋有劫掠西洋各国商船之事，是以附近西洋一带夷人畏其恣横”（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戊子。）。九月一日，再次密令军机大臣传谕沿海各督抚等：“该国夷人虽能谙悉海道，善于驾驭，然便于水而不便于陆，且海船在大洋亦不能进内洋也，果口岸防守严密，主客异势，亦断不能施其伎俩！”（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六，乾隆五十八年九月辛卯。） 面对称霸海上的英国军舰，乾隆深知中国的制海权已沦于英人之手。如何应对咄咄逼人前来叩关的“红毛夷”？乾隆采取的对策是，全面断然拒绝英国的一切要求。值得注意的是，针对英国使臣似有传教之意，乾隆以“华夷之辩甚严”拒绝西洋人“妄行传教”（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这可能是清朝皇帝第一次以民族意义上的“中华”与中国各民族的潜在敌人——外夷相对称。乾隆昧于世界大势，一厢情愿地以“华夷之辩”反制西方国家，固然不足称道，但这中间隐含着面临日益迫近的西洋威胁，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已呼之欲出了。西方列强侵略即将到来，中国各民族凝聚力的加强，各民族对隶属其下的统一国家的认同，无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中英鸦片战争前夕，鸿胪寺卿黄爵滋奏称：“近年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奇。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夷。盖自鸦片烟土流入中国，粤省奸商，勾通巡海兵弁，运银出洋，运烟入口”（注：《清宣宗实录》卷三百九，道光十八年闰四月辛巳。），道光随即特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前往广东查办，并命传谕林则徐：“想卿等必能体朕之心，为中国祛此一大患也。”（注：《清宣宗实录》卷三百十六，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丙辰。） 面对“外夷”，满汉君臣共同站在“中国”立场，风雨同舟，忧患与共。在中国几千年历史即将开始发生空前巨变的前夜，禁烟运动所体现的中国人民共同利益和民族精神，极具象征意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注：《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九，《小雅·常棣》。），这一“华夷”对立的全新格局不仅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而且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的历史进程又注入了新的助推力。

从《还珠格格》，让我认识了张铁林所饰演的乾隆。我开始对他有好感，渐渐地，我把对他的好感转移到了他爷爷和爸爸的身上——另人不解的是：同为帝王，一个成为万世圣祖，一个留下千秋骂名……雍正皇帝是中国历史上充满迷团，争励精图治，除弊兴革，摊丁入亩、火耗归公…… 我相信，他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累死在工作岗位上的皇帝。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雍正的的九大罪状中，“弑兄”、“屠弟”首当其冲。但是他的众多兄弟心术不正，不杀他们，只会祸国殃民，况且他为推行新政，不得不运用铁腕，将阻碍革新的政敌(他的一些兄弟)全部扫除，以及由此产生了各种谣言的背景。雍正能当上皇帝，除了他做事谨慎小心外，还要靠他身边的谋士，功臣。功劳最大的要数年更尧和隆科多了。但这两人后来居功自傲，贪账枉法，广受贿赂。雍正起初是宽恕他们的，睁只眼闭只眼。可是，当时大清来告戒其他官员，以做到杀鸡警猴。雍正的雷厉风行雷厉风行，这才象皇帝。对待贪官。该狠则狠，不能妇人之仁，这样只会让坏人逍遥法外。但对一般的人，就得心慈手软，这样才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嘛。当然，亲贤臣，除小人，雍正不是做得比谁都好吗应当说雍正是应该给予肯定的。问历代王朝，孰能与康熙，始皇比，当雍正也。依我看，其志远于始皇，功远于其父。雍正的勤政，令人钦佩，据说《雍正朱批谕旨》，线装平装足有半米厚。再看资料，这只是一少半，大部分在台湾故宫!13年，批阅了如此多的奏折……他的政绩更是有数字为证，康熙晚年库中存银700万两，雍正13年间骤增到5000万两，这是‘振数百年之颓风’，刷新吏治的功效。整治贪官污吏赃银入库，给乾隆盛世留下厚厚的家底也留下了一个相对清明

雍正在位十三年的功与过 雍正元年（1723年）是清朝入关的第八十年，许多社会矛盾，盘根错节，积累很深。他盛年登雍正"为君难"玺极，年富力强，学识广博，阅历丰富，刚毅果决，颇有作为。康熙政尚宽仁，雍正继以严猛。 雍正在位短短13年，他最主要的特点是"改革"，可以说雍正是一位改革型的皇帝。雍正改革措施，列举以下六点： 第一，整顿吏治。 康熙晚年，身患中风，标榜宽仁，吏治松弛，贪污腐败，已然成风。雍正在长年皇子生活中，对皇父晚年弊政，看得较为清楚。 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他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连续颁布11道谕旨，训谕各级文武官员：不许暗通贿赂，私受请托；不许库钱亏空，私纳苞苴；不许虚名冒饷，侵渔贪婪；不许纳贿财货，戕人之罪；不许克扣运费，馈遗纳贿；不许多方勒索，病官病民；不许恣意枉法，恃才多事等。严诫：如因循不改，必定重罪严惩。二月，命将亏空钱粮各官即行革职追赃，不得留任。三月，命各省督、抚将幕客姓名报部。禁止出差官员纵容属下需索地方。后以户部库存亏空银250余万两，令历任堂司官员赔补。同年设立会考府，进行审计，整顿收支。 这一年，被革职抄家的各级官吏就达数十人，其中有很多是三品以上大员。与曹雪芹家是亲戚的苏州织造李煦，也因为经济亏空而被革职抄家。《清史稿·食货志》说："雍正初，整理度支，收入颇增。"史家评论说：雍正"澄清吏治，裁革陋规，整饬官方，惩治贪墨，实为千载一时。彼时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风俗，贪冒之徒，莫不望风革面"。说明雍正整顿吏治的成效。 第二，密折制度。 什么是密折呢？密就是机密；折就是将奏文写在折叠的白纸上，外面加上封套。康熙朝有奏折，雍正朝密折制度加以完善。皇帝特许的官员才有资格上奏折。康熙朝具折奏事的官员100多人，雍正朝增加到1200多人。奏折的内容，几乎无所不包，诸如刮风下雨、社会舆情、官场隐私、家庭秘事等。皇帝通过奏折可以直接同官员对话，更加了解和掌握下面的实际情况。 奏折运转处理程序，因"阁臣不得与闻"，而避开阁臣干预，特别是官员之间互相告密、互相监督，强化了皇帝专制权力。雍正朝现存满、汉文奏折41600余件，是研究雍正朝历史的重要档案资料。 第三，设军机处。 雍正创设军机处，作为辅助皇帝决策与行政的机构。地点在紫禁城隆宗门内北侧。军机大臣没有定员，少则二人，多则九人。主要职掌：每日晋见皇帝，商承处理军政要务，以面奉谕旨名义，对各部门、各地方发布指示；面奉谕旨，起草公文，由朝廷直接寄发，称为"廷寄"，封函标明"某处某官开拆"字样，由兵部捷报处发送；誊录保存公文，就是将皇帝批阅的奏折，誊录副本，称为"录副奏折"。这项制度使大量档案得以保存。 在清初，重要的军政机构有三个：一是议政处，二是内阁，三是军机处。 议政处源自关外，主要由王公贵族组成，称议政大臣，参画机要。后设内三院，即后来的内阁。军务归议政处，政务归内阁。议政处的权力逐渐减弱，到乾隆朝撤销。内阁，仿明朝制度，逐渐排斥议政处于机务之外。而军机处建立后，军政要务归军机处，一般政务归内阁。军机处权力远在内阁之上，大学士的权力为军机大臣所分，逐渐排斥内阁于机务之外。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才有一定实权。内阁宰相，名存实亡。 军机处的建立，标志着皇权专制走向极端。明代内阁对皇权有一定的约束，如诏令由内阁草拟、经内阁下发，阁臣对诏令有权封驳。但是军机处成立之后，排除了王公贵族，也排除了内阁大臣。军机处的设立，使清朝皇帝乾纲独断--既不容皇帝大权旁落，也不许臣下阻挠旨意。 第四，改土归流。 在云、贵、粤、桂、川、湘、鄂等省少数民族地区，主要由世袭土司进行管辖。此前已有"改土归流"的举措，但雍正全面实行"改土归流"制度，就是革除土司制度，在上述地区分别设立府、厅、州、县，委派有任期的、非世袭的"流官"进行管理。这种管理体制，同内地大体一样。 雍正帝的改土归流，打击了土司的世袭特权和利益，减轻了西南少数民族的负担和灾难，促进了这一地区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进步。民族与边疆问题，东北地区在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已经解决；东南的台湾、北方的蒙古，到康熙时已经得到解决；西南的民族问题，雍正时已经解决；新疆和西藏，到乾隆朝得以解决。 第五，摊丁入地。 中国过去土地和人丁分开纳税。康熙五十年（1711年）后，实行"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但此前出生的人丁还要缴纳丁银。雍正推行丁银摊入地亩。这项赋役制度的重大改革，从法律上取消了人头税，减轻了贫穷无地者的负担。就这一点来说，摊丁入地制度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但是，自"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之后，特别是实行"摊丁入地"制度之后，社会人口，急剧增长。道光年间，人口之数，突破4亿。 第六，废除贱籍。 贱籍就是不属士、农、工、商的"贱民"，世代相传，不得改变。他们不能读书科举，也不能做官。 这种贱民主要有浙江惰民、陕西乐籍、北京乐户、广东疍户等。在绍兴的"惰民"，相传是宋、元罪人后代。他们男的从事捕蛙、卖汤等；女的做媒婆、卖珠等活计，兼带卖淫。这些人"丑秽不堪，辱贱已极"，人皆贱之。在陕西，明燕王朱棣起兵推翻其侄建文帝政权后，将坚决拥护建文帝的官员的妻女，罚入教坊司，充当官妓，身陷火坑，陪酒卖淫，受尽凌辱。安徽的伴当、世仆，其地位比乐户、惰民更为悲惨。如果村里有两姓，此姓全都是彼姓的伴当、世仆，有如奴隶，稍有不合，人人都可加以捶楚。广东沿海、沿江一代，有疍户，以船为家，捕鱼为业，生活漂泊不定，不得上岸居住。江苏苏州府有丐户，也为贱民。雍正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乐户、惰民、丐户、世仆、伴当、疍户等，命令除籍，开豁为民，编入正户。雍正皇帝作为一代政治家，他留给后人的历史遗产，还有两点值得特别提出：一是勤政，二是选储。 勤政，是雍正区别于其他帝王的一个显著特征。纵观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像雍正那样勤政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他在位期间，自诩"以勤先天下"，不巡幸，不游猎，日理政事，终年不息。仅以朱批奏折而言，雍正朝现存汉文奏折35000余件、满文奏折6600余件，共有41600余件，他在位12年零8个月，实际约4247天，平均每天批阅奏折约10件，多在夜间，亲笔朱批，不假手于他人，有的奏折上的批语竟有1000多字。 选储，是雍正留给清代的一份重要历史文化遗产，就是建立秘密立储制度。清朝皇帝的继承人问题，康熙以前没有制度化。清太祖死后，因皇位继承演出大妃生殉的悲剧，害得多尔衮从小失去母亲；清太宗死后，尚未入殓，几乎演出兵戎相见的惨剧；清世祖死后，仓促让一位8岁的孩童继位，大清出现一位英明的君主实属幸运；清圣祖死前储位未定，演出了雍正兄弟骨肉相残的闹剧。 大清皇朝，是家天下，用什么办法在家族内确立接班人，是清朝建立100多年所没有解决的问题。用嫡长制？虽可以避免兄弟之争，但不能保证选优。明亡教训，已有前车之鉴。用太子制？康熙帝失败的教训，雍正已经亲历切肤之痛。怎么办？ 雍正想出一个办法，既预立皇位继承人，又不公开宣布，这就是秘密立储。即将传位诏书置密封锦匣中预先收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这是建储制度的一项重大创革。其积极的方面是，既有利于在皇子中选优，又避免皇子们争夺储位，相对地保证了皇位继承的平稳过渡。 顺治选了康熙继位，雍正选了乾隆继位。这两位大清皇帝，都君临天下60年，开创出中国皇朝史上的"黄金时代"--"康乾盛世"。应当说，雍正有眼力，有见识，看准并决定要乾隆继承、光大他的事业，确是选对了接班人。这对大清帝国、对中华民族、对亚洲历史及世界文明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此外，雍正还有许多值得称道的政绩，如惩治贪污、解放贱民、平定罗卜藏丹津、始派驻藏大臣等，为中国的统一与发展作出了贡献。 但是，雍正也有严重的过失和局限。 他在位期间虽没有出现大规模农民起义，但零散的反抗经常发生，雍正的镇压措施十分严厉。不论具体情节，抗官者即以反叛论处，斩杀不赦。甚至拒捕时，有人"共在一处，虽非下手之人，在旁目观，即系同恶共济",均斩立决。对民间秘密结社，嘱咐官吏们"时时察访，弋获首恶，拔树寻根，永断瓜葛"。苏州手工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罢工叫歇，雍正严加惩处，立碑永禁叫歇。 雍正时文字狱日益频繁，汪景祺因"谄附"年羹尧而立斩枭首，查嗣庭因趋奉隆科多而戮尸示众，陆生楠因议论时政而被军前正法。最为轰动的是吕留良案，吕是清初具有民族思想的学者，已去世40年，后有曾静、张熙读吕氏之书，受其影响，竟去策反岳钟琪，要他反清复明，酿成大案。吕留良被开棺戮尸，其儿子、学生处死刑。 雍正朝文网甚密，株连人众，处刑严酷。知识分子动辄得咎，形成闭眼不敢看现实，缄口不敢谈政治的沉闷风气。 雍正遵奉重农业、轻工商的信条。他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群趋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根据这一理论制定的政策必然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他又认为:开矿"断不可行"。因为开矿将引诱人们离开农本，追求末业，而且矿工聚集一地，易于闹事。 雍正在对外交往中亦固步自封。当时外国商人来华贸易，日益增多，但雍正却不许中国商人出洋贸易，设置种种障碍，声言"海禁宁严毋宽，余无善策"。后来，在沿海各省的再三要求下，虽稍稍放宽海禁，但仍加以种种限制。尤其对久住外国的华侨商贩和劳工，"逾期不归，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不许其复回内地"。 当时，西方先进国家正在鼓励海外贸易，而中国即使是杰出的君主也缺乏世界眼光，限制对外交往，故而成为国际潮流中的落伍者。 雍正还好大喜功，急于求成。正因如此，故河南垦荒，四川清丈，陕西挖井，直隶营田，本意为利民，却劳而无功，反成民间之累。他的性情偏急，喜怒无常，手段残酷，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 他死后，乾隆继位，一反雍正苛严之治，实行"宽严相济"的方针，昭雪死者，释放囚犯，缓和了矛盾。故后人评:"纯皇帝(乾隆)即位，承宪皇帝(雍正)严肃之治，皆以宽大为政，万民欢悦，颂声如雷。" 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雍正处于承上启下的历史时期。雍正既继承了康熙大帝的历史遗产，又改革了康熙晚年的弊政；他既为乾隆强盛奠下了根基，又为乾隆繁盛准备了条件。康、雍、乾三朝，既是清朝历史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华帝国皇朝历史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 应当说，雍正在位的13年，政绩卓然。但是，就在他执政已见成效之时，却突然去世，留下一个历史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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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议论文范文800字1

人生屈指可数不过就是几十年，而这几十年不过也就是短短的一口气，时间不是瓷器，摔碎了有碎片可见，虽然是破损的，但也仍然美丽，即使不美丽，也仍有回忆，那只是流水，过去了，便什么都消逝了。

在记忆中曾经有过，“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思乡之情。也曾经有过“执 手相 看泪眼，竞无语凝噎。”的分别之苦。

但也许，这都不算什么了。所有的记忆都随着流水。一起远去，到无知的天际，守候着灿烂的星空，他看得见你你却看不见他，永远相伴的却又形同陌路。

人生的第一阶段是十五年，这是快乐而又传奇的十五年。你傻傻的一笑，有人说你天真，有人说你可爱。在这无比幼稚而有好奇的十五年，你也许雄心勃勃，带着一些理想甚至是可以说是幻想，缥缈于窄窄的小路间，在家里有关心疼爱你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有和你一起玩耍的小伙伴，有呵护你的哥哥姐姐，还有可爱而更加幼稚的弟弟妹妹，在家庭的圆盘中你终始是中心，黄金的十五年。

人生的第二阶段是十五年，这是辛苦而又脆弱的十五年，在这十五年中，你奔向的是而立之年，青春的梦想，夹杂的是挫折，而这一段路又是狭长的，悬崖就在脚下，落下去容易爬上来难，能走过这独木桥，十六岁的时候遇到的是中考，在这小小的关口上，在很多人眼里是喜马拉雅山，而能不能翻越，珠穆朗玛峰，还是在十九岁，然后你才意识到，我已经是成年人了，向着大学的门奔波，撞在门槛上，就是点背，出来了，也就解放了，然而等待你的是遥遥无期的事业路，带着青春期脆弱心里的你，在 职场 的大海中翻滚，到了三十岁，能事业初露锋芒的已是幸运，还没来得及高兴，才发现自己已是而立志之年，成家立业，既是父母所愿，又是人论所趋。

人生的第三阶段是十五年，初恋酸奶般的，热恋红酒般的，，可惜会醉，而失恋也是不可避免的，然后是婚姻，这直接决定着你下半生的命运，吵架拌嘴是不可避免的，甜甜密密又是人所追求的，随着一声天籁般的啼哭，你就是为人父母了，为子女操心自然是理所应当，看着他一天天的茁壮成长，你会欣慰得笑，她给你闯祸时，你会生气，她让你伤心时，你又会感到无可奈何，在事业上，你可能是步步高升，也可能是碌碌无功，但只要不是频繁的失业，也是幸运地。

人生的第四阶段是十五年，这十五年，你由中年人变为老年人，或者早已在上个阶段你的双亲离你而去，梦中还味醒时，是孩子外出求学，让你感到异常的孤单，哪怕是在职场上笑看风云的你，也难免有孑然一身的感觉，再加上身体的日渐衰弱，事业的日见走低，朋友的离去。

幸运的你还可能有的五个阶段，古稀之年，若儿女事业有成，你尽可以抱着孙子坐在柳树下的摇椅上，回味人生走过的路，否则，暮年还要为儿女操劳。

但懂得热爱生活的人，你的生活不会用生离死别，喜怒哀乐来形容，那是一勺老汤，味味悠长。

高二议论文范文800字2

马克·吐温曾经说过：“十九世纪有两奇人，一个是拿破伦，一个就是海伦·凯勒。”最近，读了一本关于海伦的书----《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的心被海伦那不屈不挠的精神所折服并深受震撼!

这个 故事 主要讲：海伦?凯勒，在出生后19个月的时候，由于生了一场大病，导致失去了宝贵的听觉和视觉，但她的发声器官没有受损，就是因为接受不到学习和模仿的刺激，所以不会说话，变成了一个五官三残的重度残疾儿。面对这样的不幸，大多数人认为这就是命，命不好又能怪谁?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绝大多数人遇到这样的生命困境时，往往会失去奋斗的精神和勇气，只是不愿意地接受这一切。而海伦?凯勒呢?她一开始，也曾因自己的条件而放弃过，可她又很快振作起来。这位美国女孩，在莎莉文老师的帮助下，凭着超人的毅力，不但学会了说话，还学会了五种语言

文字!她一生共度过了八十八个春秋，却熬过了八十七个无声、无语、无光的孤独岁月!

是什么给了她力量，答案是知识。是知识给了她生活的勇气，是知识给了她接受生命挑战的力量，使她能以惊人的毅力面对困境，终于在黑暗中找到了人生的光明。是知识使她产生了一种的信仰：现实环境固然可怕，但人类应该抱持希望，不断奋斗。生命的意义何在，人生的价值何在?在我们有限的生命里，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思考一下下面的问题：假如我只有三天的光明，我将如何使用我的眼睛?想到三天后，太阳再也不会在我的眼前升起，我又将如何度过那宝贵的三天?我又会让我的眼睛停留在何处?

海伦用她艰难却幸福快乐的一生，诠释了生命的意义。她的一生是人类的奇迹，她的自传，使我汗颜，也使我警醒……

有位哲学家曾经说过：“勇敢寓于灵魂之中，而不是一副强壮的躯体。”这正是对海伦的真实写照。海伦凭着一颗坚强的心，最终在逆境中崛起，真是身残志不残。作为新一代的大学生，有着良好的生活和学习条件，但自身缺乏毅力。因此，这篇 文章 给我的启示是：

一、要正确地对待困难，每个人一生中都会遇到困难。遇到困难时，不要害怕退缩，而要想方设法地将困难克服，战胜困难的过程也正是自己进步的过程。

二、尽力地完成每一件事。有位名人曾说过：“什么是不容易?不容易是把每天应做的事每天都坚持做。什么是不简单?不简单就是把每件事都做得。”是啊，如果能按上面说的去做确实是十分难。做一件事、坚持一天很容易，坚持二天也很容易，但天天做到却很难。因为这不仅需要恒心，还需要坚韧不拨的毅力。而要把每件事都做到，更是难上加难。因为这不仅要上述的两点，还要有做事认真仔细的好习惯。如果我们能办到这两点，就能在平时的点点滴滴中得到进步，得到提高。

三、要有乐观向上的良好心态。海伦在巨大的打击以及困难面前，不是怨天尤人，而是以乐观向上的心态去面对，使自己得到信心。乐观向上的良好心态，是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看完这本书后，我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想：我们是独生子女，从小，爸爸妈妈就把我们看成掌上明珠，整天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像个“小皇帝”。稍遇困难、挫折就会一蹶不振，准备放弃。而海伦?凯勒所承受的困难与挫折是我们常人无法忍受的!坚贞不屈、不断进取的精神正是海伦。凯勒所拥有的!

读了《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才明白，不要老是去抱怨生活的不公平，世界上没有绝对公平的。应该把更多的情感投入到对生活的点点滴滴的感悟中去，而并非是一往的抱怨。一个人只要胸怀大志，并不懈向着目标努力奋斗，就不会被一些客观条件束缚，你就会拥有无限的力量去实现它!

高二议论文范文800字3

皇帝要建宫殿，召集百将，木匠和石匠暗中竞争，木匠责备小徒弟，小徒弟心中不平，将木匠的尺子弄短了一截，而尺子等工具都是进贡的木材，这样木柱就短了一块，木匠和徒弟都面临杀头的局面。石匠想了办法，在石柱上加了一块东西，石柱凸起一块，将局面挽救。木匠和徒弟不但得以保存性命，并且石匠的这种 方法 形成了一种新的建筑风格。

双羸，不错的字眼;双羸，不错的想法;双羸，不错的结果。

双羸，从字面上看就很让人动心嘛。让两个竞争对手甚至敌对的双方都能接受，都觉得自已已经得利了，难道不是一个天才的想法吗?难道不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吗?!

是的，“双羸”绝对是最理想的结果，“双羸”绝对是“敌”、“我”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双羸”绝对是对“敌”、“我”双方的争斗没有产生一个失败者的理想结果!

这么好的“双羸”;这么伟大的“双羸”;这么理想的“双羸”。那我们大家为什么还不跳起来，赶快欢迎“双羸”?去促成“双羸”?去实现“双羸”?

慢着，别太激动了。“双羸”?早着呢!你在现实中看到了多少“双羸”?难道不是吗?!现实生活中有多少“双羸”的好事因为双方的斤斤计较，就为了自已的一点点蝇头小利而让“双羸”的好事胎死腹中;多么让人遗憾!多么让人可惜!多么让人扼腕长叹啊!难道不是吗?“双羸”是多么遥不可及的梦啊!难道不是吗?“双赢”不过是一个过于“理想化”了的美好愿望而已吗!

所以，要实现“双羸”的美好愿望;让世界、让人类不要有恶意的争斗，少一些纷扰，多一点善意;就需要我们当事双方拿出诚意来，拿出我们的智慧来;所谓“有钱大家赚，有利大伙分”。多站在别人的立场上，多为别人设身处地地想一想;那么，有些看似不可能解决的问题，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其实，解决办法是那么地简单。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所以，我认为“双羸”，要实现“双羸”是对双方诚意、对双方处理问题的智慧的极大考验。我个人认为，“双羸”的智慧也就是两个字“忍让”。

忍让， 说说 容易，做做难啊。你看，现实中有多少人为了一小块地基，甚至是一片瓦，一块瓦争得头破血流，打得死去活来;又有多少人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朋友变怨家，兄弟变路人了吗。个人的小社会是这样，国与国，集体与集体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今天祖国大陆与宝岛台湾的关系能不能走上“双羸”;能不能从对抗走向对话，创造两岸人民和平美好的未来;真是对海峡两岸政治领袖人物“智慧”的一场大考了。中国共产党的诚意在这次欢迎中国国民党连战主席大陆行的行动中已表现出来了，现在就是看台湾领导人有没有让海峡两岸走向“双羸”的诚意了。

所谓的“去中国化”，台湾的“本土化”，“制宪”，“立国”;我看决不是台湾领导人为台湾人民谋什么“福址”。而是台湾领导人为了自已的一已私利，自已的所谓的国家领导人的地位，而不顾二千多万台湾人民前途的大赌博。为什么台湾领导人就不能多想想、多听听台湾人民要和平，不要战争的呼声;为什么就不能把自已的思考置于国家和中华民族的高度去想一想问题，为什么总是要往“-”的死路上奔呢?为什么不去做一些创造海峡两岸“双羸”的好事呢?究竟是自已没有创造“双羸”的智慧呢?还是没有让海峡两岸人民实现“双羸”的诚意呀?

高二议论文范文800字4

人生百年，几多春秋。向前看，仿佛时间悠悠无边;猛回首，方知生命挥手瞬间。

时间是最平凡的，也是最珍贵的。金钱买不到它，地位留不住它。“时间是构成一个人生命的材料。”每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同样，属于一个热闹的时间也是有限的，它一分一秒，稍纵即逝。

然而，时间是宝贵的。虽然它限制了人们的生命，但人们在有限的生命里可充分地利用它。鲁迅先生说过，时间，每天得到的都是二十四小时，可是一天的时间给勤劳的人带来智慧与力量，给懒散的人只能留下一片悔恨。我觉的这句话形象地写出了成功的人，珍惜每分每秒，成就辉煌，而失败的人正因为抱着“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的思想得过且过，消磨时间，在他们眼里时间是漫长和无谓的， 而当他们回过头之后，才发现时间如流水，一去不复返，才发现时间的可贵，可谓“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啊!

古往今来，有不少人惋惜：时间易逝，于是长叹曰：“光阴似箭催人老，日月如梭趱少年”。的确，时间的流速真另人难以估计，无法形容。树枯了，有再青的机会;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燕子去了，有再回来的时刻;然而，人的生命要是结束了，用完了自己有限的时间，就再也没有复活，挽救的机会了。正如“花有再开日，人无再少年”。时间就这样一步一步，永不返回。而这又正告诫我们莫把宝贵的光阴虚掷，要珍惜时间，爱护生命，利用每分每秒，不要虚耗它。犹如朱自清所说的：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里过去。我觉得时间去的匆匆了，伸出手摭挽时，它又从摭挽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它伶伶俐俐的从我身上跨过，从我的脚边飞去了。当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面叹息，但新来日子的影子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这句话写出了时间无时无刻不在流逝，我们应该好好把握逝去的瞬间。

“未来”“现在”“过去”是时间的步伐：“未来”，犹豫地接近;“现在”，快如飞箭地消失;“过去”，永远地停止。在伟大的宇宙空间，人生仅是流星般的闪光;在无限的长河里，人生仅仅是微小的波浪。珍惜时间吧，它是生命中最可贵的东西。

高二议论文范文800字5

好花盛开，就该近前摘，慎莫待美景难再，否则一瞬间，它就要凋零萎谢，落生尘埃。——莎士比亚

我崇拜刘翔，看他在跑道上奋勇向前，大汗淋漓的向终点冲去。他在追逐，追逐中国人多年的梦想，然而他——实现了。

看，那南归的鸟儿在追逐秋天远去的脚步，它们要在冬天来临之前赶到南方。

看，那含苞待放的花儿在追逐春雨来临的脚步，它们要鼓足劲头在春雨来临是，绽放出生命中最耀眼的光彩。

看，那教室中的学生，他们在追逐时间的脚步，他们在抓紧时间的尾巴，争取一分一秒的时间去学习，去完成自己的梦。

追逐，是一种幸福，或许会大汗淋漓，也或许回牺牲所有。但，追逐我们最终的目标，我们无怨无悔。“阳光总在风雨后，请相信有彩虹。”追逐，让我们坚毅的迈开大步向前走。不，是跑，只有跑才能更快的去追逐。虽然中间会遇到刊刻，会遇到艰辛，但只要有勇气，有信心，鼓足自己的劲，就一定能追到。

大自然中的事物都在追逐，它们的脚步都在加速，而我们，如果在不奋起直追，就不会赶上它们的脚步。

那么，幸福是什么?有人会说：互相关爱是一种幸福;能够生活在美满的家庭中是一种幸福。那么我说：“追逐也是一种幸福。”一种精神上的幸福，一种无可替代的幸福。

有人会问：“那追逐的结果会是什么?”

答：“是你心中的向往。”

嘿，快看——

那南归的鸟儿，终于追上秋天远去的脚步，在寒冷到来之前到达了南方。

那含苞待放的花儿，终于追上了春雨来临的脚步，当春雨降临时，绽放出了漂亮的花朵。

而我，坐在教室里，却仍在追逐，追逐那匆匆的时间，心中的那个美丽的彼岸愈追愈近，终有一天会到达那理想的彼岸，那就是追逐的幸福。

迈开大步去追逐，追逐那西下的落日，去追逐那近在眼前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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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言秋日胜春朝_高中优秀议论文范文900字

无意中翻到马远的《寒江独钓图》，几点水纹，几抹残云。一扁舟，一钓叟，除此之外，满卷皆虚空。这叫留白，是中国水墨画中荡开的浓重一笔。全卷只有几处重点物像是细心勾勒的，其余只是略作铺陈，甚至不沾半点墨。全卷意蕴于是从二维纸面伸展成了无限。

留白是与前人的叫板。南宋马远与夏圭，人称马一角、夏半边，尤善留白。而宋前的山水画师，大多是事无巨细，皆一一列举下来。怕是远处草丛中几块石子、几块污秽的牛粪，前人也会一丝不苟的记录下来，装裱以登大雅之堂。布满画纸的山水，自也有它的美，碧水蓝天，枯藤怪石，强烈的视觉冲击，喂饱了千年来中国人的审美。仿照古人的《清明上河图》，一千多人物，雕梁画栋，飞桥屋檐，美、大气。但马远与夏圭，偏不爱这耗尽精力、体力的活儿。再者，前人已留下大量如此详尽的山水，再走这条路，恐怕历史上只会多两个无名的山水画师，却少了“马一角”“夏半边”!

古诗云：“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这是乐观与通达，也是个性与创新。自古太多的悲秋怀古，似乎一到秋天，日历一撕下，人的心境也会转凉，尽管那炎热与夏天并无二致。“前人之述备矣!”秋，承载了太多的悲伤情怀，有“天凉好个秋”，也有“物换星移几度秋”“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只有这一声啼鸣，唤起了后世对秋的审美。“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那成排的雁、鹤不同于以往，成了欣欣向荣的象征，成了最美的秋词。这便是“唱反调”“叫板”之美。

有些话，别人也说过，我便不必再附庸风雅;只有别人无话可说时，才是我的主场，我的黄金时代。国学大师陈寅恪不正是这样的人吗?面对一个妓女，他不似别人一样心怀芥蒂，以别样目光看她，而是在目盲情况下口述了百万字巨著《柳如是别传》。这是个性与创新，也是对人性的敬重。同样，韩干，那个画马的宫廷画师，亲身入马厩，与马儿共同生活，不听从老师的劝诫，才成就了《照夜白》。韩干的马，大多腰体肥圆，怒目圆睁，没了以往画师的瘦马，病不啦唧的。鲁迅先生的话犹在身边萦绕，“这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是了，只有于杂草丛生处辟蹊径，才能避免在他人的康庄大道上流于平庸，才能成为为人记住的开路人，才能成为有个性的个体，才能成为马远、夏圭、陈寅恪和韩干……只愿在不断流淌的长河中，尽管洪流碾过，巨山平偃而下，我却依旧能听到“我言秋日胜春朝”抑或更响亮、更不同于他的啼鸣。

与“虚拟”保持一定距离_社会科学议论文900字

自二战中一台图录机发明，网络遍及全球，虚拟世界一点点进入我们的生活。我们曾以为这些被我们人类所创造的机器只是一个服务于我们的无智的编程，但当谷歌阿尔法狗轻松打败棋王，当在一个被视为人类引以为傲的思维，创新领域被人工智能轻易战胜时，我们不能不正视AI、VR将在未来扮演的角色，当 “虚拟”与“现实”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甚至虚拟比真实更真时，我们是否还需要费力区别这两者?

于是便会有人视VR为猛虎洪水，悲观地认为若我们允许虚拟进入、干涉我们的生活，人类便将灭亡，而我认为大可不必如此，虚拟蓬勃发展带来的利处是明显的。VR可以大大降低社会的沟通成本，购物、看病、交流、娱乐的定义都将被改写。想象一下，一些生下来就被认定残废的人们，一些本自以为一生都无法看到光折射下的七彩人间，无法用脚接触泥土的人，在拥有VR后可以再一次认知这个世界。不仅仅是残疾，一些因经济原因无法见识世界的人也可借此开阔视界。虚拟是在帮助我们更清楚的认识世界，甚至我们可以这么说，虚拟使人更加为“人”。

我从不反对虚拟与生活的结合，但在我们欢喜于科技给我们带来的方便时，我更想提醒，我们不能一味的沉浸于虚拟中，从而被虚拟所奴役。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提到：“人终将毁于他所热爱的东西。”一味甚至盲目的赞美虚拟，甚至将虚拟当做全部的人生并以此为平常，人类便将失去他最宝贵的东西——人性及思维创造，若我们完全拥抱这个虚拟构成的新世界，沉迷于虚拟对我们感官上的刺激，我们便会渐渐依赖虚拟，从而成为虚拟的奴隶，甚至走向灭亡。

我们对虚拟保持距离，是因为我们还在乎真假，也许虚拟可以营造真实，但我们无法欺自己的内心。

事实上，虚拟与真实的靠近，人工智能与人类的相似，这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考虑一个问题，即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人”这个事终究与我们创造出来的虚拟有什么区别?人究竟区别于其它的地方在哪里?

我认为，这便是人性，便是人愿超越“人”的思想，如尼采借查拉图斯特拉所言，人之所以为人，便在于人是一个桥梁，人应当被超越，若我们沉迷虚拟，我们便将停滞。我希望，我们应该在VR的帮助下，更好的追求更高的东西，VR为物，应被我所用，也许终有一天我们人类将进化为尼采所预言的“超人”。

虚拟让我们更加成为人，并借此我们应与虚拟保持一定距离，人应超越虚拟、真实。

于无声处听惊雷_有关于创新的议论文1200字

《庄子·齐物论》里风吹万窍，声音各异，有呜咽声，有的像鬼哭狼嚎，也有动听的沉吟，“吹万不同”，可风一停，就没了声音，死气沉沉。这自由的风来得真好。一如自由的说话，别人无话可说处，你依然有话要说，也许是个性的彰显，也许是人来疯，也许是不相信皇帝真穿了新装的质疑，又或者，是创新意识的灵光一现。有多少张牙舞爪的另类，也就有多少“老鱼跳波瘦蛟舞”的诗意，断不可少了这份自由。

别人无话可说，或许后知后觉，不及你聪明。或许是大家畏惧权威，如童话故事里看皇帝的新装，心知肚明，不愿发声，装糊涂。我们这个民族，似乎尤为喜欢沉默为金、韬光养晦。按阿城说法，大概老庄孔孟中的哲学，都是老人做的哲学，我们后人讲究少年老成，与此有关。那么，若为真理而发问，乃至质疑，这种个性的彰显，就是不畏权威，是“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的”的执着。但是，若一味为问而问，为说而说，彰显个性，便成了张扬个性，是叛逆，是青春荷尔蒙的旺盛，是刷存在感，标新立异。这样的人，如今多了去，网络上随处可见暴跳如雷的键盘侠。许多讲座提问环节，多有怪异的问题，言之无物，不知所云，却赚足了眼球。 可我们不会因噎废食，依然宽以待之，由他们各抒己见，因为，不把渠道堵死，才会有精彩之语，才有创新之见。

而创新之人，有时也是彰显个性之人。创新意识，有时也闪现在愣头青的张扬里。今日之彰显，是他日的独树一帜;今日之叛逆，是明日的不落窠臼。木心说：“凡是伟大的，都是叛逆的。” 就像黄遵宪写诗：“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他的创新，难免遭人讥讽，可他不在乎。昔日义玄禅师，别人讲的他不这样讲，越发显得他是野狐禅，被骂得扫地出门，好不凄惨。正所谓“一路行遍天下，无人识得，尽皆起谤”。后开临济一宗，法脉延续最久。

当年马云四处游说，描绘网络购物的愿景，也四处碰壁，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歪瓜裂枣的笑话。一以贯之不易，独辟蹊径真难。他们的个性、叛逆，是创新最初的倒影，可是，未能修成正果前，只是另类罢了。 所以，呼唤创新，不妨从尊重个性，甚至尊重一个偏见开始。

钱钟书在《论偏见》里说，假如我们不能怀挟偏见，随时随地必须得客观公平、正经严肃，那就像造屋只有客厅，没有卧室，又好比在浴室里照镜子还得做出摄影机头前的姿态。

罗素也说“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千人一面，时刻保持一种姿态真让人腻味。《红楼梦》里晴雯被撵出贾府，王夫人回贾母似有若无的疑问时，说：“有本事的人难免吊歪。”你看，有本事和吊歪，创新和个性，总是如影随形。那么，何必绷着个脸呢? 可是，我们看见多少中规中矩的标准，扼杀了个性，也扼杀了创新。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善人;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多少有棱角的后生被磨得合乎所谓的规矩，少有创见，没有创新，察言观色，人云亦云。龚自珍诗说“不拘一格降人才”，这诗现在依旧不会过时。

有人曾批评如今的年轻人暮气沉沉，没有朝气，批评得对，可是，什么环境促使年轻人特有的蓬勃朝气日渐稀薄，更值得商榷。否则，未来的年轻人依旧暮气沉沉。 《一代宗师》有句台词我很喜欢。八卦掌掌门人年事已高，承诺退隐，说：“年轻人要出头，总要给他个机会不是?”世界是属于年轻人的，年轻人要出头，不妨就给他们个机会吧，彰显个性，锐意创新，由他们造反为王去。

亮剑无声处_优秀议论文700字

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一句话很令人回味。“不要在喧嚣处歌吟，否则，你的歌声也将成为那喧嚣的一部分。”细细思索，此言余谓为信然。也许，在众人经过的大道上我们的声音纵使再高亢也无人知晓。

我们惟有亮剑无声处，才能不合大流，唱出自己的旋律。范仲淹的一篇《岳阳楼记》历来为文人墨客推崇赞赏。然而细想，倘若没有那“前人之述备矣”的走出大流，而仅仅徘徊于“春和景明”“一碧万顷”之泛泛言谈，又怎会有《岳阳楼记》的成功。惟有在众人无声处发出“微斯人，吾谁与归”的真心慨叹，亮出自己的真知灼见，方有千年不衰的魅力。且看鲁迅先生那激昂的文字，听听那不朽的声音。

在万众沉默的恐怖气氛中，鲁迅先生第一个喊出了他的心声，亮出了他的思想之剑。“沉默呵，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是他在民族的沉寂中亮出的声音，宛如警钟般唤醒了麻木不仁的世界。亮剑的背后，往往是一颗不拘于时、独立于世的心。

陈寅恪悼念王国维的那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仍在今人的耳畔回响;“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声音未曾消逝。别人已说处，自然不必再附和;别人无声处，需要的是我们的亮剑精神!然而，现实中的我们，真的做到亮剑无声处的又有几人?

王开岭先生在《古典之殇》中曾无奈地感慨：“我们唱了一路，却发现无词无句。”喧嚣匆忙的社会中，我们歌咏的究竟是什么?能唱出自己的歌词与心声的，究竟能有几人?社会在发展，但我们不能失去了自己的声音。何不在众人袖手旁观之际打破冷漠的沉寂，用行动诠释自己内心的声音?何不在众人口口声声、模仿作秀的网络世界，亮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在新时代中，亮剑无声处需要的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是海子那份“众人都要将火熄灭，而我独将此火高高举起”的坚持，抑或是斯巴达克斯为心中的太阳城而挣断绳索的激情。惟有亮剑无声处，方能无愧于己，无愧于心。人生易逝。惟有于众人无声处亮出自己的声音，方能不枉此生。

差别待遇_高三年级差别议论文800字

赞扬与责骂的差别在哪儿?

对于小明来说，是一百分与九十八分间的毫厘。

对于小亮来说，是及格与不及格间的跨越。

看似的差别待遇毫无道理，仔细思索却能悟出其间的合理。

如他人言、人生来不平等，自呱呱坠地时起，每一个生命便是一个独自的个体，有着其属于自身的优劣与价值，生而如此，又怎能以一条统一的刻线，单薄的规矩丈量一个个鲜活而独立的生命呢?

千年前，圣人孔子便提出“因材施教”的主张，弟子三千人，有富可敌国的巨贾，有位极人臣的政客，形形色色不一而是，而孔子，则成为后世称赞景仰的伟大教育家，究其根本，在于其能准确地把握每一位学生的优劣长短，扬其长补其短，因材施教，正是因为这样的“差别待遇”，才使得每个人都得尽展其能，各得其所。

社会对于每个人，应有不同的要求，正如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既不能缺少轰隆雷鸣的马达，也不能松懈默默无名的一颗小小螺丝钉，可能对于小亮而言，九十分是他永无无法企及的高度，及格便是其尽其所能的结果，若是我们只是用统的标杆来评价不一样的人，那世间将会埋没多少奇能与怪材!

是的，我们社会需要差别待遇!正如航天器的研发需精确到小数点后十多位，而汪洋恣意的书画只求神形俱备即可;正如廉颇以身经百战显赫战绩位列上将，蔺相如以如莲巧舌精巧说辞为上卿;正如舌尖上的中国中一位位能人以食物铺写精致，《我在故官修文物》中一双双巧手以古物刻写精华……各行各业，各得其所，差别待遇而实现整体的共赢!

由此观之，作为肩负向国家与社会输送人才的责任的学校，更应抛弃条条框框，拼弃墨守成规之道，改革创新，因材施教，用一把把不同的刻刀，雕琢出每一个莘莘学子的独特光华，以不同的标准，相同的诚意，培养出各取所长的栋梁之材!差别的待遇，相同的匠心;不同的准则，同样的期许。

我一直坚信，每一个个体，都有其独特的芳华，每一个存在，都有其独特的意义。而我，愿养我浩然之气，展我独特风采!

“差别待遇”不差别!

我最近在研究清朝历史，大清帝国，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恢宏史诗，只是晚清时期，以慈禧为首的末代皇族，没有承启前人的雄浑乐章，一帮败家子，毁掉了大清的江山基业！ 纵览大清十二帝，其中不乏雄才大略的康、雍、乾三帝，开创了大清盛世。十二皇帝，千秋功罪，史家自有评说。以在下看来，康熙皇帝，乃是最为了不得的一代帝王。真可谓“秦皇汉武，稍逊风骚。唐宗宋祖，略输文采。清代康熙，雄才为略，无人可比”。在我开来，历代帝王，屈指数来，其文采武略，无出其右。清史记载，康熙皇帝十分重视科学家。康熙年间，西洋的自然科学传入中国不久，一般读书人都看不起。康熙却笃爱之极，以至到了废寝忘食，痴迷如狂的地步。康熙于数学、天文、历法、物理、生物、外语、工程技术等自然科学，无一不懂。 同时，他十分重视科学，尊崇科学人才。 当他看到科学家梅文鼎著的《历学疑问》时，欣喜地说：“我留心历算多年，此事我能决其是非，将书留在这里，让我阅览后再发吧。”他仔细阅读，亲加批注，给予高度评价：“甚细心，且议论也公平，此人用力很深。”公元1705年，康熙在南巡途中，在船上亲自召见梅文鼎，一连晤谈三次。事后康熙对别人说，他自己虽然留心历象、算学方面的学问，但“此学如今通晓的极少，像梅文鼎这样精通的人真是罕见。”因此，他亲书“绩学参微”四个大字赠给梅文鼎，表彰他的成就。连康熙亲自主持编纂的《律吕正义》成书后，也立即寄给梅，请他审阅和指正。 康熙还把一些才华出众的中青年人才放在自己身边，亲加教导。他把通晓天文历法的进士陈厚耀召到南书房，“命至旁座”，亲自教授“西洋定位法”、“虚拟法”,又将陈厚耀召至渊鉴斋，“问难反覆”。另一位著名科学家明安图，是蒙古正白旗人，在历象方面很有成就，官至钦天监监正。康熙帝发现他的才智与众不同，十分宠爱，外出巡幸时命他随行。一路上，康熙对明安图耳提面命，像老师和弟子一样，“受数学于圣祖仁皇帝，精奥异人”。康熙把梅文鼎、梅珏成召至宫中，令他参加历法和算学编纂工作，又教他“借根法”。梅珏成自称“供奉内廷，蒙圣祖仁皇帝授以借根之法 。敬爱而读之，其法神妙。” 康熙经常让大臣推荐民间有奇技博学者，“凡有一技之能者，往往直召蒙养斋”。由于康熙重视科技人才，这个时期的自然科学得到了发展。在中国科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几项，也是这时完成的。其中《数理精蕴》一书，对当时引进的西方数学知识作了很有条理的编排，绘图立表，又同古代数学进行了比较性的研究，是一部“贯彻中西之异同，而辩订古今之长短”的著作，被称为“实为从古未有之书，虽专门名家，未能窥高深于万一”，代表了当时数学发展的水平。

关于唐朝皇帝点赞过唐诗论文范文

唐玄宗前期重用贤臣,励精图治,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出现了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但他在位的后期,沉湎酒色,荒淫无度,重用奸臣,政治腐败,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唐朝由此转衰.所以说,唐玄宗是一位功过都很突出的历史人物: (1)唐玄宗统治前期,重视地方官的选拔,曾亲自考核县令,把不称职的人斥退.任用有才干,能负责,敢进谏的姚崇,宋璟做宰相,因此社会安定,生产发展,经济繁荣,唐朝进入全盛时期.史称"开元盛世". (2)他重视对边疆地区的管辖,封粟末 的大祚荣为"渤海郡王",设渤海都督府和黑水都督府,封南诏的皮罗阁为云南王,封回纥的骨力裴罗为"怀仁可汗",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3)改革军事制度,改府兵制为募兵制. (4)唐玄宗统治后期,宠爱杨贵妃,整日饮酒作乐,不理政事,还重用奸诈的李林甫,杨国忠,政治十分腐败,以致酿成安史之乱.持续8年的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使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破坏,人民流离失所,使唐朝由盛转衰，从此唐朝开始走向了下坡路。 (5)唐玄宗为唐的高度繁荣起过重大作用,但他晚年也给唐朝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他是一位功过都很突出的重要历史人物.

（2018·黄石）隋朝开始设置进士科，主要考核参选者对时事的看法，面对唐朝重视考诗赋。这种变化直接导致了唐朝诗歌创作的繁荣。

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一个秋天的夜晚,诗人泊舟苏州城外的枫桥.江南水乡秋夜幽美的景色,吸引着这位怀着旅愁的客子,使他领略到一种情味隽永的诗意美,写下了这首意境清远的小诗.题为“夜泊”,实际上只写“夜半”时分的景象与感受.诗的首句,写了午夜时分三种有密切关连的景象：月落、乌啼、霜满天.上弦月升起得早,半夜时便已沉落下去,整个天宇只剩下一片灰蒙蒙的光影.树上的栖乌大约是因为月落前后光线明暗的变化,被惊醒后发出几声啼鸣.月落夜深,繁霜暗凝.在幽暗静谧的环境中,人对夜凉的感觉变得格外锐敏.“霜满天”的描写,并不符合自然景观的实际（霜华在地而不在天）,却完全切合诗人的感受：深夜侵肌砭骨的寒意,从四面八方围向诗人夜泊的小舟,使他感到身外的茫茫夜气中正弥漫着满天霜华.整个一句,月落写所见,乌啼写所闻,霜满天写所感,层次分明地体现出一个先后承接的时间过程和感觉过程.而这一切,又都和谐地统一于水乡秋夜的幽寂清冷氛围和羁旅者的孤孑清寥感受中.从这里可以看出诗人运思的细密.诗的第二句接着描绘“枫桥夜泊”的特征景象和旅人的感受.在朦胧夜色中,江边的树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之所以径称“江枫”,也许是因枫桥这个地名引起的一种推想,或者是选用“江枫”这个意象给读者以秋色秋意和离情羁思的暗示.“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伤春心”,“青枫浦上不胜愁”,这些前人的诗句可以说明“江枫”这个词语中所沉积的感情内容和它给予人的联想.透过雾气茫茫的江面,可以看到星星点点的几处“渔火”,由于周围昏暗迷蒙背景的衬托,显得特别引人注目,动人遐想.“江枫”与“渔火”,一静一动,一暗一明,一江边,一江上,景物的配搭组合颇见用心.写到这里,才正面点出泊舟枫桥的旅人.“愁眠”,当指怀着旅愁躺在船上的旅人.“对愁眠”的“对”字包含了“伴”的意蕴,不过不象“伴”字外露.这里确有孤孑的旅人面对霜夜江枫渔火时萦绕的缕缕轻愁,但同时又隐含着对旅途幽美风物的新鲜感受.我们从那个仿佛很客观的“对”字当中,似乎可以感觉到舟中的旅人和舟外的景物之间一种无言的交融和契合.诗的前幅布景密度很大,十四个字写了六种景象,后幅却特别疏朗,两句诗只写了一件事：卧闻山寺夜钟.这是因为,诗人在枫桥夜泊中所得到的最鲜明深刻、最具诗意美的感觉印象,就是这寒山寺的夜半钟声.月落乌啼、霜天寒夜、江枫渔火、孤舟客子等景象,固然已从各方面显示出枫桥夜泊的特征,但还不足以尽传它的神韵.在暗夜中,人的听觉升居为对外界事物景象感受的首位.而静夜钟声,给予人的印象又特别强烈.这样,“夜半钟声”就不但衬托出了夜的静谧,而且揭示了夜的深永和清寥,而诗人卧听疏钟时的种种难以言传的感受也就尽在不言中了.这里似乎不能忽略“姑苏城外寒山寺”.寒山寺在枫桥西一里,初建于梁代,唐初诗僧寒山曾住于此,因而得名.枫桥的诗意美,有了这所古刹,便带上了历史文化的色泽,而显得更加丰富,动人遐想.因此,这寒山寺的“夜半钟声”也就仿佛回荡着历史的回声,渗透着宗教的情思,而给人以一种古雅庄严之感了.诗人之所以用一句诗来点明钟声的出处,看来不为无因.有了寒山寺的夜半钟声这一笔,“枫桥夜泊”之神韵才得到最完美的表现,这首诗便不再停留在单纯的枫桥秋夜景物画的水平上,而是创造出了情景交融的典型化艺术意境.夜半钟的风习,虽早在《南史》中即有记载,但把它写进诗里,成为诗歌意境的点眼,却是张继的创造.在张继同时或以后,虽也有不少诗人描写过夜半钟,却再也没有达到过张继的水平,更不用说借以创造出完整的艺术意境了.（刘学锴）在我国文学史上唐诗是一座令世人叹为观止的奇伟高峰.大凡识得几个字的中国人都会吟得出几句唐诗来,唐诗就好象碗中的饭粒,你总可以捞上那么几粒来.长期以来国人也就是嚼着唐诗长大的.说起李白杜甫白居易,就好象在拉爷爷姥姥的家常,总有扯不完的话头.唐诗虽然高雅,文质俱美,但能进入民间,是可以挂在老百姓口头的艺术.唐诗的妙处就在这里.我们今天看唐诗只有惊叹.惊叹唐代怎么盛产诗人,唐时的文艺园地怎么盛开诗的奇葩,我们还惊叹唐代的诗人哪有那么雄豪,哪有那么缠绵,哪有那么大江南北,那么花前月下!可是,历史的烟尘湮没了一切.古人的情怀我们今人已无法把捉,我们只有透过历史的烟尘,撩开历史的帷帐,去遥想那秦时明月汉时关了,去感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苍茫,去欣赏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美.一部《唐诗三百首》给我们大致描绘了唐诗脉络起伏的轮廓.初唐的诗人总是那么青春年少的样子,骨子里就充满激情充满奇幻,其诗情激扬,有奔放傲视环宇睥睨群雄的气慨,有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气度.盛唐的诗人却又是那样平和大度,其诗其情不免流露出功成名就的旷达,有直挂云帆济苍海的豪气.而晚唐的诗人难免沾染了沉沉暮气,其笔力不再俊美飘逸陷入苦涩之境,大有凭轩啼泗流的落寞感慨.唐诗的高产与盛传是与唐代的社会背景时代风尚有关.唐朝的鼎盛给一大批追求仕途的文人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济济仕途使那些文人墨客穷经皓首一个个把那些长长短短的格律诗打造得珠圆玉润灿烂辉煌.唐时的天空是诗的天空,诗人是最耀眼的星星,人们仰望星空无不为灿烂星空感到惊异.当我们遥望唐时的星空我们还惊异的发现,星空不仅灿烂而且出现了诸多的星座,赫然排列,灼灼夺目.即使是今人我们还是把李白杜甫看成是唐代的最耀样眼的双子座,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老李老杜真好象是难兄难弟,在官场混得不如意,一个是彻底绝望,高唱着天生我才必有用,从此退出江湖,一个是且战且走,一把濞涕一把泪却又常怀千岁忧,吟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仕俱欢颜千古绝唱.作为诗坛比肩的兄弟,一个豪放旷达,藐视权贵,把诗的激情点燃,写出了自屈子以来最浪漫最灿烂的华章,一个执着内敛,朴实本色,用自己的行动书写生命的篇章.李白的诗属于长空明月高山流水,属于风的呼啸和心的召唤,杜甫的诗则属于大地属于庄稼属于人民.有人说李白出世,属道,骨子里透出道风仙骨,为人狂放不羁,心地坦荡无拘无束,行文犹如天马行空,白发三千丈愁怨似个长.而杜甫入世,是儒,是儒中的大儒,为官,则能恪尽职守,造福一方百姓,为民,则能布衣粗食,体恤民间疾苦,杜甫用诗的形式记录了唐代的民间历史,《三吏》《三别》以及悲壮的《兵车行》,莫不活画了一幅幅戚戚惨惨戚戚的民间画卷.杜甫的诗是可以入史的,是诗中的历史,是历史中最耀眼的部分.如果说李白把诗的浪漫情怀发挥到了极致,那么杜甫则把诗的现实关怀推到了平常百姓之中,在唐时的灿烂星空中李杜这两颗双子星座,一儒一道,交相辉映,体现了中国文化最本质的东西.其实唐诗中还有异类的东西,也是灿烂夺目的.王维就是唐诗中的异类,也是中华文化中的异类.王维属禅,禅是佛道的结晶,是佛的中国化,王维的诗是入了禅境的.王维的诗空亮明静,表面淡然,而内含机趣和意味,粗看淡茶一杯,细品却意蕴丰厚绵长,真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王维的诗把属于心灵的那份情趣融化到自然中,并通过清新的自然表现出来,因此,读王维的诗就有一种置身鸟鸣山更幽的境地之感,可以一洗俗世的浮尘,使躁动的心灵得到休憩.王维的诗是人的心灵栖息之地.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所,人要诗意的栖居,那么王维的诗就可以作为人的心灵的寓所,安妥我们日益躁动的灵魂.王维以其独特的诗意的书写,无可争比的成为唐诗的又一高峰,成为唐时灿烂星空的又一颗耀眼的巨星,与李白杜甫一道构成三足鼎立的巨星系.这样作为唐代艺术高峰的唐诗,就有了包蕴中国文化特质的三位诗坛巨星,这样当我们仰望灿烂的星空,我们总是为那耀眼的诗坛巨星惊叹不已,为灿烂的唐代诗文化惊叹不已.当然好花需要绿叶扶,如果没有初唐四杰没有边关诗人没有那些宫厅写手没有那些知名的和不知名的诗人诗作,李白杜甫王维也就没有这么辉煌这么耀眼了.

唐玄宗（公元685-762年），名李隆基，人们习惯称之为唐明皇，是唐睿宗李旦的第三个儿子。从公元712年到756年在位，他开创了唐朝的鼎盛时期，但从他开始唐朝也走上了下坡路，即从安史之乱开始，唐朝逐渐衰落下去。 李隆基出生的时候正是武则天主政要做女皇的时候，所以他小时候就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宫廷变故，这也许促使他形成了意志坚定的性格。他小时候就很有大志，在宫里自诩为"阿瞒"，虽然不被掌权的武氏族人看重，但他一言一行依然很有主见。 在他七岁那年，一次在朝堂举行祭祀仪式，当时的金吾将军（掌管京城守卫的将军）武懿宗大声训斥侍从护卫，李隆基马上怒目而视，喝道："这里是我李家的朝堂，干你何事？！竟敢如此训斥我家骑士护卫！"弄得武懿宗看着这个小孩儿目瞪口呆。武则天得知后，不但没有责怪李隆基，反而对这个年小志高的小孙子备加喜欢。到了第二年，李隆基就被封为临淄郡王。 处处果断得帝位 在奶奶武则天死后，中宗懦弱无能，结果朝政大权落到了韦皇后和安乐公主之手，原来发动政变恢复唐朝的功臣、宰相张柬之也被他们贬官驱逐，太子李崇俊被杀。韦皇后效仿原来武则天的做法，让自己的兄长韦温掌握大权，对于女儿安乐公主的违法卖官鬻爵也不加制止，大加纵容。在公元710年，中宗终于死于韦皇后和安乐公主之手，被她们合谋毒杀。然后，韦皇后便想学习婆婆武则天，做第二个女皇。 没有等韦皇后动手，一直静观时变的李隆基和姑姑太平公主便抢先发动了兵变，率领御林军万余人攻占了皇宫，把韦皇后一派全部消灭。然后，由睿宗李旦重新即位，李隆基也因功被立为太子。 但父亲李旦也和中宗一样是个软弱的皇帝，不愿和太平公主发生正面冲突，总是忍让。而太平公主则认为是自己给了他做皇帝的机会，功劳巨大，所以她掌握了朝政大权。随着自己势力的强大，太平公主的野心也膨胀起来，想像母亲那样也做做女皇。 太平公主的主要对手便是太子李隆基，开始她没把他放在眼里，觉得他还年轻，但后来了解了李隆基的英勇果断之后，就开始防范他。她制造舆论说，李隆基不是长子，没资格做太子，更不能继承皇位。太平公主的目的是要废除李隆基的太子身份，为自己以后做女皇帝开路。 到公元712年，睿宗厌烦了做皇帝的生活，把帝位让给了儿子李隆基，但是仍然掌握了朝政大权：朝廷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免权和军政大事的决定权。睿宗的让位加剧了李隆基和太平公主的矛盾。双方都在积蓄力量，准备除掉对方。 在公元713年的七月三日，唐玄宗李隆基果断地先下了手，亲自率领兵马除掉了太平公主和她的手下骨干几十人，将倾向太平公主的官员全部罢官废黜。唐玄宗终于掌握了皇帝应有的权力。当年，唐玄宗把年号改为开元，表明了自己励精图治，再创唐朝伟业的决心。 开元盛世流芳百世 善用宰相 唐玄宗虽然在清除太平公主之后，彻底巩固了皇权，但当时的形势不容乐观：兵变大大地伤了朝廷元气，吏治的混乱、腐败亟待治理。所以，唐玄宗表示要量才任官，提拔贤能人做宰相。在这方面唐玄宗还是有伯乐眼光的。如著名的宰相姚崇、宋璟、张九龄都是唐玄宗时期的宰相，著名大臣。 姚崇办事果断，他因为向唐玄宗提出了十条建议而被器重，做了宰相。十条建议包括了勿贪边功、广开言路、奖励正直大臣、勿使皇族专权、勿使宦官专权等，唐玄宗基本上都按照姚崇的建议执行了。 对于皇亲国戚，姚崇也不进行照顾。当时薛王李业的舅舅王仙童欺压百姓，为非作歹，姚崇奏请玄宗批准后，惩办了王仙童。 姚崇还主持了开元初年的对蝗灾的治理工作。当时在黄河的南北地区都发生了严重蝗灾，蝗虫飞起来遮天蔽日，对庄稼的破坏异常严重。姚崇深知如果不能及时消灭蝗虫，不仅会导致经济的重大损失和百姓的灾难，而且对于国家稳定也至关重要。他亲自指挥，下令各郡县要全力以赴消灭蝗虫，有功的进行奖励。在他的大力推动下，蝗灾没有再继续蔓延，很快被制止住了。 姚崇之后是宋璟，他也很重视对人才的选拔任用，虽然他掌握朝政大权，但他决不徇私枉法，相反，对自己的亲属还更加严格地要求。一次，他的远房叔叔宋元超在参加吏部的选拔时，对主考官说了自己和宋璟的特殊关系，希望能予以照顾，弄个好官儿做做。结果被宋璟得知后，不但没有给他说情，反而特地关照吏部不给他官做。 张九龄是广东人，当时的广东被称为岭南，还不是发达地区，犯罪的人也经常被流放到那里，以示惩罚。所以在人们眼里，那里是荒凉、艰苦的地方。出身于广东的人由于历代在朝中做官的很少，所以那里出来的人很难在朝中做到宰相这么高的官。但是张九龄却凭借着自己出众的才华被玄宗相中。 张九龄在做宰相之后，也像玄宗那样看重人的品德和才干，而不是看重其背景。在吏部参与选拔官吏时，他一直主张要公正选才，量才使用。同时，对于玄宗的过错，他也及时地指出，加以劝谏，不因为玄宗对自己有知遇之恩就隐瞒实情。 革新吏治 唐玄宗不仅慧眼识贤相，还对吏治进行了整治，提高官僚机构的办事效率。他采取了很多的有效措施，第一，精简机构，裁减多余官员，把武则天以来的许多无用的官员一律裁撤，不但提高了效率，也节省了政府支出。第二，确立严格的考核制度，加强对地方官吏的管理。在每年的十月，派按察使到各地巡查民情，纠举违法官吏，严惩不怠。第三，重新将谏官和史官参加宰相会议的制度予以恢复。这本是唐太宗时期的一种制度，让谏官和史官参与讨论国家大事，监督朝政。到了武则天主政之后，提拔了许敬宗和李义府等人做宰相，有的事不敢再公开，因此将这种制度也就废除了。第四，重视县令的任免。唐玄宗认为郡县的官员是国家治理的最前沿，和百姓直接打交道，代表了国家形象。所以，玄宗经常对县官亲自出题考核他们，确切地了解这些县官是不是真正地称职。如果考试优秀，可以马上提拔，如果名不副实，也会马上遭到罢黜。 唐玄宗知人善任，赏罚分明，办事干练果断，这是他能开创开元盛世的主要原因。 武功也显赫 唐玄宗不仅对内政进行有效的治理，对于边疆也进行了有成效的治理，将原来丢失的领地重新夺了回来。 早在唐玄宗即位之前，北方边境已是危机四伏。在武则天做皇帝的初期，即公元686年（万岁通天元年），契丹的李尽忠利用当时的民族矛盾，煽动部下反叛唐朝，而且攻占了营州。武则天派兵反击，结果失败。此后，在公元703年，安西地区的碎叶镇也被突厥攻占，致使丝绸之路最后断绝，严重影响了唐朝的声誉和外贸经济。 北方的领土在唐朝初年曾经统一，而且设置了单于、安北都护府，分别管辖长城内外到贝加尔湖的广阔地区。到了武则天主政以及做皇帝时期，突厥人经常骚扰边境，还攻占了蔚州（现在河北的蔚县）和定州（现在河北定县），迫使唐朝将安北都护府南迁。 兵制改革 为了重新统一北方，唐玄宗采取了很多措施，为收复北方领土做准备。这主要是对于兵制进行了改革。原来的府兵制由于均田制的破坏，致使农民逃亡，影响了军队的兵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对于军事不太重视，到了唐玄宗做了皇帝时，士兵逃跑现象极为严重，军队战斗力也很低，无法和强悍的突厥军队抗衡。 在公元723年，即开元十一年，唐玄宗接受了宰相张说的改革主张，建立雇佣兵。从关内招募到军士十二万人，充当卫士，这就是"长从宿卫"，也叫做"长征健儿"，这次改革是从府兵制到雇佣兵制的转变。此后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玄宗将这种制度推广到了全国。这种制度使原来的府兵轮番到边境守卫的做法取消，解除了各地人到边境守卫之苦。同时，这种雇佣兵还为集中训练、提高战斗力提供了保证。 恢复北、西疆域 除了对兵制进行改革之外，唐玄宗还采取了其他很多的整军措施，如颁布了《练兵诏》，命令西北的军镇扩充军队，加强训练。同时，任命太仆卿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全力负责军用马匹的供应，这使短缺的马匹及时得到了补充，提高了战斗力。另外，为彻底解决军粮问题，玄宗又命令扩充屯田范围，在西北和黄河以北地区大力发展屯田，增加粮食产量。 在做好了充分准备后，唐朝逐步把营州等地收复，长城以北的回纥等族也自动取消了独立割据的称号，重新归附唐朝。安北都护府也恢复了，唐朝重新行使对长城以北土地的管辖权。 西域地区政权的恢复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收复碎叶镇，第二阶段是重新恢复了丝绸之路。唐朝的威望在西域重新建立起来。 检田括户繁荣经济 为了增加国家的收入，打击强占土地、隐瞒不报的豪强，唐玄宗发动了一场检田括户运动。当时的豪强霸占了农民的土地之后，称为"籍外之田"，他们还将逃亡的农户变成自己的"私属"，在土地和人口两方面逃避国家税收。 公元712到725年之间，唐玄宗的检田括户运动收到了实效。他任命宇文融为全国的覆田劝农使，下设十道劝农使和劝农判官，分派到各地去检查隐瞒的土地和包庇的农户。然后把检查出来的土地一律没收，同时把这些土地分给农民耕种。对于隐瞒的农户也进行登记。这样下来，一年增加的客户钱就高达几百万之多。 通过这些有效的措施，唐玄宗使唐朝的经济又步入正规，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同时也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促进了国家经济的繁荣。 为经济抑制佛教 佛教在唐朝初年虽然没有被查禁，但发展受到了儒教和道教的限制，特别是对道教的提倡，使得佛教的发展没有取得至尊的地位。但是到了武则天时期，为了从宗教上来打击李姓，武则天对佛教采取了纵容态度，这使得佛教发展迅速。在全国的各个州基本都有佛教寺院。僧侣们不仅在国家的包庇纵容下兼并土地，还极力逃避国家税收。和尚数目的大量增加，使国家承担赋税和徭役的人数减少，影响了国家的收入。 在开元二年，唐玄宗下令削减全国的僧人和尼姑数量，最后使全国还俗的僧尼达到一万二千人之多。然后，玄宗又下令，禁止再造新的寺庙，禁止铸造佛像，禁止传抄佛经。对于官员和僧尼的交往也进行禁止，这使佛教在玄宗时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唐玄宗的一系列有效措施使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新的发展，超过了他的先祖唐太宗，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强盛繁荣、流芳百世的"开元盛世"。 满足或的倒退 开创了盛世之后，唐玄宗逐渐开始满足了，沉溺于享乐之中。没有了先前的励精图治精神，也没有改革时的节俭之风了。正直的宰相张九龄等人先后被罢官，小人李林甫爬上了相位。李林甫病死后，又是杨国忠掌权，致使政治更加黑暗。 口蜜腹剑李林甫 这个李林甫最善于揣测唐玄宗的意思，在公元736年，唐玄宗想从洛阳回长安，但宰相张九龄等人说秋收还没有结束，这样上路会骚扰百姓，影响生产。李林甫在张九龄走后却对唐玄宗说，长安和洛阳是陛下的东宫和西宫，陛下愿意什么时候来往就什么时候来往，不必再等以后，至于妨碍了农民秋收，免了他们的税收也就行了。 玄宗很高兴，照计而行。后来，李林甫就找机会诬陷张九龄等人，终于使唐玄宗将这些敢于直言的宰相罢官，由他把持了朝政。李林甫掌权之后，凡是不听从他、不和他站在一起的人都要想方设法地陷害。李林甫嫉妒贤能之人，嘴里说的话很好听，但心里却阴险毒辣。所以，人们背地里说他是"口有蜜，腹有剑"。 夺儿媳宠贵妃 公元736年，唐玄宗宠爱的妃子武惠妃病死，玄宗日夜寝食不安。听人说他和武惠妃的儿子寿王李瑁的妃子杨氏美貌绝伦，艳丽无双，于是不顾什么礼节，就将他招进宫里，杨妃懂音律，也很聪明，还擅长歌舞，很得玄宗欢心。 为了掩盖自己夺儿媳的丑恶行径，唐玄宗让杨妃自己请求进宫做女官，住进南宫，又赐号太真。为了安慰儿子寿王，唐玄宗又给他娶了个妃子作为补偿。 这个时期的封建伦理观念还没有南宋末年朱熹理学出来之后那么严格，男女观念虽然是不平等，但对于女性的贞操观念和改嫁等方面还是比较宽容的，封建社会对于妇女的压制是元朝之后的明朝和清朝。武则天之所以能做女皇，和这时的这种宽容的社会心理有关，所以，到了清朝末年，同样掌握国家政权的慈禧太后就不敢称女皇了，社会舆论和社会心理的作用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后来，唐玄宗封杨妃为贵妃，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杨贵妃。贵妃的地位仅次于皇后，但这时候没有皇后，所以杨贵妃实际上就是唐玄宗的皇后了。玄宗对她恩宠备至，还称赞她是自己的"解语之花"。爱屋及乌，有了杨贵妃的关系，杨氏一族开始飞黄腾达。所以，当时民间竟有了生小孩希望生女孩，将来入宫做妃子荣耀家族的观念。 为了讨贵妃的欢心，唐玄宗可谓费劲心机。为了迎合她喜欢服装的心理，有专门为贵妃服务的七百多人给她做衣服。为了让她吃上喜欢的荔枝，玄宗还下令开辟了从岭南到长安的几千里贡道，以便荔枝能及时地用快马快速运到长安，因为荔枝摘下后五天内会变味儿。而杨贵妃生在南方，喜欢吃这种东西。 有了杨贵妃，唐玄宗的奢侈之风越来越盛，大臣、贵族、宗室为了巴结皇帝，投贵妃所好，结果让她高兴的人都升了官，这又刺激更多的官僚贵族巴结逢迎，争献美味佳肴、珍异珠宝。 杨国忠专权乱国 在妹妹的关系影响下，哥哥杨国忠也平步青云，一步登天，做上了唐朝宰相。杨贵妃的姐姐们也得到了实惠：大姐封为韩国夫人，二姐封为虢国夫人，三姐封为秦国夫人。其他的兄长也有封赏，做了朝中的高官。杨国忠的权势无人能比，兄妹二人的辉煌时期也为日后的悲惨结局埋下了伏笔。 在杨国忠的专权下，整个唐朝开始混乱起来，可以说，唐朝的转向衰落固然有唐玄宗的过失，但杨氏兄妹特别是杨国忠这个哥哥没有起到正面的作用，他的为非作歹，也没有给妹妹带来好运，反而把妹妹送上了不归路。美丽并不是罪过，但美丽却是一个起因。 在杨国忠的一手遮天之下，首先是朝政混乱。在暴雨造成灾害时，玄宗询问灾情，杨国忠却拿着大个的粟穗子给玄宗看，说雨大但没有影响收成。下边有的官员报告灾情，请求救助，他大发雷霆，命令司法机关进行严惩。杨国忠能力不高，但喜欢胡乱处理朝政，正事做不好，坏事却很在行，接受贿赂、拉帮结派等等应用自如。 朝政混乱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均田制在这个时期瓦解，税收急剧减少，但朝廷的花费却因为玄宗和杨贵妃的奢侈而逐渐增多，国库入不敷出。政治的腐败还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因为招募的兵士都是一些无赖之徒。这些人在后来玄宗发动的战争中不但没有夺得胜利，反而招致了更多的失利。 玄宗好战边疆再乱 玄宗对于唐朝的危机丝毫没有察觉，反而向外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政治腐败与黑暗，影响了将领的贪功求官的欲望。为了挑起战争，并在战争中立功受赏，加官进爵，边镇的很多将领肆意挑衅，使得边境战乱不断，玄宗的好战对此又是火上加油。初期的边境安定局面又被打破了，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唐朝大伤元气。 一是西边和吐蕃的关系恶化，开战后互有伤亡，损害了历来的和睦有好关系。二是西南的南诏国。由于边境将领的骄横跋扈，致使本该平息的冲突日益升级，结果唐朝征兵和南诏开战。先后战死、病死的唐朝兵达二十万之多。

雍正知网论文

中国有那么多的大诗豪，像李白、杜甫、苏轼等等，还有那些在官场上不得志的，可能也会在知网上发表自己的文献，让其他人看中他。

正清代第三帝雍正，素为康熙皇帝所钟爱。八岁时随皇上出塞北巡，十岁出猎封为贝子，三十二岁又由多罗贝勒晋封为和硕雍亲王，颇受信赖，曾奉命掌管国家军政、钱粮大权。雍正即位是康熙生前亲自选定的，是名副其实的而并非篡权。 参考资料中的网址是中国知网上的一片论文：《雍正并非篡权——雍正即位考辨》。

没有篡位。 康熙先是看中乾隆，后经过深思，才将位给雍正。有历史 也许正是这与众不同的八字让康熙做出了将弘历养育宫中的决定。 "养育宫中"对于康熙时代的皇孙来讲确实是极大的"恩遇"。在弘历之前，近百个孙子中，只有太子长子弘皙曾经被康熙"养育宫中"。这个皇孙极为康熙所喜爱，以至于在康熙晚年太子两立两废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是割舍不了这个弘。朝鲜使臣回国后向国王汇报说:"皇长孙颇贤，难于废立云。"又说:"或云太子之子甚贤，故不忍立他子而尚尔贬处云矣。"也就是说，因为希望这个孙子将来能登上皇位，康熙才在废太子问题上迟迟下不了决心。（《朝鲜李朝实录》）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有人认为，喜欢弘历，是康熙传位给雍正的一个理由。我们很难说，胤禛把自己的儿子介绍给父亲，不是老谋深算的一步。对于胤禛来说，这一举动从哪方面来说都没有坏处。首先，这是试探老皇帝态度的一个机会。如果老皇帝把自己列入继位的候选人行列，那么必然会关心自己的子息。因为一个政治家必须多算几步。退一步来讲，即使老皇帝不打算把自己列入候选人行列，那么使祖孙们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对自己的政治安全，无疑也大有好处。 民间不懂皇家文件的书写规矩，编造的传说难以成立。 雍正继位与顺治出家、太后下嫁并称清初三大疑案，也是被说得最热闹的一个话题，毕竟皇位的继承与什么出家、下嫁相比，分量要重得多。 流传最广的说法，就是雍正瞒天过海，把康熙传位诏书中“传位十四子”的“十”改成了“于”，变为“传位于四子”而篡夺了本应属于十四弟胤祯的皇位。而恰恰是此说，是最经不起推敲的说法。 清代称呼皇子，前面必须加上“皇”字，如皇四子、皇十四子。书面文字如此，官方文件更是不可能有丝毫的马虎，关系皇家命脉的传位文书，绝不可能漏掉这个“皇”字。所以如果康熙真是要传位给这位排行十四的胤祯，那么正确的写法应当是“传位皇十四子”，如此，“十”改为“于”,就成了“传位皇于四子”，无论如何也说不通。所以此说不能成立。不能成立的理由还有一条，清朝的文件，尤其是如此重要的文件，都是满汉合璧，即既有汉文，更要有满文。那么上述一说，即使汉文可改，可满文根本无法改动。 一档馆现存有传位遗诏一份，是道光皇帝传位给儿子奕的。满文、汉文各一行。汉文的文字为“皇四子奕立为皇太子”。临终前，他又用汉文再写了一遍为：“皇四子奕着立为皇太子”。皇位更替，继位者的名字一朝一变，但诏书文字书写的规矩是一脉相承的，根本没有“传位”二字，更没有直呼四子、十四子的写法。 民间不懂皇家文件的书写规矩，编造的传说难以成立。所以雍正没有篡位！

古代的文人墨客是在是太多了，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平台，我想每个人都会拼命地去发表自己的论文和观点的。

开皇三年隋文帝研究论文

隋朝建立初期，是一个百废待兴、百乱待治的局面。隋文帝一登上金銮宝座，就施展他的雄才大略，在多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修订开皇律北周的法律既残酷又混乱，“内外恐怖，人不自安” 。在杨坚掌握北周政权时就曾经进行过改革，亲手删定《刑书要制》，但不太彻底。隋朝建立后，开皇元年隋文帝下令命高熲等人参考魏晋旧律，制订《开皇律》。 开皇三年, 隋文帝又命苏威、牛弘修改新律，删除苛酷条文。《开皇律》将原来的宫刑(破坏生殖器)、车裂(五马分尸)、枭首(砍下头悬挂在旗杆上示众)等残酷刑法予以 废除。规定一概不用灭族刑。减去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罪千余条，保留了律令五百条。刑罚分为死、流、徒、杖、笞五种。基本上完成了自 汉文帝刑制改革以来的刑罚制度改革历程，这就是封建五刑制。《读通鉴论》这样赞评道：“古肉刑之不复用，汉文之仁也。然汉之刑，多为之制，故五胡以来，兽之食人也得恣其忿惨。至于拓跋、宇文、高 氏之世，定死刑以五：曰磬、绞、斩、枭、磔，又有门房之诛焉，皆汉法之不定启之也。政为隋定律，制死刑以二：曰绞、曰斩，改鞭为杖，改杖为笞，非谋反大逆 无族刑，垂至于今，所承用者，皆政之制也。”死刑复奏制度是从开皇十五年形成定制的，隋文帝规定凡判处死刑的案件，须经“三奏”才能处决死刑。《隋书 刑法志》：“(开皇)十五年制，死罪者三奏而决。”隋文帝还下诏：“天下死罪，诸州不得便决，皆令大理复治。”《开皇律》对后世律法影响深远，隋文帝修订 的法律唐朝都基本上继承了。确立三省六部制隋文帝废除不合时宜的北周六官(天、地、春、秋、冬、夏)制，北周的官僚体制基本上是效仿原来西周时期的《周官》即《周礼》的形式，很原始、极混乱。六官制，称谓复杂，职掌不明，办事效率低下。杨坚恢复了汉魏时期的体制，基本上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度。杨坚在中央设立三师、三公、五省。三师、三公只是一种荣誉虚衔。掌握政权的是五省，即内侍省、秘书省、门下省、内史省和尚书省。内侍 省、秘书省在国家政务中不起重要作用。内侍省是宫廷的宦官机构，管理宫中事务。秘书省掌管书籍历法，事务较少。起作用的是其他三省，内史省、门下省、尚书 省都是最高政务机构。内史省负责决策，门下省负责审议，尚书省负责执行。这就是后来被唐朝继承的三省制。尚书省下设吏、民、礼、兵、刑、工六部。每部设尚书，总管本部政务。具体办事机构就是这是六部：吏部，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核、升降 和调动；民部，掌管全国的土地、户籍以及赋税、财政收支；礼部，掌管祭祀、礼仪和对外交往；兵部，掌管全国武官的选拔，和兵籍、军械等；刑部，掌管全国的 刑律、断狱；工部，掌管各种工程、工匠、水利、交通等。开始的时候，六部叫做六曹，即六个办事机构。六部的长官为尚书，六部的设置成为后代封建国家中央政权的固定制度。三省六部制分工明确， 组织严密，加强中央集权。对唐及以后历代王朝影响都十分巨大，隋文帝建立的这一整套规模庞大、组织完备的官僚机构，表明封建制度已发展到成熟阶段，自隋定 制，一直沿袭到清朝。简化地方官制隋初，杨坚在确立了三省六部制的中央机构后，又对地方机构进行了改革。南北朝以来，由于郡县设置过繁，形成了“民少官多， 十羊九牧”的局面。隋初沿北齐、北周制设州、郡、县三级地方机构，开皇三年，杨坚从河南道行台兵尚书杨尚希的建议，废郡，改为州、县二级制。州设刺史，县 设县令。公元590年隋文帝杨坚诏府兵入州县户籍，兵农合一始此。杨坚对于地方机构也进行了改革。他采纳度支尚书杨尚希提出的“存要去闲、并大 去小”的建议，将原来比较混乱的地方官制从州、郡、县精简为州、县两级，撤消境内500多郡。同时，裁汰了大量的冗官，将一些郡县合并。大大节省了政府的 开支，提高了行政效率，也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为了更好地行使权力，控制地方，杨坚下令，九品以上的官员一律由中央任免。官吏的任用权一概由吏部掌握，禁止地方官就地录用僚佐。而且 每年都要由吏部进行考核，以决定奖惩、升降。后来，又实行三年任期制。杨坚简化了地方行政机构，废九品宫人法，初创科举制。隋文帝命令各州每年推选三个文 章华美、有才能的人，到中央受官。后来，隋文帝又下令，京官五品以上，地方官部管刺史，要由有德有才的举人担当。这种选拔政府官员的制度，使各个阶层有才 华的人都有机会为政府效力。杨坚开创建立的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留存长达1300多年，直到清朝末期才废除，但当时的美英等国称奇并借鉴了这种选拔制度作为政府文员的聘用方法。领均田令隋文帝杨坚推行均田制，整顿户籍。实行了“大索貌阅法”要求官吏经常检查人口，根据相貌来检查户口，使编户大增。和实 行“输籍定样”在第一个的基础上确定户口数，编制“定簿”，以此为依据来收取赋税。开皇三年，清理出阴漏丁男万人 共计万口。高祖令州县大索貌阅，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而又开相纠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以防容隐。于是计帐进四十四万三千 丁，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口。”这些举措防止地方豪强和官僚勾结，营私舞弊。将从豪强手里依附的人口解放出来，增加了国家的劳动力，调动贫苦农民的生 产积极性。使国家掌管的纳税人丁数量大增.改革货币隋文帝统一了币制，废除其他比较混乱的古币以及私人铸造的钱币，改铸五铢钱，世称“隋五铢”。“隋五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重如其 文，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 “车书混一，甲兵方息。”度量衡在隋文帝时重新统一。“隋氏混一南北，凡齐、周之故老，梁、陈之旧臣，咸荟粹一朝，成文章之总汇。”除此之外，隋文帝还曾 颁布“人年五十，免役收庸”、“战亡之家，给复一年”等仁政措施。设置粮仓在隋朝政府各地都修建了许多粮仓，其中著名的有兴洛仓，回洛仓，常平仓，黎阳仓、广通仓等。存储粮食皆在百万石以上。贞观11 年，监察御史马周对唐太宗李世民说：“隋家储洛口，而李密因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隋朝已灭亡了20年，隋文帝已经死了33年，可那时 的粮食布帛还没用完。1969年在洛阳发现了一座隋朝粮仓——含嘉仓遗址，面积达45万多平方米，内探出259个粮窖，其中还有一个粮窖还留有已经炭化的 谷子50万斤。倡导节俭隋文帝节俭爱民。杨坚小时候生长于寺庙之中，素衣素食，生活节俭，这使他养成了崇尚节俭的性格。他虽贵为天子，但却食 不重肉，不用金玉饰品，宫中的妃妾不作美饰，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节俭的皇帝。他深知节俭的重要性，教育太子要节俭，说国家没有因为奢侈腐化而能长治久安的。 他还提倡官员节俭。因为节俭，剥削较少，民众能够安居乐业，户口和财产剧增，又加上其他一些促进生产的措施，在很短的时间内，百业兴旺，经济繁荣景象由此 而生。他的车马用具不做新的，只是修补一下而已。他留意民间疾苦，有一年，关中闹饥荒，他看到百姓吃糠拌豆粉，就让大臣们看，责备自己没有治理好国家。隋文帝的泰陵始建于隋仁寿四年，实际上是杨坚与独孤皇后的合葬墓。现代部分专家学者经过遍阅籍典以及遍访泰陵周围民间乡里，发现典籍没有记载有关泰陵随葬的例证，而当地百姓皆传说泰陵无宝可盗，言说历代军阀、土匪，均至此徘徊，未有收获。隋文帝厉行节俭政治，使民众在较轻的剥削下得以发展生产，修定刑律和制度，使适合于南北统一后的中国，删去若干秦、汉、南北朝相沿的酷 刑。他利用突厥内部存在的弱点，以谋略为主，军事为辅，避免发生大战争，很大程度上稳定了国家的安定。西晋末年开始的国内分裂，经隋文帝积极经营，造成了 较为稳定的统一局面，盛大的唐代就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

开皇之治是隋朝隋文帝在位二十多年时开创，当时社会民生富庶、人民安居乐业、政治安定。隋文帝杨坚鼓吹节俭，节省 *** 内不少开支、废除了不必要的杂税并设置谷仓储存食粮。

杨坚成功地统一了历经数百年严重分裂后的中国，从此中国在大多数的世纪里都保持着他所建立的政治统一。

鉴于东汉至隋南北分裂达四百多年之久，民生困苦，国库空虚，故自开皇九年，杨坚统一天下后，即以富国为首要目标，轻徭薄赋以解民困，在确保国家赋税收入之同时，稳定民生。由于南北朝以来，户籍不清，税收不稳，于是杨坚开皇五年，即大索貌阅，并接纳尚书左仆射高G之建议，推行输籍法，作全国性户口调查，增加国家税收，改善经济，尽扫魏晋南北朝以来隐瞒户籍之积弊，促成开皇之盛世。

隋初经历南北朝战乱，民生疲弊，故杨坚接纳司马苏威建议，罢盐、酒专卖及入市税，其后多次减税，减轻人民负担，促进国家农业生产，稳定经济发展。隋之富饶既非重敛于民，究其原因，与全国推行均田制有关。此举既可增加赋税，又可稳定经济发展，且南朝士族亦渐由衰弱至于消灭。均田制能顺利推行，对隋初经济发展收益甚大。

加上隋代以关中作为本位，关中粮食短缺，需依赖关东漕运接济，故杨坚于洛州等地设立常平仓等官仓，贮存关东运来粮食，建广通渠，便利关中漕运。又于民间设义仓，人民捐纳粮食以防凶年。

在地方行政方面，文帝鉴于魏晋南北朝政区划分毫无标准，地方行政混乱，支出庞大，杨坚遂于开皇三年，尽罢诸郡，实行州县二级制，使国家地方行政渐上轨道。诚如学者钱穆所言：开皇之治的成功，简化地方行政机构是一个基本因素。据统计隋初中央 *** 开支减省三分之二，地方 *** 之开支减省四分之三，全国于行政之经费，仅及南北朝时代开支三分一而已。故隋国库之丰积，不无原因。

此外，杨坚安定政治，关陇集团的支持功不可没。 *** 如郑译、刘P、高G等名臣有助推动国策。杨坚亦因前朝酷刑甚多，影响民生，故命苏威等人编纂《开皇律》，修订刑律，订立国家刑法，使人民有法可守，又减省刑罚，死刑只设绞、斩二等，以示隋朝对民之宽大。

在澄清吏治方面，杨坚得国以来，励精图治，兼且天资刻薄，自不容贪污枉法之行为存在。杨坚命柳盛持节巡省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长吏赃污不称者二百余人，州县肃然。吏治之整肃，不仅上裕国库，下纾民困，隋初之隆盛，此亦为要因。

杨坚开了中国科举制度之先河，于开皇七年（587年）命各州「岁贡三人」，应考「秀才」。在位期间，史称「开皇之治」。

文帝即位后，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发展经济、促进民族融合的措施：如改革中央官制，改地方州郡县三级制为州县二级制; 废除豪强士族垄断的选拔用人制度，规定六品以下官员由吏部选授，地方官员不得自用僚佐。

《开皇律》共十二篇，其名为：名例律、卫禁律、职制律、户婚律、厩库律、擅兴律、贼盗律、斗讼律、诈伪律、杂律、捕亡律、断狱律。 《开皇律》定罪只五百条;此外死刑只分绞、斩二种，流放服刑不超过五年;杖刑分六十至一百共五等，民有枉屈得依次上诉至朝廷。

可见《开皇律》对百姓的压迫，比前代有所减轻，其亦多为后世立法所沿用。

南北朝时，各国度量衡的标准不一，如北朝魏、齐一斗等于古二斗（古斗指王莽时所定的标准），一斤等于古二斤; 北周则一斗比古斗仅大百分之六，一斤比古斤仅多二两;

南齐则一斗等于古一斗五升，一斤等于古一斤八两。长度方面，北朝一尺比古尺增二至三寸，南朝则增不到一寸。全国度量衡的不一致，给工商业发展带来很大不便。

隋一尺等于古尺一尺二寸八分，等于南朝的一尺二寸;

隋一斗等于古斗三斗;

隋一斤等于古三斤，并下令在全国推行。度量衡的统一对全国经济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开皇三年（583年），文帝下令铸造五铢钱，规定每千文重四斤二银两，作为全国通用货币，其它钱币则禁止流通。

隋代府兵制创立以后，规定三年一拣点以补充缺额，服役年岁为二十一至五十九岁。

府兵本身是免除课役，但军资、衣装、轻武器和上番赴役途中的粮食，则须自备。

凡出兵征防须由朝廷命将统率，调遣时必须持兵部所下之鱼符，经州刺史和折冲府将领勘合后，才得发兵。

战争结束则兵散于府，将归于朝。这样，将帅就不能拥兵自重。 革府兵制。

隋开皇二年（582年），重颁均田令，自诸王以下至正七品的都督，受永业田从一百顷递减至四十顷，至于普通百姓，丁男一人受永业田二十亩、露田八十亩，奴婢亦同。 另外又规定受田并承担赋役者，从十八岁提高到二十一岁，劳役从十一岁提高到十六岁，力役时间则从每年一个月减至二十天，而未被役的丁男可纳绢代替，称为「庸」。

户调绢从一匹（四丈）减为二丈。年满五十者，还可减免。这样隋初的赋役便比前代大为减轻。

一）确立三省六部制：这样不仅加犟了中央集权，而且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体制的新阶段。（二）简化地方官制：隋初，杨坚在确立了三省六部制的中央机构后，又对地方机构进行了改革。（三）修订「开皇律」：修订「开皇律」。对犯人处置采取审慎态度，而不是草菅人命，有效地防止了冤案的发生。使法律减轻了残酷和野蛮性，在中国法制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为了使隋朝早日繁荣富庶，隋文帝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四）领均田令：隋初，在北齐、北周均田制的基础上，继续实行均田制，对一般农民，采取轻徭薄赋鼓励农桑的政策，对於豪犟贵族兼并土地的行为则给予打击，以保证农民的正常生产。从而提高了农民劳动生产的积极性。均田制实行后，国家可以控制更多的劳动力，增加赋税收入。（五）设置粮仓：文帝时所设的仓，可分两种，即官仓和义仓。官仓的粮储，用以供养军公人员。设置官仓的目的，即是在增加关东漕运的效率；如遇某地收成不好发生饥馑之时，便以某地社仓中的储粮赈济饥民。义仓之设，对人民的生活来说，自是一项有力的保障。汉朝灭亡后中国经历了漫长而混乱的四分五裂的时期。汉民族陷入了长达三个半世纪的撕杀战乱之中。像仿于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欧洲的黑暗时代。东晋时实际中国经过漫长的战乱的汉族已经消沉、疲惫、颓废、迷惘。中国已经接近死亡了，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已不是汉人。而是被汉人称之为蛮夷的民族。因为汉人已没有力气在做战了，强壮的青年大概大多战死，剩下的多是老弱病残妇。没有能力阻止异族的入侵。眼看着中原沃土被外人占据。据《晋书》记载塞外内附有三十万人，入塞匈奴有数十万人，羯族和其它进入中原大地的十九种种族有一百多万人。羯族、鲜卑族是白肤色人种。而这些只是有记载的。南北朝时期，更是各种蛮族大批的进入中原，人数已经多于中原人。就是说入侵者已经占据统治地位，把中原瓜分了。打个比方这要比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大大小小的殖民地严重得多。因为入侵的异族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公元306年，巴氐族人李雄称帝，定都四川成都，建国号大成，史称成汉。公元315年，拓跋族人猗卢称王，建国号代，占有蒙古地区。公元319年，汉臣刘曜称帝，定都陕西西安，改汉为赵，史称前赵。前赵臣羯族人石勒称王。公元337年，东晋臣鲜卑人慕容晃建燕，史称前燕。公元351年，后赵臣氐族人符健称王，定都陕西西安，建国号大秦，史称前秦。公元384年，前秦臣鲜卑人慕容泓称王，建国号燕，史称西燕，占有陕西地区。前秦臣鲜卑人慕容垂称王，建国号燕，史称后燕，占有河北地区。公元386年，前秦臣羌族人姚苌称帝，定都陕西西安，建国号大秦，史称后秦。前秦臣拓跋圭称王，建国号魏，史称北魏。公元407年，匈奴人赫连勃勃称大单于，建国号大夏……五胡、十六国乱我中国。这时的中原人已不是汉时的中原人，汉朝的原有人口早已不足的一半。中国开始蛮夷化，比起汉朝完全是一种经济文化的倒退。多年的战乱使中国的文化、建筑遭到严重破坏，多少百年的文明古城成为灰烬。多少文化宗卷遭焚毁。战国、秦汉时期的艺术基本是看不到了。外来的宗教文化逐渐统治中国，中原大地上到处兴建大大小小的庙宇，供奉着外来的神。外来的佛教已远远的压过汉人推崇的儒教。异族的音乐、舞蹈、佛教的雕塑、绘画完全统治了中国。这时在中国黑暗的历史上出现了一个闪光的名字，一个伟大的皇帝隋文帝杨坚（541—604）。公元581年（大定元年）废胡人建立的周建立隋朝。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同年琉球群岛归降隋朝。他结束了中国长期混乱的局面、征服各族蛮夷使中国又回到了和平年代。隋朝的李德林《天命论》中说隋文帝，“帝体貌多奇，其面有日月河海，赤龙自通，天角洪大，双上权骨，弯回抱目，口如四字，声若钏鼓，手内有王文，乃受九锡。昊天成命，于是乎在。顾盼闲雅，望之如神，气调精灵，括囊宇宙，威范也可敬，慈爱也可亲，早任公卿，声望自重。” 初唐的李延寿在《北史》中赞美隋文帝， “皇考美须髯，身长七尺八寸，状貌瑰伟，武艺绝伦；识量深重，有将率之略。”[隋炀帝杨广曾这样歌颂过父亲：“高祖文皇帝受天明命，奄有区夏，拯群飞于四海，革凋敝于百王，恤狱缓刑，生灵皆遂其性，轻徭薄赋，比屋各安其业。恢夷宇宙，混壹车书。”曾孙子越王杨侗这样赞美他，“高祖文皇帝圣略神功，载造区夏。”宋朝的陈普在《历代传授歌》中歌颂道：“北齐后周犹一隅，隋文混一朔南暨。”大儒王夫之赞评道：“隋文之待威也，固以古大臣之任望之；威之所以自见者，亦以平四海、正风俗为己功。”隋文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黄袍加身的皇帝，《读通鉴论》：“开皇元年，隋主服黄，定黄为上服之尊，建为永制。”自隋文帝开始穿黄袍以后，从此中国后代皇帝都穿黄色的衣服了。北齐和北周时期上层贵族都极端排斥汉人，热衷于鲜卑化与西胡化。杨坚先辈武川镇司马杨元寿因辅助鲜卑有功被赐胡姓普六茹，杨坚上台后立即恢复了自己的汉姓，停止了公元500年以来历时80年的军界鲜卑化和公元535年以来历时46年的政界鲜卑化趋势，力行的汉化。杨坚对反叛旧臣、豪犟大吏（鲜卑贵族），诛夷罪退，毫不手软。他罢黜了一些没有才干的大臣，包括对自己夺取帝位有功的人，将一些有真才实干的人提拔上来，辅佐自己管理国家政务。隋文帝对平民百姓实行宽仁的政策。杨坚在政权基本稳定之后，杨坚便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了中央和地方的政治体制、赋税、土地制度、法律、钱币、对外关系等方面。杨坚内修制度，外抚四夷，崇尚节俭，勤理政务。“求劳日昃，经营四方”，“大崇惠政，法令清简，躬履节俭，天下悦之。”，“乘兹机运，逐迁周鼎”，“职方所载，并入疆理，禹贡所图，咸受正朔。”公元587年（开皇七年）隋灭后梁, 公元589年（开皇九年）隋灭陈，统一全国。隋文帝结束了中国上百年来分裂的局面，也结束了中国三、四百年的战乱时代。隋文帝采用长孙晟的“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战略，主要运用和亲拉拢分化突厥，使突厥耗于内战，从而各个击破。公元599年（开皇十八年）突厥内讧，突利可汗奔隋，以突利为启民可汗，筑大利城居之。公元602年（仁寿二年）隋军大破突厥，夺回了河套地区，把边界扩展到阴山以北。杨坚开创的“甲兵强盛”、“风行万里”的大隋王朝，致使“金陵失险” 、“单于款塞”。隋的统一标志着胡汉文化嫁接的完成。杨坚拯救了汉文化，因为春秋、汉代的文化典籍因几百年来的混战，因战火焚毁、遗失大半，公元583年隋文帝下诏求书，献书一卷赏绢一匹。“民间异书，往往间出”，“一、二年间，篇籍稍备”。隋时的藏书量是中国历代最多的，隋朝藏书最多时有37万卷，77，000多类的图书。可大部份图书又毁于战火，唐玄宗时藏书最多时8万卷，唐学者自著28，467卷，唐以前图书只还剩28，469卷，这些图书大部分也难逃战火。多少优秀的学者、多少伟大的著作、多少中国的文明、辉煌都消失在历史的尘霭里，但只要是诸子百家的书还在，只要是儒家经典还能留存，中华文明就不会死。隋文帝杨坚登基后下过这样一道诏书：“建国重道，莫先于学，尊主庇民，莫先于礼。自魏氏不竞，周、齐抗衡，分四海之民，斗二邦之力，递为强弱，多历年所。务权诈而薄儒雅，重干戈而轻俎豆，民不见德，唯争是闻。朝野以机巧为师，文吏用深刻为法，风浇俗弊，化之然也。虽复建立庠序，兼启黉塾，业非时贵，道亦不行。其间服膺儒术，盖有之矣，彼众我寡，未能移俗。然其维持名教，奖饰彝伦，微相弘益，赖斯而已。王者承天，休咎随化，有礼则祥瑞必降，无礼则妖孽兴起。人禀五常，性灵不一，有礼则阴阳合德，无礼则禽兽其心。治国立身，非礼不可。朕受命于天，财成万物，去华夷之乱，求风化之宜。戒奢崇俭，率先百辟，轻徭薄赋，冀以宽弘。而积习生常，未能惩革，闾阎士庶，吉凶之礼，动悉乖方，不依制度。执宪之职，似塞耳而无闻，莅民之官，犹蔽目而不察。宣扬朝化，其若是乎？古人之学，且耕且养。今者民丁非役之日，农亩时候之馀，若敦以学业，劝以经礼，自可家慕大道，人希至德。岂止知礼节，识廉耻，父慈子孝，兄恭弟顺者乎？始自京师，爰及州郡，宜祗朕意，劝学行礼。”《隋书》这样说道：“自是天下州县皆置博士习礼焉。”由此可见他对汉文明的复兴起到的巨大的作用……[隋文帝统一了币制，废除其他比较混乱的古币以及私人铸造的钱币，改铸五铢钱。“五铢钱”背面肉好，皆有周郭，重如其文，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 “车书混一，甲兵方息。”度量衡在隋文帝时重新统一。“隋氏混一南北，凡齐、周之故老，梁、陈之旧臣，咸荟粹一朝，成文章之总汇。”北周的法律既残酷又混乱，“内外恐怖，人不自安” 。在杨坚掌握北周政权时就曾经进行过改革，亲手删定《刑书要制》，但不太彻底。隋朝建立后，开皇元年隋文帝下令命高□等人参考魏晋旧律，制订《开皇律》。开皇三年, 隋文帝又命苏威、牛弘修改新律，删除苛酷条文。《开皇律》将原来的宫刑（破坏生殖器）、车裂（五马分尸）、枭首（砍下头悬挂在旗杆上示众）等残酷刑法予以废除。规定一概不用灭族刑。减去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罪千余条，保留了律令五百条。刑罚分为死、流、徒、杖、笞五种。基本上完成了自汉文帝刑制改革以来的刑罚制度改革历程，这就是封建五刑制。《读通鉴论》这样赞评道：“古肉刑之不复用，汉文之仁也。然汉之刑，多为之制，故五胡以来，兽之食人也得恣其忿惨。至于拓拔、宇文、高氏之世，定死刑以五：曰磬、绞、斩、枭、磔，又有门房之诛焉，皆汉法之不定启之也。政为隋定律，制死刑以二：曰绞、曰斩，改鞭为杖，改杖为笞，非谋反大逆无族刑，垂至于今，所承用者，皆政之制也。”死刑复奏制度是从开皇十五年形成定制的，隋文帝规定凡判处死刑的案件，须经“三奏”才能处决死刑。《隋书刑法志》：“（开皇）十五年制，死罪者三奏而决。”隋文帝还下诏：“天下死罪，诸州不得便决，皆令大理覆治。” 《开皇律》对后世律法影响深远，杨坚修订的法律唐朝都基本上继承了。杨坚废除不合时宜的北周六官（天、地、春、秋、冬、夏）制，北周的官僚体制基本上是效仿原来西周时期的《周官》即《周礼》的形式，很原始、极混乱。六官制，称谓复杂，职掌不明，办事效率低下。杨坚恢复了汉魏时期的体制，基本上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度。杨坚在中央设立三师、三公、五省。三师、三公只是一种荣誉虚衔。掌握政权的的是五省，即内侍省、秘书省、门下省、内史省和尚书省。内侍省、秘书省在国家政务中不起重要作用。内侍省是宫廷的宦官机构，管理宫中事务。秘书省掌管书籍历法，事务较少。起作用的是其他三省，内史省、门下省、尚书省都是最高政务机构。内史省负责决策，门下省负责审议，尚书省负责执行。这就是后来被唐朝继承的三省制。尚书省下设吏、民、礼、兵、刑、工六部。每部设尚书，总管本部政务。具体办事机构就是这是六部：吏部，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核、升降和调动；民部，掌管全国的土地、户籍以及赋税、财政收支；礼部，掌管祭祀、礼仪和对外交往；兵部，掌管全国武官的选拔，和兵籍、军械等；刑部，掌管全国的刑律、断狱；工部，掌管各种工程、工匠、水利、交通等。开始的时候，六部叫做六曹，即六个办事机构。六部的长官为尚书。六部的设置成为后代封建国家中央政权的固定制度。三省六部制分工明确，组织严密，加强中央集权。对唐及以后历代王朝影响都十分巨大。隋文帝建立的这一整套规模庞大、组织完备的官僚机构，表明封建制度已发展到成熟阶段。自隋定制，一直沿袭到清朝。公元590年隋文帝杨坚诏府兵入州县户籍，兵农合一始此。杨坚对于地方机构也进行了改革。他采纳度支尚书杨尚希提出的“存要去闲、并大去小”的建议，将原来比较混乱的地方官制从州、郡、县精简为州、县两级，撤消境内500多郡。同时，裁汰了大量的冗官，将一些郡县合并。大大节省了政府的开支，提高了行政效率，也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为了更好地行使权力，控制地方，杨坚下令，九品以上的官员一律由中央任免。官吏的任用权一概由吏部掌握，禁止地方官就地录用僚佐。而且每年都要由吏部进行考核，以决定奖惩、升降。后来，又实行三年任期制。杨坚简化了地方行政机构，废九品宫人法，初创科举制。隋文帝命令各州每年推选三个文章华美、有才能的人，到中央受官。后来，隋文帝又下令，京官五品以上，地方官部管刺史，要由有德有才的举人担当。这种选拔政府官员的制度，使各个阶层有才华的人都有机会为政府效力。杨坚开创建立的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留存长达1300多年，直到清朝末期才废除，但当时的美英等国称奇并借鉴了这种选拔制度作为政府文员的聘用方法。隋文帝杨坚推行均田制，整顿户籍。实行了“大索貌阅法”要求官吏经常检查人口，根据相貌来检查户口，使编户大增。和实行“输籍定样”在第一个的基础上确定户口数，编制“定簿”，以此为依据来收取赋税。开皇三年，清理出阴漏丁男万人共计 万口。高祖令州县大索貌阅，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而又开相纠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以防容隐。于是计帐进四十四万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口。”这些举措防止地方豪强和官僚勾结，营私舞弊。将从豪强手里依附的人口解放出来，增加了国家的劳动力，调动贫苦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国家掌管的纳税人丁数量大增。隋文帝还曾颁布“人年五十，免役收庸”、“战亡之家，给复一年”等仁政措施。隋文帝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大量地减少了国家的财政开支，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开皇十七年，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所有赉给，不逾经费，京司帑屋既充，积于廓庑之下，高祖遂停此年正赋，以赐黎元。隋文帝初登基时全国人口400万户，隋炀帝登基时已达890万户，以一户六口计，全国人口不下5000万，这个数字大约直到唐玄宗时才达到。直到唐太宗死后，唐高宗继位，计户口380万户。唐玄宗时，全国760万户，4100万人。隋开皇九年已垦田地1944万顷，大业中期已垦田地5585万顷。唐天宝十四年已垦田地1430万顷。隋炀帝登基就有890万户，而唐太宗直到驾崩才有380万户，国力之差距可以想见。在隋朝政府各地都修建了许多粮仓，其中著名的有兴洛仓，回洛仓，常平仓，黎阳仓、广通仓等。存储粮食皆在百万石以上。贞观11年，监察御史马周对唐太宗李世民说：“隋家储洛口，而李密因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隋朝已灭亡了20年，隋文帝已经死了33年，可那时的粮食布帛还未用完。1969年在洛阳发现了一座隋朝粮仓——含嘉仓遗址。面积达45万多平方米，内探出259个粮窖。其中还有一个粮窖还留有已经炭化的谷子50万斤。由此可见的隋朝的富裕与强盛。在隋朝雄厚而强大的经济实力的前提下，隋文帝下令修建的大兴城，大兴城的修建不仅是中国古代城市建设规划高超水平的标志，也是当时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的综合体现。大兴城乃当时的“世界第一城”，它的设计和布局思想，对后世都市建设及日本、朝鲜都市建设都有深刻的影响……隋文帝杨坚于公元584年命宇文恺率众开漕渠。自大兴城西北引渭水，略循汉代漕渠故道而东，至潼关入黄河，长150多公里，名广通渠。这是修建大运河的开始……大运河对于中国来说远比长城对于中国更重要。大运河连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连接了两个文明。使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逐渐成为一体。“鸿恩大德，前古未比。”“七德既敷，九歌已洽，要荒咸暨，尉候无警。于是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考之先王，足以参踪盛烈。”这就是隋书里的“开皇之治”。李世民永远也达不到的高度。唐初统治者完全是仰视羡慕隋文帝所开创的大隋王朝的。杨坚开创的“地广三代，威振八纮”的大隋王朝存在的时间有539年，建立正式行政区域实施有效管辖的范围超过了以往。唐朝到630年也未完全恢复隋朝的疆域。隋朝的军队歼灭或重创了突厥、吐谷浑、契丹、高丽……拖延阻止了异族的强大与崛起，为盛唐一系列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剑桥中国隋唐史》这样评价道：“隋朝消灭了其前人的过时的和无效率的制度，创造了一个中央集权帝国的结构，在长期政治分裂的各地区发展了共同的文化意识，这一切同样了不起。人们在研究其后的伟大的唐帝国的结构和生活的任何方面时，不能不在各个方面看到隋朝的成就，它的成就肯定是中国历史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之一。”唐朝是隋朝的延续，因为唐朝的国家体制政治经济制度都是照搬隋朝。短暂的隋王朝，留给我们子孙后代的财富、对后世中国造成深远的影响却很多。如大运河、科举制度、义仓的创立……

外国人眼中最伟大的中国皇帝 他就是隋文帝杨坚，对他评价这么高，完全是因为其发明了科举，这个科举对中国文化和历史影响相当大，科举一方面有利于选拔人才，但同时，也限制了人们的思想，人们开始读死书，尤其是自北宋开始，科举，读书和做官，三位一体。这就有负作用，中国知识分子和欧洲人有了差别，欧洲人的官位基本是世袭的，不是考试得来的，因此，欧洲知识分子有闲功夫就搞搞科学实验玩玩，中国的精英却完全在争过独木桥，试图通过读儒教的四书五经，科举，做官，成为人上人。 有幸运的，也有一直考不上的，而这些考不上的，有的就走邪路，比如太平天国的洪秀权，把基督教的皮毛与中国的封建迷信相结合，走出了有中西方双重特色的农民革命之路，成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人之一，因为他开创的太平天国持续13年，造成上亿人死亡，而热兵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总和也没太平天国多。 扯远了，回到主题，隋文帝杨坚被国外重视，只是因为发明了科举，和其他没关系，和他的统一中国没关系，中国历史上统一中国的多了，也其文治也没关系，他儿子时代的人口总数比李世民时代多很多，杨广时代收集的书籍比他爹也多。 最后，作者非常搞笑，也是我为什么写这个帖子的原因，作者说隋文帝杨坚恢复了汉文化，这是儒教弟子经常犯的无耻病，隋文帝杨坚明明是鲜卑人么，他的朝代主要官员是鲜卑人，他的老婆是鲜卑人。连唐朝都是鲜卑人，这个作者竟然意淫出隋文帝杨坚恢复什么汉文化。合适的说法应该是这样的，鲜卑人和其他民族朝代一样，也有重视文化的皇帝，而这个文化是各个民族共同创造共同拥有的，不是单独属于儒教，更不是单独属于“汉族”，何况，民族是清朝末年才从西方引进的玩意。希望儒教弟子少点意淫。 --------------------------------------- 隋文帝：西方人眼中最伟大的中国皇帝 隋文帝精心治理，隋朝迅速强大繁荣起来。他不仅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还使隋朝成为政权稳固，社会安定，户口锐长，垦田速增，积蓄充盈，文化发展，甲兵精锐，威动殊俗的强盛国家。后人一般将隋文帝的大治誉为「开皇之治」…… 隋文帝杨坚 一、生平： 杨坚，弘农华阴（今陜西华阴）人。隋朝开国皇帝。 杨坚父亲杨忠是西魏十二大将军之一，封为隋国公。杨忠死后，杨坚袭父爵，女儿为周宣帝的皇后。由此可见，杨坚不仅是关陇集团上层犟有力的军事统帅，还是皇亲国戚，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周宣帝死后，年仅八岁的周静帝宇文阐即位，杨坚便以「入宫辅政」为由，总揽军政大权，号称「假黄钺左大丞相」，都督内外军事。公元五年二月，杨坚逼宇文阐让出帝位，登基称帝，建立了隋朝。隋文帝精心治理，隋朝迅速犟大繁荣起来。他不仅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还使隋朝成为政权稳固，社会安定，户口锐长，垦田速增，积蓄充盈，文化发展，甲兵犟锐，威动殊俗的犟盛国家。后人一般将隋文帝的大治誉为「开皇之治」…… 二、内政： 隋朝建立初期，是一个百废待兴、百乱待治的局面。隋文帝一登上金銮宝座，就施展他的雄才大略。对政治制度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 （一）确立三省六部制： 中央设尚书、门下、内史三省，以尚书令、纳言、内史令为长官，行使宰相职能，辅助皇帝处理全国事务。内史省和门下省是机要之司，内史省负责起草并宣行皇帝的制诏；门下省负责审查内史省起草的制诏和尚书省拟制的奏抄；尚书省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其下设吏部、礼部、兵部、都官、度支、工部6部。每部设尚书为长官。尚书令下有尚书左、右仆射各一，左仆射判吏、礼、兵三部事，右仆射判度支、都官、工部三部事。尚书令与左、右仆射及六部尚书合称「八座」。开皇三年（583），改度支为民部；都官为刑部。除三省外，又设秘书和内侍二省，负责图书修撰及宫内供奉等事。另设御、都水二台，负责监察和水利。记这样不仅加犟了中央集权，而且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体制的新阶段。 (二）简化地方官制： 隋初，杨坚在确立了三省六部制的中央机构后，又对地方机构进行了改革。南北朝以来，由於郡县设置过漤，形成了「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局面。隋初沿北齐、北周制设州、郡、县三级地方机构，开皇三年，杨坚从河南道行台兵尚书杨尚希的建议，废郡，改为州、县二级制。州设刺史，县设县令。 （三）修订「开皇律」： 修订「开皇律」。对前代八十一条死罪、一五零条流罪、千馀条徒、杖等酷刑以及灭族等都一概废止。同时，又减轻了许多法律的内容，如「流役六年，改为五载；刑徒五岁，变从三祀；其馀以轻代重、化死为生。」对犯人处置采取审慎态度，而不是草菅人命，有效地防止了冤案的发生。文帝对法律的改革，使法律减轻了残酷和野蛮性，在中国法制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为了使隋朝早日繁荣富庶，隋文帝大力发展社会经济。 （四）领均田令： 隋初，在北齐、北周均田制的基础上，继续实行均田制，均田令规定：丁男、中男受露田（种植五榖）80亩，永业田20亩，妇女受露田40亩。奴婢5口给1亩。永业田不归还，露田在受田者死后归还。对一般农民，采取轻徭薄赋鼓励农桑的政策，对於豪犟贵族兼并土地的行为则给予打击，以保证农民的正常生产。从而提高了农民劳动生产的积极性。均田制实行后，国家可以控制更多的劳动力，增加赋税收入。 （五）设置粮仓： 文帝时所设的仓，可分两种，即官仓和义仓。官仓的粮储，用以供养军公人员。设置官仓的目的，即是在增加关东漕运的效率；也就是把原来关东各州对京师个别直接的输粮办法，改为集中和分段运输的办法。并在黄河沿岸设置米仓，先把关东各州的食粮集中在这些仓里，然后利用黄河及广通渠运到京师。因此时间及人力物力，都节省不少。据唐人的估计，文帝末年诸仓所存的食粮，已可供政府五六十年之用。义仓又称社仓，设置於乡间，其储粮由人民捐纳，以备饥荒时赈济灾民。百姓军人，捐出的粮食，存入当地的社仓里由「社司」专管赈目和储存等事宜。如遇某地收成不好发生饥馑之时，便以某地社仓中的储粮赈济饥民。并规定民户捐粮於社仓的标准：「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义仓之设，对人民的生活来说，自是一项有力的保障。 汉朝灭亡后中国经历了漫长而混乱的四分五裂的时期。汉民族陷入了长达三个半世纪的撕杀战乱之中。像仿于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欧洲的黑暗时代。东晋时实际中国经过漫长的战乱的汉族已经消沉、疲惫、颓废、迷惘。 中国已经接近siwang了，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已不是汉人。而是被汉人称之为蛮夷的民族。因为汉人已没有力气在做战了，强壮的青年大概大多战死，剩下的多是老弱病残妇。没有能力阻止异族的入侵。眼看着中原沃土被外人占据。据《晋书》记载塞外内附有三十万人，入塞匈奴有数十万人，羯族和其它进入中原大地的十九种种族有一百多万人。羯族、鲜卑族是白肤色人种。而这些只是有记载的。南北朝时期，更是各种蛮族大批的进入中原，人数已经多于中原人。就是说入侵者已经占据统治地位，把中原瓜分了。打个比方这要比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大大小小的殖民地严重得多。因为入侵的异族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公元306年，巴氐族人李雄称帝，定都四川成都，建国号大成，史称成汉。 公元315年，拓跋族人猗卢称王，建国号代，占有蒙古地区。 公元319年，汉臣刘曜称帝，定都陕西西安，改汉为赵，史称前赵。前赵臣羯族人石勒称王。 公元337年，东晋臣鲜卑人慕容晃建燕，史称前燕。 公元351年，后赵臣氐族人符健称王，定都陕西西安，建国号大秦，史称前秦。 公元384年，前秦臣鲜卑人慕容泓称王，建国号燕，史称西燕，占有陕西地区。前秦臣鲜卑人慕容垂称王，建国号燕，史称后燕，占有河北地区。 公元386年，前秦臣羌族人姚苌称帝，定都陕西西安，建国号大秦，史称后秦。前秦臣拓跋圭称王，建国号魏，史称北魏。 公元407年，匈奴人赫连勃勃称大单于，建国号大夏…… 五胡、十六国乱我中国。这时的中原人已不是汉时的中原人，汉朝的原有人口早已不足的一半。 中国开始蛮夷化，比起汉朝完全是一种经济文化的倒退。多年的战乱使中国的文化、建筑遭到严重破坏，多少百年的文明古城成为灰烬。多少文化宗卷遭焚毁。战国、秦汉时期的艺术基本是看不到了。外来的宗教文化逐渐统治中国，中原大地上到处兴建大大小小的庙宇，供奉着外来的神。外来的佛教已远远的压过汉人推崇的儒教。异族的音乐、舞蹈、佛教的雕塑、绘画完全统治了中国。 这时在中国黑暗的历史上出现了一个闪光的名字，一个伟大的皇帝隋文帝杨坚（541—604）。公元581年（大定元年）废胡人建立的周建立隋朝。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同年琉球群岛归降隋朝。他结束了中国长期混乱的局面、征服各族蛮夷使中国又回到了和平年代。隋朝的李德林《天命论》中说隋文帝，“帝体貌多奇，其面有日月河海，赤龙自通，天角洪大，双上权骨，弯回抱目，口如四字，声若钏鼓，手内有王文，乃受九锡。昊天成命，于是乎在。顾盼闲雅，望之如神，气调精灵，括囊宇宙，威范也可敬，慈爱也可亲，早任公卿，声望自重。” 初唐的李延寿在《北史》中赞美隋文帝， “皇考美须髯，身长七尺八寸，状貌瑰伟，武艺绝伦；识量深重，有将率之略。” 隋炀帝杨广曾这样歌颂过父亲：“高祖文皇帝受天明命，奄有区夏，拯群飞于四海，革凋敝于百王，恤狱缓刑，生灵皆遂其性，轻徭薄赋，比屋各安其业。恢夷宇宙，混壹车书。”曾孙子越王杨侗这样赞美他，“高祖文皇帝圣略神功，载造区夏。” 宋朝的陈普在《历代传授歌》中歌颂道：“北齐后周犹一隅，隋文混一朔南暨。”大儒王夫之赞评道：“隋文之待威也，固以古大臣之任望之；威之所以自见者，亦以平四海、正风俗为己功。”隋文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黄袍加身的皇帝，《读通鉴论》：“开皇元年，隋主服黄，定黄为上服之尊，建为永制。”自隋文帝开始穿黄袍以后，从此中国后代皇帝都穿黄色的衣服了。 汉朝灭亡后中国经历了漫长而混乱的四分五裂的时期。汉民族陷入了长达三个半世纪的撕杀战乱之中。像仿于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欧洲的黑暗时代。东晋时实际中国经过漫长的战乱的汉族已经消沉、疲惫、颓废、迷惘。中国已经接近siwang了，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已不是汉人。而是被汉人称之为蛮夷的民族。因为汉人已没有力气在做战了，强壮的青年大概大多战死，剩下的多是老弱病残妇。没有能力阻止异族的入侵。眼看着中原沃土被外人占据。据《晋书》记载塞外内附有三十万人，入塞匈奴有数十万人，羯族和其它进入中原大地的十九种种族有一百多万人。羯族、鲜卑族是白肤色人种。而这些只是有记载的。南北朝时期，更是各种蛮族大批的进入中原，人数已经多于中原人。就是说入侵者已经占据统治地位，把中原瓜分了。打个比方这要比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大大小小的殖民地严重得多。因为入侵的异族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公元306年，巴氐族人李雄称帝，定都四川成都，建国号大成，史称成汉。 公元315年，拓跋族人猗卢称王，建国号代，占有蒙古地区。 公元319年，汉臣刘曜称帝，定都陕西西安，改汉为赵，史称前赵。 前赵臣羯族人石勒称王。 公元337年，东晋臣鲜卑人慕容晃建燕，史称前燕。 公元351年，后赵臣氐族人符健称王，定都陕西西安，建国号大秦，史称前秦。 公元384年，前秦臣鲜卑人慕容泓称王，建国号燕，史称西燕，占有陕西地区。前秦臣鲜卑人慕容垂称王，建国号燕，史称后燕，占有河北地区。 公元386年，前秦臣羌族人姚苌称帝，定都陕西西安，建国号大秦，史称后秦。前秦臣拓跋圭称王，建国号魏，史称北魏。 公元407年，匈奴人赫连勃勃称大单于，建国号大夏…… 五胡、十六国乱我中国。这时的中原人已不是汉时的中原人，汉朝的原有人口早已不足的一半。 中国开始蛮夷化，比起汉朝完全是一种经济文化的倒退。多年的战乱使中国的文化、建筑遭到严重破坏，多少百年的文明古城成为灰烬。多少文化宗卷遭焚毁。战国、秦汉时期的艺术基本是看不到了。外来的宗教文化逐渐统治中国，中原大地上到处兴建大大小小的庙宇，供奉着外来的神。外来的佛教已远远的压过汉人推崇的儒教。异族的音乐、舞蹈、佛教的雕塑、绘画完全统治了中国。 这时在中国黑暗的历史上出现了一个闪光的名字，一个伟大的皇帝隋文帝杨坚（541—604）。公元581年（大定元年）废胡人建立的周建立隋朝。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同年琉球群岛归降隋朝。他结束了中国长期混乱的局面、征服各族蛮夷使中国又回到了和平年代。隋朝的李德林《天命论》中说隋文帝，“帝体貌多奇，其面有日月河海，赤龙自通，天角洪大，双上权骨，弯回抱目，口如四字，声若钏鼓，手内有王文，乃受九锡。昊天成命，于是乎在。顾盼闲雅，望之如神，气调精灵，括囊宇宙，威范也可敬，慈爱也可亲，早任公卿，声望自重。” 初唐的李延寿在《北史》中赞美隋文帝， “皇考美须髯，身长七尺八寸，状貌瑰伟，武艺绝伦；识量深重，有将率之略。” 隋炀帝杨广曾这样歌颂过父亲：“高祖文皇帝受天明命，奄有区夏，拯群飞于四海，革凋敝于百王，恤狱缓刑，生灵皆遂其性，轻徭薄赋，比屋各安其业。恢夷宇宙，混壹车书。”曾孙子越王杨侗这样赞美他，“高祖文皇帝圣略神功，载造区夏。” 宋朝的陈普在《历代传授歌》中歌颂道：“北齐后周犹一隅，隋文混一朔南暨。”大儒王夫之赞评道：“隋文之待威也，固以古大臣之任望之；威之所以自见者，亦以平四海、正风俗为己功。”隋文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黄袍加身的皇帝，《读通鉴论》：“开皇元年，隋主服黄，定黄为上服之尊，建为永制。”自隋文帝开始穿黄袍以后，从此中国后代皇帝都穿黄色的衣服了。 汉朝灭亡后中国经历了漫长而混乱的四分五裂的时期。汉民族陷入了长达三个半世纪的撕杀战乱之中。像仿于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欧洲的黑暗时代。东晋时实际中国经过漫长的战乱的汉族已经消沉、疲惫、颓废、迷惘。中国已经接近siwang了，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已不是汉人。而是被汉人称之为蛮夷的民族。因为汉人已没有力气在做战了，强壮的青年大概大多战死，剩下的多是老弱病残妇。没有能力阻止异族的入侵。眼看着中原沃土被外人占据。据《晋书》记载塞外内附有三十万人，入塞匈奴有数十万人，羯族和其它进入中原大地的十九种种族有一百多万人。羯族、鲜卑族是白肤色人种。而这些只是有记载的。南北朝时期，更是各种蛮族大批的进入中原，人数已经多于中原人。就是说入侵者已经占据统治地位，把中原瓜分了。打个比方这要比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大大小小的殖民地严重得多。因为入侵的异族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公元306年，巴氐族人李雄称帝，定都四川成都，建国号大成，史称成汉。 公元315年，拓跋族人猗卢称王，建国号代，占有蒙古地区。 公元319年，汉臣刘曜称帝，定都陕西西安，改汉为赵，史称前赵。 前赵臣羯族人石勒称王。 公元337年，东晋臣鲜卑人慕容晃建燕，史称前燕。 公元351年，后赵臣氐族人符健称王，定都陕西西安，建国号大秦，史称前秦。 公元384年，前秦臣鲜卑人慕容泓称王，建国号燕，史称西燕，占有陕西地区。前秦臣鲜卑人慕容垂称王，建国号燕，史称后燕，占有河北地区。 公元386年，前秦臣羌族人姚苌称帝，定都陕西西安，建国号大秦，史称后秦。前秦臣拓跋圭称王，建国号魏，史称北魏。 公元407年，匈奴人赫连勃勃称大单于，建国号大夏…… 五胡、十六国乱我中国。这时的中原人已不是汉时的中原人，汉朝的原有人口早已不足的一半。 中国开始蛮夷化，比起汉朝完全是一种经济文化的倒退。多年的战乱使中国的文化、建筑遭到严重破坏，多少百年的文明古城成为灰烬。多少文化宗卷遭焚毁。战国、秦汉时期的艺术基本是看不到了。外来的宗教文化逐渐统治中国，中原大地上到处兴建大大小小的庙宇，供奉着外来的神。外来的佛教已远远的压过汉人推崇的儒教。异族的音乐、舞蹈、佛教的雕塑、绘画完全统治了中国。 这时在中国黑暗的历史上出现了一个闪光的名字，一个伟大的皇帝隋文帝杨坚（541—604）。公元581年（大定元年）废胡人建立的周建立隋朝。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同年琉球群岛归降隋朝。他结束了中国长期混乱的局面、征服各族蛮夷使中国又回到了和平年代。隋朝的李德林《天命论》中说隋文帝，“帝体貌多奇，其面有日月河海，赤龙自通，天角洪大，双上权骨，弯回抱目，口如四字，声若钏鼓，手内有王文，乃受九锡。昊天成命，于是乎在。顾盼闲雅，望之如神，气调精灵，括囊宇宙，威范也可敬，慈爱也可亲，早任公卿，声望自重。” 初唐的李延寿在《北史》中赞美隋文帝， “皇考美须髯，身长七尺八寸，状貌瑰伟，武艺绝伦；识量深重，有将率之略。” 隋炀帝杨广曾这样歌颂过父亲：“高祖文皇帝受天明命，奄有区夏，拯群飞于四海，革凋敝于百王，恤狱缓刑，生灵皆遂其性，轻徭薄赋，比屋各安其业。恢夷宇宙，混壹车书。”曾孙子越王杨侗这样赞美他，“高祖文皇帝圣略神功，载造区夏。” 宋朝的陈普在《历代传授歌》中歌颂道：“北齐后周犹一隅，隋文混一朔南暨。”大儒王夫之赞评道：“隋文之待威也，固以古大臣之任望之；威之所以自见者，亦以平四海、正风俗为己功。”隋文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黄袍加身的皇帝，《读通鉴论》：“开皇元年，隋主服黄，定黄为上服之尊，建为永制。”自隋文帝开始穿黄袍以后，从此中国后代皇帝都穿黄色的衣服了。 北齐和北周时期上层贵族都极端排斥汉人，热衷于鲜卑化与西胡化。杨坚先辈武川镇司马杨元寿因辅助鲜卑有功被赐胡姓普六茹，杨坚上台后立即恢复了自己的汉姓，停止了公元500年以来历时80年的军界鲜卑化和公元535年以来历时46年的政界鲜卑化趋势，力行的汉化。 杨坚对反叛旧臣、豪犟大吏（鲜卑贵族），诛夷罪退，毫不手软。他罢黜了一些没有才干的大臣，包括对自己夺取帝位有功的人，将一些有真才实干的人提拔上来，辅佐自己管理国家政务。 隋文帝对平民百姓实行宽仁的政策。杨坚在政权基本稳定之后，杨坚便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了中央和地方的政治体制、赋税、土地制度、法律、钱币、对外关系等方面。杨坚内修制度，外抚四夷，崇尚节俭，勤理政务。“求劳日昃，经营四方”，“大崇惠政，法令清简，躬履节俭，天下悦之。”，“乘兹机运，逐迁周鼎”，“职方所载，并入疆理，禹贡所图，咸受正朔。”公元587年（开皇七年）隋灭后梁, 公元589年（开皇九年）隋灭陈，统一全国。隋文帝结束了中国上百年来分裂的局面，也结束了中国三、四百年的战乱时代。 隋文帝采用长孙晟的“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战略，主要运用和亲拉拢分化突厥，使突厥耗于内战，从而各个击破。公元599年（开皇十八年）突厥内讧，突利可汗奔隋，以突利为启民可汗，筑大利城居之。公元602年（仁寿二年）隋军大破突厥，夺回了河套地区，把边界扩展到阴山以北。杨坚开创的“甲兵强盛”、“风行万里”的大隋王朝，致使“金陵失险” 、“单于款塞”。隋的统一标志着胡汉文化嫁接的完成。 杨坚拯救了汉文化，因为春秋、汉代的文化典籍因几百年来的混战，因战火焚毁、遗失大半，公元583年隋文帝下诏求书，献书一卷赏绢一匹。“民间异书，往往间出”，“一、二年间，篇籍稍备”。隋时的藏书量是中国历代最多的，隋朝藏书最多时有37万卷，77，000多类的图书。可大部份图书又毁于战火，唐玄宗时藏书最多时8万卷，唐学者自着28，467卷，唐以前图书只还剩28，469卷，这些图书大部分也难逃战火。多少优秀的学者、多少伟大的着作、多少中国的文明、辉煌都消失在历史的尘霭里，但只要是诸子百家的书还在，只要是儒家经典还能留存，中华文明就不会死。 隋文帝杨坚登基后下过这样一道诏书：“建国重道，莫先于学，尊主庇民，莫先于礼。自魏氏不竞，周、齐抗衡，分四海之民，斗二邦之力，递为强弱，多历年所。务权诈而薄儒雅，重干戈而轻俎豆，民不见德，唯争是闻。 朝野以机巧为师，文吏用深刻为法，风浇俗弊，化之然也。虽复建立庠序，兼启黉塾，业非时贵，道亦不行。其间服膺儒术，盖有之矣，彼众我寡，未能移俗。然其维持名教，奖饰彝伦，微相弘益，赖斯而已。王者承天，休咎随化，有礼则祥瑞必降，无礼则妖孽兴起。人禀五常，性灵不一，有礼则阴阳合德，无礼则禽兽其心。 治国立身，非礼不可。朕受命于天，财成万物，去华夷之乱，求风化之宜。戒奢崇俭，率先百辟，轻徭薄赋，冀以宽弘。而积习生常，未能惩革，闾阎士庶，吉凶之礼，动悉乖方，不依制度。执宪之职，似塞耳而无闻，莅民之官，犹蔽目而不察。宣扬朝化，其若是乎？古人之学，且耕且养。今者民丁非役之日，农亩时候之馀，若敦以学业，劝以经礼，自可家慕大道，人希至德。岂止知礼节，识廉耻，父慈子孝，兄恭弟顺者乎？始自京师，爰及州郡，宜祗朕意，劝学行礼。”《隋书》这样说道：“自是天下州县皆置博士习礼焉。”由此可见他对汉文明的复兴起到的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