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哲学文化思想比较论文

中西方哲学文化思想比较论文

哲学是以人类的实践活动为直接对象的思想认识活动，是能够从世界万物中发现、界定、彰显和产生人类思想认识活动这个本源事物，获得本源事物和非本源事物的知识，以下是我整理的中西哲学比较论文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摘要：中国从近代魏源的睁眼看世界开始就有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西方在综合国力，人口素质，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无疑已经领先了中国，而到了现代，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和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要从各个方面借鉴西方。为什么拥有更加悠久历史和文化的中国到了近代却大大落后于西方呢?在我看来为人们提供最基本的世界观和从事各种活动的方法论的哲学占了很大的原因。西方哲学从古希腊的起源开始就已融入西方文明的血液之中。因而我们就要了解研究西方哲学，并与中国哲学进行横向对比，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

一、哲学的定义

哲学是以人类的实践活动为直接对象的思想认识活动，是能够从世界万物中发现、界定、彰显和产生人类思想认识活动这个本源事物，获得本源事物和非本源事物的知识，建立事物一元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高人类的思想认识能力、满足人类的生存发展需要的本源事物。

二、西方哲学来源

哲学(philosophy)是从希腊字“Φιλοσοφία”转变而来,意思为“爱智慧”，或是比较少用的“智慧的朋友”。在汉语中“哲”这个词是聪明、智慧的意思，中国古代把聪明而有智慧的人称为哲人，所以，中国近代以来，就把关于智慧的学问称作哲学。哲学是难以被定义的，因为有众多分歧的观念都被视作为哲学。皮尔金哲学辞典中定义哲学为“有关思想，行为，与实在中最基本与普遍的概念。”皮尔金百科中提到哲学与科学的差别在于，哲学问题的答案不能仅由经验证据来得到。无论如何，这些观点都被牛津哲学辞典所挑战:“二十世纪晚期...偏向于将哲学思考视为对于任何一种智识探索的最好实践”。的确，许多早期哲学家在自然哲学方面的观察最后都形成了现代科学对于众多课题上重要的基础。

希腊历来被认为是欧洲文明的摇篮，是欧洲乃至西方哲学的故乡。 希腊哲学的最早流派米利都学派约产生于公元前7或前6世纪，在此之前，古希腊哲学也有一个漫长的孕育时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古希腊哲学的前提是古希腊神话。古希腊神话包括神的故事和英雄传说两部分。在最古老的神话中，讲到了天地的开辟、众神的诞生、人类的起源等。在古希腊人的想象中,神具有人的形象和人的感情。神和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是永生不死的,他们比人更高大、更有力量,而且主宰着人间的祸福和命运。奥林匹斯山的12个主要的神实际上就是自然力的化身。 哲学的智慧产生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哲学源于人们对实践的追问和对世界的思考。

古代真正的哲学可以使我们正确的看待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变化与发展，用睿智的眼光看待生活和实践，正确对待社会进步与个人发展，正确对待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正确对待进与退，得与失，名与利，从而为生活和实践提供积极有益的指导。因此，哲学的任务，就是寻找光明，在人类生活的路途上点起前行的明灯，指导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三、西方哲学家的哲学观点

柏拉图指出：“thauma”(惊奇)是哲学家的标志，是哲学的开端。柏拉图满蕴深意地说：“iris”(彩虹，虹之女神，宙斯的信使)是“thauma”(惊奇)之女，并无误溯其血统。“Iris”(彩虹)向人传达神的旨意与福音，哲学是由惊奇而发生，在其注目之下，万物脱去了种种俗世的遮蔽，而将本真展现出来。由此，它把自己展现为一种真正解放性的力量。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人都是由于惊奇而开始哲学思维的，一开始是对身边不解的东西感到惊奇，继而逐步前进，而对更重大的事情发生疑问。

一个感到困惑和惊奇的人，便自觉其无知。

黑格尔认为：哲学是一种特殊的思维运动，哲学是对绝对的追求。“哲学以绝对为对象，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黑格尔《小逻辑》。

爱因斯坦这样谈论哲学：如果把哲学理解为在最普遍和最广泛的形式中对知识的追求，那么，哲学显然就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之母。

十八世纪德国著名浪漫派诗人、短命天才诺瓦利斯(1772—1801)关于哲学的定义：哲学是全部科学之母，哲学活动的本质原就是精神还乡，凡是怀着乡愁的冲动到处寻找精神家园的活动皆可称之为哲学。

四、西方哲学的东行脚步

1874年日本的学者西周在《百一新论》中用汉文“哲学”翻译从希腊文philosophia 转换而来的英文philosophy一词，1896年前后黄遵宪、康有为将西周的译称介绍到中国，后渐渐通行 。中国清代以前的文化典籍中并无哲学一词，只有单独存在的“哲”和“学”这两个动词。“哲”在汉语中的基本含义是明智、明理，哲这个词指人们通过思想认识活动，使被遮蔽的智慧和道理显明出来这种事情。“学”在汉语中的基本含义是模仿、实习、再现。学这个词是指个人通过模仿、学习、再现事物的活动，获得知识和能力这种事情。哲与学两个单词合在一起组成的哲学一词，其词性是动词，其含义是指人们为了明智、明理、提高思维认识能力所进行的学习认识活动。

西学东渐哲学进入中国后，学界发生了中国本土文化中有无哲学的论争。认为中国有哲学的人把哲学定义为：关于宇宙和人生的基本思 胡适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指出：“凡研究人生且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求一个且要的解决”这样的学问叫做哲学。

在西方，哲学一词通常用来说明一个人对生活的某种看法(例如某人的“人生哲学”)和基本原则(例如价值观、思想、行为)。而在学术上的哲学，则是对这些基本原则的理性根据的质疑、反思，并试图对这些基本原则进行理性的重建。

最早哲学的范围涵盖所有的知识层面。它一直是人类最抽象的知识研究。对哲学一词的介绍最初来自希腊思想家毕达哥拉斯。

从西方学术史看，科学是哲学的衍生物。后来，科学独立为与哲学并行的学科。科学与哲学有互动关系。科学产生知识，哲学产生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也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现代西方哲学中有科学哲学，是专门研究有关科学的理论。这种理论研究了科学的历史，为科学总结了许多理论模型，但这也只是解释了科学，并不是可以指导科学。哲学是人类了解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是使人崇高起来的一门学问。

五、中西哲学的差异

有人说，一个苹果，东方思想在于领会整体，而西方则一层层剖析。

在前文中已阐述了西方哲学的起源，可以说，古希腊哲学就是西方哲学的源头，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西方哲学所关注的哲学问题也在不断地变化。尽管在古希腊之后的西方哲

学发展不尽相同，但其承继的仍然是古希腊的哲学精神——都表现为对各种现象之后的原因的关注和对确定性的追求;而中国哲学的产生，并不象西方哲学那样可以找到明确的起点，也没有出现类似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试图截然与传统分开或创立新的传统。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哲学是从《易经》开始甚至可以上溯到更早的阴阳五行等观念，而此后中国哲学、科学的发展以及理论依据往往都来自于这些传统观念。纵观整个中国哲学，各种学说的前后相继性很明显，各个学派所讨论的问题虽然有所不同，但是主要都集中在政治伦理方面，即都表现为对人的关怀和规范。总得来说中西方哲学在方向上和方法上的巨大差异。从起点和终点来看，两种哲学出发不同结点也就不一致。西方哲学崇尚灵魂自由，重过程;中国哲学更多功利性，重结果。前者是为个体的，后者是为社会的。西方哲学更注重思辩的过程。“我重视寻求真理的过程，更甚于发现真理的本身”，莱辛的这句话就是对古希腊哲学家的最好概括。正因为这样，希腊哲学家被称为科学哲学家，而中国哲学家被称为社会哲学家。

在黑格尔看来，孔子的学说不具有思辩性，只是道德的伦理的说教。黑氏曾经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里评论过孔子：“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孔子的书籍没有被介绍到西方，那是最好不过的事情。”遗憾的是，黑格尔翻阅了孔子全部的书籍，所以，孔子就成为批判的靶子。

古希腊哲学家对科学的热爱就如同对生命本质的热忱一样。泰勒斯因为在一个圆内画出直角三角形而宰牛欢庆，毕达哥拉斯因为发现了勾股定理而举行百牛大祭。公元前3世纪，当罗马战车开进叙拉古的时候，他们看见了一个老人正在沙地里研究一个几何图形(希腊哲人几乎个个有这个爱好)，军人要带老人去见罗马统帅，老人示意不要打断他的思维。军人拔剑把老人杀了，当剑劈来的时候，老人刚刚说完最后一句话：“不要踩坏了我的图”，这个老人就是阿基米得。古希腊哲学家对于求知的本身和过程怀有多么强烈的热忱，可见一斑。

中国古代哲学则更重视哲学对他人的引导，强调哲学的社会性。《列子》记载的“两小儿辩日”，很说明问题。孔子东游，碰上了两个小儿在辩论，一个说日出时太阳近而日中远，，因为日出时太阳大，而日中小;另一小孩则反之，认为一个反之，日出时太阳远而日中近，因为日出时太阳凉而日中时太阳热。小儿问孔子，孔子不能解释。两个孩子嘲笑道：“孰谓汝多知乎?”(谁说你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呢?)。显然，按照孔子的智慧，这不应该是个问题，问题是：他压根儿就对自然现象兴趣索然。

东方哲人也提出了本原是什么，至于过程，你自己去领悟吧!一个“悟”字淡化了探究人生真谛的思辨过程。老子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至于地如何法天，天如何法道，道如何法自然，三如何生万物?你自己去感悟好了。列子说，是我乘着风呢，还是风乘着我?庄子亦如是，是我化成了蝴蝶呢，还是蝴蝶变成了我?就文学而言，诚为极高的浪漫主义情怀;就哲学言，实在是一不可知论的怪圈。怪则怪矣。于是，轻松逃离了对具体事物的认知。

在希腊哲人看来，求知是人的天性。作为爱智慧之人，就应穷究宇宙的来源，探索万物

的根本，诘问人生的目的。在不断地探究和追问中学得知识，并获得灵魂自由、思想奔放，享受真正的快乐。而中国先哲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热衷于探讨和改造社会，把追求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看作自己人生的最高境界。

六、哲学的价值及对当代中国的借鉴作用

哲学之应当学习并不在于它能对于所提出的问题提供任何确定的答案，而是在于这些问题本身;原因是，这些问题可以扩充我们对于一切可能事物的概念，丰富我们心灵方面的想象力，并且减低教条式的自信，这些都可能禁锢心灵的思考作用。此外，尤其在于通过哲学冥想中的宇宙之大，心灵会变得伟大起来，因而就能够和那成其为至善的宇宙结合在一起。

哲学也可以说是理性对于信仰的研究，同时还有理性对人与自然规律的总结。

哲学是对世界的关于终极意义的解释，它在解释中使我们了解世界，使世界在我们的意识中合理化，从而为我们提供心灵的慰藉。

哲学还是对人的自我一种定位的工具。

哲学不等于面包，但是哲学相当于吃面包时涂的蜂蜜。哲学的任务是更好的指导人们正确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在前文中已经提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更注重成果，即唯结果论。这或多或少已经影响到了当代中国人的思维，但是纵观当今世界，每当世界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所需要的科学技术往往是当年发现时看似毫无用处的技术，按中国唯结果论的观点无疑会忽视这些技术。而当今中国已处于一个全新的历史机遇下，若让这种思想继续盛行，那无疑会让中国错过不少机遇，所以西方哲学重视追求真理过程的观点更值得中国的借鉴与学习。中国要实现新的飞跃，实现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和中国文化的复兴，就必须结合中国哲学固有的特点，同时研究，分析，借鉴西方哲学，形成中国特色的哲学体系来指导实践，指导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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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哲学包括三大系统：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印度哲学。每一个哲学系统都有自己的特点，有自己的特殊概念、范畴，有自己的特殊问题，有自己的特殊见解。研究比较哲学很有意义。我对印度哲学没有研究，所以只能讲一下中西比较的一些问题。在中国也有许多派别，其见解也不一样，像儒家、道家、墨家彼此就不一样；后来的理学也分不少派．也都不一样，情况是复杂的。西方哲学更是如此，古希腊就有不少派别，到近代、现代，西方哲学派别更多，所以很难笼而统之地讲，西方哲学怎么样，中国哲学怎么样。我今天讲的中西哲学比较，主要是就中国大多数思想家的思想与西方大多数思想家的思想作相互比较，其中有许多例外，中国哲学里边也有许多特殊的思想家，西方哲学里边也有许多特殊的思想家，这些复杂情况都应该注意。 一、中西思维方式的异同 中国哲学表现一种思维方式，西方哲学表现另一种思维方式，彼此很有区别。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比较显著的特点就是注重分析，西方分析思维比较流行，比较占势力。从古希腊一直到近代，尤其近代西方哲学，分析方法很流行。恩格斯也讲过，在古希腊辩证法比较多，古希腊许多哲学家都是辩证法家。到了近代，恩格斯用了一个名词就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他说在十六世纪以后，西方就出现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辩证法不太受重视了，把事物看成孤立的、静止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这个名称是黑格尔提出的，事实上这个名称并不合适，因为形而上学还另外有一个意义，在马克思、恩格斯早年著作《神圣家族》里边也讲到形而上学，那就是另外一个意义，就是玄学、本体论的意思。后来，恩格斯采用黑格尔德用发，把英国培根、洛克以后的科学思维方法叫做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现在这个名词比较流行了。可是中国哲学从古代一直到近代，比较占势力的是辩证思维。可以说西方以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为主，这是大概讲讲。事实上中国也有分析思维，在中国有儒家、墨家、道家，墨家是比较注重分析思维的，可是墨家到汉朝以后就断绝了，分析思维就不太占势力了。中国的辩证思维起源是比较早的，老子讲"正言若凡"（《老子》第七十八章），就是说一句话看起来是反面的，其实有深刻的含义。他讲"反者道之动"(《老子》第四十章)，老子特别强调这个"反"，这个"反"用黑格尔的名词说就是"否定性"，老子认为一切事物后来都归于否定。孔子讲"叩其两端"(《论语．子罕》)，遇到什么问题，从两方面来考虑，问题就解决了。孔子的"叩其两端"也是辩证思维的一种表现。从老子、孔子开始，中国的许多思想家都有辩证思维，到宋朝张载，辩证思维尤其丰富，后来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辩证思维也很丰富。在西方，也有丰富深刻的辨证思维，一个最重要的代表就是赫拉克利特，他是西方辩证法的开端，所以现在西方有人讲赫拉克利特就是西方的老子，过去也有人讲老子就是中国的赫拉克利特。中国的老子、西方的赫拉克利特都是辩证法的代表，不过，中国的辩证思维与西方的辩证思维有区别和不同之点。老子和赫拉克利特都是辩证法的大家，可是他们所讲的也不一样。中国哲学讲的辩证思维比较注重对立的统一，特别注重统一、注重和谐，认为和谐、对立的融合是最重要的。赫拉克利特特别强调斗争，老子特别强调和谐。这说明中西都有辩证思维，可是其重点不一样，直到现在亦是如此。关于中西两种思维方式的不同，前两年有个美国哲学教授巴姆（Bahm）到北京来，他是专讲比较哲学的，写了一本书叫《比较哲学》，他对中国哲学、印度哲学都很感兴趣，对西方哲学更有研究。他说中国、印度和西方的思维方式很不一样。他画了三个图，表示三者之不同。 西方的思维方式：是A就不是非A，是非A就不是A,把肯定和否定分析得很清楚，这个就不是那个，那个就不是这个。在印度，说A不对，说非A也不对，把A否定了，非A也否定了。你说这个东西是这个不对，你说这个东西不是这个也不对，根本就不能说，这是印度的思维方式。在中国，这个太极图表示阴阳互补，相反相成，相灭相生。巴姆认为中国的这个思想比较深刻。他是个大物理学家，他很推崇中国?quot;阴阳鱼"。我附带谈一谈阴阳鱼太极图的历史。在过去很多人认为阴阳鱼太极图出于唐朝，现在经过考证，确认阴阳鱼形式的太极图是南宋末年才出现的。在宋代有个哲学家叫周敦颐，画了一个太极图，他那个太极图就是一个大圆圈，周敦颐当时并没有阴阳鱼形式的太极图。阴阳鱼形式的太极图是在周敦颐以后，到南宋末年，才有人画了这么一个图。现在阴阳鱼太极图很有名了，他表示中国辩证思维：两端互补，相反相成，相灭相生。中国古代辩证思维有一定的水平，这也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优秀遗产。中国古代哲学关于辩证思维、关于对立统一可以说有很多很深刻的思想，值得研究。西方的所谓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即分析思维方式，在历史上很起了作用，从十六世纪培根、洛克以后，西方自然科学发展起来了，西方自然科学就是靠所谓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就是靠分析思维，通过分析、通过实验，自然科学就大大发展起来。所以，现在我们是要发扬中国古代辩证思维的优秀传统，同时也还要学习西方的分析思维。马克思主义可以说两方面都有，它一方面讲辩证法，同时也是注重分析的。我认为分析思维也是很重要的，过去，中国儒家、道家都不重视分析思维，这是一个缺点。列宁有篇文章《谈谈辩证法的要素》，其中有一条就是分析和综合的统一，列宁讲辩证法是注重分析与综合的统一，分析与综合的结合。这是辩证法的一个要素。 二、中西本体论的异同 所谓本体论在英文就是Ontology，有人将其翻译成本体论，有人翻译成玄学，有人翻译成实体论，但是与西方本体论有很大的区别。 西方本体论学派很多，意见彼此也不一样，其中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观点，讲本体与现象的关系。本体与现象是两个方面，本体是现象的本体，现象是本体的表现。西方尤其是唯心论者有这么两句话?quot;本体实而不现，现象现而不实"。这就是说，本体是实在的、是真实的，可是它自己不能够表现出来；现象是表现出来了，可是它不是真实的，只是本体的表现。这种思想在西方新黑格尔主义那里特别强调。这个观点在印度也一样受到强调。但这个观点曾在二十世纪受到西方一个大哲学家的反对，这个哲学家叫Whitehead(怀特海)。他认为，西方近代以来，都是把现象和本体分成两截，他起了个名词："bifurcation of nature(自然的两分)"，把整个自然分成两片：一片是真的，一片是假的；一片是实在的，一片是虚妄的。他认为这种分法是根本错误的。怀特海反对对自然的两分，他说我就是讲这个自然，自然不应该分成两片。 中国自古以来，许多大哲学家都是不讲本体与现象对立的。认为本体与现象是统一的，又有区别，又有统一。中国哲学认为，本体是实在的，现象也是实在的，并没有虚实的区别。在中国讲本体与现象的区别是什么区别呢?是一种本末、源流的区别。一方面是本，一方面是末；本就是本来就有，末就是后来才发生的、后来才衍生出来的；源流，源就是起源，流就是后来才产生的。中国大多数哲学家都认为本体是根本、是实在的，现象虽然不是根本，可也是实在的，这是中国本体论的一个特点。 南宋初年有一个哲学家叫胡宏，他批评佛教说："释氏……于一天之中分别幻华真实，与道不相似也。"(《知言·往来》)胡宏的话表现了中国哲学家的一个态度，即认为现象也是实在的。北宋哲学家程颐有两句话表示体与用的关系："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易传序》)体是根本，用是体的表现，一源是讲二者是统一的，显就是表现出来的，微就是里面深刻的内容，二者没有间隔，而是相互统一的。这句话表明了本体与现象虽有区别，但仍是统一的。这就是中国本体论的特点。 因为中国哲学本体论有这么一个特点，与印度、西方都不一样，不容易了解，但表现了中国哲学的一个深刻思想。现代有个哲学家熊十力先生，他讲哲学特别强调这?quot;体用一源"，他反对西方体用两分，认为那是错误的。也有人不了解中国哲学的这个特点，于是认为中国哲学没有本体论，完全是用西方的模式套中国的哲学，我认为是错误的。中国哲学讲体用一源，与西方哲学把体用分开是不一样的，但中国的体用一源也是本体论，不能说中国哲学没有本体论。中国哲学不仅有它的特点，我认为它的特点还是比较深刻的。 三、中西哲学根本范畴的异同 西方哲学有许多根本概念、根本范畴，中国哲学也有许多根本概念、根本范畴。 在中国哲学中，有许多根本概念、根本范畴，很难翻译成外文；西方哲学中，许多概念、范畴也很难翻译成中文，各有各的特点，必须了解他的真正意义。这点对研究哲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必须真正了解中国哲学一些范畴的真正含义，这是很细致的功夫，不容易做到。 在中国哲学里边有这么几个概念，很难翻译成外文。 第一就是"道"。老子提出这个道来："道可道，非常道"（《老子》第一章），认为这个道"先天地生"，就是世界的本体。那么这个"道"怎么翻译呢？这就很难了。现在西方人翻译老子的《道德经》大多数都是用音译"dao"，也有人用意译，译成"way"，可是"way"就很难表示"道"的许多含义。在西方哲学中也有个观念"逻各斯"，这个逻各斯跟老子的道很相近似。一方面逻各斯指世界的根本规律；老子那个道也当"说"讲，"道可道"的可道之"道"当"言说"讲，西方的逻各斯也有说的意义。但道还有许多特点，翻译成"逻各斯"也不行。现在西方大多数人都翻译?"dao"。西方人对老子《道德经》五千言很感兴趣，《道德经》在西方已有一百多中译本，都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来翻译。 第二就是"气"。在中国哲学中，气是非常重要的概念。气跟西方所谓的物质、原子比较接近，气表示一种物质存在。可是中国的气跟西方所谓的物质又不一样。西方所谓的物质有一个特点，就是有广袤性，就是extension，是占有空间的一种存在，中国的气也是占空间的存在，这点是一样的。可是西方认为物质具有惰性、动者恒动，静者恒静，必须加以推动它才动。而中国的气有运动性，从先秦时期到宋明时期讲的气，一直都是会运动的，有运动性，没有惰性，当然它有动也有静，在它的内部包含有运动性。这点与西方所谓的物质就很有区别了。现在西方人研究中国哲学、中国科学，想法子翻译这个气字，有许多人把气翻译成"生命力"，因为这个气是会运动的。事实上，中国的气跟所谓生命力分属于两个层次，有气的东西不一定有生命，所以把气翻译成生命力也是错误的。近来有一个比较合适的翻译法， 把气译成"能"，即所谓的"energy"，可是气也不仅是"energy"。我认为，气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西方讲的"mass"；同时又包含"energy"，它是质量与能量的统-。中国的气这个概念既包括能又包括质，是一个很深刻的概念。西方的物质还有一个特点叫不可入性，这个物质不可能进去，不能进到物质里边，除非把它破坏了。中国的气与西方的物质就不一样了，它有可入性，你可以进入气里边，也不破坏它原来的实体。所以气这个概念还是一个很神妙的概念。 第三是"神"。中国哲学中还有一个很难懂的概?quot;神"。中国哲学里边所谓的神有三层意义。第一层意义就是指天神、上帝；第二层意义指人的精神作用、思维作用；第三层意义指微妙的变化，所谓"阴阳不测之谓神"（《易传．系辞上传》第五章），阴阳互相作用非常神妙，这种情况也叫作神。如果碰到一个神字，就认为这是在讲上帝，认为是有神论，那就是完全错误了。中国许多哲学家讲神，她不是在讲上帝，他是讲"阴阳不测之谓神"。这个概念也很难翻译成英文。 第四是"诚"。这是一个更为深奥的概念，"诚"就是诚实的诚，可是中国古代哲学家把诚作为一个哲学范畴，作为哲学的一贯根本概念。这个诚应该怎么讲？宋朝朱熹讲诚时说了句话?quot;真实无妄之谓诚"（《四书集注．中庸章句》）。真实无妄怎么讲呢？一方面是真实， 是实实在在的；另一方面是无妄，就是没有偶然性，是必然的。所以这个诚表观了两层含义，一层是实在性，另一层是必然性、规律性。黑格尔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凡是合理的都是观实的，凡是观实的都是合理的"。中国的这个诚字就把现实的与合理的两方面结合起来了。（《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t961年6月版，第11页。）这所谓诚，意义相当深刻，不容易理解。 研究中国哲学，应该深入了解这些范畴的意义，不能从表面上看。 西方哲学也有许多概念很难翻译成中文，最显著的就?quot;being"。"being"可以说在古希腊哲学中是最重要的概念、最重要的范畴。这个范畴怎么翻译呢?这很成问题，一直到观在都没有一个很好的翻译方法。过去都翻译成"有"或者"存在"，有人认为这样翻译跟它原意不合，有人就翻译成"是"。英文"being"是从"to be"变来的，它是从一个动词变成一个动名词，表示"是"，也表示"存在"，过去很多人都把它翻译成"有"。黑格尔的《逻辑学》第一章就讲"being"，一般都译成"存在"或"有"。有人认为古希腊的"being"译成"有"或"存在"都不合适，认为应翻译成"是"。可是在中文里的"是"没有存在的意思，所以译成"是"就很难理解。现在一般都译成"存在"或"有"。有人提议，应该翻译成"是者"，但这个"是者"很别扭，不像中文。这就表明西方有一个根本范畴，很难译成中文。关于英文的"to be"，有人认为中国古代不用"是"字，事实上这样理解是不对的，中国古代是有"是"字的，可举《论语》上的两句话为证。孔子有一天坐着车赶路，碰见两个隐者问路，那隐者就说："父执舆者为谁？""为谁"这个"为"字就是现代的"是"字。子路就回答说："为孔丘"，即是孔丘，隐者又说："是鲁孔丘欤？"是鲁国的孔丘吗？可见中国古代就有这个"是"字。认为中国古代没有是字，是错误的。但是这?quot;是"字是作为联系词来用的，用它来翻译"being"是不恰当的。笛卡儿有一句话很有名："我思故我在"，我在这儿思想所以我存在。如果直译，按照原文就应译成"我思故我是"，就很难理解。以上表明西方有一个很重要的范畴"being"很难译成中文，我们研究西方哲学，对此必须有一个深刻的理解。 其次．从中国语言跟西方语言来作比较，中国话里边有时两个名词有区别，而在西方没有区别。比方中国的"兄弟‘，哥哥跟弟弟是两个词。在西方，"兄弟"是一个词brother，它不分是兄是弟。中国的"心"字，在西方用两个名词来表示：一个是"mind"，会思考的那个心，还有一?quot;heart"，即心脏，所以西方人动感情就用"heart"，把"mind"和"heart"分开了。中国就是用一个"心"字,心脏也是用这个"心"字，思维器官也是这个"心"字，这就比较模糊了。而西方所谓"being"把"是"与"存在"合而为一，意义也比较含糊。 还有一个跟哲学关系不大的名词"国家"。中国哲学中的"国家"就是这么一个词，西方就分开了：一个是"state"，一个是"country"，一个是"nation"。"state"是国家机关，"country"是邦域，"nation"是民族，西方的邦域跟国家机器是两个名词，中国就是一个名词，意义也是比较含混。中国哲学有时用一个名词，西方哲学分成几个不同名词来表示，从这一点说明分析思维还是比较清楚的。 四、天人关系与主客关系 现在有许多学者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中国哲学讲天人关系是怎么讲的？是不是也讲主客关系？所谓天人关系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古代的"天"字的意义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本来天就是头上的天；后来天有时候表示上帝，表示最高的神，天命就是上帝的命令，这种天后来的哲学家称其为主宰之天，因为它是万物的主宰。有些哲学家即承认主宰之天，又不承认主宰之天，他的思想采取一种模糊的形式，在那里动摇。有时认为天就是"最高原理"，像孟子所谓天就是指最高原理。从战国时代起，有些思想家所谓天表示整个自然界，像荀子等所谓天就讲自然界、大自然?quot;天人合一"中所谓天指自然，用的是"天"的第三个意义。 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都讲"天人合一"这个命题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在汉朝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是董仲舒，他讲了一句话叫"天人之间合而为-"（《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天人的关系是合而为一的。可是董仲舒的天有两个意义：一个是上帝；另一个是头上的青天。他认为上帝就是头上的青天，头上的青天就是上帝，并认为上帝、头上青天与人有相似之处，"天人相类"(《春秋繁露·人副天数》)，他提出这么一句话叫"人副天数"，天有许多数目，人体也表现了许多数位，彼此相合。最显著的例子，天是每年有十二个月，人的身体上有十二根大骨头，这就跟天相符合了。这种思想完全是牵强附会，是一种浅薄的思想。 宋朝张载也讲"天人合一"，他明确提出天人合一这四个字来。张载提出"天人合一"这个命题主要是反对佛教，他说佛教否定天的客观性、否认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这是完全错误的。他说自然界也是客观实在的，天和人都是客观实在的，彼此合成一个整体，就叫"天人合一"。张载用八个字表示天人合一的思想："乾坤父母，民胞物与"（正蒙· 干称）。乾坤就是天地，天地就是人类万物的父母，人类万物都是天地所产生的，他还说我讲父母是个比喻而已。"民胞物与"，民都是我的同胞，万物都是我的伙伴、朋友。现在"民胞物与"这四个字很流行，就是从张载开始的。总之，张载认为，人是自然界所生的，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在自然界中许多动物、植物都是跟我同时存在的，应该爱护它们。这就是张载"天人合一"思想的意思，后来这个思想很有影响。 在中国哲学史上，也有人讲天人之分，不赞成天人合一。这有两个代表：一个是荀子，他说了解天人之分的人才是最高的人；一个是刘禹锡，他讲"天人交相胜"（《天论上》），就是天有天的特点，人有人的特点，天的特点超过了人，人的特点超过了天就叫"天人交相胜"。天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能够生长万物，万物弱肉强食；但是在人的社会就不一样，建立了道德法律，有力气也不行，必须有贡献才受到褒扬、受到尊重。所以在中国哲学里边有人讲天人合一，有人讲天人之分。 天人合一这个思想包含爱护自然界，维护生态和谐的意义。这些年来许多西方思想家也强调人与自然有不可分的关系，这就与中国哲学所谓"天人合一"的思想相近了。 西方传统思想强调克服自然，战胜自然。自然科学就是人类战胜自然的一种工具。培根讲知识就是力量，人类可以用知识战胜自然。从培根以后，一直到十九世纪、二十世纪，西方用科学技术战胜自然，可以说取得很大的成就，但同时也破坏了自然，受到了自然的惩罚。恩格斯也讲过这个问题，西方在许多问题上受到自然的惩罚，所以恩格斯特别强调精神与自然界的统一。 中国古代也讲主客关系。主体、客体这两个名词在中国古代没有，可是有相类似的名词。在中国古代讲"己"与"物"的关系。"己"就是自己，也就是主体，"物"就是外物，也就是客体。如果认为中国古代完全不讲主客关系，那不符合事实。《中庸》讲不但要成己还要成物，不但要完成自己，而且要帮助外物达到完成状态；同时还讲"合内外之 "，内就是主题，外就是客体。 但是西方特别强调主客关系还是比较突出的。我认为天人关系、主客关系都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这几年很多人都强调主体性，可是客体也应受到重视。如果只讲主体，不讲客体，那也是片面的、错误的。列宁的《辩证法的要素》的第一条就是"观察的客观性"，既要讲主体性，也要讲客观性，这两方面都是重要的。 五、中西人生理想的异同 在人生哲学方面，中西有什么不同呢?中国比较重视人伦，西方比较重视个人、自由，这是两者显著的不同点。 中国哲学讲五伦：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每一伦有个标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中国哲学家特别是儒家非常强调每一个人都是生活在人伦关系里边，应该遵守人伦的原则。人伦关系内容比较复杂，君臣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夫妇、父子也都有不平等的情况。这是中国伦理思想的一个缺点，它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这种不平等的人伦关系应该打破，在五四运动批判旧道德，反对旧传统，主张是?quot;三纲"。五四运动起了进步作用。 西方比较强调个人自由，哲学上讲原子主义，一个原子就是一个原子，不互相依靠。每一个人也像原子那样不互相依靠。强调个人自由、.个人独立性。 中国虽然讲人伦，但是另一方面也讲个人的人格尊严，这是儒家、道家的一个特点。君臣关系，臣也不是绝对服从君，要是君采纳臣的意见，对臣表示出一种尊重的态度，那么臣就可以为君服务，帮君的忙。假如君对臣不尊重，那臣就辞职、离开。孔子有两句话："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所以儒家一方面讲臣民要为君服务，另一方面也讲臣民有人格尊严，这是儒家的一个特点。孟子讲得更明确，他说生命是很重要的，可还有比生命更重要的，那就是人格尊严，他比生命更可宝贵。故儒家有一个传统，就是"士可杀不可辱"。道家更是强调这一点，讲个性自由。孟子提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内在价值，是绝对不能剥夺的。内在价值的内容就是道德觉悟。可以说，中国古代有"天赋价值论"，而缺少天赋人权的观念。中国天赋价值是从道德方面讲的，西方的天赋人权是从法律方面讲的。 最后谈谈中国哲学的前途 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其实，鸦片战争前，西方许多哲学家对中国哲学也很欣赏，也很赞扬。中国现在确实应该向西方学习。中国的革命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才解决了中国的大问题。现在，我们一方面要向西方学习，要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同时要发扬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方法问题很重要，既要坚持唯物辩证法，又要吸取西方的分析方法。现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价值观问题。我们要正确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正确理解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总而言之，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为指导，弘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

中西方哲学比较论文

争论与讨论的自由，本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自由主义的鼻祖约·斯·密尔在其《自由论》中已对“讨论自由”作了严谨缜密的阐述。某些知识分子在这样要害的问题上出语草率、混淆概念，既可以说明中国知识界权利观念的空乏，对智者角色意识的淡漠，亦可看到中国知识界在文化遗产与理论素养上的短缺。而讨论自由（密尔使用“讨论”一词，笔者以为无论在个人权利还是社会功能上，“讨论”与“争论”无重大区别，因本文较多地转述密尔的思想，因而转用“讨论”）乃自由知识分子智力生活的空间之所在。有了它不过意味着智力生活的开始，能取得什么成果将取决于诸多文化因素，殊难预料；然而失去它，几乎就是失去了这一社会角色的立足点，对自由知识分子而言，几乎就是失去了一切。本文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密尔。讨论自由，意味着给一切言论自由。对于赞成的言论，自然人们不会去压制。因而问题在于对待不同意见可不可以压制。实际上允许一种言论，压制另一种言论，也就谈不到讨论自由了。但这样讲其实只是说明了自由的含义，远远没有阐明为什么应该有讨论的自由，即为什么应该对不同意见给予自由。不同意见的诸种性质——它是正确的，它是错误的，它是正误参半的——决定了一个讨论自由的辩护者必须从几个方面分别论述。2.我们永远不能确信我们力图压制的意见一定是错误的。如果认定一个人、一个机构在智力判定上拥有这样的权力，大致就是认为这个人、这个机构是绝对正确的。而这一前提本身显然是不对的。正是那些被同僚、被下属称为“常胜将军”的伟人最清楚：世上根本没有常胜将军，他自己的判断经常失误。但是可卑的是帮助绝大多数人感觉到这一常识——没有一个人的判断是绝对正确的——的无数经验事实，却很少加强了这一理论概括的力度，更没有促使这一理论的扩展、丰富、升华。人类的可卑处还在于，尽管残酷的经验事实教会了绝大多数人承认自己也会犯错误，但他们并没有致力于建设一个防范措施，防范一个人误以为自己正确时的过份专断，特别是对不同意见的压制。一个人的意见可能是错误的，那么对于社会上多数人的意见可否完全信赖呢？如此是不是找到了一般“世界”中的观念呢？而所谓“世界”对一个人而言，只能供他接触到其中的一部分——他的党派、他的阶层、他的国家、他的文化圈。党外还有党，阶级之外还有阶级，国家之外还有国家，儒教世界之外还有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的世界。一个人投身、浸染在哪一部分中，带有很大的先天与后天的偶然性。绝无理由将一部分视为压倒多数。而在智力生活中，即使你真的投靠了多数，也绝然没有找到必定正确的根据。密尔说：“假定全体人类（除了一个人）执有一种意见，而仅只一个人执有相反的意见，人类要使那一个人沉默并不比那一个人（假如他有权力）要使人类沉默更为正当。”因为在理性的王国，就认识真理而言，多数不具有更多的意义。只是在一个社会需要追求某种程度上的行动的统一这个意义上，多数才有意义。但那是行动领域的事，这里说的是思想与讨论。二者的区分，我们后面再谈。在一定时刻，少数人的意见比多数人的意见正确，这种例证数不胜数。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等等。在很多场合，剥夺了一个人的意见实际上是对全人类的剥夺，因为它是剥夺了全人类中的一种意见，有时恰好是全人类中最独具慧眼的一种意见。不仅多数人可能犯错误，甚至一个时代都可能犯错误。前一时代被人们心悦诚服地接受了的主导意见在下一时代被纠正，这在历史上并不罕见。与之对应，有时，在前一代被压制的意见在下一时代被昭雪并广为接受。以上都在说明判定一个意见的对错，是艰难的。谁也没有绝对的判断力。不同的意见也有正确的可能性。因而建立在对错误意见可以压制基础上的对不同意见的压制是荒谬的。在思想的领域中一切都是可以怀疑的。但是当一种社会主导意见的支持者发觉难于为其绝对正确、永远正确论证时，他们便转而论证这些意见虽未必“正确”，但却对社会具有非常大的“重要性”，亦即“有用性”，因此不容怀疑与讨论。这种辩护实际上转移了概念，变“正确”为“有用”。但这一转移解救不了他们理论上的困境。第一，关于何为“有用”仍然大有讨论的余地，绝非统一而无争议。第二，对好多人而言，“正确”与“有用”在大多数场合有一定的相关性，是不能割裂开来的，特别是当人们已看到一个事物的错误的时候。3.以上我们提出公认的意见难保永远正确，与其对立的意见也有正确的可能性，因而讨论自由是必要的。接下来转到第二步：如果公认的意见无谬误，而与之对立的意见是错误的，应否坚持讨论自由，应否给予错误意见持有者发言权呢？这一假设实际上是与前一假设相矛盾的。前一假设讲的是“可能性”，多数人可能错，少数人可能对。这种假设前提是颠扑不破的。后一假设则认定一派意见是错的。其实仅仅从第一种假设出发，推断的结果就是坚实的。再作第二种假设及在此基础上的推断，不过是为了强调，即使后一前提成立，讨论自由仍有充分之理由。首先，一种正确的主张如果不能时常经受充分的和无所畏惧的讨论，它将不再是活的真理，而成为死的教条。这些主张和信条对其创始人以至其直传弟子来说，是充满意义和生命力的。与论敌的斗争使他们不断寻找新的证据。只要这种斗争持续下去，这种感受就不会衰弱。而一旦它成为不许怀疑，不许与之争论的教条，人们接受它就不再是出于主动，而是被动的了。教条剥夺了人们的理性，使之不对原初的争论再作关照；教条窒息了人们的心灵，使之冷淡麻木，不对任何问题给予真正的投入。这种恶果远远超出智力范围，它导致道德的衰弱。因为“在缺乏讨论的情况下，不仅意见的根据被忘掉了，就是意见的意义本身也常常被忘掉了。……鲜明的概念和活生生的信仰没有了，代之而存在的只有一些陈套中保留下来的词句；或者假如说意义还有什么部分被保留下来，那也只是意见的外壳和表皮，精华则已尽失去了。”（密尔语）第二，不许错误的意见向正确的意见挑战，意味着武断地取消了客观上存在着的论敌。“而一到战场上已无敌人的时候，教者也好，学者也好，就都到他们的岗位上去睡觉了。”用密尔时代的一位作家的话说，这是“既定意见的沉睡”。人们只是麻木地承继一些教条，对其根据和意义毫不关心。因为事物不容置疑，不再需要思考，他们也就放弃了思考。密尔说：“这个致命的倾向是他们所犯错误半数的原因。”第三，培养和开发智力的最好办法是置身到一个自由讨论的环境中，理解一种意见的根据，并学习在各种反驳前为之辩护。“一个人对于一件事情若仅仅知道自己的一方，他对那个事情就所知甚少。他的理由也许很好，也许不曾有人能驳倒他。但假如他也同样不能驳倒对立方面的理由，也不尽知那些理由都是什么，那么他便没有根据两种意见有所择取。进一步讲一个人听取敌方的论据，若仅听到自己的教师转述的样子，……那也不够。……他必须能够从实实在在相信那些论据、真诚为之辩护、并为之竭尽一切努力的人们那里听到那些根据。”他必须听取那些反对意见中的最雄辩最动听的论据，必须感受到应付挑战与解决问题的全部压力，否则他就不会得到真知灼见。密尔认为，百分之九十九的受过教育的人未经受充分的自由讨论而获得真知。他们的结论也许正确，但他们并未真正地理解一种主张和意见。苏格拉底本人绝不是没有自身立场的诡辩家，他可以为自己的信念去死。但他的辩论法却的确更注重论证过程，而非结论。他使那些只记住某一结论的人在辩论中明白自己对这一问题几乎一无所知。苏格拉底式教学法与死记硬背的教育法无疑有着霄壤之别。因而无论是真理的获得，还是对之全面、深入的理解，都在极大的程度上有赖于深刻的反对者的存在。甚至在不存在这一反对者的情况下，在培养学生时都须寻找替代物。因为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讨论，也就没有了真理。4.除了以上两种情形之外，更常见的是第三种情形，即相互对立的两种意见各包含一部分真理。特别是那些由来以久的重大争论，如世界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人性本善还是本恶，历史进程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自由竞争与国家干预，其实是双方各有道理。虽在一时间有此消彼长之势，但长久地看，似呈螺旋上升的趋势，争论的水平不断提高，却难于看到一方山穷水尽濒临出局的状况。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双方交替推出新的根据及理论高手。就以上的例子看，当下似乎是历史决定论与国家社会主义处于下风，但其深层价值并未枯竭，待其对立面完成了一段历史时期中扮演主流文化的角色并日益走向极端时，前者就又会东山再起。这种争论无疑加深了对问题的理解。但可悲的是在认识的前进中，很少成累加之势，即不断综合双方之道理。如密尔所说，在进步过程中，大部分转变不过是由一个偏而不全的真理去代替另一个偏而不全的真理，进步之处主要只在于新的真理片断比它所替代的东西更适合于时代的需求罢了。既然在重大问题上往往双方各有道理，只是程度不同，只是其中一支更合时代需求。且既然得势的意见也往往带有偏颇的性质，我们就应该珍惜主流意见、得势意见所忽略的那些对立意见中的真理成份。而真理又不是一下子能确定的，因而就要珍惜形形色色的不同意见，即使其中包含着这样那样的错误。“只要人们还被迫兼听双方，情况就总有希望；而一旦人们只偏注一方之时，错误就会硬化为偏见，而真理本身由于被夸大变成谬误也就不复具有真理的效用。”5.压制异端意见，禁绝讨论自由，将对谁造成更大的伤害呢？是异端者，是压制异端的人，还是那些非异端亦非压制异端的寻常人？是一个社会中的思想家还是芸芸众生？异端者肯定是受到伤害的。他们受到伤害的程度，在上限上取决于一个社会在思想上对异见的宽容程度，在下限上则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它对于所谓“异己分子”的人道主义程度。无论如何，对异端者的伤害是比较外在的，远不代表它对全体人民的伤害。禁绝讨论自由，压制异端，对寻常人的内在的、心灵上的伤害绝不下于异端者。因为多数非异端者在性格上没有异端者那样强悍、特立独行，往往更软弱、从众，往往不敢越异端之雷池一步，因而在禁绝讨论自由之时不仅仅是讨论与发言的权利，而且他们的思想，他们全部的精神世界都被限制了。在这种气氛下，他们中很多有才华却缺乏勇气的人变得平庸、乏味。甚至那些压制异端者在思想上也受到了损害。当失去了对立面的刺激后，他们几乎注定将成为干巴巴的教条主义者。一个没有讨论自由的社会中是很难产生大思想家的。因为“作为一个思想家，其第一个义务就是随其智力所至而不论它会导致什么结论，谁认识不到这点谁就不能成为伟大的思想家”。但是，如同我们上述的道理，与思想家相比，取消讨论自由对芸芸众生的损害更大。“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气氛之中，曾经有过而且也会再有伟大的个人思想家。可是在那种气氛之中，从来没有而且也永远不会有智力活跃的人民。……只要哪里存在着凡原则概不得争论的暗契，只要哪里认为凡有关能占据人心的最大问题的讨论已告截止，我们就不能希望看到那种曾使某些历史时期特别突出的一般精神活跃的高度水平。并且只要所谓争论是避开了那些重要得足以燃起热情的题目，人民的心灵就永不会从基础上被搅动起来，而所给予的推动也永远不会把即使具有最普通智力的人们提高到思想动物的尊严。”失去了讨论的自由，不仅对于受压制者，而且对于压制者，不仅对于思想家，而且对于芸芸众生，都是损害。它对于所有人，对于每个时代，每个社会，都将酿成无可挽回的损害。6.如果不加限定地允许自由讨论，众说纷纭的意见不是将破坏一个社会中的很多基本行为规范吗？而无休无止的争论不是将干扰一个急需做出的决策吗？正是基于这种实实在在的考虑，在迄今为止的多数历史、多数社会中的掌权者是惧怕和禁止讨论自由的。但是因为讨论自由有着巨大的积极的社会功能，对它的禁止并不是绝对的。因为绝对的确定性，绝对的正确性是找不到的，在掌权者确立了其大政方针，并不容置疑地推行了一段时间后，必发现问题、遭遇困难甚至重大挫折，这时候为了免于王朝覆灭，为了找到正确的方针，就必然在相当程度上允许自由地讨论一番，以求从中得到反省，找到新路。社会行动需要统一，社会思想又要宽容分歧，上述方式把这一矛盾放在“时间”中去解决：即一旦大政方针确定，决不允许七嘴八舌，动摇视听；而到了遭逢重大挫折后，便要广开言路，博纳兼听。但这种“时间”或曰“阶段”性方式有其内在的缺陷，就是在大政方针刚刚确立时，为了避免动摇，往往对异见采取压制政策，从而使绝大多数人不敢作逆向的讨论，甚至不敢作逆向的思考。多样性从来是产生智慧的沃土。这样，在较长时间内社会中失去了多样性，智慧也便枯竭了。在遭遇挫折重开言路时，也难有高人出山，难有卓见问世，因为人才与文化都是要积累的。“时间”方式的另一个局限是它的讨论自由的程度也是有限的。能够兼顾社会规范的稳定性、社会决策的紧迫性与人类智慧的多样性、讨论的自由性的另一手段是“空间性”方式，即将言论的范围与行动的范围分割开来。在言论的范畴里你可以怀疑一切确定性，在行动的范畴里你必须遵从带有鲜明确定性的法规。而前者与后者各据自己的领地，分野明确。前者为社会提供思想文化资源，后者为社会提供行动法则。二者虽有联系，但不是直接的，不是立刻可转换的。后者对前者的宽容正是建立在前者不直接干扰后者的这一前提之上的。人类的局限决定他找不到一种永恒确定性的东西，而社会生活又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确定性之上。这样它将社会行为法规与社会决策建立在一种假定的确定性之上，即这种认识一直尚未被驳倒，所以姑且假定其是正确的。但是这一假定有其局限性，就是它只属于行动的领域，不可以以此来杜绝人们在言论与思想的范畴中去怀疑这一确定性，去寻找它的缺陷。7.什么是人？首先，如我们刚刚说到，人是缺少绝对确定性的动物。这与其他动物构成鲜明的差别。动物在生存方式上保有极大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是稳定不变的生理机制赋予它的，如飞禽专门飞，走兽专门走，食肉类动物食肉，食草类动物食草，这是高度确定的。而人类不同。人类从百万年前就摆脱了生理机制对其生存方式的硬性规定，而开始了自己选择生存方式，靠着文化而非本能去生存。他摆脱了动物天赋的确定性。而社会生括又要求一种稳定性，于是他面临着自己去寻找一种确定性的严酷任务。人类的第一个不确定性在于其生存方式，而其第二个不确定性在于其掌握的知识与真理之性质。人类摆脱了动物的局限，开始了扩展自己对自然界与社会的认识，但是他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决定了他永远找不到终极真理，找不到本体意义上的确定性。人在其行为方式上是一种“离轨”的动物。这是生理机制与文化系统的根本差别。靠前者支配的行为方式恒定不变。而后者变动不居。“离轨”意味着两种可能性。一、人会犯错误，而动物不会犯错误。二、人会走上一条新的道路，而动物永远在老路上踯躅。而这两种可能性又必然交织在一起。他可能作出新的、明智的重大选择，然而选择了这一新路后他将不断面临新的问题，并极可能不断犯下一个个错误。没有一种古老的办法可以帮助他解决这些新问题，他距离那种原初的动物与自然界的平衡已经太遥远了。他只有靠想出新的办法去克服新的困难，而在这之中又必然不断犯下新的错误。不管“进步”在当代怎样受到后现代思想家有理有据地批判，人类已只能靠新的选择解决新的问题。他已踏上了一条不断犯错误又不断去纠正错误的没有尽头的道路。他不能停顿，停顿就是死亡。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是“会犯错误的动物”。在进一步探讨人类纠正错误的方法前还须阐明人类的另外两大属性。人是群体性动物。且这一群体不象蜜蜂那样靠生理特征将蜂王与工蜂区分开来。其头领的产生远比动物复杂。而这一群体又是合作性最强的群体，它要求起码的确定性、一致性、合法性。无论在哪一种社会形态中，这些重大选择都起码要经历小范围的谋划与争执。第二，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语言。人靠语言完成其一切交流，并靠这一符号系统储存他的文化知识上的积累。在任何一个文明社会中，文化系统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政治、经济之外的一点独立性。一个使用语言的群体，在不断解答新的问题，纠正新的错误时，靠什么？只能是讨论。不错，还要靠经验，但一种使用语言的群体动物在汲取经验时必然会讨论。在汲取哪一种经验时还会争论。密尔说：“借着讨论和经验人能够纠正他的错误。不是单靠经验。还必须有讨论，以指明怎样解释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讨论”是人类的一种属性，是人类生活方式中的重要手段之一，是人类生存中的重要内容，人类是一种离不开讨论的动物。这样说，并非意味着每个人、每个时刻，都要讨论。有些成员可以基于某种人生教训，固持“缄口莫谈”之箴言。有些时刻决策迫在眉睫，人们会说：“别再讨论了！”这都会自然发生，都颇可理解。但就一个整体社会的意义而言，“讨论”不可或缺。人类文明早就丧失了放弃讨论仍可使该物种适应生存的可能性。我们早已走上了一条以“讨论”作路基的独特的道路。容许一切讨论，不忽略每一支新鲜的声音，每一支弱小的声音，——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中西方哲学的异同点分析论文

摘要： 一般认为，西方哲学的主要特征是逻辑的、分析的，而中国哲学的主要特征是体验的、综合的。传统的中西方哲学比较研究也是基于这个认识的，但对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应当从中西方哲学智慧，内容以及他们的相同之处进行分析研究。

关键词： 中西方哲学 智慧

哲学可谓博大精深，虽然这个学期已经学习了一个学期的西方哲学，但仍只是略懂皮毛，也可以说是只知道了一些大家都懂得的那些简单的哲学思想，对于那些复杂一点的哲学思想仍然是不理解。现在就我的那一点理解来谈谈对中西方哲学的看法。

中华民族的哲学。它致力于研究世界的本原和古今历史演变的规律，形成了自己独具民族特色的自然观、历史观、伦理观、认识论和方法论。而西方哲学是拥有相同历史传统和统一概念体系的统一的哲学体系。公元前5～3世纪，人类文化史上出现了一大奇观，中西方文明几乎同时达到了一个新高峰。中方哲学以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繁荣为标志，而西方哲学则以古希腊科学文化的昌盛为特征。中西方这一时期的哲学和科学传统对于后来东西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下面将从以下几方面谈谈中西方哲学的异同点。

一、中国哲学的神秘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

泰勒斯是西方自然哲学的开创者，也是第一个用理性的目光审视自然的先哲。他认为自然界的万物总是由某种最基本的东西构成的，它就是世界的基始或本原。泰勒斯对自然的解释是“水是生命的`源泉，万物的基始是水”。这个观点为人类认识自然开创了一条可贵的理性认识之路。它引导人们从自然本身去解释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避免了用主观意志或凭个体好恶解释自然带来的任意性和神秘性。虽然古代西方人对构成自然界万物的本原的认识有各不相同的看法，但他们都是通过理性方法来解读自然。其意义在于人类对自然开始有了理性思考，推动了哲学思维和科学理性思维的发展，这对西方后来科学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基础意义。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西方理性主义。

中国的自然哲学创始人是老子。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显然，在老子的道家学说中，“道”是构成万物的本原。老子的“道学”将人们从多元宇宙观发展为一元宇宙观，力图从自然自身解释自然的多变现象，这与泰勒斯是一致的。在老子那里是“道”带来了一个整体的一，即宇宙这个统一的大系统。中国人认识自然的视角，从老子开始就与西方的泰勒斯不同，米利都学派追求的本原是构成万物的分立体；而东方的“道”却是形成整体一的基础，它是抽象的。老子说过：“道，可道，非常道”，“道”的抽象特性，它将引导东方人论“虚”，并乐于思辨玄想，因而缺少微观实证分析的本性。中国的中医理论体系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特色。 由于泰勒斯的本原是构成万物的分立体，因此，它引导的是西方学者对具体事物的结构和形成规律的寻求。东方的中国人接受的是道家学说，它的抽象性和神秘性以及它的整体视角和运动本性，它引导的是东方学者用思辨和玄想及经验观察去对整体性质和物质的运动做出把握。

二、中西方哲学智慧的差异

中国五千年的文化是中国智慧发展的坚实基础。东方信仰“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孔孟之道”一统天下，长达五千年之久，这种“伦理精神”和“价值理性”世代相传，沿袭至今，至使东方的科学技术发展，受到极大的阻碍。然而，这却成就了东方的文化发展。西方的智慧是理性的，有两千年的哲学、自然科学发展史，创造了完整的哲学、自然科学的理论体系，有逻辑严谨的数学。西方人把他们的智慧用于对哲学、科学体系的探索与研究，利用他们已有的科技成果发展军事，进行殖民扩张。西方的科学体系推动了全世界的进步，让人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西方庞大的、具有系统性和体系化的欧氏理论与中国的认识论和多神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东方智慧以直觉思维为主体，西方智慧以逻辑思维为主体；东方与西方智慧的巨大差异，构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与发展结果。

三、中西方哲学的相通之处

中西方哲学的发展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他们的发展自始至终充满了激烈的斗争。就世界构成“本体”而言，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就认识论而言，是反映论与先验论之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在不同程度上发展了辩证法。唯心主义长期占据统治地位，成为官方哲学和宗教哲学。 几千年来，唯物主义作为非官方的民间哲学，长期受到压抑，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就方法而言，是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争。中西方哲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哲学倾向的贯彻，是为一定的阶级、为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务的。

中华传统思维早就了我们发现知识经验，西方思维造就了他们发现就形成了知识。中西方的哲学如果互相借鉴的话，那么西方也就不会有异教徒惨死这样的惨案发生，都尝试着去包容别人就不会觉得别人的信仰是错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自由，我们应该尊重别人的权力。如果我们能够借鉴西方的公理化的思维方式，把我们的发现形成知识，再经过一代代人的完善，那么我们今天就不用去学习别人的知识，说不定现在世界上的大部分的高科技知识都是我们国家的，因为我们国家的科技水平是近三百年才开始落后的，在这之前，我们的水平都处在世界的前列，只是这短短的三百年就造成这样巨大的差别，不得不让我们反省一下。以上的这些有些是个人的想法，也有来自对他人的借鉴，尽管这门课的上课时间很短，但我已经在上这门课的时候感受到西方哲学的魅力并且让我对西方哲学增加了兴趣，希望以后可以更多地接触到西方哲学。

参考文献：

《浅析东西方哲学的分殊点及其影响》 沈佳强

《中西方哲学智慧的比较分析》 张志伟

中西方哲学比较论文800字

哲学是以人类的实践活动为直接对象的思想认识活动，是能够从世界万物中发现、界定、彰显和产生人类思想认识活动这个本源事物，获得本源事物和非本源事物的知识，以下是我整理的中西哲学比较论文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摘要：中国从近代魏源的睁眼看世界开始就有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西方在综合国力，人口素质，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无疑已经领先了中国，而到了现代，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和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要从各个方面借鉴西方。为什么拥有更加悠久历史和文化的中国到了近代却大大落后于西方呢?在我看来为人们提供最基本的世界观和从事各种活动的方法论的哲学占了很大的原因。西方哲学从古希腊的起源开始就已融入西方文明的血液之中。因而我们就要了解研究西方哲学，并与中国哲学进行横向对比，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

一、哲学的定义

哲学是以人类的实践活动为直接对象的思想认识活动，是能够从世界万物中发现、界定、彰显和产生人类思想认识活动这个本源事物，获得本源事物和非本源事物的知识，建立事物一元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高人类的思想认识能力、满足人类的生存发展需要的本源事物。

二、西方哲学来源

哲学(philosophy)是从希腊字“Φιλοσοφία”转变而来,意思为“爱智慧”，或是比较少用的“智慧的朋友”。在汉语中“哲”这个词是聪明、智慧的意思，中国古代把聪明而有智慧的人称为哲人，所以，中国近代以来，就把关于智慧的学问称作哲学。哲学是难以被定义的，因为有众多分歧的观念都被视作为哲学。皮尔金哲学辞典中定义哲学为“有关思想，行为，与实在中最基本与普遍的概念。”皮尔金百科中提到哲学与科学的差别在于，哲学问题的答案不能仅由经验证据来得到。无论如何，这些观点都被牛津哲学辞典所挑战:“二十世纪晚期...偏向于将哲学思考视为对于任何一种智识探索的最好实践”。的确，许多早期哲学家在自然哲学方面的观察最后都形成了现代科学对于众多课题上重要的基础。

希腊历来被认为是欧洲文明的摇篮，是欧洲乃至西方哲学的故乡。 希腊哲学的最早流派米利都学派约产生于公元前7或前6世纪，在此之前，古希腊哲学也有一个漫长的孕育时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古希腊哲学的前提是古希腊神话。古希腊神话包括神的故事和英雄传说两部分。在最古老的神话中，讲到了天地的开辟、众神的诞生、人类的起源等。在古希腊人的想象中,神具有人的形象和人的感情。神和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是永生不死的,他们比人更高大、更有力量,而且主宰着人间的祸福和命运。奥林匹斯山的12个主要的神实际上就是自然力的化身。 哲学的智慧产生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哲学源于人们对实践的追问和对世界的思考。

古代真正的哲学可以使我们正确的看待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变化与发展，用睿智的眼光看待生活和实践，正确对待社会进步与个人发展，正确对待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正确对待进与退，得与失，名与利，从而为生活和实践提供积极有益的指导。因此，哲学的任务，就是寻找光明，在人类生活的路途上点起前行的明灯，指导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三、西方哲学家的哲学观点

柏拉图指出：“thauma”(惊奇)是哲学家的标志，是哲学的开端。柏拉图满蕴深意地说：“iris”(彩虹，虹之女神，宙斯的信使)是“thauma”(惊奇)之女，并无误溯其血统。“Iris”(彩虹)向人传达神的旨意与福音，哲学是由惊奇而发生，在其注目之下，万物脱去了种种俗世的遮蔽，而将本真展现出来。由此，它把自己展现为一种真正解放性的力量。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人都是由于惊奇而开始哲学思维的，一开始是对身边不解的东西感到惊奇，继而逐步前进，而对更重大的事情发生疑问。

一个感到困惑和惊奇的人，便自觉其无知。

黑格尔认为：哲学是一种特殊的思维运动，哲学是对绝对的追求。“哲学以绝对为对象，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黑格尔《小逻辑》。

爱因斯坦这样谈论哲学：如果把哲学理解为在最普遍和最广泛的形式中对知识的追求，那么，哲学显然就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之母。

十八世纪德国著名浪漫派诗人、短命天才诺瓦利斯(1772—1801)关于哲学的定义：哲学是全部科学之母，哲学活动的本质原就是精神还乡，凡是怀着乡愁的冲动到处寻找精神家园的活动皆可称之为哲学。

四、西方哲学的东行脚步

1874年日本的学者西周在《百一新论》中用汉文“哲学”翻译从希腊文philosophia 转换而来的英文philosophy一词，1896年前后黄遵宪、康有为将西周的译称介绍到中国，后渐渐通行 。中国清代以前的文化典籍中并无哲学一词，只有单独存在的“哲”和“学”这两个动词。“哲”在汉语中的基本含义是明智、明理，哲这个词指人们通过思想认识活动，使被遮蔽的智慧和道理显明出来这种事情。“学”在汉语中的基本含义是模仿、实习、再现。学这个词是指个人通过模仿、学习、再现事物的活动，获得知识和能力这种事情。哲与学两个单词合在一起组成的哲学一词，其词性是动词，其含义是指人们为了明智、明理、提高思维认识能力所进行的学习认识活动。

西学东渐哲学进入中国后，学界发生了中国本土文化中有无哲学的论争。认为中国有哲学的人把哲学定义为：关于宇宙和人生的基本思 胡适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指出：“凡研究人生且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求一个且要的解决”这样的学问叫做哲学。

在西方，哲学一词通常用来说明一个人对生活的某种看法(例如某人的“人生哲学”)和基本原则(例如价值观、思想、行为)。而在学术上的哲学，则是对这些基本原则的理性根据的质疑、反思，并试图对这些基本原则进行理性的重建。

最早哲学的范围涵盖所有的知识层面。它一直是人类最抽象的知识研究。对哲学一词的介绍最初来自希腊思想家毕达哥拉斯。

从西方学术史看，科学是哲学的衍生物。后来，科学独立为与哲学并行的学科。科学与哲学有互动关系。科学产生知识，哲学产生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也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现代西方哲学中有科学哲学，是专门研究有关科学的理论。这种理论研究了科学的历史，为科学总结了许多理论模型，但这也只是解释了科学，并不是可以指导科学。哲学是人类了解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是使人崇高起来的一门学问。

五、中西哲学的差异

有人说，一个苹果，东方思想在于领会整体，而西方则一层层剖析。

在前文中已阐述了西方哲学的起源，可以说，古希腊哲学就是西方哲学的源头，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西方哲学所关注的哲学问题也在不断地变化。尽管在古希腊之后的西方哲

学发展不尽相同，但其承继的仍然是古希腊的哲学精神——都表现为对各种现象之后的原因的关注和对确定性的追求;而中国哲学的产生，并不象西方哲学那样可以找到明确的起点，也没有出现类似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试图截然与传统分开或创立新的传统。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哲学是从《易经》开始甚至可以上溯到更早的阴阳五行等观念，而此后中国哲学、科学的发展以及理论依据往往都来自于这些传统观念。纵观整个中国哲学，各种学说的前后相继性很明显，各个学派所讨论的问题虽然有所不同，但是主要都集中在政治伦理方面，即都表现为对人的关怀和规范。总得来说中西方哲学在方向上和方法上的巨大差异。从起点和终点来看，两种哲学出发不同结点也就不一致。西方哲学崇尚灵魂自由，重过程;中国哲学更多功利性，重结果。前者是为个体的，后者是为社会的。西方哲学更注重思辩的过程。“我重视寻求真理的过程，更甚于发现真理的本身”，莱辛的这句话就是对古希腊哲学家的最好概括。正因为这样，希腊哲学家被称为科学哲学家，而中国哲学家被称为社会哲学家。

在黑格尔看来，孔子的学说不具有思辩性，只是道德的伦理的说教。黑氏曾经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里评论过孔子：“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孔子的书籍没有被介绍到西方，那是最好不过的事情。”遗憾的是，黑格尔翻阅了孔子全部的书籍，所以，孔子就成为批判的靶子。

古希腊哲学家对科学的热爱就如同对生命本质的热忱一样。泰勒斯因为在一个圆内画出直角三角形而宰牛欢庆，毕达哥拉斯因为发现了勾股定理而举行百牛大祭。公元前3世纪，当罗马战车开进叙拉古的时候，他们看见了一个老人正在沙地里研究一个几何图形(希腊哲人几乎个个有这个爱好)，军人要带老人去见罗马统帅，老人示意不要打断他的思维。军人拔剑把老人杀了，当剑劈来的时候，老人刚刚说完最后一句话：“不要踩坏了我的图”，这个老人就是阿基米得。古希腊哲学家对于求知的本身和过程怀有多么强烈的热忱，可见一斑。

中国古代哲学则更重视哲学对他人的引导，强调哲学的社会性。《列子》记载的“两小儿辩日”，很说明问题。孔子东游，碰上了两个小儿在辩论，一个说日出时太阳近而日中远，，因为日出时太阳大，而日中小;另一小孩则反之，认为一个反之，日出时太阳远而日中近，因为日出时太阳凉而日中时太阳热。小儿问孔子，孔子不能解释。两个孩子嘲笑道：“孰谓汝多知乎?”(谁说你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呢?)。显然，按照孔子的智慧，这不应该是个问题，问题是：他压根儿就对自然现象兴趣索然。

东方哲人也提出了本原是什么，至于过程，你自己去领悟吧!一个“悟”字淡化了探究人生真谛的思辨过程。老子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至于地如何法天，天如何法道，道如何法自然，三如何生万物?你自己去感悟好了。列子说，是我乘着风呢，还是风乘着我?庄子亦如是，是我化成了蝴蝶呢，还是蝴蝶变成了我?就文学而言，诚为极高的浪漫主义情怀;就哲学言，实在是一不可知论的怪圈。怪则怪矣。于是，轻松逃离了对具体事物的认知。

在希腊哲人看来，求知是人的天性。作为爱智慧之人，就应穷究宇宙的来源，探索万物

的根本，诘问人生的目的。在不断地探究和追问中学得知识，并获得灵魂自由、思想奔放，享受真正的快乐。而中国先哲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热衷于探讨和改造社会，把追求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看作自己人生的最高境界。

六、哲学的价值及对当代中国的借鉴作用

哲学之应当学习并不在于它能对于所提出的问题提供任何确定的答案，而是在于这些问题本身;原因是，这些问题可以扩充我们对于一切可能事物的概念，丰富我们心灵方面的想象力，并且减低教条式的自信，这些都可能禁锢心灵的思考作用。此外，尤其在于通过哲学冥想中的宇宙之大，心灵会变得伟大起来，因而就能够和那成其为至善的宇宙结合在一起。

哲学也可以说是理性对于信仰的研究，同时还有理性对人与自然规律的总结。

哲学是对世界的关于终极意义的解释，它在解释中使我们了解世界，使世界在我们的意识中合理化，从而为我们提供心灵的慰藉。

哲学还是对人的自我一种定位的工具。

哲学不等于面包，但是哲学相当于吃面包时涂的蜂蜜。哲学的任务是更好的指导人们正确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在前文中已经提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更注重成果，即唯结果论。这或多或少已经影响到了当代中国人的思维，但是纵观当今世界，每当世界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所需要的科学技术往往是当年发现时看似毫无用处的技术，按中国唯结果论的观点无疑会忽视这些技术。而当今中国已处于一个全新的历史机遇下，若让这种思想继续盛行，那无疑会让中国错过不少机遇，所以西方哲学重视追求真理过程的观点更值得中国的借鉴与学习。中国要实现新的飞跃，实现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和中国文化的复兴，就必须结合中国哲学固有的特点，同时研究，分析，借鉴西方哲学，形成中国特色的哲学体系来指导实践，指导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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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哲学的异同点分析论文

摘要： 一般认为，西方哲学的主要特征是逻辑的、分析的，而中国哲学的主要特征是体验的、综合的。传统的中西方哲学比较研究也是基于这个认识的，但对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应当从中西方哲学智慧，内容以及他们的相同之处进行分析研究。

关键词： 中西方哲学 智慧

哲学可谓博大精深，虽然这个学期已经学习了一个学期的西方哲学，但仍只是略懂皮毛，也可以说是只知道了一些大家都懂得的那些简单的哲学思想，对于那些复杂一点的哲学思想仍然是不理解。现在就我的那一点理解来谈谈对中西方哲学的看法。

中华民族的哲学。它致力于研究世界的本原和古今历史演变的规律，形成了自己独具民族特色的自然观、历史观、伦理观、认识论和方法论。而西方哲学是拥有相同历史传统和统一概念体系的统一的哲学体系。公元前5～3世纪，人类文化史上出现了一大奇观，中西方文明几乎同时达到了一个新高峰。中方哲学以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繁荣为标志，而西方哲学则以古希腊科学文化的昌盛为特征。中西方这一时期的哲学和科学传统对于后来东西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下面将从以下几方面谈谈中西方哲学的异同点。

一、中国哲学的神秘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

泰勒斯是西方自然哲学的开创者，也是第一个用理性的目光审视自然的先哲。他认为自然界的万物总是由某种最基本的东西构成的，它就是世界的基始或本原。泰勒斯对自然的解释是“水是生命的`源泉，万物的基始是水”。这个观点为人类认识自然开创了一条可贵的理性认识之路。它引导人们从自然本身去解释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避免了用主观意志或凭个体好恶解释自然带来的任意性和神秘性。虽然古代西方人对构成自然界万物的本原的认识有各不相同的看法，但他们都是通过理性方法来解读自然。其意义在于人类对自然开始有了理性思考，推动了哲学思维和科学理性思维的发展，这对西方后来科学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基础意义。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西方理性主义。

中国的自然哲学创始人是老子。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显然，在老子的道家学说中，“道”是构成万物的本原。老子的“道学”将人们从多元宇宙观发展为一元宇宙观，力图从自然自身解释自然的多变现象，这与泰勒斯是一致的。在老子那里是“道”带来了一个整体的一，即宇宙这个统一的大系统。中国人认识自然的视角，从老子开始就与西方的泰勒斯不同，米利都学派追求的本原是构成万物的分立体；而东方的“道”却是形成整体一的基础，它是抽象的。老子说过：“道，可道，非常道”，“道”的抽象特性，它将引导东方人论“虚”，并乐于思辨玄想，因而缺少微观实证分析的本性。中国的中医理论体系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特色。 由于泰勒斯的本原是构成万物的分立体，因此，它引导的是西方学者对具体事物的结构和形成规律的寻求。东方的中国人接受的是道家学说，它的抽象性和神秘性以及它的整体视角和运动本性，它引导的是东方学者用思辨和玄想及经验观察去对整体性质和物质的运动做出把握。

二、中西方哲学智慧的差异

中国五千年的文化是中国智慧发展的坚实基础。东方信仰“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孔孟之道”一统天下，长达五千年之久，这种“伦理精神”和“价值理性”世代相传，沿袭至今，至使东方的科学技术发展，受到极大的阻碍。然而，这却成就了东方的文化发展。西方的智慧是理性的，有两千年的哲学、自然科学发展史，创造了完整的哲学、自然科学的理论体系，有逻辑严谨的数学。西方人把他们的智慧用于对哲学、科学体系的探索与研究，利用他们已有的科技成果发展军事，进行殖民扩张。西方的科学体系推动了全世界的进步，让人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西方庞大的、具有系统性和体系化的欧氏理论与中国的认识论和多神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东方智慧以直觉思维为主体，西方智慧以逻辑思维为主体；东方与西方智慧的巨大差异，构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与发展结果。

三、中西方哲学的相通之处

中西方哲学的发展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他们的发展自始至终充满了激烈的斗争。就世界构成“本体”而言，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就认识论而言，是反映论与先验论之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在不同程度上发展了辩证法。唯心主义长期占据统治地位，成为官方哲学和宗教哲学。 几千年来，唯物主义作为非官方的民间哲学，长期受到压抑，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就方法而言，是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争。中西方哲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哲学倾向的贯彻，是为一定的阶级、为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务的。

中华传统思维早就了我们发现知识经验，西方思维造就了他们发现就形成了知识。中西方的哲学如果互相借鉴的话，那么西方也就不会有异教徒惨死这样的惨案发生，都尝试着去包容别人就不会觉得别人的信仰是错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自由，我们应该尊重别人的权力。如果我们能够借鉴西方的公理化的思维方式，把我们的发现形成知识，再经过一代代人的完善，那么我们今天就不用去学习别人的知识，说不定现在世界上的大部分的高科技知识都是我们国家的，因为我们国家的科技水平是近三百年才开始落后的，在这之前，我们的水平都处在世界的前列，只是这短短的三百年就造成这样巨大的差别，不得不让我们反省一下。以上的这些有些是个人的想法，也有来自对他人的借鉴，尽管这门课的上课时间很短，但我已经在上这门课的时候感受到西方哲学的魅力并且让我对西方哲学增加了兴趣，希望以后可以更多地接触到西方哲学。

参考文献：

《浅析东西方哲学的分殊点及其影响》 沈佳强

《中西方哲学智慧的比较分析》 张志伟

中西方哲学论文比较研究方向

哲学是探索人内心的学问，仿佛和现实生活的距离较远，因而一直以来在考研的报考浪潮中远不如经济、管理、计算机之类的学科火爆。有些人要问，学哲学出来做什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哲学研究生的就业方向主要是高校、研究机构、党政机关等，从事的职业也多与思想工作、行政工作有关。不过南方北方哲学人的“处世哲学”也有着巨大的差异，在南方学哲学和在北方学哲学今后所走的道路也许是截然不同的。以下是查找到的近期相关资料，希望能帮到你。北京：学术天堂有人说哲学的真正天空在北方，耳熟能详的哲学家熊十力、梁漱溟、汤用彤、艾思奇、金岳霖、冯友兰、朱光潜、张岱年等几乎都来自北大，而他们的弟子们则继续在北大、北师大、南开等高校撒播学术种子。如此深厚的学术底蕴，令北方哲学界仍然保持着强劲的学术创造力。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研一的蔡同学说：“在北京，哲学研究的气氛很浓，也有很多机会见到世界各国的大师。经常有一些哲学名家在北京的高校开讲座，同学们积极地互相转告，导师也鼓励我们走出校门到其他高校去听课。而且哲学在这里并不会被当作冷门学科，几乎人人都能跟你‘拽’上一两句哲学，有时候在外边和人聊天，不经意间就会发现一两个志同道合的哲学爱好者。”谈起未来的打算，她说自己的目标是申请教育部公派留学资助项目到德国留学，然后回国当老师。“现在有许多这样的项目，哲学虽然在就业方面不如其他学科，但仍然是许多奖学金和基金组织的重点资助对象。如果学生有自己的思想，能够拿出让专家眼前一亮的论文，获得高额奖金还是很有把握的。”上海：学以致用如果说北京的哲学学生都秉持着“传承学术”的态度，将自己未来的人生规划为依然能够与哲学打交道，那么上海的哲学学子更像是“学以致用”，把哲学思想转化成一种策略和态度来用于生活，转战职场。著名的战地记者闾丘露薇、传媒集团老总虞峰都出自复旦哲学系。据说在上海，哲学绝对不算冷门专业。新闻媒体、出版机构、党政机关都活跃着哲学系学生的身影。前不久，复旦哲学系继火爆一时的“国学班”之后再度推出“西学班”，引起了海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西学班的培养重在精读西方哲学原典，包括《圣经》、《理想国》、《社会契约论》、《国富论》及柏拉图、卢梭、莎士比亚、斯宾格勒等经典著作。复旦人文智慧课堂项目负责人杨文表示，全球化背景下，如果要解读文明交融背后的密码，掌握与西方世界进行对话的主动性，就需要我们深刻理解西方的文明，这样才能拥有深远的视野。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复旦哲学系开设的管理哲学等课程总是受到同学们的追捧，而哲学系毕业生的毕业设计也总是围绕企业哲学、经济哲学等与现实联系紧密的课题，他们和其他专业人才一样能够一路闯关进入宝洁、强生、通用等大公司的最终面试。{ 湖南大学生论坛}

中西方哲学的异同点分析论文

摘要： 一般认为，西方哲学的主要特征是逻辑的、分析的，而中国哲学的主要特征是体验的、综合的。传统的中西方哲学比较研究也是基于这个认识的，但对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应当从中西方哲学智慧，内容以及他们的相同之处进行分析研究。

关键词： 中西方哲学 智慧

哲学可谓博大精深，虽然这个学期已经学习了一个学期的西方哲学，但仍只是略懂皮毛，也可以说是只知道了一些大家都懂得的那些简单的哲学思想，对于那些复杂一点的哲学思想仍然是不理解。现在就我的那一点理解来谈谈对中西方哲学的看法。

中华民族的哲学。它致力于研究世界的本原和古今历史演变的规律，形成了自己独具民族特色的自然观、历史观、伦理观、认识论和方法论。而西方哲学是拥有相同历史传统和统一概念体系的统一的哲学体系。公元前5～3世纪，人类文化史上出现了一大奇观，中西方文明几乎同时达到了一个新高峰。中方哲学以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繁荣为标志，而西方哲学则以古希腊科学文化的昌盛为特征。中西方这一时期的哲学和科学传统对于后来东西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下面将从以下几方面谈谈中西方哲学的异同点。

一、中国哲学的神秘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

泰勒斯是西方自然哲学的开创者，也是第一个用理性的目光审视自然的先哲。他认为自然界的万物总是由某种最基本的东西构成的，它就是世界的基始或本原。泰勒斯对自然的解释是“水是生命的`源泉，万物的基始是水”。这个观点为人类认识自然开创了一条可贵的理性认识之路。它引导人们从自然本身去解释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避免了用主观意志或凭个体好恶解释自然带来的任意性和神秘性。虽然古代西方人对构成自然界万物的本原的认识有各不相同的看法，但他们都是通过理性方法来解读自然。其意义在于人类对自然开始有了理性思考，推动了哲学思维和科学理性思维的发展，这对西方后来科学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基础意义。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西方理性主义。

中国的自然哲学创始人是老子。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显然，在老子的道家学说中，“道”是构成万物的本原。老子的“道学”将人们从多元宇宙观发展为一元宇宙观，力图从自然自身解释自然的多变现象，这与泰勒斯是一致的。在老子那里是“道”带来了一个整体的一，即宇宙这个统一的大系统。中国人认识自然的视角，从老子开始就与西方的泰勒斯不同，米利都学派追求的本原是构成万物的分立体；而东方的“道”却是形成整体一的基础，它是抽象的。老子说过：“道，可道，非常道”，“道”的抽象特性，它将引导东方人论“虚”，并乐于思辨玄想，因而缺少微观实证分析的本性。中国的中医理论体系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特色。 由于泰勒斯的本原是构成万物的分立体，因此，它引导的是西方学者对具体事物的结构和形成规律的寻求。东方的中国人接受的是道家学说，它的抽象性和神秘性以及它的整体视角和运动本性，它引导的是东方学者用思辨和玄想及经验观察去对整体性质和物质的运动做出把握。

二、中西方哲学智慧的差异

中国五千年的文化是中国智慧发展的坚实基础。东方信仰“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孔孟之道”一统天下，长达五千年之久，这种“伦理精神”和“价值理性”世代相传，沿袭至今，至使东方的科学技术发展，受到极大的阻碍。然而，这却成就了东方的文化发展。西方的智慧是理性的，有两千年的哲学、自然科学发展史，创造了完整的哲学、自然科学的理论体系，有逻辑严谨的数学。西方人把他们的智慧用于对哲学、科学体系的探索与研究，利用他们已有的科技成果发展军事，进行殖民扩张。西方的科学体系推动了全世界的进步，让人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西方庞大的、具有系统性和体系化的欧氏理论与中国的认识论和多神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东方智慧以直觉思维为主体，西方智慧以逻辑思维为主体；东方与西方智慧的巨大差异，构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与发展结果。

三、中西方哲学的相通之处

中西方哲学的发展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他们的发展自始至终充满了激烈的斗争。就世界构成“本体”而言，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就认识论而言，是反映论与先验论之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在不同程度上发展了辩证法。唯心主义长期占据统治地位，成为官方哲学和宗教哲学。 几千年来，唯物主义作为非官方的民间哲学，长期受到压抑，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就方法而言，是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争。中西方哲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哲学倾向的贯彻，是为一定的阶级、为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务的。

中华传统思维早就了我们发现知识经验，西方思维造就了他们发现就形成了知识。中西方的哲学如果互相借鉴的话，那么西方也就不会有异教徒惨死这样的惨案发生，都尝试着去包容别人就不会觉得别人的信仰是错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自由，我们应该尊重别人的权力。如果我们能够借鉴西方的公理化的思维方式，把我们的发现形成知识，再经过一代代人的完善，那么我们今天就不用去学习别人的知识，说不定现在世界上的大部分的高科技知识都是我们国家的，因为我们国家的科技水平是近三百年才开始落后的，在这之前，我们的水平都处在世界的前列，只是这短短的三百年就造成这样巨大的差别，不得不让我们反省一下。以上的这些有些是个人的想法，也有来自对他人的借鉴，尽管这门课的上课时间很短，但我已经在上这门课的时候感受到西方哲学的魅力并且让我对西方哲学增加了兴趣，希望以后可以更多地接触到西方哲学。

参考文献：

《浅析东西方哲学的分殊点及其影响》 沈佳强

《中西方哲学智慧的比较分析》 张志伟

东西方比较哲学的研究内容非常广泛。按不同层次大致可分为：1.西方、中国、印度和伊斯兰这四大哲学文明的比较研究；2.东西方哲学中相关问题的比较研究；3.东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4.西方哲学与东方哲学某一部分的比较；5.东西方哲学范畴比较。既有同一时期哲学的比较，也有不同时代哲学的比较，人物的比较和思想的比较相互交错在一起。比较研究的方式多种多样。按比较对象划分，最基本的有两种，一种是平行研究，即对两种互无影响的哲学传统进行比较研究，找出其异同之点；一种是影响研究，即对两种相互影响的不同传统哲学进行比较研究。按比较主体的需求划分，比较方法可分为纵比、横比、同比、异比、同异交比等等。按比较研究的深度，可划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描述性比较即搜集史料；二是解释性比较即对异同之处进行因果性分析。

论文中西管理思想比较研究

中西文化冲突下的管理论文 所谓文化冲突是指不同形态的文化或者文化要素之间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过程,它既指跨国企业在他国经营时与东道国的文化观念不同而产生的冲突，又包含了在一个企业内部由于员工分属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而产生的冲突。顾名思义,中西文化冲突是泛指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不同而产生的冲突(这里,西方文化并非特指当代西方哪一个国家的文化,而是针对西方文化的整体而言)。 大家知道,从管理的发展过程来看,不管泰罗的“科学管理"还是现代的管理过程理论、人类行为理论、决策理论等等,管理研究的焦点都在于企业运行的经济因素。80年代以后，西方企业界、管理界出现了一个令人注目的重大变化，研究的重点转向非经济因素，注重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管理进行比较研究，出现了“文化热”。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和跨国经营的蓬勃发展，人力资源的流动性也在加强。当企业跨国经营时，各国企业的组织结构、技术方法、决策方式、控制程序已基本趋同，但员工的不同文化背景使文化差异成为一个影响管理者的管理效果的重要因素，从而给管理者的管理提供了难度。国外许多管理学家的研究表明：跨国经营中凡是大的失败几乎都是因为忽略了文化差异所招致的结果。 荷兰文化协作研究所的所长霍夫斯坦特(G·Hofstente),根据他对40个国家的企业工作人员所作大量问卷调查，写了《文化的结局》(《Culture’ Consequences-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一书，提出了描述文化差异的四指标说，即：权力差距(Power Distance)、防止不肯定性(Uncertainty Avoidance)、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男性化与女性化(Masculinity Dimension)。 在分析了中西文化差异的基础上，以下我试以中国的合资经营企业为例，谈一谈在文化冲突下如何管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从现象上看，是不同国家的资本、技术、商品、劳务、管理的结合，而其更深的内涵则是东西方两种文化的撞击、冲突和融合。也就是说，东西方文化既有冲突的一面，又有融合的一面。对于管理者来说，关键就在于如何跨越文化差异的障碍，在两种文化的结合点上，寻求和创立一种双方都能认同和接纳的，发挥两种文化优势的管理模式。因此，我认为： 一、在企业内部逐步建立起共同的价值观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价值观，是一种比较持久的信念，它可以确定人的行为模式、交往准则，以及何以判别是非、好坏、爱憎等。这里我所讲的“文化差异”也主要是指以价值文化为核心的社会文化的差异，它更容易引起文化冲突。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价值观，人们总是对自己国家的文化充满自豪，大多数人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文化视为正统，而认为外国人的言行举止总是稀奇古怪的，而事实上，这些看似古怪的言行举止、价值观念对该国人民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因此，我们要尽可能地消除这种种族优越感，对方的文化尊重和理解，以平等的态度交流。在此基础上,找到两种文化的结合点，发挥两种文化的优势，在企业内部逐步建立起统一的价值观。美国管理学家彼得斯和沃特曼指出“我们观察的所有优秀公司都很清楚它们主张什么，并认真地建立和形成了公司的价值标准。事实上，如一个公司缺乏明确的价值准则或价值观念不明确，我们很怀疑它是否有可能获得经营上的成功。”企业必须形成集体的力量，才能保证企业立于不败之地。建立共同价值观，可以提高员工的凝聚力、向心力,人们为着共同的目标而奋斗时，往往忽视导致冲突的因素。 二、进行跨文化培训接受跨文化的培训是防治和解决文化冲突的有效途径。作为中外合资企业，要解决好文化差异问题，搞好跨文化管理有赖于一批高素质的跨文化管理人员。因此，双方在选派管理人员时，尤其是高层管理人员，除了要具有良好的敬业精神、技术知识和管理能力外，还必须思想灵活，不守成规，有较强的移情能力和应变能力；尊重、平等意识强，能够容忍不同意见，善于同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友好合作；在可能的情况下，尽是选择那些在多文化环境中经受过锻炼的人及懂得对方语言的人。 当前我国合资企业中，绝大多数都偏重对员工的纯技术培训，却忽视了对员工尤其是管理人员的跨文化培训。而跨文化培训恰恰是解决文化差异，搞好跨文化管理最基本最有效的手段。通常来讲，跨文化培训的主要内容应包括：(1)对对方民族文化及原公司文化的认识和了解；(2)文化的敏感性、适应性的培训；(3)语言培训；(4)跨文化沟通及冲突处理能力的培训；(5)对于中方人员来讲，还需接收对方先进的管理方法及经营理念的培训。 三、管理本土化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已意识到本地化对于在异国投资取得成功的重要性。IBM中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徐振芳说：“人才本地化是公司目前的政策和方向，并不是虚伪的假话而已。”1992年IBM年中国公司成立时不到200人，现在已增加到1500人，发展速度相当快。本地化战略除了包括尽可能雇用本地员工，培养他们对公司的忠诚之外，最重要的是聘用能够胜任的本地经理，这样可以很好地避免文化冲突，顺利开展业务。1996年IBM中国公司在本地一线经理人员不到40个，一年以后已达到80个，三洋电机有限公司是日本在广东蛇口的独资公司，董事长新保克司认为，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活力之源，而外商到中国投资办企业，管理人才本地化是成功的大前提。只有根据中国的国情，依靠中国员工实行本地化管理，让本地的优秀人才参与各种管理活动，并不断地提供机会提高这些人才的管理能力，公司才能充满生机与活力。三洋中国有限公司本地员工约4500人，其中，高中层经营管理干部104人，基层督导301人，为了加快对高级人才本地化进程，公司每年都要选派厂长级、主任级干部去日本三洋研修中心接受培训。ABB公司也是实施本地化战略的典范。尽管它在世界各地拥有1300家子公司，但它却自称是一家“多国籍”的公司，它鼓励其子公司淡化其母公司的民族背景，完全按东道国本地公司的方式运作。 四、立足长期，实行双惠，不损害当地利益合资企业的投资双方要有长期办好企业的共同目标，不能“捞一把就走”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种目光短浅的短期行为势必会影响企业的发展。因此企业要立足长期，它包含两层含义：首先，是合资企业生命周期内的“长期”。合资企业合营少则几年，多则几十年，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组织实体，在其合营期内制订的战略决策必然是长期的，否则会有直接影响企业的发展。所以在管理中，双方需从企业的长期出发来考虑。尽管一开始企业可能处于亏损或稍有微利，但立足长期发展最终是会有丰厚回报的；其次，是指超越单个合资企业生命周期的“长期”。对于外方来说，中国是个开发潜力很大的市场，是个有利可图的市场，要想开发这个大市场，获得丰厚利润，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对于中方来说，成功兴办合资企业有利于进一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管理知识，有利于吸引外资，也可以使我国获得长远利益。企业不仅要立足长期,还要实行双惠。合资企业内并不是一方的所得以另一方的损失为代价，相反企业兴旺，双方都会受益，而企业败落，谁也捞不着好处。因此在经营活动中强调合作双方的相互利益非常重要。外国投资者为了谋求自己的利益而损害中国的做法是极不明智的。双方应该为了共同的利益，精诚合作，从整体利益出发，兼顾双方的需求，从而实现“双赢”目标。 总之，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下，企业要想获得大的发展，必须高度重视文化差异。在相互尊重、理解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全新的管理模式，以期更好地实现企业的目标。从人本思想看中西管理文化 西方管理文化中的人本思想发端于古希腊的人文精神。作为一个商业城邦，古希腊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使人的个体价值得到充分的展示，由此形成了人类早期文明独特的人文精神。古希腊最著名的智者普罗泰戈拉明确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38页)从而把个人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把个人作为评判万物的标准，正是基于这样的人文精神，使当时古希腊人在生产交往活动中充分展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创造了极为灿烂的西方古典文明。 即使在中世纪，个人消融在教会的集体之中，个性被完全抹杀，但在经院哲学内部，一批唯名论者力求摆脱正统神学的禁锢，大力宣扬只有个别才是真实存在，而一般（或共相）只不过是名称而已。近代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基于古希腊独立人格基础上的人文主义得以恢复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文艺复兴所宣扬的人文主义思潮和宗教改革所兴起的新教伦理所体现出来的追求个人精神生活的自由解放和个人成就需要的价值取向，使西方人摆脱了封建主义和宗教神学的精神枷锁，个人主义成了一种社会思潮。 17世纪以后，个人主义被进一步理论化和系统化了，通过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与发展，使西方人本主义对人的研究达到一个新的境界，其间，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了著名的“经济人”的思想。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无不以追求自己最大经济利益为动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者为社会提供各种生活必需品，并不是出于某种仁慈的考虑，而是因为自利的打算。 在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和西方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发展的推动下，孕育产生了20世纪初以美国人泰罗等人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理论，该理论思想同亚当.斯密的认识一样，把职工看成只为个人经济利益需要而工作的“经济人”，认为人的行为是为了追求个人的经济利益。基于这种思想，泰罗把管理重点放在对人的控制上，他突出严格的管理制度和金钱激励，认为金钱的激励是在于满足“经济人”的物质追求，保持行为动力，而严格管理则可使人的行为与组织目标保持一致性，这就是所谓的X管理理论。这一管理理论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以蓝领为主的第二产业企业管理中确实发挥了作用，但是随着资本主义企业的进一步发展，X理论也逐渐暴露出其局限性，即对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情感因素的忽视。 1924-1932年，美籍澳大利亚人梅奥进行了著名的霍桑试验，提出了人际关系理论，开创了西方管理文化发展的第二个里程碑，由此产生了行为主义的管理理论。梅奥认为，工人不是把金钱当做刺激积极性的唯一动力的“经济人”，而是除了追求物质利益外还有社会的和心理的因素以及需要实现其社会价值的“社会人”。“社会人”的观点比“经济人”的观点进了一大步，它强调了人的社会性需求，突出了人际关系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与之相应的管理理论是“参与管理”即Y理论。Y理论也曾一度在西方资本主义企业管理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当时仍把对人的激励看成是管理手段，而不是目的。 战后西方出现了以广泛运用数学方法和计算机为特征的管理科学学派，进入了美国管理学家孔茨所说的“管理丛林”阶段，这个阶段的里程碑是美国人莫尔斯和洛希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超Y理 论基础上产生的“权变理论”，他们认为“经济人”、“社会人”理论，对人性的假设都有很大的片面性，而且未考虑人的个性、需求的差异和客观环境对人的影响等，认为人是因时、因地、因各种情况而采取适当反应的“复杂人”，人的需求因所处环境、时间、地点而异，没有一套对任何人、任何社会、任何阶级都适用的万能管理方法。因此，运筹学等数学研究方法被大量地应用于管理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管理技术，推进了管理手段与方法的现代化。但实践表明，尽管现代管理技术是有效的，却不能代替管理思想现代化和人生的现代化。 随着日本在二战后经济上的迅速崛起，美国企业界及管理理论界人士在挖掘日本企业的管理的奥秘之后，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发表了大量的以人本管理与企业文化为主要内容的论著，从而把西方人本管理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进入了西方管理文化的第四个阶段，即文化管理阶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是美籍日本人威廉.大内于1979年出版的《Z理论—美国企业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二是美国人艾伦.肯尼迪和特伦斯.迪尔于1982年合著的《公司文化》等，是管理理论发展的第四个里程碑。他们一致认为，企业不应把获取利润作为最终目标，应把价值观放在首位，强调应建设以企业精神、企业价值观为核心的企业文化，从而把人本主义管理与企业文化建设相结合，更深层次地揭示了人们的价值观念与企业精神、道德规范等精神财富在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标志着人本管理理论进入了立意更高，角度更新，内容更丰富的更新更高阶段。在这一阶段，提出了人是最重要的资源、最宝贵的财富，提出了个性需求和精神健康的理论，提出了更多依靠员工的自我指导、自我控制以及顺应人性的管理等一系列新观点、新思想。可以说，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是这一阶段的重要特征之一。 综观西方管理文化的发展，关于人的管理一直是其核心，对人的认识出现了“经济人”、“社会人”和“复杂人”等逐渐深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管理则逐渐从对人的行为管理过渡到对人性的管理。不论是“经济人”，还是“社会人”，不论X理论还是Y理论，其实质都是注重个人经济需求和社会需求的满足，以此提高人的工作效率，从而更有效地实现管理目标。所以，西方管理文化中的人本思想是以个人为中心，是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在管理文化中的具体体现。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管理文化中过于注重个人的人本思想在现实中受到了愈来愈多的冲击，从而使得西方管理文化中的人本思想，在同东方管理文化注重集体和谐的人本思想的相互交流中发生一定程度上的转向。 二 在中国哲学史上，管仲是最早提出以人为本的思想家，他说：“夫霸王之所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如果治国不可以人为本则会出乱。由此可见，管仲对人的价值及人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已经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孔子更重视人和强调人的价值，他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表现了对人的自我价值的张扬。他提倡人本精神内在深层的含义是“仁”，“仁者爱人”，表现了重视人的人本主义思想的倾向。自从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书”以来，儒家思想在中国取得了绝对统治的地位，儒家的人本思想也自然就成为中国管理文化的主流思想。 先秦儒家把“安人”和“安百姓”作为国家管理的根本任务，发展了周初以来萌发的人本思想，形成了关于人本思想的学说体系。从总体上看，儒家人本思想体现在三个方面。在为人之道上，要求加强个人道德修养，做到“德”与“贤”，做到“修己安人”；在待人之道上，要求做到“仁”（爱 人）与“和”（与人友善、和谐）；在治人之道上，要求推行“仁政”，藏富于民，并进行人伦教化。 儒家人本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儒家诸子的学说之中。孔子的学说以“仁”为核心，在《论语.阳货》中：“子张问仁于孔子。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恭是恭敬、庄重，能得到人尊重而不会受侮辱；宽是宽厚，宽厚能得到大众的拥护；信是诚信，诚信会得到别人的信任；敏是勤敏，勤敏会使工作效率高，贡献大；惠是爱护、关心，爱护关心他人并给予帮助，别人就能为你出力。 孟子在君与民的关系上，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人本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又说：“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故人君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孟子.王制》)。在性善论基础上，孟子进一步提出了仁政学说，在他看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于掌上。”（《孟子.公孙丑上》）。他强调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时指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 儒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荀子虽然反对性善论，提倡性恶论，但在人本思想这一点上与孟子的观点是一致的。荀子说：“百姓之群，待之而后和”(《荀子.富国》)意思是说，百姓组成的社会结构，要依靠统治者的管理活动而得到协调，他还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生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荀子的人本思想充分体现在他的“爱民、裕民、富民”主张上。 儒家人本思想认为，统治者要关心民众疾苦，保护人民利益，否则就会失去民心，最终丧失对民众的统治权，为了保护民众利益，维系民心，统治者一方面要推行仁政，藏富于民，使人们“乐年终生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另一方面要对人民进行教育，使人们明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道理(《论语.颜渊》)。这就是说，先要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这是人得以生存的基础，也是社会稳定的前提，还要通过教育，让人们的精神有所寄托，懂得做人的道理，这是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的可靠保证。即先要使民“足食”“富之”，而后“教之”(《论语.子路》)。按照孟子的说法，就是要“教民稼穑”，教民“治河驱兽”，“教以人伦”，即分别满足人民的物质、安全和社会性需要。 但是，儒家人本管理的前提在于承认封建的等级制度和维护封建君主制度。人本思想并不否定君主的统治，只要求君主关心民众疾苦，对人民不要太苛刻，在君主的关系上，民只不过是被怜悯被同情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说，人本思想是一种子民哲学思想，“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荀子这里讲的君主应当做万民的保护神，应当视民如子，君是君父，民是子民，君与民仍然是地位不同的两极，君父与子民之间没有平等而言，君主“爱民”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牧民”，人本思想的核心是为民做主，而非由民做主。 所以，儒家的人本思想虽然在维护社会安定、减轻人民负担等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例如，它培养了人的服从性和顺从性，人们不思进取，不求创新和进步，延缓了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正因为过分追求社会组织结构的和谐性和稳定性，并以之作为国家管理活动的最佳境界，当组织的“和”（和谐、稳定）与效率发生冲突时，宁可放弃效率也要“和”，当这种以“和”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从汉武帝时期开始成为主体意识形态之后，对一代代中国人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中国封建社会表现出来的超稳定性、保守性和封闭性，无不与这种思想有关。但是，儒家文化作为一种人本文化，重人际关系协调，重人的价值的实现，并注重个体对群体的责任、奉献和服务，带有群体和谐特点，这种人本思想，对中华 民族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 在当今社会的发展中，面对我国和西方先进国家的差距，以及西方强大的思想冲击，反思我国传统管理文化的发展和对当今社会的影响，我们有必要对传统管理文化中所体现出来的人本思想和西方的管理文化之中的人本思想加以比较，通过比较来研究和分析两者的不同，及各自的优势，力求在发扬我国传统管理文化的优点上，找出一种适合我国民族特征和文化要求的管理模式，以加快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由于历史传统文化的影响，东西方管理必然表现出不同的文化差异，中国文化属伦理型文化，中国管理属伦理型管理，注重于情感投资，长于协调人际关系，追求群体和谐，对个人在群体中的地位和作用看得比较重，强调的是社会人格，强调个体对群体的义务和贡献。但是，传统的中国社会缺乏独立人格，不承认个性的奋斗，忽视或轻视个人个性的张扬和满足，过分重视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奉献而轻视个人自我需要的满足，造成了我国历史上个人的发展一直处于受压抑的状态，甚至出现了把追求个人利益看成是“资本主义的苗”，把维护集体利益视作“社会主义的草”的极“左”现象，其后果是使我国社会长期难以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 西方的传统文化强调人是宇宙中心，周边一切皆“备于我”，人不应当贬视自己，而应当追求自身价值与幸福，在这种独立人格基础上形成的西方社会，只能是契约社会，即人与人之间不形成宗法伦理、等级关系，而是平等基础上的契约，当社会发展需要把这种契约关系用某种法定形式规范下来时，西方社会就形成了法制社会，它在管理上的表现就是规范管理、制度管理和条理管理，即在管理中特别注重建立规章制度和条例，严格按规则办事，追求制度效益，从而实现管理的有序化和有效化，但是，过于注重科学理性和个人主义价值倾向的西方管理文化也给西方社会造成了科学主义的泛滥和极端个人主义的盛行。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管理文化中的人本思想偏重于对人做整体的探讨和把握，而西方管理文化中的人本思想更精于对人的个体的理解和重视，这样就使得中国传统管理文化中的人本思想趋向于一种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西方管理文化中的人本思想趋向于一种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西方管理文化的基础之一是科学技术，因而其发展迅速，成绩巨大，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的基础主要来自于人生哲学，因而其发展较慢，但潜力较大。与西方管理文化中的“经济人”和“社会人”假设及其制度管理不同，中国管理文化中的人本思想则体现了“道德人”假设和德政思想，在现代社会有着更深刻的意义。 所以，随着现代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东西方管理文化却有趋向于同一的倾向。西方管理文化强调个体价值的人本思想开始注重其整体作用的发挥，而东方管理文化强调社会人价值的同时，已注重其个体价值的实现。随着现代管理的发展，东西管理文化的互动与转型，将最终奠定未来管理的文化基础，未来的管理应既强调群体，又强调个体，强调个体必须服从于群体利益，又强调绩效考核的重要地位。产生于农业文明的中国传统管理文化，要同现代管理文明接轨，必须首先完成自身内部基因的变革，这就是接受西方的科学文化、商品文明和法制精神，从而完成自身文化的更新。 一、 企业哲学框架下的核心价值观 1、 核心价值观是什么？ 企业哲学的第三层是“企业如何生存”，即“怎样，how”,即核心价值观( value )的问题。如果说愿景与使命是解决方向的问题，而核心价值观则是共同行为模式的具体指导原则。这里既包括对企业行为的指导，也包括对企业个体行为的指导。什么是企业核心价值观？简而言之，企业核心价值观就是企业在企业哲学的统率下，为追求愿景、实现使命而提炼出来并予以践行的指导企业上下形成共同行为模式的精神元素。企业核心价值观是企业用以判断企业运行当中大是大非的根本原则，是企业提倡什么、反对什么、赞赏什么、批判什么的真实写照。核心价值观（core value、motto、principal）就是指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坚持不懈，努力使全体员工都必需信奉的信条。核心价值观是企业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解决企业在发展中如何处理内外矛盾的一系列准则，如企业对市场、对客户、对员工等的看法或态度，它是企业表明企业如何生存的主张。如宝洁公司的核心价值观是：领导才能leadership、主人翁精神ownership、诚实正直integrity、积极求胜passion for winning和信任trust。这里我们要强调的一点是，在目前的国内企业文化建设中，在漫天飞舞的企业文化纲要中，我们可以看到无数难以界定清楚的关于价值观的表述，包含但不限于企业精神、企业风格、企业宗旨、管理理念、经营理念、企业原则、经营思想、质量理念、人才理念等等。第一是杂乱无章的堆砌，可能企业自己都说不清楚那些到底是什么。第二是层次不分，难以形成对企业员工的有效指导作用。我们并不认同这样的做法，企业的价值观可以有很多，当企业面对企业管理的各层面时，都可以有价值观的判别问题，但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只能有一条，能够将这一条细化固化并且坚持不懈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我们认为关键之处要重点将核心价值观单独提炼出来，同时围绕核心价值观再进行分解，形成在核心价值观支持下的能够对职能层文化、业务层文化及亚文化形成指导的各个价值观体系。中国企业真正按照企业性质运作的时间很短，能够建立起并恪守其核心价值观的企业就更是寥寥可数，与西方具有一百多年的企业相比，虽然在企业文化这个名词出来之前它们并没有叫做企业文化或核心价值观，但它们已经有一套比较成熟的企业文化运作体系，并且企业家对企业文化的重视以及执着足以令中国大多数企业家汗颜。正如惠普公司共同创始人威廉.休利特所说的：“回顾一生的辛劳，我最自豪的，很可能是协助创设一家以价值观、做事方法和成就，对世界各地企业管理方式产生深远影响的公司。” 由此可见，西方企业家对如何建立企业的核心观深有体会，特别是核心价值观对企业的影响更是认识深刻。与此相反，中国许多企业家并不知道什么是核心价值观，或者以为核心价值观就是将一些时尚流行的管理哲理或警世名言贴在墙上或写在纸上就行了，要不然就罗列出一

中西文化都讲人性，尤其中国讲得多。中国传统文化把人性看作纯真、纯善，与道相通的形而上的东西。《周易.系传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性存善，道义之门。”《中庸》开宗明义第一章：“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大学.右经一章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程颐诠解：明德就是人的天性，它通晓一切道理，能够应对万物，但却受气禀的蒙蔽，有时昏昧，但它本体的灵明一直存在，学者应该去掉外物对本性的污染，以恢复人们本来的明德。（原文经过作者翻译）不仅儒家，佛教也讲“佛性”、“觉性”、“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道教讲“性命双修”；都是把人的本性看作纯真、纯善的生命之源，人的本质。 不过，儒家对人性的看法并不一致。孔子未说性善或性恶，而是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同孟子辩论的告子，看法同孔子差不多。告子认为人的天性无善无不善，好比流水，你从东方开口子，它就向东流；你从西方开口子，它就向西流。告子还说：“生之谓性”，“食、色性也”。就是说：人性就是人的欲望和知觉运动。孟子用诡辩论批判告子，实际上批判了他的太太老师孔夫子。后于孟子的荀子提出“人性本恶”。西汉的杨雄提出“善恶混”，就是人性有善有恶。唐代的韩愈提出“性三品”，就是人性分上、中、下三等。宋儒程颐、程颢和朱熹又把人性分为天理之性和气质之性，认为气质、才、情均有不善，只有天命之性有善无恶。宋明两代的儒者把心性之学搞得繁锁不堪，矛盾百出，越说越玄虚，越说越糊涂。还是那些并非正统儒学大师的学者能够讲出一些常识性的道理。中唐诗人杜牧在《三事立性辩》中说：喜、怒、哀、惧、欲、爱、恶等七情就是人性；而在七情之中，喜、怒二者生而有之，是性之根。婴儿见了奶就爱，就要拿起来吃，求之不得就要哭，要发脾气，可见，爱和怒是与生俱来的本性。孩子长大后，喜、哀、惧、恶、欲这五种欲望才逐渐产生。至于善恶的观念，那是孩子受了教育、有了社会阅历以后才会有的。北宋文学家和政治家王安石在《原性》中，也从常识方面提出异议。他说：孟子道性善，荀子言性恶，我都不赞成。事实上，人既有恻隐之心，又有怨毒愤恨之心。如果性善说正确，怨毒忿恨之心从哪里来？如果性恶说正确，恻隐之心又从哪里来？晚清最后一个大文人王国维运用从西方引进的经验论批判了从《尚书》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到孟子、荀子再到宋明理学家的先验的人性论。他说：“善恶之对立，吾人经验上之事实也。自生民以来至于今，世界之事变，孰非此善恶二性之争乎？故世界之宗教，无不著二神教之色彩。野蛮之种，虽多至不可稽，然不外一种，即有爱而祀之者，有畏而祀之者，即善神与恶神是己。” 西方的人性论，也是发展变化，各有不同的。基督教的“人性论”认为：人是按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人同上帝有相似之处，包括心灵、良知、自由意志、道德观念，等等。但是，从亚当、夏娃偷吃禁果以后，人们所具有的上帝形象是否完全丧失，在神学上存在不同观点。奥古斯丁 ? 马丁路德、加尔文等认为：人类完全丧失了“原始的公义”，因此，人性仅有作恶的自由。新教自由主义学派则认为：亚当堕落之后，人性中的上帝形象受到缺损，但未完全丧失。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世界观和伦理原则，把人性从神授转移到自然形成的基础上，认为人是自然的中心，人的欲望就是人性，人们追求个人利益、个人幸福、快乐是合理的。这一时期的人道主义者也强调理性；不过，他们强调的理性是从现实生活中引出理性，而不是从抽象的自然人中引出抽象的不变的人性，再从这种抽象的人性中引出道德规范来。 近代经验主义思想家洛克、亚当.斯密、休谟提出另一种人生论。洛克把人的心灵看作一张白纸，没有与生俱来的观念和理性，好比一块洁净的石板，人通过对外界的感觉和内在的反省得到的观念写在石板上面。洛克认为人的一切意志、感情和理性活动，都是由人的欲望决定的，而人的欲望又取决于外物同人的心身的相互作用。人总是追求使自己身心快乐的事物，逃避使身心痛苦的事物，人的这种趋向决定了道德上的善恶区分。 亚当? 斯密和休谟与洛克的观点还有一点不同。他认为人性是利己的，但是，人们之间还存在着心灵的交感与共鸣，人与人之间依靠联想的作用能够使自己感受到他人所感受到的苦或乐。别人快乐，自己也快乐；别人痛苦，自己也痛苦。因此，亚当.斯密把道德的起源归之于人类本身的同情心。 我把中国和西方关于人性论的种种看法加以选择、归纳和梳理，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一、人的精神活动要素是欲望、情感、意念和思维。欲、情、意都来自人的肉体感官对外界事物的直接感觉，它们是与生俱来的，并随着人的生理机能的成长而逐渐成熟起来的。佛家把人的情感概括为：喜、怒、哀、惧、爱、恶、欲，是符合实际的。但是，佛家把人的欲望概括为：从眼、耳、鼻、舌、身、意这六种器官产生的色、声、香、味、触、法等“六欲”，却是很不完全的。 20 世纪60 年代，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欲望和需要分为七个层次：第一层是生理需要，即：维持个体生存和种系发展的基本需要，例如：对食物、水、阳光、空气、性生活、穿着、栖息以至睡眠、排泄的需要；第二层是安全需要，即，对威胁、伤害的恐惧，寻求保护的需要；第三层是归属与爱的需要，即：人对家庭、民族、国家和对爱情、亲情、友情的需要；第四层是尊重的需要，即：人对尊严和价值的追求；第五层是认知的需要，即：追求知识、理解的需要；第六层是爱美的需要，即追求赏心、悦目、好听、好闻、好玩的需要；第七层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即表现欲、创造欲、成就感等等。 人的意念和思维，都是人脑的活动和功能。不过，意念是直观的、零碎的、稍纵即逝的。那些直观、零碎的意念必须通过概念进行反思、联想、判断、推理的功夫。才能变成理性的思维。从理性思维中还可以分析出知性思维，前者以是非、善恶、美丑为价值判断；后者以真伪和科学非科学为价值判断。 二、人的欲望、需求和情感是与生俱来，人人都有的本性，没有善恶、美丑之分。但是，人的欲望和情感却不能无倾向、无节制地发展和发泄。比如：爱和恨，是人的自然感情，但是，爱自己也爱他人，这是善；爱自己恨他人，这是恶，爱恶人恶行恨好人善行这是大恶。再如：喜欢美食、美衣、美屋、美色和追求幸福、快乐，这是正常人的合理欲望。不过，这种欲望要有限度，一是不能防害自己的身心健康；二是不能妨害他人的利益与合理需求；三是，要采用优美的形式和方法。既有利于自己，又有利于他人，有利于社会，这是善；利己损人，损害社会，这是恶；用丑恶的形式和方法追求欲望、发泄感情，这是丑。认识欲望和情感发展和发泄的倾向和限度，判断是善是恶、是美是丑，都要靠人的理性思维和知性思维。而理性思维和知性思维都不是先验的，不是人的天赋本性，而是人们经过教育和阅历、实践，使自己的主观功能认知、适应和同化客观事物的结果。 三、人的欲望、情感、意念和思维，都不是一次形成和永远不变的，而是有一个逐渐成长和发展变化的过程。 就人的欲望和情感来说，婴儿只有饱、暖、呼吸、睡眠、排泄等生理需要，只能用哭和笑来宣泄喜和怒的情感；婴儿长大一点，有了恐惧的感情和追求安全、追求庇护的需要；再长大一点，才产生爱、恶、悲哀、羞耻的情感，才有了喜欢所爱的人和物，反感厌恶的人和物的好恶感，自尊也要求别人尊重自己的尊严感；继续成长，又有了求知欲、爱美欲和追求自我表现、自我创造、自我成功的自我实现的需要。至于性欲，虽然是与生俱来的生理需要，但却要到青春期才会觉醒和外现。 理性思维和知性思维的形成和发展，有如下的特点： 第一：它随着人的生理、心理机能的逐步成熟而循序渐进。瑞士儿童心理学家L.皮亚杰通过“临床法”发现：3 －8 岁的儿童思维的主要范畴可以表示为解释功能、混合功能和推理功能；7 、8 岁以上的儿童才会有同成人真正理解的谈话。不过，也有早熟的儿童，皮亚杰发现，有一个6 岁儿童提出了1000 多个问题。 第二：人的理性思维和知性思维，既不是先验的“生而知之”，又不仅仅是外界环境造成的，而是人的心理机能同外界环境互相作用的结果；人既要适应外界环境，又能同化外界环境，而且在适应和同化外界环境的过程中产生一定的自我调节、自我控制、自我完善或是自我扭曲、自我异化的作用。 第三：由于人们天赋的生理、心理机能和思维能力，既有共同性，又有特殊性；而人们所接触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与影响有所不同，所以，人的素质有善恶之分、智愚之分、美丑之分。不仅不同的人有上述的差别，在同一个人身上也兼具善性和恶性、明智和愚蠢、优美和丑恶的因素。所谓贤者、智者、美者，不过是善大于恶、智大于愚、美大于丑而已。 就一般人和一般情况来说，智和愚、善和恶、美和丑，是可以易位的。就特殊的人和特殊的情况来说，有些人是不可改变的。不可改变的愚昧和丑陋，大多是先天素质决定的；不可改变的大奸大恶，大多是后天形成的。作出这种判断的根据，是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经验的事实。天生的白痴、弱智和形体上的丑陋，是不能改变的。中国历史上的殷纣王、秦始皇、隋炀帝、金海陵王、慈禧太后、袁世凯、汪精卫以至秦桧等等，外国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斯大林等等大奸大恶，都是至死不变，而且至死没有忏悔的。他们之所以至死不变，既有坚持反人道、反人类的意识形态的因素，也有至死不放弃生前的专制特权和淫威，也不放弃身后的威权和面子的因素。“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对于大奸大恶是不适用的。孔子说的“惟上智与下愚不移”还是有道理的。 第四：人性，人的本质，是一个不断塑造、不断发展和不断认知的过程。 德国的人类文化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人论》中说：“人是一种文化的动物，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能成为真正的人。不存在永恒不变的人性，也不存在永恒不变的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永远是一个动态创造和发展的过程，它只存在于人类不断创造的辛勤劳动之中，人性并不是一种实体性的东西，而是人类自我塑造的过程。” 我赞同恩斯特.卡西尔的上述观点。人必须不断地认识自我，塑造自我、改善自我、超越自我；同时又要不断地认识他人、认识人类，并且推进人类的自我认识、自我改善、自我超越。就个别人来说，死亡是自我认识和自我塑造的结束，盖棺就可以论定。就整个人类来说，人类自我塑造的过程是没有终结的，所以，对人性和人的本质的认识也难以有最后完成的时候。 三、人的善恶是怎样形成的？ 首先要确定一个善和恶的标准。 按照人类通行的道德准则：利己是人的本性；既利己又利人是人的善性；损人利己是人的恶性。那么，既利己又利他的善性是怎么来的呢？ 第一：来自人类的同情心 在西方，亚当.斯密和休谟都提出同情心之说。他们认为：人和人是同类，所有人的形象和生理、心理结构都是相同的。人们之间心灵交感，情感相通，同类的喜、怒、哀、乐会引起自己的共鸣，他人的苦乐好像自己亲身感受到一样。亚当? 斯密把人类道德的起源归之于本能的同情心，他反对道德本源来自神或是理性，也不赞成休谟以效果的功利来判断道德。 亚当.斯密和休谟关于道德来源于人类的同情心的学说，同孔子“推己及人”的仁恕之道，是一致的。推己及人就是移位思维，把自己放在他人的地位上，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人的处境，将心比心地忧他人之所忧，急他人之所急，受他人之所爱，恶他人之所恶。孔子用推己及人的移位思维法，得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结论。基督教的《圣经》，也用这种方法得出：“己所欲，施于人”的信条。可见，中外的人性和文化是相通的。 人类同情心的范围，随着人类社会化的进程而逐步扩大。最初，人们只能体悟到同自己命运相关、祸福与共的近亲。随着人类社会交往的增加，使同情心的范围，从近亲扩大到他人，正像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社会再向前发展，人类又把同情心扩展到一个民族、全体人类以至整个有生命的生物界。人类同情心扩展的过程，正是人类自身发展进化的过程，也是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从蒙昧到开化、从野蛮到文明的过程。对每一个人来说，有无同情心和同情心的大小，是衡量其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 第二：人们为了利己必须利他。 人类是社会的动物。个体的人，只有同他人一起，同整个社会一起去争取生存、自由和幸福，人能够得到个人的生存、自由和幸福。所以，人们为了利己也必须利他。 20 世纪70 年代，美国学者威尔逊在《论人的天性》中，把人类的利他行为分为两大类：无条件利他主义和有条件利他主义。对于无条件利他主义，威尔逊解释说：“在少数人可以升华成有自我牺牲行为并为我们大多数人可以感受到的那种激情，是否源于千百年来由亲属关系植根于我们身上的遗传单位？”他还引证弥尔屯.戈登的一个结论：“人保卫他自己亲族的荣誉和利益，也就是保卫他自身。”对于有条件的利他行为，威尔逊解读说：利他行为是为了取得他人的回报。威尔逊的第一个观点，我们在蜜蜂、蚂蚁和其他动物身上就能够得到证明。威尔逊的第二个观点，我们从“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个世界流行的格言中可以得到证实。中国最古老的经典《易经》就说过“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佛教也常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中国人还把“积福行善”联系起来，就是说：对他人做善事，可以为自己积累福祉。还有什么“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等等。 我们找到了人的善性的来源、良心、良知，也就容易解释了。 人的道德约束力，一种来自外界，主要是法律和舆论；另一种来自内心，就是良心、良知。良心、良知，就是人们内心的道德监督者。法律的功能是有限的，它只能提供最起码的行为规范，有许多管不到的地方；舆论的功能更为有限，舆论只对那些对舆论有所顾忌的人有效；而且，舆论还有许多无法探知的事情。 良心的基本特征是自律，就是用内化了的社会行为规范来约束和调节自己的行为。同外在力量相比较，良心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即使在一个道德沦丧和缺乏法治的社会，一个有良心的人也不会胡作非为。一个人要去做坏事甚至犯罪，不应归咎于他的欲望和大小，而应归咎于他的良心不以约束自己的欲望。进化论的创造者达尔文认为：良心是人类和动物之间一切差异中“最重要的差异”，“是人类所有属性中最为高尚的属性。” 人的良心是从那里来的？有了亚当.斯密和休谟的同情之说，良心、良知就容易解释了。 良心、良知，并不是天赋和神授的，而是来源于人与人之间心灵的交感、情感互通的同情心。一般人都是有良心的，不过，由于人们的心理素质不同，良心对欲望的控制力、调节力也不一样。善良人妨碍他人的欲望也有萌动和滋长的时候，不过，他的自控力、自制力较强或者很强，他能够用良心去控制和战胜不道德、不合法的欲望。有些人在做坏事的时候，良心也曾经发现过，但是，良心没有战胜私欲的诱惑。还有一些人，做过坏事以后，良心才会发现，甚至临死的时候，才会“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有些人，良心和约束力极弱，产生了人格障碍。最严重的人格障碍，是仇视人类、仇视社会、仇视文明的病态人格。这些人的良心和良知已经泯灭，处处同人类作对，同文明社会作对，不惜进行毁灭人类、毁灭文明的罪恶活动。这种人就叫做灭绝人性，丧心病狂。当代的国家和非国家的恐怖主义分子，他们毁灭人类、毁灭文明的思想和行为，已经渗入骨髓，是不可救药的，只有坚决加以打击。 从以上情况看来，良心，是人类道德的底线。

1、专著《为企业文化建设正本》（32万字，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发行）； 2. 《生-升方略——企业管理规范化模块操作》（万字，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发行）； 3. 《企业规范化管理实施的18个模板》（24万字，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8年3月出版发行）； 4. 专著《决战十大竞争力》（45万字，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发行） 5. 专著《中国式管理系统实施方法》（50万字，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发行） 6. 专著《企业规范化管理标准体系》（78万字，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发行） 7. 专著《企业规范化管理实施方案》（108万字，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3月出版发行） 8. 专著《管理学新原理——卓越管理的理论和方法》（39万字，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发行）

《为企业文化建设正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