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哲学比较论文

中西方哲学比较论文

争论与讨论的自由，本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自由主义的鼻祖约·斯·密尔在其《自由论》中已对“讨论自由”作了严谨缜密的阐述。某些知识分子在这样要害的问题上出语草率、混淆概念，既可以说明中国知识界权利观念的空乏，对智者角色意识的淡漠，亦可看到中国知识界在文化遗产与理论素养上的短缺。而讨论自由（密尔使用“讨论”一词，笔者以为无论在个人权利还是社会功能上，“讨论”与“争论”无重大区别，因本文较多地转述密尔的思想，因而转用“讨论”）乃自由知识分子智力生活的空间之所在。有了它不过意味着智力生活的开始，能取得什么成果将取决于诸多文化因素，殊难预料；然而失去它，几乎就是失去了这一社会角色的立足点，对自由知识分子而言，几乎就是失去了一切。本文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密尔。讨论自由，意味着给一切言论自由。对于赞成的言论，自然人们不会去压制。因而问题在于对待不同意见可不可以压制。实际上允许一种言论，压制另一种言论，也就谈不到讨论自由了。但这样讲其实只是说明了自由的含义，远远没有阐明为什么应该有讨论的自由，即为什么应该对不同意见给予自由。不同意见的诸种性质——它是正确的，它是错误的，它是正误参半的——决定了一个讨论自由的辩护者必须从几个方面分别论述。2.我们永远不能确信我们力图压制的意见一定是错误的。如果认定一个人、一个机构在智力判定上拥有这样的权力，大致就是认为这个人、这个机构是绝对正确的。而这一前提本身显然是不对的。正是那些被同僚、被下属称为“常胜将军”的伟人最清楚：世上根本没有常胜将军，他自己的判断经常失误。但是可卑的是帮助绝大多数人感觉到这一常识——没有一个人的判断是绝对正确的——的无数经验事实，却很少加强了这一理论概括的力度，更没有促使这一理论的扩展、丰富、升华。人类的可卑处还在于，尽管残酷的经验事实教会了绝大多数人承认自己也会犯错误，但他们并没有致力于建设一个防范措施，防范一个人误以为自己正确时的过份专断，特别是对不同意见的压制。一个人的意见可能是错误的，那么对于社会上多数人的意见可否完全信赖呢？如此是不是找到了一般“世界”中的观念呢？而所谓“世界”对一个人而言，只能供他接触到其中的一部分——他的党派、他的阶层、他的国家、他的文化圈。党外还有党，阶级之外还有阶级，国家之外还有国家，儒教世界之外还有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的世界。一个人投身、浸染在哪一部分中，带有很大的先天与后天的偶然性。绝无理由将一部分视为压倒多数。而在智力生活中，即使你真的投靠了多数，也绝然没有找到必定正确的根据。密尔说：“假定全体人类（除了一个人）执有一种意见，而仅只一个人执有相反的意见，人类要使那一个人沉默并不比那一个人（假如他有权力）要使人类沉默更为正当。”因为在理性的王国，就认识真理而言，多数不具有更多的意义。只是在一个社会需要追求某种程度上的行动的统一这个意义上，多数才有意义。但那是行动领域的事，这里说的是思想与讨论。二者的区分，我们后面再谈。在一定时刻，少数人的意见比多数人的意见正确，这种例证数不胜数。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等等。在很多场合，剥夺了一个人的意见实际上是对全人类的剥夺，因为它是剥夺了全人类中的一种意见，有时恰好是全人类中最独具慧眼的一种意见。不仅多数人可能犯错误，甚至一个时代都可能犯错误。前一时代被人们心悦诚服地接受了的主导意见在下一时代被纠正，这在历史上并不罕见。与之对应，有时，在前一代被压制的意见在下一时代被昭雪并广为接受。以上都在说明判定一个意见的对错，是艰难的。谁也没有绝对的判断力。不同的意见也有正确的可能性。因而建立在对错误意见可以压制基础上的对不同意见的压制是荒谬的。在思想的领域中一切都是可以怀疑的。但是当一种社会主导意见的支持者发觉难于为其绝对正确、永远正确论证时，他们便转而论证这些意见虽未必“正确”，但却对社会具有非常大的“重要性”，亦即“有用性”，因此不容怀疑与讨论。这种辩护实际上转移了概念，变“正确”为“有用”。但这一转移解救不了他们理论上的困境。第一，关于何为“有用”仍然大有讨论的余地，绝非统一而无争议。第二，对好多人而言，“正确”与“有用”在大多数场合有一定的相关性，是不能割裂开来的，特别是当人们已看到一个事物的错误的时候。3.以上我们提出公认的意见难保永远正确，与其对立的意见也有正确的可能性，因而讨论自由是必要的。接下来转到第二步：如果公认的意见无谬误，而与之对立的意见是错误的，应否坚持讨论自由，应否给予错误意见持有者发言权呢？这一假设实际上是与前一假设相矛盾的。前一假设讲的是“可能性”，多数人可能错，少数人可能对。这种假设前提是颠扑不破的。后一假设则认定一派意见是错的。其实仅仅从第一种假设出发，推断的结果就是坚实的。再作第二种假设及在此基础上的推断，不过是为了强调，即使后一前提成立，讨论自由仍有充分之理由。首先，一种正确的主张如果不能时常经受充分的和无所畏惧的讨论，它将不再是活的真理，而成为死的教条。这些主张和信条对其创始人以至其直传弟子来说，是充满意义和生命力的。与论敌的斗争使他们不断寻找新的证据。只要这种斗争持续下去，这种感受就不会衰弱。而一旦它成为不许怀疑，不许与之争论的教条，人们接受它就不再是出于主动，而是被动的了。教条剥夺了人们的理性，使之不对原初的争论再作关照；教条窒息了人们的心灵，使之冷淡麻木，不对任何问题给予真正的投入。这种恶果远远超出智力范围，它导致道德的衰弱。因为“在缺乏讨论的情况下，不仅意见的根据被忘掉了，就是意见的意义本身也常常被忘掉了。……鲜明的概念和活生生的信仰没有了，代之而存在的只有一些陈套中保留下来的词句；或者假如说意义还有什么部分被保留下来，那也只是意见的外壳和表皮，精华则已尽失去了。”（密尔语）第二，不许错误的意见向正确的意见挑战，意味着武断地取消了客观上存在着的论敌。“而一到战场上已无敌人的时候，教者也好，学者也好，就都到他们的岗位上去睡觉了。”用密尔时代的一位作家的话说，这是“既定意见的沉睡”。人们只是麻木地承继一些教条，对其根据和意义毫不关心。因为事物不容置疑，不再需要思考，他们也就放弃了思考。密尔说：“这个致命的倾向是他们所犯错误半数的原因。”第三，培养和开发智力的最好办法是置身到一个自由讨论的环境中，理解一种意见的根据，并学习在各种反驳前为之辩护。“一个人对于一件事情若仅仅知道自己的一方，他对那个事情就所知甚少。他的理由也许很好，也许不曾有人能驳倒他。但假如他也同样不能驳倒对立方面的理由，也不尽知那些理由都是什么，那么他便没有根据两种意见有所择取。进一步讲一个人听取敌方的论据，若仅听到自己的教师转述的样子，……那也不够。……他必须能够从实实在在相信那些论据、真诚为之辩护、并为之竭尽一切努力的人们那里听到那些根据。”他必须听取那些反对意见中的最雄辩最动听的论据，必须感受到应付挑战与解决问题的全部压力，否则他就不会得到真知灼见。密尔认为，百分之九十九的受过教育的人未经受充分的自由讨论而获得真知。他们的结论也许正确，但他们并未真正地理解一种主张和意见。苏格拉底本人绝不是没有自身立场的诡辩家，他可以为自己的信念去死。但他的辩论法却的确更注重论证过程，而非结论。他使那些只记住某一结论的人在辩论中明白自己对这一问题几乎一无所知。苏格拉底式教学法与死记硬背的教育法无疑有着霄壤之别。因而无论是真理的获得，还是对之全面、深入的理解，都在极大的程度上有赖于深刻的反对者的存在。甚至在不存在这一反对者的情况下，在培养学生时都须寻找替代物。因为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讨论，也就没有了真理。4.除了以上两种情形之外，更常见的是第三种情形，即相互对立的两种意见各包含一部分真理。特别是那些由来以久的重大争论，如世界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人性本善还是本恶，历史进程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自由竞争与国家干预，其实是双方各有道理。虽在一时间有此消彼长之势，但长久地看，似呈螺旋上升的趋势，争论的水平不断提高，却难于看到一方山穷水尽濒临出局的状况。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双方交替推出新的根据及理论高手。就以上的例子看，当下似乎是历史决定论与国家社会主义处于下风，但其深层价值并未枯竭，待其对立面完成了一段历史时期中扮演主流文化的角色并日益走向极端时，前者就又会东山再起。这种争论无疑加深了对问题的理解。但可悲的是在认识的前进中，很少成累加之势，即不断综合双方之道理。如密尔所说，在进步过程中，大部分转变不过是由一个偏而不全的真理去代替另一个偏而不全的真理，进步之处主要只在于新的真理片断比它所替代的东西更适合于时代的需求罢了。既然在重大问题上往往双方各有道理，只是程度不同，只是其中一支更合时代需求。且既然得势的意见也往往带有偏颇的性质，我们就应该珍惜主流意见、得势意见所忽略的那些对立意见中的真理成份。而真理又不是一下子能确定的，因而就要珍惜形形色色的不同意见，即使其中包含着这样那样的错误。“只要人们还被迫兼听双方，情况就总有希望；而一旦人们只偏注一方之时，错误就会硬化为偏见，而真理本身由于被夸大变成谬误也就不复具有真理的效用。”5.压制异端意见，禁绝讨论自由，将对谁造成更大的伤害呢？是异端者，是压制异端的人，还是那些非异端亦非压制异端的寻常人？是一个社会中的思想家还是芸芸众生？异端者肯定是受到伤害的。他们受到伤害的程度，在上限上取决于一个社会在思想上对异见的宽容程度，在下限上则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它对于所谓“异己分子”的人道主义程度。无论如何，对异端者的伤害是比较外在的，远不代表它对全体人民的伤害。禁绝讨论自由，压制异端，对寻常人的内在的、心灵上的伤害绝不下于异端者。因为多数非异端者在性格上没有异端者那样强悍、特立独行，往往更软弱、从众，往往不敢越异端之雷池一步，因而在禁绝讨论自由之时不仅仅是讨论与发言的权利，而且他们的思想，他们全部的精神世界都被限制了。在这种气氛下，他们中很多有才华却缺乏勇气的人变得平庸、乏味。甚至那些压制异端者在思想上也受到了损害。当失去了对立面的刺激后，他们几乎注定将成为干巴巴的教条主义者。一个没有讨论自由的社会中是很难产生大思想家的。因为“作为一个思想家，其第一个义务就是随其智力所至而不论它会导致什么结论，谁认识不到这点谁就不能成为伟大的思想家”。但是，如同我们上述的道理，与思想家相比，取消讨论自由对芸芸众生的损害更大。“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气氛之中，曾经有过而且也会再有伟大的个人思想家。可是在那种气氛之中，从来没有而且也永远不会有智力活跃的人民。……只要哪里存在着凡原则概不得争论的暗契，只要哪里认为凡有关能占据人心的最大问题的讨论已告截止，我们就不能希望看到那种曾使某些历史时期特别突出的一般精神活跃的高度水平。并且只要所谓争论是避开了那些重要得足以燃起热情的题目，人民的心灵就永不会从基础上被搅动起来，而所给予的推动也永远不会把即使具有最普通智力的人们提高到思想动物的尊严。”失去了讨论的自由，不仅对于受压制者，而且对于压制者，不仅对于思想家，而且对于芸芸众生，都是损害。它对于所有人，对于每个时代，每个社会，都将酿成无可挽回的损害。6.如果不加限定地允许自由讨论，众说纷纭的意见不是将破坏一个社会中的很多基本行为规范吗？而无休无止的争论不是将干扰一个急需做出的决策吗？正是基于这种实实在在的考虑，在迄今为止的多数历史、多数社会中的掌权者是惧怕和禁止讨论自由的。但是因为讨论自由有着巨大的积极的社会功能，对它的禁止并不是绝对的。因为绝对的确定性，绝对的正确性是找不到的，在掌权者确立了其大政方针，并不容置疑地推行了一段时间后，必发现问题、遭遇困难甚至重大挫折，这时候为了免于王朝覆灭，为了找到正确的方针，就必然在相当程度上允许自由地讨论一番，以求从中得到反省，找到新路。社会行动需要统一，社会思想又要宽容分歧，上述方式把这一矛盾放在“时间”中去解决：即一旦大政方针确定，决不允许七嘴八舌，动摇视听；而到了遭逢重大挫折后，便要广开言路，博纳兼听。但这种“时间”或曰“阶段”性方式有其内在的缺陷，就是在大政方针刚刚确立时，为了避免动摇，往往对异见采取压制政策，从而使绝大多数人不敢作逆向的讨论，甚至不敢作逆向的思考。多样性从来是产生智慧的沃土。这样，在较长时间内社会中失去了多样性，智慧也便枯竭了。在遭遇挫折重开言路时，也难有高人出山，难有卓见问世，因为人才与文化都是要积累的。“时间”方式的另一个局限是它的讨论自由的程度也是有限的。能够兼顾社会规范的稳定性、社会决策的紧迫性与人类智慧的多样性、讨论的自由性的另一手段是“空间性”方式，即将言论的范围与行动的范围分割开来。在言论的范畴里你可以怀疑一切确定性，在行动的范畴里你必须遵从带有鲜明确定性的法规。而前者与后者各据自己的领地，分野明确。前者为社会提供思想文化资源，后者为社会提供行动法则。二者虽有联系，但不是直接的，不是立刻可转换的。后者对前者的宽容正是建立在前者不直接干扰后者的这一前提之上的。人类的局限决定他找不到一种永恒确定性的东西，而社会生活又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确定性之上。这样它将社会行为法规与社会决策建立在一种假定的确定性之上，即这种认识一直尚未被驳倒，所以姑且假定其是正确的。但是这一假定有其局限性，就是它只属于行动的领域，不可以以此来杜绝人们在言论与思想的范畴中去怀疑这一确定性，去寻找它的缺陷。7.什么是人？首先，如我们刚刚说到，人是缺少绝对确定性的动物。这与其他动物构成鲜明的差别。动物在生存方式上保有极大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是稳定不变的生理机制赋予它的，如飞禽专门飞，走兽专门走，食肉类动物食肉，食草类动物食草，这是高度确定的。而人类不同。人类从百万年前就摆脱了生理机制对其生存方式的硬性规定，而开始了自己选择生存方式，靠着文化而非本能去生存。他摆脱了动物天赋的确定性。而社会生括又要求一种稳定性，于是他面临着自己去寻找一种确定性的严酷任务。人类的第一个不确定性在于其生存方式，而其第二个不确定性在于其掌握的知识与真理之性质。人类摆脱了动物的局限，开始了扩展自己对自然界与社会的认识，但是他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决定了他永远找不到终极真理，找不到本体意义上的确定性。人在其行为方式上是一种“离轨”的动物。这是生理机制与文化系统的根本差别。靠前者支配的行为方式恒定不变。而后者变动不居。“离轨”意味着两种可能性。一、人会犯错误，而动物不会犯错误。二、人会走上一条新的道路，而动物永远在老路上踯躅。而这两种可能性又必然交织在一起。他可能作出新的、明智的重大选择，然而选择了这一新路后他将不断面临新的问题，并极可能不断犯下一个个错误。没有一种古老的办法可以帮助他解决这些新问题，他距离那种原初的动物与自然界的平衡已经太遥远了。他只有靠想出新的办法去克服新的困难，而在这之中又必然不断犯下新的错误。不管“进步”在当代怎样受到后现代思想家有理有据地批判，人类已只能靠新的选择解决新的问题。他已踏上了一条不断犯错误又不断去纠正错误的没有尽头的道路。他不能停顿，停顿就是死亡。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是“会犯错误的动物”。在进一步探讨人类纠正错误的方法前还须阐明人类的另外两大属性。人是群体性动物。且这一群体不象蜜蜂那样靠生理特征将蜂王与工蜂区分开来。其头领的产生远比动物复杂。而这一群体又是合作性最强的群体，它要求起码的确定性、一致性、合法性。无论在哪一种社会形态中，这些重大选择都起码要经历小范围的谋划与争执。第二，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语言。人靠语言完成其一切交流，并靠这一符号系统储存他的文化知识上的积累。在任何一个文明社会中，文化系统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政治、经济之外的一点独立性。一个使用语言的群体，在不断解答新的问题，纠正新的错误时，靠什么？只能是讨论。不错，还要靠经验，但一种使用语言的群体动物在汲取经验时必然会讨论。在汲取哪一种经验时还会争论。密尔说：“借着讨论和经验人能够纠正他的错误。不是单靠经验。还必须有讨论，以指明怎样解释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讨论”是人类的一种属性，是人类生活方式中的重要手段之一，是人类生存中的重要内容，人类是一种离不开讨论的动物。这样说，并非意味着每个人、每个时刻，都要讨论。有些成员可以基于某种人生教训，固持“缄口莫谈”之箴言。有些时刻决策迫在眉睫，人们会说：“别再讨论了！”这都会自然发生，都颇可理解。但就一个整体社会的意义而言，“讨论”不可或缺。人类文明早就丧失了放弃讨论仍可使该物种适应生存的可能性。我们早已走上了一条以“讨论”作路基的独特的道路。容许一切讨论，不忽略每一支新鲜的声音，每一支弱小的声音，——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中西方哲学的异同点分析论文

摘要： 一般认为，西方哲学的主要特征是逻辑的、分析的，而中国哲学的主要特征是体验的、综合的。传统的中西方哲学比较研究也是基于这个认识的，但对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应当从中西方哲学智慧，内容以及他们的相同之处进行分析研究。

关键词： 中西方哲学 智慧

哲学可谓博大精深，虽然这个学期已经学习了一个学期的西方哲学，但仍只是略懂皮毛，也可以说是只知道了一些大家都懂得的那些简单的哲学思想，对于那些复杂一点的哲学思想仍然是不理解。现在就我的那一点理解来谈谈对中西方哲学的看法。

中华民族的哲学。它致力于研究世界的本原和古今历史演变的规律，形成了自己独具民族特色的自然观、历史观、伦理观、认识论和方法论。而西方哲学是拥有相同历史传统和统一概念体系的统一的哲学体系。公元前5～3世纪，人类文化史上出现了一大奇观，中西方文明几乎同时达到了一个新高峰。中方哲学以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繁荣为标志，而西方哲学则以古希腊科学文化的昌盛为特征。中西方这一时期的哲学和科学传统对于后来东西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下面将从以下几方面谈谈中西方哲学的异同点。

一、中国哲学的神秘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

泰勒斯是西方自然哲学的开创者，也是第一个用理性的目光审视自然的先哲。他认为自然界的万物总是由某种最基本的东西构成的，它就是世界的基始或本原。泰勒斯对自然的解释是“水是生命的`源泉，万物的基始是水”。这个观点为人类认识自然开创了一条可贵的理性认识之路。它引导人们从自然本身去解释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避免了用主观意志或凭个体好恶解释自然带来的任意性和神秘性。虽然古代西方人对构成自然界万物的本原的认识有各不相同的看法，但他们都是通过理性方法来解读自然。其意义在于人类对自然开始有了理性思考，推动了哲学思维和科学理性思维的发展，这对西方后来科学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基础意义。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西方理性主义。

中国的自然哲学创始人是老子。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显然，在老子的道家学说中，“道”是构成万物的本原。老子的“道学”将人们从多元宇宙观发展为一元宇宙观，力图从自然自身解释自然的多变现象，这与泰勒斯是一致的。在老子那里是“道”带来了一个整体的一，即宇宙这个统一的大系统。中国人认识自然的视角，从老子开始就与西方的泰勒斯不同，米利都学派追求的本原是构成万物的分立体；而东方的“道”却是形成整体一的基础，它是抽象的。老子说过：“道，可道，非常道”，“道”的抽象特性，它将引导东方人论“虚”，并乐于思辨玄想，因而缺少微观实证分析的本性。中国的中医理论体系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特色。 由于泰勒斯的本原是构成万物的分立体，因此，它引导的是西方学者对具体事物的结构和形成规律的寻求。东方的中国人接受的是道家学说，它的抽象性和神秘性以及它的整体视角和运动本性，它引导的是东方学者用思辨和玄想及经验观察去对整体性质和物质的运动做出把握。

二、中西方哲学智慧的差异

中国五千年的文化是中国智慧发展的坚实基础。东方信仰“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孔孟之道”一统天下，长达五千年之久，这种“伦理精神”和“价值理性”世代相传，沿袭至今，至使东方的科学技术发展，受到极大的阻碍。然而，这却成就了东方的文化发展。西方的智慧是理性的，有两千年的哲学、自然科学发展史，创造了完整的哲学、自然科学的理论体系，有逻辑严谨的数学。西方人把他们的智慧用于对哲学、科学体系的探索与研究，利用他们已有的科技成果发展军事，进行殖民扩张。西方的科学体系推动了全世界的进步，让人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西方庞大的、具有系统性和体系化的欧氏理论与中国的认识论和多神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东方智慧以直觉思维为主体，西方智慧以逻辑思维为主体；东方与西方智慧的巨大差异，构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与发展结果。

三、中西方哲学的相通之处

中西方哲学的发展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他们的发展自始至终充满了激烈的斗争。就世界构成“本体”而言，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就认识论而言，是反映论与先验论之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在不同程度上发展了辩证法。唯心主义长期占据统治地位，成为官方哲学和宗教哲学。 几千年来，唯物主义作为非官方的民间哲学，长期受到压抑，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就方法而言，是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争。中西方哲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哲学倾向的贯彻，是为一定的阶级、为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务的。

中华传统思维早就了我们发现知识经验，西方思维造就了他们发现就形成了知识。中西方的哲学如果互相借鉴的话，那么西方也就不会有异教徒惨死这样的惨案发生，都尝试着去包容别人就不会觉得别人的信仰是错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自由，我们应该尊重别人的权力。如果我们能够借鉴西方的公理化的思维方式，把我们的发现形成知识，再经过一代代人的完善，那么我们今天就不用去学习别人的知识，说不定现在世界上的大部分的高科技知识都是我们国家的，因为我们国家的科技水平是近三百年才开始落后的，在这之前，我们的水平都处在世界的前列，只是这短短的三百年就造成这样巨大的差别，不得不让我们反省一下。以上的这些有些是个人的想法，也有来自对他人的借鉴，尽管这门课的上课时间很短，但我已经在上这门课的时候感受到西方哲学的魅力并且让我对西方哲学增加了兴趣，希望以后可以更多地接触到西方哲学。

参考文献：

《浅析东西方哲学的分殊点及其影响》 沈佳强

《中西方哲学智慧的比较分析》 张志伟

中西方哲学比较论文800字

哲学是以人类的实践活动为直接对象的思想认识活动，是能够从世界万物中发现、界定、彰显和产生人类思想认识活动这个本源事物，获得本源事物和非本源事物的知识，以下是我整理的中西哲学比较论文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摘要：中国从近代魏源的睁眼看世界开始就有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西方在综合国力，人口素质，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无疑已经领先了中国，而到了现代，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和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要从各个方面借鉴西方。为什么拥有更加悠久历史和文化的中国到了近代却大大落后于西方呢?在我看来为人们提供最基本的世界观和从事各种活动的方法论的哲学占了很大的原因。西方哲学从古希腊的起源开始就已融入西方文明的血液之中。因而我们就要了解研究西方哲学，并与中国哲学进行横向对比，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

一、哲学的定义

哲学是以人类的实践活动为直接对象的思想认识活动，是能够从世界万物中发现、界定、彰显和产生人类思想认识活动这个本源事物，获得本源事物和非本源事物的知识，建立事物一元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高人类的思想认识能力、满足人类的生存发展需要的本源事物。

二、西方哲学来源

哲学(philosophy)是从希腊字“Φιλοσοφία”转变而来,意思为“爱智慧”，或是比较少用的“智慧的朋友”。在汉语中“哲”这个词是聪明、智慧的意思，中国古代把聪明而有智慧的人称为哲人，所以，中国近代以来，就把关于智慧的学问称作哲学。哲学是难以被定义的，因为有众多分歧的观念都被视作为哲学。皮尔金哲学辞典中定义哲学为“有关思想，行为，与实在中最基本与普遍的概念。”皮尔金百科中提到哲学与科学的差别在于，哲学问题的答案不能仅由经验证据来得到。无论如何，这些观点都被牛津哲学辞典所挑战:“二十世纪晚期...偏向于将哲学思考视为对于任何一种智识探索的最好实践”。的确，许多早期哲学家在自然哲学方面的观察最后都形成了现代科学对于众多课题上重要的基础。

希腊历来被认为是欧洲文明的摇篮，是欧洲乃至西方哲学的故乡。 希腊哲学的最早流派米利都学派约产生于公元前7或前6世纪，在此之前，古希腊哲学也有一个漫长的孕育时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古希腊哲学的前提是古希腊神话。古希腊神话包括神的故事和英雄传说两部分。在最古老的神话中，讲到了天地的开辟、众神的诞生、人类的起源等。在古希腊人的想象中,神具有人的形象和人的感情。神和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是永生不死的,他们比人更高大、更有力量,而且主宰着人间的祸福和命运。奥林匹斯山的12个主要的神实际上就是自然力的化身。 哲学的智慧产生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哲学源于人们对实践的追问和对世界的思考。

古代真正的哲学可以使我们正确的看待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变化与发展，用睿智的眼光看待生活和实践，正确对待社会进步与个人发展，正确对待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正确对待进与退，得与失，名与利，从而为生活和实践提供积极有益的指导。因此，哲学的任务，就是寻找光明，在人类生活的路途上点起前行的明灯，指导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三、西方哲学家的哲学观点

柏拉图指出：“thauma”(惊奇)是哲学家的标志，是哲学的开端。柏拉图满蕴深意地说：“iris”(彩虹，虹之女神，宙斯的信使)是“thauma”(惊奇)之女，并无误溯其血统。“Iris”(彩虹)向人传达神的旨意与福音，哲学是由惊奇而发生，在其注目之下，万物脱去了种种俗世的遮蔽，而将本真展现出来。由此，它把自己展现为一种真正解放性的力量。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人都是由于惊奇而开始哲学思维的，一开始是对身边不解的东西感到惊奇，继而逐步前进，而对更重大的事情发生疑问。

一个感到困惑和惊奇的人，便自觉其无知。

黑格尔认为：哲学是一种特殊的思维运动，哲学是对绝对的追求。“哲学以绝对为对象，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黑格尔《小逻辑》。

爱因斯坦这样谈论哲学：如果把哲学理解为在最普遍和最广泛的形式中对知识的追求，那么，哲学显然就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之母。

十八世纪德国著名浪漫派诗人、短命天才诺瓦利斯(1772—1801)关于哲学的定义：哲学是全部科学之母，哲学活动的本质原就是精神还乡，凡是怀着乡愁的冲动到处寻找精神家园的活动皆可称之为哲学。

四、西方哲学的东行脚步

1874年日本的学者西周在《百一新论》中用汉文“哲学”翻译从希腊文philosophia 转换而来的英文philosophy一词，1896年前后黄遵宪、康有为将西周的译称介绍到中国，后渐渐通行 。中国清代以前的文化典籍中并无哲学一词，只有单独存在的“哲”和“学”这两个动词。“哲”在汉语中的基本含义是明智、明理，哲这个词指人们通过思想认识活动，使被遮蔽的智慧和道理显明出来这种事情。“学”在汉语中的基本含义是模仿、实习、再现。学这个词是指个人通过模仿、学习、再现事物的活动，获得知识和能力这种事情。哲与学两个单词合在一起组成的哲学一词，其词性是动词，其含义是指人们为了明智、明理、提高思维认识能力所进行的学习认识活动。

西学东渐哲学进入中国后，学界发生了中国本土文化中有无哲学的论争。认为中国有哲学的人把哲学定义为：关于宇宙和人生的基本思 胡适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指出：“凡研究人生且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求一个且要的解决”这样的学问叫做哲学。

在西方，哲学一词通常用来说明一个人对生活的某种看法(例如某人的“人生哲学”)和基本原则(例如价值观、思想、行为)。而在学术上的哲学，则是对这些基本原则的理性根据的质疑、反思，并试图对这些基本原则进行理性的重建。

最早哲学的范围涵盖所有的知识层面。它一直是人类最抽象的知识研究。对哲学一词的介绍最初来自希腊思想家毕达哥拉斯。

从西方学术史看，科学是哲学的衍生物。后来，科学独立为与哲学并行的学科。科学与哲学有互动关系。科学产生知识，哲学产生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也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现代西方哲学中有科学哲学，是专门研究有关科学的理论。这种理论研究了科学的历史，为科学总结了许多理论模型，但这也只是解释了科学，并不是可以指导科学。哲学是人类了解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是使人崇高起来的一门学问。

五、中西哲学的差异

有人说，一个苹果，东方思想在于领会整体，而西方则一层层剖析。

在前文中已阐述了西方哲学的起源，可以说，古希腊哲学就是西方哲学的源头，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西方哲学所关注的哲学问题也在不断地变化。尽管在古希腊之后的西方哲

学发展不尽相同，但其承继的仍然是古希腊的哲学精神——都表现为对各种现象之后的原因的关注和对确定性的追求;而中国哲学的产生，并不象西方哲学那样可以找到明确的起点，也没有出现类似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试图截然与传统分开或创立新的传统。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哲学是从《易经》开始甚至可以上溯到更早的阴阳五行等观念，而此后中国哲学、科学的发展以及理论依据往往都来自于这些传统观念。纵观整个中国哲学，各种学说的前后相继性很明显，各个学派所讨论的问题虽然有所不同，但是主要都集中在政治伦理方面，即都表现为对人的关怀和规范。总得来说中西方哲学在方向上和方法上的巨大差异。从起点和终点来看，两种哲学出发不同结点也就不一致。西方哲学崇尚灵魂自由，重过程;中国哲学更多功利性，重结果。前者是为个体的，后者是为社会的。西方哲学更注重思辩的过程。“我重视寻求真理的过程，更甚于发现真理的本身”，莱辛的这句话就是对古希腊哲学家的最好概括。正因为这样，希腊哲学家被称为科学哲学家，而中国哲学家被称为社会哲学家。

在黑格尔看来，孔子的学说不具有思辩性，只是道德的伦理的说教。黑氏曾经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里评论过孔子：“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孔子的书籍没有被介绍到西方，那是最好不过的事情。”遗憾的是，黑格尔翻阅了孔子全部的书籍，所以，孔子就成为批判的靶子。

古希腊哲学家对科学的热爱就如同对生命本质的热忱一样。泰勒斯因为在一个圆内画出直角三角形而宰牛欢庆，毕达哥拉斯因为发现了勾股定理而举行百牛大祭。公元前3世纪，当罗马战车开进叙拉古的时候，他们看见了一个老人正在沙地里研究一个几何图形(希腊哲人几乎个个有这个爱好)，军人要带老人去见罗马统帅，老人示意不要打断他的思维。军人拔剑把老人杀了，当剑劈来的时候，老人刚刚说完最后一句话：“不要踩坏了我的图”，这个老人就是阿基米得。古希腊哲学家对于求知的本身和过程怀有多么强烈的热忱，可见一斑。

中国古代哲学则更重视哲学对他人的引导，强调哲学的社会性。《列子》记载的“两小儿辩日”，很说明问题。孔子东游，碰上了两个小儿在辩论，一个说日出时太阳近而日中远，，因为日出时太阳大，而日中小;另一小孩则反之，认为一个反之，日出时太阳远而日中近，因为日出时太阳凉而日中时太阳热。小儿问孔子，孔子不能解释。两个孩子嘲笑道：“孰谓汝多知乎?”(谁说你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呢?)。显然，按照孔子的智慧，这不应该是个问题，问题是：他压根儿就对自然现象兴趣索然。

东方哲人也提出了本原是什么，至于过程，你自己去领悟吧!一个“悟”字淡化了探究人生真谛的思辨过程。老子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至于地如何法天，天如何法道，道如何法自然，三如何生万物?你自己去感悟好了。列子说，是我乘着风呢，还是风乘着我?庄子亦如是，是我化成了蝴蝶呢，还是蝴蝶变成了我?就文学而言，诚为极高的浪漫主义情怀;就哲学言，实在是一不可知论的怪圈。怪则怪矣。于是，轻松逃离了对具体事物的认知。

在希腊哲人看来，求知是人的天性。作为爱智慧之人，就应穷究宇宙的来源，探索万物

的根本，诘问人生的目的。在不断地探究和追问中学得知识，并获得灵魂自由、思想奔放，享受真正的快乐。而中国先哲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热衷于探讨和改造社会，把追求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看作自己人生的最高境界。

六、哲学的价值及对当代中国的借鉴作用

哲学之应当学习并不在于它能对于所提出的问题提供任何确定的答案，而是在于这些问题本身;原因是，这些问题可以扩充我们对于一切可能事物的概念，丰富我们心灵方面的想象力，并且减低教条式的自信，这些都可能禁锢心灵的思考作用。此外，尤其在于通过哲学冥想中的宇宙之大，心灵会变得伟大起来，因而就能够和那成其为至善的宇宙结合在一起。

哲学也可以说是理性对于信仰的研究，同时还有理性对人与自然规律的总结。

哲学是对世界的关于终极意义的解释，它在解释中使我们了解世界，使世界在我们的意识中合理化，从而为我们提供心灵的慰藉。

哲学还是对人的自我一种定位的工具。

哲学不等于面包，但是哲学相当于吃面包时涂的蜂蜜。哲学的任务是更好的指导人们正确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在前文中已经提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更注重成果，即唯结果论。这或多或少已经影响到了当代中国人的思维，但是纵观当今世界，每当世界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所需要的科学技术往往是当年发现时看似毫无用处的技术，按中国唯结果论的观点无疑会忽视这些技术。而当今中国已处于一个全新的历史机遇下，若让这种思想继续盛行，那无疑会让中国错过不少机遇，所以西方哲学重视追求真理过程的观点更值得中国的借鉴与学习。中国要实现新的飞跃，实现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和中国文化的复兴，就必须结合中国哲学固有的特点，同时研究，分析，借鉴西方哲学，形成中国特色的哲学体系来指导实践，指导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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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哲学的异同点分析论文

摘要： 一般认为，西方哲学的主要特征是逻辑的、分析的，而中国哲学的主要特征是体验的、综合的。传统的中西方哲学比较研究也是基于这个认识的，但对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应当从中西方哲学智慧，内容以及他们的相同之处进行分析研究。

关键词： 中西方哲学 智慧

哲学可谓博大精深，虽然这个学期已经学习了一个学期的西方哲学，但仍只是略懂皮毛，也可以说是只知道了一些大家都懂得的那些简单的哲学思想，对于那些复杂一点的哲学思想仍然是不理解。现在就我的那一点理解来谈谈对中西方哲学的看法。

中华民族的哲学。它致力于研究世界的本原和古今历史演变的规律，形成了自己独具民族特色的自然观、历史观、伦理观、认识论和方法论。而西方哲学是拥有相同历史传统和统一概念体系的统一的哲学体系。公元前5～3世纪，人类文化史上出现了一大奇观，中西方文明几乎同时达到了一个新高峰。中方哲学以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繁荣为标志，而西方哲学则以古希腊科学文化的昌盛为特征。中西方这一时期的哲学和科学传统对于后来东西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下面将从以下几方面谈谈中西方哲学的异同点。

一、中国哲学的神秘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

泰勒斯是西方自然哲学的开创者，也是第一个用理性的目光审视自然的先哲。他认为自然界的万物总是由某种最基本的东西构成的，它就是世界的基始或本原。泰勒斯对自然的解释是“水是生命的`源泉，万物的基始是水”。这个观点为人类认识自然开创了一条可贵的理性认识之路。它引导人们从自然本身去解释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避免了用主观意志或凭个体好恶解释自然带来的任意性和神秘性。虽然古代西方人对构成自然界万物的本原的认识有各不相同的看法，但他们都是通过理性方法来解读自然。其意义在于人类对自然开始有了理性思考，推动了哲学思维和科学理性思维的发展，这对西方后来科学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基础意义。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西方理性主义。

中国的自然哲学创始人是老子。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显然，在老子的道家学说中，“道”是构成万物的本原。老子的“道学”将人们从多元宇宙观发展为一元宇宙观，力图从自然自身解释自然的多变现象，这与泰勒斯是一致的。在老子那里是“道”带来了一个整体的一，即宇宙这个统一的大系统。中国人认识自然的视角，从老子开始就与西方的泰勒斯不同，米利都学派追求的本原是构成万物的分立体；而东方的“道”却是形成整体一的基础，它是抽象的。老子说过：“道，可道，非常道”，“道”的抽象特性，它将引导东方人论“虚”，并乐于思辨玄想，因而缺少微观实证分析的本性。中国的中医理论体系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特色。 由于泰勒斯的本原是构成万物的分立体，因此，它引导的是西方学者对具体事物的结构和形成规律的寻求。东方的中国人接受的是道家学说，它的抽象性和神秘性以及它的整体视角和运动本性，它引导的是东方学者用思辨和玄想及经验观察去对整体性质和物质的运动做出把握。

二、中西方哲学智慧的差异

中国五千年的文化是中国智慧发展的坚实基础。东方信仰“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孔孟之道”一统天下，长达五千年之久，这种“伦理精神”和“价值理性”世代相传，沿袭至今，至使东方的科学技术发展，受到极大的阻碍。然而，这却成就了东方的文化发展。西方的智慧是理性的，有两千年的哲学、自然科学发展史，创造了完整的哲学、自然科学的理论体系，有逻辑严谨的数学。西方人把他们的智慧用于对哲学、科学体系的探索与研究，利用他们已有的科技成果发展军事，进行殖民扩张。西方的科学体系推动了全世界的进步，让人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西方庞大的、具有系统性和体系化的欧氏理论与中国的认识论和多神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东方智慧以直觉思维为主体，西方智慧以逻辑思维为主体；东方与西方智慧的巨大差异，构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与发展结果。

三、中西方哲学的相通之处

中西方哲学的发展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他们的发展自始至终充满了激烈的斗争。就世界构成“本体”而言，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就认识论而言，是反映论与先验论之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在不同程度上发展了辩证法。唯心主义长期占据统治地位，成为官方哲学和宗教哲学。 几千年来，唯物主义作为非官方的民间哲学，长期受到压抑，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就方法而言，是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争。中西方哲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哲学倾向的贯彻，是为一定的阶级、为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务的。

中华传统思维早就了我们发现知识经验，西方思维造就了他们发现就形成了知识。中西方的哲学如果互相借鉴的话，那么西方也就不会有异教徒惨死这样的惨案发生，都尝试着去包容别人就不会觉得别人的信仰是错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自由，我们应该尊重别人的权力。如果我们能够借鉴西方的公理化的思维方式，把我们的发现形成知识，再经过一代代人的完善，那么我们今天就不用去学习别人的知识，说不定现在世界上的大部分的高科技知识都是我们国家的，因为我们国家的科技水平是近三百年才开始落后的，在这之前，我们的水平都处在世界的前列，只是这短短的三百年就造成这样巨大的差别，不得不让我们反省一下。以上的这些有些是个人的想法，也有来自对他人的借鉴，尽管这门课的上课时间很短，但我已经在上这门课的时候感受到西方哲学的魅力并且让我对西方哲学增加了兴趣，希望以后可以更多地接触到西方哲学。

参考文献：

《浅析东西方哲学的分殊点及其影响》 沈佳强

《中西方哲学智慧的比较分析》 张志伟

中西方哲学论文比较研究方向

哲学是探索人内心的学问，仿佛和现实生活的距离较远，因而一直以来在考研的报考浪潮中远不如经济、管理、计算机之类的学科火爆。有些人要问，学哲学出来做什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哲学研究生的就业方向主要是高校、研究机构、党政机关等，从事的职业也多与思想工作、行政工作有关。不过南方北方哲学人的“处世哲学”也有着巨大的差异，在南方学哲学和在北方学哲学今后所走的道路也许是截然不同的。以下是查找到的近期相关资料，希望能帮到你。北京：学术天堂有人说哲学的真正天空在北方，耳熟能详的哲学家熊十力、梁漱溟、汤用彤、艾思奇、金岳霖、冯友兰、朱光潜、张岱年等几乎都来自北大，而他们的弟子们则继续在北大、北师大、南开等高校撒播学术种子。如此深厚的学术底蕴，令北方哲学界仍然保持着强劲的学术创造力。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研一的蔡同学说：“在北京，哲学研究的气氛很浓，也有很多机会见到世界各国的大师。经常有一些哲学名家在北京的高校开讲座，同学们积极地互相转告，导师也鼓励我们走出校门到其他高校去听课。而且哲学在这里并不会被当作冷门学科，几乎人人都能跟你‘拽’上一两句哲学，有时候在外边和人聊天，不经意间就会发现一两个志同道合的哲学爱好者。”谈起未来的打算，她说自己的目标是申请教育部公派留学资助项目到德国留学，然后回国当老师。“现在有许多这样的项目，哲学虽然在就业方面不如其他学科，但仍然是许多奖学金和基金组织的重点资助对象。如果学生有自己的思想，能够拿出让专家眼前一亮的论文，获得高额奖金还是很有把握的。”上海：学以致用如果说北京的哲学学生都秉持着“传承学术”的态度，将自己未来的人生规划为依然能够与哲学打交道，那么上海的哲学学子更像是“学以致用”，把哲学思想转化成一种策略和态度来用于生活，转战职场。著名的战地记者闾丘露薇、传媒集团老总虞峰都出自复旦哲学系。据说在上海，哲学绝对不算冷门专业。新闻媒体、出版机构、党政机关都活跃着哲学系学生的身影。前不久，复旦哲学系继火爆一时的“国学班”之后再度推出“西学班”，引起了海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西学班的培养重在精读西方哲学原典，包括《圣经》、《理想国》、《社会契约论》、《国富论》及柏拉图、卢梭、莎士比亚、斯宾格勒等经典著作。复旦人文智慧课堂项目负责人杨文表示，全球化背景下，如果要解读文明交融背后的密码，掌握与西方世界进行对话的主动性，就需要我们深刻理解西方的文明，这样才能拥有深远的视野。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复旦哲学系开设的管理哲学等课程总是受到同学们的追捧，而哲学系毕业生的毕业设计也总是围绕企业哲学、经济哲学等与现实联系紧密的课题，他们和其他专业人才一样能够一路闯关进入宝洁、强生、通用等大公司的最终面试。{ 湖南大学生论坛}

中西方哲学的异同点分析论文

摘要： 一般认为，西方哲学的主要特征是逻辑的、分析的，而中国哲学的主要特征是体验的、综合的。传统的中西方哲学比较研究也是基于这个认识的，但对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应当从中西方哲学智慧，内容以及他们的相同之处进行分析研究。

关键词： 中西方哲学 智慧

哲学可谓博大精深，虽然这个学期已经学习了一个学期的西方哲学，但仍只是略懂皮毛，也可以说是只知道了一些大家都懂得的那些简单的哲学思想，对于那些复杂一点的哲学思想仍然是不理解。现在就我的那一点理解来谈谈对中西方哲学的看法。

中华民族的哲学。它致力于研究世界的本原和古今历史演变的规律，形成了自己独具民族特色的自然观、历史观、伦理观、认识论和方法论。而西方哲学是拥有相同历史传统和统一概念体系的统一的哲学体系。公元前5～3世纪，人类文化史上出现了一大奇观，中西方文明几乎同时达到了一个新高峰。中方哲学以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繁荣为标志，而西方哲学则以古希腊科学文化的昌盛为特征。中西方这一时期的哲学和科学传统对于后来东西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下面将从以下几方面谈谈中西方哲学的异同点。

一、中国哲学的神秘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

泰勒斯是西方自然哲学的开创者，也是第一个用理性的目光审视自然的先哲。他认为自然界的万物总是由某种最基本的东西构成的，它就是世界的基始或本原。泰勒斯对自然的解释是“水是生命的`源泉，万物的基始是水”。这个观点为人类认识自然开创了一条可贵的理性认识之路。它引导人们从自然本身去解释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避免了用主观意志或凭个体好恶解释自然带来的任意性和神秘性。虽然古代西方人对构成自然界万物的本原的认识有各不相同的看法，但他们都是通过理性方法来解读自然。其意义在于人类对自然开始有了理性思考，推动了哲学思维和科学理性思维的发展，这对西方后来科学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基础意义。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西方理性主义。

中国的自然哲学创始人是老子。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显然，在老子的道家学说中，“道”是构成万物的本原。老子的“道学”将人们从多元宇宙观发展为一元宇宙观，力图从自然自身解释自然的多变现象，这与泰勒斯是一致的。在老子那里是“道”带来了一个整体的一，即宇宙这个统一的大系统。中国人认识自然的视角，从老子开始就与西方的泰勒斯不同，米利都学派追求的本原是构成万物的分立体；而东方的“道”却是形成整体一的基础，它是抽象的。老子说过：“道，可道，非常道”，“道”的抽象特性，它将引导东方人论“虚”，并乐于思辨玄想，因而缺少微观实证分析的本性。中国的中医理论体系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特色。 由于泰勒斯的本原是构成万物的分立体，因此，它引导的是西方学者对具体事物的结构和形成规律的寻求。东方的中国人接受的是道家学说，它的抽象性和神秘性以及它的整体视角和运动本性，它引导的是东方学者用思辨和玄想及经验观察去对整体性质和物质的运动做出把握。

二、中西方哲学智慧的差异

中国五千年的文化是中国智慧发展的坚实基础。东方信仰“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孔孟之道”一统天下，长达五千年之久，这种“伦理精神”和“价值理性”世代相传，沿袭至今，至使东方的科学技术发展，受到极大的阻碍。然而，这却成就了东方的文化发展。西方的智慧是理性的，有两千年的哲学、自然科学发展史，创造了完整的哲学、自然科学的理论体系，有逻辑严谨的数学。西方人把他们的智慧用于对哲学、科学体系的探索与研究，利用他们已有的科技成果发展军事，进行殖民扩张。西方的科学体系推动了全世界的进步，让人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西方庞大的、具有系统性和体系化的欧氏理论与中国的认识论和多神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东方智慧以直觉思维为主体，西方智慧以逻辑思维为主体；东方与西方智慧的巨大差异，构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与发展结果。

三、中西方哲学的相通之处

中西方哲学的发展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他们的发展自始至终充满了激烈的斗争。就世界构成“本体”而言，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就认识论而言，是反映论与先验论之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在不同程度上发展了辩证法。唯心主义长期占据统治地位，成为官方哲学和宗教哲学。 几千年来，唯物主义作为非官方的民间哲学，长期受到压抑，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就方法而言，是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争。中西方哲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哲学倾向的贯彻，是为一定的阶级、为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务的。

中华传统思维早就了我们发现知识经验，西方思维造就了他们发现就形成了知识。中西方的哲学如果互相借鉴的话，那么西方也就不会有异教徒惨死这样的惨案发生，都尝试着去包容别人就不会觉得别人的信仰是错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自由，我们应该尊重别人的权力。如果我们能够借鉴西方的公理化的思维方式，把我们的发现形成知识，再经过一代代人的完善，那么我们今天就不用去学习别人的知识，说不定现在世界上的大部分的高科技知识都是我们国家的，因为我们国家的科技水平是近三百年才开始落后的，在这之前，我们的水平都处在世界的前列，只是这短短的三百年就造成这样巨大的差别，不得不让我们反省一下。以上的这些有些是个人的想法，也有来自对他人的借鉴，尽管这门课的上课时间很短，但我已经在上这门课的时候感受到西方哲学的魅力并且让我对西方哲学增加了兴趣，希望以后可以更多地接触到西方哲学。

参考文献：

《浅析东西方哲学的分殊点及其影响》 沈佳强

《中西方哲学智慧的比较分析》 张志伟

东西方比较哲学的研究内容非常广泛。按不同层次大致可分为：1.西方、中国、印度和伊斯兰这四大哲学文明的比较研究；2.东西方哲学中相关问题的比较研究；3.东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4.西方哲学与东方哲学某一部分的比较；5.东西方哲学范畴比较。既有同一时期哲学的比较，也有不同时代哲学的比较，人物的比较和思想的比较相互交错在一起。比较研究的方式多种多样。按比较对象划分，最基本的有两种，一种是平行研究，即对两种互无影响的哲学传统进行比较研究，找出其异同之点；一种是影响研究，即对两种相互影响的不同传统哲学进行比较研究。按比较主体的需求划分，比较方法可分为纵比、横比、同比、异比、同异交比等等。按比较研究的深度，可划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描述性比较即搜集史料；二是解释性比较即对异同之处进行因果性分析。

中西方哲学文化思想比较论文

哲学是以人类的实践活动为直接对象的思想认识活动，是能够从世界万物中发现、界定、彰显和产生人类思想认识活动这个本源事物，获得本源事物和非本源事物的知识，以下是我整理的中西哲学比较论文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摘要：中国从近代魏源的睁眼看世界开始就有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西方在综合国力，人口素质，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无疑已经领先了中国，而到了现代，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和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要从各个方面借鉴西方。为什么拥有更加悠久历史和文化的中国到了近代却大大落后于西方呢?在我看来为人们提供最基本的世界观和从事各种活动的方法论的哲学占了很大的原因。西方哲学从古希腊的起源开始就已融入西方文明的血液之中。因而我们就要了解研究西方哲学，并与中国哲学进行横向对比，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

一、哲学的定义

哲学是以人类的实践活动为直接对象的思想认识活动，是能够从世界万物中发现、界定、彰显和产生人类思想认识活动这个本源事物，获得本源事物和非本源事物的知识，建立事物一元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高人类的思想认识能力、满足人类的生存发展需要的本源事物。

二、西方哲学来源

哲学(philosophy)是从希腊字“Φιλοσοφία”转变而来,意思为“爱智慧”，或是比较少用的“智慧的朋友”。在汉语中“哲”这个词是聪明、智慧的意思，中国古代把聪明而有智慧的人称为哲人，所以，中国近代以来，就把关于智慧的学问称作哲学。哲学是难以被定义的，因为有众多分歧的观念都被视作为哲学。皮尔金哲学辞典中定义哲学为“有关思想，行为，与实在中最基本与普遍的概念。”皮尔金百科中提到哲学与科学的差别在于，哲学问题的答案不能仅由经验证据来得到。无论如何，这些观点都被牛津哲学辞典所挑战:“二十世纪晚期...偏向于将哲学思考视为对于任何一种智识探索的最好实践”。的确，许多早期哲学家在自然哲学方面的观察最后都形成了现代科学对于众多课题上重要的基础。

希腊历来被认为是欧洲文明的摇篮，是欧洲乃至西方哲学的故乡。 希腊哲学的最早流派米利都学派约产生于公元前7或前6世纪，在此之前，古希腊哲学也有一个漫长的孕育时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古希腊哲学的前提是古希腊神话。古希腊神话包括神的故事和英雄传说两部分。在最古老的神话中，讲到了天地的开辟、众神的诞生、人类的起源等。在古希腊人的想象中,神具有人的形象和人的感情。神和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是永生不死的,他们比人更高大、更有力量,而且主宰着人间的祸福和命运。奥林匹斯山的12个主要的神实际上就是自然力的化身。 哲学的智慧产生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哲学源于人们对实践的追问和对世界的思考。

古代真正的哲学可以使我们正确的看待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变化与发展，用睿智的眼光看待生活和实践，正确对待社会进步与个人发展，正确对待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正确对待进与退，得与失，名与利，从而为生活和实践提供积极有益的指导。因此，哲学的任务，就是寻找光明，在人类生活的路途上点起前行的明灯，指导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三、西方哲学家的哲学观点

柏拉图指出：“thauma”(惊奇)是哲学家的标志，是哲学的开端。柏拉图满蕴深意地说：“iris”(彩虹，虹之女神，宙斯的信使)是“thauma”(惊奇)之女，并无误溯其血统。“Iris”(彩虹)向人传达神的旨意与福音，哲学是由惊奇而发生，在其注目之下，万物脱去了种种俗世的遮蔽，而将本真展现出来。由此，它把自己展现为一种真正解放性的力量。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人都是由于惊奇而开始哲学思维的，一开始是对身边不解的东西感到惊奇，继而逐步前进，而对更重大的事情发生疑问。

一个感到困惑和惊奇的人，便自觉其无知。

黑格尔认为：哲学是一种特殊的思维运动，哲学是对绝对的追求。“哲学以绝对为对象，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黑格尔《小逻辑》。

爱因斯坦这样谈论哲学：如果把哲学理解为在最普遍和最广泛的形式中对知识的追求，那么，哲学显然就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之母。

十八世纪德国著名浪漫派诗人、短命天才诺瓦利斯(1772—1801)关于哲学的定义：哲学是全部科学之母，哲学活动的本质原就是精神还乡，凡是怀着乡愁的冲动到处寻找精神家园的活动皆可称之为哲学。

四、西方哲学的东行脚步

1874年日本的学者西周在《百一新论》中用汉文“哲学”翻译从希腊文philosophia 转换而来的英文philosophy一词，1896年前后黄遵宪、康有为将西周的译称介绍到中国，后渐渐通行 。中国清代以前的文化典籍中并无哲学一词，只有单独存在的“哲”和“学”这两个动词。“哲”在汉语中的基本含义是明智、明理，哲这个词指人们通过思想认识活动，使被遮蔽的智慧和道理显明出来这种事情。“学”在汉语中的基本含义是模仿、实习、再现。学这个词是指个人通过模仿、学习、再现事物的活动，获得知识和能力这种事情。哲与学两个单词合在一起组成的哲学一词，其词性是动词，其含义是指人们为了明智、明理、提高思维认识能力所进行的学习认识活动。

西学东渐哲学进入中国后，学界发生了中国本土文化中有无哲学的论争。认为中国有哲学的人把哲学定义为：关于宇宙和人生的基本思 胡适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指出：“凡研究人生且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求一个且要的解决”这样的学问叫做哲学。

在西方，哲学一词通常用来说明一个人对生活的某种看法(例如某人的“人生哲学”)和基本原则(例如价值观、思想、行为)。而在学术上的哲学，则是对这些基本原则的理性根据的质疑、反思，并试图对这些基本原则进行理性的重建。

最早哲学的范围涵盖所有的知识层面。它一直是人类最抽象的知识研究。对哲学一词的介绍最初来自希腊思想家毕达哥拉斯。

从西方学术史看，科学是哲学的衍生物。后来，科学独立为与哲学并行的学科。科学与哲学有互动关系。科学产生知识，哲学产生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也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现代西方哲学中有科学哲学，是专门研究有关科学的理论。这种理论研究了科学的历史，为科学总结了许多理论模型，但这也只是解释了科学，并不是可以指导科学。哲学是人类了解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是使人崇高起来的一门学问。

五、中西哲学的差异

有人说，一个苹果，东方思想在于领会整体，而西方则一层层剖析。

在前文中已阐述了西方哲学的起源，可以说，古希腊哲学就是西方哲学的源头，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西方哲学所关注的哲学问题也在不断地变化。尽管在古希腊之后的西方哲

学发展不尽相同，但其承继的仍然是古希腊的哲学精神——都表现为对各种现象之后的原因的关注和对确定性的追求;而中国哲学的产生，并不象西方哲学那样可以找到明确的起点，也没有出现类似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试图截然与传统分开或创立新的传统。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哲学是从《易经》开始甚至可以上溯到更早的阴阳五行等观念，而此后中国哲学、科学的发展以及理论依据往往都来自于这些传统观念。纵观整个中国哲学，各种学说的前后相继性很明显，各个学派所讨论的问题虽然有所不同，但是主要都集中在政治伦理方面，即都表现为对人的关怀和规范。总得来说中西方哲学在方向上和方法上的巨大差异。从起点和终点来看，两种哲学出发不同结点也就不一致。西方哲学崇尚灵魂自由，重过程;中国哲学更多功利性，重结果。前者是为个体的，后者是为社会的。西方哲学更注重思辩的过程。“我重视寻求真理的过程，更甚于发现真理的本身”，莱辛的这句话就是对古希腊哲学家的最好概括。正因为这样，希腊哲学家被称为科学哲学家，而中国哲学家被称为社会哲学家。

在黑格尔看来，孔子的学说不具有思辩性，只是道德的伦理的说教。黑氏曾经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里评论过孔子：“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孔子的书籍没有被介绍到西方，那是最好不过的事情。”遗憾的是，黑格尔翻阅了孔子全部的书籍，所以，孔子就成为批判的靶子。

古希腊哲学家对科学的热爱就如同对生命本质的热忱一样。泰勒斯因为在一个圆内画出直角三角形而宰牛欢庆，毕达哥拉斯因为发现了勾股定理而举行百牛大祭。公元前3世纪，当罗马战车开进叙拉古的时候，他们看见了一个老人正在沙地里研究一个几何图形(希腊哲人几乎个个有这个爱好)，军人要带老人去见罗马统帅，老人示意不要打断他的思维。军人拔剑把老人杀了，当剑劈来的时候，老人刚刚说完最后一句话：“不要踩坏了我的图”，这个老人就是阿基米得。古希腊哲学家对于求知的本身和过程怀有多么强烈的热忱，可见一斑。

中国古代哲学则更重视哲学对他人的引导，强调哲学的社会性。《列子》记载的“两小儿辩日”，很说明问题。孔子东游，碰上了两个小儿在辩论，一个说日出时太阳近而日中远，，因为日出时太阳大，而日中小;另一小孩则反之，认为一个反之，日出时太阳远而日中近，因为日出时太阳凉而日中时太阳热。小儿问孔子，孔子不能解释。两个孩子嘲笑道：“孰谓汝多知乎?”(谁说你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呢?)。显然，按照孔子的智慧，这不应该是个问题，问题是：他压根儿就对自然现象兴趣索然。

东方哲人也提出了本原是什么，至于过程，你自己去领悟吧!一个“悟”字淡化了探究人生真谛的思辨过程。老子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至于地如何法天，天如何法道，道如何法自然，三如何生万物?你自己去感悟好了。列子说，是我乘着风呢，还是风乘着我?庄子亦如是，是我化成了蝴蝶呢，还是蝴蝶变成了我?就文学而言，诚为极高的浪漫主义情怀;就哲学言，实在是一不可知论的怪圈。怪则怪矣。于是，轻松逃离了对具体事物的认知。

在希腊哲人看来，求知是人的天性。作为爱智慧之人，就应穷究宇宙的来源，探索万物

的根本，诘问人生的目的。在不断地探究和追问中学得知识，并获得灵魂自由、思想奔放，享受真正的快乐。而中国先哲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热衷于探讨和改造社会，把追求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看作自己人生的最高境界。

六、哲学的价值及对当代中国的借鉴作用

哲学之应当学习并不在于它能对于所提出的问题提供任何确定的答案，而是在于这些问题本身;原因是，这些问题可以扩充我们对于一切可能事物的概念，丰富我们心灵方面的想象力，并且减低教条式的自信，这些都可能禁锢心灵的思考作用。此外，尤其在于通过哲学冥想中的宇宙之大，心灵会变得伟大起来，因而就能够和那成其为至善的宇宙结合在一起。

哲学也可以说是理性对于信仰的研究，同时还有理性对人与自然规律的总结。

哲学是对世界的关于终极意义的解释，它在解释中使我们了解世界，使世界在我们的意识中合理化，从而为我们提供心灵的慰藉。

哲学还是对人的自我一种定位的工具。

哲学不等于面包，但是哲学相当于吃面包时涂的蜂蜜。哲学的任务是更好的指导人们正确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在前文中已经提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更注重成果，即唯结果论。这或多或少已经影响到了当代中国人的思维，但是纵观当今世界，每当世界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所需要的科学技术往往是当年发现时看似毫无用处的技术，按中国唯结果论的观点无疑会忽视这些技术。而当今中国已处于一个全新的历史机遇下，若让这种思想继续盛行，那无疑会让中国错过不少机遇，所以西方哲学重视追求真理过程的观点更值得中国的借鉴与学习。中国要实现新的飞跃，实现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和中国文化的复兴，就必须结合中国哲学固有的特点，同时研究，分析，借鉴西方哲学，形成中国特色的哲学体系来指导实践，指导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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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哲学包括三大系统：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印度哲学。每一个哲学系统都有自己的特点，有自己的特殊概念、范畴，有自己的特殊问题，有自己的特殊见解。研究比较哲学很有意义。我对印度哲学没有研究，所以只能讲一下中西比较的一些问题。在中国也有许多派别，其见解也不一样，像儒家、道家、墨家彼此就不一样；后来的理学也分不少派．也都不一样，情况是复杂的。西方哲学更是如此，古希腊就有不少派别，到近代、现代，西方哲学派别更多，所以很难笼而统之地讲，西方哲学怎么样，中国哲学怎么样。我今天讲的中西哲学比较，主要是就中国大多数思想家的思想与西方大多数思想家的思想作相互比较，其中有许多例外，中国哲学里边也有许多特殊的思想家，西方哲学里边也有许多特殊的思想家，这些复杂情况都应该注意。 一、中西思维方式的异同 中国哲学表现一种思维方式，西方哲学表现另一种思维方式，彼此很有区别。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比较显著的特点就是注重分析，西方分析思维比较流行，比较占势力。从古希腊一直到近代，尤其近代西方哲学，分析方法很流行。恩格斯也讲过，在古希腊辩证法比较多，古希腊许多哲学家都是辩证法家。到了近代，恩格斯用了一个名词就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他说在十六世纪以后，西方就出现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辩证法不太受重视了，把事物看成孤立的、静止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这个名称是黑格尔提出的，事实上这个名称并不合适，因为形而上学还另外有一个意义，在马克思、恩格斯早年著作《神圣家族》里边也讲到形而上学，那就是另外一个意义，就是玄学、本体论的意思。后来，恩格斯采用黑格尔德用发，把英国培根、洛克以后的科学思维方法叫做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现在这个名词比较流行了。可是中国哲学从古代一直到近代，比较占势力的是辩证思维。可以说西方以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为主，这是大概讲讲。事实上中国也有分析思维，在中国有儒家、墨家、道家，墨家是比较注重分析思维的，可是墨家到汉朝以后就断绝了，分析思维就不太占势力了。中国的辩证思维起源是比较早的，老子讲"正言若凡"（《老子》第七十八章），就是说一句话看起来是反面的，其实有深刻的含义。他讲"反者道之动"(《老子》第四十章)，老子特别强调这个"反"，这个"反"用黑格尔的名词说就是"否定性"，老子认为一切事物后来都归于否定。孔子讲"叩其两端"(《论语．子罕》)，遇到什么问题，从两方面来考虑，问题就解决了。孔子的"叩其两端"也是辩证思维的一种表现。从老子、孔子开始，中国的许多思想家都有辩证思维，到宋朝张载，辩证思维尤其丰富，后来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辩证思维也很丰富。在西方，也有丰富深刻的辨证思维，一个最重要的代表就是赫拉克利特，他是西方辩证法的开端，所以现在西方有人讲赫拉克利特就是西方的老子，过去也有人讲老子就是中国的赫拉克利特。中国的老子、西方的赫拉克利特都是辩证法的代表，不过，中国的辩证思维与西方的辩证思维有区别和不同之点。老子和赫拉克利特都是辩证法的大家，可是他们所讲的也不一样。中国哲学讲的辩证思维比较注重对立的统一，特别注重统一、注重和谐，认为和谐、对立的融合是最重要的。赫拉克利特特别强调斗争，老子特别强调和谐。这说明中西都有辩证思维，可是其重点不一样，直到现在亦是如此。关于中西两种思维方式的不同，前两年有个美国哲学教授巴姆（Bahm）到北京来，他是专讲比较哲学的，写了一本书叫《比较哲学》，他对中国哲学、印度哲学都很感兴趣，对西方哲学更有研究。他说中国、印度和西方的思维方式很不一样。他画了三个图，表示三者之不同。 西方的思维方式：是A就不是非A，是非A就不是A,把肯定和否定分析得很清楚，这个就不是那个，那个就不是这个。在印度，说A不对，说非A也不对，把A否定了，非A也否定了。你说这个东西是这个不对，你说这个东西不是这个也不对，根本就不能说，这是印度的思维方式。在中国，这个太极图表示阴阳互补，相反相成，相灭相生。巴姆认为中国的这个思想比较深刻。他是个大物理学家，他很推崇中国?quot;阴阳鱼"。我附带谈一谈阴阳鱼太极图的历史。在过去很多人认为阴阳鱼太极图出于唐朝，现在经过考证，确认阴阳鱼形式的太极图是南宋末年才出现的。在宋代有个哲学家叫周敦颐，画了一个太极图，他那个太极图就是一个大圆圈，周敦颐当时并没有阴阳鱼形式的太极图。阴阳鱼形式的太极图是在周敦颐以后，到南宋末年，才有人画了这么一个图。现在阴阳鱼太极图很有名了，他表示中国辩证思维：两端互补，相反相成，相灭相生。中国古代辩证思维有一定的水平，这也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优秀遗产。中国古代哲学关于辩证思维、关于对立统一可以说有很多很深刻的思想，值得研究。西方的所谓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即分析思维方式，在历史上很起了作用，从十六世纪培根、洛克以后，西方自然科学发展起来了，西方自然科学就是靠所谓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就是靠分析思维，通过分析、通过实验，自然科学就大大发展起来。所以，现在我们是要发扬中国古代辩证思维的优秀传统，同时也还要学习西方的分析思维。马克思主义可以说两方面都有，它一方面讲辩证法，同时也是注重分析的。我认为分析思维也是很重要的，过去，中国儒家、道家都不重视分析思维，这是一个缺点。列宁有篇文章《谈谈辩证法的要素》，其中有一条就是分析和综合的统一，列宁讲辩证法是注重分析与综合的统一，分析与综合的结合。这是辩证法的一个要素。 二、中西本体论的异同 所谓本体论在英文就是Ontology，有人将其翻译成本体论，有人翻译成玄学，有人翻译成实体论，但是与西方本体论有很大的区别。 西方本体论学派很多，意见彼此也不一样，其中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观点，讲本体与现象的关系。本体与现象是两个方面，本体是现象的本体，现象是本体的表现。西方尤其是唯心论者有这么两句话?quot;本体实而不现，现象现而不实"。这就是说，本体是实在的、是真实的，可是它自己不能够表现出来；现象是表现出来了，可是它不是真实的，只是本体的表现。这种思想在西方新黑格尔主义那里特别强调。这个观点在印度也一样受到强调。但这个观点曾在二十世纪受到西方一个大哲学家的反对，这个哲学家叫Whitehead(怀特海)。他认为，西方近代以来，都是把现象和本体分成两截，他起了个名词："bifurcation of nature(自然的两分)"，把整个自然分成两片：一片是真的，一片是假的；一片是实在的，一片是虚妄的。他认为这种分法是根本错误的。怀特海反对对自然的两分，他说我就是讲这个自然，自然不应该分成两片。 中国自古以来，许多大哲学家都是不讲本体与现象对立的。认为本体与现象是统一的，又有区别，又有统一。中国哲学认为，本体是实在的，现象也是实在的，并没有虚实的区别。在中国讲本体与现象的区别是什么区别呢?是一种本末、源流的区别。一方面是本，一方面是末；本就是本来就有，末就是后来才发生的、后来才衍生出来的；源流，源就是起源，流就是后来才产生的。中国大多数哲学家都认为本体是根本、是实在的，现象虽然不是根本，可也是实在的，这是中国本体论的一个特点。 南宋初年有一个哲学家叫胡宏，他批评佛教说："释氏……于一天之中分别幻华真实，与道不相似也。"(《知言·往来》)胡宏的话表现了中国哲学家的一个态度，即认为现象也是实在的。北宋哲学家程颐有两句话表示体与用的关系："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易传序》)体是根本，用是体的表现，一源是讲二者是统一的，显就是表现出来的，微就是里面深刻的内容，二者没有间隔，而是相互统一的。这句话表明了本体与现象虽有区别，但仍是统一的。这就是中国本体论的特点。 因为中国哲学本体论有这么一个特点，与印度、西方都不一样，不容易了解，但表现了中国哲学的一个深刻思想。现代有个哲学家熊十力先生，他讲哲学特别强调这?quot;体用一源"，他反对西方体用两分，认为那是错误的。也有人不了解中国哲学的这个特点，于是认为中国哲学没有本体论，完全是用西方的模式套中国的哲学，我认为是错误的。中国哲学讲体用一源，与西方哲学把体用分开是不一样的，但中国的体用一源也是本体论，不能说中国哲学没有本体论。中国哲学不仅有它的特点，我认为它的特点还是比较深刻的。 三、中西哲学根本范畴的异同 西方哲学有许多根本概念、根本范畴，中国哲学也有许多根本概念、根本范畴。 在中国哲学中，有许多根本概念、根本范畴，很难翻译成外文；西方哲学中，许多概念、范畴也很难翻译成中文，各有各的特点，必须了解他的真正意义。这点对研究哲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必须真正了解中国哲学一些范畴的真正含义，这是很细致的功夫，不容易做到。 在中国哲学里边有这么几个概念，很难翻译成外文。 第一就是"道"。老子提出这个道来："道可道，非常道"（《老子》第一章），认为这个道"先天地生"，就是世界的本体。那么这个"道"怎么翻译呢？这就很难了。现在西方人翻译老子的《道德经》大多数都是用音译"dao"，也有人用意译，译成"way"，可是"way"就很难表示"道"的许多含义。在西方哲学中也有个观念"逻各斯"，这个逻各斯跟老子的道很相近似。一方面逻各斯指世界的根本规律；老子那个道也当"说"讲，"道可道"的可道之"道"当"言说"讲，西方的逻各斯也有说的意义。但道还有许多特点，翻译成"逻各斯"也不行。现在西方大多数人都翻译?"dao"。西方人对老子《道德经》五千言很感兴趣，《道德经》在西方已有一百多中译本，都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来翻译。 第二就是"气"。在中国哲学中，气是非常重要的概念。气跟西方所谓的物质、原子比较接近，气表示一种物质存在。可是中国的气跟西方所谓的物质又不一样。西方所谓的物质有一个特点，就是有广袤性，就是extension，是占有空间的一种存在，中国的气也是占空间的存在，这点是一样的。可是西方认为物质具有惰性、动者恒动，静者恒静，必须加以推动它才动。而中国的气有运动性，从先秦时期到宋明时期讲的气，一直都是会运动的，有运动性，没有惰性，当然它有动也有静，在它的内部包含有运动性。这点与西方所谓的物质就很有区别了。现在西方人研究中国哲学、中国科学，想法子翻译这个气字，有许多人把气翻译成"生命力"，因为这个气是会运动的。事实上，中国的气跟所谓生命力分属于两个层次，有气的东西不一定有生命，所以把气翻译成生命力也是错误的。近来有一个比较合适的翻译法， 把气译成"能"，即所谓的"energy"，可是气也不仅是"energy"。我认为，气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西方讲的"mass"；同时又包含"energy"，它是质量与能量的统-。中国的气这个概念既包括能又包括质，是一个很深刻的概念。西方的物质还有一个特点叫不可入性，这个物质不可能进去，不能进到物质里边，除非把它破坏了。中国的气与西方的物质就不一样了，它有可入性，你可以进入气里边，也不破坏它原来的实体。所以气这个概念还是一个很神妙的概念。 第三是"神"。中国哲学中还有一个很难懂的概?quot;神"。中国哲学里边所谓的神有三层意义。第一层意义就是指天神、上帝；第二层意义指人的精神作用、思维作用；第三层意义指微妙的变化，所谓"阴阳不测之谓神"（《易传．系辞上传》第五章），阴阳互相作用非常神妙，这种情况也叫作神。如果碰到一个神字，就认为这是在讲上帝，认为是有神论，那就是完全错误了。中国许多哲学家讲神，她不是在讲上帝，他是讲"阴阳不测之谓神"。这个概念也很难翻译成英文。 第四是"诚"。这是一个更为深奥的概念，"诚"就是诚实的诚，可是中国古代哲学家把诚作为一个哲学范畴，作为哲学的一贯根本概念。这个诚应该怎么讲？宋朝朱熹讲诚时说了句话?quot;真实无妄之谓诚"（《四书集注．中庸章句》）。真实无妄怎么讲呢？一方面是真实， 是实实在在的；另一方面是无妄，就是没有偶然性，是必然的。所以这个诚表观了两层含义，一层是实在性，另一层是必然性、规律性。黑格尔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凡是合理的都是观实的，凡是观实的都是合理的"。中国的这个诚字就把现实的与合理的两方面结合起来了。（《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t961年6月版，第11页。）这所谓诚，意义相当深刻，不容易理解。 研究中国哲学，应该深入了解这些范畴的意义，不能从表面上看。 西方哲学也有许多概念很难翻译成中文，最显著的就?quot;being"。"being"可以说在古希腊哲学中是最重要的概念、最重要的范畴。这个范畴怎么翻译呢?这很成问题，一直到观在都没有一个很好的翻译方法。过去都翻译成"有"或者"存在"，有人认为这样翻译跟它原意不合，有人就翻译成"是"。英文"being"是从"to be"变来的，它是从一个动词变成一个动名词，表示"是"，也表示"存在"，过去很多人都把它翻译成"有"。黑格尔的《逻辑学》第一章就讲"being"，一般都译成"存在"或"有"。有人认为古希腊的"being"译成"有"或"存在"都不合适，认为应翻译成"是"。可是在中文里的"是"没有存在的意思，所以译成"是"就很难理解。现在一般都译成"存在"或"有"。有人提议，应该翻译成"是者"，但这个"是者"很别扭，不像中文。这就表明西方有一个根本范畴，很难译成中文。关于英文的"to be"，有人认为中国古代不用"是"字，事实上这样理解是不对的，中国古代是有"是"字的，可举《论语》上的两句话为证。孔子有一天坐着车赶路，碰见两个隐者问路，那隐者就说："父执舆者为谁？""为谁"这个"为"字就是现代的"是"字。子路就回答说："为孔丘"，即是孔丘，隐者又说："是鲁孔丘欤？"是鲁国的孔丘吗？可见中国古代就有这个"是"字。认为中国古代没有是字，是错误的。但是这?quot;是"字是作为联系词来用的，用它来翻译"being"是不恰当的。笛卡儿有一句话很有名："我思故我在"，我在这儿思想所以我存在。如果直译，按照原文就应译成"我思故我是"，就很难理解。以上表明西方有一个很重要的范畴"being"很难译成中文，我们研究西方哲学，对此必须有一个深刻的理解。 其次．从中国语言跟西方语言来作比较，中国话里边有时两个名词有区别，而在西方没有区别。比方中国的"兄弟‘，哥哥跟弟弟是两个词。在西方，"兄弟"是一个词brother，它不分是兄是弟。中国的"心"字，在西方用两个名词来表示：一个是"mind"，会思考的那个心，还有一?quot;heart"，即心脏，所以西方人动感情就用"heart"，把"mind"和"heart"分开了。中国就是用一个"心"字,心脏也是用这个"心"字，思维器官也是这个"心"字，这就比较模糊了。而西方所谓"being"把"是"与"存在"合而为一，意义也比较含糊。 还有一个跟哲学关系不大的名词"国家"。中国哲学中的"国家"就是这么一个词，西方就分开了：一个是"state"，一个是"country"，一个是"nation"。"state"是国家机关，"country"是邦域，"nation"是民族，西方的邦域跟国家机器是两个名词，中国就是一个名词，意义也是比较含混。中国哲学有时用一个名词，西方哲学分成几个不同名词来表示，从这一点说明分析思维还是比较清楚的。 四、天人关系与主客关系 现在有许多学者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中国哲学讲天人关系是怎么讲的？是不是也讲主客关系？所谓天人关系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古代的"天"字的意义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本来天就是头上的天；后来天有时候表示上帝，表示最高的神，天命就是上帝的命令，这种天后来的哲学家称其为主宰之天，因为它是万物的主宰。有些哲学家即承认主宰之天，又不承认主宰之天，他的思想采取一种模糊的形式，在那里动摇。有时认为天就是"最高原理"，像孟子所谓天就是指最高原理。从战国时代起，有些思想家所谓天表示整个自然界，像荀子等所谓天就讲自然界、大自然?quot;天人合一"中所谓天指自然，用的是"天"的第三个意义。 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都讲"天人合一"这个命题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在汉朝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是董仲舒，他讲了一句话叫"天人之间合而为-"（《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天人的关系是合而为一的。可是董仲舒的天有两个意义：一个是上帝；另一个是头上的青天。他认为上帝就是头上的青天，头上的青天就是上帝，并认为上帝、头上青天与人有相似之处，"天人相类"(《春秋繁露·人副天数》)，他提出这么一句话叫"人副天数"，天有许多数目，人体也表现了许多数位，彼此相合。最显著的例子，天是每年有十二个月，人的身体上有十二根大骨头，这就跟天相符合了。这种思想完全是牵强附会，是一种浅薄的思想。 宋朝张载也讲"天人合一"，他明确提出天人合一这四个字来。张载提出"天人合一"这个命题主要是反对佛教，他说佛教否定天的客观性、否认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这是完全错误的。他说自然界也是客观实在的，天和人都是客观实在的，彼此合成一个整体，就叫"天人合一"。张载用八个字表示天人合一的思想："乾坤父母，民胞物与"（正蒙· 干称）。乾坤就是天地，天地就是人类万物的父母，人类万物都是天地所产生的，他还说我讲父母是个比喻而已。"民胞物与"，民都是我的同胞，万物都是我的伙伴、朋友。现在"民胞物与"这四个字很流行，就是从张载开始的。总之，张载认为，人是自然界所生的，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在自然界中许多动物、植物都是跟我同时存在的，应该爱护它们。这就是张载"天人合一"思想的意思，后来这个思想很有影响。 在中国哲学史上，也有人讲天人之分，不赞成天人合一。这有两个代表：一个是荀子，他说了解天人之分的人才是最高的人；一个是刘禹锡，他讲"天人交相胜"（《天论上》），就是天有天的特点，人有人的特点，天的特点超过了人，人的特点超过了天就叫"天人交相胜"。天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能够生长万物，万物弱肉强食；但是在人的社会就不一样，建立了道德法律，有力气也不行，必须有贡献才受到褒扬、受到尊重。所以在中国哲学里边有人讲天人合一，有人讲天人之分。 天人合一这个思想包含爱护自然界，维护生态和谐的意义。这些年来许多西方思想家也强调人与自然有不可分的关系，这就与中国哲学所谓"天人合一"的思想相近了。 西方传统思想强调克服自然，战胜自然。自然科学就是人类战胜自然的一种工具。培根讲知识就是力量，人类可以用知识战胜自然。从培根以后，一直到十九世纪、二十世纪，西方用科学技术战胜自然，可以说取得很大的成就，但同时也破坏了自然，受到了自然的惩罚。恩格斯也讲过这个问题，西方在许多问题上受到自然的惩罚，所以恩格斯特别强调精神与自然界的统一。 中国古代也讲主客关系。主体、客体这两个名词在中国古代没有，可是有相类似的名词。在中国古代讲"己"与"物"的关系。"己"就是自己，也就是主体，"物"就是外物，也就是客体。如果认为中国古代完全不讲主客关系，那不符合事实。《中庸》讲不但要成己还要成物，不但要完成自己，而且要帮助外物达到完成状态；同时还讲"合内外之 "，内就是主题，外就是客体。 但是西方特别强调主客关系还是比较突出的。我认为天人关系、主客关系都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这几年很多人都强调主体性，可是客体也应受到重视。如果只讲主体，不讲客体，那也是片面的、错误的。列宁的《辩证法的要素》的第一条就是"观察的客观性"，既要讲主体性，也要讲客观性，这两方面都是重要的。 五、中西人生理想的异同 在人生哲学方面，中西有什么不同呢?中国比较重视人伦，西方比较重视个人、自由，这是两者显著的不同点。 中国哲学讲五伦：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每一伦有个标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中国哲学家特别是儒家非常强调每一个人都是生活在人伦关系里边，应该遵守人伦的原则。人伦关系内容比较复杂，君臣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夫妇、父子也都有不平等的情况。这是中国伦理思想的一个缺点，它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这种不平等的人伦关系应该打破，在五四运动批判旧道德，反对旧传统，主张是?quot;三纲"。五四运动起了进步作用。 西方比较强调个人自由，哲学上讲原子主义，一个原子就是一个原子，不互相依靠。每一个人也像原子那样不互相依靠。强调个人自由、.个人独立性。 中国虽然讲人伦，但是另一方面也讲个人的人格尊严，这是儒家、道家的一个特点。君臣关系，臣也不是绝对服从君，要是君采纳臣的意见，对臣表示出一种尊重的态度，那么臣就可以为君服务，帮君的忙。假如君对臣不尊重，那臣就辞职、离开。孔子有两句话："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所以儒家一方面讲臣民要为君服务，另一方面也讲臣民有人格尊严，这是儒家的一个特点。孟子讲得更明确，他说生命是很重要的，可还有比生命更重要的，那就是人格尊严，他比生命更可宝贵。故儒家有一个传统，就是"士可杀不可辱"。道家更是强调这一点，讲个性自由。孟子提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内在价值，是绝对不能剥夺的。内在价值的内容就是道德觉悟。可以说，中国古代有"天赋价值论"，而缺少天赋人权的观念。中国天赋价值是从道德方面讲的，西方的天赋人权是从法律方面讲的。 最后谈谈中国哲学的前途 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其实，鸦片战争前，西方许多哲学家对中国哲学也很欣赏，也很赞扬。中国现在确实应该向西方学习。中国的革命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才解决了中国的大问题。现在，我们一方面要向西方学习，要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同时要发扬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方法问题很重要，既要坚持唯物辩证法，又要吸取西方的分析方法。现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价值观问题。我们要正确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正确理解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总而言之，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为指导，弘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

中西方比较文学论文

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建构，有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理论基础。下文是我给大家整理收集的关于中西文学比较论文范文下载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析中西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翻译不仅是沟通世界不同民族文化的桥梁，翻译也为文化与文学影响的传播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媒介，而且翻译本身也是一种艺术，一种再创造，其“创造性的叛逆”及应用一向来都为国内外文学界所重视的课题。

比较文学的学者认为：能否超越原作的关键是翻译中的创造与叛逆性。由此，翻译中的创造性是译者通过个人的能力创造性地使译作回归原著作的实质内涵，相对而言，叛逆性则指译者未能如实体现和传达原著作的精髓，从而与原著作的理念相违背。但在翻译的实际过程中创造与叛逆是密不可分的。

中西文学翻译中译者经常思考究竟是按照源语规范直接翻译原文还是依照规范再创原文使其更能为读者所接受。事实上创造性本质蕴藏于任何文学翻译作品中。在某种程度上翻译作品不仅仅是源文本的再现而且与源文本相比是一种再创造。

基于这个原因，“创造性叛逆” 的术语被法国文学家罗伯特·埃斯卡皮首先提出，他认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并提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个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创造性叛逆是文学范畴的基本特征，它并不是单纯属于文学翻译。换而言之，创造性叛逆与文学的接受和传播息息相关，两者密不可分。在文学翻译的实践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创造性叛逆不同程度地体现在接受者、译者以及接受环境之中。

比较文学和翻译理论界都对翻译的创造性叛逆进行过系统的分析和阐释。翻译界泰斗谢天振先生认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一般划分为意识型和无意识型，并由以下几种类型构成：个性化翻译、误译与漏译、节译与编译、误译与漏译、转译与改编等。创造性叛逆中的无意识体现，如误译与漏译，是因受限于译者自身的文化知识背景和情趣修养等因素造成的误读和误译。据此而言，其并不能简单称为“创造性”。

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分为有意识和无意识，其包括以下四种情况：

(1)个性化翻译。它表面是用自然、流畅的语言阐述原著的意图，但在深处却整合原著文化的问题。如果译作完全遵从原著文化，那语句会比较凌乱。

(2)节译与编译。节译与编译存在于《外国文学作品选》中有多种原因：为迎合读者或便于传播，为与接受地的风俗人情保持一致，或当地的道德、政治因素等，是有意识的叛逆。

(3)误译与漏译。例如：英译者把陶渊明《责子》中“阿舒已二八”翻译成了“阿舒十八岁”，他们认为“二八”是“一八”之误。误译，即对原著错误的翻译。它在文字和思想意义上背离了原文。在翻译中误译虽不可取但又客观存在，是无意识的叛逆。

(4)转译与改编。转译是是叛逆性最强的，是在翻译过程中无能为力情况下采取的方法。转译与改编体现在文学翻译上是创造性叛逆的特殊表现形式，其共性在于他们对于原作的两重更改。转译是一种语种转换。改编,节译和漏译各不相同。改编指改动整个内容情节，或体现对体裁的变动。节译是意识行为下对内容的大段改动。漏译则指无意识行为下改动少部分的情节。

对于中西方文学作品而言，译者永远不能全部表达原作者的真实想法，这在于两者不同的价值社会观和迥异的社会生活背景。译者自身的知识内涵和文化修养使其对译作实行了“创造性叛逆”的解读，而译者的主观判断性也由其个人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所制约。

1 文学翻译是创造性叛逆

(1)文学翻译的创造性。翻译的实质是把一种语言中蕴涵的内容通过媒介转移到另一种语言中。文学翻译是为让读者意会到不同的文化习俗和社会风貌，并不仅仅是浅层的转述表达。但就现在的大量翻译作品显示，其翻译的水平和要求与文学翻译所界定的标准依然存在相当的差异性。

(2)文学翻译的叛逆性。如果说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是译者依靠自身的能力创造性地表现原作品的实质内涵，那么其在翻译过程中所体现的叛逆性则是译者为实现主观愿望而对原作进行的客观背离。但在实际的文学翻译中，创造性与叛逆性是和谐共存的。

2 创造性叛逆的可接受性

创造性叛逆应遵循两重原则:充分原则与忠诚原则。文学翻译与其他形式的翻译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受目的地控制，而创造性叛逆是保证文学翻译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充分原则要求创造性叛逆应实现翻译目的，忠诚原则限制了目的文本的合理应用性，要求译者担当社会责任和道德规范，以此确保人们能够接受对文学翻译作品中所体现的创造性叛逆。

由于隐含的读者存在于一切中西文学作品中，因此作者把外界环境当作他在创作过程中的直接客体，其隐含的读者则是他的间接客体。但就译者来说，当其阅读原作品过程中，以前的间接客体此时变成为主体。原文虽然是阅读的直接对象，但原文作者心中或眼中的世界才是他通过阅读而理解的对象。所以，译者阅读和理解活动的间接对象是原文作者，这种主体间的交流就是话语对话的过程。翻译活动不是固定不变的语言转换，而是通过两种话语相互协商的产物。因为译者的不同的教育背景、人生经历和知识结构，所以翻译不可能有统一的标准。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社会化活动，文学翻译应该是以多元而综合化的评价体系形式存在于现代复杂社会中。

从接受者和译文接受环境来分析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和叛逆性：

(1)接受者的创造性叛逆。所谓接受者特指阅读翻译作品的读者。由于不同文化背景的接受者有着不同思维方式和知识修养，因此不同的读者会在分析读本时形成自己特定的评定准则。即使身处相同的历史背景，接受者也会因为拥有不同的文化视野和结构，在文本的阅读中不可避免性地会主观性再创造，从而促使在翻译异质文学作品时的创造性叛逆的不断呈现。

(2)译文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从译文的接受环境分析，迥异的文化习俗、时代背景以及语言环境使原著作不可避免地受到译文语言的影响和限定，从而接受并融合译语的文化内涵和特征。

纵观现今翻译研究的现状，中西文学翻译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对源语文本与目的语文本的研究，而是将许多其他的因素也纳入其研究范围。评判译文好坏一直以“忠实”原则作为其评定的标准，但随着译者主体性研究的深入，文学翻译的重要显著特征之一是尤其注重创造性叛逆的应用。传统翻译研究否认创造性叛逆的作用和功效，而在比较文学范畴中则积极倡导其在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广泛应用。由德国功能派理论发展而来的目的论指出,翻译是一种基于源语文本的有目的的行为活动，决定任何翻译过程的最高准则是整个翻译行为的目的，这一理论无疑为研究这创造性叛逆提供了一个崭新而有效的视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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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中西诗学比较

摘 要： 要使得中国诗学为世界所了解，在世界诗学中发出声音，究竟要靠生动的形象打动人，还是靠严密语言和逻辑征服人?研究中西诗学的差异对中国诗学得到世界诗学的定位、认同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文从社会经济、政治特征、宗教特征出发，就中西诗学差异进行展开比较。

关键词： 中西诗学差异 社会经济、政治特征 宗教、科学特征

“诗学”来自亚里士多德的文艺理论与美学名著《诗学》，它包含诸多内容：诗的种类，性质的探讨，史诗的研究，悲剧、喜剧的研究，还涉及音乐，名称虽为诗学，实则应为文艺学。“中西比较诗学”是从理论的高度来辨析中西文艺的不同美学品格并深入探讨其根源的研究。本文从中西社会经济、政治特征和宗教、科学特征两个方面分析中西诗学的差异。

1.中西社会经济、政治特征对中西诗学的影响

西方古代文明的爱琴海区域和中华古代文明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地理环境是极不相同。古希腊的海上贸易，促进了手工业、航海业和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最终形成了以工商业为主的古希腊社会经济的商业性特征。与此相反，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一个极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地区。“八百里秦川”的陕西关中平原，平坦广阔，肥沃的土地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以农为本”的农业性特点一直稳定地延续下来。可以说中西社会最根本的差异是西方社会经济更具有商业性特征，而中国社会经济更具有农业性特征。无论是西方的商业性社会还是中国的农业社会，都对中西文学艺术与诗学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中西方文学形式不同

中国古代文学以抒情文学为主。其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农业性社会生活恬然，人们每天在农田里劳作，向往的是“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人们成天与田园山水相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农耕生活竟使得诗人们无事可叙，只剩下一缕缕情丝可供抒发。这里没有海上的拼搏与冒险，而是人与大自然和谐交融，在这情景交融之中，就产生了以感物抒情为主的文学艺术传统。在《诗经》中，无论是爱情诗还是农事诗，都饱含抒情的韵味：“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所以为什么在并不张扬个性的中国，抒情诗能成为文学的正宗，其原因恐怕就在这里。与中国相反，西方的商业充满了冒险，充满了不可预知的惊涛骇浪，这使他们看到了更加深奥难测的东西，这些冒险活动中充满了惊心动魄的事件，与自然山水风光相距甚远，故而叙事成为文学活动的主要内容。

中西方价值观不同

西方社会的商业性特征和中国社会的农业性特征，对其民族性格和价值观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商业经济环境下培育起的西方人崇尚个人的自由平等、个人的奋斗、个人的财富、个人的爱情、个人的享乐及个人英雄主义。自我是西方表现内涵的核心，与外在世界相隔离相对立，久而久之产生了以自我为核心，以私利为基础，以享乐为目标的敢于冒险、敢于进取的开放性民族品格。

与西方相反，中国的农业性经济，使人们眼界狭窄，安贫守旧，不肯冒险。严格的宗法政治压抑着人们的个性自由，更无民主平等可言。所以文学作品不具有自我表现的意识，它所言之志，是与社会和宇宙相连、相通、相合的，它所追求的不是对立，而是和谐;不是自我表现，而是天人合一。

中西方爱情观不同

在西方，古希腊的雅典民主制度和商业经济方式使西方人培养了崇尚个人爱情和个人享乐，以人为本。即使是爱情，他们也看作是个人的认知生理和心理的需要。因此，尽管西方文学以叙事为主，却提倡情感的宣泄淋漓，以便获得舒畅心情。

中国诗学主张抒情言志，却提倡节制情感，勿过勿滥。主张情感，文质彬彬，提倡素淡的文采和风格。如《诗经》中305篇抒写男女相思相恋的各种情感的诗，有较少的封建道统的艰涩，有“天地元声”的清新，但这具有极高审美价值的男女爱情诗却被认为“越礼纵欲”，而长期遭受不公平待遇。如《王风・采葛》：

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诗中主人公大胆地表达了一日不见如隔“三月、三秋、三岁”的感受，话语虽简单，却十分传神地表达男女之间的款款深情，即使在当代中国也少见如此直白的表达。这种诗歌与后代诗歌巧妙含蓄地表达异性间的求爱格格不入。又如中唐时的《金缕衣》：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须惜少年时。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此诗主旨是劝人及时享乐，以及对爱情大胆追求。却因表意太直露、太大胆，故一千多年来，无人敢去担这一作者之名，所以作者也只能成为无名英雄了。中国古代诗歌中虽不乏优美的爱情颂歌，但是，一味地讴歌爱情，是与宗法政治不相容的，最好是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2.中西宗教、科学特征对中西诗学的影响

西方社会强调宗教性，从古希腊至中世纪，从宗教改革到现当代，无论社会怎样发展，其宗教氛围都大大超过中国。中国的宗教主要是儒、道、佛三教。三教之中，儒、道二教代表中国文化传统的宗教。中国宗教重现世，追求今世的满足和完满。基督教重来世，以彼岸的永生为最高目标。儒家的“仁”不同于基督教的“博爱”。西方宗教的爱有较强的平等意识，中国宗教的爱有差等。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了人类。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不分贫富贵贱，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儒家学中强调一个“仁”字。在孔子看来，自然万物是不平等的。

中西方人眼中的自然

西方人眼中的自然是怎样的呢?在商品经济中，贸易是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商人经常在崇山峻岭中艰苦跋涉，在茫茫大海中战狂风斗恶浪……可怕的自然界，似乎处处都在与人作对。在古希腊神话中也不例外，主宰自然界的宙斯，处处与人类为敌，他将盗火给人类的普罗米修斯锁在高加索山上，让神鹰残酷地啄食其肝脏。还让潘多拉打开盒子，把灾难与瘟疫降给人类，然后发动奥林匹斯山上的神消灭全人类。所以天人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这迫使人们用自己的智慧了解大自然、战神大自然。因而，冒险、奋斗、进取就成为西方民族的显著特征。这一理念成为诗人们张扬个体意志的无意识的温床。但是西方人所不断追求的正是超越于自然之上的理性存在，认为万物只是自然存在，它必须打上人的意志的印痕。

中国的天人关系是怎样的呢?因为农业丰收取决于大自然风调雨顺，人们生计全靠大自然的赐予。人们的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晨星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所听到是蝉噪鸟鸣，而不是狂风怒吼。而且中国的神灵与英雄与古希腊的神则恰恰相反，他们对人类是友善的，爱人类的。这些都反映了自然与人类的和谐关系。因而，中国人对自然界总是怀着亲切感，尊敬与感激，故形成了“天人合一”。这给中国文学艺术及诗学理论灌注了某种生气，使中国人明白了情景相融。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种情景交融的诗句，表现了中国人是对大自然审美的意识。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西方人已经意识到该重新拾起人与自然之间那固有的脐带了。要重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关系，就得首先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然后才能重返自然。所以当代西方思想中极为重要的现象，就是反对人本主义。

3.中西思维对中西诗学的影响

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经济类型，使中西方人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与表达方式。在商业性社会下的人们是外向性的、开放性的，在向外拓展中，要克服遭遇的种种困难，必须向外如何征服自然界的途径，造成了西方人外向型的心态。中国农业型社会是自给自足的、封闭的，天人和谐中的“怡然自乐”又造成中国人内向型的心态。

内与外

西方“思物”，中国“思我”。中国人最关心的是自身内在的东西，所以有“三思而后行”，“吾日三省吾身”(《论语》)。但正是这种只知“思我”不知“思物”的思维方式，使中国人忽略对世界客观规律、事物性质的思考，极大地阻碍了古代人们的逻辑思维，感悟思维占据上风。如孔子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追求的正是直觉感悟。这种只求内省式的思辨、直觉思维而忽略思辨思维，会产生混沌的结果，真可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种直觉感悟式思维是中国古代思维的一大特征。

与此相反，西方开放型的商业社会，造就了探索大自然奥秘的外向型思辨。古希腊人并不注重自己内心修养，而是对世界充满好奇。了解大自然，改造大自然的这种外向型的“思物”行为推动了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和西方商业经济的繁荣。

直觉与逻辑

西方的逻辑思维，中国的直觉思维，都对中西诗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王昌龄《从军行》：“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缭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说到“边愁”用了“听不尽”三字，要体会古老雄伟的长城绵亘起伏、秋月高照这一壮阔的景象和无限的悲凉，读者需要自己顿悟。中国有句俗话：“沉默是金，雄辩是银。”沉默比雄辩宝贵。在中国文化中，“知不可为而为之”被视为积极入世的态度，“知不可道而道之”却是徒劳的，被认为缺乏逻辑和理性。其实中国人并不缺乏逻辑分析的能力，也许正是中国人一遍遍重复的“沉默是金”导致中国人失去了逻辑分析的兴趣、爱好。

西方史学普遍运用分析性的逻辑思维，创立“诗学”名称的亚里士多德，正是运用条分缕析的逻辑思维来建立他那庞大的诗学体系的。他写诗学的原则是“依自然的原理，先从首要的原理开头”(《诗学》)。他从基本原理出发，由上至下，从一般到特殊，层层剥笋，丝丝相扣，用严谨的逻辑方法，把所研究的对象和其他相关的对象区别开来，找出各自的异同，然后将它们由类到种地逐步分开来，下定义、找规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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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语言是人类语言中最相通的。爱情把人的精神提升到与心灵对话的层次。爱情在人类社会中以永不衰竭的形式伴随生命存在。所以，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在文学作品中爱情是一个永恒的主题。通过对东西方不同爱情观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中西文化差异。而通过对文学作品中的中西两种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增进国人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进而促进双方的理解沟通。文学虽然是世界性的，但最重要的还是其民族性和地域性。由此我们在分析和认识文学作品的某一观点的时候一定要对其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有一个很深人的了解，才能真正理解某种文学创作模式产生的深刻背景。爱情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当今社会的爱情观，既有西方文化爱情观的影响，又深深地带着中国传统爱情观的痕迹。将体现在中西文学作品中的爱情观作一番比较，就可以看出二者的区别。不同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使中西文学的爱情观念决然不同。我们以传统的中西文学为关照点，比较两者的不同之处。爱情构成了西方人整个生活和生命的全部，爱情就是一切。朱光潜先生对此有精辟论述：“西方人重视恋爱，有‘恋爱最上’的标语。在西方人眼中，爱情是人生的至乐。人生如果没有了爱情，那就失去了无限的趣味。”所以西方人将宗教家的天堂，称之为“永远的蜜月”，即是此意。西方人认为人在热恋中时，所倾慕的对象就好比天使一样，是完美无缺的，是绝对纯粹的。所以一次真正的爱情，会使人的灵魂得以净化，道德得以升华。用中国人的话来说，一次真心的爱情，会使人大死大活一番，确使人有脱胎换骨之感。所以西方的文人学者艺术家，无不重视爱情，甚至于一生多次恋爱，以从中寻找灵感与激情。歌德每经过一次恋爱，就有一首好诗，即是此证。西方文学中往往把爱情视为不可抗拒的强大力量。l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塑造的副主教克洛德一直被看做邪恶势力的代表，也是人们极力鞭挞的对象，但如果认真考察他的内心世界及同周围环境的联系，就不难发现他身上不仅有牧师的虚伪，也有着人性遭到压抑之后的悲哀。纵观l4世纪后期的欧洲，资产阶级掀起人文主义运动，这场运动直接抨击了中世纪的教会的精神独裁和禁欲主义，追求个人的现世幸福已成为普遍现象。克洛德也有了人性的要求。但他一直过着远离女人的清修生活，节制自己的各种欲望，并且自以为是快乐的。直到见到了在巴黎街头跳舞的艾斯美拉达，人的意识才觉醒了。他被这种强烈的爱折磨着，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都在忍受着一种比死亡力量还要强大的苦刑。作为一个神职人员，这可谓是大逆不道。但是副主教也是一个人，宗教的知识不能满足他对生活的要求，作为一个人，他也有人的感情、人的欲望、人的爱。基于这种爱，他才愤愤不平，发出人性的呼喊：“究竟，一个男人爱上了一个女人，这并不是他的错。”然而，正因为他所要求的这种爱是他所代表的那种势力和环境所不能允许的，因此，它的表现出来的方式便是扭曲的，变形的。在西方，中世纪是个特别”黑暗的时代”。在文艺领域，只能写对上帝的爱，写恋歌成为一种罪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世纪依然：有法国经院哲学家、唯情论者阿伯拉尔与巴黎名媛哀绿依斯冲破重重阻挠，苦苦相恋，尽管身为僧侣却不理睬教会的禁欲主义，而是写了大量歌颂男女爱情的恋歌，在民间广泛流传，产生很大影响。在德、法两国民间广泛流传的骑士传奇《特利斯坦和绮瑟》中，写特利斯坦和绮瑟无意中喝了一种药．酒，这种药酒使人永远相爱。尽管他们受到绮瑟的丈夫马尔克国王的残酷迫害，但是他们的爱情永远消灭不了。西方文学中的爱情还可以使人摆脱厄运，绝处逢生，在西方关于《白雪公主》的多种版本中，以美国迪斯尼动画片《白雪公主》为例，王子充满爱的深情的一吻是白雪公主死而复生的秘诀。中西方名人对爱情的评价也体现着不同的文化差异。费尔巴哈：爱情，就是要成为一个人。莎士比亚：一个人明明知道沉迷在爱情里是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可是，在讥笑他人的浅薄无聊以后，偏偏会自己打自己的耳光，照样陷入爱情：盈柔的怀抱。歌德：在爱情中，最宝贵的不是占有，而是彼此的尊重与爱慕。孟子：食色，性也。林语堂：一个没有孩子的妻子就是情妇，而一个有孩子的情妇就是妻子。傅雷：要找永久的伴侣，也得多用理智考虑，勿被感情蒙蔽。情人的眼光一结婚就会变，变得你自己部不相信，事先要不想到这一着，必招来无穷的痛苦。老舍：爱情要是没有苦味。甜蜜从何处领略?爱情要是没有眼泪，笑声从何处飞来?爱情是神秘的，宝贵的，必要的，没有他，世界上只有一片枯草，一带黄沙，为爱情而哭而昏乱是有味的，真实的!人们要得不着恋爱的自由，一切的自由都是假的，人若没有两性的爱，一切的爱都是虚空。之所以选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来反映一种冲突，是因为这样才有必然性一一那不是性格的冲突，也未必是人格、品质的冲突，而是“理想的冲突”。他们都在对方身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这对他们来说都是合理的。而这理想又如此不同，所以悲剧在所难免。中国人重视婚姻而轻视恋爱。因而感情的悲剧以婚姻悲剧居多。催人泪下的《孔雀东南飞》，重在写婚姻悲剧。中国传统文学的特点在于，围绕的轴心不是爱情，而是国计民生，风雅美刺等在我 n看来是重大的社会问题。爱情在我们看来是不重要的，并且在历史上大多数情况下也是不能允许的。《诗言志》是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即纯文学理论的总纲，但是“言志”的说法很笼统，在当时主要是指政治上的抱负和志向。所以诗歌历来强调风雅美刺的传统，要写重大而严肃的题旨，没有个人化的私人情感空间，写“家务事”、“儿女情”是不行的。中国人亦深知爱情的美妙，但更知爱情不能仅囿于生理的范围，所以将爱情与孝悌、礼义相配合。由于礼是儒学四端中的其中一个元素，所以在中国传统修身立德上，礼便促使中国人在抒发感情上比较内敛含蓄。中国文学作品中的爱情观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特色即才子结缘于佳人，英雄无缘于美女的中国爱情模式。中国的才子以手中的一支笔获取小姐的芳心，寒窗苦度的考场配以柔情似水的情场。“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名列元代四大爱情剧之首的《西厢记》，反映了广大人民美好而善良的愿望。男主人公张生给观众、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章魁首”张生，英俊潇洒、才华出众且富有胆略，张生便以他的风流儒雅、才思敏捷而吸引住莺莺。对于爱情的论断，古今中外，难以记述。但细究中西方的爱情论调，可以发现一些细微的本质异同，西方人是崇尚爱情的，除了宗教中将“性欲”作为一个需要抑制的东西去约束外，人们对爱情的美好是带着崇敬的心理去接受的。但在中国，大多数的人，对爱情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心理因素，需要又排斥，接受又逃避，既憧憬爱情激动人心的一面，又恐惧爱情令人痛苦的一面，甚至于直接将爱情视为痛苦。这种矛盾的心态恰恰来自于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观念。中西方是有差异的，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和人家的文化还有历史背景不同。所以，中西方的爱情观是不一样的，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东西方差异是有的，但我们也有共识。有不同的爱情观，但我们都向往着美好的爱情；无论是梁祝化蝶还是茶花女、卡门或是舞剧天鹅湖，都是我们对冲破传统观念和对爱情的追求及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