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学刊论文

河北学刊论文

教育类论文参考文献

教育类的论文参考文献有哪些呢?教育让我们的人生变得丰富多彩，让我们的知识更加的渊博。下面是我分享的教育类的论文参考文献，欢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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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丁钢 我们如何做教育叙事?——写给教师们[N],《中国教育报》2004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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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刘云杉 帝国权冲实践下的教师生命形态：一个私塾教师的生活史研究[C], 《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2002教育科学出版社第3辑

[13] 黄向阳 学校春秋：一位小学教师的笔记[C] 《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教育科学出版社第2辑，北京，2002年

[14] 丁钢 教育叙述何以可能?[C], 《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2002教育科学出版社第3辑

[15] 耿涓涓 教育理念：一位初中女教师的叙事探究[C] 《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教育科学出版社第2辑，北京，2002年

[16] 许美德 现代中国精神：知名教育家的生活故事 [C], 《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2002教育科学出版社第1辑

问题一：谁知道夏朝之前有虞朝 那么虞朝之前是什么？ 这只是一种学说罢了，按其所说，应该没有了。 虞朝之说的论点如果确立、确认，那么中国的历史通称就要改变。“中国上下五千年”就要改为“中国上下六千年”，“五千年华夏文明”就要改为“六千年华夏文明”。如果如此，那么，永济历史的现今的知名度，将会大大提高。 问题二：虞朝是什么朝代 虞朝(约公元前36世纪-约前21世纪[1] )，中国历史上一个可能存在过数千年的王朝，在夏朝之前。舜是虞朝的最后一位统治者[2] 。《河北学刊》2002年第一期刊发王树民同志的学术论文《夏、商、周之前还有个虞朝》。“虞朝”即史书上说的“虞舜”，指的就是舜帝姚重华。姚重华字为有虞氏，氏族公社的一个部落。为什么名字叫“重华”？传说舜的眼睛是双瞳仁，故为“重”。“华”字可能为华夏族的华族之意. 五帝中的舜帝，不是也要虞舜吗，其实是传说中的朝代。 问题三：都说夏朝前面还有虞朝甚至还有好几个朝代那为什么没有历史记载? 史书没有记载，你就当是没有，我们都不是专业的，所以知识要有确定性，对于那些尚未确定的事情，我们可以暂时当他不存在 问题四：夏朝之前是什么朝代？ 那之前没有朝代了，正史记载夏朝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 这之前貌似叫“部落时代”吧――由部落联盟掌权，以联盟首领为首，最著名的就是最后三代首领――尧舜禹，禹之子启接任部落联盟首领，从此由“众天下”（？）变为“家天下”，夏朝建立，启则成为了夏朝的第一个王，一般是这样认为的，也有禹才是夏朝第一个王的说法 问题五：夏朝之前还有什么朝代, 史学家称夏商周之前还有虞朝 存在时间近二千年 据《学术月刊》第2期刊文称，历史学家对夏商周之前是否有虞朝存在不同看法。一种较普遍的意见认为，夏商周之前没有虞朝。夏代以前，明确称道的政治事迹，只有尧、舜、禹相禅让一事，以舜（有虞氏）来说，在位仅五十年，这作为一个朝代而言，是难以成立的。 另一种意见认为，虞朝是古代史中实际存在很长时期的一个朝代。《韩非子・显学》载：“虞夏二千余岁”。按此说法，有虞氏决非只有一代五十年。另外，根据《国语》、《左传》等史料记载，可以列出有虞氏的世系有：幕、穷蝉、敬康、句芒、虫乔牛、瞽瞍、舜、商均、虞思、箕伯、直柄、虞遂、伯戏、虞阏父、胡公满等15个名号。有虞氏的世系既可考定，则不能不承认有虞氏是一个朝代。 虞朝之说 《河北学刊》2002年第一期刊发王树民同志的学术论文，《夏、商、周之前还有个虞朝》。“虞朝”即史书上说的“虞舜”，指的就是舜帝姚重华。姚重华字为有虞氏，氏族公社的一个部落。为什么名字叫“重华”？传说舜的眼睛是双瞳仁，故为“重”。“华”字可能为华夏族的华族之意。据运城学者王雪樵前几年《运城报》专文，“华夏”二字追根溯源到夏县的“夏”，河津华谷的“华”。这两个地方是中国华夏民族的发源地。王树民同志的论文认为，我国古代历史上，世人通称夏、商、周三代。某些古籍却称虞、夏、商、周四代。夏代以前，明确称道的政治事迹，只有尧、舜、禹相禅让一事，并说舜在位50年。而夏商周各传位数百年，称帝王名号都在10人以上者。有虞氏作为一个朝代而言，似乎十分勉强。但《朝非子・显学》说“虞夏二千余年”，按照这种说法，有虞氏绝非只有一代五十年。现今的史书上说“夏王朝统治了四百多年”去年在中央电视台看到历史学家断代史的最新研究成果，确定夏为471年，据此虞朝当是1520多年。王树民同志考证《国语》、《左传》、《史记》及《五帝德》、《帝系姓》等著作，可以列为有虞氏的世系15个名号，也就是说虞朝传位有15个帝王。既然有虞氏的姓氏可以考定，其历史地位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经查最新的永济地方志，清光绪12年（公元1886年）蒲州知府事赢杜崧年《续补永丁县志序》上首句就是：“蒲坂自虞帝以来经天纬地之人，历代层见迭出，昭著史册，目河中为人文之蔽”。既然称说虞帝，可见认为就是一个朝代。中国封建王朝一代最长的为清康熙王朝61年，以此估算奴隶社会的虞朝至少二十四代。如按舜在位五十年算一代，虞朝至少也有三十代。据此，王树民同志“有虞氏绝非只有一代五十年”的观点，完全可以成立。 虞朝之说的论点如果确立、确认，那么中国的历史通称就要改变。“中国上下五千年”就要改为“中国上下六千年”，“五千年华夏文明”就要改为“六千年华夏文明”。如果如此，那么，永济历史的现今的知名度，将会大大提高。 问题六：尧舜禹时期是什么朝代？是虞朝吗？ 上古时期或者上古时代 父系社会 问题七：夏朝之前有虞朝吗？虞朝之前还有没有？ “华夏”二字追根溯源到夏县的“夏”,河津华谷的“华”.这两个地方是中国华夏民族的发源地.王树民同志的论文认为,我国古代历史上,世人通称夏、商、周三代.某些古籍却称虞、夏、商、周四代.夏代以前,明确称道的政治事迹,只有尧、舜、禹相禅让一事,并说舜在位50年.而夏商周各传位数百年,称帝王名号都在10人以上者.有虞氏作为一个朝代而言,似乎十分勉强.但《韩非子・显学》说“虞夏二千余年”,按照这种说法,有虞氏绝非只有一代五十年.现今的史书上说“夏王朝统治了四百多年”去年在中央电视台看到历史学家断代史的最新研究成果,确定夏为471年,据此虞朝当是1520多年.《国语》、《左传》、《史记》及《五帝德》、《帝系姓》等著作,可以列为有虞氏的世系15个名号,也就是说虞朝传位有15个帝王.既然有虞氏的姓氏可以考定,其历史地位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虞”为独立朝代说 有虞氏是上古时代的一个古国,也是夏以前的一个独立的朝代名.古史传说中著名的圣王舜,就是有虞部落的首领.夏以前的朝代是虞,春秋时人还言之凿凿.不幸的是春秋以后文献散失,有关虞代的史料大量湮没;战国以后文献中所述的虞史传说又大半经过了诸子的加工改造,可信性大大下降.近代辨伪思潮兴起以后,古史辨派的学者们索性从信史中将虞代一笔勾销,将夏以前的古史一古脑儿归于“神话传说时代”.现在通行的大中学校历史教科书以夏朝的建立作为中国阶级社会的开端,不但使虞非朝代说的影响空前扩大,而且促成了虞非朝代说与虞属原始社会说的合一.这样一来,我们在探讨中国阶级社会的开端时就不得不回头对虞非朝代说的论据重新作一番验证了. 问题八：中国第一个朝代是虞朝还是夏朝 夏朝（约前21世纪―约前16世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一般认为夏朝是多个部落联盟或复杂酋邦形式的国家。夏时期的文物中有一定数量的青铜和玉制的礼器，年代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青铜时代初期。 根据史书记载，禹传位于子启，改变了原始部落的禅让制，开创中国近四千年世袭的先河，中国历史上的“家天下”，从夏朝的建立开始。夏族的十一支姒姓部落与夏后氏中央王室在血缘上有宗法关系，政治上有分封关系，经济上有贡赋关系，大致构成夏王朝的核心领土范围。夏西起河南省西部、山西省南部，东至河南省、山东省和河北省三省交界处，南达湖北省北部，北及河北省南部。这个区域的地理中心是今偃师、登封、新密、禹州一带 。 夏朝共传十四代，十七后（夏朝统治者在位时称”后“，去世后称”帝“），延续约471年。 问题九：商朝前有哪些朝代？？ 只有夏朝，历史朝代歌有，夏商与西周，所以商朝是第二个王朝 问题十：中国古代夏朝 之前 所谓的朝代叫什么 虞朝(约公元前36世纪-约前21世纪），又称黄帝王朝，中国历史上一个可能存在过数千年的王朝，在夏朝之前。启是虞朝的最后一位统治者 。

河北学术期刊

河北工业大学学报是省级杂志。《河北工业大学学报》是河北工业大学主办的自然科学性质的综合性学术期刊，1917年创刊。以反映河北工业大学科研成果为主，优先报道国家重点攻关课题项目和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论文，同时报道国内外科技动态。被英国《科学文摘》、俄罗斯《文摘杂志》、美国《化学文摘》、德国《数学文摘》（ZBl MATH）、美国《剑桥科学文摘：航空航天数据库》（CSA-Aerospace）定期收录。河北工业大学是“211工程”大学，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河北工业大学学报》分为《河北工业大学学报》和《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是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人文社科类综合性学术期刊。季刊，大16开。主管单位：河北省教育厅，主办单位：河北工业大学，现任主编：李强。目前该刊主要栏目有：京津冀发展研究、文史研究、经济与管理、政治理论与哲学、法学研究、教育理论与实践等。其中，京津冀发展研究栏目开辟较早，于2013年第1期起刊发文章，在京津冀研究领域已有较好的影响。《河北工业大学报（社科版）》的前身是河北省教委委托河北工业大学主办的《理工教学》（内刊），在河北省教育厅的指导和关怀下，于1985年11月25日出版了第一期（试刊），16开， 1986年3月25日正式出版。

二本大学学报，和地市级别差不多，中级职称可以。

石家庄没有市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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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期刊

靠谱。《河北企业》是省级期刊，由河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管，河北省企业联合会秘书处主办的经济类优秀期刊。

在河北省所有的有刊号的期刊当中检索出来的有《大众文艺》、《杂文月刊》、《散文百家》、《当代人》、《诗选刊》、《大众文艺》这些吧。有文学论文需要发的请找树人论文进一步的

河北财政杂志是一本省级期刊。它于2001年创刊，在全省发行，是河北省财政部门指定的官方期刊。河北财政杂志以宣传贯彻落实国家财政政策和政策规定，报道财政工作实践，推动河北省财政事业发展为主要任务，致力于提供有价值的财政信息和分析，促进河北省财政事业发展，使财政管理更加科学、更加公正、更加有效。河北财政杂志以其专业性、实用性、权威性和影响力，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和欢迎。

河北学刊期刊点评

如果哥们连有哪些刊物都不清楚，估计投稿录用的可能性不大啊

（均为第一作者或独立作者）[1] 当代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互动——基于国际产业转移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A1类期刊）[2]宏观经济、金融稳定与产业发展——金融稳定与产业发展论坛综述，《经济研究》2010年第3期。（A1类期刊）[3] 德国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及其启示，《管理世界》1996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工业经济》1996年第8期全文复印。(A2类期刊)[4] 我国环境规制下的规制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研究：1999-2008，《财贸经济》2011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生态环境与资源》2011年第6期全文复印（A2类期刊）[5] 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八大难题，《经济学动态》1995年第9期。人大复印资料《工业经济》1995年第10期全文复印。（B1类期刊）[6] 戴维·卡德与艾伦·克鲁格对经验微观经济学的贡献，《经济学动态》2015年第5期。（B1类期刊）[7] 完善我国独立董事制度的理性思考，《经济学动态》2003年第5期。（B1类期刊）[8] 网络组织研究的最新进展，《经济学动态》2006年第6期。（B1类期刊）[9] 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述评，《经济学动态》2007年第5期。（B1类期刊）[10]国际金融危机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与完善，《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9期。（B1类期刊）[11] 美国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及其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1996年第7期，人大复印资料《工业经济》1996年第9期全文复印。（B2类期刊）[12] 论美国货币市场构成及其特点，《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年第3期。（B2类期刊）[13]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两个基本问题—兼评国有企业改革中若干不同认识，《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98年第1期。（B2类期刊）[14] 现代企业制度形成的历史考察，《经济评论》1996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工业企业管理》1996年第3期索引。（B2类期刊）[15] 上市公司国有资本股权结构和主体问题，《经济管理》2001年第1期。（B2类期刊）[16] 中外公司治理结构的比较分析，《经济学家》2003年第1期。（B2类期刊）[17] 按生产要素分配的依据，《经济学家》，2004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04年第6期全文复印（B2类期刊）[18] 劳动价值理论中的几个重大理论问题，《经济评论》2004年第5期。（B2类期刊）[19] 深化改革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经济学家》2006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06年第6期全文转载。（B2类期刊）[20] 几个重大所有制关系的梳理与重构——兼论“和谐所有制”理论体系的构建，《经济评论》2006年第2期。人大复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06年第5期全文转载。（B2类期刊）[21] 旅游集团异质群体的激励约束机制研究——以陕西旅游集团为例，《旅游学刊》2006年第8期。（B2类期刊）[22] 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组织形式新探——“农联模式”及其运行机制，《经济学家》2008年第1期。（B2类期刊）[23] 推进独立董事制度，完善法人制理结构，《求是》2002年第12期。（B2类期刊）[24] 显性契约还是隐性契约——公司和农户缔约属性的影响因子分析，《学术研究》2015年第5期。（B2类期刊）[25] 从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到现代虚拟经济，《学术研究》2013年第6期。（B2类期刊）[26] 新加坡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及其启示，《学术研究》1996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工业经济》1996年第8期全文复印。（B2类期刊）[27] 意大利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及其启示，《学术研究》1997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工业经济》1997年第6期全文复印。（B2类期刊）[28] 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几点想法，《广西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南大核心）[29] 发达农村地区建立社会保障的两个问题，《广西大学学报》1990年第6期。（南大核心）[30] 社会主义必须实行市场经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专辑。（南大核心）[31] 国有大中型企业股份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江汉论坛》1994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工业企业管理》1994年第6期索引。（南大核心）[32] 论我国发达农村地区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条件，《江汉论坛》1994年第11期，人大复印资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1995年第3期索引。（南大核心）[33] 改革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系统分析，《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国民经济管理》1995年第1期全文复印。（南大核心）[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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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市公司国有资本股权结构和主体问题的探讨，《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南大核心）[52] 论马克思的产权理论，《经济经纬》2000年第4期。（曾载于《社会科学家》2000年第4期。）（南大核心）[53] 论我国国有独资公司的治理结构，《宁夏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01年第7期全文复印（南大核心）[54] 国外农业组织理论的新发展及其应用，《甘肃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南大核心）[55] 论控制内部人控制，《青海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南大核心）[56] 不同国家公司治理结构及其比较，《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南大核心）[57] 两种不同国有公司治理模式及其评析，《中南财经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南大核心）[58] 论我国国有独资公司的治理结构，《广西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工业经济》2001年第7期全文复印。（南大核心）[59] 论我国国有公司治理模式，《开放时代》2001年第2期。（南大核心）[60] 论国有公司产权关系问题，《桂海论从》2001年第5期。（南大核心）[61] 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当代亚太》2001年第7期。（南大核心）[62] 略论东南亚华人经济，《当代亚太》2001年第8期。（南大核心）[63] 西部大开发之逻辑演进，《贵州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南大核心）[64] 要素投入与创新支撑:广东制造业增长路径的实证分析，《南方经济》2013年第6期。（南大核心）[65] 2011年广东经济学会年会暨岭南经济论坛综述，《南方经济》2012年第2期。（南大核心）[66] 关于国有公司的国有资产所有权主体问题，《南方经济》2001年第4期；《吉林省经济管理班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01年第5期全文复印。（南大核心）[67] 规范公司治理结构与治理行为初探，《现代财经》2001年第2期。（南大核心）[68] 关于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两个基本问题，《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南大核心）[69] 当前我国国有企业实施股票期权的八大难题，《中州学刊》2002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工业企业管理》2002年第10期全文复印。（南大核心）[70] 两种不同国有资产管理和营运模式比较分析，《现代财经》2002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02年第10期全文复印。（南大核心）[71] 论现代公司的产权关系，《上海经济》2002年04期增刊。（南大核心）[72] 国有企业实施股票期权的几个基本问题，《广东社会科学》2002年3期。《新华文摘》2009年第5期索引。（南大核心）[73] 论我国上市公司的制度性缺陷，《求是学刊》2002年4期。人大复印资料《金融与保险》2002年第9期、《工业企业管理》2002年第12期全文复印。（南大核心）[74] 内部人控制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失效，《西北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02年第11期全文复印。（南大核心）[75] 推进独立董事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合著，第一作者）《求是》2002年第16期。（南大核心）[76] 日本公司治理结构的演变，《当代亚太》2002年第4期。（南大核心）[77] 独立董事制度的问题研究，（合著，第一作者）《中国经济问题》2003年第1期。（南大核心）[78] 对设立独立董事制度几个基本问题的认识，《西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南大核心）[79] 从价值理论到价格论的演变，《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5期。（南大核心）[80] 劳动价值论中的几个重大理论问题，《宁夏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理论经济学》2004年8期全文复印。（南大核心）[81] 农村改革与发展的新模式初探——“农联”模式化的改革道路，《农村经济》2006年第1期。（南大核心）[82]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路径探析——“农联”模式的集体化之路，《当代经济研究》2006年第2期。（南大核心）[83] 国有公司治理结构存在问题研究综述，《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南大核心）[84] 我国“三农”问题形成原因的系统分析，《广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南大核心）[85] 基于经济学视角对我国社会不和谐现象的分析，《经济问题》2008年第2期。（南大核心）[86] 我国现阶段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表现及原因分析，《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10期。（南大核心）[87] 农村集体经济的性质与内涵研究，《经济问题》2008年第7期。（南大核心）[88] 不确定性与我国农业多层次风险防范体系的建立，《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第10期。（南大核心）[89]我国农村经济组织的发展与创新研究，《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南大核心）。《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0年第7期摘要。[90]我国农村机构改革存在问题及改革策略研究，《经济问题》2010年第1期。（南大核心）[91] 威廉姆森对企业理论的贡献与未来发展方向，《河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南大核心）[92] 评“社会劳动价值论”，《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10期。（南大核心）[93] 在发达农村地区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两个问题，《广西大学学报》，1990年04期。（南大核心）[94] 农业中的三维契约及治理机制研究，《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农业经济问题》2014年第11期全文复印。[95] 关于规范公司治理结构和治理行为的几个问题，《岭南学刊》2001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工业企业管理》2001年第8期全文复印。[96] 关于国有公司国有资产所有权主体问题，《吉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01期。人大复印资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01年第5期全文复印。[97] 泛珠三角制造业结构转型的特点及演进趋势，《广东商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工业经济》2007年第3期全文复印。[98] 我国跨国经营的步骤与组织机构的探讨，《对外经贸实务》1995年第6期。（北大核心）[99] 关于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经营范围问题，《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北大核心）[100] 科技进步、市场经济、第三产业，《广东商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北大核心）[101] 国有公司新老三会关系论，《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2001年第1期。（北大核心）[102] 关于国有独资公司法人财产权问题，《学术探索》2002年第3期。（北大核心）[103] 独立董事的涵义、职责、角色定位的探讨，《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北大核心）[104]国有股减持的理论研究综述，《生产力研究》2003年第1期。（北大核心）[105] 评“新劳动价值论一元论”，《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北大核心）[106] 应如何繁荣和发展我国理论经济学——与许兴亚教授商榷《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5期。（北大核心）[107] 建立独立董事制度必需解决的几个问题，《云南财贸学院学报》（经济管理版），2003年第1期。（北大核心）[108] 我国纺织业如何应对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商业时代》2007年第5期。（北大核心）[109] 谈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在我国的发展，《商业时代》2007年第7期。（北大核心）[110] 改进SA8000认证体系与市场秩序之我见，《商业时代》2007年第12期。（北大核心）[111] 广东民营企业内部治理机制的构建和完善，《特区经济》2007年第12期。（北大核心）[112] 构建和谐社会研究综述，《改革与战略》2008年第4期。（北大核心）[113] 广东民营企业产权制度的变迁，《广东商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北大核心）[114] 论新农村建设与解决“三农”问题的关系，《特区经济》2008年第4期。（北大核心）[115] 我的学术研究之路——近20年学术研究综述，《生产力研究》2008年第4期。（北大核心）[116] 广佛同城化的博弈分析，《广东商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北大核心） 1.《新型农村经济组织：农联模式》，三联书店出版社，2014年出版，独著。2．《国有公司产权关系和治理结构》，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7月。独著。3．《东南亚华人经济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5月，专著（第一作者）。4．《现代企业前沿问题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独著。5.《中国经济热点问题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独著。6．《国有企业改革—探索、借鉴、启示》，中国商业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独著。7.《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主编。8.《宏观经济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主编。9.《微观经济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主编。10．《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主编。11．《政治经济学》，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主编。12．《政治经济学》，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出版，主编。13．《政治经济学》，武汉出版社，1995年7月出版，主编。14．《实用政务大辞典》，湖北辞书出版社，1993年10月，副主编，撰写10万字。15．《土地有偿使用理论与实务》，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年11月，副主编，撰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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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核心又叫北大核心北核各几年都在变动的，所以需要发表什么方向的刊物，该刊物是否是核心期刊，可以实时的进行查询 查询网址如 知网、万方、维普、之类的。但是只要是核心期刊知网都会收录的。所以一般都是在知网查询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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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甲午战争。日本侵华重大历史事件中有三件特别重大，与此相对应，日本侵华史研究中有三个大热点:甲午战争是第一件，甲午战争史研究是第一个。 甲午战争是远远超过侵台之役的一场大规模的日本侵华战争，有的历史学者把它与1937年开始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国抗日战争)列为同一级别，称之为第一次中日战争，而将后者称为第二次中日战争。甲午战争的研究是比较有基础的，近20年来又取得明显进展，出版了一大批论文和专著。论文从揭示日本在战前的侵华活动、战争准备，剖析战争的起因，到研究《马关条约》及其重要条款等等，涉及这一战争过程中许许多多的问题，如陆方、宋德玲的《甲午战前日本侵华活动与李鸿章》(《东北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傅玉能的《论甲午战争前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戚其章的《甲午战争前日谍在华活动述论》(《晋阳学刊》1987年第4期)、郑瑞侠的《甲午战争前日本的舆论及情报准备》(《辽宁大学学报》1993年第6期)、金基凤的《关于中日甲午战争的起因问题》(《世界历史》1981年第6期)、郭惠青的《试论中日战争爆发的原因》(《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刘亚夫、赫崇旺的《甲午中日战争原因浅析》(《学习与探索》1985年第5期)、南昌龙的《日本在发动甲午战争中的阴谋活动》(《东北师大学报》1985年第3 期)、丁名楠的《略论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背景、过程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2期)、李文海、康沛竹的《甲午战争与日本间谍》(《清史研究》1994年第4期)、张浩的《甲午战争中的日本间谍》(《军事历史》1995年第3期)、韩行芳的《甲午旅顺大屠杀有关问题浅探》(《辽宁师大学报》1990年第5期)、孙克复的《旅顺大屠杀惨案新证》(《清史研究》1994年第4期)、关捷的《日军旅顺大屠杀新论》(《呼兰师专学报》1996年第2期)、崔王的《中日<马关条约>形成问题研究》(《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4期)、潘家德的《试论中日<马关条约>赔款的影响》(《四川师院学报》1992年第5期)、张英莉的《甲午战后赔款与日本的“战后经营’，》(《陕西师大学报》1987年第1 期)、戚其章的《甲午战争赔款问题考实》(《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赵福超、白陀碧的《福泽谕吉与甲午战争》(《贵州文史丛刊》1996年第6 期)、王文英的《试论中日甲午战争对日本政治和国民意识的影响》(《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等等。1984年在威海举行的甲午战争90周年学术讨论会和1994年在同一地点举行的甲午战争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都提出大量论文，会后分别结集为《甲午战争90周年纪念论文集》(戚其章主编，齐鲁书社1986年出版)和《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戚其章、王如绘主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里面都有若干文章较多地论述日本的侵略。有的专门研究甲午战争史的学者出版过个人论集，主要有孙克复的《甲午中日战争史论集》(辽宁大学科研处1984年出版)、戚其章的《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出版)及其姊妹篇《甲午战争与近代社会》(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重要的甲午战争史专著有孙克复、关捷著《甲午中日海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甲午战争陆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二人主编的《甲午中日战争人物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孙克复著《甲午中日战争外交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这4本书可以说构成一套辽宁学者编著的甲午战争全史。继此之后，山东的戚其章出版了《甲午战争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及《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两者构成另一部甲午战争全史，这部书是作者多年研究甲午战争成果的结晶，也代表了当前我国研究甲午战争史的整体水平。 甲午战争是中日之间的一场战争，但谈这场战争决不能仅谈中日，还必须谈到朝鲜，朝鲜是甲午战争一个重要因素:战争是因朝鲜而起的，在朝鲜爆发的，然后又有一些激烈的战斗是在朝鲜土地上进行的，结束战争的条约第一款就是关于朝鲜，如此等等，可以说朝鲜是甲午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近年来有一些论文阐述这方面的问题，如南昌龙的《甲午战争与朝鲜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4期)、张恒礼的《评甲午战争前清政府的对朝政策》(《安徽史学》1993年第2 期)、张振鹍的《中日甲午战争与东亚》(《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此文收入《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一书时题目改为《甲午战争一一一场东亚地区性战争》)等。与此有关还出版了两本专著，即戴逸、杨东梁、华立著《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及王如绘著《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前者涉及面较宽，后者在主要利用中文资料的基础上较深入地探讨了这个朝鲜因素，是一部颇见功力之作。朝鲜之所以成为中日甲午战争的一个因素，根源于中国与朝鲜间长期存在的“宗藩关系”，这是一个应当研究的问题，但迄今对中国学者多少还是一个禁区，在各种论著中往往只能点到为止;倒是一位韩国留学生金在善的一篇硕士论文《甲午战争以前中朝宗藩关系和中朝日对朝鲜藩属问题的争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7 年第1期)，简要而无所回避地研究了这个问题。 甲午战争的结局对中国、日本及整个远东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马关条约》的签订引起了中日关系、欧美列强与中国的关系、与日本的关系及其在中国、在远东的相互关系的新调整。有的学者认为，在这种形势下，日本调整了对华策略，丁名楠的《甲午战争到日俄战前日本对俄决战“国策”指导下的侵华策略》(《东岳论丛》 1981年第5期)论述了此时日本对清政府及清统治者的种种“亲善”及拉拢等活动。 关于日本作为八国联军的一员参加对中国的侵略的研究，有王魁喜的《义和团运动时期日本的侵华政策》(《东北师大学报)1987年第2期)、穆景元的《日俄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始末》(《锦州师院学报》1988年第4期)等等。 甲午战争后十年日本在我国领土上掀起了一场对俄国的战争。这是一场帝国主义间的不义之战，是交战双方站在对立的立场同时侵略中国、相互争夺中国的土地和利权、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战争。战争以前，日本与俄国为争夺我国东北和朝鲜(所谓“满鲜问题”)发生尖锐矛盾;战争以后，日本大力巩固并发展在东三省南部的势力(所谓“满洲经营，，)，并走向与俄国勾结以共同抵制美国。对这一段复杂变幻的国际关系中日本侵华的种种活动，学者们从多方面进行了考察、探索，如研究日俄战争前及战争中的情况的有关勋夏、万安中的《试论日俄战争前俄日对中国的争霸》(《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董小川的《“满鲜互换主义”试析》(《东北师大学报》1994年第4期)、刘永祥的《试论日俄战争中日本对华谋略》(《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4期)、张志强的《日俄奉天会战对沈阳之劫掠述实》(《辽宁师院学报》1983年第5期)、马赫的《日俄战争及其争夺抚顺煤矿的真相》(《社会科学通讯》1983年第4期)。赵云鹏的《关于<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的若干问题》(《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4期)一文揭示日本在对俄战争胜利后逼迫清政府签订《东三省事宜条约》的情况及订约后日本的种种违约侵权行为。关于日本在东三省南部的侵略扩张，有王贵忠的《中日安奉铁路交涉》(《沈阳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85年第 4期)、王永涛、李莉的《安奉铁路交涉始末》(《东北地方史研究》1987年第3期)、佟静的《略述中日安奉铁路纠纷之始末》(《社会科学辑刊》1994 年第4期)、高永一的《“间岛问题”的始末》(《延边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等。关于日本为巩固、发展在东三省南部的势力而发生的对美斗争、对俄勾结，有陶文钊的《日美在中国东北的争夺(1905-1910)》;（《世界历史》1996年第1期）、石楠的《美国与日俄争夺中国东北和第二次日俄密约的签订》(《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2期)、余绳武的《关于第三次日俄密约》(《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4期)、王学良的(《1910年东北发生鼠疫时中美与日俄间的政治斗争》(《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3期)等。 1911年中国发生辛亥革命，顷刻间清王朝被推翻。这时，由日本在华浪人出面，在军部一些激进侵华分子的支持下策划“满蒙独立”，王树才《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首次尝试一一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4期)对这件事做了详细的探讨。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日本得到“天赐良机”在中国推行大侵夺，由此出现了4年多日本在华势力的大膨胀。这期间的主要事件有:出兵山东，与德国交战(这是日俄战争10年后又一次在中国领土上发动的战争)，夺取利权;提出“21条要求’，;以对华借款及订立军事协定以控制中国。这些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课题，围绕着这些问题发表了许多论著，有周武、陈先春的《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华政策》(《史林》1992年第3期)、黄尊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对山东的侵略》(《齐鲁学刊》1984年第3期)、》《1914年日军在山东的不法行为述论》(同上，1995年第6期)、《1914- 1922年日本在山东的非法贸易和走私活动》(同上，1994年第6期)、宋志勇的《1914-1922年日本在山东的军政殖民统治》(《抗日战争研究》 1998年第1期)、黄尊严、王涛的《日德胶澳之战与中日“行军区域”问题交涉》(《齐鲁学刊》1997年第6期)、米庆余的《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 的背景》(《历史教学》1982年第6期)、郎维成的《日本的大陆政策与二十一条要求》(《东北师大学报》1984年第6期)、崔丕的《也谈日本的大陆政策和“二十一条”要求》(《世界历史》1986年第3期)、龚炳南的《“二十一条”最后通碟的时限》(《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5期)、赵映林的《绝密的<二十一条>是谁泄露的》(《民国春秋》1993年第3期)、章伯锋的《西原借款”与日皖勾结》(《历史研究》1977年第6期)、裴长洪的《西原借款与寺内内阁的对华策略》(同上1982年第5期)、《西原借款与中国军阀的派系斗争》(《河北学刊》1983年第4期)、赵占伟的《论西原借款在日本对华侵略中的特殊作用》(《史学月刊》1997年第2期)、李永昌的《关于1918-21年中日“共同防敌”问题》(《东北地方史研究》1989 年第2期)、张惠芝的《浅析<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出笼和实施》(《河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等。一战期间日本侵华的许多活动都是通过同皖系军阀的勾结而实现的，日本与皖系军阀的关系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勾结的典型。关于这个问题，章伯锋写过专文《皖系军阀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后来又发表专著《皖系军阀与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对双方的关系做出全面的论述。 关于“田中奏折”的真伪。随着日本学术界基本上否定田中奏折的存在，中国史学界有人就此展开了讨论。发表了一些文章，大多辑入《田中奏折探隐集》(刘建业、高殿芳主编，北京出版社1993年出版。书中还辑录了蔡智堪、王家祯以及台湾、日本学者的一些文章)。另外还有云章的《田中奏折确有其事》(《东北师大学报》1982年第5期)、沈予的《关于<田中奏折>若干问题再探讨》(《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等。中国学者们大多肯定田中奏折的真实性。笔者对这个问题未做过专门研究，不敢妄评孰是孰非，但总觉得蔡智堪所说打入日本皇室书库抄录田中奏折的情节有点玄乎。也许这个问题要等皇室书库对外开放才能真正解决。 关于1928年日本出兵山东及制造济南“五三”惨案，有查建瑜的《济南惨案史料辨正》(《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徐梁伯的《日本出兵山东的动因初探》(《江海学刊》1985年第6期)、李家振的《1928年日本出兵山东人数浅见》(《东岳论丛》1985年第6期)、李家振、郭墨兰的《济南惨案述论》(《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等;专著有李家振的《济南‘渗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等。 “九一八”是日本侵华史上第二个特别重大的事件，也是日本侵华史研究中的第二个大热点。近20年来国内发表的有关此事件的文章之多难以统计，文章的内容从这次日本侵华事件的前因到后果，旁及有关人物的研究，几乎包罗无遗，如胡正邦的《论1931年日本对中国的军事进攻一一九一八事件的由来及其后果》(《思想战线》1983年第4期)、高二音的《“九·一八”事变发生论》(《东北师大学报》1987年第5期)、林和生的《略论“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原因》(《山西师大学报》1985年第2期)、杨小红的《论皇姑屯炸车案与“九·一八”事变的因果关系》(《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第3期)、史桂芳的《“满蒙危机”论与九一八事变》(《北京党史研究》1994年第4期)、包奕诚的《论日本经济危机与九一八事变》(《新疆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董谦、林谷良的《“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经济背景初探》(《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何华国的《浅析“九一八”事件的经济背景》(《湘潭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王玉平的《中村事件与“九·一八”事变》(《史学月刊》1983年第1期)、黄耀慧的《中村间谍案与“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史研究)1998年第3期》、任永祥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一个重要步骤》(《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郎维成的《日本军部、内阁与“九一八”事变》(《世界历史》1985年第2期)、穆景元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占锦州及辽西地区始末》(《锦州师院学报》1985年第 1期)、尹正萍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罪加一等》(《军事史林》1995年第9期)、孔经纬、王连忠、孙建华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奉系官僚资本的侵掠》(《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曹必宏的《“九·一八”事变后日伪强掠东北海关述略》(《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4期)、王珊的《石原莞尔的侵华思想渊源》(《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6期)、赵东辉的《“石原构想”探析》(《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3期)、汪澎澜的《日本民间右翼团体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活动述要》(同上1997年第4期)等等。1991年的“‘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编，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年出版)中辑录了大量有关“九·一八”日本侵华的文章。关于“九·一八”事变的专著，80年代有易显石、张德良、陈崇桥、李鸿钧著《“九·一八” 事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刘庭华的《“九·一八”事变研究》(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1991年“九·一八”事变60 周年之际，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大型《“九·一八”事变丛书》(包括资料书)，共六部，即林声主编的《“九·一八”事变图志》，马越山著《“九·一八”事变实录》，谭译主编的《“九·一八”抗战史》，顾明义、张德良、杨洪范、赵春阳主编的《日本侵占旅大四十年史》，辽宁省档案馆编的《“九·一八”事变档案史料精编》，辽宁省档案馆及辽宁社会科学院编的《“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与中国东北一一满铁秘档选编》。同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有赵冬晖著《“九·一八”国难史》。另有郭大钧、张北根著《勿忘“九·一八”一一柳条湖事件前前后后》(中国华侨出版社1992年出版。“毋忘国耻历史丛书”之一) 等。 与“九·一八”密切相关的是“一二八”。关于日本制造“一二八”事变的研究，有毕永正的《上海“一二八”事变起因新探》(《安徽省委党校学报》1987年第1期)、翁三新的《“一二八”事变的导火线一一日僧事件”真相》(《上海党史》1992年第1期)、陆伟的《日本在沪资产阶级与一二八事变》(《上海党史研究)1997年第4期)等。许多研究“九·一八”的论著都连带涉及对“一二八”的研究。 “九·一八”以后，日本对华侵略有两个发展:一是占领我国东北，组建伪满洲国;一是由关外向关内推进，阴谋分离华北。伪满洲国的存在实际上是日本对东北殖民统治的一种形式，正如同甲午战争后日本对台湾的直接统治是另一种殖民统治形式。本文不拟具体介绍这两方面的研究情况，只想指出:已出版的有关伪满史专著中比较有分量的有两本，一是姜念东、伊文成、解学诗、吕元明、张辅麟合著《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1991年大连出版社修订本)，一是解学诗著《伪满洲国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东北沦陷十四年史总编室已编辑出版两本《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第一辑，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8年出版;第二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各收录有关论文30多篇。1996年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编委会创办了一个学术刊物《东北沦陷史研究》，其主要任务是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对东北的野蛮侵略和残酷的殖民统治，此刊物已出版多期，发表了不少有关研究成果并不断提供有关的学术信息。 日本由关外向关内的扩张，以1933年侵占热河、发动长城之战为始，逼订《塘沽协定》;进而以冀察为重点，策动华北“自治’，，订立所谓“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制造华北特殊化，等等。关于这一系列侵略活动的研究，有张雅丽的《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本侵华政策的演变》(《世界历史》 1988年第5期)、张洪祥的(《塘沽协定>与冀东匪祸》(《党史资料与研究》1992年第3-4期合刊)、刘国新的(《塘沽协定>与“华北自治运动”》(《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4期)、封汉章的《略论“华北自治运动”的起点》(《河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2期)、邵云瑞、李文荣的《关于“何梅协定”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3期)、熊宗仁的《“何梅协定”之辨析》(《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3期)、郑玉纯的《从 “华北五省自治”策划到“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始末》(《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5期)、封汉章的《试论日本“华北分治”策略的形成》(《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3期)、姚洪卓的《七七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分离活动》(《北京档案史料》1997年第3期)、刘国新的《七· 七事变前日本的“内蒙工作”及其失败》(《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单冠初的《日本帝国主义是策划侵绥事件的主凶》(《上海师大学报》1988年第1期)。前面提到的《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论文集中收录了若干篇有关此一时期日本侵华政策及活动的文章。关于这一时期的专著，有马仲廉的《“九·一八” 到“七·七”》(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出版)，主要叙述抗击日本的侵略;张篷舟主编的《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1932-1982年)》第一卷 (1932-1934年)、第二卷(1935-193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以大事记散述这6年间的日本侵华情况。 以“七·七”事变发端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国抗日战争)是日本侵华史上第三个特别重大的事件，也是日本侵华史研究的第三大热点但这方面研究情况的介绍不属本文的任务。 近代史上70多年间的日本对华侵略触及两国关系的各个领域，经济侵略与掠夺是一个重要方面。近20年来这方面的研究也取得相当的成果，约略概括有如杜询诚的《旧中国的中日合办企业》(《学术月刊》1982年第7期)、《日本在旧中国投资的几个特点》(同上1984年第7期)、朱婷的《论近代日本对华纺织资本输出》(《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5期)、郑会欣的《日本帝国主义对1935年中国币制改革的破坏》(《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1期)、黄明华的《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鸦片侵略》(《江苏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李秀石的《日本对我国东北经济侵略和掠夺政策的变迁及其实施》(《史林》 1986年第2期)、郑文云的《略论东北沦陷时期殖民地经济的特点》(《黑龙江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刘万东的《1905-1945年日本侵略者对我国东北煤炭资源的掠夺》(《辽宁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傅波的《抚顺煤矿案中日交涉始末》(《抚顺社会科学》1986年第1-4期)、桑润生的《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农业的掠夺》(《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2期)、张传杰、孙静丽的《日本对中国东北森林资源的掠夺》(《世界历史》 1996年第6期)、饶野的《20世纪上半叶日本对鸭绿江右岸我国森林资源的掠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3期)、宋承荣、张庆山的《日本殖民渔业对旅大水产资源的独霸和掠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高乐才的《日本向中国东北地区“试点”移民及其失败》(《东北师大学报》 1997年第6期)、张丽波的《简述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入侵》(《东北地方史研究)1992年第1期)、冯敏、蓝海的《试论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侵略》(《求是学刊》1997年第1期)、邓鹏的《日本“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队”始末》(《学习与探索》1985年第11期)、黄耀慧的《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内蒙古东部地区移民侵略一一以科右前旗哈拉黑乡为例》(《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4期)、邵会吉的《日本帝国主义攫取“中东铁路”始末》(《历史教学》1988年第9期)、郭洪茂的《日本收买中东铁路浅析》(《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熊达云的《七七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经济扩张》(《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王同起的《“七七”事变前日本对华北的经济侵略》(《天津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姚洪卓的《抗日战争前夕日本帝国主义对天津纺织工业的兼并》(《历史教学)1982年第6期)、郑会欣的《抗日战争前夕日本对华北走私问题初探》(《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丁则勤、王美秀的《论华北事变前后的冀东走私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张祖国的《三十年代中期日本在冀东地区的走私贸易》(《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苏智良的《日本在近代上海的经济侵略活动初探》(《上海师大学报》1987年第1期)、车维汉的《日本八蟠制铁所侵掠大冶铁矿述论》(《辽宁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等等。与大量的论文相比，日本经济侵华方面的专著太少了，杜询诚的《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出版)是这方面最重要的一不中。 说到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们不能不想到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本应是一个经济机构，但它自1906年成立之日起其活动很快就超出铁路及经济的范围，它在日本侵华中作用太大了，自然成为学者们着力研究的对象。近20年来这方面的论文可举出阎伯纬的《历史上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述》(《历史教学》1981年第6期)、苏崇民的《满铁史概述》(《历史研究》1982年第5期)、庞慧茹、高雪松的《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与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3期)、张祖国的《满铁与日本对我国东北的资本输出》(《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尉常英的《略述“满铁抚顺附属地”的形成》(《抚顺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孙乃伟的《略述满铁奉天附属地的建立》(《东北沦陷史研究》1998年第1期)、张树纯的《“七七事变”前满铁对华北的侵略活动概述》(《天津档案史料》1997年第1期)、杨韶明的《满铁初期的调查机关及其活动概述》(《东北沦陷史研究》 1997年第4期)、祁建民的《满铁经济调查会:日本统治中国东北的“智囊”》(《社会科学辑刊》1998年第5期)、刘永祥的《满铁情报调查机构述论》(《辽宁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高乐才的《满铁调查课的性质及其侵华活动》(《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崔艳明的《满铁调查与日本全面侵华》(《河北学刊》1997年第6期)等。

布姓起源（1）《风俗通》载，战国时赵国有布子，为西北羌族人，善相马。（2）唐朝时西域龟兹国王姓布，名失毕，其后有布氏，随着民族的融合，布慢慢成了汉族姓氏。（3）少数民族姑布氏、布尼氏所改。（4）土族索卜人，土语称“苏胡”，取其尾音谐“布”或“卜”为单姓。（5）秦朝的时候，北方战乱频频，很多为避兵灾逃难到岭南地区，其中佛山是他们其中一聚居地，怀着对生活的美好愿望，他们遂以“鸡”、“田”、“老”、“布”为姓，寓意封衣足食，生活无忧。 迁徙分布布姓是我国稀姓，分布却很广。天津武清，山西太原，河北景县、涉县、辛集、获鹿，辽宁清原，新疆塔城、布尔津，广西田林，广东新会，四川合江，云南邱北、马关等地均有。汉、苗、藏、土、达斡尔族有此姓。据佛山洗氏家谱（佛山大族的家谱）记载，佛山鹤园街很久以前应该叫布里或布地，估计应该是以前布氏族人聚居的地方。另据分析，“布”是古代百越族人的姓氏，百越族广泛分布于广东广西一带，属于“土著”，只不过由于战乱或其他原因而改过水上生活，所以应该还有相当一部分是过着陆上生活的。

梁启超在爱国救亡中的报刊活动及特色 作者：管艳霞文章来源：傲视传媒网浏览：394 次 中文摘要：梁启超作为维新派人士，在爱国救亡的过程中，进行舆论宣传的重要手段是从事报刊活动。该文分析了梁启超在戊戌运动时期、启蒙运动时期、立宪运动时期、护国运动时期、五四运动时期的报刊活动，并总结了他在办报活动中体现的六种特色：形成时务文体；报刊活动与当时社会民主化运动紧密结合；报刊活动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变与不变在梁启超报刊活动中的辨证体现；梁启超的报刊活动使中国近代形成第一次办报高潮；过分强调报刊的政治功能。 从1898年的戊戌维新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期间，梁启超作为维新派人士、近代宣传启蒙思想的先锋主力，为了救亡图存，发起参与了清末民初的一系列民主化现代化运动。在追求民主化道路中，梁启超进行舆论宣传的重要手段是从事报刊活动。他的报刊活动不仅推动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而且对社会起到思想启蒙和教育的作用，具有鲜明的特色。 一、 梁启超在各个时期的报刊活动 (二)戊戌运动时期 梁启超为推行变法，先行办报制造舆论。他主笔的《万国公报》、《强学报》、《中外纪闻》等，开风气之先，成为宣传维新的重要传媒，也成为中国政党报之先河。他主编的近代中国第一份报纸《万国公报》在京城引起轰动，“朝士乃日闻所不闻，识议一变焉”①，后被查封。梁启超看到了报刊的巨大作用，“自审舍言论外未由致力，办报之心益切”②。梁启超又《时务报》为中心，宣传维新变法。数年之后，梁启超不无得意地回忆道：“甲午挫后，《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③自《时务报》创办至1898年3月梁启超在《时务报》论说中居于核心地位。他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以《变法通议》一文最为著名，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纲领性文件。他在报章中呼吁变法维新，痛陈亡国的危险，喊出了“变亦变，不变亦变”的驱赶时代前进的号令，吹起了时代的最强音。此外，梁启超还策划和支持了澳门的《知新报》、上海的《农学会报》、《蒙学报》、《演义报》和《萃报》。《知新报》与《时务报》南北呼应，紧密配合，对维新思想的传播，对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都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 梁启超通过舆论宣传变法图强的道理，使中国第一场政治和思想文化的现代化运动——戊戌维新运动开辟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道路，维新思想文化运动给中国社会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二)启蒙运动时期 在这一时期，梁启超主办的报纸是《清议报》、《新民从报》和《时报》，其中尤以《新民从报》影响最大。 1898年12月23日，他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倡导民权，启发民智。《清议报》言论思想内容中的进步与落后交织、积极与消极并存的状况，伴随着该报始终。它反映出流亡海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此时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1899年康有为赴加拿大后，梁启超冲破了康有为的束缚，他在《清议报》上大力提倡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天赋人权，攻击西太后及腐败的封建专制制度。在保皇党内部，也形成了一个以梁启超为首的叛逆集团，他的周围有了一批“排满”、“革命”的维新派人士。但多数爱国华侨对革命尚缺乏明确认识，保皇维新的主张仍有很大市场，梁启超对以往的主张产生了怀疑，康有为又以师生之情感化他，梁启超那股革命热情逐渐淡化，从革命又变为保皇。改良主义的基本立场及其师康有为的多方掣肘，使他无法迈出革命的一步，最终还是回复到保皇的轨道。 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办起了《新民从报》。梁启超在《新民从报》上大力宣扬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平等，大力鼓吹民权、共和、革命和破坏，并且大量介绍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涉及到西方人物孟德斯鸠、卢梭、达尔文、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培根、笛卡儿等近百人。作为一名具有强烈的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投身于救国救民的实践中，进行国民启蒙，提倡改造国民素质。梁启超在这一时期的言论在当时和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毛泽东、郭沫若、胡适等一大批新型知识分子颇有启迪。美国之行后，思想言论大变的梁启超不再谈种族革命，宣布与共和长别。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迅猛向前发展时，《新民从报》的宣传方针和内容不断发生变化和倒退。1904年初，梁启超在《新民从报》上发表了《新民说论私德》，公开反对革命。后来梁启超又在《新民从报》上竭力鼓吹“开明专制”、“君主立宪”。《新民从报》走到了革命的对立面。 此外，梁启超还主持创办了其他一些报刊。1903年，他创刊了中国第一份专门刊登小说的杂志《新小说》，大部分用白话文写成，发起“小说界革命”，成为中国近代新体小说的开创者。次年，他在上海创办《时报》。《时报》版式新颖、格调高，内容丰富，注重新闻时效和时事评论。 (三)立宪运动时期 立宪运动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宪政启蒙时期，是新民启蒙运动的发展。作为立宪派首领的梁启超在这次办报热潮中仍是独领风骚，主持创办的《政论》和《国风报》等是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立宪报刊。《政论》于1907年10月创刊于日本东京。该报以政论为主，大力呼吁速开国会，建议建立国会制度，实行地方自治。1910年，他又在上海创办《国风报》。该报大力宣传宪政理论知识，仍倡议速开国会，指导国会请愿运动的开展。 这时期，梁启超充分利用报纸，把握舆论导向，一方面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同时使中国的新闻事业迈向新阶段。 (四)护国运动时期 1915年1月，中华书局创办《大中华》杂志，聘请梁启超当总撰述。梁启超在《大中华》上发表揭露二十一条要求的文章，警告日本不得乘人之危，他的言论唤起了同胞正视日本的阴谋诡计。该刊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讨袁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这篇文章标志着梁启超从“联袁拥袁”最终走向了“反袁讨袁”，吹响了护国运动的战斗号角。在护国运动时期，《时事新报》与梁启超关系密切，初创时主张保皇，后来又鼓吹立宪，民国成立后成为进步党的喉舌。 从反袁世凯宣言书到各种护国的对外文件，梁启超的笔时刻指挥运动的进程，推动运动不断深入。在全国掀起反袁大浪。他最重要的功绩在于广泛地宣传了资产阶级新思想，猛烈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在历史发展的链条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先声。 (五)五四运动时期 梁启超等进步党人1916年在北京创办《晨报》。该报以揭露军阀专制、官僚卖国为宗旨，并时常抨击执政的北洋政府。《晨报》最早披露了巴黎和会决定交付日本的消息，在社会上引起震动。在五四运动中，《晨报》对学生的爱国活动作了大量的集中的报道，充分发挥了新闻在爱国运动中的作用。1922年梁启超告别报坛后，企图从旧学中寻求救世良方，然而刚好和勃勃兴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背道而驰。 坚持改良，反对革命，是梁启超一生基本的政治主张，晚年也不例外。时代在发展，而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却没有根本性的变化，这就决定了他对新时期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工农运动、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共产党以及第三国际等，都必然持对抗态度。 二、梁启超报刊活动中的特色 梁启超从《时务报》起，开创了新式报刊文体——时务文体。这种新式报刊论说文体是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过度的形式，它生动活泼，夹杂着大量的俚语和外来语，雅俗共赏。梁启超自己总结说：“启超素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致不检束，学者竟效之，号为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这种文体的特点是：一是“纵笔所致不检束”。即要求摆脱各种古文义法的舒服，打破古文、时文、散文、骈文的界限，实行文体上的大解放。这是因为梁启超等人的政论文章，宣传的是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和各种新颖思想，为实行政治改革摇旗呐喊。而且报纸这种大众传媒改变了文化传播形式，扩大了受众的空间分布和社会层面。因此，旧的表现形式不仅无法容纳新的内容，而且也不能满足社会公众的需要。这就要求彻底摆脱桐城派古文、八股文的僵死文体的束缚，应于时势，用通俗的文字发挥新颖的思想。 其二、“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即要求文章的语言浅显流畅，明白通晓，屏弃矫揉造作、艰涩古僻的文字，同时又允许根据内容的需要，使用俗语、韵语及外来的词汇、句式和语法来论证问题、说明道理。这是因为梁启超等报刊政论家，在自己的刊物上向读者介绍了大量的有关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引用了大量的对于中国人来说十分陌生的名词术语。对于这些外来的新鲜东西，不能削足适履，只能兼容并包，允许它存在。既然如此也就只能打破陈规，采用能够和它的极其丰富、广泛的内容相适应的表现手法了。 其三，“条理清晰，笔锋常带感情”。即要求文章层次清楚，逻辑行强，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被说服，进而接受他们的主张。他写出来的文章感情充沛，气势磅礴，自由放纵，不拘一格，对辛亥革命时期乃至五四运动以后的文风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二)报刊活动与当时社会民主化运动紧密结合 梁启超是中国最早提倡和推行全面现代化的人，是最重视人的现代化和文化的现代化的知识分子。全面的现代化包括政治、经济、学术、文化和思想道德等的各个方面，既有社会现代化，也包括人的现代化。而梁启超是清末民初二十年间一系列政治、思想、文化现代化运动的主将和推动者。他掀起的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开创了以报刊实行广泛社会教育的先河。 在维新运动中，他不仅要变法，更重视宣传变革思想，以启迪民智、绅智；立宪运动中，他鉴于国民缺乏宪政知识，大力宣传有关知识；护国运动中，他通过报章阐述法的重要性，明确应具有的权利和尊严。而梁启超在宣传新思想、建设新文化的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三)报刊活动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 梁启超主张在发扬本国学术吸收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他的学术研究活动与报刊活动紧密结合，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1899年以前，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弘扬今文经学为主，在《时务报》时期开始编辑西方知识。第二阶段为1899——1907年，《清议报》和《新民从报》期间，以介绍西方学说为主，包括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卢梭、边沁等人的政治学，达尔文、颉德的进化论，以及其他西方哲学、经济学等，同时基本完成了中国史学、法学、小说、诗歌等方面的理论研究。第三阶段为1908年——1919年间，以政治宣传活动为主，结合政治需要进行学术研究，完成了宪政学、财政学、推行货币学、方志学等方面的研究。第四阶段为1920——1928年间，引进西方大量原著和聘请西方著名学者来华讲学，同时集中精力整理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取得了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学术研究成果。在引进西方大量名著的同时，对中国古典经籍作了许多总结性开创性的研究，其成果之丰硕琳琅满目，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中最有影响者为《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儒家哲学》、《佛家研究十八篇》、《中国历史研究法》等等。 综观梁启超学术研究，他是中国几千年来旧学的总结者，中西结合新学时代的开创者，可称为中国近代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许多学术观点大多具有较高的价值。 (四)变与不变在梁启超报刊活动中的辨证体现 梁启超一生的政治生涯，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变：一是由改良派到保皇派的转变；一是由拥袁到反袁的转变。梁启超的这些变化可以从一些报刊中反映出来。从创办《清议报》到《新民从报》停刊的10年中，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从维新到革命，从革命变到保皇，又从保皇变到立宪。这些转变都清楚地反映在上述报刊的文字中。梁启超由激进向温和的转变，实际上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反映。梁启超一生善变，但追求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救亡图存的理想始终没有变，只是各个时期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五)梁启超的报刊活动使中国近代形成第一次办报高潮 梁启超的报刊活动，尤其是《时务报》的成功，使全国各地维新人士深受鼓舞，各种鼓吹变法的刊物，如《国闻报》、《湘报》等二三十家报刊先后面世。在维新报刊外，大量的时政刊物，重庆的《渝报》、成都的《蜀学报》、广州的《岭学报》、福州的《福报》、桂林的《广仁报》、上海的《富强报》、《东亚报》、《求是报》等，此时也纷纷创刊。各类综合性报刊、专业性报刊及文摘性报刊，这时也不断出现，其中既有日报，也有旬报、月报，形成一股红红火火的办报热潮。如妇女报《女学报》，晚报《上海晚报》，译报《译书公会报》，文摘报《集成报》。《演义白话报》、《无锡白话报》等最早的白话报刊也在这一时期先后问世。以上海为中心，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批由著名文人李伯元、吴跃人等主编的小型文艺报刊，其中有《指南报》、《采风报》、《笑报》和《趣报》。 六、过分强调报刊的政治功能 梁启超以报刊为阵地，推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在反对封建专制，建立近代民主政治宣传上，他既狂热鼓吹革命共和，又一变而为君主立宪的旗手。从理论宣传及社会实践上，他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积极倡导者，是中国追求民主实现的先行者。 他认为办报是强国的手段，把报馆作为治之具，强调报刊的政治功能，而在近代社会为其他国家报人所普遍看重的经济功能、娱乐功能则被明显忽略。所以如此主要因为这一时期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刚刚起步，对经济信息和广告推销的需求还比较少，报业的经济特性尚未充分显露，而民族危亡的切肤之痛、维新变法的迫切需求，当然使报刊的政治功能得以强化。他主持的报刊多以政论为主，新闻报道未能成为报刊的主角；即使新闻报道，也成为发表政见的工具，或夹叙夹议，或使用编者按语，寓评论于报道之中。梁启超还提出了利用报刊“制造舆论”的口号。在梁启超看来，事实为传达观点服务，只要实现了自己的意旨，新闻真实与否无大局。在梁启超之后，随着阶级、民族斗争的深化，报刊经常作为党派斗争、阶级斗争的舆论工具，教化民众、指导工作的职能不断得到强化。 [注释]： ①丁文江：《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0页。 ②梁启超：《在报界欢迎会演说词》，载《戊戌变法》丛刊(四)，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255页。 ③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饮冰室文集》之六，第52页。 ④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0页。 参考文献： [1]孟祥才：《梁启超传》，北京出版社1980年11月。 [2]董方奎：《旷世奇才梁启超》，武汉出版社1997年10月。 [3]黄敏兰：《中国知识分子第一人：梁启超》，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 [4]胡文龙等人著：《新闻评论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第一版。 [5] 《从梁启超的报刊实践看其“善变”与“不变”》，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2卷第5期，2000年10月。 [6] 《梁启超与〈时务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7卷第5期，1998年9月。 [7] 《对梁启超新闻思想的历史观照与反思》，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6期(总第143期)。 [8] 《世俗化的理想与理想化的实效——浅析梁启超前期报刊文章盛行的原因》，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9] 《略论梁启超对〈时务报〉的贡献》，《学术论坛》，。 [10] 《维新志士与近代报刊发展》，《史学月刊》，。 [11] 《20世纪初旅日华人所办报刊对中国社会变革的作用》，《日本问题研究》，。 [12] 《论梁启超由拥袁到反袁思想的演变》，文史哲，1994年第4期。 [13] 《论梁启超的启蒙思想》，《河北学刊》，。 [14] 《梁启超：近代中国的精神之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7卷第5期，。参考资料： 摘自 中国学术论坛

主要三次！1：在明朝嘉靖万历年间的倭寇骚扰南方沿海，在万历年间还有日方政府军（之前都是无组织的倭寇）侵略朝鲜。中国支援朝鲜并使日军退兵！2:1894年爆发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败1895年败于日本，签署了马关条约！3：20世界30年代的抗日战争大家都清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