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和平与发展的论文1500字怎么写

关于和平与发展的论文1500字怎么写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的必然选择。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重申：“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我们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秉持公道，伸张正义。我们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中国致力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推动国际和地区安全合作，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不搞军备竞赛，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军事威胁。中国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这些论述鲜明回答了中国在国际上走什么道路的问题，阐明了中国选择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根本原因和方向，既坚持了中国外交方针的一贯原则，又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申明了中国对当今世界一些重大问题的基本态度，更是对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的响亮回答。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对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是我国外交方针的一贯原则。当今世界尽管存在着综合国力的激烈竞争，全球经济失衡的深刻矛盾，单极和多极的激烈较量，形形色色的局部战争，以及恐怖主义、环境污染等各种各样的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但是，从大局、主流、根本趋势看，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在外交实践中，中国从来就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国际合作的坚定力量。党的十七大报告再度申明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顺应时代潮流，切合时代主题，符合我国追求和平发展的一贯原则和立场，有利于澄清外界的各种无端猜测和疑虑。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主题是发展。中国的发展战略归结起来就是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这是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之所在。和平发展是中国国家战略的一部分，是中国国家发展战略和方向在对外领域的自然延伸，是中国国家本质在国际上的自然展现。中国人民高度珍视和平的价值，在集中精力建设自己国家的同时，把争取良好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作为保障国家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作为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标。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符合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国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持以积极负责的态度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积极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追求人类共同的美好未来。和平发展道路体现了这样的宗旨和追求，充分表明我们是始终从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处理问题的，是在兼顾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决定我们的发展道路的。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始终不渝的战略选择，贯穿我国对外工作各个方面。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我们将继续同发达国家加强战略对话，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妥善处理分歧，推动相互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我们将继续贯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积极开展区域合作，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地区环境。我们将继续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深化传统友谊，扩大务实合作，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要求和共同利益。我们将继续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承担相应国际义务，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我们将继续开展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交流合作，加强人大、政协、军队、地方、民间团体对外交往，增进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这些部署充分体现和平发展精神，表明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携手实现人类美好理想的坚强决心

摘 要：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和充分的现实依据。从历久弥新的文化传统到发人深省的历史教训，从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要求，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模式赢得认可、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关键词：中国文化;历史;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和平发展 一、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文化合理性在历史上，我国周边地区都曾经是以中国为主导的“东亚文化圈”即儒家文化圈的一员。儒家倡导“修齐治平”，“粤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光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尚书・尧典》（稽考于古道而能称顺其美的历史事实，帝尧名叫放勋。他严肃恭谨，明察是非，善于治理天下，宽宏温和，诚实尽职，能够让贤，光辉普照四面八方，以至于天上地下。他能够明察有才有德之人，使同族人亲密团结。族人亲密和睦了，又明察和表彰有善行德百官协调诸侯各国的关系，民众也随着变得友善和睦起来了。）按中国文化讲“使天下服”绝不是依靠武力，而是要以道德去统一之。自身强大而“内圣”，外邦、外国纷纷效法学习，主动与中国进行联合，或自愿加入中国，这就是“外王”。内圣的国家，内部必须治理得好，人们有高尚的道德品质，整个国家从上到下能够凝聚成一个整体，就像蜜蜂与蚂蚁（白蚁）王国一样（这当然是一种低级的凝聚形式），只有大公，而无自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凝聚这么结实，将是无坚不摧的，没有任何敌人能战胜或奴役他们。中国人历来是靠实力与道德上的感召而实现外王的，中国人的外王也不是为了抢劫别的国家和人民，而是与我同富，共同走向人类文明，最终达到与我同样的程度，这就是“天下大同”。而西洋人用的则是强盗逻辑，他们走到哪里，就抢到哪里，特别是欧洲的殖民主义时代，对印度、非洲、美洲的印第安人，对澳洲的土著人，对东南亚。甚至对中国也进行过强盗式的侵略。即便是现代的所谓“欧美文明”，也是考虑自己的利益太多，不能与中国天下大同相提并论。英法德走的是殖民扩张，海上侵略的道路，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道路，中国人有自己的模式。二、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三、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四、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关于和平与发展的论文1500字

1)中国正在走的是一条和平发展道路。它的精髓是，中国既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中国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和改革创新实现发展，同时坚持对外开放；中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开展交流与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2)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的必然选择。第一，这是由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所决定的。第二，这是由中国自身发展需要所决定的。第三，这是由当今世界发展潮流所决定的。求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中国是国际社会一员，要实现自己的发展，也要顺应天下大势，与各国共同承担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3)中国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正以实际行动在世界上发挥着负责任的作用。概括地说，表现在以下十个方面：中国高度重视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致力于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中国通过总结实践经验，正在走一条科学发展之路；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确定自己的立场；中国坚定地维护世界和平，是国际体系的参与者、维护者和建设者；中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做周边国家的好邻居、好伙伴；中国主张和平解决争端，在处理热点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积极参与反恐和防扩散合作，努力维护全球安全与战略稳定；中国切实履行入世承诺，致力于建设公平、自由的国际贸易体制；中国认真落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真诚无私的援助；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推进国际裁军和军控事业。

60年前，联合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欢呼声中成立了。联合国的成立，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60年来，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制止侵略行为，促进国际合作等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成为全世界维护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国际组织。中国作为联合国的主要发起国之一，先后参加了筹备成立联合国的华盛顿会议、莫斯科会议、华盛顿橡树园会议和旧金山会议，为《联合国宪章》的正式生效和联合国的正式成立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1971年 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来，中国认真遵循联合国宪章精神，切实履行联合国的各项义务以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重要职责，在联合国内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一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不断进步和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加深，中国以新的面貌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中国一贯积极支持和参与联合国的各项工作，遵守联合国议案和决议，捍卫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在维护正义和国际秩序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努力。在当今世界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中国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深化国际民主，建立更加公正、合理、互惠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既维护国际正义、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也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既维护和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也从全局出发解决国际社会的实际问题；既维护国家主权、坚持反对干涉国家内政的原则，也考虑在特殊情况下国际社会有权利有义务对一些国家采取维和、适当干预与预防措施的权利；既支持国际反恐、防扩散等维护国际安全的措施，也维护国际经济的正常秩序、大力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解决地区贫困问题。中国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解决国与国争端的基本准则，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精神。中国为促和平、求发展而采取的灵活、务实的态度，丰富了在联合国框架下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实践。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有了中国这一维护和平、稳定力量的积极参与，联合国才得以成为世界性的国际组织，并在谋求人类的共同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 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潜力最大的新兴市场，强劲的经济发展带动了全球经济的增长。保持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和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既是中国政府对本国人民的责任，也是对联合国充分履行促和平、求发展职能所做出的贡献。在25年时间里，中国解决了2．2亿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堪称人类历史的奇迹。联合国专家认为：“正是因为中国在消除贫困人口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世界贫困人口比率才有了大幅度的下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以上，经济总量翻了两番，实现了小康目标。去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跃居世界第三位，达到11548亿美元，为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劲的活力。到2020年左右，中国经济将实现第二个翻两番，经济总量将达到4万亿美元左右。中国人民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宏伟蓝图过程中，必将惠及世界各国，成为对世界贡献更大的国家。 三 中国尊重联合国宪章，积极提倡新型安全观，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不搞对抗，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而是通过对话、和平的方式解决国家间存在的分歧和争端。中国注重与所有邻国建立和发展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关系。中国积极参加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为维护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建设性贡献；努力推动地区安全对话合作机制的建设，积极参与了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对话合作；成功实践了新型安全观，通过友好协商妥善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增进了军事互信，在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势力方面进行了有效的合作。随着自身的繁荣发展，中国在全球安全和全球繁荣中的责任也在增长。在防扩散和国际反恐斗争中，中国是一个关键的参与者。在尊重有关国家主权、不干涉内政、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原则下，中国积极参与了在柬埔寨、东帝汶、海地、刚果（金）等国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在一些国家不太愿意提供医护人员和工程人员的情况下，中国向各个维和区派出了大量军事观察员和工程、医疗部（分）队。朋友不管字的多少，只要文章你感觉很满意就可以了。

摘 要：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和充分的现实依据。从历久弥新的文化传统到发人深省的历史教训，从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要求，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模式赢得认可、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关键词：中国文化;历史;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和平发展 一、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文化合理性在历史上，我国周边地区都曾经是以中国为主导的“东亚文化圈”即儒家文化圈的一员。儒家倡导“修齐治平”，“粤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光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尚书・尧典》（稽考于古道而能称顺其美的历史事实，帝尧名叫放勋。他严肃恭谨，明察是非，善于治理天下，宽宏温和，诚实尽职，能够让贤，光辉普照四面八方，以至于天上地下。他能够明察有才有德之人，使同族人亲密团结。族人亲密和睦了，又明察和表彰有善行德百官协调诸侯各国的关系，民众也随着变得友善和睦起来了。）按中国文化讲“使天下服”绝不是依靠武力，而是要以道德去统一之。自身强大而“内圣”，外邦、外国纷纷效法学习，主动与中国进行联合，或自愿加入中国，这就是“外王”。内圣的国家，内部必须治理得好，人们有高尚的道德品质，整个国家从上到下能够凝聚成一个整体，就像蜜蜂与蚂蚁（白蚁）王国一样（这当然是一种低级的凝聚形式），只有大公，而无自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凝聚这么结实，将是无坚不摧的，没有任何敌人能战胜或奴役他们。中国人历来是靠实力与道德上的感召而实现外王的，中国人的外王也不是为了抢劫别的国家和人民，而是与我同富，共同走向人类文明，最终达到与我同样的程度，这就是“天下大同”。而西洋人用的则是强盗逻辑，他们走到哪里，就抢到哪里，特别是欧洲的殖民主义时代，对印度、非洲、美洲的印第安人，对澳洲的土著人，对东南亚。甚至对中国也进行过强盗式的侵略。即便是现代的所谓“欧美文明”，也是考虑自己的利益太多，不能与中国天下大同相提并论。英法德走的是殖民扩张，海上侵略的道路，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道路，中国人有自己的模式。二、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三、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四、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关于和平与发展的论文1500字内容

摘 要：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和充分的现实依据。从历久弥新的文化传统到发人深省的历史教训，从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要求，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模式赢得认可、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关键词：中国文化;历史;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和平发展 一、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文化合理性在历史上，我国周边地区都曾经是以中国为主导的“东亚文化圈”即儒家文化圈的一员。儒家倡导“修齐治平”，“粤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光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尚书・尧典》（稽考于古道而能称顺其美的历史事实，帝尧名叫放勋。他严肃恭谨，明察是非，善于治理天下，宽宏温和，诚实尽职，能够让贤，光辉普照四面八方，以至于天上地下。他能够明察有才有德之人，使同族人亲密团结。族人亲密和睦了，又明察和表彰有善行德百官协调诸侯各国的关系，民众也随着变得友善和睦起来了。）按中国文化讲“使天下服”绝不是依靠武力，而是要以道德去统一之。自身强大而“内圣”，外邦、外国纷纷效法学习，主动与中国进行联合，或自愿加入中国，这就是“外王”。内圣的国家，内部必须治理得好，人们有高尚的道德品质，整个国家从上到下能够凝聚成一个整体，就像蜜蜂与蚂蚁（白蚁）王国一样（这当然是一种低级的凝聚形式），只有大公，而无自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凝聚这么结实，将是无坚不摧的，没有任何敌人能战胜或奴役他们。中国人历来是靠实力与道德上的感召而实现外王的，中国人的外王也不是为了抢劫别的国家和人民，而是与我同富，共同走向人类文明，最终达到与我同样的程度，这就是“天下大同”。而西洋人用的则是强盗逻辑，他们走到哪里，就抢到哪里，特别是欧洲的殖民主义时代，对印度、非洲、美洲的印第安人，对澳洲的土著人，对东南亚。甚至对中国也进行过强盗式的侵略。即便是现代的所谓“欧美文明”，也是考虑自己的利益太多，不能与中国天下大同相提并论。英法德走的是殖民扩张，海上侵略的道路，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道路，中国人有自己的模式。二、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三、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四、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我们要始终牢记发展是第一要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我们要始终牢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做到“五个统筹”，努力在调整结构、深化改革、转变方式上下功夫。我们要始终牢记没有稳定的社会局面，就什么事也干不成，妥善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保持社会大局的稳定。我们要始终牢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多为广大人民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我们要始终牢记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努力营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内涵：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外交和国际战略理论，反映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一条崭新道路。它的内涵是中华文明的复兴，中心问题是“和平崛起”与“文明复兴”的关系。当代中国的现实需要：和平发展或和平崛起就是要以文明的方式来应对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众多难题和种种挑战，在自主创新中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和平发展或和平崛起就是要以文明大国的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和平发展或和平崛起是要实现中国人100多年来的强国梦，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实现条件：继承传统与改革创新相结合吸收世界优秀文明同立足本国实际相结合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对外和平与对内和谐相结合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处理国际事务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大力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在中国和平发展或和平崛起的进程中，面临着三大挑战，这就是：1、资源特别是能源短缺的挑战2、环境特别是生态环境恶化的挑战3、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一系列两难问题的挑战。我国的和平发展是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密切相关的。面临的主要挑战有三：即霸权主义的威胁，国际竞争的压力和全球化的负面效应。 一、霸权主义的威胁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惟一超级大国。为了实现“霸权永续”的目标，它凭借超强的综合国力，尤其是金融优势、科技领先和军力超强，极力阻止出现任何可能对其“独一无二地位”提出挑战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同时加紧抢占全球化资源和战略要地，这既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和战略回旋余地，又是为制约其他国家的发展壮大。美国实施这一战略就把它自身摆在同谋求和平与发展的各国人民相对立的地位。换句话说，它是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以及各国的主权、安全的主要威胁。十几年来，美国的这一战略没有改变，今后只要它还在力量对比上占有绝对优势也不可能改变。中国作为一个有13亿人口的新兴国家，又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美国从其全球战略出发是绝不会听任中国顺利地和平发展的，总会不遗余力地进行阻挠、干预、破坏。这是美国霸权主义的本性所决定的。美国霸权主义的威胁将会长期存在，这是中国和平发展无法回避的。在维护我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大前提下，妥善处理中美之间的矛盾与分歧，争取两国关系平稳发展，这将是我国和平发展需要认真对待的重大课题。 二、国际竞争的压力 我国正积极谋求发展，而其他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在发展，各国之间的竞争将会越来越激烈。这是马克思主义所讲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必然现象。我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当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世界政治、经济体系是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不管主观意愿如何，必然会受资本主义规律的影响和左右。在资本主义的体系内，对资源和市场的争夺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现实的世界是资源、市场已被几个主要发达国家“瓜分完毕”，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后起新兴国家而言，确保自己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和市场就更加困难。再加之，世界现有资源已被发达国家消耗很多，它们给世界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已成事实，这些对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发展构成更巨大的压力。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和曾经历过殖民地苦难的国家，我国不会也不能采取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靠“殖民手段”、使用武力拓展市场、掠夺资源。既要满足我国发展的实际需要，又要坚持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这将是我国和平发展必会遇到的一大挑战。 三、全球化的负面效应 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全球化趋势加快发展是必然的结果。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美国在全球金融、经济、科技、政治各方面逐渐占有优势地位，现今的全球化是以美国新自由主义或者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为主导，美国跨国公司是主要的载体。实践表明，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虽然有利于刺激效率的提高，但对维持社会公平却是不利的。其结果是经济增长的同时却导致致贫富差距拉大，在全球范围是这样的，在各个国家（包括美国本身在内）也是这样。贫富差距悬殊成了社会矛盾激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这在各国的表现形式不一：政局动荡、经济起伏、社会紊乱等等，但都会影响和平发展。从全球角度看，这也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一大不稳定因素，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滋生与发展，与此也是密切相连的。对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国际社会的反应越来越强烈，全球反全球化运动的兴起和壮大就是例证。对于中国来说，如何既能利用全球化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发展机会，又要防范、遏制其负面效应，这是我国和平发展面临的一大挑战。我认为，我们要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1 我们应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要努力使自己既具有优良的思想政治素质，又具有过硬的科学文化本领，既有强健的体魄，又有健全的心智。全面认识自己、提高自己，不断在学习中增长知识，不断在人生旅途中陶冶情操，不断在社会实践中磨炼意志，为承担起建设祖国的神圣职责做好一切准备。 2 我们应成为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人。马克思说过，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要热爱科学，崇尚科学精神，特别要善于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吸取营养，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把握正确的方法论，努力做科学探索和创新的先锋。3 我们应成为理想远大、热爱祖国的人。始终以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为已任，坚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闻一多先生说：“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要成为一个有志和有为的青年，爱祖国、爱人民是首要的要求。4 我们应成为视野开阔、胸怀宽广的人。要学会以宽广的眼光观察中国，观察世界，善于用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和世界文明的先进成果来丰富自己。要坚持向历史和现实学习，向人民和社会学习，既勇于开拓，又谦虚谨慎，善于在集体的奋斗中开创新的事业。 5 我们应成为知行统一、脚踏实地的人。认知只有赋之实践，才具有彻底的意义。古人说：“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你们一定要发扬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的精神，既富于崇高理想，又始终脚踏实地，诚诚恳恳地为祖国和人民做好每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中华民族的未来是美好的，因为我们坚信，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国青年的未来也是美好的，因为我们坚信，只要青年投身到民族复兴的宏伟事业中去，就一定可以在宽广的舞台上迎风翱翔，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业绩。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中国的两大时代主题。在这里谈谈我的一些粗浅认识。 要想和平，要想发展。那就要一个适合的国内国际环境。 在国内，第一，政府要保证有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要发动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政府不再是一个孤立的国家管理行政部门，而是广大群众利益的代表。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正确认识一个字：“民”。上到国家主席，下到各级村支书，都应知道，官与民是相对相统一的。无民则无官，若失去民心，官也就不再为官了。 第二，经济方面。这里我不用多说，国家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但是要千万注意，投资过热，避免出现泡沫经济。还有通货膨胀现象。另外关系到民生方面的三大难：“上学难，住房难，看病难”。这三项，是共产党能否得到广大群众永久支持的关键。政府要发挥其经济职能，加强宏观调控。这也是国家能否长治久安的关键之一。 第三，教育方面，我认为国家应加强思想文化的教育。要突出社会主义文化的特点。要在全国范围内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对于广大中小学生，要让他们好好的学习历史政治，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另外要加强爱国主义精神的培养。不要像现在，教出来的学生，大多不了解国情。 第四，科技方面。下面会讲到，就不多讲了。 在国外，首先就要讲讲外交了。我个人认为，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应积极参与，充分显示中国作为大国的风范。要知道，现在的中国，不再是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也不是民国的内忧外患，也不是毛泽东时代的一穷二白，也不是邓江时代的韬光养晦。中国的发展是全世界都清楚的一个事实，故而才有中国威胁论的甚嚣尘上。所以作为一个大国，我们应当担负起我们应担当的义务，在国际事务中应当有所作为。 再者，对于亚太地区的形势，我个人认为。中日之间矛盾已久，想在几十年内化解是很难的。况且我们都应当记住日本人自明治维新后对中国的屡屡进犯。更应当记住八年抗战我们死去了五千多万同胞。所以对于日本，时刻不能放松警惕。至于美国，有人说中美会结盟，我不同意。中国早就倡导不结盟。如果同美国结盟，第一，会失去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第二，会损害中国的诚信形象，近乎变化无常了。 总而言之，在外交上，我认为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对于应得利益中国不会拱手让人，对于不该得的利益，中国不参与。对于违背中国利益的举动，中国要予以强硬抵制。 要想和平与发展，那就要有军事实力作为后盾。中国的军事实力怎么样，小弟了解不多。但是我知道的是。要保持陆军的神话。对于海军，国家正大力建设。海洋战略，我也不多说了。至于空军方面，我认为，天基力量不够，就说卫星导航体系，中国自有的是北斗，另外还用美国的GPS全球定位系统。我想说，如果哪天，美国破坏中国这方面的GPS，那我们就陷入只知家门口情况的被动防御当中了，所以要注意。 还有科技方面，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发展科技，加大科技投入，是当前除经济之外的重中之重。以科技带动经济，再装备于军事。以经济为军事提供必要的物资和其他要素。再以军事保护经济的正常持久运行

关于和平与发展的论文1500字左右

60年前，联合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欢呼声中成立了。联合国的成立，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60年来，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制止侵略行为，促进国际合作等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成为全世界维护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国际组织。中国作为联合国的主要发起国之一，先后参加了筹备成立联合国的华盛顿会议、莫斯科会议、华盛顿橡树园会议和旧金山会议，为《联合国宪章》的正式生效和联合国的正式成立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1971年 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来，中国认真遵循联合国宪章精神，切实履行联合国的各项义务以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重要职责，在联合国内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一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不断进步和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加深，中国以新的面貌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中国一贯积极支持和参与联合国的各项工作，遵守联合国议案和决议，捍卫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在维护正义和国际秩序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努力。在当今世界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中国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深化国际民主，建立更加公正、合理、互惠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既维护国际正义、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也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既维护和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也从全局出发解决国际社会的实际问题；既维护国家主权、坚持反对干涉国家内政的原则，也考虑在特殊情况下国际社会有权利有义务对一些国家采取维和、适当干预与预防措施的权利；既支持国际反恐、防扩散等维护国际安全的措施，也维护国际经济的正常秩序、大力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解决地区贫困问题。中国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解决国与国争端的基本准则，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精神。中国为促和平、求发展而采取的灵活、务实的态度，丰富了在联合国框架下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实践。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有了中国这一维护和平、稳定力量的积极参与，联合国才得以成为世界性的国际组织，并在谋求人类的共同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 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潜力最大的新兴市场，强劲的经济发展带动了全球经济的增长。保持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和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既是中国政府对本国人民的责任，也是对联合国充分履行促和平、求发展职能所做出的贡献。在25年时间里，中国解决了2．2亿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堪称人类历史的奇迹。联合国专家认为：“正是因为中国在消除贫困人口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世界贫困人口比率才有了大幅度的下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以上，经济总量翻了两番，实现了小康目标。去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跃居世界第三位，达到11548亿美元，为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劲的活力。到2020年左右，中国经济将实现第二个翻两番，经济总量将达到4万亿美元左右。中国人民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宏伟蓝图过程中，必将惠及世界各国，成为对世界贡献更大的国家。 三 中国尊重联合国宪章，积极提倡新型安全观，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不搞对抗，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而是通过对话、和平的方式解决国家间存在的分歧和争端。中国注重与所有邻国建立和发展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关系。中国积极参加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为维护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建设性贡献；努力推动地区安全对话合作机制的建设，积极参与了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对话合作；成功实践了新型安全观，通过友好协商妥善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增进了军事互信，在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势力方面进行了有效的合作。随着自身的繁荣发展，中国在全球安全和全球繁荣中的责任也在增长。在防扩散和国际反恐斗争中，中国是一个关键的参与者。在尊重有关国家主权、不干涉内政、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原则下，中国积极参与了在柬埔寨、东帝汶、海地、刚果（金）等国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在一些国家不太愿意提供医护人员和工程人员的情况下，中国向各个维和区派出了大量军事观察员和工程、医疗部（分）队。朋友不管字的多少，只要文章你感觉很满意就可以了。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的必然选择。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重申：“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我们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秉持公道，伸张正义。我们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中国致力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推动国际和地区安全合作，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不搞军备竞赛，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军事威胁。中国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这些论述鲜明回答了中国在国际上走什么道路的问题，阐明了中国选择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根本原因和方向，既坚持了中国外交方针的一贯原则，又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申明了中国对当今世界一些重大问题的基本态度，更是对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的响亮回答。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对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是我国外交方针的一贯原则。当今世界尽管存在着综合国力的激烈竞争，全球经济失衡的深刻矛盾，单极和多极的激烈较量，形形色色的局部战争，以及恐怖主义、环境污染等各种各样的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但是，从大局、主流、根本趋势看，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在外交实践中，中国从来就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国际合作的坚定力量。党的十七大报告再度申明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顺应时代潮流，切合时代主题，符合我国追求和平发展的一贯原则和立场，有利于澄清外界的各种无端猜测和疑虑。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主题是发展。中国的发展战略归结起来就是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这是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之所在。和平发展是中国国家战略的一部分，是中国国家发展战略和方向在对外领域的自然延伸，是中国国家本质在国际上的自然展现。中国人民高度珍视和平的价值，在集中精力建设自己国家的同时，把争取良好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作为保障国家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作为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标。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符合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国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持以积极负责的态度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积极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追求人类共同的美好未来。和平发展道路体现了这样的宗旨和追求，充分表明我们是始终从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处理问题的，是在兼顾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决定我们的发展道路的。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始终不渝的战略选择，贯穿我国对外工作各个方面。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我们将继续同发达国家加强战略对话，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妥善处理分歧，推动相互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我们将继续贯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积极开展区域合作，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地区环境。我们将继续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深化传统友谊，扩大务实合作，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要求和共同利益。我们将继续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承担相应国际义务，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我们将继续开展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交流合作，加强人大、政协、军队、地方、民间团体对外交往，增进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这些部署充分体现和平发展精神，表明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携手实现人类美好理想的坚强决心

战争是一把双刃剑战争的追溯——统一、发展、疫病、惨剧。它可以使社会更好发展，也可以使世界坠落。战争，如一杯注入鸩毒的葡萄酒，在其中有合作成功的蕴义，也同样能结束一个人的生命。战争，如一根细细的火柴，既能带来光明与温暖，也足以毁掉一片森林。战争，如一块石头，有时帮助人们跨过沼泽地，但也能成为一块绊脚石。战争就如同一把双刃剑，可以带来民族以至整个国家的统一，但是所要付出的代价又何止一语能够形容。同样，战争是贪婪者“一统江山”的重要武器，也是“经济衰败”的源头。战争从石器时代的部落厮杀到近代的世界大战甚至于现在的反恐战争，似乎是无休止地循环着，进行着。战争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里是统一的象征，是以和平天下、安抚社稷为目的的。正如巴尔扎克所说的：“战争是和平的必经之路。”的确，纵览古今，曹操与蜀吴的赤壁之战、项羽与刘邦的垓下之战、浩荡的七国争霸、反对君主专制的巴士底狱之战，这些战争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社会安定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和平、统一就好比包在石头里的金子，战争这把锋利的双刃剑削去束缚它们的土块和坚石，使他们闪闪发亮，永延千古。但是——同样在和平的年代里，始终有贪婪的人不满足眼前的财富，以种种借口挑起战火。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两次世界大战，等等，充斥着火烧圆明园、南京大屠杀等令人发指的罪行，严重地破坏了人民的生活、社会发展。正如近年发生的伊拉克战争，最终无论哪一方人民感到的都是强烈的悲痛。此时此刻，无辜的受害儿童们，他们呻吟着、哀嚎着。面对未来，他们只能在心底祈祷：“我们永远不要再有战争了——”这声音是那么声震山林，响彻云霄。战争如大雨，能缓解旱情，却又使万千的人们流离失所。战争如狂风，能吹走乌尘，却又使树木摧折、房屋坍塌。战争如大河，能带来充裕的水分，泛滥时却又吞噬众生。正如唐太宗所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战争亦如此。

和平与发展论文1500字

论文六要素是指时间、地点、人物、原因、经过、结果。论文首先要把六要素交代清楚，否则文章内容就有可能显得不完整。一般的论文中经常出现时间模糊、地点不明的情况，其实此处的“要素”是写论文时必备的

摘 要：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和充分的现实依据。从历久弥新的文化传统到发人深省的历史教训，从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要求，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模式赢得认可、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关键词：中国文化;历史;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和平发展 一、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文化合理性在历史上，我国周边地区都曾经是以中国为主导的“东亚文化圈”即儒家文化圈的一员。儒家倡导“修齐治平”，“粤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光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尚书・尧典》（稽考于古道而能称顺其美的历史事实，帝尧名叫放勋。他严肃恭谨，明察是非，善于治理天下，宽宏温和，诚实尽职，能够让贤，光辉普照四面八方，以至于天上地下。他能够明察有才有德之人，使同族人亲密团结。族人亲密和睦了，又明察和表彰有善行德百官协调诸侯各国的关系，民众也随着变得友善和睦起来了。）按中国文化讲“使天下服”绝不是依靠武力，而是要以道德去统一之。自身强大而“内圣”，外邦、外国纷纷效法学习，主动与中国进行联合，或自愿加入中国，这就是“外王”。内圣的国家，内部必须治理得好，人们有高尚的道德品质，整个国家从上到下能够凝聚成一个整体，就像蜜蜂与蚂蚁（白蚁）王国一样（这当然是一种低级的凝聚形式），只有大公，而无自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凝聚这么结实，将是无坚不摧的，没有任何敌人能战胜或奴役他们。中国人历来是靠实力与道德上的感召而实现外王的，中国人的外王也不是为了抢劫别的国家和人民，而是与我同富，共同走向人类文明，最终达到与我同样的程度，这就是“天下大同”。而西洋人用的则是强盗逻辑，他们走到哪里，就抢到哪里，特别是欧洲的殖民主义时代，对印度、非洲、美洲的印第安人，对澳洲的土著人，对东南亚。甚至对中国也进行过强盗式的侵略。即便是现代的所谓“欧美文明”，也是考虑自己的利益太多，不能与中国天下大同相提并论。英法德走的是殖民扩张，海上侵略的道路，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道路，中国人有自己的模式。二、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三、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四、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全球性与民族性　　——论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的挑战　　庞中英　　从“全球同质性”谈起　　最近两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关于“全球共同性”(global commonality)的讨论不断增加，一个基本的看法是，全球化的发展要求各国经济和社会在治理上的共同性，具体而言，全球化力量难容诸如“东亚模式”这些体现特殊性和差异性的东西，原因归之于全球化的本性，即它是一种同化力(assimilating force)。1998年，我在一篇英文论文中指出，中国已经创造了一种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发展模式。美国Portland州立大学一位匿名审稿人在评语中却针对这点问我质疑：“问题是，面对全球化的同化力量，中国将能够保持她自身的独特性吗？”实际上，这是一个涉及到如何理解全球性与民族性之间关系的重要问题，值得高度重视，到最后，我虽仔细考虑了这位美国学者的问题，但还是无法在修改过的那篇叫做《全球化与中国：中国对亚洲经济危机的反应》1论文中完全回答它。　　本文首先分析全球性与民族性之间的关系，然后讨论全球性的加强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挑战。　　全球性在加强　　新西兰前总理穆尔(Mike Moore)为竞争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一职，1998年发表了强烈主张自由贸易的《未来的简要历史：新千年的公民》一书。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穆尔在书中指出：属于精英阶层的商业人士、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不是与他们国内的选民和股东有更多的共性，相反是与其国际同行分享着很多的共性，也就是说，全球的精英阶层在各方面都很近似2。这是穆尔称之为的一种“民主赤字”( democratic deficit)问题。在评论所谓“普遍文明”时，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到所谓“达沃斯文化”：“每年大约有一千名商人、银行家、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记者从几十个国家聚集到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几乎所有这些人都有物理学、社会学、商学或法学的学位，从事文字或数字工作，英语相当娴熟，受雇于政府、公司和学术机构，有着广泛的国际交往，时常在他们的自己的国家之外旅行。他们一般具有对个人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的共同信念，这些也是西方文明中的所共有的。达沃斯人实际上控制了所有的国际机构，许多世界管理机构，以及大量的世界政治和军事职位，达沃斯文化因此极为重要。”3亨廷顿在书中所谈是拥有共同知识文化但人数不到世界人口1%的全球性精英阶层与所谓“普遍文明”之间的关系。撇开穆尔和亨廷顿在他们各自的论述目的不谈，他们涉及的上述有趣事实不是从一个方面说明，在全球范围内一个具有同质性的社会阶层在不断发展壮大吗？　　那么，全球性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认为，全球性4指一个世界体系内的同质性(homogeneity)或者共同性，它来自全球化，是全球化的结果。　　全球性不是什么新东西，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在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当时，“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我们都非常熟悉这句话。不仅如此，在制度和技术层面，大到象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样的适应全球化的国家组织形式，小到繁杂的国际技术、产品统一标准，世界经济的发展总是带来越来越多的全球共同因素。今天，全球性又有其新的内容，那就是它的步伐和范围完全及于全球，而且总的趋势是不断加强。　　“全球化，…，照任何情形，不仅，或者甚至主要是指经济的相互依存，而且也是指我们生活其中的时间与空间之巨变”。5所以，全球性不仅体现在全球性经济方面，“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任何东西都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生产并销售到世界各地的现象”6，市场经济成为全球大多数国家接受的配置经济资源的方式，资本的国际流动几乎畅通无阻。而且，在其它所有领域，全球性都是明显的事实：在政治方面，民主化在全球范围不断发展，虽然西方和非西方在民主的本质和方式上存在分歧；在法律和规则方面，国际组织、国际法和国际体制在调节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在价值观方面，西方和非西方都承认人权、民主、自由、生态等价值观的普遍性，但又存在着许多分歧，不管如何，全球性的道德观和价值标准在逐步确立。　　全球性的加强是否意味着民族性的弱化？　　这个问题要具体分析。　　在大多数情况下，全球性的加强确实对世界上民族国家构成基本的重大挑战，这是从上面对民族国家权力的打击（另一方面，地方主义和分离主义的自治力量迫使国家不得不下放权力）。这里只举两个例子说明全球性对民族性的影响。现在，“几乎每一个国家，工人的税收负担都在增加，同时资本的税收负担则在锐减。”7因为资本可以在全球自由流动，而劳动则缺少流动性，民族国家因为资本的逃税而焦头烂额，丧失了越来越多的控制能力。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国家受到的影响不尽相同，在欧洲，主要是高度体现民族性和国家的作用的“福利国家”制度受到全球化的沉重打击，财政压力迫使政府一再减少社会项目支出，两位数字的高失业率几成无法治愈的慢性顽症。而在发展中国家，本来就严重缺少社会安全保障，一遇到金融、经济危机，千百万劳动大军很容易重新陷入贫困化，亚洲和拉丁美洲最近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的严重社会问题充分说明这一点。另一个例子是，从1991年初的海湾战争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多边干涉呈现上升势头，直到最近的北约对南斯拉夫战争，此种发展无疑对民族国家主权的不可分割原则、民族自决权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都构成空前的挑战和压力。多边国际干涉主义认为，在一个全球化（包括人权的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世界，一国的内部事务已经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挑战，不是孤立事件。关于民族国家受到全球化削弱的问题，已经有许多论述，本文不再论述。　　问题在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影响并不等于不少人宣称的那样，是什么“民族国家终结”（the end of nation-state）、“主权终结”（the end of sovereignty）。确实，民族国家主权已不再象过去那样至高无上，它们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参加普遍的国际合作，在许多关键的领域民族国家自愿或权衡再三交出不少主权，相应地，传统的民族文化和认同也因为全球化的冲击而发生了一些变化。然而，现在和可预见的未来，民族国家仍然握有重大的基本权力，是全球经济、政治和安全中最重要的一类角色。人们往往忽视的一点是，民族国家不可能是全球化的被动消极角色，而更多的则是主动积极的参加者，无论那种类型的民族国家，今天不都是在说正在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吗？“人们经常把全球化说成是好象为一种自然力量，其实它不是。国家，公司和其它集团都在积极推动全球化的进展。”8　　不仅如此，在少数情况下，就具体国家而言，某些国家，主要是大国和超级大国，成为全球化进程的塑造者，虽然在一些方面它们同样受到全球化的压力，特别是全球化产生的问题之挑战，但总体看，全球化反而使这些民族国家的利益和特性得到更大程度的伸张。　　最具体和有力的例子是美国。这里，在美国的全球主义者看来，全球化等于“美国化”，而世界具有的全球性在某种程度上几乎等同于这个世界的“美国性”。美国借自己在经济、金融、技术、军事和文化上的超级实力地位，要求其它国家拥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全球化，而且告诉全世界，如果你不这样，那么你将注定陷入边缘化和贫困化，因为全球化被规定为经济增长的唯一道路。9看来，全球化和全球性不过都是问题的表面，而非其实质。以下是几个支持这个论点的材料：　　（1） 有的美国学者认为，全球化确实突破了国界线和民族国家与主权的藩篱，但全球化的中心功能（即在经济活动中从经济意义上使领土“非国家化”，使主权“分散化”，而在法律制度上又使它“国家化”）是集中在高度发达国家领土之内的，这些功能的集中点是纽约、伦敦等全球城市；全球化所要求的“非管制”的跨国法律制度是从西方的经济概念中发展而来，所谓“国际的”、“跨国的”等等事实上是美国化（即所谓“国家化”）的一种形式。10　　（2） 分析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哥分校的一份研究报告，我们可以认为，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并没有改变其民族性本质。虽然这项研究仅以计算机硬盘产业的全球化生产为例，但它指出，虽然公司产品的组装、零部件的生产和雇佣的工人等经济活动已经全球化，但跨国公司的美国性却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因为公司仍然在本国进行研究与开发（是跨国公司全球价值增值链的最核心部分），其支付的工资的主体仍在国内，至于利润分配更加没有改变公司的民族国家性。11　　（3） 美国总统克林顿讲得更清楚：“某些人把这种不断增加的国际互相依赖视为对我们的国家和我们作为美国人的价值观的威胁。但事实几乎恰恰相反。在世界上影响不断加强的正是美国的价值观-自由、自决和市场经济。从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中获益最多的正是美国公司。当世界其它国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之后，需求最多的正是美国工人制造的美国产品。”12当前，金融危机后，美国诱导、支持甚至压迫拉丁美洲国家实行货币美元化，很明显是为了这种扩张美国国家利益的全球化。这个例子也说明了当代全球化的美国性质。　　全球性与民族性的矛盾统一　　不管那种情况，其实，全球性没有也不可能消灭民族性，因为它们之间构成矛盾的统一，在全球性中有民族性，而在民族性中有全球性。这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反映。全球性发展一方面是对民族性的否定，但另一方面又在加强民族性，往往后者更加突出。全球性与民族性同时并存，在一些方面，全球性确实弱化了民族性，这是许多论者都充分注意到的事实；但在另一些方面，全球性则加强了民族性，而且越是全球性加强，民族性也同时加强甚至更强，这是许多论者，特别是全球化的大力主张者没有强调、甚至是忽略的。　　最近几年，从墨西哥到泰国，从马来西亚到印尼，从俄罗斯到巴西，一系列的严重金融危机反映出来的最本质问题不是别的，而是全球化过程中深刻的全球性与民族性矛盾。　　上面提到了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命题，一些西方评论家在金融危机后对此大加发挥。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在治理方面差别很大的标准和政治体制不能与全球化，以及一种方式和道德的全球共同性(global commonality of styles and ethics)日益增加的预期共存”。如果发生金融危机国家不能接受全球化而是搞出另外的替代方案或者不根本参加全球化，亨廷顿所预言的“文明冲突”全球政治逻辑，即西方和非西方的紧张势所难免。13也许正是同样的思考方式，本文一开头提到的那位美国匿名评论人才质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行性，因为在他看来，不能忽视全球化的社会-政治方面，金融危机后，东亚大多数国家不得不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与全球化接轨，于是，更加清楚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全球共同性”差别日益明显。　　资本主义的使命就是创造一种名副其实的全球性，历经几百年、特别是20世纪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这个使命接近于基本完成。世界体系论者认为，全球性并非今天才有，而是现代世界体系-历史体系发展的结果。按照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观点，这个体系“发端于欧洲的部分地区，后来扩展到把世界其它一些地带也纳入其中，直至覆盖了全球”14。今天，如果有人想要消除全球性，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从根本上讲，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并非排除民族性，从一开始资本主义就利用民族和民族国家这样的东西开展全球扩张，资本主义“需要强化国家机构”15。“在资本主义经济世界体系中，没有国家的帮助，就不可能建立垄断或某种类似垄断的东西…资本主义并不独立于国家”。16直到现在，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管全球化如何发展，如果它没有达到真正的“世界大同”、全球民主，我们不能说资本主义的民族性由于全球化而消失了，否则将因为学术上的幼稚性而犯严重的错误。　　另一方面，全球性越是充满了先进民族主导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性，后进民族就不可能放弃“反应性的民族主义”，即对这种已经深深打上先进的民族的民族性的全球化作出深刻反应，进而卷入世界体系，这样，世界体系就变成一个十分复杂的充满民族性的多元组合。　　全球化论者经常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这段话本来就是揭示全球化与国家主权之间谜一般的矛盾特性的。以下我也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段话，当然不是为了老生常谈，而是为了说明问题之所在。“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7今天，国内外研究全球化问题的许多学者，如果不是孤陋寡闻或者不对马克思本人抱有意识形态偏见的话，几乎都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全球化理论的先驱，最早预见到今天我们完全看清楚了的“全球化”趋势，只是他们没有使用“全球化”的概念而已。问题的重要性还不仅在此，而是，我们应该注意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已经指出尚不为人们注意分析的一个重要命题，它与本文的中心论题紧密相关：资本主义下的社会关系（包括经济关系）在扩张成为全球社会关系，建立、发展和膨胀了世界市场，不断地改变世界历史面貌的同时，它也造就了各民族相互依赖的民族国家间关系体系。换句话说，他们所讲的“所有民族的全面、普遍相互依赖(intercourse in every direction， universal interdependence of nations)”意味着世界是国（民）际化的但还不是一体化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包含着这样一对极为深刻的全球性矛盾运动：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的本性是“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奔走于全球各地”18，但是它又不得不生活在由于这种全球性行为造成的必然结果中，那就是各民族的相互依赖环境中，因为现在“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未开化或半开化的、农民的和东方的民族为了生存都在竭力采用文明的、资产阶级的和西方民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果一个全新的无所不包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诞生了，这个世界体系不仅按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原则组织起来，而且其中的各民族及其国家复杂相互作用。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生产和消费世界性必然要求的后果的“政治的集中”，民族国家是全球化历史过程的必然产物，它在这个进程中同样也有其历史使命。　　20世纪，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由于两次非常巨大的事件受到影响和中断。一是1918年后俄国发生的政治变化，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国际经济体系的建立；二是1945年后的西方殖民体系的瓦解，一大批新兴民族国家的产生。当然，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与社会主义体系的兴起有很大关系。19苏联和社会主义国际经济体系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脱离西方国际经济体系，自成一体。新兴民族国家为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和文化认同，要伸张其国家主权，特别是经济主权，不能允许西方跨国公司任意任意利用其经济资源，不仅如此，新兴民族国家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运动。　　但自1970年代末期开始，由于各种历史因素的影响，全球化却呈现了加速化的态势：1971年8月，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制度解体，国际货币体系进入浮动汇率阶段，金融不稳定成为世界经济的典型内在特征，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全球化的当代形式始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20，然后，在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帮助下，资本流动越来越高速，规模巨大，跨越国界，远远脱离实体经济而全球化；西方国家成功应付了中东石油国家发起的两次大的“石油冲击”；1980年代，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运动被西方国家“冷处理”，南北谈判举步不前，发展中国家爆发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对北方的全面依赖加深；1980年代初开始，中国和一些东欧国家经济逐步对西方开放；1989年柏林墙倒塌和其后苏联解体，原社会主义国际经济体系不复存在，东欧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回归欧洲”，俄罗斯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　　今天，金融和技术的全球联系效应，固然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民族国家之间的界限越来越失去意义，但世界仍然划分为大大小小近200个领土主权单位，民族国家的存在与作用仍是当今世界最基本的事实，全球化似乎不同于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但它还难以完全逾越“民族国家间相互依存”的逻辑，民族国家在顽强地探索如何适应全球化加速的新世界环境，再造（reinvention）自身。结果，民族国家力量代表的民族性与全球化力量代表的全球性之间的矛盾运动还将继续下去。冷战结束、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巩固了其全球统治后，全球性与民族性的矛盾，在某种程度上，更变成美国性与其它民族性之间的矛盾。　　世界和平与发展面对重大历史挑战　　全球性的加强和民族性遭到的空前挑战对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有着深刻的持久影响。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世界繁荣与发展已经面对着空前的挑战。以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为核心的全球性本质上排斥一切与自由市场不完全相同的反映民族性的发展模式，美国性排斥其它民族性，要求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国家都要拥抱全球化，实行贸易投资自由化，“靠压制不同意见而开放市场”(opening markets by closing minds)21，而不顾发展中国家自民族独立以来一直在期盼的发展。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主要是由于资本的高度全球流动性和劳动的高度不流动性，就是说，资本可以突破国家控制，劳动则很难跨国，资本可以宣称自己没有民族性，但劳动则带有强烈的民族性。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深刻悖论之一是它不敢让劳动也全球自由化，相反对劳动流动的限制恰恰是资本全球化需要的：以发达国家为基地的跨国公司抛开本国劳动市场而到第三世界寻求更加低廉的劳动力，好处之一是逃脱掉它们在母国的社会责任，这就是发达国家存在着强大的来自劳工组织的反全球化力量的一个原因。不仅如此，跨国公司到世界各地配置资源而不让劳动自由流动，是因为，一旦劳动可以在世界范围自由流动，那么按照经济学的原则，劳动的价格将在世界范围内趋向均等，不可能再有可供跨国公司追逐的廉价劳动资源，从而势必降低其利润率。　　发展中国家国家试图按照自己的意志、战略推进发展，事实上已不可能。它们在内部不可能独立制定和执行宏观经济政策，一些国家的政府甚至要听命代表全球化势力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来决定其经济政策；在外部要接受西方大国制定的世界经济规则。发展中国家对外部资源和市场的依赖使得它们不敢得罪跨国公司，相反要为跨国公司创造一切优惠条件以吸引外国投资者。不论是跨国公司，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展”问题从来都不是他们日程中的主要项目，让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才是他们的工作中心。强调这一点并非意味着“发展”就毫无出路可言，只是指出，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全球化的世界中要取得某种发展非常艰难，通过适应全球化还是能够找到生存和发展之道的。　　其次是世界和平面对的挑战。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同质性的扩大，不可避免地要带来各国国内关系和国际关系的重大变化，一国内部的问题往往有深刻的外部根源，同时也对外部世界产生重大影响，而在政治、经济甚至安全上具有全球同质性的“全球共同体”的扩大，改变着和平的逻辑，全球同质性内部的矛盾和冲突不可能变成战争，相反，全球同质性与非同质性之间则难以和平共处。冷战后，在西方学者提出的一系列关于世界秩序的理论模式中，“全球化理论”和“民主和平理论”两种关系密切的理论最为引人注目，全球化理论要求加强全球同质性，而且为各种干涉主义提供了“合理性”依据和基础（包括道德基础），而民主和平论则认为，非我同类，必要伐之。　　更深层次的对世界和平的挑战来自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这是1945年前两次世界大战的最深刻教训之一。两次世界大战根源于此。所以，1945年战胜国吸取大战的教训，精心设计了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和联合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它代表了一种全球力量与民族国家力量之间的妥协，布雷顿森林体系负责管理世界经济，特别是贸易正常和金融稳定，兼顾了多边自由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行和民族国家的切身利益，而联合国则通过大国协商一致以维护世界和平。　　半个世纪的发展，资本的全球性力量越来越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资本的短期性、投机性行为远超过其长期性、战略性行为，投入投机经济的资本急剧过分膨胀，而投入实体经济的则在持续相对萎缩，这无异于世界繁荣建立在随时可以逝去的海市蜃楼上，世界和平处在空前危险中。亚洲金融危机后地区安全和地缘战略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及欧美对南斯拉夫的战争表现出的帝国主义、强权政治死灰复燃，都说明，金融全球化的恶性发展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不是耸人听闻之谈。资本全球化一方面已使旧的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受到致命侵蚀并趋于瓦解，另一方面，它又在强化一种以资本为中心的美国和欧洲主导下的新世界秩序。因此，不受制约的资本全球性加强已经对世界和平构成严重危险。　　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欧美中左翼社会政治势力倡导和实践“第三条道路政治学”(the third way politics)，它意识到资本统治的加强对世界和平和繁荣的危险性，力图通过协调资本与劳动、资本与国家之间的矛盾，探索一条既不同于自由市场自由主义，又有别于国家干预主义的新中间道路，以再一次挽救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重蹈历史的覆辙。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人们更加感到这个世界要的不是重创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全球化，因而迫切需要控制、降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形成负责 的全球性(responsible globality)，最终让全球化造福世界和平与发展。值得注意的是，1999年1月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就以“负责的全球性：管理全球化的影响”为主题。我理解，负责的全球性应是与民族性协调的全球性，这是真正的“第三条道路”的目标。但是，“第三条道路政治学”是否充分认识到这一关键点，并付诸行动，仍是一个未知数。　　21世纪的最主要课题　　当代世界是一个全球性与民族性共存的世界，不能忽视全球性与民族性之间的互动，片面强调它们中的任何一方面都是极其危险的，完全自由放任的全球主义和漠视相互依存世界性的民族主义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为了世界和平和发展，我们要找到协调、平衡全球性和民族性的战略和方式。　　对民族国家而言，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世界中的生存，如何做到这点？维护和实现国家主权与国家利益的最好办法不是别的，恰恰是适应而不是逃避全球化的环境，“通过相互依存达到独立”(the doctrine of independence through interdependence)22。这一点对象中国这样的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大国有着特殊的价值。　　对国际社会而言，应该认真总结20世纪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上的历史教训，开展卓有成效的国际合作，真正让全球步上“第三条道路”，以协调全球性与民族性、市场与国家之间的矛盾，确保21世纪是一个新的和平与繁荣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