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与社会史评论文章题目高中英语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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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何实现尽快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向新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问题，已成为人们关注与学术研究的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江西财经大学社会经济史研究所、中国经济史学会于2005年5月在江西南昌联合举办的“近世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选择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是上述众多的学术研究之一。晚清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处于急剧变动之中，经济发展模式也屡经转换。以长时段、多角度的眼光透视近世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与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是本次会议的主题。来自俄罗斯、日本、中国台湾和香港以及全国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60多名专家学者围绕这一主题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关于近世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选择的演变，专家们认为，这里的关键在“选择”二字，为了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中国人民一直都在不断地“选择”、“再选择”。通过对近世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选择与实践的历史考察，学者认为近世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经济(1860—1927年)、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经济(1927—1949年)、传统社会主义经济(1949—1978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1978—2005年)等四次(有学者把清末、民国各分为一个阶段)模式选择，同时也分别形成了清末民国前期“近代经济的初步发展与社会失控”、民国后期“权威政府重建的整合绩效与战时阴影”、新中国前期“全能政府的创造性实践与体制性危机”和改革开放“重择市场体制的瞩目成就与错位杂音”等四个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并在总结与承传前人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在新世纪初期选择了具有浓厚生态文明内涵的新经济发展模式。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它受每一历史时期国际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迫切问题的制约。因此，任何发展模式都是针对当时最迫切、最重要问题而设置的。既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发展问题，而且常常存在着“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的可能，即解决了这个问题可能同时激化了另一个问题，取得了这个成果可能同时埋下了另一个隐患。中国人民对自己经济发展模式选择的认识，就是经历了一个不断修正前人局限和深化国情与经济规律认识的过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探讨远没有结束，还需要我们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注意吸收自己的和别人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避免在今后的经济发展模式选择问题上犯大的错误。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在20世纪大部分年代，真正选择独立发展道路的国家为数甚少。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20世纪注定不是一个创造历史的世纪，而是一个在漩涡中痛苦挣扎的世纪。中国则是在20世纪少数几个选择自己独特道路从而真正创造自己历史的国家之一。如果说20世纪上半期中国选择和决定了自己的发展道路，那么，20世纪下半期中国则选择和决定了自己的发展模式。最后，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中国确定了自己的未来发展方向。历史发展道路、历史发展模式与历史发展方向的选择与决定，构成20世纪中国历史创造的主线。 认识与坚持科学发展观，是人类社会正确选择经济发展模式的关键。专家们以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在探讨了两次“西学东渐”的积极成果和反思“GDP崇拜”或“GDP情结”后认为，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理念是工业主义，现有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在相当程度上则又是“走俄国人的路”的结果。经验证明，一个国家工业化不是重复先前工业化国家的足迹，而是要适应国情，适应它所处的时代，走出有自己特点的道路，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工业化的征程要从国情国力的实际情况出发，又要及时研究和汲取国内外的历史经验教训。然而，长期以来，我们一直立足于追求GDP增长的速度，以GDP论英雄；直到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发展观和发展战略是“重经济、轻社会”，“重生产、轻生活”，忽视了内部合理的产业结构和市场需求，甚至牺牲了环境和资源的平衡，这种长期依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自“一五”时期就已形成。目前一个尤其值得重视的问题是，中国存在自晚清以来逐渐积攒下来的、在社会上下都普遍存在的“现代化焦虑症”；这种“现代化焦虑症”直至现在也没有得到缓解，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加重的趋势。这不仅仅反映在领导者和经济建设方面，而且反映在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各个领域，急功近利、好大喜功、互相攀比和浮躁心理，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精神疾患，并且已导致了一系列严重问题或使原有矛盾进一步加剧。这给坚持科学发展观和整个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全面发展设置了巨大障碍。中国现代化既不能绕过工业化阶段，又要避免走传统工业化的老路；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既要通过加快发展逐步解决，又不能消极等待发展来解决；根本出路就是转变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从GDP增长至上战略转变为可持续、可循环、两个和谐的融合式、跨越式发展战略，即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必须充分考虑到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既促进当前实际实施的“粗放非环保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环保型经济增长方式”，又要通过推进政治文明建设使民众力量影响并参与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保障走“绿色”与“和谐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坚持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十分及时，更体现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时期的迫切性。它对我国走新型现代化道路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深远意义。 政府与市场在选择经济发展模式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问题，是会议另一研讨热点。专家们认为，在中国一百多年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变中，政府经济管理职能一直在进行调整并与之形成互动。不论是清末北洋近代产业的初步发展与乱象，还是南京国民政府整合的绩效与问题，也不论是共和国初期全能政府的创造与危机，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与杂音，都与政府能否真正承担其经济社会管理职能紧密相连。就政府职能而言，其经济管理职能绝不是要不要、大与小的问题，也不是简单的职能强化或削弱的问题，而是政府与市场职能如何正确分工、准确定位的问题，即既不“缺位”也不“越位”，而应在实践中全面落实“到位”的问题，是强化政府履行本应“到位”的职能问题。有学者认为，旧中国、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政府主导的特征非常明显，而晚清时期非资本主义性质的政府对于扩展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则不可能有最大化的积极性。有的学者则在对中国早期近代工业发展的历史考察后指出，政府及其洋务官僚的支持和参与或主导是中国早期工业关键力量，若非如此，中国到何时才能出现具有规模的新式近代工业!与此同时，市场因素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演变过程中的作用也为众多学者所关注：有学者认为，近代以来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市场主体——商人资本的形成，使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结构开始向社会主导型的市场结构转变。这一进程是明清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主流。有的论文则认为，中国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使之在经济层面对国外市场的需求不足，甚至在特定的情况下会形成对国外市场与外部刺激的壁垒；当外部刺激无法抗拒时，清代成熟的国内市场与经济体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难以主动改变以适应各种变化，并从而导致近代中国经济趋于崩溃的边缘。有的学者进一步指出，近代中国市场长期以来没有统一的货币，也没有统一的度量衡，市场交易奸弊丛生。在旧中国市场上，该有的规范没有，有的只是过多的关卡和苛捐杂税，过重的交易费用，存在着严重的市场危机。这是阻碍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当前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不是市场经济过头的问题，而仍然主要是市场发育不够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政府经济社会管理职能的“越位”与“缺位”上。 学者们一致认为，树立科学发展观，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新世纪中国选择与坚持融人生态文明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实现下一步战略目标的关键。坚持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实现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共同发展，要实现生产增长、生活提高、生态改善和社会和谐的全面发展。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基本特点。1、主要矛盾。半殖民地半封建近代中国社会的矛盾是错综复杂的，既有内部的、又有外部的，既有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又有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近代中国社会由于出现了资本主义民族工业，也就产生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样的两个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对立的阶级，产生了这两个阶段之间的矛盾。当然，在诸多矛盾中，必然有主要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其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近代中国社会的民族民主革命，就是在这些矛盾斗争及其尖锐化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2、基本特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社会，是一种特殊的过渡性的社会形态。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进行了科学分析：（1）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2）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并在中国政治、文化生活中起了颇大的作用；但是，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是很软弱的，它的大部分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主义有或多或少的联系。（3）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先是地主阶级的军阀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在沦陷区，则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的统治。（4）帝国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并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在沦陷区，则一切被日本帝国主义所独占。（5）由于中国是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和半统治之下的，由于中国实际上处于长期的不统一状态，又由于中国的土地广大，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6）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中国的广大农民，尤其是贫民，日益贫困化乃至大批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有的。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特点和主要矛盾，构成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认清近代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依据。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规定了：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要对象是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主要任务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求得民族的独立和反对本国封建主义的统治，求得人民的解放；革命的动力应该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对的两大历史任务。（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对的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对的两大历史任务之相互关系：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与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是相互联系而密不可分的。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要改变中华民族遭压迫、中国人民受剥削的境遇，是要从根本上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统治秩序，是要解决生产关系的问题；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是要改变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文化落后的境遇，是要解放和发展以近代工业为主的社会生产力，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是要解决生产力的问题。这两大历史任务的主题、内容与实现方式都不一样，不能互相替代；但又息息相关，不能分割，前一个任务为后一个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后一个任务是前一个任务的最终目的与必然要求。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对的两大历史任务，同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要完成的反帝反封建任务，就是要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面对的第一个历史任务，从而为实现第二个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前提

这个是我自己写的，已经发表过了，给你做一下参考吧，你可以上再网查一下，多找点儿资料，自己攒一篇出来就行，挺好整的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摘要：进入新的世纪，世界各国政府都在思考和部署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为了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了应对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各种机遇和挑战，必须把加快科技进步和创新置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优先地位。这是符合当代经济、科技发展规律的重大决策。目前，国内有许多人仍然认为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是非常不利的，认为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发展是弊大于利、挑战大于机遇。但中国数年的发展证明机遇与挑战同在，只要选择合适的模式，经济全球化是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　　关键词：机遇和挑战 国内外环境 经济全球化　　1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整体分析　　1 从国内来说　　发展的条件可以说愈加雄厚。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经济结构正在加快转型，市场需求的潜力非常大，目前的资金供给比较充裕，科技和教育整体水平有很大提高。基础设施也日益完善，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明显提高，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但是，国内也同样面临着很多挑战和困难。比如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居世界第二位，但是它需要大量的资源、能源，这些资源和能源不是单靠国内就能解决的，这方面的平均优势非常特殊。再如：要扩大内需，但是如何扩大内需？如何提高人民群众的购买力？不仅需要进一步发展经济，增加人民收入，而且还需要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解除人民的后顾之忧。再如，现在就业的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大学生、进城农民工和部分城市居民就业的困难还很大。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也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　　2 从国际来说　　和平发展合作仍然是时代潮流，世界多极化继续发展，并在很大程度上对霸权主义构成制约。经过全球化深入发展，使世界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科技创新，孕育着新的突破，国际环境总体上有利于我国的和平发展。　　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依然在牵制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发展。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的速度还比较缓慢，尤其是围绕着市场资源、人才、技术、标准等等的竞争更加激烈，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抬头。　　另外，全球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某些国家的一些做法，有可能会不断的对我们形成一些冲击，如：美国的宽容量化政策，就有可能引发世界性的通货膨胀，对我们的国内经济产生影响，所有这些都需要高度警惕。　　2 我国发展面临的国内外有利条件　　1 首先，从国内情况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基础设施显著改善，有效供给能力不断提高，强化了加快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明显改善。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对外开放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有利于我国拓展发展空间，更好地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具体来讲，国内的有利条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雄厚的物质基础将为较长时期的快速发展提供重要前提条件　　近年来我国经济规模迅速扩大，综合国力大幅度提高。工业的持续增长，使许多重要农产品和工业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 另外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不断提高的劳动力素质也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据测算，我国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在2030年以前将持续上升，使我国未来发展有充足的劳动力保证。近几年，我国基础教育的高中阶段教育得到明显加强，大学的招生人数和入学率不断上升，这为人力资本的增长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2 积极推进的结构调整将为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消费结构升级，为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市场条件。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居民消费结构显著改善、不断升级，已从温饱型进入小康型，消费正经历从百元、千元级到万元级的转变，食品、衣着和其他基本生活用品支出比重明显下降，住房、汽车、电脑、交通通信、医疗保健、文教娱乐等消费支出比重迅速上升。　　另外产业和产品结构优化升级，地区结构优化将有力地推动区域经济共同发展，并为满足日益扩大的市场需求奠定基础。近20多年来，我国各地区加快发挥比较优势，综合经济实力有较大增强。各地区根据自身特点，发展特色经济，开始培育出有一定竞争力、发展前景好、带动作用强的主导产业，跨行政区域的经济合作不断加强。国家制定并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改革开放、推进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的政策措施，将有力地推进全国东、中、西部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各地区经济的共同繁荣。　　3 不断优化的体制环境将为发展增添新的活力　　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对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将起到积极作用。　　所有制结构的不断优化，使经济发展的内生力量更加活跃。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非公有制经济蓬勃发展，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集体经济在改革重组中得到了新的发展。国有经济通过采取新的有效实现形式，控制力进一步增强。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明显，市场体系已初步形成。各类生产要素市场获得显著发展。通过大力开展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逐步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开始形成。 宏观调控体系的逐步完善，也使宏观经济管理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2 其次，从国际环境看　　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为我国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可能，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加深、新一轮世界产业结构调整不断加快，也为我国形成世界制造业基地提供了契机。具体来讲，国际的有利条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广阔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它为我国广泛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提供了重要战略机遇。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较之拉美、南亚、中东欧和俄罗斯等地区，具有劳动力成本低、基础设施条件较好、社会比较稳定等方面的优势，更可能得益于新一轮世界产业转移浪潮，这是我国难得的重大发展机遇。因此，要适时、有选择地将发达国家向外转移的产业“接过来”，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加快产业转换与升级。　　2 新科技革命将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巨大动力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与经济的日益融合，推动了经济增长、产业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在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不断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历史条件下，只要充分发挥后发优势，技术进步的力量将对我国经济的加快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　　3 我国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　　1 资源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约束加剧　　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决定了我国未来几十年将处于资源、环境压力的上升阶段。因此，节约资源、增强资源对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能力，特别是重视对国计民生具有战略意义的石油、水、土地、重要矿产资源的储备和保护，成为我们今后要长期面对的战略性课题。　　2 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　　这一问题主要表现在公共卫生基础薄弱、农村教育严重滞后、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加大等方面。　　3 经济发展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　　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目前，我国已成为发达国家技术壁垒和绿色壁垒的最大受害者之一。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的不断强化，对我国未来出口的增长形成较大障碍。　　企业将面临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生存和发展的压力增大。从制造业来看，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制造业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但从整体上看，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这些差距都将使我们的企业再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4 国家经济安全存在隐患　　近年来，我国外贸依存度不断提高。能源和重要原材料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强。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国内能源和重要原材料的供求出现较大缺口，更多地依靠国际市场加以弥补。此外，我国的许多关键设备都要依赖进口。由于我国工业中传统产业、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产业和产品占主导地位，高技术产业发展相对滞后，装备制造业发展缓慢，特别是一些关键技术设备受制于人。一旦国际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必将影响国内经济发展，甚至对我国的经济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4 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今后一个时期，对我国的发展来讲，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必须清醒看到，机遇只是为加快发展提供了可能和条件，机遇期的到来并不意味着必然走向繁荣昌盛。历史上因丧失机遇而。导致落后、走向衰败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抓住历史机遇、实现经济腾飞的成功经验也值得我们认真借鉴。机遇稍纵即逝，抓住机遇，奋发图强，就能够乘势而上，加快发展；反之，机遇临而不觉，面对机遇而无为，就会延缓发展，造成落后。形势逼人，不进则退。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增强紧迫感、使命感和忧患意识，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精心谋划，统筹安排，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宏观经济管理》2004年第5期　　[2]李光 信息网络化给我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2，（4）：38—　　[3]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中国科技发展研究报告（2001）[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3]　　[4]李光我国加入WTO面临科技与管理的挑战[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2，（1）：28—30

中国经济与社会史评论文章题目高中英语版答案

这个是我自己写的，已经发表过了，给你做一下参考吧，你可以上再网查一下，多找点儿资料，自己攒一篇出来就行，挺好整的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摘要：进入新的世纪，世界各国政府都在思考和部署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为了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了应对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各种机遇和挑战，必须把加快科技进步和创新置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优先地位。这是符合当代经济、科技发展规律的重大决策。目前，国内有许多人仍然认为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是非常不利的，认为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发展是弊大于利、挑战大于机遇。但中国数年的发展证明机遇与挑战同在，只要选择合适的模式，经济全球化是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　　关键词：机遇和挑战 国内外环境 经济全球化　　1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整体分析　　1 从国内来说　　发展的条件可以说愈加雄厚。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经济结构正在加快转型，市场需求的潜力非常大，目前的资金供给比较充裕，科技和教育整体水平有很大提高。基础设施也日益完善，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明显提高，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但是，国内也同样面临着很多挑战和困难。比如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居世界第二位，但是它需要大量的资源、能源，这些资源和能源不是单靠国内就能解决的，这方面的平均优势非常特殊。再如：要扩大内需，但是如何扩大内需？如何提高人民群众的购买力？不仅需要进一步发展经济，增加人民收入，而且还需要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解除人民的后顾之忧。再如，现在就业的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大学生、进城农民工和部分城市居民就业的困难还很大。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也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　　2 从国际来说　　和平发展合作仍然是时代潮流，世界多极化继续发展，并在很大程度上对霸权主义构成制约。经过全球化深入发展，使世界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科技创新，孕育着新的突破，国际环境总体上有利于我国的和平发展。　　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依然在牵制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发展。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的速度还比较缓慢，尤其是围绕着市场资源、人才、技术、标准等等的竞争更加激烈，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抬头。　　另外，全球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某些国家的一些做法，有可能会不断的对我们形成一些冲击，如：美国的宽容量化政策，就有可能引发世界性的通货膨胀，对我们的国内经济产生影响，所有这些都需要高度警惕。　　2 我国发展面临的国内外有利条件　　1 首先，从国内情况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基础设施显著改善，有效供给能力不断提高，强化了加快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明显改善。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对外开放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有利于我国拓展发展空间，更好地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具体来讲，国内的有利条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雄厚的物质基础将为较长时期的快速发展提供重要前提条件　　近年来我国经济规模迅速扩大，综合国力大幅度提高。工业的持续增长，使许多重要农产品和工业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 另外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不断提高的劳动力素质也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据测算，我国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在2030年以前将持续上升，使我国未来发展有充足的劳动力保证。近几年，我国基础教育的高中阶段教育得到明显加强，大学的招生人数和入学率不断上升，这为人力资本的增长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2 积极推进的结构调整将为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消费结构升级，为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市场条件。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居民消费结构显著改善、不断升级，已从温饱型进入小康型，消费正经历从百元、千元级到万元级的转变，食品、衣着和其他基本生活用品支出比重明显下降，住房、汽车、电脑、交通通信、医疗保健、文教娱乐等消费支出比重迅速上升。　　另外产业和产品结构优化升级，地区结构优化将有力地推动区域经济共同发展，并为满足日益扩大的市场需求奠定基础。近20多年来，我国各地区加快发挥比较优势，综合经济实力有较大增强。各地区根据自身特点，发展特色经济，开始培育出有一定竞争力、发展前景好、带动作用强的主导产业，跨行政区域的经济合作不断加强。国家制定并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改革开放、推进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的政策措施，将有力地推进全国东、中、西部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各地区经济的共同繁荣。　　3 不断优化的体制环境将为发展增添新的活力　　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对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将起到积极作用。　　所有制结构的不断优化，使经济发展的内生力量更加活跃。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非公有制经济蓬勃发展，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集体经济在改革重组中得到了新的发展。国有经济通过采取新的有效实现形式，控制力进一步增强。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明显，市场体系已初步形成。各类生产要素市场获得显著发展。通过大力开展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逐步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开始形成。 宏观调控体系的逐步完善，也使宏观经济管理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2 其次，从国际环境看　　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为我国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可能，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加深、新一轮世界产业结构调整不断加快，也为我国形成世界制造业基地提供了契机。具体来讲，国际的有利条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广阔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它为我国广泛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提供了重要战略机遇。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较之拉美、南亚、中东欧和俄罗斯等地区，具有劳动力成本低、基础设施条件较好、社会比较稳定等方面的优势，更可能得益于新一轮世界产业转移浪潮，这是我国难得的重大发展机遇。因此，要适时、有选择地将发达国家向外转移的产业“接过来”，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加快产业转换与升级。　　2 新科技革命将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巨大动力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与经济的日益融合，推动了经济增长、产业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在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不断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历史条件下，只要充分发挥后发优势，技术进步的力量将对我国经济的加快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　　3 我国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　　1 资源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约束加剧　　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决定了我国未来几十年将处于资源、环境压力的上升阶段。因此，节约资源、增强资源对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能力，特别是重视对国计民生具有战略意义的石油、水、土地、重要矿产资源的储备和保护，成为我们今后要长期面对的战略性课题。　　2 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　　这一问题主要表现在公共卫生基础薄弱、农村教育严重滞后、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加大等方面。　　3 经济发展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　　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目前，我国已成为发达国家技术壁垒和绿色壁垒的最大受害者之一。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的不断强化，对我国未来出口的增长形成较大障碍。　　企业将面临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生存和发展的压力增大。从制造业来看，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制造业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但从整体上看，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这些差距都将使我们的企业再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4 国家经济安全存在隐患　　近年来，我国外贸依存度不断提高。能源和重要原材料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强。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国内能源和重要原材料的供求出现较大缺口，更多地依靠国际市场加以弥补。此外，我国的许多关键设备都要依赖进口。由于我国工业中传统产业、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产业和产品占主导地位，高技术产业发展相对滞后，装备制造业发展缓慢，特别是一些关键技术设备受制于人。一旦国际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必将影响国内经济发展，甚至对我国的经济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4 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今后一个时期，对我国的发展来讲，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必须清醒看到，机遇只是为加快发展提供了可能和条件，机遇期的到来并不意味着必然走向繁荣昌盛。历史上因丧失机遇而。导致落后、走向衰败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抓住历史机遇、实现经济腾飞的成功经验也值得我们认真借鉴。机遇稍纵即逝，抓住机遇，奋发图强，就能够乘势而上，加快发展；反之，机遇临而不觉，面对机遇而无为，就会延缓发展，造成落后。形势逼人，不进则退。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增强紧迫感、使命感和忧患意识，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精心谋划，统筹安排，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宏观经济管理》2004年第5期　　[2]李光 信息网络化给我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2，（4）：38—　　[3]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中国科技发展研究报告（2001）[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3]　　[4]李光我国加入WTO面临科技与管理的挑战[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2，（1）：28—30

自1995年樊纲与崔之元、吴易风的“范式之争”以来，“中国经济学”及其建立或重建的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学界近年来的一个热门话题。围绕中国经济学的界定、历史、现在、未来以及怎样看待中国经济学，学者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误区和发展方向作一简要的分析。 一、中国经济学的界定 也许是出于对以前过度概念之争的逆反，现在很多论文没有明确界定“中国经济学”的定义，但也有少数文章有所界定。何炼成、丁文峰认为:“所谓中国经济学，具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中国经济学是指作为一门科学的中国经济学，即中国经济学科;广义的中国经济学则是指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它应是中国经济学科、中国经济学人、中国经济学派、中国经济学工具与方法等范畴的有机统一和总称。(1)”刘诗白认为，正在形成中的中国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和小平同志的理论为指导，以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为源泉，科学地反映和深入揭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批判地吸取西方经济学的积极要素和继承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学优秀遗产，这样具有中国的理论特色、风格和气概的新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发展。”(2) 也有学者不认为将有“中国经济学”，在行文中常出现“经济学的中国化”、“经济学的本土化”、“经济学的中国学派”等。盛洪是代表之一。盛洪认为是否有一个与西方经济学的不同的中国经济学的问题，类似于我们要与西方人共建一座大厦，还是另起炉灶的问题。现在看来，答案很清楚，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应该是同建一座大厦(3)。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将出现新的经典、新的定义、新的理论，但这只是对经济学这座共同大厦的贡献，是“经济学的中国学派”。 有的学者引用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观点，从范式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学”。李义平认为，要建立“中国经济学”，作为一次经济学的革命，必须对中国经济生活领域“能够提出崭新的理论，这种理论由一套范畴、概念、定律、方法组成”，对中国经济问题做出“为学界公认的、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崭新的说明”(4)。宋冬林进一步认为“范式是人们对实践活动的理论认识”。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包括这样几个内容:范畴的创新、分析方法的创新和理论体系的创新。”因此，他认为古老悠久的传统文化与现行制度使中国人对本国的经济活动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外来文化必须同本国实际相结合”，形成自己的范畴、思想和理论，才有“中国经济学”。(5) 还有的学者从历史考证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学”，指出中国经济学或中国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并不是新近才出现的时髦名词，它可以追溯到数十年以前。王亚南于1946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原论》一书，就曾试图“创建一种专为中国人攻读的政治经济学”，它区别于泊来政治经济学之处，在于“特别有利于中国人阅读，特别能引起中国人的兴趣，特别能指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途径的经济理论教程”;或者说，它的内容“比较更切实用”，意在“创立一种特别具有改造中国社会经济，解除中国思想束缚的性质与内容的政治经济学”(6)。谈敏指出，王亚南的上述解释，大致给中国经济学这个概念从理论上划定了一个范围，其侧重点是要求在理论体系、论断结论、案例材料、性质内容等方面，努力形成一种全然不同于现行泊来的政治经济学、而特别适用于中国自身情况的政治经济学“教程”或“读本”(7)。王亚南自己撰写这部《中国经济原论》，就是在实践着这一努力。此书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以研究“中国原有的经济形态”为其宗旨，分别从导论，即论述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形成发展及其研究上的两种基本对立见解开始，随之相继考察了中国社会的商品与商品价值形态、货币形态、资本形态、利息与利润形态、工资形态、地租形态、经济恐慌形态，最后在结论中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生产关系下的诸经济倾向进行了总考察;此外，书中还以附论的形式，补充考察了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中国经济学界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国商业资本论、中国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间的流通问题、中国官僚资本之理论的分析等论题。显然，这是一部道地的中国式政治经济学读本，所以有人揣测说，“大概这部名著就是他自己所设想‘中国经济学’的初步尝试”(8)。由此可见，早在50多年前，我国学者中就已明确提出了创立中国经济学的命题，而且关于这个命题的解释，在不少方面，与今天讨论中国经济学中的许多观点，也是相通的。 二、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误区 (一)教条主义 这一倾向突出表现为传统政治经济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某些论述的生搬硬套和神圣化。过去不少人“僵化”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说过的话。遇到理论和实际问题时，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而是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找答案。表现在理论研究中，误把一般的经济关系和特定的所有制联系在一起，误把商品经济的一般范畴当作资本主义的特殊范畴，误把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当作普遍真理，误把经典作家的规范判断当作实证分析的基础，误把实现目的的手段当作目的本身。这是教条主义倾向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的突出表现。改革开放以后，有一部分学者对西方经济学采取了同样的教条主义态度。 (二)急功近利 理论研究需要艰苦细致的工作和持之以恒的努力，经济学也不例外。然而近年来的中国经济学研究却似乎充满了躁动和急功近利，其表现有多种:研究题目的选择侧重于当前的需要，较多的是对策性的研究，对策性研究算不算经济学研究。可以讨论，即使算恐怕也只能是它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按理说，经济学研究的成果要经过社会较长时期的检验，才能评价它的价值，可是我们的做法却相反，下年评上年，下月评上月，这种评奖方式屡见不鲜。再比如说，当前中国经济学还存在着经济研究“政治化”、“长官意志化”的倾向。本来经济与政治是不可分的，经济研究也要表达长官的意志，但如果仅拘泥于这一方面，完全受这样的约束就不妥当了。 (三)本末倒置 众所周知，经济活动是以人为主体的行为，经济实践也是人们的社会实践。这是一般的经济常识。经济学就是研究“人”这个主体的科学，它要深入分析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利益满足的程度，参与经济活动的态度、情绪，以及新的愿望和要求，从而促进经济活动一切依靠人、一切服从人、一切为了人。离开对“人”这个主体的分析，将人游离于经济学之外，不仅使整个经济活动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经济学本身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可是，在现行经济学教科书和经济学论著中，却充斥着见物不见人的现象。似乎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与“人”这个主体本身关系不大，或者把“人”这个主体当作已经解决的问题。比如，人们研究发展生产力，谈得较多的都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诚然，这些也很重要，但却忽视了“人”是生产力的主体要素，“人”既是生产力的物质承担者，又是生产力发展的受益者。现在我们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就是强调物质财富的增长必须与“人”自身的发展相一致，要服从于“人”的目的。我们平时研究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都不能回避生产总是以人为主体的生产，分配也是以人为主体的分配，交换、消费亦如是。经济学不仅要研究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更重要的是深入研究“谁”来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经济活动是否顺利，当然有技术性问题，但是更多的、带根本性的，还是“人”本身的问题。经济学研究，首先应该研究人们在经济过程中的情绪和愿望，分析人们的劳动能力是否得到充分发挥，是否具有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通过经济活动出现的问题，仔细寻找隐藏在“人”背后的原因和答案。我们坚信，经济学突出了人的主体性，不再从现象到现象，而是从发现人的问题入手，解决人的问题，实现人的愿望和要求，中国经济学就一定能抓往这门科学的根本，从而推动这门科学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积极的贡献。 与忽略对“人”的问题的研究相联系，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出现了对生产关系理论的轻视。其实，生产关系即人们的经济利益关系，是基本的经济关系。在现实经济生活，这种利益关系几乎无处不在，并且客观上总是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促进或阻碍的作用。可是十分遗憾的是，这样一个常识性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许多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济学界就对把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表现出比较普遍的怀疑，有提出把生产方式作为研究对象的，也有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共同作为研究对象的，还有人提出干脆将生产力放在首要地位。甚至在政治经济学(也有叫理论经济学)研究中，给人一种印象，即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弊端与研究生产关系有关，似乎继续研究生产关系理论是“左”的思想表现，是理论上的僵化。因此，许多搞了多年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将兴趣移至生产力经济学、部门经济学等方面;年轻学者几乎都迷恋起西方经济学。现在广泛流行的，除了各种各样的西方经济学译著，以及根据西方经济学编写的教材和阐述的文章外，现行的政治经济学也基本上是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的大杂烩。有关生产关系的理论，即使在那些仍将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教科书中，分析论述也相当肤浅，有关生产关系的论著则如凤毛麟角。不过，生产关系作为人们之间客观存在的经济利益关系，既不会因人们在理论上的轻视而消失，更不会因人们误解和偏见而丧失其功能作用。其实，传统政治经济学，并不是因为研究生产关系，而是受“左”的思想影响，满足于教条化的理论推演，对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利益关系矛盾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不愿作深入的分析探讨。当经济发展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又夸大利益矛盾，用阶级斗争的办法解决利益矛盾，结果搞得人人自危。这些不仅不能作为轻视和放弃生产关系研究的原因，相反恰恰说明对生产关系研究不够，过于狭隘和肤浅。 (四)形式主义 这在数学方法的运用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引进，经济学领域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许多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研究中比较偏重于采用数学方法，而且是相当艰深的高等数学方法和模型。不仅西方经济学书籍和杂志是满篇满纸的公式，就是在国内一些早就出名的经济刊物，也改弦易辙，刊载起大量的布满数学公式和符号的经济学文章。一批经济学者沾沾自喜于数学方法的运用。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了经济学研究领域出现的新气象，为经济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就是传统经济学的创新，中国经济学的创立，是否主要依靠数学方法的推广和运用? 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其质和量的规定性，是质和量的统一体。在经济学研究中，也有定性和定量的问题，并且经济学从定性向定量的发展，也是经济学逐步走向成熟的标志。不过，我们感到，定性分析为体，定量分析为用，定量分析要服从和服务于定性分析，经济学的定量分析必须建立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经济学数学方法的运用必须以准确的定性分析为前提，如果定性不准，定量分析很可能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甚至南辕北辙。现在有些运用数学方法撰写的经济学文章，往往为了表述上的方便，常常追求数学技巧而抛弃经济学原则，好像根本不准备让别人读懂，或者主要是为西方经济学者写的。有些文章滥用数学方法，结果最后说明的理论简单而肤浅，许多本来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明的问题，却运用了一大串的数学公式推导，给人一种故弄玄虚、华而不实之感。 因此，对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的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而这主要不是依赖于数学方法的运用。当然，如果真有谁能用数学方法说清楚和解决好中国的基本经济问题，那也是最好不过的事情。 (五)时空绝对 中国经济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泛时空观。经济体制改革在当代中国的进展，使中国的经济运行大体上纳入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之中。可是，由于旧的理论、旧的思维方式的惯性等方面的原因，指导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经济学体系的构建，显然处于较为明显的滞后状态。这方面最有力的例证是，在中国流行的各种颇具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体上都是由极不协调的三大板块组成:(1)马克思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2)列宁的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理论;(3)对现实的经济运行作浅层次描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相对稳定的第一、第二板块与急骤变化的第三板块，共处于同一教科书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中国经济学演进尴尬处境的生动写照;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经济学家尴尬处境的生动写照。 在我们看来，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是时空相对的，西方经济学如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例外。从斯密到约翰穆勒、马歇尔、萨缪尔逊，西方经济学每一重要的发展阶段，都使经济学体系产生基本上是“面目全非”的变化。而中国流行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板块，则大体上是数十年一贯制;较之一个多世纪前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人们几乎找不到实质内容上的不同之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确实是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但它肯定不是从内容到形式都可以永远定格不变的。 然而，由于某种思维定势，人们基本上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否可作为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分析框架这一问题也不作考虑，似乎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分析框架，来探讨中国市场经济运行可能存在的问题及各层面对策。看不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空界限，这不仅造成了中国经济学的尴尬，中国经济学家的尴尬，也造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尴尬。如此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坚持，只会使我们距离马克思思想体系的本质内容更为遥远。可以说，泛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空界限，是中国经济学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 中国经济学对待西方经济学的狭隘时空观。当人们讨论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借鉴意义时，尤其是在较为庄重的场合，大多采取的是这样的评价:西方经济学在总体上是庸俗的(非科学的)，但其中亦有一些观点或见解可供参考或借鉴。 其实，理性地分析，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之后，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尤其是边际革命后的发展，西方经济学对以考察市场经济运行或发展为主旋律的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具有较为系统性的启发作用。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西方经济学较之人类文明同一大道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多“修炼”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更不是立足于西方经济学可能比马克思经济学包容了更多的真理性成份，而是在于现代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处在同一时代，现代西方经济学所研究的现代市场经济与中国经济学所研究的市场经济具有许多相似之处。一句话，中国经济学之所以应当而且可以系统地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在于二者之间有一定的时空相似性。 中国经济学对待中国现实经济的绝对时空观。中国经济学当然要以中国现实经济作为研究对象。然而，在现实的研究活动中，却时常可以看到将中国现实经济运行绝对化理解的现象。其一，过分夸大中国市场经济运行与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运行的相似性，以为中国市场经济运行不过是或最终不过是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运行的翻版，表现在理论上，绝对照搬和套用现代西方经济学来解释中国现实经济。推崇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和私有化，否认研究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学术”意义，即是明证。其二，过分渲染中国现实经济运行的特殊性，否认中国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定性，将中国经济学演变为诠释现行制度和现行政策合理性的理论工具，从而使得中国经济学带有明显的随意性、动荡性和不确定性，失去了一般理论研究所应具有的规范性、稳定性和相对确定性。其三，忽略中国现实经济的发展特性，拘泥于中国市场经济的现实水平，不理解中国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演变的迅捷性和复杂性，不注意中国市场经济也在面临知识经济的挑战，因而在理论研究中缺乏前瞻性和预见性，失去了理论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三、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一)立足于中国现时的基本国情 何炼成、丁文锋曾指出，中国经济学的真正的“根”，实际上是指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客观依据。因此，“这个‘根’不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不是西方经济学，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只能是中国经济活动。其理由有三，一是与认识论的一般原理相符合。中国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毕竟不是经济思想史，而是关于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学问。二是有利于防止崇古主义对中国经济学建立和发展的误导。三是还中国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相互关系的本来面目，以保证中国经济学建立和发展能够健康进行。”(9) 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经济学的发展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有极强的同步性。近代以后，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并且不断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种结合一方面在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或科学体系，更重要的则在于马克思主义适应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经济传统，或者说是适应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现实国，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历史、理论和实际的统一。在当前国际竞争日趋白热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准确、全面理解，才能建立真正“全新的”中国经济学。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总的思路是对“经典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实践探索，但是更多地停留在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注释上;另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实现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方法，使得经济学开始探讨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西方的科技、管理、学说不断地引入，使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然而，中国经济学在与西方经济学融合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某种盲目引进、机械嫁接甚至全面接受的倾向。这表现在滥用西方经济学的概念、范畴来剪裁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一些理论完全无视中国的实际，“言必称希腊”，导致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混乱。理论的混乱必然导致实践的盲目，政策变动频繁，改革成本加大。从中国经济学自身的发展来看，呈现出对过去的过多的定性分析的“矫枉过正”的现象，要么过于追求经济模型的形式上的完美，忽视其实践指导性，要么以晦涩的理论来片面地提出改革方案。中国经济学的“贵族化”倾向明显加大，经济理论与经济发展实践的背离越来越大。对此如无清醒的认识，必将把中国经济学引入歧途。因此，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必须立足于中国现时的基本国情，在中国经济传统与现代经济相结合的基础上推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二)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时代需求所组成的三维空间中把握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注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导向作用。这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了经济运行(包括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正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耦合关系的原理对以改革问题为主旋律的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可以发挥重要的导向作用一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社会生产均衡发展的原理等也必将对以市场经济运行为考察对象、以经济发展问题为主旋律的中国经济学产生重要的导向作用。 以现代西方经济学作为中国经济学基本框架的重要方面。现代西方经济学之所以能成为构建中国经济学基本框架的重要方面，主要是因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起点较为贴近我们这个时代经济生活的实际;作为寻求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经济资源配置机理以及优化各层面对策的经济学，与我们要构建的经济学大体上属同一类别，在研究对象、基本使命、基本方法等方面均有大体的同构性。 顺应时代要求，实现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跨越式发展。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经济学正孕育着一场新的革命，其意义可能会远远超出经济学的边际革命和凯恩斯革命。其主要诱因是因为经济能量流动模式的变迁(10)。古典经济学家生活的时代，主要是以手工劳动为基础、以再生资源为主体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边际革命时代的经济学家，面临的则是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非再生资源在经济资源中占有较大比重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今天，科技革命一方面是显著放大了经济运行中经济能量的流量，另一方面则是，较之边际革命时代，非再生资源在经济能量流动模式中占有更大的比重，从而使非再生资源的枯竭化前景以极为引人注目的形式凸现出来。如果说边际革命时代的经济学家对他们那个时代的、与古典经济学家面临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具有基本异质性的、新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的深切反思，导致了经济学的边际革命，那么，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深切反思，也就必将会产生能回应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深刻变迁的新的经济学革命。 中国市场经济的后起性，使中国没有能产生与古典经济学相对应的经济学;也没有能产生与边际革命及其之后的西方经济学相对应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当然没有必要像西方经济学那样，经过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国经济学家可以也应该在以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边际革命后的西方经济学为基本构件或分析框架的同时，顺应时代需求，走一条非常规的发展路径，在某些方面超越西方现代经济学，以相当一部分资源具枯竭前景假设为中国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起点，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学家在新一轮的经济学革命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11) (三)时空相对地把握中国经济学 首先，中国经济学必须以现实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演进为基础，以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和将要面临的问题为导向，体现中国经济学的时代特色。其次，中国经济学必须广泛吸取古今中外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的精华，用之于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在此基础上体现中国经济学的理论特色。第三，中国经济学必须摒弃西方主流经济学和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在既定制度下研究人们行为关系的做法，回应中国现实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合理兼顾制度分析和行为分析，体现中国经济学的方法特色。第四，中国经济学必须正视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不规范性，比如说，国有经济战略调整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问题，城乡不对称二元结构问题，商品市场化与要素市场化不同步问题，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区域经济保护问题，经济、科技、社会、政治体制改革不协调问题，等等，既要用规范的方法分析比较规范的问题，也要用规范的方法分析不规范的问题，还要用“有规范”的方法分析不规范的问题，体现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特色。第五，中国经济学必须考虑知识经济的挑战问题，这不仅在于中国迟早也将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而且在于知识经济正在全面冲击着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因此，在我们接受并从现代经济学中吸取养分的时候，就不能不有所鉴别，有所取舍，从而对知识经济可能对中国经济学的冲击早做准备。比如说，关于作为现代西方经济学基本假定和理论基础的经济人理性行为假定，且不谈众多学者对其颇有微辞，也不谈这一假定与中国传统观念是否融合，即便是着眼于中国经济的长远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所激发的个人、组织和地方的自利倾向对于生态、环境和社会、政治等方面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以及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我们也有必要考虑这样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尽管我们不能回避人的自利倾向，但是，我们是否有充足的理由以此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借以进一步渲染和扩张这种自利倾向，而不是以同样无法回避的人的合作倾向和多目标导向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 注释: (1)(9)何炼成、丁文锋:《中国经济学从何处来》，《经济学动态》1997年第7期。 (2)刘诗白:《中国经济学构建的若干问题》，《经济学家》1997年第3期。 (3)盛洪:《会有经济学的中国流派吗》，《南方周末》1997年10月10日。 (4)参见欧阳文和、周成名:《’97“中国经济学”研究动态》，《财经研究》1998年第3期。 (5)宋冬林:《从范式危机看经济学的发展》，《当代经济研究》1997年第2期。 (6)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附论——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296-325页。 (7)谈敏:《中国经济学的过去与未来——从王亚南先生的“中国经济学”主张所想到的》，《经济研究》2000年第4期。 (8)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443

当时收到了很多经济的底径干扰大飞到某一个特定区域的时候再做厂里的态势画面突然出现了红色的告警这句我们三十公里的地方有两架飞机正快速的向我们递

中国经济与社会史评论文章题目高中英语答案解析

自1995年樊纲与崔之元、吴易风的“范式之争”以来，“中国经济学”及其建立或重建的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学界近年来的一个热门话题。围绕中国经济学的界定、历史、现在、未来以及怎样看待中国经济学，学者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误区和发展方向作一简要的分析。 一、中国经济学的界定 也许是出于对以前过度概念之争的逆反，现在很多论文没有明确界定“中国经济学”的定义，但也有少数文章有所界定。何炼成、丁文峰认为:“所谓中国经济学，具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中国经济学是指作为一门科学的中国经济学，即中国经济学科;广义的中国经济学则是指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它应是中国经济学科、中国经济学人、中国经济学派、中国经济学工具与方法等范畴的有机统一和总称。(1)”刘诗白认为，正在形成中的中国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和小平同志的理论为指导，以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为源泉，科学地反映和深入揭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批判地吸取西方经济学的积极要素和继承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学优秀遗产，这样具有中国的理论特色、风格和气概的新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发展。”(2) 也有学者不认为将有“中国经济学”，在行文中常出现“经济学的中国化”、“经济学的本土化”、“经济学的中国学派”等。盛洪是代表之一。盛洪认为是否有一个与西方经济学的不同的中国经济学的问题，类似于我们要与西方人共建一座大厦，还是另起炉灶的问题。现在看来，答案很清楚，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应该是同建一座大厦(3)。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将出现新的经典、新的定义、新的理论，但这只是对经济学这座共同大厦的贡献，是“经济学的中国学派”。 有的学者引用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观点，从范式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学”。李义平认为，要建立“中国经济学”，作为一次经济学的革命，必须对中国经济生活领域“能够提出崭新的理论，这种理论由一套范畴、概念、定律、方法组成”，对中国经济问题做出“为学界公认的、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崭新的说明”(4)。宋冬林进一步认为“范式是人们对实践活动的理论认识”。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包括这样几个内容:范畴的创新、分析方法的创新和理论体系的创新。”因此，他认为古老悠久的传统文化与现行制度使中国人对本国的经济活动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外来文化必须同本国实际相结合”，形成自己的范畴、思想和理论，才有“中国经济学”。(5) 还有的学者从历史考证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学”，指出中国经济学或中国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并不是新近才出现的时髦名词，它可以追溯到数十年以前。王亚南于1946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原论》一书，就曾试图“创建一种专为中国人攻读的政治经济学”，它区别于泊来政治经济学之处，在于“特别有利于中国人阅读，特别能引起中国人的兴趣，特别能指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途径的经济理论教程”;或者说，它的内容“比较更切实用”，意在“创立一种特别具有改造中国社会经济，解除中国思想束缚的性质与内容的政治经济学”(6)。谈敏指出，王亚南的上述解释，大致给中国经济学这个概念从理论上划定了一个范围，其侧重点是要求在理论体系、论断结论、案例材料、性质内容等方面，努力形成一种全然不同于现行泊来的政治经济学、而特别适用于中国自身情况的政治经济学“教程”或“读本”(7)。王亚南自己撰写这部《中国经济原论》，就是在实践着这一努力。此书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以研究“中国原有的经济形态”为其宗旨，分别从导论，即论述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形成发展及其研究上的两种基本对立见解开始，随之相继考察了中国社会的商品与商品价值形态、货币形态、资本形态、利息与利润形态、工资形态、地租形态、经济恐慌形态，最后在结论中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生产关系下的诸经济倾向进行了总考察;此外，书中还以附论的形式，补充考察了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中国经济学界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国商业资本论、中国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间的流通问题、中国官僚资本之理论的分析等论题。显然，这是一部道地的中国式政治经济学读本，所以有人揣测说，“大概这部名著就是他自己所设想‘中国经济学’的初步尝试”(8)。由此可见，早在50多年前，我国学者中就已明确提出了创立中国经济学的命题，而且关于这个命题的解释，在不少方面，与今天讨论中国经济学中的许多观点，也是相通的。 二、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误区 (一)教条主义 这一倾向突出表现为传统政治经济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某些论述的生搬硬套和神圣化。过去不少人“僵化”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说过的话。遇到理论和实际问题时，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而是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找答案。表现在理论研究中，误把一般的经济关系和特定的所有制联系在一起，误把商品经济的一般范畴当作资本主义的特殊范畴，误把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当作普遍真理，误把经典作家的规范判断当作实证分析的基础，误把实现目的的手段当作目的本身。这是教条主义倾向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的突出表现。改革开放以后，有一部分学者对西方经济学采取了同样的教条主义态度。 (二)急功近利 理论研究需要艰苦细致的工作和持之以恒的努力，经济学也不例外。然而近年来的中国经济学研究却似乎充满了躁动和急功近利，其表现有多种:研究题目的选择侧重于当前的需要，较多的是对策性的研究，对策性研究算不算经济学研究。可以讨论，即使算恐怕也只能是它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按理说，经济学研究的成果要经过社会较长时期的检验，才能评价它的价值，可是我们的做法却相反，下年评上年，下月评上月，这种评奖方式屡见不鲜。再比如说，当前中国经济学还存在着经济研究“政治化”、“长官意志化”的倾向。本来经济与政治是不可分的，经济研究也要表达长官的意志，但如果仅拘泥于这一方面，完全受这样的约束就不妥当了。 (三)本末倒置 众所周知，经济活动是以人为主体的行为，经济实践也是人们的社会实践。这是一般的经济常识。经济学就是研究“人”这个主体的科学，它要深入分析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利益满足的程度，参与经济活动的态度、情绪，以及新的愿望和要求，从而促进经济活动一切依靠人、一切服从人、一切为了人。离开对“人”这个主体的分析，将人游离于经济学之外，不仅使整个经济活动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经济学本身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可是，在现行经济学教科书和经济学论著中，却充斥着见物不见人的现象。似乎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与“人”这个主体本身关系不大，或者把“人”这个主体当作已经解决的问题。比如，人们研究发展生产力，谈得较多的都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诚然，这些也很重要，但却忽视了“人”是生产力的主体要素，“人”既是生产力的物质承担者，又是生产力发展的受益者。现在我们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就是强调物质财富的增长必须与“人”自身的发展相一致，要服从于“人”的目的。我们平时研究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都不能回避生产总是以人为主体的生产，分配也是以人为主体的分配，交换、消费亦如是。经济学不仅要研究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更重要的是深入研究“谁”来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经济活动是否顺利，当然有技术性问题，但是更多的、带根本性的，还是“人”本身的问题。经济学研究，首先应该研究人们在经济过程中的情绪和愿望，分析人们的劳动能力是否得到充分发挥，是否具有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通过经济活动出现的问题，仔细寻找隐藏在“人”背后的原因和答案。我们坚信，经济学突出了人的主体性，不再从现象到现象，而是从发现人的问题入手，解决人的问题，实现人的愿望和要求，中国经济学就一定能抓往这门科学的根本，从而推动这门科学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积极的贡献。 与忽略对“人”的问题的研究相联系，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出现了对生产关系理论的轻视。其实，生产关系即人们的经济利益关系，是基本的经济关系。在现实经济生活，这种利益关系几乎无处不在，并且客观上总是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促进或阻碍的作用。可是十分遗憾的是，这样一个常识性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许多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济学界就对把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表现出比较普遍的怀疑，有提出把生产方式作为研究对象的，也有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共同作为研究对象的，还有人提出干脆将生产力放在首要地位。甚至在政治经济学(也有叫理论经济学)研究中，给人一种印象，即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弊端与研究生产关系有关，似乎继续研究生产关系理论是“左”的思想表现，是理论上的僵化。因此，许多搞了多年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将兴趣移至生产力经济学、部门经济学等方面;年轻学者几乎都迷恋起西方经济学。现在广泛流行的，除了各种各样的西方经济学译著，以及根据西方经济学编写的教材和阐述的文章外，现行的政治经济学也基本上是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的大杂烩。有关生产关系的理论，即使在那些仍将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教科书中，分析论述也相当肤浅，有关生产关系的论著则如凤毛麟角。不过，生产关系作为人们之间客观存在的经济利益关系，既不会因人们在理论上的轻视而消失，更不会因人们误解和偏见而丧失其功能作用。其实，传统政治经济学，并不是因为研究生产关系，而是受“左”的思想影响，满足于教条化的理论推演，对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利益关系矛盾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不愿作深入的分析探讨。当经济发展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又夸大利益矛盾，用阶级斗争的办法解决利益矛盾，结果搞得人人自危。这些不仅不能作为轻视和放弃生产关系研究的原因，相反恰恰说明对生产关系研究不够，过于狭隘和肤浅。 (四)形式主义 这在数学方法的运用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引进，经济学领域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许多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研究中比较偏重于采用数学方法，而且是相当艰深的高等数学方法和模型。不仅西方经济学书籍和杂志是满篇满纸的公式，就是在国内一些早就出名的经济刊物，也改弦易辙，刊载起大量的布满数学公式和符号的经济学文章。一批经济学者沾沾自喜于数学方法的运用。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了经济学研究领域出现的新气象，为经济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就是传统经济学的创新，中国经济学的创立，是否主要依靠数学方法的推广和运用? 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其质和量的规定性，是质和量的统一体。在经济学研究中，也有定性和定量的问题，并且经济学从定性向定量的发展，也是经济学逐步走向成熟的标志。不过，我们感到，定性分析为体，定量分析为用，定量分析要服从和服务于定性分析，经济学的定量分析必须建立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经济学数学方法的运用必须以准确的定性分析为前提，如果定性不准，定量分析很可能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甚至南辕北辙。现在有些运用数学方法撰写的经济学文章，往往为了表述上的方便，常常追求数学技巧而抛弃经济学原则，好像根本不准备让别人读懂，或者主要是为西方经济学者写的。有些文章滥用数学方法，结果最后说明的理论简单而肤浅，许多本来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明的问题，却运用了一大串的数学公式推导，给人一种故弄玄虚、华而不实之感。 因此，对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的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而这主要不是依赖于数学方法的运用。当然，如果真有谁能用数学方法说清楚和解决好中国的基本经济问题，那也是最好不过的事情。 (五)时空绝对 中国经济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泛时空观。经济体制改革在当代中国的进展，使中国的经济运行大体上纳入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之中。可是，由于旧的理论、旧的思维方式的惯性等方面的原因，指导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经济学体系的构建，显然处于较为明显的滞后状态。这方面最有力的例证是，在中国流行的各种颇具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体上都是由极不协调的三大板块组成:(1)马克思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2)列宁的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理论;(3)对现实的经济运行作浅层次描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相对稳定的第一、第二板块与急骤变化的第三板块，共处于同一教科书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中国经济学演进尴尬处境的生动写照;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经济学家尴尬处境的生动写照。 在我们看来，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是时空相对的，西方经济学如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例外。从斯密到约翰穆勒、马歇尔、萨缪尔逊，西方经济学每一重要的发展阶段，都使经济学体系产生基本上是“面目全非”的变化。而中国流行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板块，则大体上是数十年一贯制;较之一个多世纪前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人们几乎找不到实质内容上的不同之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确实是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但它肯定不是从内容到形式都可以永远定格不变的。 然而，由于某种思维定势，人们基本上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否可作为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分析框架这一问题也不作考虑，似乎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分析框架，来探讨中国市场经济运行可能存在的问题及各层面对策。看不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空界限，这不仅造成了中国经济学的尴尬，中国经济学家的尴尬，也造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尴尬。如此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坚持，只会使我们距离马克思思想体系的本质内容更为遥远。可以说，泛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空界限，是中国经济学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 中国经济学对待西方经济学的狭隘时空观。当人们讨论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借鉴意义时，尤其是在较为庄重的场合，大多采取的是这样的评价:西方经济学在总体上是庸俗的(非科学的)，但其中亦有一些观点或见解可供参考或借鉴。 其实，理性地分析，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之后，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尤其是边际革命后的发展，西方经济学对以考察市场经济运行或发展为主旋律的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具有较为系统性的启发作用。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西方经济学较之人类文明同一大道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多“修炼”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更不是立足于西方经济学可能比马克思经济学包容了更多的真理性成份，而是在于现代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处在同一时代，现代西方经济学所研究的现代市场经济与中国经济学所研究的市场经济具有许多相似之处。一句话，中国经济学之所以应当而且可以系统地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在于二者之间有一定的时空相似性。 中国经济学对待中国现实经济的绝对时空观。中国经济学当然要以中国现实经济作为研究对象。然而，在现实的研究活动中，却时常可以看到将中国现实经济运行绝对化理解的现象。其一，过分夸大中国市场经济运行与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运行的相似性，以为中国市场经济运行不过是或最终不过是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运行的翻版，表现在理论上，绝对照搬和套用现代西方经济学来解释中国现实经济。推崇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和私有化，否认研究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学术”意义，即是明证。其二，过分渲染中国现实经济运行的特殊性，否认中国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定性，将中国经济学演变为诠释现行制度和现行政策合理性的理论工具，从而使得中国经济学带有明显的随意性、动荡性和不确定性，失去了一般理论研究所应具有的规范性、稳定性和相对确定性。其三，忽略中国现实经济的发展特性，拘泥于中国市场经济的现实水平，不理解中国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演变的迅捷性和复杂性，不注意中国市场经济也在面临知识经济的挑战，因而在理论研究中缺乏前瞻性和预见性，失去了理论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三、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一)立足于中国现时的基本国情 何炼成、丁文锋曾指出，中国经济学的真正的“根”，实际上是指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客观依据。因此，“这个‘根’不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不是西方经济学，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只能是中国经济活动。其理由有三，一是与认识论的一般原理相符合。中国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毕竟不是经济思想史，而是关于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学问。二是有利于防止崇古主义对中国经济学建立和发展的误导。三是还中国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相互关系的本来面目，以保证中国经济学建立和发展能够健康进行。”(9) 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经济学的发展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有极强的同步性。近代以后，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并且不断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种结合一方面在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或科学体系，更重要的则在于马克思主义适应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经济传统，或者说是适应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现实国，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历史、理论和实际的统一。在当前国际竞争日趋白热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准确、全面理解，才能建立真正“全新的”中国经济学。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总的思路是对“经典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实践探索，但是更多地停留在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注释上;另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实现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方法，使得经济学开始探讨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西方的科技、管理、学说不断地引入，使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然而，中国经济学在与西方经济学融合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某种盲目引进、机械嫁接甚至全面接受的倾向。这表现在滥用西方经济学的概念、范畴来剪裁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一些理论完全无视中国的实际，“言必称希腊”，导致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混乱。理论的混乱必然导致实践的盲目，政策变动频繁，改革成本加大。从中国经济学自身的发展来看，呈现出对过去的过多的定性分析的“矫枉过正”的现象，要么过于追求经济模型的形式上的完美，忽视其实践指导性，要么以晦涩的理论来片面地提出改革方案。中国经济学的“贵族化”倾向明显加大，经济理论与经济发展实践的背离越来越大。对此如无清醒的认识，必将把中国经济学引入歧途。因此，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必须立足于中国现时的基本国情，在中国经济传统与现代经济相结合的基础上推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二)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时代需求所组成的三维空间中把握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注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导向作用。这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了经济运行(包括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正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耦合关系的原理对以改革问题为主旋律的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可以发挥重要的导向作用一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社会生产均衡发展的原理等也必将对以市场经济运行为考察对象、以经济发展问题为主旋律的中国经济学产生重要的导向作用。 以现代西方经济学作为中国经济学基本框架的重要方面。现代西方经济学之所以能成为构建中国经济学基本框架的重要方面，主要是因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起点较为贴近我们这个时代经济生活的实际;作为寻求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经济资源配置机理以及优化各层面对策的经济学，与我们要构建的经济学大体上属同一类别，在研究对象、基本使命、基本方法等方面均有大体的同构性。 顺应时代要求，实现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跨越式发展。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经济学正孕育着一场新的革命，其意义可能会远远超出经济学的边际革命和凯恩斯革命。其主要诱因是因为经济能量流动模式的变迁(10)。古典经济学家生活的时代，主要是以手工劳动为基础、以再生资源为主体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边际革命时代的经济学家，面临的则是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非再生资源在经济资源中占有较大比重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今天，科技革命一方面是显著放大了经济运行中经济能量的流量，另一方面则是，较之边际革命时代，非再生资源在经济能量流动模式中占有更大的比重，从而使非再生资源的枯竭化前景以极为引人注目的形式凸现出来。如果说边际革命时代的经济学家对他们那个时代的、与古典经济学家面临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具有基本异质性的、新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的深切反思，导致了经济学的边际革命，那么，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深切反思，也就必将会产生能回应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深刻变迁的新的经济学革命。 中国市场经济的后起性，使中国没有能产生与古典经济学相对应的经济学;也没有能产生与边际革命及其之后的西方经济学相对应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当然没有必要像西方经济学那样，经过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国经济学家可以也应该在以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边际革命后的西方经济学为基本构件或分析框架的同时，顺应时代需求，走一条非常规的发展路径，在某些方面超越西方现代经济学，以相当一部分资源具枯竭前景假设为中国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起点，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学家在新一轮的经济学革命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11) (三)时空相对地把握中国经济学 首先，中国经济学必须以现实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演进为基础，以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和将要面临的问题为导向，体现中国经济学的时代特色。其次，中国经济学必须广泛吸取古今中外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的精华，用之于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在此基础上体现中国经济学的理论特色。第三，中国经济学必须摒弃西方主流经济学和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在既定制度下研究人们行为关系的做法，回应中国现实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合理兼顾制度分析和行为分析，体现中国经济学的方法特色。第四，中国经济学必须正视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不规范性，比如说，国有经济战略调整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问题，城乡不对称二元结构问题，商品市场化与要素市场化不同步问题，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区域经济保护问题，经济、科技、社会、政治体制改革不协调问题，等等，既要用规范的方法分析比较规范的问题，也要用规范的方法分析不规范的问题，还要用“有规范”的方法分析不规范的问题，体现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特色。第五，中国经济学必须考虑知识经济的挑战问题，这不仅在于中国迟早也将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而且在于知识经济正在全面冲击着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因此，在我们接受并从现代经济学中吸取养分的时候，就不能不有所鉴别，有所取舍，从而对知识经济可能对中国经济学的冲击早做准备。比如说，关于作为现代西方经济学基本假定和理论基础的经济人理性行为假定，且不谈众多学者对其颇有微辞，也不谈这一假定与中国传统观念是否融合，即便是着眼于中国经济的长远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所激发的个人、组织和地方的自利倾向对于生态、环境和社会、政治等方面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以及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我们也有必要考虑这样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尽管我们不能回避人的自利倾向，但是，我们是否有充足的理由以此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借以进一步渲染和扩张这种自利倾向，而不是以同样无法回避的人的合作倾向和多目标导向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 注释: (1)(9)何炼成、丁文锋:《中国经济学从何处来》，《经济学动态》1997年第7期。 (2)刘诗白:《中国经济学构建的若干问题》，《经济学家》1997年第3期。 (3)盛洪:《会有经济学的中国流派吗》，《南方周末》1997年10月10日。 (4)参见欧阳文和、周成名:《’97“中国经济学”研究动态》，《财经研究》1998年第3期。 (5)宋冬林:《从范式危机看经济学的发展》，《当代经济研究》1997年第2期。 (6)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附论——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296-325页。 (7)谈敏:《中国经济学的过去与未来——从王亚南先生的“中国经济学”主张所想到的》，《经济研究》2000年第4期。 (8)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443

邓小平曾说“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否则，要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就没有希望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8页、第218页)。但邓小平1977年复出工作后，频频外出访问，亲眼目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水平，对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实际差距有了清醒认识，对我国在20世纪末实现的现代化发展目标作了重新考虑。1979年10月，他说：关于四个现代化，“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4页)。邓小平“两步走”的最初设想，是到21世纪中叶接近发达国家水平。邓小平在调整20世纪末奋斗目标时，也在思考21世纪的奋斗目标。十二大前夕，他指出“我们摆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初步目标，这就是达到小康的水平。如果能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情况就比较好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取得了一个新起点。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6页)这里讲的还需要三十年到五十年的奋斗目标，就是21世纪去实现的宏伟战略。他解释这个目标说：“我们奋斗了几十年，就是为了消灭贫困。第一步，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就是不穷不富，日子比较好过的水平。第二步，再用三五十年的时间，在经济上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使人民生活比较富裕”；“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可以说是中变化。到下世纪中叶，能够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那才是大变化。到那时，社会主义中国的分量和作用就不同了，我们就可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页，第143页)1 的目标太明确，太具体又太遥远。。。

最佳答案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根本原因:19世纪上半期，为了开辟中国市场，推销工业品，掠夺廉价的工业原料向中国走私鸦片的直接原因:为了扭转贸易逆差 1839年，林则徐被道光帝派往广州进行禁烟，进行暗访密查，缉拿烟贩，收缴鸦片6月在虎门海滩销毁鸦片，这是中国人民禁烟斗争的伟大胜利，显示了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坚强意志，领导这场斗争的林则徐，成为民族英雄，这次活动成为鸦片战争的导火线 1840-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从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1856-1860年，英法联军为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市场，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占领北京后，火烧圆明园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共割占了中国东北和西北领土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结合第8页表格和第9页图掌握) 1851-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1853年占领南京改为天京，定为都城，建立起与清朝对峙的政权为推翻清朝统治，派军队北伐和西征 左宗棠作为钦差大臣，采取"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策略，收复了新疆为加强西北边疆的管理和防务，1884年，清政府在新疆设立行省 1894-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清政府失败后，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大大加深了中国半殖地化程度 1900年春，义和团运动矛头直指帝国主义侵略势力 1901年，清政府被迫同八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给中国人民增加了新的学生的负担，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从此，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师夷长技"的洋务运动，前期以"自强"为口号，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等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后期以"求富"为口号，开办了一些民用工业，如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轮船招商局，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等从70-80年代筹建了南海，北洋和福建三支海军1862年创办的京师同文馆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堂 评价洋务运动(第30页内容，重点掌握) 1895年春，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揭开了变法维新的序幕 1898年6月到9月，光绪帝发布了一系列变法令，内容( P33):要求从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思想五个方面掌握 1894年，孙中山组织了革命团体兴中会1905年，他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孙中山当总理，通过了推翻清朝统治，废除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改革土地制度的革命纲领，它的成立，大大推动了全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创办的机关刊物《民报》，三民主义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但是，辛亥革命的果实被北洋军阀袁世凯窃取，没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 1915年，陈独秀等知识分子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以《新青年》杂志为主要阵地，掀起新文化运动以四提倡四反对为主要内容，向尊孔复古逆流进行攻击，从而在社会上掀起一股思想解放潮流 1918年，李大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进行宣传马克思主义 新文化运动是我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大解放运动它启发着人们追求民主和科学，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不过，新文化运动中也对东西文化绝对否定或绝对肯定的偏向，影响到后来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校学生举行示威，要求"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反对在对德"和约"上签字，惩办卖国贼要求，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镇压6月初，上海工人举行罢工，商人罢市，支持学生斗争，工人阶级起了巨大的作用，结果政府被迫释放学生，罢免曹汝霖等卖国贼的职务，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取得初步的胜利五四爱国运动，是一次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通过了党的纲领，确定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中心任务是:领导工人运动 1922年中共二大，确定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立民主共和国这是在中国第一次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1924年创办的黄埔军校由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培养了大量军事政治人才 1926年，广东国民政府北伐，目的: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统一全国;对象: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主要战场:湖南，湖北;主要战役:汀泗桥，贺胜桥;在两湖战场消灭了吴佩孚主力;出师不到半年，北伐军从珠江流域打到长江流域，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 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它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镇压人民革命运动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朱德等人，领导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第一枪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进攻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农村，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始 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在未能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后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 1935年1月，党中央召开遵义会议，会议解决了博古等人在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取消了博古等人在军事上的指挥权，肯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确定军事上由毛泽东，周恩来等负责指挥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是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长征途中，渡过金沙江跳出敌人的包围，1936年10月，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宣告长征胜利结束长征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反动保存了党和红军的基干力量，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蒋介石要求驻守东北的张学良实行不抵抗政策，使东北三省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不到半年时间全部沦于敌手全国人民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停止内战，抵抗日本的侵略东北人民和部分东北军部队，组织抗日义勇军，抵抗日军的侵略中共派杨靖宇组织东北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中国人民的局部抗战开始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提出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杨虎城接受了中共主张，为了逼蒋抗日，1936月12月12日，发动"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主张和平解决从此，十年内战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1937年日军向卢沟桥中国守军发动进攻，制造七七事变，中国人民的全国性抗日战争从此爆发在事变中，佟麟阁，赵登禹先后为国捐躯平津相继陷落，这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制造了南京大屠杀，在六周时间内，屠杀中国居民达三十万人以上 在全面抗战期间，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取得"平型关大捷"，这是抗战以来第一次大捷;为粉碎敌人的"囚笼"政策，1940年8月在彭德怀指挥下组织了百团大战，这是抗战中，中国军队主动出击日军的最大规模战役国民党军队在1938年春取得台儿庄大捷 抗战胜利前夕，1945年4月，在延安召开中共七大，大会主要讨论夺取抗战胜利和胜利后中国将走什么道路的重要问题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放手发动发动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标志着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在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阴谋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为了进一步赢得准备内战的时间，也为了欺骗人民，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1945年8月到10月，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国内和平，毛泽东在周恩来，王洛飞的陪同下，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最后达成和平建国的"双十协定"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对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标志全面内战爆发 1947年夏，刘伯承，邓小平率军挺进大别山威胁南京和武汉标志战略反攻的开始 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淮海战役的胜利，奠定了解放长江以南各省的基础(陈毅曾说，淮海战役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的胜利，使华北全境基本解放(掌握P98图)三大战役的胜利，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一百五十多万人，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基本上被消灭了，大大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标志统绐中国22年的国民党政权的垮台 状元实业家张謇，在《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华民族面临严重民族危机情况下，提出"实业救国"的口号，创办了大生纱厂等一系列企业，同时兴办学校和开展慈善事业一战期间企业由于帝国主义放松了对中国民族资本的压迫，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但大战结束后被吞并 中文报纸中最著名的是1872年在上海创办的《申报》1897年在上海创办的商务印书馆是近代中国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文化出版机构 1909年，由詹天佑主持修建的京张铁路是中国人自行设计和施工的第一条铁路 揭开制碱奥秘的侯德榜撰写了《制碱》一书，他的制碱法被命名为"侯氏制碱法" 近代开眼看世界的思想家中代表人物有魏源和严复魏源他编成《海国图志》一书，系统介绍了南洋，欧美各国的历史地理，并说明编写的目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严复是戊戌变法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他翻译了《天演论》，阐述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进步观点 戊戌变法期间，创办了京师大学堂，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家建立的最高学府 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沿用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 鲁迅代表作有《狂人日记》，《孔乙已》等;徐悲鸿代表作有《愚公移山》等;被称为人民音乐家的聂耳的代表作是《义勇军进行曲》，冼星海的代表作是《黄河大合唱》 历史该如何复习？ 心理状态稳定是正常发挥的关键 其实这个不仅对于历史有用，其他也是如此了但是历史考试中一定么心里保持号哦因为我高考那次好像真的比较紧张的说啦有的地方真的是一下子想不起来，短路所以如果真的心理状态不稳定，其结果则必发挥失常。 所以要学会自我调节，注意几点 ①通过考前练兵，（摸拟考试）了解并尽快适应准高考型的试题，缓解考试紧张症。 ②查缺补漏，完善知识点的不足，增强应考自信心。 ③吃好，睡好，身体好是健康心理二大前提，切忌打"消耗战"，同时不断告诫自己"往前看，（高考过后）实现目标需努力，往回看（中考会考）难关能过要自信"。 争取全面拿分，切忌轻易放弃任何部分。 抓总体柜架结构，切忌捡芝麻丢西瓜。 最后一个月巩固提高，应该从柜架结构入手，准确抓住主要线索及阶段特征，再对应基础史实，如重要事件、人物及评价问题。这样由大及小，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如中国古代史，从纵向（按时间）抓住六大阶段--先秦、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宋夏金元、明清，横向抓住四个方面--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这样构成网络体系，并准确掌握基本史实，总之，抓线索，突出重点，带动整体。 应考时抓审题，站史实，注意史论结合。 审题是做题的前题和关键，历史知识内容厌杂，但题目设计都有针对性：时间、空间、程度不同，相应内容也会有所变化，审题时要仔细抓住每个关键词，再确定落笔的角度，材料题要有针对性地审查是否将有效信息，抓信了，抓全了。问答题则要按设问结构分层解答，切忌从头到尾"一段论"，否则会失"踩分点"。 最后注意：回读考纲、回读课本、回读历史地图、回读错题，记信，只要稳定心理正常发挥就不会出现成绩滑坡，所以以稳为准，争取稳中提高。 自始至终抓好“三个着力点” 着力点一：狠抓历史基础知识，准确掌握重要的史实、概念和结论，理清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阶段特征和内在联系，形成学科内容的主干系统和知识网络： 准确记忆基本史实，力求在理解的基础上记忆，使知识网络化。 理解重要的历史概念和结论，这是形成历史思维能力的基本途径。 理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阶段特征和发展过程，从宏观角度去认识历史。 强化专题史复习，融会贯通，形成知识主干。 呵呵，其实历史真的比较容易复习，但是问题在于很多时候不容易拿高分，但是很多时候也拿不了低分所以看大家平时复习的功力咯 中国历史（八年级 上） 速 记 第一单元 侵略与反抗 第一课 鸦片战争 英国为开辟市场，走私鸦片危害广。 民族英雄林则徐，虎门销烟为国强。 一八四零鸦战起，《南京条约》丧权益。 赔款通商又割地，半殖半封近代史。 第二课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列强侵华战争 英法起祸端，火烧圆明园。 沙俄割领土，一百五十万。 南有太平军，反清抗洋兵。 奇兵杀华尔，千古留美名。 第三课 收复新疆 俄英垂延争新疆，入侵称汗阿古柏。 海塞并重左宗棠，先北后南好策略。 新疆收复回祖国，治理西北行省设。 第四课 甲午中日战争 一八九四甲午战，割地赔款丧主权。 世昌殉国黄海间，开设工厂增口岸。 北洋舰队全军没，大大加深殖民地。 《马关条约》被迫签，民族危机险空前。 第五课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八国联军侵满清，北京二度被占领。 赔巨款，派驻兵，辛丑年里泪盈盈。 严禁人民反列强，清朝变成洋人庭。 第二单元 近代化的探索 第六课 洋务运动 内忧外患陷困境，地主阶级忙自救。 19世纪60至90，师夷长技办洋务。 自强求富为口号，奕忻曾李又左张。 军事民用和学堂，富国强兵未达到。 资本主义得发展，启动中国近代化。 第七课 戊戌变法 公车上书给皇帝，维新变法运动起。 《中外纪闻》强学会，康梁奔走救危机。 光绪诏书要变革，救亡图强改现状。 维新百日终失败，爱国忧民精神扬。 第八课 辛亥革命 孙中山建同盟，三民主义作指导。 兴民族，争民权，改开土地为民生。 武昌起义震华夏，辛亥革命创民国。 推翻清朝帝制结，民主共和入民心。 第九课 新文化运动 《青年杂志》运动搞。 “民主科学”摇大旗，陈李胡鲁作代表。 十月革命送曙光，马克思主义响中国。 新文化运动载史册，人们思想大解放

中国经济与社会史评论文章题目高中英语答案第四版

１．A ２．C ３．D ４．B 无

评分说明：提炼并明确表达观点3分，能至少从三个角度史论结合论证观点9分，只表述观点而不作论证不给分。参考答案示例1：我同意明清时期“没有发展的增长”论断。理由：明清时期社会长期稳定，人口增长迅速，土地等资源日益紧张；明清时期传统农业经济虽有发展，但单位面积产量提高有限；新增粮食大多被新增人口消耗，不能为社会发展提供必要的积累。参考答案示例2：我不认同明清时期“没有发展的增长”论断。理由：明清时期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推动了商品经济的空前活跃；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发展，反封建的民主思想出现；中国开始出现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因素。参考答案示例3：我认为18世纪西方在许多方面落后于中国。理由：18世纪中国实行中央集权，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传统农业经济发展，商品经济空前活跃，综合国力强盛；以传统科技为代表的文化发达，领先世界。参考答案示例4：我认为18世纪中国已经落后于西方。理由：中国封建制度渐趋衰落，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开始在英法美初步确立；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西方部分国家已经开始工业革命；中国实行文化专制，西方启蒙运动发展到顶峰；从社会发展趋势看，中国已经落后于西方。参考答案示例5：我同意18世纪末19世纪初东西方之间开始“大分流”。理由：18世纪末19世纪初，中国依然在封建大道上徘徊，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迅速；殖民地的开拓扩大了资本主义活动范围，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向大西洋两侧扩展；西方科学革命和政治革命蓬勃发展，近代社会逐步建立。如有其他合理答案亦可同等给分。 试题分析：本题属于观点评析类题型。首先，从材料中归纳出一个观点并表明自己的态度；其次结合史实多角度来进行论证，一般可从政治、经济、思想等角度来分析；最后要适当进行总结。题目中“前近代”即近代前夕。材料中有有关观点有3个：明清时期是“没有发展的增长”；18世纪西方在许多方面落后于中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东西方之间开始“大分流”。结合自身的情况，选择理由较充分的一个观点论述即可。

中国经济与社会史评论文章题目高中英语答案第三版

第一题：首先要看清题目，“七一”是建党，了解和掌握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意义后不难选出答案，共产党是建立在工农阶级的基础之上，至此以后开始了有确定的革命思想（马克思主义）和政党的领导及有组织性的革命斗争。开启了中国现代史上革命的新纪元。“革命性质”和“革命任务”都不能反映题中的“新”。第二题：要从题中的1945年这个大的历史背景着手解题，就算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也是为了讨论和平建国的问题，考虑问题应当全面，最基本的是要对课本知识熟悉第三题：我只能从我自己的理解去解析，B和C的区别我认为很大，春秋战国时期是诸侯争霸，民不聊生的历史大变革时期，是从奴隶社会至封建社会的转型时期。这就是社会现实，诸子百家任何思想的提出：墨子的兼爱、非攻是仁，韩非子的法治是治国需严整，所有观点的提出都是根据当时动荡的社会而来。这三个题目都需考生看清题中的材料，从而在脑海里想到当时所处的历史时期。从历史时期中联想到当时许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诸多问题，不过只要细心审题，答案也并不难选出。希望我的回答能给你带来帮助，如果有错误的地方希望大家帮忙改正，我已经大学毕业两年，学的是财经，很多历史事实不一定全部记得。 ：）

邓小平曾说“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否则，要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就没有希望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8页、第218页)。但邓小平1977年复出工作后，频频外出访问，亲眼目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水平，对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实际差距有了清醒认识，对我国在20世纪末实现的现代化发展目标作了重新考虑。1979年10月，他说：关于四个现代化，“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4页)。邓小平“两步走”的最初设想，是到21世纪中叶接近发达国家水平。邓小平在调整20世纪末奋斗目标时，也在思考21世纪的奋斗目标。十二大前夕，他指出“我们摆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初步目标，这就是达到小康的水平。如果能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情况就比较好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取得了一个新起点。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6页)这里讲的还需要三十年到五十年的奋斗目标，就是21世纪去实现的宏伟战略。他解释这个目标说：“我们奋斗了几十年，就是为了消灭贫困。第一步，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就是不穷不富，日子比较好过的水平。第二步，再用三五十年的时间，在经济上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使人民生活比较富裕”；“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可以说是中变化。到下世纪中叶，能够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那才是大变化。到那时，社会主义中国的分量和作用就不同了，我们就可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页，第143页)1 的目标太明确，太具体又太遥远。。。

第一题的时代背景是1921年中共成立，A选项革命任务在鸦片战争后就已经确定：反帝反封建；C选项革命性质从大的方面说1840——1949都是民主革命，在细分的话1919年的五四运动后就已经是新民主革命所以中共成立并没有改变革命性质。至于为什么选D就没必要介绍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是这意思。第二题很长时间没看历史书了，这题回答的可能不准确。应该是在《双十协定》上提出的召开政协会议。毛到重庆的主要目的是尽快结束战争，明确建国后中共的地位，召开政协只是手段。并且对于长期生活在战争阴影下的人民最大的喜讯不是召开什么会议而是避免战争。还有我感觉你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没有分清楚重庆谈判和1945政协会议这两个事件。第三题当时的背景是诸国纷争战争不断，统治者都想增强自己的力量。虽然各学派的观点不同但都是为得到统治者的重视并重用自己，所以无论是儒家的“仁”还是发家主张的“依法为本”从本质上都是服务于统治者的需要。至于B和C的区别应该是B的范围更大，还有就是各学派提出的有关自然的观点也都是为了休养生息提高诸侯国的实力。

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是一门反思的科学，是对各种具体历史研究及其内在规律的探索的科学。其也是一门具有特殊性、综合性、整体性、真实性的具体的和实证的科学。中国经济史研究以各个历史时期社会经济形态的发生、发展、演变过程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探讨传统经济的现代化过程与建立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之间历史的连续性，力图揭示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及规律。中国经济史学从创立至今，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果。经济史只是历史学的一部分，其由于它的特殊性而被人们提出来单独研究。附：经济史的研究方法 （相关资料）史学研究必须以历史资料为基础，同时又要使用正确的研究方法，因此"方法论应当占有与历史资料同等重要的地位"（注：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由于经济史的特殊性，历史学和经济学的方法是经济史研究的两大基本方法。 （一）历史学方法 熊彼特明白地说经济史"只是通史的一部分，只是为了说明而把它从其余的部分分离出来"（注：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第65页。）。由于经济史是史学的一部分，因此史学方法当然也是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具体而言，是由于以下原因： 首先，传统的史学长于现象描述，因此也被视为"艺术"而非"科学"。而将过去的经济实践清楚地描绘出来并展示给世人，乃是经济史研究的主要目标之一。在此方面，没有其他方法可取代传统的史学方法。 其次，经济制度、经济事件等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这些研究中，定性分析是主要的方法，而这恰恰又正是史学方法之所长。对经济制度、经济事件等的研究是了解过去经济实践的基础，因此离开了史学方法就谈不上经济史研究。 再次，历史学的基本方法--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对经济史研究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胡适曾批评中国的传统史学说："中国人作史，最不讲究史料。神话、官书都可以作史料，全不问这些材料是否可靠。却不知道史料若不可靠，所作的历史便无信史的价值。"（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台湾里仁书局1982年版，第19页。）傅斯年更加强调史料学的重要性，甚至认为"史学便是史料学"，原因是"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注：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收于《傅斯年全集》第2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5、6页）。吴承明则指出：史料是史学的根本，绝对尊重史料，言必有证，论从史出，这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治史者必须从治史料开始，不治史料而径谈历史者，非史学家。由于史料并非史实，必须经过考据、整理，庶几接近史实，方能使用，因此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可以说是历史学的基本方法。从乾嘉学派到兰克学派，中外史家都力图通过考证分析，弄清历史记载的真伪和可靠程度（注：吴承明：《论历史主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2期。）。经济史研究只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因此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也是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无论何人研究经济史，都必须掌握历史学的基本方法（注：例如赵冈估计南宋中国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高达1/5，而该估计的基础主要是霍林斯沃斯(THHollingsworth)根据《马可?波罗游记》中所说的杭州胡椒消费量对南宋杭州城市人口作出的一个推测（即杭州城市人口多达500万甚至600-700万）。麦迪森借助于史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和巴拉兹(Etienne Balaz)对南宋杭州人口数量所作的考证，指出霍氏之说严重不符史实，因而赵氏据此所得出的结论也"证据极其不足"(Angus Maddison，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25)。）。 运用以上方法进行研究，并不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这种不重理论的做法，是传统史学方法的基本特征之一。这种不重理论的做法，也具有其特殊的价值，因为是否需要理论，乃是由研究的对象与目的所决定的。希克斯指出：在史学研究中，是否使用理论，在于我们到底是对一般现象还是对具体经过感兴趣。"如果我们感兴趣的是一般现象，那么就与理论（经济学理论或其他社会理论）有关。否则，通常就与理论无关"；而"历史学家的本行，不是以理论术语来进行思考，或者至多承认他可以利用某些不连贯的理论作为前途来解释某些特定的历史过程"（注：John Hicks，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因此对于任何一个经济史学家来说，传统的史学方法都是必须掌握的基本方法。 但不容否认的是，传统史学方法也有其先天不足。巴勒克拉夫总结20世纪上半叶国际史学的发展时，把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历史主义学派的不足作了归纳（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5-25页。）。吴承明对此作了进一步讨论，总结为以下五个方面：(1)史学是叙述式的，缺乏分析；又常是事件和史例的罗列，或用单线因果关系将它们联系起来，而缺乏整体性、结构性的研究；(2)强调历史事件、人物和国家的特殊性和个性，而不去研究一般模式和存在于过去的普遍规律；(3)在考察史料时采用归纳法和实证论，这种经验主义的方法不能在逻辑上肯定认识的真实性；在解释史料和做判断时，由于缺乏公理原则和强调个性，就主要凭史学家的主观推理和直觉：(4)或是根据伦理、道德取向来评议是非、臧否人物，或是认为一切是受时间、地点和历史环境决定，无绝对的善恶；(5)脱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来研究历史，认为历史学的惟一目的是真实地再现和理解过去（注：吴承明：《论历史主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2期。）。 由于传统史学方法存在上述问题，只依靠它们是难以深入研究经济史的。如吴承明所指出的那样，即使做到所用史料都正确无误，仍然不能保证就可得出正确的结论。传统史学所使用的基本方法是归纳法，而归纳法本身有缺陷，其中最突出的是：除非规定范围，所得结论都是单称命题，难以概括全体；虽然可以用概率论方法作些补救，但难用于历史。因此不求助于其他学科的方法，是无法深入研究经济史的。 （二）经济学方法 从对《检讨》的反应来看，在一些学者心目中，经济学的方法主要就是统计学的方法。这种想法不足为奇。希克斯说："凡是一种历史理论可能适用的历史现象，从我们对其兴趣而言，都可认为其具有统计学特征。经济史上的大多数现象（无论我们如何广泛地看），都确实具有这些特征。我们要问的经济史的问题，大都涉及那些可以具有此特征的类别。"但是希氏接着指出："从本质上来说，这并非经济史与其他历史之间的差别"，因为"在史学的任何分支中，我们都会发现自己在寻求统计学上的一致性。区别在于我们是对一般现象还是对具体经过感兴趣"（注：John Hicks，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因此把经济学方法等同于统计学方法的看法是很不全面的。对于那些可以获得大量数据的研究对象（注：例如王业键所收集的清代的米价数据、李中清所收集的清代人口数据，都数以十万计。），只有依靠统计学方法，才能进行研究。但是对于那些数据不丰的研究对象，统计学方法就难以奏效了，因此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学方法对于古代经济史研究并无多大用处。但是我们要强调：经济学方法决不仅只是统计学方法，而经济史研究中可以利用的经济学方法也有多种。在许多情况下，其他一些方法可能比统计学方法更为重要。 首先，经济学方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经济学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了主要的理论框架。凯恩斯说："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学说，不如说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维工具，一种构想技术。"（注：转引自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如果没有经济学提供的思维方法和构想技术，是无法进行经济史研究的。一些经济史学者拒绝经济学理论，但实际上他们也在不自觉地使用某种理论。至于这些理论是否正确，他们却并不去考虑。正因如此，他们往往在无意之中会得出一些错误的结论。典型的例子如亩产量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在我国人口稠密的东部地区，自清代中期以来，由于可耕地开垦殆尽，增加农业产量只好主要依靠提高亩产量。不少学者囿于这种习以为常的观念，把提高亩产量作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惟一手段（注：在《检讨》中讨论劳动生产率时，我以粮食亩产量增加作为判别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指标。这样做的原因及其特定条件，拙文中已作了清楚的解释。有的学者忽视了我所作的说明，从而对拙文产生误解，认为我所说的劳动生产率就是粮食亩产量。其之所以会如此，主要原因即如上所述。）。而从经济学观点来看，亩产量与劳动生产率并非同一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取决于劳动、资源、技术等要素相互关系的变化。在耕地资源丰富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可以通过"广种薄收"的方法达到。相反，在劳动力供给过多的情况下，亩产量虽然达到很高的水平，但却可能恰恰表现了"内卷化"（或"过密化"）下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注：伊懋可的"高水平平衡机制"和黄宗智"农业过密化"理论，都说的是这种情况。见伊懋可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第16章，以及同氏The High-Level Equipment Trap:the Causes of the Decline of Invention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Textile Industry(in Mark Elvin，Another History-Essays on China from a European Perspective，Wild Peony，1996)；黄宗智 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第8、9章，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以及同氏The Peasant Family Econom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350-1988，第3、16章。）。 其次，从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出发，我们可以对经济史上的一些问题作出更为合理的判断。例如在宋代江南，是否由于有了"最好的耕犁"（江东犁）和因"人多地少"导致的充足的劳动力，就会导致"精耕细作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呢？（注：漆侠：《宋代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0、178页。在分析精耕细作的发展问题时他还指出："这种耕作方法除犁需要改进和增加鋫刀这个垦田利器外，还必须有充足的劳动力，这两条缺少任何一条都是不能成功的。"）从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出发来看，"精耕细作"指的是劳动密集的耕作方式，而江东犁则代表了一种节省劳动的技术。劳动力的供给与劳动密集型的耕作之间通常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而与节省劳动的生产工具之间则通常是相互排斥的关系（注：大卫?勒旺(David Levine)对此作了明确的说明："由于劳动便宜而且供给充分，人们不愿进行资本投资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因为工资低，原始的生产技术仍是最有利可图的；低水平的技术，导致劳动集约化。"见David Levine，Family Formation in an Age of Nascent Capitalism，Academic Press，1977，14。）。一般而言，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农民通常采用的是节省土地的技术，而非使用节省劳动的技术（注：白馥兰也指出："技艺趋向型"技术和"机械型"技术都能增加单位农田的产量，但前者可视为土地的替代物，后者则可视为劳动的替代物。要在二者之间作出合理的选择，必须考虑在一种具体的情况下，何种投入能够最大地提高产量(Francesca Bray，The Rice Economy: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in Asian Societies，115，156)。）。农民在使用江东犁时，首先会计算使用的成本与收益，并与被使用这种耕犁而被节省下来的劳动的收益进行比较。如果比较的结果是不合算，那么就不会使用之（注：这一点，明末宋应星已说得非常明白。他指出：牛耕的效率大大高于人耕，但是在苏州一带，"会计牛值与水草之资，窃盗死病之变．不若人力亦便"（见《天工开物》乃粒第一卷稻工》。）。此外，如果没有发达的农村工业，使用江东犁节省下来的劳力也就没有了出路。在此情况下，农民为什么要使用江东犁呢？ 再次，对于比较具体的问题来说，经济学方法也非常重要，舍此即难以进行研究。亩产量问题是许多学者在读了《检讨》之后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这里我们就以此为例来讨论一下使用经济学方法进行研究的问题。 按照范赞登(Jan Luten von Zanden)的总结，近年来欧洲经济史学界研究近代以前亩产量所使用的主要方法有以下几种：(1)在意大利和东欧，主要是使用种子与产量之比的材料进行分析；(2)在法国、西班牙、瑞士、匈牙利等国，主要是使用什一税作为农业生产率的指标；(3)在英国以及法兰德斯，越来越集中于从遗嘱中获得的有关资料来估计作物亩产量和作物布局；(4)也有一些研究一直把地租资料作为农业生产率的一个指标（注：Jan Luten von Zanden，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in Europe，1500-）。简言之，主要的差别在于资料类型的不同。至于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仍是统计学方法。事实上，研究近代以前中国的亩产量的基本资料（田税、地租、家谱、分家文书、农书等），大体也属于上述类型。因此在中国亩产量研究中，统计学方法也是一种重要方法，但适用范围十分有限，原因是有关数字不够丰富，而且许多数字自身存在着各种问题。宋代亩产量记载不多，更难使用统计学方法研究亩产量，因此必须求助于其他的经济学方法。 柏金斯(Dwight Perkins)研究中国粮食亩产量时，使用了一种宏观分析方法：首先对一个地区人口和耕地的数量、种植制度以及人均粮食消费水平、用作交纳赋税的粮食的数量以及输出入的粮食的数量等一一进行研究，然后以所得结果为据，求出一个平均亩产量。很明显，只要人口等各种数据没有大错，那么这个平均亩产量也不会离开实际情况太远。同时，又从各种史料中大量收集亩产量数字并加以考证，选出其中比较可靠者，与上面得到的结果进行比较，并根据具体情况加以调整和修正，从而得出一个最接近实际情况的数字（注：Dwight Perkins，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1368-1968，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1969，14-23．我曾用这种方法对明后期（1620年左右）和清中期（1850年前后）江南的水稻亩产量进行了研究，得出的结果是：明后期（17世纪初期）江南的水稻亩产量大约为6石米，清中期（19世纪中期）则约为3石米；亦即后者较前者增加了7石，增长幅度大致为44%（参阅李伯重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1620-1850，pp:125-127、130-132）。这个结论与许多学者得出的结论差别颇大。）。虽然这个数字也不可能绝对准确，但是比起用其他方法得出的结果来说，应当是更接近实际情况。这种方法对于研究宋代江南粮食亩产量肯定也会很有帮助。宋代江南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而在这种社会中，人们主要追求的是产品的使用价值而非价值，即使剥削也有一定限度。农民生产出来的产品不可能大大低于和超过社会对这些产品的使用价值的总需求。这就为宋代江南亩产量的估计确定了一个可能的范围。倘若我们的估计超出了这个可能的范围，那么肯定是有问题的。 最后，我还要指出：经济学方法也有自身的适用范围，不能用它去完成其不能胜任的工作。例如计量分析是经济学的优势，但并非任何经济现象都可以"量化"的。有的学者读了《检讨》之后问：为什么你不为"什么是经济革命"提出一个明确的"量化"标准呢？我的回答是：为"经济革命"提出一个"量化"的标准很困难，因为"经济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是重大技术进步的出现，而重大技术进步本身并非一种可以"量化"的现象。此外，宋代江南有关史料匮缺，也使得计量分析非常困难（注：例如麦迪森已指出：8-13世纪中国农业中心转移到南方水稻地区并实行多种作物种植，导致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但是到底提高了多少，由于资料不足，无法量化。见Angus Maddison，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第4页。）。因此要对宋代江南的经济进行"量化"研究，可能已经超出经济学力所能及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