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论文4500字怎么写

新制度经济学论文4500字怎么写

食品安全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各个国家都对食品安全监管高度重视，我们通过对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的反思，结合我国政府主导型社会的背景，在政府主导型社会的基础上构建政府主导下的食品安全综合性监管模式。2005年从“苏丹红”事件到牛奶事件、甲醇啤酒、孔雀石绿、致癌薯条，食品安全的问题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国家食品安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它关系到每个食品消费者的切身利益、社会的稳定和社会公共利益。试想一个国家连公民的食品安全都不能保障，那么它的职能如何实现？它又怎能代表公民的利益、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可持续化发展呢？我们面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挑战，我们不得不追问和反思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监管机制和监管模式？一、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的理性反思（一）、公权力视角下食品安全监管的反思。我国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控制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对食品安全的监管也作为一种行政权力，完全由政府代表国家行使监管权力。改革开放之后，引入市场机制，但是我国是政府主导下市场经济改革，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政府主导型的社会。它是不完善的政府和不完善的市场的混合，市场失灵必然导致市场垄断、外部性问题、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问题，所以在食品安全领域，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主要代表，政府公权力是必须涉入的，运用政府公权力在立法、执法、司法、法律监督方面具有天然的成本优势。因为政府食品安全监管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是一种纯粹的公共产品，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它的资产专有性程度高，提供替代产品供给的成本代价高昂，并且很难获得法律上的权威性；若由私权利主体在食品安全监管立法、执法、司法方面供给，它的经济成本、社会成本是巨大的，不能发挥政府权力的规模成本优势、政府公信力优势，也必将造成社会监管成本的增加。由于政府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必然出现政府监管失灵、低效问题，导致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社会成本增加。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第一，食品安全监管的产权难以界定清晰，而产权不清晰导致信息不对称，政府官员在缺乏有效的激励制约机制下，很容易被食品利益集团“捕获”，可能出现权力异化、出租和寻租，出现政府监管行为与监管收益的“弱相关”的现象，导致政府监管行为违背社会的公共利益；第二，政府对食品安全监管的单一供给模式，公众对监管制度没有可选择性，政府在没有相应竞争压力的情况下，缺乏制度创新的动力，致使行政监管的效率低下，不能及时满足社会对食品监管需求，出现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的不均衡。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在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不均衡的情况下，产权难以界定清楚，社会资源会产生巨大的浪费，增加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并且食品安全监管直接关系地方经济利益的得失，使得地方政府对新制度抵制、修正，阻碍新制度的实施；第三，政府监管的的成本巨大，导致政府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监管。因为食品安全技术性、专业性很强，而受监管主体在技术上往往拥有信息成本优势，政府要想对受监管主体有效监管，必须在相关的技术、专业、行业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精力，形成庞大的官僚组织，直接增加政府监管成本，甚至，政府考虑到财政预算，监管的成本收益，不愿意提高监管能力；第四，政府监管行为的单方性、强制性、刚性， 导致行政监管行为的不易接受性，受监管主体可能会对监管行为不服，导致监管执行困难，增加行政的执行成本，也会引起不必要的争端，增加社会的诉讼成本；并且政府行为的单方性，信息不能在政府、受监管主体和消费者之间有效沟通，致使制度供给的非合意均衡，出现“零和博弈”和“负和博弈”，政府监管达不到帕累托最优效果。[1]（二）私权利视角下食品安全监管的反思私权利主体包括食品企业的投资者、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等，他们都可以成为食品安全监管的主体，其中消费者与食品安全利益关系最大，并且其他私权利主体在一定的程度上本身也是消费者，所以在这里我们主要反思消费者监管模式。食品安全关系到每个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他们的监管行为和监管收益“强相关”，他们对食品安全监管的动力最强，呼声最大，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对相关主体施加压力，通过公民的投票权、结社权推动国家、第三部门的监管，他们是食品安全监管的基础力量；食品消费者代表的利益主体最广泛，利害关系最明确，他们可以通过消费者购买指数消费者对受监管主体的经济利益进行影响，使受监管主体认识到食品安全关系到自身的经济利益、利润；同时食品消费者也可以通过诉讼等法律方式实现对受监管主体的监督，加大受监管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使他们在巨大的经济成本压力下规范运作，降低社会成本；最后食品消费者的直接监督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受监管主体的机会行为，也在另一方面节约了政府、第三部门的监管成本。虽私权利主体监管行为和收益“强相关”，但不一定必然促成“正相关”。由于信息的不对称，食品供给者具有明显的信息成本优势，他和消费者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食品消费者获得食品安全信息的成本高昂，也不可能在购买食品时收集所有相关的食品安全信息；另外食品安全信息具有专业性、技术性特点，普通的消费者也不具有收集、分析、判断的能力，并且信息收集、分析、处理的成本巨大；还有一些安全隐患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发现，如果这也需要消费者自我鉴别，也是成本高昂，也不具有可操作性；普通消费者提起食品安全诉讼，面对的是实力雄厚的企业，食品安全的举证需要较强的专业性，消费者在举证责任方面也很困难，这也增加了消费者的诉讼成本；还有食品安全关系重大，一旦发生事故，它的社会危害后果不堪设想，比如“公地悲剧”的出现，这些都论证了消费者个体食品安全监管的社会成本巨大，不具有可操作性，不利于保障消费者的基本权利。二、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合理重构的路径选择（一）、社会权力视角下的食品安全监管通过对公权力视角下食品安全监管和私权力视角下食品安全监管的反思，我们可以看到两种监管导致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监管缺乏多元性、公开性、互动性、参与性和开放性。为提高监管的效率，我们可以将视角转向社会权力领域，引入社会的力量、资源和组织，而第三部门契合了社会权力融入食品安全监管的需要。第三部门是指，以供给准公共产品为主要取向，不以盈利为主要目标，不具有强制性，实行自愿和自治式运作，独立于政府主体和私人主体之外的民间组织机构。[2]它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准公共性，它的设立是为了实现和维护以社会整体利益优化，主要供给准公共产品，不以供给私人产品为主要取向，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既没有私人主体的唯利性，也不象政府那样具有超市场性，虽然也要引入竞争机制，但它面向市场但不屈从于市场、超脱于市场但不能超越于市场；第二，非强制性，即完全不能（或主要不能）像政府部门那样借助于政府机器的强制力量来开展活动，也就是说，它应当主要靠自愿和自治的方式来运作；第三，民间性，即它在法律地位上是不能是政府的附属物，在人员任免上不能是政府编制，在业务活动上不能是政府命令或包办，这也是独立性的要求和表现，即它必须同时既独立于政府部门之外，又独立于私人部门之外，以保证它的管理规范、公平、公正，平衡协调政府和私人之间的关系，使它的管理更有可执行性，可接受性；第四，专业性，食品的安全信息具有较高的技术性、专业性，而且受监管者总是具有信息成本优势，这就需要第三部门主体具有专业性，能在相关的专业、行业、领域提供专业的服务，平衡各主体信息不对称之间的矛盾。并且第三部门是公众组织，它代表相关利益群体的公共利益，能更好的协调政府、受监管主体和消费者的利益关系，促使第三部门的食品安全监管行为与监管收益“正相关”。第三部门所具有的特征，使它对食品安全监管时更具有效率性、公正性、互动性、可接受性、专业性、参与性和开放性，降低具体食品安全监管的社会成本。第一，降低食品安全监管的立法、执法、司法成本。第三部门的融入，促成了政府、受监管主体、消费者之间的互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信息不对称，使国家在进行食品安全的立法时，充分考虑了其他监管主体和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增加了国家食品安全立法的科学性；第二，第三部门在提供技术、标准方面的专业、中立、公正，提高了食品安全监管的权威，增加社会受监管主体对监管行为的接受程度，使食品监管的规定利于执行，减少了食品安全监管的执行成本；食品安全监管立法的科学完善，执行的可接受性，减少了监管方面的纠纷，减少了不必要的诉讼成本，减轻国家司法资源的压力；第三，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第三部门具有开放性、互动性、多元性和参与性，可以在政府、消费者、受监管主体之间搭建了信息平台，食品安全信息低成本的向公众公开，消费者易于收集、分析、判断食品安全信息，相关主体在较低的信息成本下进行交易，降低了食品交易的契约成本，增加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心指数，提高消费者的消费信心，增加社会的经济收益；第四，降低食品安全监管制度的供给、变迁、创新的成本。由于政府、第三部门、消费者共同参与对食品安全的监管，首先在数量上增加了公共产品的供给，即增加了社会的总收益。再者，三元主体的供给，势必出现有效的竞争格局，在巨大竞争的压力下，供给主体必将提高供给的质量；三元监管主体之间是合意均衡，信息合理高效流动，监管制度更易于实现相对均衡，加快制度变迁的周期，降低食品安全监管的制度变迁成本；三元监管主体之间的有效竞争，增加了整个社会监管制度创新的动力。（二）、政府主导下的食品安全综合监管模式的构建我们通过对公权力和私权力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的反思，引入社会权力、力量、资源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管，社会权力能有效得平衡政府、受监管主体、私权利主体的利益关系，克服食品安全监管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以及市场经济中的外部性、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但是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也是政府主导下的改革，政府权力无处不在，并且长期形成了“大政府”和“小社会”、“强政府”和“弱社会”的局面，所以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也必须建立在政府主导的基础上，尤其是我国目前是社会转型期和政府转轨期，是不完善的市场和不完善的政府并存，若离开政府的主导进行食品安全监管是难以想象的，也难以实现食品安全监管的社会公共利益。政府主导下的食品安全综合监管体系可以实现监管行为和监管收益的“协调、可持续性正相关”。1、政府强化在食品安全立法、执法、司法方面的监管。第一，强化食品企业的市场准入标准。建立严格的食品企业市场准入制度，从源头上禁止不合格食品企业进入市场，是食品安全防护网的首要防线。我国法律应该明确食品经营企业具备的卫生条件和检测手段，对食品企业的立项、安全状况进行实质性审查，增加对食品企业的投资者和管理者强制性的培训和实质性的、不流于形式的考核，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第二，整合我国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体系。我国目前对食品安全监管的主要法律法规有《食品卫生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这些法律存在交叉、重叠、矛盾、空白，对同一食品违法行为，法律又不同的规定，有些规定甚至是矛盾的，但对有些违法行为，却出现法律的空白，没有相应的法律去规范，导致执法上的混乱；第三，组建政府监管的综合机构，提高监管效率。建立一个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合一且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横向监管机构，以中立者的身份在政府、受监管主体、消费者之间保持均衡，通过建立激励机制，实现监管的专业化和规模化；第四，加大受监管主体的违法责任后果。食品企业是理性经济人，也具有机会主义倾向，它们在进行食品的供给时，拥有较大的信息成本优势，如果对违法后果的预期成本低于违法收益，它们会尽一切努力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不惜损人利己，公然违背政府法律，甚至损害社会整体利益。所以必须加大违法责任后果，综合运用行政处罚、民事赔偿、刑事处罚，对受监管主体以经济、能力、商誉处罚，增加受监管主体的违法成本，使它在巨大经济、法律、社会成本的压力下克制机会主义行为。正如孟德斯鸠所言“虽然欲望可能会促使他们做坏人，然而利益却阻止他们这样做”。[3]2、政府加大对第三部门的培育和支持。第一，政府应通过立法确定第三部门的法律地位。目前我国第三部门主体的数量有限，质量不高，不能满足对食品安全监管的需求，并且我国第三部门的法律地位不高，没有完全独立的法律地位，在人事、业务、财务上受行政机关很大的限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三部门的监管将成为食品安全监管的重要力量，所以要大力发展第三部门，赋予其独立的法律地位和法律人格，使他们能独立得做出行为，政府也要把具体的食品安全管理权限回归给第三部门，使他们拥有准公共权力，保障它们的独立性、权威性、公正性；[4]第二，政府培育体系完整的第三部门组织。第三部门组织是监管食品安全的重要力量，要实现监管的作用，必须建立完整的组织体系，即建立制定食品安全标准的机构、食品安全的检测机构、食品安全的风险评估机构、食品安全信用评估机构、食品安全的信息收集、分析、披露机构，各机构分工合作，相互独立，相互配合，共同实现对食品安全的监管。第三，政府建立综合性监管网络，综合性监管本质是整合社会资源，利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实现监管目标，即调动政府立法、执法、司法监管、第三部门具体业务管理、媒体舆论监督、个人的起诉监督等，并利用网络平台，及时通报、发布食品安全的信息，并且实现在各监管主体之间信息共享，降低公众收集食品安全信息的成本。3、政府确保消费者的权利，建立消费者监管的利益驱动机制。第一，确保消费者个人的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依法诉讼权等。无论是政府主体的监管，还是第三部门的监管，都是由具体的个人来操作，而每个具体的个人都将扮演消费者的角色，最终落实到每个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依法诉讼权，也就客观上推动政府主体监管和第三部门主体的监管的实施；另外，消费者个人利益受到侵害，也最有动力对政府和第三部门施加压力，比如，向消费者协会投诉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来促使他们履行监管义务，实现对食品安全的依法监管。第二，建立消费者监管的利益驱动机制。消费者也是经济人，是市场中的弱势群体，在维护自己的权利时也要考虑成本收益，尤其是对抗实力强大的企业，所以政府要建立利益驱动机制，用利益来引导消费者的行为，提高消费者监管的动力。[5]政府尽量提供充分的食品安全信息，以克服信息不对称，促使消费者有能力进行更有的效的监管。减轻消费者在食品安全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延长起诉时效，提高受监管主体对消费者的民事赔偿标准，使消费者愿意起诉维护自己的权利。同时，政府要加大宣传，正确引导消费者健康消费，减少消费者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概率。

摘 要　　由于经济管理学一词的使用频率非常高，所以许多人误码以为经济学与经济管理学大同小异。事实上经济学与经济管理学的区别是有很大区别的两门学科。他们的根本区别在于经济学与经济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人在经济学与经济管理学中都是行为主体，但作为独立学科的经济学与经济管理学并不研究每一个具体的、各不相同的人；而是根据各自的学科目的与研究对象，基于人们的一般的普遍的行为特点，对人作抽象化、概念化的假定，以便于分析。这样得出的对人的认识就是行为主体的基本假定，这种基本假定是进一步分析的基本前提。因此对行为主体的不一样认为或假定导致以经济学与经济管理学的根本区别。经济学与经济管理学中对行为主体假定的表现在行为主体的基本倾向与相互关系两方面。关 键 词 ： 经济管理学的区别 经济学 经济管理 　　 目 录第一章 经济管理学行为主体基本倾向的区别 11、经济管理学的人性假设 12、经济管理学人性假设 23、人性假设的区别及其对经济管理学的影响 3第二章 经济管理学行为主体关系的区别 41、经济管理学中行为主体的关系 42、经济管理学中行为主体的关系 4第三章 经济管理学小结与补充说明 7结束语 8参考文献 ………………………………………………………………………… 9致敬 ……………………………………………………………………………… 10 第一章 经济管理学行为主体基本倾向的区别 对行为主体基本倾向的抽象化认识形成经济学与经济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经济学与经济管理学有不一样的派别，在经济学与经济管理学各自内部不一样派别之间的对人性假设的认识也不一致，但这种不一致辞只是大同小异，而两门学科之间却有很大的区别。1、经济管理学的人性假设 经济学以节约成本、扩大产出、优化资源配置为目标考虑规则的合理性，只能从大多数的一般行为出发进行分析，所以假定人是经济人（Economic Man）、理性人（Rational Man），或者是具有机会主义（Opportunism）倾向的人。 　　经济人的行为决策从自己的经济利益出发，通过收益和成本的比较使其净收益最大化。当然，讲到最大化时都是指一定条件下的尽可能大，而不是无限大，即最大化是条件极值。理性人的基本倾向和经济人一致，只是把经济利益扩大到综合利益与长期利益。如暂时的奉献是为了长远利益或心理上与声望上的满足。但是，经济学同时也认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货币是一般等价物，而且具有可测性、可比性与客观性，因而是衡量交易对象的价值与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的难以替代的尺度。所以综合利益的基础当然是经济利益，其衡量尺度也多用市场交易价值。因此。经济学的行为就是理性的行为，理性的行为就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 经济人假设借助于可计量的货币作尺度，特别有利于定量化分析或模型化，但经济人的假定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学的目标，而不是为了计量与模型化，这可从较少使用定量分析与模型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制度主义经济也挖于假定人是经济这一事实中得到证明。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人性假定，但隐含着经济人的假设。因为马克思把经济作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把经济基础作为上层建筑的决定因素，把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贪欲作为其理论前提。无疑，马克思是把行为主体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作为前提的，只是这一前提在分析抽象规律与资本家的行为特点时强调的多；而在分析工人的行为特点时强调的少。 　　新制度经济学仍然认为人以追求经济管理学利益为特征，只是对行为的理性程度颇有微词，认为人只具有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但是他们认为人具有机会主义倾向，总想搭便车（Free Rider）。机会主义就是不仅追求自身利益，而且想方设法用诡计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尽管不一定所有的行为主体都表现为明显的机会主义，但很难肯定那些人的机会主义倾向更小。显然，新制度经济学在否定完全理性的同时却更强调追求经济利益及其手段。从行为主体的基本倾向来看，这和经济人假设并没有很大的区别。 2、经济管理学人性假设 经济管理学以激励人的积极性、提高组织效率为目标，必须兼顾多数人的一般行为与少数人的特殊行为，因为少数的特殊行为以对提高组织效率非常重要。正因为如此，经济学坚守着经济人（机会主义）假设，而经济管理学却认为追求经济利益虽然是人的基本需要，但在人的多种需要中属于低级需要，因而经济管理学对人性的假设早已超越了经济人假设，而有了复杂人、社会人、管理人等新理论，沿着这一方向，经济管理学从经济学中分离出来并独立发展起来。 　　较早的管理思想中把人当作会说话的工具，认为人总是好吃懒做、好逸恶劳，毫无责任心，麦格雷戈把这种传统称为人性假设的X理论。 　　以泰罗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理论强调人追求经济利益的本性，使经济管理学和经济学的人性假设一度取得了共识。但不久后，梅奥从“霍桑实验”中认识到除了对经济利益的要求外，人们对社会与心理方面的要求也很重要，因而否定了经济人假设，提出了社会人假设。其他行为科学理论的代表人物从不一样侧面强化社会人假设。其中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把社会人假设发展为一个经典又精致需要模型。 　　当代经济管理学学派犹如丛林，对对人性的假设也犹如丛林，其中有代表性的是1978年诺贝尔奖得主西蒙在他的决策理论中阐述的人性假设。他认为管理就是决策，并且组织中不一样层级的员工都在做决策，所以都是管理人。 3、人性假设的区别及其对经济管理学的影响 经济人假设简单明了、便了分析，经济学以此为核心形成了公理体系与系统的方法（技巧）、原理与定律；而社会人、管理人等假设内涵丰富、复杂，难以形成公理体系。经济管理学在此基础上结合丰富的实践，形成了艺术性与技巧（经验）性很强的许多方法（技巧）原理与定理。二者各有优缺点，但区别是明显的。通俗地说，经济学中类似于“坏人假设”，经济管理学中类似于“好人假设”。 　　当代经济学与经济管理学都是学派林立众说纷纭。但由于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比较一致，因而经济学原理与实证分析领域的分歧并不是很大，分歧主要的在经济学原理的应用（如经济政策的制定）与规范分析方面。例如，经济学在不一样时代都有比较权威的教科书，非权威的教科书也是大同小异。而当代经济管理学由于其人性假设分歧较大，导致了几乎没有经典或权威的理论，也没有系统的理论框架，更没有权威的通行的教科书。有位经济学家曾经说，两个经济学家在一起讨论就会有三个经济学流派。借用这一思路能说，两个经济管理学家在一起讲座至少会有四个经济管理学流派。 第二章 经济管理学行为主体关系的区别　 1、经济管理学中行为主体的关系 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是资源配置，分工和交易是资源配置的主要的途径。通过市场进行交易能把行为主体的自利性动机转化为共利的结果。即实现“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所以经济学中行为主体的关系主要的体现为市场交易关系。市场交易的直接目的是交易双方都能获得利益，因而交易双方是平等的契约关系。经济学中的人不仅在人格上与地位是是平等的，而且经常学中也不大考虑粹分工、岗位职责与个人专长等方面差异必然造成的层资差序与隶属关系。这种关系能概括为行为主体的等同性。 　　上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在那一本教科书中明确指出，但它隐含在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中。因为经济人假设是对每一个人都有效的，经济人并不是关起门来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是在交换中实现利益最大化。由于每个人都有同样的倾向，所以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限制就是别人同样的利益最大化。如果每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过程中只许赚钱，不许你盈得，便不会出现经济学中需要和供给的均衡，也不会出现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均衡。 　　从经济学角度看，所谓“顾客是上帝”之类的说法都是卖主为了实现自身利益而使用的营销策略，因为供给者和需要者的关系完全是平等的。这些口号具有现实意义是由于特定的历史时期供给大于需要造成的。事实上顾客为了实现自己的交易目的，也能给卖主说一些好听的话（这种情况在市场上讨债价还价中经常）。总之，由于行为主体的等同性，从经济学角度看。交易双方都能向对方提出条件或拒绝对方的条件，也都能用抬高对方地位或贬低自己地位的策略实现自己的交易目的。2、经济管理学中行为主体的关系 经济管理学以激励人的积极性，提高组织效率为目标，从根本上说更加尊重人、重视人的作用。当然经济管理学中的个体（即行为主体，为避免和管理主体混淆暂用个体一词）在人格上也是平等的。但是经济管理学不得不考虑组织中不一样层级与不一样个体的职能。有的人分作为领导者，有的人分作为执行者，而且在不一样的场合下同一个人也要扮演不一样的角色，因而要把人看作“术业有专攻、能力有高低、地位有区别”的不一样个体。经济管理学中的人虽然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但在地位上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虽然不意味着高低贵j的区别，但意味着主体与客体、主动与被动的区别以及职能的区别、对组织贡献的区别。这种关系能概括为个体的差异性。 　　经济管理学中的一个基本原理是区分了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其中，人既是管理主体的核心，也是管理额体的核心。虽然同一行为主体在不一样的场合可能担任不一样的角色，但在同一管理过程中行为具体的人担任什么角色是明确区别的。这意味着经济管理学中人与人的差序关系是不可回避的。 　　事实上，不管是行政管理还是企业管理，不管理是企业组织形式中的U型还是M型与H型，科层制（Hierachy，或译官僚制）仍然是管理组织的基本形式。科层制中不一样岗位所要求的能力与个性特征的差别很大，这决定了经济管理学中人的差序性是明显。劳伦斯。彼得对科层制中人的差序关系作为精彩的分析，甚至说他创立了一门新的学科——层级组织学（Hierachiolgy）。 　　从上述分析能看出，尽管理经济管理学没有明确提出们的差序关系，但人们关系的差序性确实是经济管理学中隐含的前提。 　　正是由于经济管理学中的人是有差序性的人，因而在实际管理过程中特别强调员工要有敬业精神，“干一岗、爱一岗”。由于实际生活中的不平等体验会挫伤人们的积极性，经济管理学也很重视从心理上与感觉上给员工营造一种平等的氛围，以裣员工因地位与角色差序导致物不平等感，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管理学以实现组织目标作为自己的目标，把激励人的积极性、提高组织效率作为一种手段。必须兼顾多数人的一般行为和少数人的特殊行为，因为少数的特殊行为以对提高组织效率非常重要。正因为如此，经济学坚守着经济人（机会主义）假设，而管理学却认为追求经济利益虽然是人的基本需要，但在人的多种需要中属于低级需要，因而管理学对人性的假设早已超越了经济人假设，而有了复杂人、社会人、管理人等新理论，沿着这一方向，管理学从经济学中分离出来并独立发展起来。较早的管理思想中把人当作会说话的工具，认为人总是好吃懒做、好逸恶劳，毫无责任心，麦格雷戈把这种传统称为人性假设的X理论。以泰罗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理论强调人追求经济利益的本性，使管理学与经济学的人性假设一度取得了共识。但不久后，梅奥从“霍桑实验”中认识到除了对经济利益的要求外，人们对社会和心理方面的要求也很重要，因而否定了经济人假设，提出了社会人假设。其他行为科学理论的代表人物从不同侧面强化社会人假设。其中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把社会人假设发展为一个经典又精致需要模型。当代管理学学派犹如丛林，对对人性的假设也犹如丛林，其中有代表性的是1978年诺贝尔奖得主西蒙在他的决策理论中阐述的人性假设。他认为管理就是决策，并且组织中不同层级的员工都在做决策，所以都是管理人。从这个意义上，管理学的科学性是不如经济学的。 管理学和经济学他们的学术分工不一样。经济学的目标是在资源一定的情况下，为了实现整个人类或者说整个社会的利益，以及实现目标有的手段。象微观宏观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都是以地域或者行业的不同在实现财富最大化目标的。而象计量经济学、博弈论则是经济学分析工具的改进。而制度经济学，家庭经济学和公共选择学派的出现，则是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延伸和改进，是从另一个角度去解释经济现象，把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延伸到社会学、政治学等其它学科。在斯密的理念中，通过社会分工，通过交换，通过市场竞争，就能依靠人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行为，实现整个社会的财富的增加。在经济学的世界里，行为主体之间是自由的、平等的。社会中的人是分层次的，但是在经济活动中，则是平等的。当然经济学发展到今天，实际上更多的是进行局部的改进，有些是涉及到根源问题，有些是对原来的理论作局部的完善。象今年的3个研究机制设计的学者，他们研究的实际上是如何在一个实现的组织中提高效率的问题了，不是那种传统意义纯粹的经济学。 第三章 经济管理学小结与补充说明 　　经济学注重设计合理的游戏规则，开发制度资源，因而经济学假定人是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经济人，他们的相互关系是等同的。因为经济学对人的假设简化而一致，所以经济学理论的系统性、科学性、统一性较强；经济管理学注重调动人的积极性，开发人力资源，因而经济管理学假定人是具有多种需要的复杂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差序关系。因为经济管理学对人的假设丰富且分歧较大，所以经济管理学的概权变性、艺术性、多样性较强。 　　当然理论抽象的区别并不意味着实际应用的泾渭分明。恰恰相反，正象工业生产中把物理学与化学原理的应用交织在一起一样，实际应用中经济学原理和管理原理也是交织在一起的。尽管如此，理论上仍然有必要明确两者的区别。认识相者的区别有助于两门学科的相互借鉴与各自完善，也有助于两门学科的交×或边缘学科的研究。　　 　　　　 结束语 事实上经济学与经济管理学的区别是有很大区别的两门学科。他们的根本区别在于经济学与经济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人在经济学与经济管理学中都是行为主体，但作为独立学科的经济学与经济管理学并不研究每一个具体的、各不相同的人；而是根据各自的学科目的与研究对象，基于人们的一般的普遍的行为特点，对人作抽象化、概念化的假定，以便于分析。这样得出的对人的认识就是行为主体的基本假定，这种基本假定是进一步分析的基本前提。因此对行为主体的不一样认为或假定导致以经济学与经济管理学的根本区别。

新制度经济学(英语：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是一个侧重于交易成本的经济学研究领域，交易成本是指在建立商品交易过程中，没有被易主考虑到而损耗掉的成本，譬如讨价还价花去的精力与时间，为防止受骗而采取的保险措施等，这些举动花费的成本都是交易成本，因为其范围涵盖太广泛，至今具体的定义仍有很多说法。交易费用理论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交易费用思想是科斯在1937年的论文《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提出的，科斯认为，交易费用应包括度量、界定和保障产权的费用，发现交易对象和交易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订立合同的费用，督促契约条款严格履行的费用等等。交易费用的提出，对于新制度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配置的，交易费用理论表明交易活动是稀缺的，市场的不确定性导致交易也是冒风险的，因而交易也有代价，从而也就有如何配置的问题。资源配置问题就是经济效率问题。所以，一定的制度必须提高经济效率，否则旧的制度将会被新的制度所取代。这样，制度分析才被认为真正纳入了经济学分析之中。产权理论新制度经济学家一般都认为，产权是一种权利，是一种社会关系，是规定人们相互行为关系的一种规则，并且是社会的基础性规则。产权经济学大师阿尔钦认为：“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物品的使用的权利。”这揭示了产权的本质是社会关系。在鲁宾逊一个人的世界里，产权是不起作用的。只有在相互交往的人类社会中，人们才必须相互尊重产权。产权是一个权利束，是一个复数概念，包括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等。当一种交易在市场中发生时，就发生了两束权利的交换。交易中的产权束所包含的内容影响物品的交换价值，这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观点之一。产权实质上是一套激励与约束机制。影响和激励行为，是产权的一个基本功能。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安排直接影响资源配置效率，一个社会的经济绩效如何，最终取决于产权安排对个人行为所提供的激励。企业理论科斯运用其首创的交易费用分析工具，对企业的性质以及企业与市场并存于现实经济世界这一事实做出了先驱性的解释，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单一生产制度体系——市场机制，拓展为彼此之间存在替代关系的、包括企业与市场的二重生产制度体系。科斯认为，市场机制是一种配置资源的手段，企业也是一种配置资源的手段，二者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在科斯看来，市场机制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交易费用的节省是企业产生、存在以及替代市场机制的惟一动力。而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在哪里呢？科斯认为，由于企业管理也是有费用的，企业规模不可能无限扩大，其限度在于：利用企业方式组织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市场交易的成本。制度变迁理论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代表人物是诺斯，他强调，技术的革新固然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但人们如果没有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冲动，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包括产权制度、法律制度等）构建把技术创新的成果巩固下来，那么人类社会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不可设想的。总之，诺斯认为，在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面，制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制度变迁的原因之一就是相对节约交易费用，即降低制度成本，提高制度效益。所以，制度变迁可以理解为一种收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收益较低的制度的替代过程。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构成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块基石。制度变迁理论涉及制度变迁的原因或制度的起源问题、制度变迁的动力、制度变迁的过程、制度变迁的形式、制度移植、路径依赖等。科斯的原创性贡献，使经济学从零交易费用的新古典世界走向正交易费用的现实世界，从而获得了对现实世界较强的解释力。经过威廉姆逊等人的发挥和传播，交易费用理论已经成为新制度经济学中极富扩张力的理论框架。引入交易费用进行各种经济学的分析是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目前，正交易费用及其相关假定已经构成了可能替代新古典环境的新制度环境，正在影响许多经济学家的思维和信念。一般认为，新制度经济学是由科斯的《企业的性质》这篇文章所开创的。

新制度经济学论文4500字

新制度经济学(英语：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是一个侧重于交易成本的经济学研究领域，交易成本是指在建立商品交易过程中，没有被易主考虑到而损耗掉的成本，譬如讨价还价花去的精力与时间，为防止受骗而采取的保险措施等，这些举动花费的成本都是交易成本，因为其范围涵盖太广泛，至今具体的定义仍有很多说法。交易费用理论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交易费用思想是科斯在1937年的论文《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提出的，科斯认为，交易费用应包括度量、界定和保障产权的费用，发现交易对象和交易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订立合同的费用，督促契约条款严格履行的费用等等。交易费用的提出，对于新制度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配置的，交易费用理论表明交易活动是稀缺的，市场的不确定性导致交易也是冒风险的，因而交易也有代价，从而也就有如何配置的问题。资源配置问题就是经济效率问题。所以，一定的制度必须提高经济效率，否则旧的制度将会被新的制度所取代。这样，制度分析才被认为真正纳入了经济学分析之中。产权理论新制度经济学家一般都认为，产权是一种权利，是一种社会关系，是规定人们相互行为关系的一种规则，并且是社会的基础性规则。产权经济学大师阿尔钦认为：“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物品的使用的权利。”这揭示了产权的本质是社会关系。在鲁宾逊一个人的世界里，产权是不起作用的。只有在相互交往的人类社会中，人们才必须相互尊重产权。产权是一个权利束，是一个复数概念，包括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等。当一种交易在市场中发生时，就发生了两束权利的交换。交易中的产权束所包含的内容影响物品的交换价值，这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观点之一。产权实质上是一套激励与约束机制。影响和激励行为，是产权的一个基本功能。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安排直接影响资源配置效率，一个社会的经济绩效如何，最终取决于产权安排对个人行为所提供的激励。企业理论科斯运用其首创的交易费用分析工具，对企业的性质以及企业与市场并存于现实经济世界这一事实做出了先驱性的解释，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单一生产制度体系——市场机制，拓展为彼此之间存在替代关系的、包括企业与市场的二重生产制度体系。科斯认为，市场机制是一种配置资源的手段，企业也是一种配置资源的手段，二者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在科斯看来，市场机制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交易费用的节省是企业产生、存在以及替代市场机制的惟一动力。而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在哪里呢？科斯认为，由于企业管理也是有费用的，企业规模不可能无限扩大，其限度在于：利用企业方式组织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市场交易的成本。制度变迁理论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代表人物是诺斯，他强调，技术的革新固然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但人们如果没有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冲动，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包括产权制度、法律制度等）构建把技术创新的成果巩固下来，那么人类社会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不可设想的。总之，诺斯认为，在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面，制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制度变迁的原因之一就是相对节约交易费用，即降低制度成本，提高制度效益。所以，制度变迁可以理解为一种收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收益较低的制度的替代过程。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构成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块基石。制度变迁理论涉及制度变迁的原因或制度的起源问题、制度变迁的动力、制度变迁的过程、制度变迁的形式、制度移植、路径依赖等。科斯的原创性贡献，使经济学从零交易费用的新古典世界走向正交易费用的现实世界，从而获得了对现实世界较强的解释力。经过威廉姆逊等人的发挥和传播，交易费用理论已经成为新制度经济学中极富扩张力的理论框架。引入交易费用进行各种经济学的分析是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目前，正交易费用及其相关假定已经构成了可能替代新古典环境的新制度环境，正在影响许多经济学家的思维和信念。一般认为，新制度经济学是由科斯的《企业的性质》这篇文章所开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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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经济管理学一词的使用频率非常高，所以许多人误码以为经济学与经济管理学大同小异。事实上经济学与经济管理学的区别是有很大区别的两门学科。他们的根本区别在于经济学与经济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人在经济学与经济管理学中都是行为主体，但作为独立学科的经济学与经济管理学并不研究每一个具体的、各不相同的人；而是根据各自的学科目的与研究对象，基于人们的一般的普遍的行为特点，对人作抽象化、概念化的假定，以便于分析。这样得出的对人的认识就是行为主体的基本假定，这种基本假定是进一步分析的基本前提。因此对行为主体的不一样认为或假定导致以经济学与经济管理学的根本区别。经济学与经济管理学中对行为主体假定的表现在行为主体的基本倾向与相互关系两方面。关 键 词 ： 经济管理学的区别 经济学 经济管理 　　 目 录第一章 经济管理学行为主体基本倾向的区别 11、经济管理学的人性假设 12、经济管理学人性假设 23、人性假设的区别及其对经济管理学的影响 3第二章 经济管理学行为主体关系的区别 41、经济管理学中行为主体的关系 42、经济管理学中行为主体的关系 4第三章 经济管理学小结与补充说明 7结束语 8参考文献 ………………………………………………………………………… 9致敬 ……………………………………………………………………………… 10 第一章 经济管理学行为主体基本倾向的区别 对行为主体基本倾向的抽象化认识形成经济学与经济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经济学与经济管理学有不一样的派别，在经济学与经济管理学各自内部不一样派别之间的对人性假设的认识也不一致，但这种不一致辞只是大同小异，而两门学科之间却有很大的区别。1、经济管理学的人性假设 经济学以节约成本、扩大产出、优化资源配置为目标考虑规则的合理性，只能从大多数的一般行为出发进行分析，所以假定人是经济人（Economic Man）、理性人（Rational Man），或者是具有机会主义（Opportunism）倾向的人。 　　经济人的行为决策从自己的经济利益出发，通过收益和成本的比较使其净收益最大化。当然，讲到最大化时都是指一定条件下的尽可能大，而不是无限大，即最大化是条件极值。理性人的基本倾向和经济人一致，只是把经济利益扩大到综合利益与长期利益。如暂时的奉献是为了长远利益或心理上与声望上的满足。但是，经济学同时也认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货币是一般等价物，而且具有可测性、可比性与客观性，因而是衡量交易对象的价值与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的难以替代的尺度。所以综合利益的基础当然是经济利益，其衡量尺度也多用市场交易价值。因此。经济学的行为就是理性的行为，理性的行为就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 经济人假设借助于可计量的货币作尺度，特别有利于定量化分析或模型化，但经济人的假定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学的目标，而不是为了计量与模型化，这可从较少使用定量分析与模型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制度主义经济也挖于假定人是经济这一事实中得到证明。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人性假定，但隐含着经济人的假设。因为马克思把经济作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把经济基础作为上层建筑的决定因素，把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贪欲作为其理论前提。无疑，马克思是把行为主体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作为前提的，只是这一前提在分析抽象规律与资本家的行为特点时强调的多；而在分析工人的行为特点时强调的少。 　　新制度经济学仍然认为人以追求经济管理学利益为特征，只是对行为的理性程度颇有微词，认为人只具有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但是他们认为人具有机会主义倾向，总想搭便车（Free Rider）。机会主义就是不仅追求自身利益，而且想方设法用诡计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尽管不一定所有的行为主体都表现为明显的机会主义，但很难肯定那些人的机会主义倾向更小。显然，新制度经济学在否定完全理性的同时却更强调追求经济利益及其手段。从行为主体的基本倾向来看，这和经济人假设并没有很大的区别。 2、经济管理学人性假设 经济管理学以激励人的积极性、提高组织效率为目标，必须兼顾多数人的一般行为与少数人的特殊行为，因为少数的特殊行为以对提高组织效率非常重要。正因为如此，经济学坚守着经济人（机会主义）假设，而经济管理学却认为追求经济利益虽然是人的基本需要，但在人的多种需要中属于低级需要，因而经济管理学对人性的假设早已超越了经济人假设，而有了复杂人、社会人、管理人等新理论，沿着这一方向，经济管理学从经济学中分离出来并独立发展起来。 　　较早的管理思想中把人当作会说话的工具，认为人总是好吃懒做、好逸恶劳，毫无责任心，麦格雷戈把这种传统称为人性假设的X理论。 　　以泰罗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理论强调人追求经济利益的本性，使经济管理学和经济学的人性假设一度取得了共识。但不久后，梅奥从“霍桑实验”中认识到除了对经济利益的要求外，人们对社会与心理方面的要求也很重要，因而否定了经济人假设，提出了社会人假设。其他行为科学理论的代表人物从不一样侧面强化社会人假设。其中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把社会人假设发展为一个经典又精致需要模型。 　　当代经济管理学学派犹如丛林，对对人性的假设也犹如丛林，其中有代表性的是1978年诺贝尔奖得主西蒙在他的决策理论中阐述的人性假设。他认为管理就是决策，并且组织中不一样层级的员工都在做决策，所以都是管理人。 3、人性假设的区别及其对经济管理学的影响 经济人假设简单明了、便了分析，经济学以此为核心形成了公理体系与系统的方法（技巧）、原理与定律；而社会人、管理人等假设内涵丰富、复杂，难以形成公理体系。经济管理学在此基础上结合丰富的实践，形成了艺术性与技巧（经验）性很强的许多方法（技巧）原理与定理。二者各有优缺点，但区别是明显的。通俗地说，经济学中类似于“坏人假设”，经济管理学中类似于“好人假设”。 　　当代经济学与经济管理学都是学派林立众说纷纭。但由于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比较一致，因而经济学原理与实证分析领域的分歧并不是很大，分歧主要的在经济学原理的应用（如经济政策的制定）与规范分析方面。例如，经济学在不一样时代都有比较权威的教科书，非权威的教科书也是大同小异。而当代经济管理学由于其人性假设分歧较大，导致了几乎没有经典或权威的理论，也没有系统的理论框架，更没有权威的通行的教科书。有位经济学家曾经说，两个经济学家在一起讨论就会有三个经济学流派。借用这一思路能说，两个经济管理学家在一起讲座至少会有四个经济管理学流派。 第二章 经济管理学行为主体关系的区别　 1、经济管理学中行为主体的关系 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是资源配置，分工和交易是资源配置的主要的途径。通过市场进行交易能把行为主体的自利性动机转化为共利的结果。即实现“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所以经济学中行为主体的关系主要的体现为市场交易关系。市场交易的直接目的是交易双方都能获得利益，因而交易双方是平等的契约关系。经济学中的人不仅在人格上与地位是是平等的，而且经常学中也不大考虑粹分工、岗位职责与个人专长等方面差异必然造成的层资差序与隶属关系。这种关系能概括为行为主体的等同性。 　　上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在那一本教科书中明确指出，但它隐含在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中。因为经济人假设是对每一个人都有效的，经济人并不是关起门来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是在交换中实现利益最大化。由于每个人都有同样的倾向，所以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限制就是别人同样的利益最大化。如果每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过程中只许赚钱，不许你盈得，便不会出现经济学中需要和供给的均衡，也不会出现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均衡。 　　从经济学角度看，所谓“顾客是上帝”之类的说法都是卖主为了实现自身利益而使用的营销策略，因为供给者和需要者的关系完全是平等的。这些口号具有现实意义是由于特定的历史时期供给大于需要造成的。事实上顾客为了实现自己的交易目的，也能给卖主说一些好听的话（这种情况在市场上讨债价还价中经常）。总之，由于行为主体的等同性，从经济学角度看。交易双方都能向对方提出条件或拒绝对方的条件，也都能用抬高对方地位或贬低自己地位的策略实现自己的交易目的。2、经济管理学中行为主体的关系 经济管理学以激励人的积极性，提高组织效率为目标，从根本上说更加尊重人、重视人的作用。当然经济管理学中的个体（即行为主体，为避免和管理主体混淆暂用个体一词）在人格上也是平等的。但是经济管理学不得不考虑组织中不一样层级与不一样个体的职能。有的人分作为领导者，有的人分作为执行者，而且在不一样的场合下同一个人也要扮演不一样的角色，因而要把人看作“术业有专攻、能力有高低、地位有区别”的不一样个体。经济管理学中的人虽然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但在地位上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虽然不意味着高低贵j的区别，但意味着主体与客体、主动与被动的区别以及职能的区别、对组织贡献的区别。这种关系能概括为个体的差异性。 　　经济管理学中的一个基本原理是区分了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其中，人既是管理主体的核心，也是管理额体的核心。虽然同一行为主体在不一样的场合可能担任不一样的角色，但在同一管理过程中行为具体的人担任什么角色是明确区别的。这意味着经济管理学中人与人的差序关系是不可回避的。 　　事实上，不管是行政管理还是企业管理，不管理是企业组织形式中的U型还是M型与H型，科层制（Hierachy，或译官僚制）仍然是管理组织的基本形式。科层制中不一样岗位所要求的能力与个性特征的差别很大，这决定了经济管理学中人的差序性是明显。劳伦斯。彼得对科层制中人的差序关系作为精彩的分析，甚至说他创立了一门新的学科——层级组织学（Hierachiolgy）。 　　从上述分析能看出，尽管理经济管理学没有明确提出们的差序关系，但人们关系的差序性确实是经济管理学中隐含的前提。 　　正是由于经济管理学中的人是有差序性的人，因而在实际管理过程中特别强调员工要有敬业精神，“干一岗、爱一岗”。由于实际生活中的不平等体验会挫伤人们的积极性，经济管理学也很重视从心理上与感觉上给员工营造一种平等的氛围，以裣员工因地位与角色差序导致物不平等感，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管理学以实现组织目标作为自己的目标，把激励人的积极性、提高组织效率作为一种手段。必须兼顾多数人的一般行为和少数人的特殊行为，因为少数的特殊行为以对提高组织效率非常重要。正因为如此，经济学坚守着经济人（机会主义）假设，而管理学却认为追求经济利益虽然是人的基本需要，但在人的多种需要中属于低级需要，因而管理学对人性的假设早已超越了经济人假设，而有了复杂人、社会人、管理人等新理论，沿着这一方向，管理学从经济学中分离出来并独立发展起来。较早的管理思想中把人当作会说话的工具，认为人总是好吃懒做、好逸恶劳，毫无责任心，麦格雷戈把这种传统称为人性假设的X理论。以泰罗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理论强调人追求经济利益的本性，使管理学与经济学的人性假设一度取得了共识。但不久后，梅奥从“霍桑实验”中认识到除了对经济利益的要求外，人们对社会和心理方面的要求也很重要，因而否定了经济人假设，提出了社会人假设。其他行为科学理论的代表人物从不同侧面强化社会人假设。其中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把社会人假设发展为一个经典又精致需要模型。当代管理学学派犹如丛林，对对人性的假设也犹如丛林，其中有代表性的是1978年诺贝尔奖得主西蒙在他的决策理论中阐述的人性假设。他认为管理就是决策，并且组织中不同层级的员工都在做决策，所以都是管理人。从这个意义上，管理学的科学性是不如经济学的。 管理学和经济学他们的学术分工不一样。经济学的目标是在资源一定的情况下，为了实现整个人类或者说整个社会的利益，以及实现目标有的手段。象微观宏观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都是以地域或者行业的不同在实现财富最大化目标的。而象计量经济学、博弈论则是经济学分析工具的改进。而制度经济学，家庭经济学和公共选择学派的出现，则是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延伸和改进，是从另一个角度去解释经济现象，把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延伸到社会学、政治学等其它学科。在斯密的理念中，通过社会分工，通过交换，通过市场竞争，就能依靠人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行为，实现整个社会的财富的增加。在经济学的世界里，行为主体之间是自由的、平等的。社会中的人是分层次的，但是在经济活动中，则是平等的。当然经济学发展到今天，实际上更多的是进行局部的改进，有些是涉及到根源问题，有些是对原来的理论作局部的完善。象今年的3个研究机制设计的学者，他们研究的实际上是如何在一个实现的组织中提高效率的问题了，不是那种传统意义纯粹的经济学。 第三章 经济管理学小结与补充说明 　　经济学注重设计合理的游戏规则，开发制度资源，因而经济学假定人是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经济人，他们的相互关系是等同的。因为经济学对人的假设简化而一致，所以经济学理论的系统性、科学性、统一性较强；经济管理学注重调动人的积极性，开发人力资源，因而经济管理学假定人是具有多种需要的复杂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差序关系。因为经济管理学对人的假设丰富且分歧较大，所以经济管理学的概权变性、艺术性、多样性较强。 　　当然理论抽象的区别并不意味着实际应用的泾渭分明。恰恰相反，正象工业生产中把物理学与化学原理的应用交织在一起一样，实际应用中经济学原理和管理原理也是交织在一起的。尽管如此，理论上仍然有必要明确两者的区别。认识相者的区别有助于两门学科的相互借鉴与各自完善，也有助于两门学科的交×或边缘学科的研究。　　 　　　　 结束语 事实上经济学与经济管理学的区别是有很大区别的两门学科。他们的根本区别在于经济学与经济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人在经济学与经济管理学中都是行为主体，但作为独立学科的经济学与经济管理学并不研究每一个具体的、各不相同的人；而是根据各自的学科目的与研究对象，基于人们的一般的普遍的行为特点，对人作抽象化、概念化的假定，以便于分析。这样得出的对人的认识就是行为主体的基本假定，这种基本假定是进一步分析的基本前提。因此对行为主体的不一样认为或假定导致以经济学与经济管理学的根本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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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经济学论文3000字怎么写

把我的给你看看：要素投入与经济增长问题研究——以山东省为例摘 要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要素投入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本文通过研究山东省经济增长过程中要素投入状况，总结出山东省经济增长的真正原因，为今后经济的发展提出了科学建议，这对于山东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选择合理的要素投入组合，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要素投入为研究对象，探索各种要素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旨在发掘山东省经济增长的深层次原因，寻找经济增长的潜力，从而推动山东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本文运用西方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统计学、计量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等相关理论和分析方法，内容主要围绕山东省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模型的建立、数据的收集、模型参数的估计、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测算几个方面进行。主要研究成果是：根据经济学相关理论和微积分有关知识，建立了区域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包含了劳动投入、物质资本投入、外资投入、人力资本投入、制度因素、技术进步六个要素，要素的选择既结合了经济学基本理论，又考虑到了山东省的实际，能够较为真实的反映山东省经济增长的实际。运用统计学方法估计出各种要素的产出弹性，并计算出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根据测算结果，（1）山东省经济增长属于资本推动型，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近年来有增大的趋势。虽然物质资本投入的贡献率较大，但其产出弹性却相对较小，物质资本的产出效率并不高；（2）山东省劳动投入的贡献率有所降低。在改革开放初期，山东省经济增长还主要依靠劳动投入，在以后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投入的贡献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3）外资投入尚未发挥应有作用。外资投入的产出弹性在所考虑的几个要素中是最小的一个。外资投入的增长率是较大的，但是由于产出弹性较小，外资投入的贡献始终不大；（4）人力资本投入的贡献率与它的弹性系数并不相称。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在几个要素中仅次于劳动投入，但最后计算出的贡献率却往往比较小；（5）制度因素的产出弹性仅次于劳动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而且制度因素的贡献率一直比较稳定。针对统计分析的结果，总结山东省经济增长的特点，并从实际出发提出可行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对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了适当的改进，更加全面的考虑到各种要素投入对山东省经济增长的影响；（2）在估计模型参数时运用了主成分分析方法和岭回归估计，考虑到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以放弃最小二乘法的无偏性，放弃部分精确度为代价来寻求效果稍差但更符合实际的回归过程。关键词：经济增长 要素投入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要素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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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经济学：浮躁背后应是客观的评析———读《产权经济学导论》黄桂田自80年代初期以来，在中国经济学界，掀起了一股产权经济学（有的称之为新制度经济学）热。对于产权、交易费用、制度变迁等概念，在中国大陆的经济学文献中，早已是属于出现频率极高的范畴。相当多 黄桂田;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

新制度经济学(英语：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是一个侧重于交易成本的经济学研究领域，交易成本是指在建立商品交易过程中，没有被易主考虑到而损耗掉的成本，譬如讨价还价花去的精力与时间，为防止受骗而采取的保险措施等，这些举动花费的成本都是交易成本，因为其范围涵盖太广泛，至今具体的定义仍有很多说法。交易费用理论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交易费用思想是科斯在1937年的论文《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提出的，科斯认为，交易费用应包括度量、界定和保障产权的费用，发现交易对象和交易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订立合同的费用，督促契约条款严格履行的费用等等。交易费用的提出，对于新制度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配置的，交易费用理论表明交易活动是稀缺的，市场的不确定性导致交易也是冒风险的，因而交易也有代价，从而也就有如何配置的问题。资源配置问题就是经济效率问题。所以，一定的制度必须提高经济效率，否则旧的制度将会被新的制度所取代。这样，制度分析才被认为真正纳入了经济学分析之中。产权理论新制度经济学家一般都认为，产权是一种权利，是一种社会关系，是规定人们相互行为关系的一种规则，并且是社会的基础性规则。产权经济学大师阿尔钦认为：“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物品的使用的权利。”这揭示了产权的本质是社会关系。在鲁宾逊一个人的世界里，产权是不起作用的。只有在相互交往的人类社会中，人们才必须相互尊重产权。产权是一个权利束，是一个复数概念，包括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等。当一种交易在市场中发生时，就发生了两束权利的交换。交易中的产权束所包含的内容影响物品的交换价值，这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观点之一。产权实质上是一套激励与约束机制。影响和激励行为，是产权的一个基本功能。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安排直接影响资源配置效率，一个社会的经济绩效如何，最终取决于产权安排对个人行为所提供的激励。企业理论科斯运用其首创的交易费用分析工具，对企业的性质以及企业与市场并存于现实经济世界这一事实做出了先驱性的解释，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单一生产制度体系——市场机制，拓展为彼此之间存在替代关系的、包括企业与市场的二重生产制度体系。科斯认为，市场机制是一种配置资源的手段，企业也是一种配置资源的手段，二者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在科斯看来，市场机制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交易费用的节省是企业产生、存在以及替代市场机制的惟一动力。而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在哪里呢？科斯认为，由于企业管理也是有费用的，企业规模不可能无限扩大，其限度在于：利用企业方式组织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市场交易的成本。制度变迁理论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代表人物是诺斯，他强调，技术的革新固然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但人们如果没有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冲动，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包括产权制度、法律制度等）构建把技术创新的成果巩固下来，那么人类社会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不可设想的。总之，诺斯认为，在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面，制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制度变迁的原因之一就是相对节约交易费用，即降低制度成本，提高制度效益。所以，制度变迁可以理解为一种收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收益较低的制度的替代过程。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构成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块基石。制度变迁理论涉及制度变迁的原因或制度的起源问题、制度变迁的动力、制度变迁的过程、制度变迁的形式、制度移植、路径依赖等。科斯的原创性贡献，使经济学从零交易费用的新古典世界走向正交易费用的现实世界，从而获得了对现实世界较强的解释力。经过威廉姆逊等人的发挥和传播，交易费用理论已经成为新制度经济学中极富扩张力的理论框架。引入交易费用进行各种经济学的分析是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目前，正交易费用及其相关假定已经构成了可能替代新古典环境的新制度环境，正在影响许多经济学家的思维和信念。一般认为，新制度经济学是由科斯的《企业的性质》这篇文章所开创的。

新制度经济学论文5000字怎么写

论文撰写步骤：一、论文的标题部分标题就是题目或题名，标题需要以最恰当、最简明的词语反映论文中重要的特定内容逻辑组合，论文题目非常重要，必须用心斟酌选定。二、论文的摘要 论文一般应有摘要，它是论文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摘要应该包含以下内容： 　　1、从事这一研究的目的和重要性 2、研究的主要内容3、完成了哪些工作4、获得的基本结论和研究成果，突出论文的新见解 5、结构或结果的意义三、论文关键词关键词属于主题词中的一类，主题词除关键词外，还包含有单元词、标题词和叙词。关键词是标识文献的主题内容，单未经规范处理的主题词。四、引言又称为前言，属于正片论文的引论部分。写作内容包括：1、研究的理由2、研究目的3、背景4、前人的工作和知识空白5、作用和意义五、正文部分论文的主题，占据论文大部分篇幅。论文所体现的创造性成果或新的研究结果，都将在这一部分得到充分的反映，要求这部分内容一定要充实，论据充分可靠，论证有利，主题明确。 六、参考文献参考文献是文章在研究过程和论文撰写是所参考过的有关文献的目录，参考文献的完整标注是对原作者的尊重。不只在格式上有具体要求，在数量、种类、年份等方面又有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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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学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课程让我有机会第一次真正地有机会接触了经济学原理和知识。经济学是当今非常热的学科领域，我一直对经济学非常感兴趣，但始终没有能够很好地了解它，更别说是掌握和运用了。幸运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课给我提供了一个最好的平台，让我得以开始对经济学原理的学习。关于经济学，课本上的概念公式等非常多，记忆和理解起来也就相应得非常困难。所以，我个人认为我们前段时间的那次讨论课这样的形式特别好，通过自已认真思考您提出的问题并在上课时听同学们的发言，了解同学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这对于我正确深刻理解学习内容有着很大的帮助。比如说，您提过这样的问题：知识能否创造价值，资本能否创造价值？我在课下想了很多，课上也想来发言了，而且当时课堂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也非常激烈。在综合了同学们的观点和自已课下的查阅资料之后，我对这个问题有了自己的想法，理解也更加深刻了。我下面想谈一下我对这个问题的想法，以及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理解。首先讨论一下劳动价值理论，这个对于解释老师提出的问题是很重要的。劳动价值理论讨论的是劳动是创造商品价值的源泉的问题。马克思曾经多次明确地指出，劳动是创造商品价值的源泉和实体，但对于“劳动”的定义却不是特别清楚。所以说，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去认识这个“劳动”。根据查阅的资料，按照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只有物质生产部门的体力为主的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劳动。然而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一个以知识创新为特征的新经济时代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信息技术和知识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和资本成了除劳动力之外的两项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而且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很明显，现代社会劳动的形式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劳动要素由以体力劳动占绝大部分变成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共存，而且体力劳动的地位还是迅速提高。我们对当代社会劳动形式这一新特点，在分析、研究劳动创造价值时必须给予充分的考虑。再回到老师提出的问题：知识能否创造价值和资本能否创造价值。我的答案是能。因为，首先，知识和资本本身就是从劳动中获取的，没有了劳动，知识和资本就无从谈起，所以从本质上说，知识和资本本身实际上就是劳动，只不是可以看作是经过转化的劳动，从这点上说，知识和资本是可以创造价值的；第二，知识和资本的运用过程实际上是脑力劳动的过程，这就到了刚刚在上面的讨论了，脑力劳动也是劳动，也可以创造价值。所以说，知识和资本是可以创造价值的。在我查阅的资料中，有很大一部分学者认为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单纯指的就是体力劳动。因而在知识经济到来的时候他们提出：商品中所含的体力劳动的成分越来越少了，因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也不再适用了，商品价值应该从由劳动和劳动时间决定变为由“知识含量”决定、由知识来计量。我觉得这些都是不对的。事实上，马克思从来就没有忽略过脑力劳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每当人们创造某种使用价值时就使用体力和智力的总和。也就是说，无论是生产何种商品，都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生产的，只不过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所占的比例不同罢了。由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体力劳动居于主体地位的时代，因而《资本论》中更多的是以体力劳动为例来分析。但以体力劳动为例分析并不代表所有的情况都是体力劳动创造价值，坚决不能这样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提到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体力劳动最终会被脑力劳动所取代，但由于他处的时代的局限，马克思并没有深刻地讨论这一现象。不过，体力劳动会被脑力劳动取代并不代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不再适用，因为马克思所说的劳动从始至终都包括了脑力劳动，机器劳动归根到底也是劳动者的劳动创造的。所以说，在知识经济的形势下，劳动价值理论不仅没有失效，反而还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不管如何发展，商品的价值仍然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原理是不会变的，只不过这种劳动具有高效性的新特点。所以说，作为当代的大学生，必须深刻地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原理，并用它来指导自身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门课就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这些真理并运用到实践中去的平台。很幸运能通过这门课接触到真正的经济学，也希望老师能再组织一次类似上次的讨论课，帮我们更好地理解所学的知识。政治经济学学习体会 相关文章:创建“群众满意基层站所”学习心得高校基层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心得体会部队党委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心得体会英语学习方法与感想深入学习人民警察纪律条令学习心得学习贯彻四项监督制度个人心得体会学习创建型机关个人心得体会精细化管理学习心得查看更多>> 学习心得体会

在思想观念上，他们进入公司，渴望得到上级领导的重视，希望自己的工作价值和个人价值得到肯定，获得周边的关注与赞赏，当然这也是青年群体必备的特征，在他们当中不乏有一些人好高骛远，但是自身能力又难以匹配工作期望，而且工作环境与预想的差距又有差别[易指做，]写

新制度经济学论文3000字

产权经济学：浮躁背后应是客观的评析———读《产权经济学导论》黄桂田自80年代初期以来，在中国经济学界，掀起了一股产权经济学（有的称之为新制度经济学）热。对于产权、交易费用、制度变迁等概念，在中国大陆的经济学文献中，早已是属于出现频率极高的范畴。相当多 黄桂田;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

浅谈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变迁分析 摘要：1992年起我国开始实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3年，我国颁布实施《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宣告MPS退出了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历史舞台。文章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模式的变迁进行分析。 关键词：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变迁 一、供需框架为了揭示制度变迁的规律，新制度经济学根据制度变迁主体的不同，把制度变迁划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类。在这一领域成绩最为突出的是V·w·拉坦(VenronW·Ruttan)和林毅夫。v·w·拉坦应用他对技术变迁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制度变迁，将舒尔茨和诺斯等的理论推进了一步。 二、主体博弈一般来讲，SNA供给的主体主要是政府(官方)。供给结构单一、成本巨大、投资期长，风险远高于收益。官方供给SNA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宏观经济管理的需求，因而SNA在此具有公共品的性质。相比而言，SNA需求主体则不同，它由政府、企业、个人所组成。需求主体多元化，因而需求的利益目标(动力)不同(注：在此所言的需求利益目标，类似诺斯的术语“外部利润”)：对政府而言，其需求目标基本为宏观经济管理和国际比较；对企业而言，其利益目标包括企业管理、经营的市场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以及企业家个人努力的社会实现；对个人而言，其对国民经济核算资料的需求是为了寻求完备信息，减少市场交易的环节和风险，即减少交易成本，从而增加其经济利益，实现其个人经济目标函数最大化。SNA供给与SNA需求主体、目标既然存在上述差异，同时，SNA所具有的巨大信息含量和丰富的方法，使人们在考虑国民经济核算改革时，必须首先对SNA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引导机制加以重视。三、基于需求缺口的变迁方式 由于需求主体多元化、需求目标函数多层次化，相对于供给主体的单一结构及目标函数的单层次化，就存在一个需求缺口，这反映在对SNA信息的总量及结构需求分布上。可以说，SNA进一步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消除这种需求缺口。消除需求缺口，从理论上讲应存在两种情况： 一是减少SNA供给，二是增加SNA需求。然而对于SNA来讲，显而易见的是，政府的供给如果是理性原则下的行为，一般是增加而不会减少。由于公共品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因而最好由政府来承担，在此政府不妨进行“垄断生产”。客观地讲，消除SNA需求缺口最好由增加SNA需求着手。潜在需求主体、目标的显性化就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在SNA中的一种制度安排体现；并且，这种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古典经济学中萨伊定律(Say’sLaw)所描述的现象，即供给创造其自身的需求。政府可以通过特殊功能，扩大对国民经济核算信息及优势的宣传，以及安排相应配套的措施来进行SNA的强制性推扩，即强制性变迁。因此，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变迁，最主要的特点是强制性变迁。 四、为什么是强制性变迁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本身是维护宏观经济管理的有力工具，其作用就在于减少国家机器运行的交易费用。因此，以制度变迁为背景考察的这种制度，从根本上就决定了强制性的特。此外，国民经济核算公共产品的认识，制度安排中“搭便车”的问题也是决定国民经济核算强制性变迁的原因。国民经济核算公共产品性质的认识：(一)国民经济核算是公共产品这一观点最早是由邱东教授提出的。因为国民经济核算具有公共产品的两大属性，即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因此在属性上就具有了公共产品最根本的特点。这一论述可以归结为两个理论：一是信息的公共产品性质；二是国民经济核算作为制度安排的公共产品性质。作为第一个理论基础，来自信息经济学关于“信息作为一种商品”的研究，信息是商品的关键是信息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在这方面有杰出贡献的有萨缪尔森、海德和阿罗。信息是公共产品，自然以信息库出现的国民核算体系也就具备了这种特点；第二个理论基础，来自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根据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产品，而这个公共产品一般是由国家“生产”的。两种理论基础，决定了国民经济核算具有公共产品这一性质。所以，不管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还是单独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国民经济核算变迁就应该是强制性的。(二)解决制度安排中“搭便车”问题所谓“搭便车”，是指某些人或团体在不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从别人或社会获得好处的行为。“搭便车”是产权经济学家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他们看来，公共产品是“搭便车”产生的根源之一。“搭便车”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可以简单地利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种制度安排，而无需付费。这样，创新者的报酬将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报酬，从而使创新者缺少激励。五、较为一般的集体行动(注：此说法是为了区分统计与一般制度分析中的集体行动) 国民经济核算改革的诱致性安排，可能会是政府更看重的。因为，政府需要了解权力以外的变迁因素。在强调制度变迁主要力量的方面，国民经济核算变迁是强制性的；而在强调核算变迁的目标等方面时，这种诱致性变迁就更重要了。诱致性变迁的主体一般是一群人或一个团体，通过诱致性安排所达成的变迁，其制度结构的稳定性也更高。这就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整个社会的市场应用结合更接近。而根据杨仲山的论证，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内部本身是市场化的。在改革初始阶段，政府的强制力是最突出的，其他经济主体的作用在这时是较难发挥的。因而，有关国民经济核算改革的各种利益团体、利益个人可能会感到，这种变迁的起始与他们无关。他们作为个人的、集体的行动并不会影响改革的发生，但接下来情况就会有变化。在目前情况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主要是为政府管理经济服务。而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其他经济主体会增加对国民经济核算的需要，他们需要通过这种工具(或制度)提供的相关服务，来帮助自身增强竞争的实力。因此，各经济主体对国民经济核算信息、方法的需要会增加。而从相反的角度来看，对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本身来说，其实提出了国民经济核算的“宏观核算微观化要求”。对核算信息与方法的大量需求，是目前核算体系的“外部利润”之一。由此，除政府以外的其他各经济主体会在国民经济核算改革中扮演一定的角色，起到相应的作用。而由各相关利益个人所组成的团体，就会形成有关核算改革方面的集体行动，以便使这项改革按照满足他们要求的方向去演进。他们会提出各种变革的具体措施，如变革现有的调查方式以得到更为准确的市场数据；对服务行业新的分类与核算；非正规部门活动进入核算范围；增加信息产业方面的新内容，等等。总之，集体行动会在国民经济核算改革中发挥作用。为此，需解决制度供给与激励安排的问题。这体现在：一是SNA改革不仅需要持续的制度供给，以提供SNA体系发展的稳定外在环境，而且就SNA体系内部也需要持续的制度供给，特别是加大开发核算与实际经济联系的力度，拓宽核算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范围，而不仅仅是满足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这有助于SNA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从而体现联合国1993年版SNA所倡导的主旨：更新、澄清、简化、协调。无论是在理论体系上还是在实践中，SNA都须达到理论与实践的充分结合，这需要通过制度来安排一种有效的激励结构。例如，SNA的持续修订就是制度化的原始体现。二是由于制度能够规避不确定性和风险，从而这种激励结构使得SNA所提供的信息流在流量和流向上

食品安全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各个国家都对食品安全监管高度重视，我们通过对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的反思，结合我国政府主导型社会的背景，在政府主导型社会的基础上构建政府主导下的食品安全综合性监管模式。2005年从“苏丹红”事件到牛奶事件、甲醇啤酒、孔雀石绿、致癌薯条，食品安全的问题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国家食品安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它关系到每个食品消费者的切身利益、社会的稳定和社会公共利益。试想一个国家连公民的食品安全都不能保障，那么它的职能如何实现？它又怎能代表公民的利益、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可持续化发展呢？我们面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挑战，我们不得不追问和反思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监管机制和监管模式？一、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的理性反思（一）、公权力视角下食品安全监管的反思。我国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控制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对食品安全的监管也作为一种行政权力，完全由政府代表国家行使监管权力。改革开放之后，引入市场机制，但是我国是政府主导下市场经济改革，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政府主导型的社会。它是不完善的政府和不完善的市场的混合，市场失灵必然导致市场垄断、外部性问题、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问题，所以在食品安全领域，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主要代表，政府公权力是必须涉入的，运用政府公权力在立法、执法、司法、法律监督方面具有天然的成本优势。因为政府食品安全监管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是一种纯粹的公共产品，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它的资产专有性程度高，提供替代产品供给的成本代价高昂，并且很难获得法律上的权威性；若由私权利主体在食品安全监管立法、执法、司法方面供给，它的经济成本、社会成本是巨大的，不能发挥政府权力的规模成本优势、政府公信力优势，也必将造成社会监管成本的增加。由于政府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必然出现政府监管失灵、低效问题，导致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社会成本增加。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第一，食品安全监管的产权难以界定清晰，而产权不清晰导致信息不对称，政府官员在缺乏有效的激励制约机制下，很容易被食品利益集团“捕获”，可能出现权力异化、出租和寻租，出现政府监管行为与监管收益的“弱相关”的现象，导致政府监管行为违背社会的公共利益；第二，政府对食品安全监管的单一供给模式，公众对监管制度没有可选择性，政府在没有相应竞争压力的情况下，缺乏制度创新的动力，致使行政监管的效率低下，不能及时满足社会对食品监管需求，出现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的不均衡。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在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不均衡的情况下，产权难以界定清楚，社会资源会产生巨大的浪费，增加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并且食品安全监管直接关系地方经济利益的得失，使得地方政府对新制度抵制、修正，阻碍新制度的实施；第三，政府监管的的成本巨大，导致政府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监管。因为食品安全技术性、专业性很强，而受监管主体在技术上往往拥有信息成本优势，政府要想对受监管主体有效监管，必须在相关的技术、专业、行业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精力，形成庞大的官僚组织，直接增加政府监管成本，甚至，政府考虑到财政预算，监管的成本收益，不愿意提高监管能力；第四，政府监管行为的单方性、强制性、刚性， 导致行政监管行为的不易接受性，受监管主体可能会对监管行为不服，导致监管执行困难，增加行政的执行成本，也会引起不必要的争端，增加社会的诉讼成本；并且政府行为的单方性，信息不能在政府、受监管主体和消费者之间有效沟通，致使制度供给的非合意均衡，出现“零和博弈”和“负和博弈”，政府监管达不到帕累托最优效果。[1]（二）私权利视角下食品安全监管的反思私权利主体包括食品企业的投资者、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等，他们都可以成为食品安全监管的主体，其中消费者与食品安全利益关系最大，并且其他私权利主体在一定的程度上本身也是消费者，所以在这里我们主要反思消费者监管模式。食品安全关系到每个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他们的监管行为和监管收益“强相关”，他们对食品安全监管的动力最强，呼声最大，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对相关主体施加压力，通过公民的投票权、结社权推动国家、第三部门的监管，他们是食品安全监管的基础力量；食品消费者代表的利益主体最广泛，利害关系最明确，他们可以通过消费者购买指数消费者对受监管主体的经济利益进行影响，使受监管主体认识到食品安全关系到自身的经济利益、利润；同时食品消费者也可以通过诉讼等法律方式实现对受监管主体的监督，加大受监管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使他们在巨大的经济成本压力下规范运作，降低社会成本；最后食品消费者的直接监督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受监管主体的机会行为，也在另一方面节约了政府、第三部门的监管成本。虽私权利主体监管行为和收益“强相关”，但不一定必然促成“正相关”。由于信息的不对称，食品供给者具有明显的信息成本优势，他和消费者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食品消费者获得食品安全信息的成本高昂，也不可能在购买食品时收集所有相关的食品安全信息；另外食品安全信息具有专业性、技术性特点，普通的消费者也不具有收集、分析、判断的能力，并且信息收集、分析、处理的成本巨大；还有一些安全隐患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发现，如果这也需要消费者自我鉴别，也是成本高昂，也不具有可操作性；普通消费者提起食品安全诉讼，面对的是实力雄厚的企业，食品安全的举证需要较强的专业性，消费者在举证责任方面也很困难，这也增加了消费者的诉讼成本；还有食品安全关系重大，一旦发生事故，它的社会危害后果不堪设想，比如“公地悲剧”的出现，这些都论证了消费者个体食品安全监管的社会成本巨大，不具有可操作性，不利于保障消费者的基本权利。二、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合理重构的路径选择（一）、社会权力视角下的食品安全监管通过对公权力视角下食品安全监管和私权力视角下食品安全监管的反思，我们可以看到两种监管导致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监管缺乏多元性、公开性、互动性、参与性和开放性。为提高监管的效率，我们可以将视角转向社会权力领域，引入社会的力量、资源和组织，而第三部门契合了社会权力融入食品安全监管的需要。第三部门是指，以供给准公共产品为主要取向，不以盈利为主要目标，不具有强制性，实行自愿和自治式运作，独立于政府主体和私人主体之外的民间组织机构。[2]它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准公共性，它的设立是为了实现和维护以社会整体利益优化，主要供给准公共产品，不以供给私人产品为主要取向，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既没有私人主体的唯利性，也不象政府那样具有超市场性，虽然也要引入竞争机制，但它面向市场但不屈从于市场、超脱于市场但不能超越于市场；第二，非强制性，即完全不能（或主要不能）像政府部门那样借助于政府机器的强制力量来开展活动，也就是说，它应当主要靠自愿和自治的方式来运作；第三，民间性，即它在法律地位上是不能是政府的附属物，在人员任免上不能是政府编制，在业务活动上不能是政府命令或包办，这也是独立性的要求和表现，即它必须同时既独立于政府部门之外，又独立于私人部门之外，以保证它的管理规范、公平、公正，平衡协调政府和私人之间的关系，使它的管理更有可执行性，可接受性；第四，专业性，食品的安全信息具有较高的技术性、专业性，而且受监管者总是具有信息成本优势，这就需要第三部门主体具有专业性，能在相关的专业、行业、领域提供专业的服务，平衡各主体信息不对称之间的矛盾。并且第三部门是公众组织，它代表相关利益群体的公共利益，能更好的协调政府、受监管主体和消费者的利益关系，促使第三部门的食品安全监管行为与监管收益“正相关”。第三部门所具有的特征，使它对食品安全监管时更具有效率性、公正性、互动性、可接受性、专业性、参与性和开放性，降低具体食品安全监管的社会成本。第一，降低食品安全监管的立法、执法、司法成本。第三部门的融入，促成了政府、受监管主体、消费者之间的互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信息不对称，使国家在进行食品安全的立法时，充分考虑了其他监管主体和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增加了国家食品安全立法的科学性；第二，第三部门在提供技术、标准方面的专业、中立、公正，提高了食品安全监管的权威，增加社会受监管主体对监管行为的接受程度，使食品监管的规定利于执行，减少了食品安全监管的执行成本；食品安全监管立法的科学完善，执行的可接受性，减少了监管方面的纠纷，减少了不必要的诉讼成本，减轻国家司法资源的压力；第三，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第三部门具有开放性、互动性、多元性和参与性，可以在政府、消费者、受监管主体之间搭建了信息平台，食品安全信息低成本的向公众公开，消费者易于收集、分析、判断食品安全信息，相关主体在较低的信息成本下进行交易，降低了食品交易的契约成本，增加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心指数，提高消费者的消费信心，增加社会的经济收益；第四，降低食品安全监管制度的供给、变迁、创新的成本。由于政府、第三部门、消费者共同参与对食品安全的监管，首先在数量上增加了公共产品的供给，即增加了社会的总收益。再者，三元主体的供给，势必出现有效的竞争格局，在巨大竞争的压力下，供给主体必将提高供给的质量；三元监管主体之间是合意均衡，信息合理高效流动，监管制度更易于实现相对均衡，加快制度变迁的周期，降低食品安全监管的制度变迁成本；三元监管主体之间的有效竞争，增加了整个社会监管制度创新的动力。（二）、政府主导下的食品安全综合监管模式的构建我们通过对公权力和私权力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的反思，引入社会权力、力量、资源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管，社会权力能有效得平衡政府、受监管主体、私权利主体的利益关系，克服食品安全监管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以及市场经济中的外部性、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但是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也是政府主导下的改革，政府权力无处不在，并且长期形成了“大政府”和“小社会”、“强政府”和“弱社会”的局面，所以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也必须建立在政府主导的基础上，尤其是我国目前是社会转型期和政府转轨期，是不完善的市场和不完善的政府并存，若离开政府的主导进行食品安全监管是难以想象的，也难以实现食品安全监管的社会公共利益。政府主导下的食品安全综合监管体系可以实现监管行为和监管收益的“协调、可持续性正相关”。1、政府强化在食品安全立法、执法、司法方面的监管。第一，强化食品企业的市场准入标准。建立严格的食品企业市场准入制度，从源头上禁止不合格食品企业进入市场，是食品安全防护网的首要防线。我国法律应该明确食品经营企业具备的卫生条件和检测手段，对食品企业的立项、安全状况进行实质性审查，增加对食品企业的投资者和管理者强制性的培训和实质性的、不流于形式的考核，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第二，整合我国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体系。我国目前对食品安全监管的主要法律法规有《食品卫生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这些法律存在交叉、重叠、矛盾、空白，对同一食品违法行为，法律又不同的规定，有些规定甚至是矛盾的，但对有些违法行为，却出现法律的空白，没有相应的法律去规范，导致执法上的混乱；第三，组建政府监管的综合机构，提高监管效率。建立一个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合一且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横向监管机构，以中立者的身份在政府、受监管主体、消费者之间保持均衡，通过建立激励机制，实现监管的专业化和规模化；第四，加大受监管主体的违法责任后果。食品企业是理性经济人，也具有机会主义倾向，它们在进行食品的供给时，拥有较大的信息成本优势，如果对违法后果的预期成本低于违法收益，它们会尽一切努力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不惜损人利己，公然违背政府法律，甚至损害社会整体利益。所以必须加大违法责任后果，综合运用行政处罚、民事赔偿、刑事处罚，对受监管主体以经济、能力、商誉处罚，增加受监管主体的违法成本，使它在巨大经济、法律、社会成本的压力下克制机会主义行为。正如孟德斯鸠所言“虽然欲望可能会促使他们做坏人，然而利益却阻止他们这样做”。[3]2、政府加大对第三部门的培育和支持。第一，政府应通过立法确定第三部门的法律地位。目前我国第三部门主体的数量有限，质量不高，不能满足对食品安全监管的需求，并且我国第三部门的法律地位不高，没有完全独立的法律地位，在人事、业务、财务上受行政机关很大的限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三部门的监管将成为食品安全监管的重要力量，所以要大力发展第三部门，赋予其独立的法律地位和法律人格，使他们能独立得做出行为，政府也要把具体的食品安全管理权限回归给第三部门，使他们拥有准公共权力，保障它们的独立性、权威性、公正性；[4]第二，政府培育体系完整的第三部门组织。第三部门组织是监管食品安全的重要力量，要实现监管的作用，必须建立完整的组织体系，即建立制定食品安全标准的机构、食品安全的检测机构、食品安全的风险评估机构、食品安全信用评估机构、食品安全的信息收集、分析、披露机构，各机构分工合作，相互独立，相互配合，共同实现对食品安全的监管。第三，政府建立综合性监管网络，综合性监管本质是整合社会资源，利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实现监管目标，即调动政府立法、执法、司法监管、第三部门具体业务管理、媒体舆论监督、个人的起诉监督等，并利用网络平台，及时通报、发布食品安全的信息，并且实现在各监管主体之间信息共享，降低公众收集食品安全信息的成本。3、政府确保消费者的权利，建立消费者监管的利益驱动机制。第一，确保消费者个人的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依法诉讼权等。无论是政府主体的监管，还是第三部门的监管，都是由具体的个人来操作，而每个具体的个人都将扮演消费者的角色，最终落实到每个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依法诉讼权，也就客观上推动政府主体监管和第三部门主体的监管的实施；另外，消费者个人利益受到侵害，也最有动力对政府和第三部门施加压力，比如，向消费者协会投诉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来促使他们履行监管义务，实现对食品安全的依法监管。第二，建立消费者监管的利益驱动机制。消费者也是经济人，是市场中的弱势群体，在维护自己的权利时也要考虑成本收益，尤其是对抗实力强大的企业，所以政府要建立利益驱动机制，用利益来引导消费者的行为，提高消费者监管的动力。[5]政府尽量提供充分的食品安全信息，以克服信息不对称，促使消费者有能力进行更有的效的监管。减轻消费者在食品安全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延长起诉时效，提高受监管主体对消费者的民事赔偿标准，使消费者愿意起诉维护自己的权利。同时，政府要加大宣传，正确引导消费者健康消费，减少消费者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概率。

新制度经济学(英语：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是一个侧重于交易成本的经济学研究领域，交易成本是指在建立商品交易过程中，没有被易主考虑到而损耗掉的成本，譬如讨价还价花去的精力与时间，为防止受骗而采取的保险措施等，这些举动花费的成本都是交易成本，因为其范围涵盖太广泛，至今具体的定义仍有很多说法。交易费用理论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交易费用思想是科斯在1937年的论文《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提出的，科斯认为，交易费用应包括度量、界定和保障产权的费用，发现交易对象和交易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订立合同的费用，督促契约条款严格履行的费用等等。交易费用的提出，对于新制度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配置的，交易费用理论表明交易活动是稀缺的，市场的不确定性导致交易也是冒风险的，因而交易也有代价，从而也就有如何配置的问题。资源配置问题就是经济效率问题。所以，一定的制度必须提高经济效率，否则旧的制度将会被新的制度所取代。这样，制度分析才被认为真正纳入了经济学分析之中。产权理论新制度经济学家一般都认为，产权是一种权利，是一种社会关系，是规定人们相互行为关系的一种规则，并且是社会的基础性规则。产权经济学大师阿尔钦认为：“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物品的使用的权利。”这揭示了产权的本质是社会关系。在鲁宾逊一个人的世界里，产权是不起作用的。只有在相互交往的人类社会中，人们才必须相互尊重产权。产权是一个权利束，是一个复数概念，包括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等。当一种交易在市场中发生时，就发生了两束权利的交换。交易中的产权束所包含的内容影响物品的交换价值，这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观点之一。产权实质上是一套激励与约束机制。影响和激励行为，是产权的一个基本功能。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安排直接影响资源配置效率，一个社会的经济绩效如何，最终取决于产权安排对个人行为所提供的激励。企业理论科斯运用其首创的交易费用分析工具，对企业的性质以及企业与市场并存于现实经济世界这一事实做出了先驱性的解释，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单一生产制度体系——市场机制，拓展为彼此之间存在替代关系的、包括企业与市场的二重生产制度体系。科斯认为，市场机制是一种配置资源的手段，企业也是一种配置资源的手段，二者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在科斯看来，市场机制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交易费用的节省是企业产生、存在以及替代市场机制的惟一动力。而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在哪里呢？科斯认为，由于企业管理也是有费用的，企业规模不可能无限扩大，其限度在于：利用企业方式组织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市场交易的成本。制度变迁理论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代表人物是诺斯，他强调，技术的革新固然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但人们如果没有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冲动，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包括产权制度、法律制度等）构建把技术创新的成果巩固下来，那么人类社会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不可设想的。总之，诺斯认为，在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面，制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制度变迁的原因之一就是相对节约交易费用，即降低制度成本，提高制度效益。所以，制度变迁可以理解为一种收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收益较低的制度的替代过程。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构成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块基石。制度变迁理论涉及制度变迁的原因或制度的起源问题、制度变迁的动力、制度变迁的过程、制度变迁的形式、制度移植、路径依赖等。科斯的原创性贡献，使经济学从零交易费用的新古典世界走向正交易费用的现实世界，从而获得了对现实世界较强的解释力。经过威廉姆逊等人的发挥和传播，交易费用理论已经成为新制度经济学中极富扩张力的理论框架。引入交易费用进行各种经济学的分析是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目前，正交易费用及其相关假定已经构成了可能替代新古典环境的新制度环境，正在影响许多经济学家的思维和信念。一般认为，新制度经济学是由科斯的《企业的性质》这篇文章所开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