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专业中国文化概论论文3000字

英语专业中国文化概论论文3000字

佛教自两汉之际开始传入中国，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深受儒家、道家的影响，同时也给中国传统文化以深刻的影响，逐步走上了儒释道三教融合的道路，一步步中国化、民族化，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儒佛道三家汇合而成的文化形态了。”(1)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除了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时代契机，应有思想文化本身的根据。笔者认为，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内在机制是文化选择与重构。选择和重构是同一机制的两个方面，二者相互蕴含，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两种文化的融合。　　作为外来文化形态的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首先归因于文化选择机制的作用，即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交流、相互选择。　　第一，文化选择的根本依据在于需要与价值的契合。　　佛教要在中国生存、流传，必须取得中国社会政治和传统文化的认可、宽容和支持；中国传统文化也需要佛教为自身的进一步发展提供营养和补充。而佛教具有满足这种需要的独特价值：　　宗教价值。中国人宗教的观念、感情淡漠，这与本土宗教发展不充分、不完善相关。中国人首先是把佛教作为宗教引进的。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佛教传来说记载：“昔孝明皇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悦之。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2)遂有西行求法之举。在初传时期，中国人以固有的宗教信仰眼光视之，即把佛教看作神仙方术之一。如汉楚王刘英把释迦牟尼与黄帝、老子并祀：“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词”(3)。正如朱黼说：“三代以上，不过曰天而止，一变而为诸侯之盟诅，再变而为燕秦之仙怪，三变而为文景之黄老，四变而为巫蛊，五变而为灾祥，六变而为图谶，然后西方异说，乘其虚而诱惑之。”(4)佛教的传入，给中国人的宗教生活注入了新气息。对于佛教的宗教价值，封建统治者深知：“若彼愚夫、愚妇，理喻之不可，法禁之不可，不有鬼神轮回之说，驱而诱之，其不入井者几希。”(5)哲学价值。佛教既是一种信仰方式，也是一种思维方式。一般说来，宗教以信仰为基础、以解脱为目标，重体验亲证；哲学以知识为根据、以真理为终的，重概念分析。但二者的矛盾和对立，只在有限的范围内才有意义，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下往往又相融相通。费尔巴哈指出：“十分明白：哲学或宗教，一般地说，亦即撇开它们独特的区别来说，乃是同一的，因为思维者和信仰者是同一的实体，宗教的形象也就同时既表现思想，也表现事物。的确，每一种一定的宗教，每一种信仰方式，同时也是一定的思维方式，因为任何一个人决不可能相信一件实际上与他的思维能力或表象能力相矛盾的东西。”(6)佛教虽强调信仰，却终究不能不以某种方式诉诸理性，从而表现为人的思想和行动。佛教以哲理为基础，宗教信仰建筑其上，宗教信仰和哲学思辨紧密结合。佛教作为宗教唯心主义，从本质上说是和科学、唯物主义根本对立的，但其中包含了辩证法颗粒和唯物主义因素，尤其是一些范畴闪烁着人类智慧的火花，其哲学思辨水平要高于其他任何宗教。梁漱溟将宗教分为两个等级，唯有佛教处于最高一级。(7)恩格斯也高度评价了佛教的辩证法因素，认为佛教处于人类辩证思维发展的较高阶段上。(8)中国古人重直觉轻分析，不重视理性的思辨和构建严密的体系，“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的精神是不充分的。这样，佛教便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引力和魅力。田昌五指出：“佛教之所以久传不绝，关键在于它有自己的一套哲理。它既是宗教，又是哲学。就印度和中国佛教史来看，它的盛衰是与其哲理的发展程度分不开的。其哲理得到发展，它就盛行于世，其哲理得不到发展，它就要衰落。”(9)佛教还具有一定的社会政治文学艺术等价值。　　第二，文化选择的主要表现在于包容与适应的协调。　　中国传统文化面对佛教的传播、发展表现出极强的包容性和同化力，体现了中华民族强大而鲜明的主体意识。中国文化经过长期“如琢如磨”的发展，已经逐步走向成熟。两汉时虽“独尊儒术”，但并不能真正做到“罢黜百家”，而且在儒家内部也分化为不同的学派。文化的多元性正是其生命力所在。陈独秀认为：“盖文化之为物，每以立异复杂分化而兴隆，以尚同单纯统整而衰退，征之中外历史，莫不同然。”儒家思想适应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和封建宗法伦理关系的需要，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其人文主义和道德理论成为中国传统思想中最具特色的内容，也是抵制、同化任何外来思想的核心力量。“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李斯语）中华文化犹如大海，它是不会拒绝江河的汇入的。有了这种恢宏之气，是能够正视自身和外来文化的长短优劣，取寸之长补尺之短，而不会视外来文化为洪水猛兽。历史上多次发生的文化交流和碰撞，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佛教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同化，表现出较强的适应性和调和性。主要体现在：对封建政权的适应。印度佛教认为出世的僧人高于在世的俗人，僧人见了王者不跪拜，这种“无君无父”的主张与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形成了尖锐冲突。一些佛教领袖深知王权的重要性，提出了不少主张予以适应。如法果吹捧当时的统治者“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能弘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10)道安也认识到：“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11)虽有象梁武帝这样的统治者力图使佛教国教化，但神权始终未能摆脱对王权的依附。对宗法伦理的适应。佛教作为外来文化有着与本土文化大相径庭的背景，许多原始教义与中国文化传统和名教纲常相抵触。为了适应中国伦理道德观念，在《六方扎经》、《善生子经》、《善生经》等佛经翻译中，通过选、删、节、增等手法，作了相应的调整。如佛典原本《对辛加拉的教导》列举了作为妻子的五项美德：“善于处理工作”，“好好地对待眷属”，“不可走入歧途”，“保护搜集的财产”，“对应做的事情，要巧妙勤奋地去做”。汉译则作了修改：“一者夫从外来，当起迎之；二者夫出不在，当炊蒸扫除待之；三者不得有淫心于外夫，骂言不得还骂作色；四者当用夫教诫，所有什物不得藏匿；五者夫休息盖藏乃得卧”。(12)中国宗法家族系统提倡“夫孝，德之本也。”(13)“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4)孝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家族伦理的轴心和维持家族组织结构及秩序的重要杠杆。佛教通过翻译经典，撰写文章，注疏《盂兰盆经》，举行盂兰盆会，举办“俗讲”等，大力宣传孝道论。如孙绰宣扬出家修行是更高的孝行：“父隆则子贵，子贵则父尊。故孝之贵，贵能立身行道，永光厥亲。”(15)对鬼神观念的适应。印度佛教认为，佛是人不是神，虽有超凡的智慧和能力，并不能主宰人世的吉凶祸福。传入后佛、菩萨、罗汉等都成了能飞行变、住动天地的神仙至人。印度佛教讲业报轮回，但并没有主体。传入后接受了灵魂不灭的观念，把不灭的灵魂作为轮回的主体，把不断的神性作为解脱的根据，迎合了中国人的心理需求和文化观念。如慧远宣扬三业、三报、三生的因果报应思想，提出不灭的神（灵魂）是承受果报的主体，并用薪火之喻来论证神不灭。中国人根据因果报应论以有神论看佛教，而慧远的说法是其典型论述。　　第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文字在文化选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佛教传入之初，必须依附中国传统文化。初而依附传统的神仙方术，被视为九十六种方术迷信之一。早期来华的僧人也采用流行的神仙方术手法，附会宣传，吸引徒众。如安世高“七曜五行，医方异术，乃至鸟兽之声，无不综达”(16)，昙柯迦罗“风云星宿，图谶运变，莫不该综”(17)。继而依附道家及玄学，称之“佛道”。当时中国人释阐佛经多用“格义”方法，即把佛理与玄儒两家的学说范畴相比附。这不利于准确地把握佛教理论，外来佛教经中文讲译，而消融于古汉语的思维形式中。如“如性”范畴格义为“本无”、“真如”，被视为派生万物之本原，与本义“如实在那样”相去甚远。鸠摩罗什已意识到这一点：“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18)但这在两种文化文流、选择之初是不可避免的，今天的翻译仍存在这种情况，而且这也不全是坏事，对于佛教在新的文化氛围中传播进而融合具有积极的意义。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创造，形成了既综合中印文化而又不同于中印文化的新学说，开创了一种新的思想境界和文化形态。　　进一步来看，在依附和“格义”背后有更深刻的思维模式问题。不论是名僧还是一般徒众，必然是以中国人的“眼光”看佛教，这就是文化背景、思维模式或“主体的认识图式”问题。即使人们主观上竭力避免偏见、成见、定势，客观公正地理解佛教，而实际效果上还是摆脱不了“中国人”的烙印，排除不掉头脑中长期的民族文化传统的积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两种方法、两种现象同时存在，在佛教中“我注佛经”与“佛经注我”同样存在。中国佛教学者大多先受儒家学说洗礼，再经道家思想熏陶，然后接受佛教理论，这以两晋南北朝时代最为突出。如慧远在追忆自己思想转变过程时说：“每寻畴昔，游心世典，以为当年之华苑也。及见《老》、《庄》，便悟名教是应变之虚谈耳。以今而观，则知沉冥之趣，岂得不以佛理为先？”(19)僧肇也说：“尝读老子《道德章》，乃叹曰‘美则美矣，然期栖神冥累之方，犹未尽善’。”后来读《维摩诘经》，“欢喜顶受，披寻玩味，乃言始知所归矣。因此出家。”(20)他们这种知识结构形成的程序和层次，必然会深刻地影响和左右他们对佛教思想的理解和把握，从而对两种文化的融合汇通产生重要影响。　　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重构机制是指在文化选择基础上，双方力图按自己的模式去建构、塑造、规范对方，并相互吸收、相互促进，最终创造出民族化的中国佛教和融汇了佛教思想成果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型态。　　第一，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范畴、命题和理论探讨了相同或相近的问题，作出了相同或相近的回答。这首先成为两种文化的结合点，成为融合、重构从可能到现实转化的中介。由此两种文化的融合、重构才逐步展开。　　从总体上看，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共通性或相似性在于二者都是一种独特的人学，都对人、人生作出了独到的哲学观照。中国传统文化洋溢着浓厚的人文主义气息和韵味，传统哲学是一种社会政治、人生伦理哲学，它始终把热情投注在人、家庭、社会上，寻求道德上的和谐与完善。孔学的核心是人学，孔子的最大贡献是把中国思想界的着眼点“从天上拉回到人间”，开了中国人文、人本思想的先河，此后中国思想之河便沿着这一渊源流淌着。而佛教作为宗教，其本质是人的本质的异化，正如费尔巴哈所说：“人的绝对本质、人的上帝就是人自己的本质”，“神学的秘密就是人学。”(21)马克思说：“宗教是那些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22)佛教包括宇宙观、人生观、伦理学、认识论等多方面内容，但这些并不是等量齐观的。宇宙观和认识论包融于人生观和伦理学之中，是为人生观和伦理学服务的，都是为论证人生解脱的因与果的理论。从一定意义上说，佛教也是一种独特的人学。这样，双方便找到了对话的基础。从微观来看，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相通或相似之处。如，关于佛性与人性。中国传统文化所讲人性主要是探讨人类异于、优于禽兽的特殊属性；佛教所讲佛性主要是探讨众生成佛的根据、条件。两者异中有同，人性论讲人性的善恶，佛性论也讲本性的善恶，在内涵上有相似处。佛性论虽以一切众生为本位，但讲众生主要是就人而言，因此佛性论蕴含了人性论。大乘佛教一般是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但也有主张一阐提没有佛性的，这相类于性善性恶之争。无论性善论还是性恶论都倾向于主张人性平等、人人都可能实现理想人格，“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主张也承认人性平等，人人都有成佛的可能。佛性论与人性论的相通导致中国佛教从善恶方面讲佛性，如延寿认为：“若以性善性恶凡圣不移，诸佛不断性恶，能现地狱之身；阐提不断性善，常具佛果之体。若以修善修恶就事即殊，因果不同，愚智有别。修一念善，远阶觉地；起一念恶，长没苦轮。(23)关于“六度”与伦理。大乘佛教认为没有众生的解脱，就没有个人的真正解脱，所以提出“救苦救难”、“普渡众生”、“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等，将以个人修习为中心的戒定慧三学扩充为具有广泛社会内容的“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体现了大乘佛教的伦理道德观念，一“大悲为首”、“慈悲喜舍”作为佛教道德的出发点；二“诸恶莫作”、“诸善奉行”作为僧侣的行为准则；三“自利利他”、“自觉觉人”作为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的思想基础，这与儒家如出一辙。难怪佛教学者常将五戒与五常相等同，如契嵩认为：“夫不杀，仁也；不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饮酒，智也；不妄言，信也”(24)，“儒所谓仁、义、礼、智、信者，与吾佛曰慈悲、曰布施、曰恭敬、曰无我、曰智慧、曰不妄言绮语，其目虽不同，而其所以立诚修行善世教人，岂异乎哉？”(25)　　第二，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包含大量的互补因素，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两种文化的相互补充，成为文化重构的重要动因和初步表现。中国传统文化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发展完善自身，佛教也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所得，有所取，补充是相互的双向的。但外来文化、本土文化不同的性质和地位决定了二者的交融中，佛教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补充是主要的，如果一种外来文化只能“索取”不能“奉献”，那注定不能被认同和接受。佛教具有较高的哲学思辨水平，在人生的本质、人的认识能力、世界的本原本体、彼岸世界等问题上，对中国传统哲学作了相当精细的补充或予以某些启迪，推动中国传统哲学提出了新的范畴、命题和方法。如时空概念，“《易》有太极，《老》言自然，《周易》首创‘乾坤’二卦，《淮南》始标‘宇宙’之名。从此时空概念渐趋明确。自佛学输入，名相分析日益繁富，”佛学输入了“世界”概念，“世为迁流，界为方位；时间起于刹那，空间别于极微，时间则通三世，空间则统十方，较之旧说，更为圆满。”(25)佛教也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吸取了营养，如竺道生首唱“一阐提亦可成佛”，正是儒家“穷理尽性”和“人皆可以为尧舜”思想启迪的结果，他还直接用“穷理尽性”来解说《法华经》的“无量义定”(28)，而他“入理言息”、“得意忘象”的思维方法则来自道家和玄学。佛教的传入和发展不仅为中国人提供了一种比较圆满的信仰方式，也刺激了本土宗教信仰的发展。方立天认为：“道教的成立有其多方面的深刻原因，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些人对外来的佛教反感，作为对佛教的反应，中国原有的阴阳家、神仙方术和巫术等汇合一起，形成了道教以与佛教相抗衡”(16)。佛教也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因素，增强自身对中国社会的适应力和对广大徒众的吸引力。如康僧会吸收元气说来宣扬神不灭论：“魂灵与元气相合，终而复始，轮转无际，信有生死殃福所趣。”(29)慧远引黄帝的话来论证形尽神不灭：“形有靡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变无穷。”(30)印度佛教本不重视也不清楚自己已往的确切年代和传法世系，但传入后，中国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紧密地结合、反映到佛教中来，佛教依照世俗宗法的继承关系，建立了一套法嗣制度和财产继承制度。任继愈在论禅宗时指出：“禅宗思想中国化，首先在于使生产、生活中国化，把小农经济的机制运用于寺院经济生活。其传法世系，也力图与中国的封建宗法制相呼应，寺主是‘家长’，徒众是子弟，僧众之间维持着家庭、父子、叔侄、祖孙类似的传法世系”，“这也是受南北朝到隋唐以来中国封建门阀世系谱牒之学的影响的反映。”(31)另一方面，儒家依照佛教法统提出了自己的道统说。韩愈首先提出儒家传道系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文武以是，传之周公、孔子”(32)。佛儒道三教自然有不同的功能，但在为封建集权制度服务上却取得一致。佛教作为外来文化，“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封建统治者对待佛教象对待本土宗教一样“为我所用”，在此问题上不存在华夷之辩、主客之分。各代思想家也极力宣扬这种功能上的一致。慧远指出：“道法之与名教，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相同”，“内外之道，可合而明”，“虽曰道殊，所归一也。”(33)。南朝宋文帝认为：“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耳，必求性灵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耶？……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34)。隋文帝赞誉灵藏说：“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师为道人天子，……律师度人为善，弟子禁人为恶，言虽有异，意则不殊。”(35)契崇主张：“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有为者以治世，无为者以治心……故治世者非儒不可也，治出世非佛亦不可也。”(36)实际上，统治者鉴于儒教治世、佛教治心、道教养身的不同功能，自唐太宗始行三教并行政策，后来不同时期虽有所偏重，甚至出现“武宗灭佛”，但三教并行总趋势并没有改变，唐宋之际形成三教合一思潮。在宋明理学形成前，“三教合一”主要指三教以不同功能共同服务于封建宗法制度。　　第三，不同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吸收了佛教思想成果的中国传统文化新形态的形成、创造，成为文化重构的最高表现。在一定发展阶段，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成为佛教最显著的表现形式，反之亦然。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为中国文化发展开创了多方面可能。汉代，儒家取得独尊地位，但其哲学思辨特别是本体论发展并不充分。魏晋时期以道家思想阐释儒家名教的玄学兴起，谈本论末，说无讲有，标志着中国传统哲学从宇宙生成论向本体论转变。由于玄学的强大影响，直至东晋后期，以空（无）为中心的般若学始终是佛学的主流。总体上说，道安时代的般若学是依附玄学、玄佛合流的产物。按基本论点差异可分心无、即色、本无三派，其矛盾分歧大体上与玄学贵元、崇有、独化各派呼应，并未超出玄学的水平。随着独化论的出现名教与自然关系问题已圆满解决，玄学走入穷途末路，时称“不能拔理于向郭之外”。姚秦时期，鸠摩罗什带来的大乘般若学从根本上冲击了传统的思维方式，这集中体现在僧肇对三派性空理论所作的批判和超越。他认为三派讲空不得要领，都把无有绝对对立，各落一边。他则从万物无自性故不真，不真故空的境界理解有无，不落两边，求乎中道。僧肇般若学把玄佛合流推向顶峰，也是玄佛合流的终结，是佛教中国化和中国哲学本体论发展的新阶段。此时，竺道生经独立思考，孤明先发，首倡阐提成佛之说，此说正是在般若空义思维方式基础上，吸收、发掘中国传统人性论和直觉思维方式的深厚底蕴构建的佛教哲学体系，是佛教理论的自身完善，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佛性论成为中国佛学的主流，至隋唐佛教中国化基本完成，形成了天台、华严、禅宗等中国佛教宗派。这些宗派提出了许多与印度佛教不同的命题和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哲学。如禅宗以心性论为核心，将其与本体论、成佛论结合起来，是对中国传统心性论的重大发展，对宋明理学有着深远的影响。理学濂、洛、关、闽各家，无一不是“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宋明理学的形成标志着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双向重构的最后完成。从此，儒释道三教并立的局面发生质的变化，统治集团以儒教代替佛道二教的思想渐占上风。史浩认为：“盖大学之道，……可以修心，可以养生，可以治世，无所处而不当矣，又何假释老之说耶？”(37)这种口气和眼光明显有别于韩愈以来排斥佛老的儒教人物，表明儒教力图拥有绝对权威。佛道思想家也从不同角度推崇儒教，甘愿辅助，道教佛教进一步儒教化。知礼认为：“凡立身行道，世之大务。虽儒释殊途，安能有异？必须先务立身，次谋行道。”(38)智圆自号“中庸子”(39)，契崇撰《中庸解》五篇盛赞儒家中庸之道。理学形成后三教合一的实质是合于理学了。　　综上所述，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有其内在根据和必然。在文化选择和重构机制作用下，通过吸引、适应、调和、共存、互补、创造等环节，由点到面，自浅入深，逐步融合，形成了有别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和吸收了佛教思想成果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型态。

浅谈理工科学生的英语教育问题摘 要：正确地为理工科学生英语教育定位，把握理工科学生英语教育的特点，充分认识理工科学生的群体差异性，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切实加强理工科学生的英语教育，对促进理工科学生的全面发展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理工科学生；英语教育；定位；特点 一、引言 加人WTO后，我国经济进一步融人经济全球化之中，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交流合作口益频繁。对于我国众多的理丁科学生来说，无论他们毕业后是继续深造，还是从事各种技术性工作，具备用外语进行技术交流的能力都是必要的。例如在学术领域，随着我国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学者都有受邀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机会，各大高校的教师和学生也不例外，甚至有很多学生获得了当众宣读、答辩论文的宝贵机会，尤其是高学历的硕卜生和博士生。由于这些学术研讨会几乎都将英语作为工作语言，这就对我国理工科学生的英语水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为了跟上科技的飞速发展，理工科学生应该了解不断发展的科技最新信息，小仅要具有深厚的专业知识，还要具有阅读专业外文文献的能力，以掌握自己所在的专业领域的最新动态。而要通过各种媒体尤其是巨联网在第一时间内获得精确的信息，就必须通过原始资料准确掌握其他国家的技术和文明成果，尤其是最新的自然科学成果，以全方位、深层次地把握国外动态。在这样的背景卜，我们就迫切需要培养大量既精通专业知识又精通外语的高素质人才。因此，理工科专业的教学大纲明确规定，专业英语阅读课要作为高年级学生的必修课。通过该课程的敦学，指导学生阅读专业英语书刊和文选，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从而能以英语为工具，获取专业信息。 二、理工科学生英语教育的定位 作为理工科专业的学生，他们与文科学生在学习内容、自身特点、思维方式、知识结构等方面自然有着较大的区别。理工科学生在校所学的绝大部分课程郜是与其专业有关的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必修的人文课程却不多。这就使得理工科学生的综合素质过于偏重理工方面，而人义知识及文化修养却明显不足在学习方法上，理工科学生比文科学生更善于计划、组织和安排学习，善于在遇到困难时寻找原因。他们的调控能力较强，在不同的阶段和环境注意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学会如何学，如何记忆，如何更好地进行学习反省，以提高学习的功效。由于这些自然的差异，理工科学生在英语学习方面也与文科学生有着较大的不同。理工科英语在词汇、语法、修辞等方面和文科英语有一些不同之处。这种差异有时会给人一种隔行如隔山的感觉。如描述同样一个事实，理工科的学生可能会原原小本地把事实用规范的词语精确客观、通俗易懂地表达出来；而搞文学艺术的人则会觉得理工科学生的说法太呆板乏味，太没有水平，缺乏生动性，他们就会把事实描述得更生动、形象。他们之间的这种差异，还决定了理工科学生在语言学习策略方面也有其独特之处。理工科学生一般偏好思维和分析，学习方法多以模仿、记忆、训练和实践为主，其学习策略具有明显的特征。 但是，理工科学生的英语教育也面临着相当多的困难。如由于我国基础教育分文理科培养学生，相当一部分理工科学生性格内向，课堂上不懂的东西不愿意请教老师。凶为他们害怕在同学面前丢面子，宁愿自己解决也不愿求助于别人，尤其是学习成绩比较差的学生。并且，由于缺乏外语学习环境，很多理工科学生很少阅读英文报刊、听英语广播或与英语母语者交流等。 相关学者对理工科学生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理工科院校的绝大多数学生希望能听懂日常交际英语，并且具有一定的口语表达能力，这是因为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及北京成功地申办奥运，和外界交流的能力变得越来越重要，大多数学生希望大学毕业后能用英语与外国人进行交流。排在第二位的是阅读能力，仅次于听说的能力，这也是理工科院校学生的一个特点。因为随着我国经济对外交流的增多，理工科学生在未来的工作或学习中将不可避免地要阅读英文文献资料，尤其是那些选择继续深造的研究生们。还有相当比例的一部分理工科学生将学好英语视做找到一份满意工作的桥梁，认为学好英语可以提高他们的综合竞争能力。 基于以上调查结果，理工科专业的英语教育必然有其独特的定位。那就是将英语作为一种了解本专业国外情况的工具，强化理工科的专业英语教育，使理工科学生具备足够的英语阅读和写作能力，以满足他们在其专业领域的学习要求。 三、理工科学生英语教育的特点 对于理工科的学生来说，英语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工具出现的，而不是赖以谋生的一技之长。因此，我国大学英语教育的基础阶段和专业阶段是两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整个大学英语的教育过程，其目的就是要培养学生今后在各自的专业岗位上具有一定的语言交际能力和听说读写能力。下面我们将分几个方面具体阐述理工科学生英语教育的特点。 1．词汇、语法和阅读 词汇是语言的基础，能否牢记专业英语词汇和专业术语将直接关系到理工科学生在专业领域的发展前景。词汇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而长期的认知过程。尽管学生不赞成死记硬背的方法，但他们认为单词还是应该要记和背的。由于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在中国语言教学中仍然很普遍。很多理工科大学生反映，词汇量的缺乏是他们在入学初期面临的最大困难。这就需要英语教师重视词汇教学，帮助学生扩大词汇量。这样有助于帮助学生解决在听力、阅读、写作、翻译中遇到的困难。 语法作为英语学习的基础之一，应该受到理工科学生的重点关注。事实上，能否娴熟地掌握英语语法知识，将直接关系到理工科学生阅读英文专业文献的能力。长句子多，句子结构复杂，是理工科专业英语的一个典型特征。对句子结构的分析能力，对句子组成各部分的解剖能力，是学生英语水平的综合体现。而这就涉及到了理工科学生的专业英语阅读能力问题。专业英语阅读是一门以英语为基础又与专业相结合的课程，它注重对本专业涉及知识的理解，以普通英语阅读为基础又与专业知识紧密结合。为理工科学生开设专业英语阅读课的目的就是指导学生把自己已有的英语知识和专业知识结合起来，去获取更广泛的、更前沿的专业信息。 2．听说 受我国传统外语教育模式的影响，长期以来，理工科学生中普遍存在着“聋哑英语”现象，即多数理工科学生的英语读写译能力较强，而听说能力却很弱。大多数学生经过十多年的学习后，仍难以昕懂英语，难以进行口头交流。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他们的听力基础往往较差，这直接影响了理工科学生学习英语听说的兴趣；另一方面，理工类的学科特点决定了学生习惯于安静地进行思索，在头脑中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法，而不善于将这些问题表达出来与其他人共同探讨，这一点决定了大部分理工科学生语言表达能力较差，更不用说是英语的表达了。 但是，对于理工科学生来说，基本的英语听力和会话能力是必不可少的，原因前文已谈到，此处不做赘述。但是笔者认为，理工科学生的英语听说能力毕竟不像阅读能力那样重要，因此，可以考虑在学生高年级阶段的专业英语教学中加强其在专业方面的听说能力的培养，使学生能够巩固他们在基础阶段所形成的较强的英语阅读能力，并具有一定的听说能力，从而提高他们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 3．翻译与写作 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为了增强我国学术成果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理工科学生具备一定的翻译和写作能力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对于要写英文文章、向国外期刊投稿的理工科研究生群体更是如此。但在目前的理工科学生英语教育中，学生翻译和写作能力的培养却被忽视了。试想，一个看不懂英文文献、不会英文写作的学生如何能写出质量好、水平高的学术论文来?因此．培养理工科学生的翻译和写作能力也是理工科英语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 四、推进理工科学生英语教育工作的几个着手点 1．培养正确的学习态度 理工科学生学习英语的动机是什么，必然与他学习英语的态度(坚持性、勤奋程度、主动精神等)有关，与他追求的学习目标与水平有关。很多理工科学生只是把通过四六级考试作为自己在学校里学习英语的唯一目标，这是非常不够的。有关调查结果表明，在理工科院校里，只有35％的学生对英语学习很感兴趣或较感兴趣。这是我们进行理工科英语教育面对的最大困难。如何提高这些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是需要每个理工科大学英语老师思考的问题之一。 2．改善英语教育环境 理工科院校要注重英语学习环境的建设，让学生在真实或仿真语言环境中自然习得外语。比如可以结合理工科学生的特点，通过校园广播电台或校园有线电视定期播放英语节目，或者在已有的广播电台和校园电视台中固定一些时段专门播放英语节目。还有其他手段，诸如设立校园英语角、举办各种英语协会、与外国留学生举行联谊会等，以吸引更多的学生自愿参与。总而言之，要让学生时时、事事、处处看到英语、听到英语、使用英语，让英语逐步成为校内师生之间交际的主要手段之一。通过营造浓厚的校园英语环境，不仅可以弥补理工科学生英语课时的不足，还能够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和自主性，为学生英语实践提供宽广的舞台。 3．加强专业英语教育 要想提高理工科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就必须强化专业英语的教育。一个值得借鉴的做法就是充分利用考试的导向作用，改变专业英语单一的书面考核方式。比如可以让学生事先选择比较熟悉的专业领域，要求学生用英语写好讲稿。学生在课堂上讲解自己的文章内容，教师根据其叙述提出相关问题，学生稍做准备后作口头解答。用此方式既可以考核学生的书面表达能力又可以考核他们的口头表达能力，可谓一举两得。还有其他一些做法，比如要注意训练和培养学生的思维方法、自学能力和基本技能等，指导有能力的学生阅读英文版专业文献，通过交流和讨论，不但提高了学生的阅读能力和自学能力，还有助于学生扩大词汇量，从而在理工科学生中形成英语学习的良性机制。 4．强化双语教学 双语教学可以帮助学生逐步实现用英文进行专业知识学习和技术交流的目标，在更高的层次上掌握和应用英文。应该说，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我国加入WTO，使用双语进行专业课和基础课的教学是大势所趋。实施双语教学，是一项复杂的系统的工程，需要有适宜的教材和授课方法。双语教学虽然主张用英语授课，但并不排斥汉语，应合理分配两者使用的比例。因为在双语教学中恰当利用学生母语原则是建立在“语言与思维相互依存，语言是思维的形式，是思维的物质外壳”这一原理之上的。如果理工科学生只知专业知识的英文表述而不知其中文表达，同样无法在国内进行科学研究。通过双语教学，我们可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与国际前沿接轨、适应世界高科技发展需要的复合型人才。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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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在考汉语言文学专业，以过来人的身份回答你提的问题。中国近代史纲要是新设的科目，另外还有其他的科目。自考大纲、考试计划相关文件的更新速度没跟上，造成与实际考试安排不符。我考了新设的公共政治课后，课程通过了，网站上也查到分数了，和专业一匹配，竟然显示与专业不匹配。不过没关系，我考了四次了，前三次都是这样显示的，这次网站上终于改过来了，因此我考的科目又显示全都匹配了。如果你决定了要报考辽大汉语言文学本科段的自考，你就应该找个时间去辽大自考查询考试科目，那里会公布最标准的答案。况且新生是不网报的，你早晚要去，不正好了解考试科目吗？确实有选考课程。但是明年会不会改不清楚。我们省的自考课程是这样安排的本科段本科段必考课9门，选考课任选2门，总计66学分以上。专科段与本科段累计134学分以上。必考：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400037美学600537中国现代文学史600538中国古代文学史（一）700539中国古代文学史（二）700540外国文学史600541语言学概论600015英语（二）14选考00321中国文化概论500812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专题研究400813外国作家作品专题研究400815西方文论选读400816文艺心理学500817中国语言学专书研究406999毕业论文不计学分另外，如果属于跨专业报考汉语言文学本科的话还要根据专科的专业考相应的加试科目。每年会有新的考试安排出台，省自考会公布，一般今年十一二月就会公布明年一整年的安排，但明年具体操作上也会有微调。不过，在前一次考试成绩出来之前就会公布后一次的考试科目，等成绩出来了，您就可以选择相应的报考科目了。学校的自考可以查到，指定的网站上会公布，我今年七月份考试的时候，考场外都把十月份的考试安排贴出来了。是不是一、四、七、十月份都安排考试这个问题在明年的安排没出来之前是不能给出确切的答复的，因为每年有每年的安排，并不都是考四次。另外，考试的时候不是每个科目都会出现，所以会出现轮空的情况。有某个时间没安排你要考的任何科目，也有同一时间却安排了你要考的好几个科目。我个人的经验是如果公共课与专业课重叠，先考专业课。因为一年中专业课不是每次都有安排考试，而公共课几乎每次都有。如果你把公共课考完了，下次考试却没有专业的考试安排了，那就轮空了，白白浪费了自己的时间。

自我觉得 西方经济学更适合

剩下一门公共课可以报论文答辩（英语二、中现代史纲要、马原等都是公共课），不是什么内部才能报了；届时可以审验毕业证，如果没有毕业证的话，就先不用审验了么，也不用开什么证明；等毕业证发下来再审验也可以的；报名地点只有师大，教育局报不了。

英语专业中国文化概论论文范文

佛教自两汉之际开始传入中国，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深受儒家、道家的影响，同时也给中国传统文化以深刻的影响，逐步走上了儒释道三教融合的道路，一步步中国化、民族化，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儒佛道三家汇合而成的文化形态了。”(1)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除了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时代契机，应有思想文化本身的根据。笔者认为，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内在机制是文化选择与重构。选择和重构是同一机制的两个方面，二者相互蕴含，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两种文化的融合。　　作为外来文化形态的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首先归因于文化选择机制的作用，即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交流、相互选择。　　第一，文化选择的根本依据在于需要与价值的契合。　　佛教要在中国生存、流传，必须取得中国社会政治和传统文化的认可、宽容和支持；中国传统文化也需要佛教为自身的进一步发展提供营养和补充。而佛教具有满足这种需要的独特价值：　　宗教价值。中国人宗教的观念、感情淡漠，这与本土宗教发展不充分、不完善相关。中国人首先是把佛教作为宗教引进的。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佛教传来说记载：“昔孝明皇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悦之。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2)遂有西行求法之举。在初传时期，中国人以固有的宗教信仰眼光视之，即把佛教看作神仙方术之一。如汉楚王刘英把释迦牟尼与黄帝、老子并祀：“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词”(3)。正如朱黼说：“三代以上，不过曰天而止，一变而为诸侯之盟诅，再变而为燕秦之仙怪，三变而为文景之黄老，四变而为巫蛊，五变而为灾祥，六变而为图谶，然后西方异说，乘其虚而诱惑之。”(4)佛教的传入，给中国人的宗教生活注入了新气息。对于佛教的宗教价值，封建统治者深知：“若彼愚夫、愚妇，理喻之不可，法禁之不可，不有鬼神轮回之说，驱而诱之，其不入井者几希。”(5)哲学价值。佛教既是一种信仰方式，也是一种思维方式。一般说来，宗教以信仰为基础、以解脱为目标，重体验亲证；哲学以知识为根据、以真理为终的，重概念分析。但二者的矛盾和对立，只在有限的范围内才有意义，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下往往又相融相通。费尔巴哈指出：“十分明白：哲学或宗教，一般地说，亦即撇开它们独特的区别来说，乃是同一的，因为思维者和信仰者是同一的实体，宗教的形象也就同时既表现思想，也表现事物。的确，每一种一定的宗教，每一种信仰方式，同时也是一定的思维方式，因为任何一个人决不可能相信一件实际上与他的思维能力或表象能力相矛盾的东西。”(6)佛教虽强调信仰，却终究不能不以某种方式诉诸理性，从而表现为人的思想和行动。佛教以哲理为基础，宗教信仰建筑其上，宗教信仰和哲学思辨紧密结合。佛教作为宗教唯心主义，从本质上说是和科学、唯物主义根本对立的，但其中包含了辩证法颗粒和唯物主义因素，尤其是一些范畴闪烁着人类智慧的火花，其哲学思辨水平要高于其他任何宗教。梁漱溟将宗教分为两个等级，唯有佛教处于最高一级。(7)恩格斯也高度评价了佛教的辩证法因素，认为佛教处于人类辩证思维发展的较高阶段上。(8)中国古人重直觉轻分析，不重视理性的思辨和构建严密的体系，“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的精神是不充分的。这样，佛教便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引力和魅力。田昌五指出：“佛教之所以久传不绝，关键在于它有自己的一套哲理。它既是宗教，又是哲学。就印度和中国佛教史来看，它的盛衰是与其哲理的发展程度分不开的。其哲理得到发展，它就盛行于世，其哲理得不到发展，它就要衰落。”(9)佛教还具有一定的社会政治文学艺术等价值。　　第二，文化选择的主要表现在于包容与适应的协调。　　中国传统文化面对佛教的传播、发展表现出极强的包容性和同化力，体现了中华民族强大而鲜明的主体意识。中国文化经过长期“如琢如磨”的发展，已经逐步走向成熟。两汉时虽“独尊儒术”，但并不能真正做到“罢黜百家”，而且在儒家内部也分化为不同的学派。文化的多元性正是其生命力所在。陈独秀认为：“盖文化之为物，每以立异复杂分化而兴隆，以尚同单纯统整而衰退，征之中外历史，莫不同然。”儒家思想适应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和封建宗法伦理关系的需要，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其人文主义和道德理论成为中国传统思想中最具特色的内容，也是抵制、同化任何外来思想的核心力量。“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李斯语）中华文化犹如大海，它是不会拒绝江河的汇入的。有了这种恢宏之气，是能够正视自身和外来文化的长短优劣，取寸之长补尺之短，而不会视外来文化为洪水猛兽。历史上多次发生的文化交流和碰撞，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佛教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同化，表现出较强的适应性和调和性。主要体现在：对封建政权的适应。印度佛教认为出世的僧人高于在世的俗人，僧人见了王者不跪拜，这种“无君无父”的主张与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形成了尖锐冲突。一些佛教领袖深知王权的重要性，提出了不少主张予以适应。如法果吹捧当时的统治者“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能弘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10)道安也认识到：“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11)虽有象梁武帝这样的统治者力图使佛教国教化，但神权始终未能摆脱对王权的依附。对宗法伦理的适应。佛教作为外来文化有着与本土文化大相径庭的背景，许多原始教义与中国文化传统和名教纲常相抵触。为了适应中国伦理道德观念，在《六方扎经》、《善生子经》、《善生经》等佛经翻译中，通过选、删、节、增等手法，作了相应的调整。如佛典原本《对辛加拉的教导》列举了作为妻子的五项美德：“善于处理工作”，“好好地对待眷属”，“不可走入歧途”，“保护搜集的财产”，“对应做的事情，要巧妙勤奋地去做”。汉译则作了修改：“一者夫从外来，当起迎之；二者夫出不在，当炊蒸扫除待之；三者不得有淫心于外夫，骂言不得还骂作色；四者当用夫教诫，所有什物不得藏匿；五者夫休息盖藏乃得卧”。(12)中国宗法家族系统提倡“夫孝，德之本也。”(13)“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4)孝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家族伦理的轴心和维持家族组织结构及秩序的重要杠杆。佛教通过翻译经典，撰写文章，注疏《盂兰盆经》，举行盂兰盆会，举办“俗讲”等，大力宣传孝道论。如孙绰宣扬出家修行是更高的孝行：“父隆则子贵，子贵则父尊。故孝之贵，贵能立身行道，永光厥亲。”(15)对鬼神观念的适应。印度佛教认为，佛是人不是神，虽有超凡的智慧和能力，并不能主宰人世的吉凶祸福。传入后佛、菩萨、罗汉等都成了能飞行变、住动天地的神仙至人。印度佛教讲业报轮回，但并没有主体。传入后接受了灵魂不灭的观念，把不灭的灵魂作为轮回的主体，把不断的神性作为解脱的根据，迎合了中国人的心理需求和文化观念。如慧远宣扬三业、三报、三生的因果报应思想，提出不灭的神（灵魂）是承受果报的主体，并用薪火之喻来论证神不灭。中国人根据因果报应论以有神论看佛教，而慧远的说法是其典型论述。　　第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文字在文化选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佛教传入之初，必须依附中国传统文化。初而依附传统的神仙方术，被视为九十六种方术迷信之一。早期来华的僧人也采用流行的神仙方术手法，附会宣传，吸引徒众。如安世高“七曜五行，医方异术，乃至鸟兽之声，无不综达”(16)，昙柯迦罗“风云星宿，图谶运变，莫不该综”(17)。继而依附道家及玄学，称之“佛道”。当时中国人释阐佛经多用“格义”方法，即把佛理与玄儒两家的学说范畴相比附。这不利于准确地把握佛教理论，外来佛教经中文讲译，而消融于古汉语的思维形式中。如“如性”范畴格义为“本无”、“真如”，被视为派生万物之本原，与本义“如实在那样”相去甚远。鸠摩罗什已意识到这一点：“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18)但这在两种文化文流、选择之初是不可避免的，今天的翻译仍存在这种情况，而且这也不全是坏事，对于佛教在新的文化氛围中传播进而融合具有积极的意义。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创造，形成了既综合中印文化而又不同于中印文化的新学说，开创了一种新的思想境界和文化形态。　　进一步来看，在依附和“格义”背后有更深刻的思维模式问题。不论是名僧还是一般徒众，必然是以中国人的“眼光”看佛教，这就是文化背景、思维模式或“主体的认识图式”问题。即使人们主观上竭力避免偏见、成见、定势，客观公正地理解佛教，而实际效果上还是摆脱不了“中国人”的烙印，排除不掉头脑中长期的民族文化传统的积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两种方法、两种现象同时存在，在佛教中“我注佛经”与“佛经注我”同样存在。中国佛教学者大多先受儒家学说洗礼，再经道家思想熏陶，然后接受佛教理论，这以两晋南北朝时代最为突出。如慧远在追忆自己思想转变过程时说：“每寻畴昔，游心世典，以为当年之华苑也。及见《老》、《庄》，便悟名教是应变之虚谈耳。以今而观，则知沉冥之趣，岂得不以佛理为先？”(19)僧肇也说：“尝读老子《道德章》，乃叹曰‘美则美矣，然期栖神冥累之方，犹未尽善’。”后来读《维摩诘经》，“欢喜顶受，披寻玩味，乃言始知所归矣。因此出家。”(20)他们这种知识结构形成的程序和层次，必然会深刻地影响和左右他们对佛教思想的理解和把握，从而对两种文化的融合汇通产生重要影响。　　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重构机制是指在文化选择基础上，双方力图按自己的模式去建构、塑造、规范对方，并相互吸收、相互促进，最终创造出民族化的中国佛教和融汇了佛教思想成果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型态。　　第一，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范畴、命题和理论探讨了相同或相近的问题，作出了相同或相近的回答。这首先成为两种文化的结合点，成为融合、重构从可能到现实转化的中介。由此两种文化的融合、重构才逐步展开。　　从总体上看，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共通性或相似性在于二者都是一种独特的人学，都对人、人生作出了独到的哲学观照。中国传统文化洋溢着浓厚的人文主义气息和韵味，传统哲学是一种社会政治、人生伦理哲学，它始终把热情投注在人、家庭、社会上，寻求道德上的和谐与完善。孔学的核心是人学，孔子的最大贡献是把中国思想界的着眼点“从天上拉回到人间”，开了中国人文、人本思想的先河，此后中国思想之河便沿着这一渊源流淌着。而佛教作为宗教，其本质是人的本质的异化，正如费尔巴哈所说：“人的绝对本质、人的上帝就是人自己的本质”，“神学的秘密就是人学。”(21)马克思说：“宗教是那些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22)佛教包括宇宙观、人生观、伦理学、认识论等多方面内容，但这些并不是等量齐观的。宇宙观和认识论包融于人生观和伦理学之中，是为人生观和伦理学服务的，都是为论证人生解脱的因与果的理论。从一定意义上说，佛教也是一种独特的人学。这样，双方便找到了对话的基础。从微观来看，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相通或相似之处。如，关于佛性与人性。中国传统文化所讲人性主要是探讨人类异于、优于禽兽的特殊属性；佛教所讲佛性主要是探讨众生成佛的根据、条件。两者异中有同，人性论讲人性的善恶，佛性论也讲本性的善恶，在内涵上有相似处。佛性论虽以一切众生为本位，但讲众生主要是就人而言，因此佛性论蕴含了人性论。大乘佛教一般是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但也有主张一阐提没有佛性的，这相类于性善性恶之争。无论性善论还是性恶论都倾向于主张人性平等、人人都可能实现理想人格，“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主张也承认人性平等，人人都有成佛的可能。佛性论与人性论的相通导致中国佛教从善恶方面讲佛性，如延寿认为：“若以性善性恶凡圣不移，诸佛不断性恶，能现地狱之身；阐提不断性善，常具佛果之体。若以修善修恶就事即殊，因果不同，愚智有别。修一念善，远阶觉地；起一念恶，长没苦轮。(23)关于“六度”与伦理。大乘佛教认为没有众生的解脱，就没有个人的真正解脱，所以提出“救苦救难”、“普渡众生”、“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等，将以个人修习为中心的戒定慧三学扩充为具有广泛社会内容的“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体现了大乘佛教的伦理道德观念，一“大悲为首”、“慈悲喜舍”作为佛教道德的出发点；二“诸恶莫作”、“诸善奉行”作为僧侣的行为准则；三“自利利他”、“自觉觉人”作为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的思想基础，这与儒家如出一辙。难怪佛教学者常将五戒与五常相等同，如契嵩认为：“夫不杀，仁也；不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饮酒，智也；不妄言，信也”(24)，“儒所谓仁、义、礼、智、信者，与吾佛曰慈悲、曰布施、曰恭敬、曰无我、曰智慧、曰不妄言绮语，其目虽不同，而其所以立诚修行善世教人，岂异乎哉？”(25)　　第二，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包含大量的互补因素，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两种文化的相互补充，成为文化重构的重要动因和初步表现。中国传统文化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发展完善自身，佛教也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所得，有所取，补充是相互的双向的。但外来文化、本土文化不同的性质和地位决定了二者的交融中，佛教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补充是主要的，如果一种外来文化只能“索取”不能“奉献”，那注定不能被认同和接受。佛教具有较高的哲学思辨水平，在人生的本质、人的认识能力、世界的本原本体、彼岸世界等问题上，对中国传统哲学作了相当精细的补充或予以某些启迪，推动中国传统哲学提出了新的范畴、命题和方法。如时空概念，“《易》有太极，《老》言自然，《周易》首创‘乾坤’二卦，《淮南》始标‘宇宙’之名。从此时空概念渐趋明确。自佛学输入，名相分析日益繁富，”佛学输入了“世界”概念，“世为迁流，界为方位；时间起于刹那，空间别于极微，时间则通三世，空间则统十方，较之旧说，更为圆满。”(25)佛教也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吸取了营养，如竺道生首唱“一阐提亦可成佛”，正是儒家“穷理尽性”和“人皆可以为尧舜”思想启迪的结果，他还直接用“穷理尽性”来解说《法华经》的“无量义定”(28)，而他“入理言息”、“得意忘象”的思维方法则来自道家和玄学。佛教的传入和发展不仅为中国人提供了一种比较圆满的信仰方式，也刺激了本土宗教信仰的发展。方立天认为：“道教的成立有其多方面的深刻原因，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些人对外来的佛教反感，作为对佛教的反应，中国原有的阴阳家、神仙方术和巫术等汇合一起，形成了道教以与佛教相抗衡”(16)。佛教也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因素，增强自身对中国社会的适应力和对广大徒众的吸引力。如康僧会吸收元气说来宣扬神不灭论：“魂灵与元气相合，终而复始，轮转无际，信有生死殃福所趣。”(29)慧远引黄帝的话来论证形尽神不灭：“形有靡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变无穷。”(30)印度佛教本不重视也不清楚自己已往的确切年代和传法世系，但传入后，中国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紧密地结合、反映到佛教中来，佛教依照世俗宗法的继承关系，建立了一套法嗣制度和财产继承制度。任继愈在论禅宗时指出：“禅宗思想中国化，首先在于使生产、生活中国化，把小农经济的机制运用于寺院经济生活。其传法世系，也力图与中国的封建宗法制相呼应，寺主是‘家长’，徒众是子弟，僧众之间维持着家庭、父子、叔侄、祖孙类似的传法世系”，“这也是受南北朝到隋唐以来中国封建门阀世系谱牒之学的影响的反映。”(31)另一方面，儒家依照佛教法统提出了自己的道统说。韩愈首先提出儒家传道系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文武以是，传之周公、孔子”(32)。佛儒道三教自然有不同的功能，但在为封建集权制度服务上却取得一致。佛教作为外来文化，“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封建统治者对待佛教象对待本土宗教一样“为我所用”，在此问题上不存在华夷之辩、主客之分。各代思想家也极力宣扬这种功能上的一致。慧远指出：“道法之与名教，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相同”，“内外之道，可合而明”，“虽曰道殊，所归一也。”(33)。南朝宋文帝认为：“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耳，必求性灵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耶？……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34)。隋文帝赞誉灵藏说：“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师为道人天子，……律师度人为善，弟子禁人为恶，言虽有异，意则不殊。”(35)契崇主张：“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有为者以治世，无为者以治心……故治世者非儒不可也，治出世非佛亦不可也。”(36)实际上，统治者鉴于儒教治世、佛教治心、道教养身的不同功能，自唐太宗始行三教并行政策，后来不同时期虽有所偏重，甚至出现“武宗灭佛”，但三教并行总趋势并没有改变，唐宋之际形成三教合一思潮。在宋明理学形成前，“三教合一”主要指三教以不同功能共同服务于封建宗法制度。　　第三，不同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吸收了佛教思想成果的中国传统文化新形态的形成、创造，成为文化重构的最高表现。在一定发展阶段，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成为佛教最显著的表现形式，反之亦然。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为中国文化发展开创了多方面可能。汉代，儒家取得独尊地位，但其哲学思辨特别是本体论发展并不充分。魏晋时期以道家思想阐释儒家名教的玄学兴起，谈本论末，说无讲有，标志着中国传统哲学从宇宙生成论向本体论转变。由于玄学的强大影响，直至东晋后期，以空（无）为中心的般若学始终是佛学的主流。总体上说，道安时代的般若学是依附玄学、玄佛合流的产物。按基本论点差异可分心无、即色、本无三派，其矛盾分歧大体上与玄学贵元、崇有、独化各派呼应，并未超出玄学的水平。随着独化论的出现名教与自然关系问题已圆满解决，玄学走入穷途末路，时称“不能拔理于向郭之外”。姚秦时期，鸠摩罗什带来的大乘般若学从根本上冲击了传统的思维方式，这集中体现在僧肇对三派性空理论所作的批判和超越。他认为三派讲空不得要领，都把无有绝对对立，各落一边。他则从万物无自性故不真，不真故空的境界理解有无，不落两边，求乎中道。僧肇般若学把玄佛合流推向顶峰，也是玄佛合流的终结，是佛教中国化和中国哲学本体论发展的新阶段。此时，竺道生经独立思考，孤明先发，首倡阐提成佛之说，此说正是在般若空义思维方式基础上，吸收、发掘中国传统人性论和直觉思维方式的深厚底蕴构建的佛教哲学体系，是佛教理论的自身完善，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佛性论成为中国佛学的主流，至隋唐佛教中国化基本完成，形成了天台、华严、禅宗等中国佛教宗派。这些宗派提出了许多与印度佛教不同的命题和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哲学。如禅宗以心性论为核心，将其与本体论、成佛论结合起来，是对中国传统心性论的重大发展，对宋明理学有着深远的影响。理学濂、洛、关、闽各家，无一不是“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宋明理学的形成标志着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双向重构的最后完成。从此，儒释道三教并立的局面发生质的变化，统治集团以儒教代替佛道二教的思想渐占上风。史浩认为：“盖大学之道，……可以修心，可以养生，可以治世，无所处而不当矣，又何假释老之说耶？”(37)这种口气和眼光明显有别于韩愈以来排斥佛老的儒教人物，表明儒教力图拥有绝对权威。佛道思想家也从不同角度推崇儒教，甘愿辅助，道教佛教进一步儒教化。知礼认为：“凡立身行道，世之大务。虽儒释殊途，安能有异？必须先务立身，次谋行道。”(38)智圆自号“中庸子”(39)，契崇撰《中庸解》五篇盛赞儒家中庸之道。理学形成后三教合一的实质是合于理学了。　　综上所述，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有其内在根据和必然。在文化选择和重构机制作用下，通过吸引、适应、调和、共存、互补、创造等环节，由点到面，自浅入深，逐步融合，形成了有别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和吸收了佛教思想成果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型态。

人类从野蛮到文明，靠文化进步，从生物的人到社会的人靠文化教化人们的个性，气质，情操，靠文化培养;人们的崇高与渺小，靠文化赋予;人们各种各样的人生观，价值观，靠文化确立那么，文化究竟是什么 当今世界关于文化的定义，据统计已经有260多种迄今为止，"文化"仍是学术界众说纷纭的问题实际上，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多维概念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的现实存在，具有与人类自身同样长久的历史，一部人类史就是人的文化史，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民族文化，企业文化，饮食文化，酒文化，陶瓷文化，服饰文化等等，也就是说，文化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 首先，让我们看看古人是怎样理解"文化"这个概念的 " 文"的本义是指各色交错的纹理对"文"作解释较早的是《易经·系辞下》中有这样一段话:"物相杂，故曰文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段文字中"观鸟兽之文"，就是指观察鸟兽身上的各色交错的纹理这段文字说明，我们的祖先包牺氏重视观察自然与人类自身，从自然界与人类自身领悟道理，概括为"八卦"来通天地万物之神妙，来分类归纳万事万物的情状现代科学研究，中国的"八卦"应该看作是逻辑数理的祖先，计算机使用的二进制计算方法就是借鉴了"八卦"的进位方法这里主要是用"文"来表示动物身上的纹理后来，在此基础上，"文"字又有许多引申意义其一，引申为文字，文章在此基础上又引申为诗词曲赋其二，引申为古代的礼乐制度，在此基础上又引申为法令条文其三，引申为精神修养，在此基础上又引申为文彩其四，在礼乐制度和修养的基础上还引申为美，善，德行之义，如成语"文质彬彬" (《论语·雍也》)中的"文"即指文采和修养德行总之，"文"在古人心目中，起初指纹理，后来又引申出近十几种引申义其中，文字，文章，修养，德行与现在人们理解的"文化"一词的意义最为接近 "化"的本意有三个方面:一是变化，二是生成，三是造化主要指事物动态变化的过程《庄子·逍遥游》中的"化而为鸟，其名曰鹏"，中的"化"即指变化《易·系辞下》中"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中的"化"即生成，化生也是生成雌雄构精，于是生成各种动物及某些植物以上三个本义，最基本的是指改变，变化即事物形态或性质的改变在此基础上，后来又引申为风俗，风气教化等等"化"字的引申义与现代人理解的"文化"一词最相近的是"教化"，也即伦理德行的化成，如"潜移默化" "文"与"化"并联使用(但不是一个整词)最早见于《易·贲卦· 象传》:"(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教材第2页)，其中"刚柔交错"四个字加括号，是今人高补的，原文空缺这段文字是任何研究中国文化的人不能忽略的这段文字说，日月往来，阴阳并陈，刚柔交错成文，这就叫作"天文"文化教育旨在使人行当所行，止当所止，这就叫做"人文"治国者观察天文，用以认识自然界的变化规律，观察人文，用以教化，造就天下的人很显然，这里所说的"天文"，既指"自然变化规律"，也指"人对自然变化规律的认识"这里所说的"人文"，既指社会变化规律，也指人对人伦社会规律的认识"天文"，"人文"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我们要注意的是，这段文字中"文"与"化"分开使用，但整段文字强调的是"以人文教化天下百姓"具有明确的文明教化之意 西汉以后，"文"与"化"经常一块连用，后来渐渐凝固为一个词但并未出现现代意义上人们常的"文化"一词按照古人的理解，"文化"就是" 以文教化"近代(五四前后)在译介西方有关语汇(拉丁文culture)时，借用中国固有的"文明"，"文化"等词，赋予新义，就产生了我们今天通常所理解的"文化"一词不过中国的"文化"一词侧重于精神领域的"文治教化"，而"文明"一词则兼容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 把"文化"作为一个内涵丰富，众多学科探究的对象，实际上发源于近代欧洲西方语言的文化一词与汉语的文化有相近的一面，又有相异之处《牛津词典》把1510年作为文化的精神， 人文用法在英语首次出现的日期但此时的文化主要指栽培，种植的意义以及由此引申出的性情陶冶，品德教化等涵义 自中世纪起，文化与今日的文化概念相当，英语中的文化"culture"的本义指精神文化，即人文——宗教文化，中国文化一开始就有精神和人文的指向，因此，各国对文化的理解稍有差异，但也有共同之处 1871 年，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他的《原始文化》一书中对文化作了系统阐释，他说"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的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泰勒强调了文化作为一个精神文化的综合整体的基本含义，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文化概念进行了详细考察和整理的是美国文化学者克罗伯和克拉克洪，他们于1952年发表了《文化的概念》，对西方当时搜集到的160多个关于文化的定义做了梳理与分析，指出:文化既是人类行为的产物，又是决定人类行为的某种要素 关于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文化"的含义: 据当今学者的不完全统计，在中国自"五四"前后至今，关于文化的定义，几乎有260多条，教材上基本采用了冯天瑜先生的说法(教材3页)"文化便是人与自然，主体和客体在实践中的对立统一物(《中国文化史断想》第17页)" 这里所说的主体是指人，客体是指自然人是指整个人类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长期演化的结果，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这里所说的自然不仅指人类赖以生存并与之相对立的自然，也包括人类本身的各种自然属性与生理属性比如人脑具有自然属性与生理属性人类运用发达的头脑， 在认识，改造自然过程中逐渐掌握了自然的规律，创造了文化，也改善了人类本身比如说，一块粘土不具备文化意蕴，但经过人类烧制，并且绘上图案，成了彩陶，注入了人类的审美观念和劳动技能就成为彩陶文化又如一个山洞，人类钻进去只是为了遮风避雨，繁衍后代，似乎这个山洞算不上有什么文化味但一座建筑物经过设计师的精心设计和建筑人员的精心施工，把自己的审美情趣和意境追求通过石头，木头和沙子体现出来了，那么这座建筑物就可称作体现文化价值的建筑艺术 由这两个例子我们可以引出: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化"或"人类化"是人类改造自然界而逐步实现自身价值观念的过程简言之，"自然的人化，也即人化自然是文化的本质" 依照人化自然即是文化的概念，自八十年代以来在中国兴起了文化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文化分支比如企业文化，地域文化，民俗文化更有大量的实用文化:饮食文化，酒文化，茶文化，服饰文化，广告文化，绿色文化，传播文化，旅游文化等等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文化的分支，都不是我们学习和探讨的重点，充其量只是文化研究的素材我们学习和研究的核心内容是精神文化，是以文，史，哲为骨干的传统文化它是中国人精神生产最美丽的花朵和中国人智慧外化的结晶

浅论华夏大一统的正义性 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仪之大，故称夏。阪泉之战，炎帝战败，并入黄帝部落。华夏的篇章由此展开。从夏朝第一个封建开始，到清朝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总上演着分分合合的故事。由分到和总避免不了战争。“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战争给人的感觉总是血流成河的场面。然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当封建统治者只顾贪图享乐，弃老百姓的死活于不顾，战争是取得华夏大一统的唯一方法，也是解救人民于水生火热的唯一方法。大一统的内涵 封建王朝统治全国为大一统。新的王朝总是生机勃勃，一番欣欣向荣的景象。君主贤明，国家政策开明，军事力量强大，国家之间友好相处，没有战乱，百姓安居乐业。“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一个又一个的太平景象让我们明白大一统的真正意义：那就是和平、和睦、长治久安。而统治者并不都是明君，商纣王酒池肉林，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百姓食不果腹，流离失所。时代造就英雄，百姓期待英雄。当有志之士明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百姓期待战争的出现来结束这种水生火热的生活，却又不得不面对战争所带来的妻离子散。他们身处黑夜，期待着黎明曙光的出现。大一统，就是这黎明的曙光。 大一统的族群是以民族为基础的。同一个民族，有着相同的生活习惯，相同的交流语言，相同的文化继承，相同的宗教信仰。这一切都让他们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民族文化都和他们生活的地域有关系，一方土地养一方儿女，北方人直爽，南方人婉约。而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核心，是一个民族的价值追求，是一个民族誓死捍卫的尊严。每个名族都有他们自己的精神信仰，不容侵犯。在元清入土中原的过程中，民族精神就是他们的精神寄托，是他们战斗的精神支撑，也是他们取得胜利的强大动力。正义的内涵 正义，是千百年来人类不懈追求的一种美好社会理想和愿望，是人类社会共同的向往和追求。　　关于正义，从中国古代到近现代，从西方到中国，论述这个问题的记载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卷轶浩繁。公平正义，笔者认为是公平、公正、正义、平等等概念的集合体。在古希腊，正义以一种调整自然力对宇宙组成部分的作用，保证平衡与协调的先验宇宙原则第一次出现。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首先提出了正义的问题同时，他把正义看作是个人和国家的“善德”。“正义就是只做自己的事而不兼做别人的事”。他还说：“政治学上的善就是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按照一般的认识，正义是某种事物的平等观念。《正义论》的作者，美国著名伦理学家约翰·罗尔斯认为：“正义即指制度的道德、制度的德性，是支撑社会基本结构的属性是否道德的一个概念。正义原则必须是这样的原则：它们具有一般的形式，普遍适用于一切场合，能够公开地作为排列各种冲突要求之次序的最后结论来接受。　　 正义是人们为了战胜当前邪恶，最终是为了维护人类和谐幸福的道德行为。通俗地地讲，为了战胜当前邪恶，为了人类和谐幸福，该出手时就出手，正义是人们为了战胜当前邪恶，最终是为了维护人类和谐幸福的道德行为。通俗地地讲，为了战胜当前邪恶，为了人类和谐幸福，该出手时就出手，这就是正义。入土中原的正义性 1204年，蒙古族领袖铁木真通过残酷战争统一了蒙古高原各蒙古部落。铁木真被各部落推举为“成吉思汗”，建立政权于漠北，蒙古国成立从此，蒙古草原结束了长期混战的局面。之后连年征战，先后灭西夏，金国，招降吐蕃，1253年灭大理，至1279年灭南宋，最后统一中国。从宋朝的角度，元的统一是一场侵略战争，被誉为民族英雄的文天祥誓死抗元，当兵败被俘，不得不发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但在元统一中国前，蒙古草原各个部落之间金戈铁马，征战频繁。南方的宋朝军事力量弱小，在外交政策上采取求和政策，时时面临金国的侵犯。元朝的统一，结束了唐末以来（五代十国宋辽金夏）国内分裂割据和几个政权并立的政治局面，奠定了国家长期统一的政治局面。 元朝的大统一，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汉族人民大量迁居到边疆地区，带去了先进生产技术，开发了边疆经济。边疆各族大量迁入中原和江南，同汉族杂居，加强了民族融合，促进了国内各族人民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边疆地区的开发，促进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加强了中外文化交流和中西交通的发展，也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1636年，清降服漠南蒙古，皇太极称帝且改“金”国号为“清”，清朝正式建立，改年号为崇德。 1644年四月廿一日，李自成亲率部队与吴三桂在山海关外的一片石大战，但由于清军参战，李自成大败。五月初二，清摄政王多尔衮进京。八日，清顺治帝进北京，北京开始成为清朝都城。此时明朝残余势力仍在，史称南明。在此以后的十八年中，明残余势力一直在与清政府做斗争，直到大清统一中国。 清朝是由中国满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统一全国的大王朝之一。清朝的人口数也是历代封建王朝最高，清末时达到四亿以上。清朝开疆拓土，鼎盛时领土达1300多万平方公里。清初为缓和阶级矛盾，实行奖励垦荒、减免捐税的政策，内地和边疆的社会经济都有所发展。至十八世纪中叶，封建经济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史称“康乾盛世”。于是中央集权专制体制更加严密，国力强大，秩序稳定，清代人口至十八世纪后期，已达到三亿左右。康熙年间，统一了台湾，并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界；乾隆中叶，平定准噶尔、回部，统一了新疆。这不仅一举解决了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旷日持久的冲突，而具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发展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和交通，巩固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力和凝聚力。在文化上，康乾时期编纂了几部集大成之作，像《四库全书》 《古今图书集成》等，对清理和总结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作出了重大贡献。 上面论述的为元清入土中原的历史和统一后的欣欣向荣局面，现在来谈谈它的正义性。在这两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统一中国之前，中土虽说不是诸侯割据，军阀混战。但当时的朝廷基本都是君主昏庸，大臣们结党成派，相互勾结，朝廷乌烟瘴气，苛捐杂役严重，民不聊生。在这样的情况下，少数民族政权入土中原，无论是抱着什么样的目的，是为了拥有掌控天下的权利也好，是为了解救天下苍生与水火也也好，这都是黎民百姓所期待的。封建时代的农民也许本身就带有一种奴性，也没有知识，农民阶级自身是没法推翻这个令他们仇恨的政权，他们只有期待新的朝代，新的明君，即使这需要以战争为代价，但长痛不如短痛。所以，元清入土中原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是解救人民的战争。大一统坚持的原则 在大多数人的眼中，战争都是非正义的。但是要结束多方混战的局面，就许要战争。尼采说过：战争是取得和平的唯一方式。他的话虽说太绝对，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战争的必要性。中华民族的和平之路，不也是用先烈的鲜血换来的。 统一全国，也许打着的是为民请命的口号，骨子里也有为拥有那号令天下的权利的野心。即使这样，只要对老百姓有好处，就算你是一支正义之师。 但在大一统的过程中，也发生的许多骇人听闻的惨案。清军进军江南的过程中，无恶不作，激起江南人民的强烈反抗，特别是剃发令强制执行，各地燃起抗清的熊熊烈火。清廷残酷镇压，在扬州、嘉定、江阴等地进行了大肆屠城，史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此后清军各地“剃发易服”，造成人口骤减，发生西南地区民生萧条、万里无人的景象。1659年，清军占领西南地区。并迁移湖广人口填川，以补充劳动力的不足，视为历史上的第二次“湖广填四川”。 相对之下，元朝就开明多了。忽必烈下令推行汉法， 穿汉服，学习汉文化。这一政策并不彻底，但在名族文化交流上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因此，在大一统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坚守一定的原则，这样才能达到民族之间的和睦相处。首先民族平等是肯定的。在封建制度的前提下，这一点是很难做到的，元朝施行的“四人等制”，实行怯薛护卫军制，实行站赤制度等等，都是为了增加本民族的特权。满清八旗制度也是这样。其次是尊重各民族的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自由。即使是在当代，宗教信仰的不同让战火硝烟仍然弥漫在渴望和平的土地上。 即使这一切都是历史，都离我们远去，可以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借鉴。都是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而我认为，也可以明得失。我们可以从历史中知道，无论怎样，我们都要学会尊重，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是这样，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也是这样。心得 在探究华夏大一统的正义性时，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们懂得在战乱年代，和平是多么的奢侈。无论在什么时候，和平都来之不易。今天，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除了感激那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们，也好好珍惜这和平时光吧。 其次是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当我们徜徉与诸子百家的经典，是那样的流连忘返，感觉我们已经超越了时空，和他们进行心与心的对话。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庄子的晓梦迷蝴蝶，扶摇直上九万里······聆听着《高山流水》，品读着唐诗、宋词、元曲，那一刻，时空仿佛凝滞，唯有心灵的自由与舒适。《黄帝内经》 《本草纲目》 《天工开物》让我们不得不赞叹古人的智慧。就让我们心存感激，继承和发扬这中国的瑰宝，民族的骄傲吧！

英语专业中国文化概论论文选题

人类从野蛮到文明，靠文化进步，从生物的人到社会的人靠文化教化人们的个性，气质，情操，靠文化培养;人们的崇高与渺小，靠文化赋予;人们各种各样的人生观，价值观，靠文化确立那么，文化究竟是什么 当今世界关于文化的定义，据统计已经有260多种迄今为止，"文化"仍是学术界众说纷纭的问题实际上，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多维概念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的现实存在，具有与人类自身同样长久的历史，一部人类史就是人的文化史，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民族文化，企业文化，饮食文化，酒文化，陶瓷文化，服饰文化等等，也就是说，文化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 首先，让我们看看古人是怎样理解"文化"这个概念的 " 文"的本义是指各色交错的纹理对"文"作解释较早的是《易经·系辞下》中有这样一段话:"物相杂，故曰文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段文字中"观鸟兽之文"，就是指观察鸟兽身上的各色交错的纹理这段文字说明，我们的祖先包牺氏重视观察自然与人类自身，从自然界与人类自身领悟道理，概括为"八卦"来通天地万物之神妙，来分类归纳万事万物的情状现代科学研究，中国的"八卦"应该看作是逻辑数理的祖先，计算机使用的二进制计算方法就是借鉴了"八卦"的进位方法这里主要是用"文"来表示动物身上的纹理后来，在此基础上，"文"字又有许多引申意义其一，引申为文字，文章在此基础上又引申为诗词曲赋其二，引申为古代的礼乐制度，在此基础上又引申为法令条文其三，引申为精神修养，在此基础上又引申为文彩其四，在礼乐制度和修养的基础上还引申为美，善，德行之义，如成语"文质彬彬" (《论语·雍也》)中的"文"即指文采和修养德行总之，"文"在古人心目中，起初指纹理，后来又引申出近十几种引申义其中，文字，文章，修养，德行与现在人们理解的"文化"一词的意义最为接近 "化"的本意有三个方面:一是变化，二是生成，三是造化主要指事物动态变化的过程《庄子·逍遥游》中的"化而为鸟，其名曰鹏"，中的"化"即指变化《易·系辞下》中"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中的"化"即生成，化生也是生成雌雄构精，于是生成各种动物及某些植物以上三个本义，最基本的是指改变，变化即事物形态或性质的改变在此基础上，后来又引申为风俗，风气教化等等"化"字的引申义与现代人理解的"文化"一词最相近的是"教化"，也即伦理德行的化成，如"潜移默化" "文"与"化"并联使用(但不是一个整词)最早见于《易·贲卦· 象传》:"(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教材第2页)，其中"刚柔交错"四个字加括号，是今人高补的，原文空缺这段文字是任何研究中国文化的人不能忽略的这段文字说，日月往来，阴阳并陈，刚柔交错成文，这就叫作"天文"文化教育旨在使人行当所行，止当所止，这就叫做"人文"治国者观察天文，用以认识自然界的变化规律，观察人文，用以教化，造就天下的人很显然，这里所说的"天文"，既指"自然变化规律"，也指"人对自然变化规律的认识"这里所说的"人文"，既指社会变化规律，也指人对人伦社会规律的认识"天文"，"人文"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我们要注意的是，这段文字中"文"与"化"分开使用，但整段文字强调的是"以人文教化天下百姓"具有明确的文明教化之意 西汉以后，"文"与"化"经常一块连用，后来渐渐凝固为一个词但并未出现现代意义上人们常的"文化"一词按照古人的理解，"文化"就是" 以文教化"近代(五四前后)在译介西方有关语汇(拉丁文culture)时，借用中国固有的"文明"，"文化"等词，赋予新义，就产生了我们今天通常所理解的"文化"一词不过中国的"文化"一词侧重于精神领域的"文治教化"，而"文明"一词则兼容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 把"文化"作为一个内涵丰富，众多学科探究的对象，实际上发源于近代欧洲西方语言的文化一词与汉语的文化有相近的一面，又有相异之处《牛津词典》把1510年作为文化的精神， 人文用法在英语首次出现的日期但此时的文化主要指栽培，种植的意义以及由此引申出的性情陶冶，品德教化等涵义 自中世纪起，文化与今日的文化概念相当，英语中的文化"culture"的本义指精神文化，即人文——宗教文化，中国文化一开始就有精神和人文的指向，因此，各国对文化的理解稍有差异，但也有共同之处 1871 年，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他的《原始文化》一书中对文化作了系统阐释，他说"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的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泰勒强调了文化作为一个精神文化的综合整体的基本含义，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文化概念进行了详细考察和整理的是美国文化学者克罗伯和克拉克洪，他们于1952年发表了《文化的概念》，对西方当时搜集到的160多个关于文化的定义做了梳理与分析，指出:文化既是人类行为的产物，又是决定人类行为的某种要素 关于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文化"的含义: 据当今学者的不完全统计，在中国自"五四"前后至今，关于文化的定义，几乎有260多条，教材上基本采用了冯天瑜先生的说法(教材3页)"文化便是人与自然，主体和客体在实践中的对立统一物(《中国文化史断想》第17页)" 这里所说的主体是指人，客体是指自然人是指整个人类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长期演化的结果，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这里所说的自然不仅指人类赖以生存并与之相对立的自然，也包括人类本身的各种自然属性与生理属性比如人脑具有自然属性与生理属性人类运用发达的头脑， 在认识，改造自然过程中逐渐掌握了自然的规律，创造了文化，也改善了人类本身比如说，一块粘土不具备文化意蕴，但经过人类烧制，并且绘上图案，成了彩陶，注入了人类的审美观念和劳动技能就成为彩陶文化又如一个山洞，人类钻进去只是为了遮风避雨，繁衍后代，似乎这个山洞算不上有什么文化味但一座建筑物经过设计师的精心设计和建筑人员的精心施工，把自己的审美情趣和意境追求通过石头，木头和沙子体现出来了，那么这座建筑物就可称作体现文化价值的建筑艺术 由这两个例子我们可以引出: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化"或"人类化"是人类改造自然界而逐步实现自身价值观念的过程简言之，"自然的人化，也即人化自然是文化的本质" 依照人化自然即是文化的概念，自八十年代以来在中国兴起了文化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文化分支比如企业文化，地域文化，民俗文化更有大量的实用文化:饮食文化，酒文化，茶文化，服饰文化，广告文化，绿色文化，传播文化，旅游文化等等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文化的分支，都不是我们学习和探讨的重点，充其量只是文化研究的素材我们学习和研究的核心内容是精神文化，是以文，史，哲为骨干的传统文化它是中国人精神生产最美丽的花朵和中国人智慧外化的结晶

题目要小，好写。如：围绕中国文化名人，或某一时期，如：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等

中国文化概论论你这个理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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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差异及其对翻译的影响

题目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太大了面太广容易泛泛，小了就无材料可查，没东西可写。写你熟悉的 资料好查的 参考

美国文化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