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概论论文1500字英语版

中国文化概论论文1500字英语版

佛教自两汉之际开始传入中国，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深受儒家、道家的影响，同时也给中国传统文化以深刻的影响，逐步走上了儒释道三教融合的道路，一步步中国化、民族化，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儒佛道三家汇合而成的文化形态了。”(1)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除了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时代契机，应有思想文化本身的根据。笔者认为，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内在机制是文化选择与重构。选择和重构是同一机制的两个方面，二者相互蕴含，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两种文化的融合。　　作为外来文化形态的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首先归因于文化选择机制的作用，即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交流、相互选择。　　第一，文化选择的根本依据在于需要与价值的契合。　　佛教要在中国生存、流传，必须取得中国社会政治和传统文化的认可、宽容和支持；中国传统文化也需要佛教为自身的进一步发展提供营养和补充。而佛教具有满足这种需要的独特价值：　　宗教价值。中国人宗教的观念、感情淡漠，这与本土宗教发展不充分、不完善相关。中国人首先是把佛教作为宗教引进的。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佛教传来说记载：“昔孝明皇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悦之。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2)遂有西行求法之举。在初传时期，中国人以固有的宗教信仰眼光视之，即把佛教看作神仙方术之一。如汉楚王刘英把释迦牟尼与黄帝、老子并祀：“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词”(3)。正如朱黼说：“三代以上，不过曰天而止，一变而为诸侯之盟诅，再变而为燕秦之仙怪，三变而为文景之黄老，四变而为巫蛊，五变而为灾祥，六变而为图谶，然后西方异说，乘其虚而诱惑之。”(4)佛教的传入，给中国人的宗教生活注入了新气息。对于佛教的宗教价值，封建统治者深知：“若彼愚夫、愚妇，理喻之不可，法禁之不可，不有鬼神轮回之说，驱而诱之，其不入井者几希。”(5)哲学价值。佛教既是一种信仰方式，也是一种思维方式。一般说来，宗教以信仰为基础、以解脱为目标，重体验亲证；哲学以知识为根据、以真理为终的，重概念分析。但二者的矛盾和对立，只在有限的范围内才有意义，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下往往又相融相通。费尔巴哈指出：“十分明白：哲学或宗教，一般地说，亦即撇开它们独特的区别来说，乃是同一的，因为思维者和信仰者是同一的实体，宗教的形象也就同时既表现思想，也表现事物。的确，每一种一定的宗教，每一种信仰方式，同时也是一定的思维方式，因为任何一个人决不可能相信一件实际上与他的思维能力或表象能力相矛盾的东西。”(6)佛教虽强调信仰，却终究不能不以某种方式诉诸理性，从而表现为人的思想和行动。佛教以哲理为基础，宗教信仰建筑其上，宗教信仰和哲学思辨紧密结合。佛教作为宗教唯心主义，从本质上说是和科学、唯物主义根本对立的，但其中包含了辩证法颗粒和唯物主义因素，尤其是一些范畴闪烁着人类智慧的火花，其哲学思辨水平要高于其他任何宗教。梁漱溟将宗教分为两个等级，唯有佛教处于最高一级。(7)恩格斯也高度评价了佛教的辩证法因素，认为佛教处于人类辩证思维发展的较高阶段上。(8)中国古人重直觉轻分析，不重视理性的思辨和构建严密的体系，“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的精神是不充分的。这样，佛教便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引力和魅力。田昌五指出：“佛教之所以久传不绝，关键在于它有自己的一套哲理。它既是宗教，又是哲学。就印度和中国佛教史来看，它的盛衰是与其哲理的发展程度分不开的。其哲理得到发展，它就盛行于世，其哲理得不到发展，它就要衰落。”(9)佛教还具有一定的社会政治文学艺术等价值。　　第二，文化选择的主要表现在于包容与适应的协调。　　中国传统文化面对佛教的传播、发展表现出极强的包容性和同化力，体现了中华民族强大而鲜明的主体意识。中国文化经过长期“如琢如磨”的发展，已经逐步走向成熟。两汉时虽“独尊儒术”，但并不能真正做到“罢黜百家”，而且在儒家内部也分化为不同的学派。文化的多元性正是其生命力所在。陈独秀认为：“盖文化之为物，每以立异复杂分化而兴隆，以尚同单纯统整而衰退，征之中外历史，莫不同然。”儒家思想适应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和封建宗法伦理关系的需要，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其人文主义和道德理论成为中国传统思想中最具特色的内容，也是抵制、同化任何外来思想的核心力量。“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李斯语）中华文化犹如大海，它是不会拒绝江河的汇入的。有了这种恢宏之气，是能够正视自身和外来文化的长短优劣，取寸之长补尺之短，而不会视外来文化为洪水猛兽。历史上多次发生的文化交流和碰撞，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佛教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同化，表现出较强的适应性和调和性。主要体现在：对封建政权的适应。印度佛教认为出世的僧人高于在世的俗人，僧人见了王者不跪拜，这种“无君无父”的主张与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形成了尖锐冲突。一些佛教领袖深知王权的重要性，提出了不少主张予以适应。如法果吹捧当时的统治者“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能弘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10)道安也认识到：“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11)虽有象梁武帝这样的统治者力图使佛教国教化，但神权始终未能摆脱对王权的依附。对宗法伦理的适应。佛教作为外来文化有着与本土文化大相径庭的背景，许多原始教义与中国文化传统和名教纲常相抵触。为了适应中国伦理道德观念，在《六方扎经》、《善生子经》、《善生经》等佛经翻译中，通过选、删、节、增等手法，作了相应的调整。如佛典原本《对辛加拉的教导》列举了作为妻子的五项美德：“善于处理工作”，“好好地对待眷属”，“不可走入歧途”，“保护搜集的财产”，“对应做的事情，要巧妙勤奋地去做”。汉译则作了修改：“一者夫从外来，当起迎之；二者夫出不在，当炊蒸扫除待之；三者不得有淫心于外夫，骂言不得还骂作色；四者当用夫教诫，所有什物不得藏匿；五者夫休息盖藏乃得卧”。(12)中国宗法家族系统提倡“夫孝，德之本也。”(13)“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4)孝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家族伦理的轴心和维持家族组织结构及秩序的重要杠杆。佛教通过翻译经典，撰写文章，注疏《盂兰盆经》，举行盂兰盆会，举办“俗讲”等，大力宣传孝道论。如孙绰宣扬出家修行是更高的孝行：“父隆则子贵，子贵则父尊。故孝之贵，贵能立身行道，永光厥亲。”(15)对鬼神观念的适应。印度佛教认为，佛是人不是神，虽有超凡的智慧和能力，并不能主宰人世的吉凶祸福。传入后佛、菩萨、罗汉等都成了能飞行变、住动天地的神仙至人。印度佛教讲业报轮回，但并没有主体。传入后接受了灵魂不灭的观念，把不灭的灵魂作为轮回的主体，把不断的神性作为解脱的根据，迎合了中国人的心理需求和文化观念。如慧远宣扬三业、三报、三生的因果报应思想，提出不灭的神（灵魂）是承受果报的主体，并用薪火之喻来论证神不灭。中国人根据因果报应论以有神论看佛教，而慧远的说法是其典型论述。　　第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文字在文化选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佛教传入之初，必须依附中国传统文化。初而依附传统的神仙方术，被视为九十六种方术迷信之一。早期来华的僧人也采用流行的神仙方术手法，附会宣传，吸引徒众。如安世高“七曜五行，医方异术，乃至鸟兽之声，无不综达”(16)，昙柯迦罗“风云星宿，图谶运变，莫不该综”(17)。继而依附道家及玄学，称之“佛道”。当时中国人释阐佛经多用“格义”方法，即把佛理与玄儒两家的学说范畴相比附。这不利于准确地把握佛教理论，外来佛教经中文讲译，而消融于古汉语的思维形式中。如“如性”范畴格义为“本无”、“真如”，被视为派生万物之本原，与本义“如实在那样”相去甚远。鸠摩罗什已意识到这一点：“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18)但这在两种文化文流、选择之初是不可避免的，今天的翻译仍存在这种情况，而且这也不全是坏事，对于佛教在新的文化氛围中传播进而融合具有积极的意义。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创造，形成了既综合中印文化而又不同于中印文化的新学说，开创了一种新的思想境界和文化形态。　　进一步来看，在依附和“格义”背后有更深刻的思维模式问题。不论是名僧还是一般徒众，必然是以中国人的“眼光”看佛教，这就是文化背景、思维模式或“主体的认识图式”问题。即使人们主观上竭力避免偏见、成见、定势，客观公正地理解佛教，而实际效果上还是摆脱不了“中国人”的烙印，排除不掉头脑中长期的民族文化传统的积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两种方法、两种现象同时存在，在佛教中“我注佛经”与“佛经注我”同样存在。中国佛教学者大多先受儒家学说洗礼，再经道家思想熏陶，然后接受佛教理论，这以两晋南北朝时代最为突出。如慧远在追忆自己思想转变过程时说：“每寻畴昔，游心世典，以为当年之华苑也。及见《老》、《庄》，便悟名教是应变之虚谈耳。以今而观，则知沉冥之趣，岂得不以佛理为先？”(19)僧肇也说：“尝读老子《道德章》，乃叹曰‘美则美矣，然期栖神冥累之方，犹未尽善’。”后来读《维摩诘经》，“欢喜顶受，披寻玩味，乃言始知所归矣。因此出家。”(20)他们这种知识结构形成的程序和层次，必然会深刻地影响和左右他们对佛教思想的理解和把握，从而对两种文化的融合汇通产生重要影响。　　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重构机制是指在文化选择基础上，双方力图按自己的模式去建构、塑造、规范对方，并相互吸收、相互促进，最终创造出民族化的中国佛教和融汇了佛教思想成果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型态。　　第一，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范畴、命题和理论探讨了相同或相近的问题，作出了相同或相近的回答。这首先成为两种文化的结合点，成为融合、重构从可能到现实转化的中介。由此两种文化的融合、重构才逐步展开。　　从总体上看，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共通性或相似性在于二者都是一种独特的人学，都对人、人生作出了独到的哲学观照。中国传统文化洋溢着浓厚的人文主义气息和韵味，传统哲学是一种社会政治、人生伦理哲学，它始终把热情投注在人、家庭、社会上，寻求道德上的和谐与完善。孔学的核心是人学，孔子的最大贡献是把中国思想界的着眼点“从天上拉回到人间”，开了中国人文、人本思想的先河，此后中国思想之河便沿着这一渊源流淌着。而佛教作为宗教，其本质是人的本质的异化，正如费尔巴哈所说：“人的绝对本质、人的上帝就是人自己的本质”，“神学的秘密就是人学。”(21)马克思说：“宗教是那些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22)佛教包括宇宙观、人生观、伦理学、认识论等多方面内容，但这些并不是等量齐观的。宇宙观和认识论包融于人生观和伦理学之中，是为人生观和伦理学服务的，都是为论证人生解脱的因与果的理论。从一定意义上说，佛教也是一种独特的人学。这样，双方便找到了对话的基础。从微观来看，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相通或相似之处。如，关于佛性与人性。中国传统文化所讲人性主要是探讨人类异于、优于禽兽的特殊属性；佛教所讲佛性主要是探讨众生成佛的根据、条件。两者异中有同，人性论讲人性的善恶，佛性论也讲本性的善恶，在内涵上有相似处。佛性论虽以一切众生为本位，但讲众生主要是就人而言，因此佛性论蕴含了人性论。大乘佛教一般是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但也有主张一阐提没有佛性的，这相类于性善性恶之争。无论性善论还是性恶论都倾向于主张人性平等、人人都可能实现理想人格，“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主张也承认人性平等，人人都有成佛的可能。佛性论与人性论的相通导致中国佛教从善恶方面讲佛性，如延寿认为：“若以性善性恶凡圣不移，诸佛不断性恶，能现地狱之身；阐提不断性善，常具佛果之体。若以修善修恶就事即殊，因果不同，愚智有别。修一念善，远阶觉地；起一念恶，长没苦轮。(23)关于“六度”与伦理。大乘佛教认为没有众生的解脱，就没有个人的真正解脱，所以提出“救苦救难”、“普渡众生”、“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等，将以个人修习为中心的戒定慧三学扩充为具有广泛社会内容的“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体现了大乘佛教的伦理道德观念，一“大悲为首”、“慈悲喜舍”作为佛教道德的出发点；二“诸恶莫作”、“诸善奉行”作为僧侣的行为准则；三“自利利他”、“自觉觉人”作为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的思想基础，这与儒家如出一辙。难怪佛教学者常将五戒与五常相等同，如契嵩认为：“夫不杀，仁也；不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饮酒，智也；不妄言，信也”(24)，“儒所谓仁、义、礼、智、信者，与吾佛曰慈悲、曰布施、曰恭敬、曰无我、曰智慧、曰不妄言绮语，其目虽不同，而其所以立诚修行善世教人，岂异乎哉？”(25)　　第二，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包含大量的互补因素，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两种文化的相互补充，成为文化重构的重要动因和初步表现。中国传统文化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发展完善自身，佛教也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所得，有所取，补充是相互的双向的。但外来文化、本土文化不同的性质和地位决定了二者的交融中，佛教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补充是主要的，如果一种外来文化只能“索取”不能“奉献”，那注定不能被认同和接受。佛教具有较高的哲学思辨水平，在人生的本质、人的认识能力、世界的本原本体、彼岸世界等问题上，对中国传统哲学作了相当精细的补充或予以某些启迪，推动中国传统哲学提出了新的范畴、命题和方法。如时空概念，“《易》有太极，《老》言自然，《周易》首创‘乾坤’二卦，《淮南》始标‘宇宙’之名。从此时空概念渐趋明确。自佛学输入，名相分析日益繁富，”佛学输入了“世界”概念，“世为迁流，界为方位；时间起于刹那，空间别于极微，时间则通三世，空间则统十方，较之旧说，更为圆满。”(25)佛教也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吸取了营养，如竺道生首唱“一阐提亦可成佛”，正是儒家“穷理尽性”和“人皆可以为尧舜”思想启迪的结果，他还直接用“穷理尽性”来解说《法华经》的“无量义定”(28)，而他“入理言息”、“得意忘象”的思维方法则来自道家和玄学。佛教的传入和发展不仅为中国人提供了一种比较圆满的信仰方式，也刺激了本土宗教信仰的发展。方立天认为：“道教的成立有其多方面的深刻原因，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些人对外来的佛教反感，作为对佛教的反应，中国原有的阴阳家、神仙方术和巫术等汇合一起，形成了道教以与佛教相抗衡”(16)。佛教也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因素，增强自身对中国社会的适应力和对广大徒众的吸引力。如康僧会吸收元气说来宣扬神不灭论：“魂灵与元气相合，终而复始，轮转无际，信有生死殃福所趣。”(29)慧远引黄帝的话来论证形尽神不灭：“形有靡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变无穷。”(30)印度佛教本不重视也不清楚自己已往的确切年代和传法世系，但传入后，中国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紧密地结合、反映到佛教中来，佛教依照世俗宗法的继承关系，建立了一套法嗣制度和财产继承制度。任继愈在论禅宗时指出：“禅宗思想中国化，首先在于使生产、生活中国化，把小农经济的机制运用于寺院经济生活。其传法世系，也力图与中国的封建宗法制相呼应，寺主是‘家长’，徒众是子弟，僧众之间维持着家庭、父子、叔侄、祖孙类似的传法世系”，“这也是受南北朝到隋唐以来中国封建门阀世系谱牒之学的影响的反映。”(31)另一方面，儒家依照佛教法统提出了自己的道统说。韩愈首先提出儒家传道系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文武以是，传之周公、孔子”(32)。佛儒道三教自然有不同的功能，但在为封建集权制度服务上却取得一致。佛教作为外来文化，“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封建统治者对待佛教象对待本土宗教一样“为我所用”，在此问题上不存在华夷之辩、主客之分。各代思想家也极力宣扬这种功能上的一致。慧远指出：“道法之与名教，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相同”，“内外之道，可合而明”，“虽曰道殊，所归一也。”(33)。南朝宋文帝认为：“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耳，必求性灵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耶？……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34)。隋文帝赞誉灵藏说：“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师为道人天子，……律师度人为善，弟子禁人为恶，言虽有异，意则不殊。”(35)契崇主张：“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有为者以治世，无为者以治心……故治世者非儒不可也，治出世非佛亦不可也。”(36)实际上，统治者鉴于儒教治世、佛教治心、道教养身的不同功能，自唐太宗始行三教并行政策，后来不同时期虽有所偏重，甚至出现“武宗灭佛”，但三教并行总趋势并没有改变，唐宋之际形成三教合一思潮。在宋明理学形成前，“三教合一”主要指三教以不同功能共同服务于封建宗法制度。　　第三，不同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吸收了佛教思想成果的中国传统文化新形态的形成、创造，成为文化重构的最高表现。在一定发展阶段，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成为佛教最显著的表现形式，反之亦然。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为中国文化发展开创了多方面可能。汉代，儒家取得独尊地位，但其哲学思辨特别是本体论发展并不充分。魏晋时期以道家思想阐释儒家名教的玄学兴起，谈本论末，说无讲有，标志着中国传统哲学从宇宙生成论向本体论转变。由于玄学的强大影响，直至东晋后期，以空（无）为中心的般若学始终是佛学的主流。总体上说，道安时代的般若学是依附玄学、玄佛合流的产物。按基本论点差异可分心无、即色、本无三派，其矛盾分歧大体上与玄学贵元、崇有、独化各派呼应，并未超出玄学的水平。随着独化论的出现名教与自然关系问题已圆满解决，玄学走入穷途末路，时称“不能拔理于向郭之外”。姚秦时期，鸠摩罗什带来的大乘般若学从根本上冲击了传统的思维方式，这集中体现在僧肇对三派性空理论所作的批判和超越。他认为三派讲空不得要领，都把无有绝对对立，各落一边。他则从万物无自性故不真，不真故空的境界理解有无，不落两边，求乎中道。僧肇般若学把玄佛合流推向顶峰，也是玄佛合流的终结，是佛教中国化和中国哲学本体论发展的新阶段。此时，竺道生经独立思考，孤明先发，首倡阐提成佛之说，此说正是在般若空义思维方式基础上，吸收、发掘中国传统人性论和直觉思维方式的深厚底蕴构建的佛教哲学体系，是佛教理论的自身完善，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佛性论成为中国佛学的主流，至隋唐佛教中国化基本完成，形成了天台、华严、禅宗等中国佛教宗派。这些宗派提出了许多与印度佛教不同的命题和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哲学。如禅宗以心性论为核心，将其与本体论、成佛论结合起来，是对中国传统心性论的重大发展，对宋明理学有着深远的影响。理学濂、洛、关、闽各家，无一不是“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宋明理学的形成标志着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双向重构的最后完成。从此，儒释道三教并立的局面发生质的变化，统治集团以儒教代替佛道二教的思想渐占上风。史浩认为：“盖大学之道，……可以修心，可以养生，可以治世，无所处而不当矣，又何假释老之说耶？”(37)这种口气和眼光明显有别于韩愈以来排斥佛老的儒教人物，表明儒教力图拥有绝对权威。佛道思想家也从不同角度推崇儒教，甘愿辅助，道教佛教进一步儒教化。知礼认为：“凡立身行道，世之大务。虽儒释殊途，安能有异？必须先务立身，次谋行道。”(38)智圆自号“中庸子”(39)，契崇撰《中庸解》五篇盛赞儒家中庸之道。理学形成后三教合一的实质是合于理学了。　　综上所述，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有其内在根据和必然。在文化选择和重构机制作用下，通过吸引、适应、调和、共存、互补、创造等环节，由点到面，自浅入深，逐步融合，形成了有别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和吸收了佛教思想成果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型态。

人类从野蛮到文明，靠文化进步，从生物的人到社会的人靠文化教化人们的个性，气质，情操，靠文化培养;人们的崇高与渺小，靠文化赋予;人们各种各样的人生观，价值观，靠文化确立那么，文化究竟是什么 当今世界关于文化的定义，据统计已经有260多种迄今为止，"文化"仍是学术界众说纷纭的问题实际上，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多维概念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的现实存在，具有与人类自身同样长久的历史，一部人类史就是人的文化史，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民族文化，企业文化，饮食文化，酒文化，陶瓷文化，服饰文化等等，也就是说，文化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 首先，让我们看看古人是怎样理解"文化"这个概念的 " 文"的本义是指各色交错的纹理对"文"作解释较早的是《易经·系辞下》中有这样一段话:"物相杂，故曰文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段文字中"观鸟兽之文"，就是指观察鸟兽身上的各色交错的纹理这段文字说明，我们的祖先包牺氏重视观察自然与人类自身，从自然界与人类自身领悟道理，概括为"八卦"来通天地万物之神妙，来分类归纳万事万物的情状现代科学研究，中国的"八卦"应该看作是逻辑数理的祖先，计算机使用的二进制计算方法就是借鉴了"八卦"的进位方法这里主要是用"文"来表示动物身上的纹理后来，在此基础上，"文"字又有许多引申意义其一，引申为文字，文章在此基础上又引申为诗词曲赋其二，引申为古代的礼乐制度，在此基础上又引申为法令条文其三，引申为精神修养，在此基础上又引申为文彩其四，在礼乐制度和修养的基础上还引申为美，善，德行之义，如成语"文质彬彬" (《论语·雍也》)中的"文"即指文采和修养德行总之，"文"在古人心目中，起初指纹理，后来又引申出近十几种引申义其中，文字，文章，修养，德行与现在人们理解的"文化"一词的意义最为接近 "化"的本意有三个方面:一是变化，二是生成，三是造化主要指事物动态变化的过程《庄子·逍遥游》中的"化而为鸟，其名曰鹏"，中的"化"即指变化《易·系辞下》中"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中的"化"即生成，化生也是生成雌雄构精，于是生成各种动物及某些植物以上三个本义，最基本的是指改变，变化即事物形态或性质的改变在此基础上，后来又引申为风俗，风气教化等等"化"字的引申义与现代人理解的"文化"一词最相近的是"教化"，也即伦理德行的化成，如"潜移默化" "文"与"化"并联使用(但不是一个整词)最早见于《易·贲卦· 象传》:"(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教材第2页)，其中"刚柔交错"四个字加括号，是今人高补的，原文空缺这段文字是任何研究中国文化的人不能忽略的这段文字说，日月往来，阴阳并陈，刚柔交错成文，这就叫作"天文"文化教育旨在使人行当所行，止当所止，这就叫做"人文"治国者观察天文，用以认识自然界的变化规律，观察人文，用以教化，造就天下的人很显然，这里所说的"天文"，既指"自然变化规律"，也指"人对自然变化规律的认识"这里所说的"人文"，既指社会变化规律，也指人对人伦社会规律的认识"天文"，"人文"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我们要注意的是，这段文字中"文"与"化"分开使用，但整段文字强调的是"以人文教化天下百姓"具有明确的文明教化之意 西汉以后，"文"与"化"经常一块连用，后来渐渐凝固为一个词但并未出现现代意义上人们常的"文化"一词按照古人的理解，"文化"就是" 以文教化"近代(五四前后)在译介西方有关语汇(拉丁文culture)时，借用中国固有的"文明"，"文化"等词，赋予新义，就产生了我们今天通常所理解的"文化"一词不过中国的"文化"一词侧重于精神领域的"文治教化"，而"文明"一词则兼容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 把"文化"作为一个内涵丰富，众多学科探究的对象，实际上发源于近代欧洲西方语言的文化一词与汉语的文化有相近的一面，又有相异之处《牛津词典》把1510年作为文化的精神， 人文用法在英语首次出现的日期但此时的文化主要指栽培，种植的意义以及由此引申出的性情陶冶，品德教化等涵义 自中世纪起，文化与今日的文化概念相当，英语中的文化"culture"的本义指精神文化，即人文——宗教文化，中国文化一开始就有精神和人文的指向，因此，各国对文化的理解稍有差异，但也有共同之处 1871 年，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他的《原始文化》一书中对文化作了系统阐释，他说"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的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泰勒强调了文化作为一个精神文化的综合整体的基本含义，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文化概念进行了详细考察和整理的是美国文化学者克罗伯和克拉克洪，他们于1952年发表了《文化的概念》，对西方当时搜集到的160多个关于文化的定义做了梳理与分析，指出:文化既是人类行为的产物，又是决定人类行为的某种要素 关于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文化"的含义: 据当今学者的不完全统计，在中国自"五四"前后至今，关于文化的定义，几乎有260多条，教材上基本采用了冯天瑜先生的说法(教材3页)"文化便是人与自然，主体和客体在实践中的对立统一物(《中国文化史断想》第17页)" 这里所说的主体是指人，客体是指自然人是指整个人类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长期演化的结果，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这里所说的自然不仅指人类赖以生存并与之相对立的自然，也包括人类本身的各种自然属性与生理属性比如人脑具有自然属性与生理属性人类运用发达的头脑， 在认识，改造自然过程中逐渐掌握了自然的规律，创造了文化，也改善了人类本身比如说，一块粘土不具备文化意蕴，但经过人类烧制，并且绘上图案，成了彩陶，注入了人类的审美观念和劳动技能就成为彩陶文化又如一个山洞，人类钻进去只是为了遮风避雨，繁衍后代，似乎这个山洞算不上有什么文化味但一座建筑物经过设计师的精心设计和建筑人员的精心施工，把自己的审美情趣和意境追求通过石头，木头和沙子体现出来了，那么这座建筑物就可称作体现文化价值的建筑艺术 由这两个例子我们可以引出: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化"或"人类化"是人类改造自然界而逐步实现自身价值观念的过程简言之，"自然的人化，也即人化自然是文化的本质" 依照人化自然即是文化的概念，自八十年代以来在中国兴起了文化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文化分支比如企业文化，地域文化，民俗文化更有大量的实用文化:饮食文化，酒文化，茶文化，服饰文化，广告文化，绿色文化，传播文化，旅游文化等等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文化的分支，都不是我们学习和探讨的重点，充其量只是文化研究的素材我们学习和研究的核心内容是精神文化，是以文，史，哲为骨干的传统文化它是中国人精神生产最美丽的花朵和中国人智慧外化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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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本书就是这个标题不妨借鉴书中的素材： 中国文化概论　　作者：何晓明，曹流著　　ISBN：10位［7563812792］13位［9787563812790］　　出版社：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10-1　　定价：￥00元学习、研究中国文化，对于中华民族审视历史、解剖自身、创造未来，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运用文化结构分析的理论工具，我们可以厘清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路向，即，在物态文化方面，尽快完成从自然经济型农业文化向商品经济型综合产业化文化过渡，在制度文化方面，清除宗法关系的遗存，打破“家国同构”定势，建立起以民主法制为基础的公正、和谐的人际关系、社会规范和政治格局；在行为文化方面，继承“礼仪之邦”的文明遗产，同时革除其烦锁、僵化的历史积垢，重塑中华民族文明、礼貌、活泼、雄健的精神风貌；在心态文化方面，发扬伦理文化注重道德修养，调节人伦关系的优长，以避免西方近代化过程中普遍发生的科技进步与道德沦丧二律背反的历史悖论，同时高扬科学意识，倡导理性思辨，将立德、立功、立言的传统训诫与求真、求善、求美的时代观念结合起来，在推进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完成民族价值标准、思维方式、文化心理的现代转换。当前，史们应该特别注意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变革相对于物态文化演进的“滞后性”特点，在加速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革命的同时，积极稳妥地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以理性精神和求实态度继承传统，变革传统，从而创造生机蓬勃的21世纪中华民族新文化。

人类从野蛮到文明，靠文化进步，从生物的人到社会的人靠文化教化人们的个性，气质，情操，靠文化培养;人们的崇高与渺小，靠文化赋予;人们各种各样的人生观，价值观，靠文化确立那么，文化究竟是什么当今世界关于文化的定义，据统计已经有260多种迄今为止，"文化"仍是学术界众说纷纭的问题实际上，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多维概念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的现实存在，具有与人类自身同样长久的历史，一部人类史就是人的文化史，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民族文化，企业文化，饮食文化，酒文化，陶瓷文化，服饰文化等等，也就是说，文化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首先，让我们看看古人是怎样理解"文化"这个概念的" 文"的本义是指各色交错的纹理对"文"作解释较早的是《易经·系辞下》中有这样一段话:"物相杂，故曰文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段文字中"观鸟兽之文"，就是指观察鸟兽身上的各色交错的纹理这段文字说明，我们的祖先包牺氏重视观察自然与人类自身，从自然界与人类自身领悟道理，概括为"八卦"来通天地万物之神妙，来分类归纳万事万物的情状现代科学研究，中国的"八卦"应该看作是逻辑数理的祖先，计算机使用的二进制计算方法就是借鉴了"八卦"的进位方法这里主要是用"文"来表示动物身上的纹理后来，在此基础上，"文"字又有许多引申意义其一，引申为文字，文章在此基础上又引申为诗词曲赋其二，引申为古代的礼乐制度，在此基础上又引申为法令条文其三，引申为精神修养，在此基础上又引申为文彩其四，在礼乐制度和修养的基础上还引申为美，善，德行之义，如成语"文质彬彬" (《论语·雍也》)中的"文"即指文采和修养德行总之，"文"在古人心目中，起初指纹理，后来又引申出近十几种引申义其中，文字，文章，修养，德行与现在人们理解的"文化"一词的意义最为接近"化"的本意有三个方面:一是变化，二是生成，三是造化主要指事物动态变化的过程《庄子·逍遥游》中的"化而为鸟，其名曰鹏"，中的"化"即指变化《易·系辞下》中"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中的"化"即生成，化生也是生成雌雄构精，于是生成各种动物及某些植物以上三个本义，最基本的是指改变，变化即事物形态或性质的改变在此基础上，后来又引申为风俗，风气教化等等"化"字的引申义与现代人理解的"文化"一词最相近的是"教化"，也即伦理德行的化成，如"潜移默化""文"与"化"并联使用(但不是一个整词)最早见于《易·贲卦· 象传》:"(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教材第2页)，其中"刚柔交错"四个字加括号，是今人高补的，原文空缺这段文字是任何研究中国文化的人不能忽略的这段文字说，日月往来，阴阳并陈，刚柔交错成文，这就叫作"天文"文化教育旨在使人行当所行，止当所止，这就叫做"人文"治国者观察天文，用以认识自然界的变化规律，观察人文，用以教化，造就天下的人很显然，这里所说的"天文"，既指"自然变化规律"，也指"人对自然变化规律的认识"这里所说的"人文"，既指社会变化规律，也指人对人伦社会规律的认识"天文"，"人文"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我们要注意的是，这段文字中"文"与"化"分开使用，但整段文字强调的是"以人文教化天下百姓"具有明确的文明教化之意西汉以后，"文"与"化"经常一块连用，后来渐渐凝固为一个词但并未出现现代意义上人们常的"文化"一词按照古人的理解，"文化"就是" 以文教化"近代(五四前后)在译介西方有关语汇(拉丁文culture)时，借用中国固有的"文明"，"文化"等词，赋予新义，就产生了我们今天通常所理解的"文化"一词不过中国的"文化"一词侧重于精神领域的"文治教化"，而"文明"一词则兼容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把"文化"作为一个内涵丰富，众多学科探究的对象，实际上发源于近代欧洲西方语言的文化一词与汉语的文化有相近的一面，又有相异之处《牛津词典》把1510年作为文化的精神， 人文用法在英语首次出现的日期但此时的文化主要指栽培，种植的意义以及由此引申出的性情陶冶，品德教化等涵义自中世纪起，文化与今日的文化概念相当，英语中的文化"culture"的本义指精神文化，即人文——宗教文化，中国文化一开始就有精神和人文的指向，因此，各国对文化的理解稍有差异，但也有共同之处1871 年，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他的《原始文化》一书中对文化作了系统阐释，他说"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的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泰勒强调了文化作为一个精神文化的综合整体的基本含义，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文化概念进行了详细考察和整理的是美国文化学者克罗伯和克拉克洪，他们于1952年发表了《文化的概念》，对西方当时搜集到的160多个关于文化的定义做了梳理与分析，指出:文化既是人类行为的产物，又是决定人类行为的某种要素关于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文化"的含义:据当今学者的不完全统计，在中国自"五四"前后至今，关于文化的定义，几乎有260多条，教材上基本采用了冯天瑜先生的说法(教材3页)"文化便是人与自然，主体和客体在实践中的对立统一物(《中国文化史断想》第17页)"这里所说的主体是指人，客体是指自然人是指整个人类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长期演化的结果，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这里所说的自然不仅指人类赖以生存并与之相对立的自然，也包括人类本身的各种自然属性与生理属性比如人脑具有自然属性与生理属性人类运用发达的头脑， 在认识，改造自然过程中逐渐掌握了自然的规律，创造了文化，也改善了人类本身比如说，一块粘土不具备文化意蕴，但经过人类烧制，并且绘上图案，成了彩陶，注入了人类的审美观念和劳动技能就成为彩陶文化又如一个山洞，人类钻进去只是为了遮风避雨，繁衍后代，似乎这个山洞算不上有什么文化味但一座建筑物经过设计师的精心设计和建筑人员的精心施工，把自己的审美情趣和意境追求通过石头，木头和沙子体现出来了，那么这座建筑物就可称作体现文化价值的建筑艺术由这两个例子我们可以引出: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化"或"人类化"是人类改造自然界而逐步实现自身价值观念的过程简言之，"自然的人化，也即人化自然是文化的本质"依照人化自然即是文化的概念，自八十年代以来在中国兴起了文化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文化分支比如企业文化，地域文化，民俗文化更有大量的实用文化:饮食文化，酒文化，茶文化，服饰文化，广告文化，绿色文化，传播文化，旅游文化等等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文化的分支，都不是我们学习和探讨的重点，充其量只是文化研究的素材我们学习和研究的核心内容是精神文化，是以文，史，哲为骨干的传统文化它是中国人精神生产最美丽的花朵和中国人智慧外化的结晶

中国文化概论论文1500字英语翻译

佛教自两汉之际开始传入中国，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深受儒家、道家的影响，同时也给中国传统文化以深刻的影响，逐步走上了儒释道三教融合的道路，一步步中国化、民族化，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儒佛道三家汇合而成的文化形态了。”(1)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除了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时代契机，应有思想文化本身的根据。笔者认为，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内在机制是文化选择与重构。选择和重构是同一机制的两个方面，二者相互蕴含，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两种文化的融合。　　作为外来文化形态的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首先归因于文化选择机制的作用，即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交流、相互选择。　　第一，文化选择的根本依据在于需要与价值的契合。　　佛教要在中国生存、流传，必须取得中国社会政治和传统文化的认可、宽容和支持；中国传统文化也需要佛教为自身的进一步发展提供营养和补充。而佛教具有满足这种需要的独特价值：　　宗教价值。中国人宗教的观念、感情淡漠，这与本土宗教发展不充分、不完善相关。中国人首先是把佛教作为宗教引进的。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佛教传来说记载：“昔孝明皇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悦之。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2)遂有西行求法之举。在初传时期，中国人以固有的宗教信仰眼光视之，即把佛教看作神仙方术之一。如汉楚王刘英把释迦牟尼与黄帝、老子并祀：“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词”(3)。正如朱黼说：“三代以上，不过曰天而止，一变而为诸侯之盟诅，再变而为燕秦之仙怪，三变而为文景之黄老，四变而为巫蛊，五变而为灾祥，六变而为图谶，然后西方异说，乘其虚而诱惑之。”(4)佛教的传入，给中国人的宗教生活注入了新气息。对于佛教的宗教价值，封建统治者深知：“若彼愚夫、愚妇，理喻之不可，法禁之不可，不有鬼神轮回之说，驱而诱之，其不入井者几希。”(5)哲学价值。佛教既是一种信仰方式，也是一种思维方式。一般说来，宗教以信仰为基础、以解脱为目标，重体验亲证；哲学以知识为根据、以真理为终的，重概念分析。但二者的矛盾和对立，只在有限的范围内才有意义，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下往往又相融相通。费尔巴哈指出：“十分明白：哲学或宗教，一般地说，亦即撇开它们独特的区别来说，乃是同一的，因为思维者和信仰者是同一的实体，宗教的形象也就同时既表现思想，也表现事物。的确，每一种一定的宗教，每一种信仰方式，同时也是一定的思维方式，因为任何一个人决不可能相信一件实际上与他的思维能力或表象能力相矛盾的东西。”(6)佛教虽强调信仰，却终究不能不以某种方式诉诸理性，从而表现为人的思想和行动。佛教以哲理为基础，宗教信仰建筑其上，宗教信仰和哲学思辨紧密结合。佛教作为宗教唯心主义，从本质上说是和科学、唯物主义根本对立的，但其中包含了辩证法颗粒和唯物主义因素，尤其是一些范畴闪烁着人类智慧的火花，其哲学思辨水平要高于其他任何宗教。梁漱溟将宗教分为两个等级，唯有佛教处于最高一级。(7)恩格斯也高度评价了佛教的辩证法因素，认为佛教处于人类辩证思维发展的较高阶段上。(8)中国古人重直觉轻分析，不重视理性的思辨和构建严密的体系，“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的精神是不充分的。这样，佛教便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引力和魅力。田昌五指出：“佛教之所以久传不绝，关键在于它有自己的一套哲理。它既是宗教，又是哲学。就印度和中国佛教史来看，它的盛衰是与其哲理的发展程度分不开的。其哲理得到发展，它就盛行于世，其哲理得不到发展，它就要衰落。”(9)佛教还具有一定的社会政治文学艺术等价值。　　第二，文化选择的主要表现在于包容与适应的协调。　　中国传统文化面对佛教的传播、发展表现出极强的包容性和同化力，体现了中华民族强大而鲜明的主体意识。中国文化经过长期“如琢如磨”的发展，已经逐步走向成熟。两汉时虽“独尊儒术”，但并不能真正做到“罢黜百家”，而且在儒家内部也分化为不同的学派。文化的多元性正是其生命力所在。陈独秀认为：“盖文化之为物，每以立异复杂分化而兴隆，以尚同单纯统整而衰退，征之中外历史，莫不同然。”儒家思想适应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和封建宗法伦理关系的需要，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其人文主义和道德理论成为中国传统思想中最具特色的内容，也是抵制、同化任何外来思想的核心力量。“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李斯语）中华文化犹如大海，它是不会拒绝江河的汇入的。有了这种恢宏之气，是能够正视自身和外来文化的长短优劣，取寸之长补尺之短，而不会视外来文化为洪水猛兽。历史上多次发生的文化交流和碰撞，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佛教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同化，表现出较强的适应性和调和性。主要体现在：对封建政权的适应。印度佛教认为出世的僧人高于在世的俗人，僧人见了王者不跪拜，这种“无君无父”的主张与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形成了尖锐冲突。一些佛教领袖深知王权的重要性，提出了不少主张予以适应。如法果吹捧当时的统治者“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能弘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10)道安也认识到：“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11)虽有象梁武帝这样的统治者力图使佛教国教化，但神权始终未能摆脱对王权的依附。对宗法伦理的适应。佛教作为外来文化有着与本土文化大相径庭的背景，许多原始教义与中国文化传统和名教纲常相抵触。为了适应中国伦理道德观念，在《六方扎经》、《善生子经》、《善生经》等佛经翻译中，通过选、删、节、增等手法，作了相应的调整。如佛典原本《对辛加拉的教导》列举了作为妻子的五项美德：“善于处理工作”，“好好地对待眷属”，“不可走入歧途”，“保护搜集的财产”，“对应做的事情，要巧妙勤奋地去做”。汉译则作了修改：“一者夫从外来，当起迎之；二者夫出不在，当炊蒸扫除待之；三者不得有淫心于外夫，骂言不得还骂作色；四者当用夫教诫，所有什物不得藏匿；五者夫休息盖藏乃得卧”。(12)中国宗法家族系统提倡“夫孝，德之本也。”(13)“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4)孝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家族伦理的轴心和维持家族组织结构及秩序的重要杠杆。佛教通过翻译经典，撰写文章，注疏《盂兰盆经》，举行盂兰盆会，举办“俗讲”等，大力宣传孝道论。如孙绰宣扬出家修行是更高的孝行：“父隆则子贵，子贵则父尊。故孝之贵，贵能立身行道，永光厥亲。”(15)对鬼神观念的适应。印度佛教认为，佛是人不是神，虽有超凡的智慧和能力，并不能主宰人世的吉凶祸福。传入后佛、菩萨、罗汉等都成了能飞行变、住动天地的神仙至人。印度佛教讲业报轮回，但并没有主体。传入后接受了灵魂不灭的观念，把不灭的灵魂作为轮回的主体，把不断的神性作为解脱的根据，迎合了中国人的心理需求和文化观念。如慧远宣扬三业、三报、三生的因果报应思想，提出不灭的神（灵魂）是承受果报的主体，并用薪火之喻来论证神不灭。中国人根据因果报应论以有神论看佛教，而慧远的说法是其典型论述。　　第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文字在文化选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佛教传入之初，必须依附中国传统文化。初而依附传统的神仙方术，被视为九十六种方术迷信之一。早期来华的僧人也采用流行的神仙方术手法，附会宣传，吸引徒众。如安世高“七曜五行，医方异术，乃至鸟兽之声，无不综达”(16)，昙柯迦罗“风云星宿，图谶运变，莫不该综”(17)。继而依附道家及玄学，称之“佛道”。当时中国人释阐佛经多用“格义”方法，即把佛理与玄儒两家的学说范畴相比附。这不利于准确地把握佛教理论，外来佛教经中文讲译，而消融于古汉语的思维形式中。如“如性”范畴格义为“本无”、“真如”，被视为派生万物之本原，与本义“如实在那样”相去甚远。鸠摩罗什已意识到这一点：“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18)但这在两种文化文流、选择之初是不可避免的，今天的翻译仍存在这种情况，而且这也不全是坏事，对于佛教在新的文化氛围中传播进而融合具有积极的意义。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创造，形成了既综合中印文化而又不同于中印文化的新学说，开创了一种新的思想境界和文化形态。　　进一步来看，在依附和“格义”背后有更深刻的思维模式问题。不论是名僧还是一般徒众，必然是以中国人的“眼光”看佛教，这就是文化背景、思维模式或“主体的认识图式”问题。即使人们主观上竭力避免偏见、成见、定势，客观公正地理解佛教，而实际效果上还是摆脱不了“中国人”的烙印，排除不掉头脑中长期的民族文化传统的积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两种方法、两种现象同时存在，在佛教中“我注佛经”与“佛经注我”同样存在。中国佛教学者大多先受儒家学说洗礼，再经道家思想熏陶，然后接受佛教理论，这以两晋南北朝时代最为突出。如慧远在追忆自己思想转变过程时说：“每寻畴昔，游心世典，以为当年之华苑也。及见《老》、《庄》，便悟名教是应变之虚谈耳。以今而观，则知沉冥之趣，岂得不以佛理为先？”(19)僧肇也说：“尝读老子《道德章》，乃叹曰‘美则美矣，然期栖神冥累之方，犹未尽善’。”后来读《维摩诘经》，“欢喜顶受，披寻玩味，乃言始知所归矣。因此出家。”(20)他们这种知识结构形成的程序和层次，必然会深刻地影响和左右他们对佛教思想的理解和把握，从而对两种文化的融合汇通产生重要影响。　　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重构机制是指在文化选择基础上，双方力图按自己的模式去建构、塑造、规范对方，并相互吸收、相互促进，最终创造出民族化的中国佛教和融汇了佛教思想成果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型态。　　第一，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范畴、命题和理论探讨了相同或相近的问题，作出了相同或相近的回答。这首先成为两种文化的结合点，成为融合、重构从可能到现实转化的中介。由此两种文化的融合、重构才逐步展开。　　从总体上看，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共通性或相似性在于二者都是一种独特的人学，都对人、人生作出了独到的哲学观照。中国传统文化洋溢着浓厚的人文主义气息和韵味，传统哲学是一种社会政治、人生伦理哲学，它始终把热情投注在人、家庭、社会上，寻求道德上的和谐与完善。孔学的核心是人学，孔子的最大贡献是把中国思想界的着眼点“从天上拉回到人间”，开了中国人文、人本思想的先河，此后中国思想之河便沿着这一渊源流淌着。而佛教作为宗教，其本质是人的本质的异化，正如费尔巴哈所说：“人的绝对本质、人的上帝就是人自己的本质”，“神学的秘密就是人学。”(21)马克思说：“宗教是那些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22)佛教包括宇宙观、人生观、伦理学、认识论等多方面内容，但这些并不是等量齐观的。宇宙观和认识论包融于人生观和伦理学之中，是为人生观和伦理学服务的，都是为论证人生解脱的因与果的理论。从一定意义上说，佛教也是一种独特的人学。这样，双方便找到了对话的基础。从微观来看，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相通或相似之处。如，关于佛性与人性。中国传统文化所讲人性主要是探讨人类异于、优于禽兽的特殊属性；佛教所讲佛性主要是探讨众生成佛的根据、条件。两者异中有同，人性论讲人性的善恶，佛性论也讲本性的善恶，在内涵上有相似处。佛性论虽以一切众生为本位，但讲众生主要是就人而言，因此佛性论蕴含了人性论。大乘佛教一般是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但也有主张一阐提没有佛性的，这相类于性善性恶之争。无论性善论还是性恶论都倾向于主张人性平等、人人都可能实现理想人格，“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主张也承认人性平等，人人都有成佛的可能。佛性论与人性论的相通导致中国佛教从善恶方面讲佛性，如延寿认为：“若以性善性恶凡圣不移，诸佛不断性恶，能现地狱之身；阐提不断性善，常具佛果之体。若以修善修恶就事即殊，因果不同，愚智有别。修一念善，远阶觉地；起一念恶，长没苦轮。(23)关于“六度”与伦理。大乘佛教认为没有众生的解脱，就没有个人的真正解脱，所以提出“救苦救难”、“普渡众生”、“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等，将以个人修习为中心的戒定慧三学扩充为具有广泛社会内容的“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体现了大乘佛教的伦理道德观念，一“大悲为首”、“慈悲喜舍”作为佛教道德的出发点；二“诸恶莫作”、“诸善奉行”作为僧侣的行为准则；三“自利利他”、“自觉觉人”作为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的思想基础，这与儒家如出一辙。难怪佛教学者常将五戒与五常相等同，如契嵩认为：“夫不杀，仁也；不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饮酒，智也；不妄言，信也”(24)，“儒所谓仁、义、礼、智、信者，与吾佛曰慈悲、曰布施、曰恭敬、曰无我、曰智慧、曰不妄言绮语，其目虽不同，而其所以立诚修行善世教人，岂异乎哉？”(25)　　第二，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包含大量的互补因素，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两种文化的相互补充，成为文化重构的重要动因和初步表现。中国传统文化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发展完善自身，佛教也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所得，有所取，补充是相互的双向的。但外来文化、本土文化不同的性质和地位决定了二者的交融中，佛教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补充是主要的，如果一种外来文化只能“索取”不能“奉献”，那注定不能被认同和接受。佛教具有较高的哲学思辨水平，在人生的本质、人的认识能力、世界的本原本体、彼岸世界等问题上，对中国传统哲学作了相当精细的补充或予以某些启迪，推动中国传统哲学提出了新的范畴、命题和方法。如时空概念，“《易》有太极，《老》言自然，《周易》首创‘乾坤’二卦，《淮南》始标‘宇宙’之名。从此时空概念渐趋明确。自佛学输入，名相分析日益繁富，”佛学输入了“世界”概念，“世为迁流，界为方位；时间起于刹那，空间别于极微，时间则通三世，空间则统十方，较之旧说，更为圆满。”(25)佛教也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吸取了营养，如竺道生首唱“一阐提亦可成佛”，正是儒家“穷理尽性”和“人皆可以为尧舜”思想启迪的结果，他还直接用“穷理尽性”来解说《法华经》的“无量义定”(28)，而他“入理言息”、“得意忘象”的思维方法则来自道家和玄学。佛教的传入和发展不仅为中国人提供了一种比较圆满的信仰方式，也刺激了本土宗教信仰的发展。方立天认为：“道教的成立有其多方面的深刻原因，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些人对外来的佛教反感，作为对佛教的反应，中国原有的阴阳家、神仙方术和巫术等汇合一起，形成了道教以与佛教相抗衡”(16)。佛教也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因素，增强自身对中国社会的适应力和对广大徒众的吸引力。如康僧会吸收元气说来宣扬神不灭论：“魂灵与元气相合，终而复始，轮转无际，信有生死殃福所趣。”(29)慧远引黄帝的话来论证形尽神不灭：“形有靡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变无穷。”(30)印度佛教本不重视也不清楚自己已往的确切年代和传法世系，但传入后，中国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紧密地结合、反映到佛教中来，佛教依照世俗宗法的继承关系，建立了一套法嗣制度和财产继承制度。任继愈在论禅宗时指出：“禅宗思想中国化，首先在于使生产、生活中国化，把小农经济的机制运用于寺院经济生活。其传法世系，也力图与中国的封建宗法制相呼应，寺主是‘家长’，徒众是子弟，僧众之间维持着家庭、父子、叔侄、祖孙类似的传法世系”，“这也是受南北朝到隋唐以来中国封建门阀世系谱牒之学的影响的反映。”(31)另一方面，儒家依照佛教法统提出了自己的道统说。韩愈首先提出儒家传道系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文武以是，传之周公、孔子”(32)。佛儒道三教自然有不同的功能，但在为封建集权制度服务上却取得一致。佛教作为外来文化，“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封建统治者对待佛教象对待本土宗教一样“为我所用”，在此问题上不存在华夷之辩、主客之分。各代思想家也极力宣扬这种功能上的一致。慧远指出：“道法之与名教，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相同”，“内外之道，可合而明”，“虽曰道殊，所归一也。”(33)。南朝宋文帝认为：“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耳，必求性灵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耶？……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34)。隋文帝赞誉灵藏说：“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师为道人天子，……律师度人为善，弟子禁人为恶，言虽有异，意则不殊。”(35)契崇主张：“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有为者以治世，无为者以治心……故治世者非儒不可也，治出世非佛亦不可也。”(36)实际上，统治者鉴于儒教治世、佛教治心、道教养身的不同功能，自唐太宗始行三教并行政策，后来不同时期虽有所偏重，甚至出现“武宗灭佛”，但三教并行总趋势并没有改变，唐宋之际形成三教合一思潮。在宋明理学形成前，“三教合一”主要指三教以不同功能共同服务于封建宗法制度。　　第三，不同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吸收了佛教思想成果的中国传统文化新形态的形成、创造，成为文化重构的最高表现。在一定发展阶段，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成为佛教最显著的表现形式，反之亦然。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为中国文化发展开创了多方面可能。汉代，儒家取得独尊地位，但其哲学思辨特别是本体论发展并不充分。魏晋时期以道家思想阐释儒家名教的玄学兴起，谈本论末，说无讲有，标志着中国传统哲学从宇宙生成论向本体论转变。由于玄学的强大影响，直至东晋后期，以空（无）为中心的般若学始终是佛学的主流。总体上说，道安时代的般若学是依附玄学、玄佛合流的产物。按基本论点差异可分心无、即色、本无三派，其矛盾分歧大体上与玄学贵元、崇有、独化各派呼应，并未超出玄学的水平。随着独化论的出现名教与自然关系问题已圆满解决，玄学走入穷途末路，时称“不能拔理于向郭之外”。姚秦时期，鸠摩罗什带来的大乘般若学从根本上冲击了传统的思维方式，这集中体现在僧肇对三派性空理论所作的批判和超越。他认为三派讲空不得要领，都把无有绝对对立，各落一边。他则从万物无自性故不真，不真故空的境界理解有无，不落两边，求乎中道。僧肇般若学把玄佛合流推向顶峰，也是玄佛合流的终结，是佛教中国化和中国哲学本体论发展的新阶段。此时，竺道生经独立思考，孤明先发，首倡阐提成佛之说，此说正是在般若空义思维方式基础上，吸收、发掘中国传统人性论和直觉思维方式的深厚底蕴构建的佛教哲学体系，是佛教理论的自身完善，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佛性论成为中国佛学的主流，至隋唐佛教中国化基本完成，形成了天台、华严、禅宗等中国佛教宗派。这些宗派提出了许多与印度佛教不同的命题和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哲学。如禅宗以心性论为核心，将其与本体论、成佛论结合起来，是对中国传统心性论的重大发展，对宋明理学有着深远的影响。理学濂、洛、关、闽各家，无一不是“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宋明理学的形成标志着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双向重构的最后完成。从此，儒释道三教并立的局面发生质的变化，统治集团以儒教代替佛道二教的思想渐占上风。史浩认为：“盖大学之道，……可以修心，可以养生，可以治世，无所处而不当矣，又何假释老之说耶？”(37)这种口气和眼光明显有别于韩愈以来排斥佛老的儒教人物，表明儒教力图拥有绝对权威。佛道思想家也从不同角度推崇儒教，甘愿辅助，道教佛教进一步儒教化。知礼认为：“凡立身行道，世之大务。虽儒释殊途，安能有异？必须先务立身，次谋行道。”(38)智圆自号“中庸子”(39)，契崇撰《中庸解》五篇盛赞儒家中庸之道。理学形成后三教合一的实质是合于理学了。　　综上所述，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有其内在根据和必然。在文化选择和重构机制作用下，通过吸引、适应、调和、共存、互补、创造等环节，由点到面，自浅入深，逐步融合，形成了有别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和吸收了佛教思想成果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型态。

这里是我的博客，你可以参考一下：

，世代相传。“博大”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广度---丰富多彩，“精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高深莫测。有五千年的历史。 3，历史悠久，民族特色。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特有的，与世界上其他民族文化不同，总的来说变化不大。 2。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某些短暂的历史时期内有所中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多或少的有所改变，但是大体上没有中断过。 4，博大精深s one culture without Generally speaking， it has not changed National CMore or less，it has changed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China'Extensive and P“Extensive” refers to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s traditional culture )From Generation to G China'试译如下；“Profound”means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s depth—unfathomable，but on the whole it'参考资料2;s breadth—rich and colorful;s traditional culture is unique to China，which is different from other nations'A Long HIt has 5000 years of 4，仅供参考：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or China's traditional culture has been interrupted in some short historical periodsand continue from generation to "And"， said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the breadth - rich and 2 and national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unique to China， and other ethnic cultures in the 3， has a long Five thousand years of 4 and China's traditional culture in some brief period in history has interrupt，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of more or less change， but generally without interruption， overall， "intensive& Passing on from generation to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may be interruppted in certain transient period，more or less changed during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but on the whole， China maintained its cultural tradition without letup or obvious National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unique， different from other cultures in the A long With five thousand years of Extensive and Extensive is the breadth of Chinese culture---rich and varied， profound is the depth of Chinese culture---unfathomable统文化的广度

中国文化概论论文英语版

一 部 人 类 服 饰 史， 从 某 种 意 义 上 说， 也 是 一 部 感 性 化 了 的 人 类 文 化 发 展 史。　　服 饰 是 人 类 特 有 的 劳 动 成 果， 它 既 是 物 质 文 明 的 结 晶， 又 具 精 神 文 明 的 含 意。 人 类 社 会 经 过 蒙 昧、 野 蛮 到 文 明 时 代， 缓 缓 地 行 进 了 几 十 万 年。 我 们 的 祖 先 在 与 猿 猴 相 揖 别 以 后， 披 看 兽 皮 与 树 叶， 在 风 雨 中 徘 徊 了 难 以 计 数 的 岁 月， 终 于 艰 难 地 跨 进 了 文 明 时 代 的 门 槛， 懂 得 了 遮 身 暖 体， 创 造 出 又 一 个 物 质 文 明。 然 而， 追 求 美 是 人 的 天 性， 衣 冠 于 人， 如 金 装 在 佛， 其 作 用 不 仅 在 遮 身 暖 体， 更 具 有 美 化 的 功 能。 几 乎 是 从 服 饰 起 源 的 那 天 起， 人 们 就 已 将 其 生 活 习 俗、 审 美 情 趣、 色 彩 爱 好， 以 及 种 种 文 化 心 态、 宗 教 观 念， 都 积 淀 于 服 饰 之 中， 构 筑 成 了 服 饰 文 化 精 神 文 明 内 涵。　　中 国 服 饰 如 同 中 国 文 化， 是 各 民 族 互 相 渗 透 及 影 响 而 生 成 的。 汉 唐 以 来， 尤 其 是 近 代 以 后， 大 量 吸 纳 与 融 化 了 世 界 各 民 族 外 来 文 化 的 优 秀 结 晶， 才 得 以 演 化 成 整 体 的 所 谓 中 国 以 汉 族 为 主 体 的 服 饰 文 化。 这 正 应 验 了 美 国 人 类 学 家 英 菲 的 论 断： “一 个 文 化 项 目 是 外 来 渗 透 的 结 果， 还 是 自 然 独 立 发 明 的 产 物， 这 个 问 题 对 于 那 些 注 重 历 史 遗 产 的 人 来 说 是 非 常 关 键 的， 对 于 那 些 运 用 比 较 研 究 方 法 的 人 来 说 也 是 很 重 要 的。 我 们 可 以 肯 定 地 说， 在 所 有 文 化 中， 百 分 之 九 十 以 上 的 内 容， 最 先 都 是 以 文 化 渗 透 的 形 式 出 现 的。”　　新 中 国 建 立 后 的 考 古 学 和 主 人 类 学 的 成 就， 已 经 把 服 饰 文 化 的 源 流， 科 学 地 上 溯 到 原 始 社 会 旧 石 器 时 代 晚 期 的 山 顶 洞 人 阶 段。 在 此 以 前 更 遥 远 的 时 间， 人 类 开 始 用 捕 猎 所 获 的　　兽 皮 来 掩 盖 保 护 身 体 和 保 暖。 夏 天 则 拣 取 树 叶 遮 掩 阳 光 免 受 炎 热。 这 标 志 着 人 类 刚 脱 离 了 动 物 境 界， 原 始 服 饰 出 现 的 雏形。 而 山 顶 洞 人 遗 存 中 发 现 的 生 活 用 品 和 生 产 工 具， 已 可 证 实 那 时 的 人 们 已 创 造 出 利 用 缝 纫 加 工 为 特 征 的 服 饰 文 化。 这 时 候 的 衣 饰 已 不 再 是 简 单 的 利 用 自 然 材 料， 而 演 变 成 合 乎 人 类 生 活 需 要 的 构 造， 开 创 了 中 华 民 族 服 饰 文 化 的 先 河。　　我 国 服 饰 文 化 的 历 史 源 流， 若 从 古 典 中 寻 找， 总 会 将 其 归 结 于 三 皇 五 帝。　　殷 商 时 期， 社 会 生 产 力 的 发 展， 在 物 质 上 又 有 许 多 物 质 文 明 的 举 措。　　尊 卑 贵 贱 的 生 产 关 系， 促 使 服 饰 也 开 始 形 成 其 固 有 的 制 度。 周 代 是 中 国 冠 服 制 度 逐 步 完 善 的 时 期。 这 时 候， 有 关 服 饰 的 文 字 记 载 十 分 多 见。　　随 着 等 级 制 的 产 生， 上 下 尊 卑 的 区 分， 各 种 礼 仪 也 应 运 而 生。 反 映 在 服 饰 上， 有 祭 礼 服、 朝 会 服、 从 戎 服、 吊 丧 服、 婚 礼 服。 这 些 服 饰 适 应 于 天 子 与 庶 民， 甚 至 被 沿 用 于 商 周 以 来 的 二 千 年 封 建 社 会 之 中。　　春 秋 战 国 时 期， 各 国 间 不 全 遵 周 之 制 度。 七 国 崛 起， 各 自 独 立。 其 中 除 秦 国 因 处 西 陲， 与 其 它 六 国 在 衣 冠 制 度 上 有 差 异 外， 其 它 六 国 均 因 各 诸 侯 的 爱 好 和 奢 俭， 以 及 当 时 兴 起 的 百 家 争 鸣 之 风， 在 服 饰 上 也 各 显 风 采。 春 申 君 的 三 千 食 客 中 的 上 客 皆 着 珠 履； 平 原 君 后 宫 百 数， 婢 妾 被 绮 觳； 卫 王 宫 的 卫 士 穿 黑 色 戎 衣； 儒 者 的 孺 服 长 裙 褒 袖、 方 履 等 等。　　汉 初 服 饰， 与 民 无 禁。 西 汉 虽 有 天 子 所 服 第 八 诏 令 的 服 饰 制 度， 但 也 不 甚 明 白， 大 抵 以 四 季 节 气 而 为 服 色 之 别， 如 春 青、 夏 赤、 秋 黄、 冬 皂。 汉 代 妇 女 的 日 常 之 服， 则 为 上 衣 下 裙。 魏 晋 南 北 朝 以 来， 由 于 北 方 各 族 入 主 中 原， 将 北 方 民 族 服 饰 带 到 了 这 一 地 区。 同 时， 大 量 民 族 服 饰 文 化 也 影 响 和 同 化 了 北 方 民 族 的 服 饰。 妇 女 的 日 常 衣 服 仍 以 上 身 着 襦、 衫，下 身 穿 裙 子。 襦、 裙 也 可 作 礼 服 之 内 的 衬 衣 衫。　　隋 统 一 全 国， 重 行 厘 走 汉 族 的 服 饰 制 度， 然 而 也 难 以 摆 脱 其 由 北 向 南 统 一 而 带 来 北 族 服 饰 形 制 的 影 响。 只 是 到 了 唐 代 帝 国 的 建 立， 才 以 其 长 时 期 的 统 治， 加 上 其 强 盛 的 国 力， 令 其 服 饰 制 度 上 承 历 代 制 度， 下 启 后 世 冠 服 制 度 之 经 道， 同 其 社 会 一 样， 呈 现 出 繁 荣 景 象。 唐 人 与 西 北 各 民 族 的 交 往 频 繁， 各 民 族 同 唐 人 杂 居 内 地 的 也 很 多， 因 此， 唐 人 穿 胡 服 的 装 束 常 会 在 该 时 代 的 文 物 中 见 到。　　宋 代 北 方 大 片 土 地 沦 为 女 真 族 贵 族 统 治 领 地， 服 饰 文 化 也 因 其 政 治 和 经 济 因 素 而 发 生 交 互 影 响。 《续 资 治 通 鉴》 记 载： “临 安 府 风 俗， 自 十 数 年 来， 服 饰 乱 常， 习 为 边 装 ……” 可 见 南 宋 京 都 也 尚 北 服。 宋 代 妇 女 的 日 常 服 饰， 大 多 上 身 穿 袄、 襦、 衫、 背 子、 半 臂， 下 身 束 裙 子、 裤。 其 面 料 为 罗、 纱、 锦、 缕、 毅、 绢。 尤 其 是 裙 子 颇 具 风 格， 其 质 地 多 见 罗 纱， 颜 色 中 以 石 榴 花 的 红 色 最 注 目。 褶 裥 裙 也 是 当 时 裙 子 中 有 特 点 的 一 种， 有 六 幅、 八 幅、 十 二 幅 不 等， 贵 族 妇 女 着 裙 的 褶 裥 更 多。　　元 代 是 蒙 古 族 入 关 统 治 中 原 的 时 代。 其 服 饰 既 袭 汉 制， 又 推 行 其 本 族 制 度。 元 朝 初 建， 也 曾 令 在 京 士 庶 须 剃 发 为 蒙 古 族 装 束。 蒙 古 族 的 衣 冠， 以 头 戴 帽 笠 为 主， 男 子 多 戴 耳 环。 然 至 元 大 德 年 间 以 后。 蒙、 汉 间 的 士 人 之 服 也 就 各 认 其 便 了。朱 元 璋 推 翻 元 朝， 建 立 大 明 帝 国 后， 先 是 禁 胡 服、 胡 语、 胡 姓， 继 而 又 以 明 太 祖 的 名 义 下 诏： 衣 冠 悉 如 唐 代 形 制。 明 朝 的 皇 帝 冠 服、 文 武 百 官 服 饰、 内 臣 服 饰， 其 样 制、 等 级、 穿 着 礼 仪 真 可 谓 繁 缛。　　清 代 男 子 的 服 饰 以 长 袍 马 褂 为 主， 此 风 在 康 熙 后 期 雍 正 时 期 最 为 流 行。 妇 女 服 饰 在 清 代 可 谓 满、 汉 服 饰 并 存。 满 族 妇 女 以 长 袍 为 主， 汉 族 妇 女 则 仍 以 上 衣 下 裙 为 时 尚。 清 代 中 期 始， 满 汉 各 有 仿 效， 至 后 期， 满 族 效 仿 汉 族 的 风 气 颇 盛， 甚 至 史 书 有 “大 半 旗 装 改 汉 装， 宫 袍 截 作 短 衣 裳” 之 记 载。 而 汉 族 仿 效 满 族 服 饰 的 风 气， 也 于 此 时 在 达 官 贵 妇 中 流 行。 妇 女 服 饰 的 样 式 及 品 种 至 清 代 也 愈 来 愈 多 样， 如 背 心、 一 裹 圆、 裙 子、 大 衣、 云 肩、 围 巾、 手 笼、 抹 胸、 腰 带、 眼 镜……， 层 出 不 穷。 184o 年 以 后 进 入 近 代， 西 洋 文 化 浸 袭 着 中 国 本 土 文 化， 许 多 沿 海 大 城 市， 尤 其 是 上 海 这 样 的 大 都 会， 因 华 洋 杂 居， 得 西 方 风 气 之 先， 服 饰 也 开 始 发 生 潜 在 的 变 革。　　外 国 衣 料 因 价 廉 渐 为 人 所 欢 迎， 费 工 费 时， 工 艺 考 究 的 滚、 镶、 嵌、 绣 等 传 统 手 工 艺 渐 渐 地 衰 落， 西 方 缝 纫 方 式 开 始 流 行 起 来。 尤 其 是 女 性 的 时 装， 由 于 缝 纫 精 致、 款 式 合 乎 时 代 潮 流， 影 响 尤 大。 风 行 于 本 世 纪 2O 年 代 的 旗 袍， 脱 胎 于 清 代 满 族 妇 女 服 装， 是 由 汉 族 妇 女 在 穿 着 中 吸 收 西 洋 服 装 式 样 不 断 改 进 而 定 型 的。　　官服上的品级标记　　在等级社会中，服饰是一个人身份地位的外在标志。“贵贱有级，服位有等……天下见其服而知贵贱”（贾谊《新书服疑》）。　　据说从舜时开始，衣裳就有“十二章”之制。按汉代大儒孔安国的说法，十二章就是十二种图案即：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即雉）、藻（水草）、火、粉、米、黼（斧形）、黻（�形）。天子之服十二种图案都全，诸侯之服用龙以下八种图案，卿用藻以下六种图案，大夫用藻火粉米四种图案，士用藻火两种图案。上可以兼下，下不可以兼上，界限十分分明。这些图案的意义，古人说法也不一致，估计和古代巫术有关。“日”、“月”、“星辰”代表天，“山”古人认为是登天之道，历代皇帝都要到泰山去封禅，因而这四种图案是皇帝独用的。“龙”是王权的象征，“华虫”近于凤，这两种图案按先秦古制是天子、三公诸侯才能用的，天子用升龙，三公诸侯只能用降龙。而平民穿衣，则不准有文饰，被称为白衣，所以后来称庶民为白丁。　　春秋战国时礼崩乐坏，楚国令尹公子围参加几个诸侯国的盟会时，擅自用了诸侯一级的服饰仪仗，受到各国与会者的指责。鲁国的叔孙穆子说：“楚公子美极了，不像大夫了，简直就像国君了。一个大夫穿了诸侯的服饰，恐怕有篡位的意思吧？服饰，是内心思想的外在表现啊！”穆子预料得不错，公子围回国就弑了郏敖，自立为君，就是楚灵王。后来，历朝都把服饰“以下僭上”看作犯禁的行为，弄得不好会丢脑袋。有的朝代惩罚轻些，如元朝律令，当官的倘若服饰僭上，罚停职一年，一年后降级使用；平民如果僭越，罚打五十大板，没收违制的服饰。　　历代官服上的等级标志标记不尽相同。“十二章”古制后来被改革掉了。如明代官员的公服用花来表示。一品官用圆径五寸的大独科花，二品用三寸的小独科花，三品用二寸没有枝叶的散花，四品五品用一寸半的小杂花，六品七品用一寸的小杂花。八品九品没有花，大约就是上海俗语所谓的“呒啥花头”了。这是上朝奏事、谢恩时穿的。官员平时办公穿的常服图案又有不同：文官一律用鸟类来区别等级高低，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八品黄鹂，九品鹌鹑；武官一律用兽类来划分上下不同，一品二品狮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罴，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这倒真应了旧时文武百官无非都是皇帝羽翼爪牙之说了。除此之外，冠饰、束带、佩带物等等，在在都以不同形制作等级之分。如清朝冠顶上东珠的多少有无，宝石的颜色大小，从皇子亲王到七品芝麻官，都按身份的尊卑贵贱有严格的规定。八品以下，珠也没有，宝石也没有，只是个光顶子。　　《红楼梦》的《好了歌》道：“因嫌纱帽小，致使枷锁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等级社会中透过服饰的变换，演出了多少人间悲喜剧。　　戏装的夸张美　　传统戏曲服装，俗称“行头”，是古代服饰的美化和艺术的再创造，它以明代服装为主，杂糅了上自唐代，下至清朝的各时代服饰式样。　　中国传统戏曲服饰的特点之一就是套式化。上至皇帝，下至奴婢仆役、囚徒乞丐，各色人等，都有与角色身份、地位、职业、场合乃至性格相配的专门服饰套式。同是宰相，朝廷上要戴“相貂”，居家则戴“相巾”。《战宛城》中的曹操，“挟天子”的日子还不长，戴的是“相貂”；《逍遥津》中的曹操，“令诸侯”已近二十年，戴表示丞相身份的“相貂”已不够了，要戴金缕绒球、两侧金色如意翅的“文阳”了。这种戏装套式系列，主要是明清两代逐渐形成的，是许多艺人点滴创造的积累，这与二百年来京剧发展的关系尤为密切。　　传统戏曲服装中的“蟒”，是帝王将相的官服，圆领大襟，上绣云龙等花纹，下摆及袖口绣海水的象征性纹饰，皇帝穿黄色团龙蟒，将相穿其他颜色的独龙蟒。还有“女蟒”，是后妃、诰命一品夫人、女将的朝服，上绣丹凤朝阳或凤凰牡丹等图案。历史上元、清两代帝王，对龙的垄断，不像宋、明那样严。元代把“真龙”的形象定为五爪二角，其他兴云布雨的龙和“混江龙”、“入云龙”之类只能是四爪或三爪的。明代就不一样了，为了避免混淆，除了把四爪、三爪的称为蟒，与五爪的龙加以区别外，还严禁臣民穿蟒衣。嘉靖十六年，兵部尚书张瓒穿了一件有点像蟒纹的衣服，明世宗大怒，谕阁臣夏言说：“尚书二品，何自服蟒？”夏言回答说：“张瓒穿的是一件钦赐的飞鱼服，色彩鲜明，有点像蟒罢了。”嘉靖皇帝说：“飞鱼为什么绣了两只角？”遂下令严禁。在这样的情况下，演戏怎么可能让帝王将相后妃贵妇一起穿上“蟒”呢？所以戏装系列中的“蟒”，是不可能在明代出现的。清代则不然，其朝服之制，皇帝、后妃、皇子、亲王都用龙袍，亲王世子、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文武三品都用蟒袍。比照戏剧服装系列把帝王将相的朝服统称为“蟒”，完全符合清代的服饰观念。至于戏中帝王的朝服不称龙袍而也称蟒，只是因为这“帝王”究竟是“戏子”扮的，有所避讳而已。　　为了给观众更多的美感享受，戏曲服装多缀美丽饰物，如珠花、绒球、丝绦、雉尾等。像舞台上吕布、周瑜在紫金冠上插两根长长的雉尾，为演员演活角色增加了许多做戏的机会。这是生活中所没有的。《明史?舆服志三》说，洪武二十六年规定，凡大祀庆成、正旦、冬至、圣节……有公、侯、伯爵位的出席典礼，冠上要插雉尾。但那是公、侯、伯，而且只在典礼上用，武将或都督在军中是没有这种装束的。吕布和周瑜生活的时代，有一种武冠，“加双�尾，竖左右”（《后汉书舆服志下》）。但舞台上的“翎子”比实际上的�尾长了起码有四五倍。这就是艺术的夸张。　　传统戏曲服装中有些类型也来自生活而异于生活，如剧中后妃贵妇穿的便服叫“帔”，名称也来自生活中的“帔”，可是形制完全不同。《说文》收有“帔”字，段玉裁注以为“今男子妇人披肩是其遗意”。唐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中，虢国夫人的帔正规地披在肩上，从胸前垂至腰际；而周�《调琴品茗图》中的贵妇，那帔已不是披在肩上，而是十分洒脱地卸落到腰背部，仅两端挽在手腕上了。白居易《霓裳羽衣舞歌》中有“虹裳霞帔步摇冠”，用“霞”来形容帔之多彩而美者。从此，“霞帔”成为专名，成了命妇品级的标志。　　衣料杂谈　　从远古以来，中国的衣料，特别在丝织品领域，曾长期领先于世界。　　到目前为止，考古学家向我们提供的最早家蚕丝织品的出土实物，是四千七百年前的绢片、丝带和丝线，这些东西都放在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发现的一个竹筐里。　　绮是代表丝织物的词中，少数几个有“美丽”之类转义的词之一。除“锦心绣口”、“锦绣河山”等比喻用法外，“绮”的转义更为活跃多见，有“绮年”、“绮思”、“绮语”、“绮梦”，等等。绮是一种平地上起斜花的美丽、轻柔、令三千多年前的人叹为观止的衣料。古代波斯人称中国为Cini，印度人称中国为Cina，这是今天英文中China的起源。外国人首先认识中国，是从惊叹于绮的神奇美丽开始的，Cini就是“绮”的对音，波斯人和印度都知道在他们东方有一个“绮”国（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这个说法是比较可信的。　　西方学者看到公元前五世纪希腊艺术中一些雕塑女神像和彩绘像，所穿衣服都是细薄柔软透明的丝质衣料，从而断定公元前五六世纪中国丝绸已辗转传到地中海畔。这正当中国的春秋末年、战国初年。从战国楚墓出土的实物看，那时已有三色龙凤纹锦，这在当时确是一种高贵华丽的衣料。　　三国时，诸葛亮治蜀，大力发展蚕桑，蜀锦名闻一时。魏文帝曹丕对其花纹新颖赞叹不已，诏群臣说：“前后每得蜀锦，殊不相似。”蜀国用它搞外交，《吴记》中说：“蜀遣使吴，赍重锦千端。”即以蜀锦为其联吴拒曹战略目标所用。诸葛亮南征，把织锦的方法传授给云贵地区的少数民族，所以苗族把自己织的五彩锦称为“武侯锦”，而侗族妇女织的侗锦又称“诸葛锦”。古来传说，蜀锦历久不褪色。原因在于蜀地养蚕的方法与他处方法不同，“当其眠将起时，以桑灰喂之”，还有人认为是锦江（今成都南）的水质特别好，用它染丝、濯锦，能使色泽分外鲜明。蜀汉时管理织锦的官就驻在此地。杜甫《蜀相》诗云：“锦官城外柏森森”。彼时成都被称为锦官城，原因即在此。　　从宋元到明清，丝织品不断扩大和优化品种，如北宋创制了缂丝，南宋出现了织锦缎，明代又锦上添花，出现了五彩缤纷的妆花缎。《金瓶梅词话》四十回写西门庆用“南边织造的夹板罗缎尺头”，叫赵裁缝替妻妾“每人做件妆花通袖袍儿，一套遍地锦衣服，一套妆花衣服”。这“妆花”就是当时的时新衣料妆花缎。　　中国服饰文化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衣料也是如此。毛织物和棉布，最早就是少数民族作出的贡献。迄今可知的中国境内最早的毛织品，是1960年在青海省兰诺木洪出土的四千年前的毛布和毛毯残片。这个地区，当时在华夏文化圈外。但周代大夫已经能穿上色彩鲜艳的毛料衣服了。　　华夏民族经历过渔猎生活，早就懂得利用兽皮做衣料。古代的裘，是连皮带毛一起处理制作的，而且毛是向外的。《周礼?天官》有司裘之职，管理为周王、诸侯、公卿大夫制作裘皮大衣的事。据《礼记?玉藻》云，狐白裘为君所服，虎裘、狼裘为左右卫士之服，大夫服狐裘镶豹袖、羔裘镶豹饰，士以下则服犬、羊之裘。到了清朝康熙年间，对什么样的人不能服用什么样的裘皮有一项规定：“貉裘、猞猁狲非亲王大臣不得服，天马、狐裘、妆花缎非职官不得服，貂帽、貂领、素花缎非士子不得服……染色鼠狐帽非良家不得服，所不禁者獭皮、黄鼠帽……而已。”（叶梦珠《阅世编》）。　　中原古代没有棉花。棉布是从南方少数民族那儿传来的，当时按当地的语言音译为“白叠”。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可知，在今云南境内的哀牢夷人能制作“帛叠”（即白叠），还能“染采文绣”，“织成文章如绫锦”。还有今为海南省的珠崖郡，出产一种“广幅布”，一般认为也是棉布。从《太平御览》卷八一二引《晋令》“士卒百工不得服越叠”来看，棉布的确还没有普及到民间。但到唐朝似乎逐渐多起来了，白居易有《新制布裘》诗云：“桂布白如雪，吴绵软于云。布重绵且厚，为裘有余温。”桂布就是白叠，今广西一带产的棉布；吴绵则是江南的丝绵。棉花约在十三世纪末在江南普遍种植。松江妇女黄道婆年轻时漂流到海南岛从黎族人民那里学了棉纺技术后，经过三十多年重返家乡，革新了纺车，使棉纺织业在汉族地区中迅速发展起来。棉布取代了麻布的地位，成为中国人主要的衣料之一。从此麻布退居为夏天的专用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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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华夏大一统的正义性 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仪之大，故称夏。阪泉之战，炎帝战败，并入黄帝部落。华夏的篇章由此展开。从夏朝第一个封建开始，到清朝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总上演着分分合合的故事。由分到和总避免不了战争。“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战争给人的感觉总是血流成河的场面。然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当封建统治者只顾贪图享乐，弃老百姓的死活于不顾，战争是取得华夏大一统的唯一方法，也是解救人民于水生火热的唯一方法。大一统的内涵 封建王朝统治全国为大一统。新的王朝总是生机勃勃，一番欣欣向荣的景象。君主贤明，国家政策开明，军事力量强大，国家之间友好相处，没有战乱，百姓安居乐业。“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一个又一个的太平景象让我们明白大一统的真正意义：那就是和平、和睦、长治久安。而统治者并不都是明君，商纣王酒池肉林，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百姓食不果腹，流离失所。时代造就英雄，百姓期待英雄。当有志之士明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百姓期待战争的出现来结束这种水生火热的生活，却又不得不面对战争所带来的妻离子散。他们身处黑夜，期待着黎明曙光的出现。大一统，就是这黎明的曙光。 大一统的族群是以民族为基础的。同一个民族，有着相同的生活习惯，相同的交流语言，相同的文化继承，相同的宗教信仰。这一切都让他们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民族文化都和他们生活的地域有关系，一方土地养一方儿女，北方人直爽，南方人婉约。而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核心，是一个民族的价值追求，是一个民族誓死捍卫的尊严。每个名族都有他们自己的精神信仰，不容侵犯。在元清入土中原的过程中，民族精神就是他们的精神寄托，是他们战斗的精神支撑，也是他们取得胜利的强大动力。正义的内涵 正义，是千百年来人类不懈追求的一种美好社会理想和愿望，是人类社会共同的向往和追求。　　关于正义，从中国古代到近现代，从西方到中国，论述这个问题的记载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卷轶浩繁。公平正义，笔者认为是公平、公正、正义、平等等概念的集合体。在古希腊，正义以一种调整自然力对宇宙组成部分的作用，保证平衡与协调的先验宇宙原则第一次出现。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首先提出了正义的问题同时，他把正义看作是个人和国家的“善德”。“正义就是只做自己的事而不兼做别人的事”。他还说：“政治学上的善就是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按照一般的认识，正义是某种事物的平等观念。《正义论》的作者，美国著名伦理学家约翰·罗尔斯认为：“正义即指制度的道德、制度的德性，是支撑社会基本结构的属性是否道德的一个概念。正义原则必须是这样的原则：它们具有一般的形式，普遍适用于一切场合，能够公开地作为排列各种冲突要求之次序的最后结论来接受。　　 正义是人们为了战胜当前邪恶，最终是为了维护人类和谐幸福的道德行为。通俗地地讲，为了战胜当前邪恶，为了人类和谐幸福，该出手时就出手，正义是人们为了战胜当前邪恶，最终是为了维护人类和谐幸福的道德行为。通俗地地讲，为了战胜当前邪恶，为了人类和谐幸福，该出手时就出手，这就是正义。入土中原的正义性 1204年，蒙古族领袖铁木真通过残酷战争统一了蒙古高原各蒙古部落。铁木真被各部落推举为“成吉思汗”，建立政权于漠北，蒙古国成立从此，蒙古草原结束了长期混战的局面。之后连年征战，先后灭西夏，金国，招降吐蕃，1253年灭大理，至1279年灭南宋，最后统一中国。从宋朝的角度，元的统一是一场侵略战争，被誉为民族英雄的文天祥誓死抗元，当兵败被俘，不得不发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但在元统一中国前，蒙古草原各个部落之间金戈铁马，征战频繁。南方的宋朝军事力量弱小，在外交政策上采取求和政策，时时面临金国的侵犯。元朝的统一，结束了唐末以来（五代十国宋辽金夏）国内分裂割据和几个政权并立的政治局面，奠定了国家长期统一的政治局面。 元朝的大统一，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汉族人民大量迁居到边疆地区，带去了先进生产技术，开发了边疆经济。边疆各族大量迁入中原和江南，同汉族杂居，加强了民族融合，促进了国内各族人民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边疆地区的开发，促进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加强了中外文化交流和中西交通的发展，也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1636年，清降服漠南蒙古，皇太极称帝且改“金”国号为“清”，清朝正式建立，改年号为崇德。 1644年四月廿一日，李自成亲率部队与吴三桂在山海关外的一片石大战，但由于清军参战，李自成大败。五月初二，清摄政王多尔衮进京。八日，清顺治帝进北京，北京开始成为清朝都城。此时明朝残余势力仍在，史称南明。在此以后的十八年中，明残余势力一直在与清政府做斗争，直到大清统一中国。 清朝是由中国满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统一全国的大王朝之一。清朝的人口数也是历代封建王朝最高，清末时达到四亿以上。清朝开疆拓土，鼎盛时领土达1300多万平方公里。清初为缓和阶级矛盾，实行奖励垦荒、减免捐税的政策，内地和边疆的社会经济都有所发展。至十八世纪中叶，封建经济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史称“康乾盛世”。于是中央集权专制体制更加严密，国力强大，秩序稳定，清代人口至十八世纪后期，已达到三亿左右。康熙年间，统一了台湾，并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界；乾隆中叶，平定准噶尔、回部，统一了新疆。这不仅一举解决了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旷日持久的冲突，而具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发展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和交通，巩固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力和凝聚力。在文化上，康乾时期编纂了几部集大成之作，像《四库全书》 《古今图书集成》等，对清理和总结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作出了重大贡献。 上面论述的为元清入土中原的历史和统一后的欣欣向荣局面，现在来谈谈它的正义性。在这两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统一中国之前，中土虽说不是诸侯割据，军阀混战。但当时的朝廷基本都是君主昏庸，大臣们结党成派，相互勾结，朝廷乌烟瘴气，苛捐杂役严重，民不聊生。在这样的情况下，少数民族政权入土中原，无论是抱着什么样的目的，是为了拥有掌控天下的权利也好，是为了解救天下苍生与水火也也好，这都是黎民百姓所期待的。封建时代的农民也许本身就带有一种奴性，也没有知识，农民阶级自身是没法推翻这个令他们仇恨的政权，他们只有期待新的朝代，新的明君，即使这需要以战争为代价，但长痛不如短痛。所以，元清入土中原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是解救人民的战争。大一统坚持的原则 在大多数人的眼中，战争都是非正义的。但是要结束多方混战的局面，就许要战争。尼采说过：战争是取得和平的唯一方式。他的话虽说太绝对，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战争的必要性。中华民族的和平之路，不也是用先烈的鲜血换来的。 统一全国，也许打着的是为民请命的口号，骨子里也有为拥有那号令天下的权利的野心。即使这样，只要对老百姓有好处，就算你是一支正义之师。 但在大一统的过程中，也发生的许多骇人听闻的惨案。清军进军江南的过程中，无恶不作，激起江南人民的强烈反抗，特别是剃发令强制执行，各地燃起抗清的熊熊烈火。清廷残酷镇压，在扬州、嘉定、江阴等地进行了大肆屠城，史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此后清军各地“剃发易服”，造成人口骤减，发生西南地区民生萧条、万里无人的景象。1659年，清军占领西南地区。并迁移湖广人口填川，以补充劳动力的不足，视为历史上的第二次“湖广填四川”。 相对之下，元朝就开明多了。忽必烈下令推行汉法， 穿汉服，学习汉文化。这一政策并不彻底，但在名族文化交流上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因此，在大一统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坚守一定的原则，这样才能达到民族之间的和睦相处。首先民族平等是肯定的。在封建制度的前提下，这一点是很难做到的，元朝施行的“四人等制”，实行怯薛护卫军制，实行站赤制度等等，都是为了增加本民族的特权。满清八旗制度也是这样。其次是尊重各民族的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自由。即使是在当代，宗教信仰的不同让战火硝烟仍然弥漫在渴望和平的土地上。 即使这一切都是历史，都离我们远去，可以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借鉴。都是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而我认为，也可以明得失。我们可以从历史中知道，无论怎样，我们都要学会尊重，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是这样，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也是这样。心得 在探究华夏大一统的正义性时，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们懂得在战乱年代，和平是多么的奢侈。无论在什么时候，和平都来之不易。今天，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除了感激那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们，也好好珍惜这和平时光吧。 其次是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当我们徜徉与诸子百家的经典，是那样的流连忘返，感觉我们已经超越了时空，和他们进行心与心的对话。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庄子的晓梦迷蝴蝶，扶摇直上九万里······聆听着《高山流水》，品读着唐诗、宋词、元曲，那一刻，时空仿佛凝滞，唯有心灵的自由与舒适。《黄帝内经》 《本草纲目》 《天工开物》让我们不得不赞叹古人的智慧。就让我们心存感激，继承和发扬这中国的瑰宝，民族的骄傲吧！

中国文化概况论文英语版

例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四、 风俗习惯不同的民族形成了各自独特的风俗习惯：正如英语中一句谚语所说的：“So many countries， so many ”在对狗的态度上，中国人脑海中狗如同鸡、鸭、猪一样是一种地位十分卑微的动物。常常把狗与“下贱”、“低微”、“无赖”等贬义词联系在一起，如“狼心狗肺”、“狗腿子”、“猪狗不如”、“狐朋狗党”等，[5]（P83）虽然狗也用作看家护院、狩猎、牧羊。狗还常被宰杀烹调，这在西方人看来是非常不能接受的。中国人对狗的态度在谚语中可以体现出来，如：狗眼看人低。 好狗不挡道。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狗改不了吃屎。 痛打落水狗。而狗在西方人眼中不仅是狩猎、看门、工作的得力可靠的好帮手，更是生活中重要的伴侣和朋友，是抚慰人们寂寞空虚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甚至将其视为家中的成员，与狗有着深厚的感情。在西方还有发生狗死后，为其安葬立碑的事。因此，狗的形象在英语谚语中是褒义的，人们对狗是怜爱、赞赏的。英语谚语之中，常常以狗的形象来比喻人的行为。如：You are a lucky 你是一个幸运儿。 Every dog has its 各人皆有出头之日。 Old dog will not learn new 老人学不了新东西。 Love me， love my 爱屋及乌。而英语中兔子常代表胆怯，但汉语中与“胆怯”相联系的动物形象则是老鼠。因此有谚语“气壮如牛，胆小如鼠”；英语民族常用狮子比喻力量、雄威，所以有谚语：March comes in like a lion and goes out like a 三月来如猛狮；去如羔羊。Every dog is a lion at 狗是百步王，只在门前狠。A lion may be beholden to a 老鼠也能帮狮子；弱者也能帮强者。这里因为狮子多产于非洲、印度等地，而英国历史上与这些地区或国家有着很深的关系。而我国不产狮子，无论南方北方都产老虎。[6]（P73）从前，老虎数量繁多，常出没山林，侵扰人民，甚至危害人命。人们认为虎为百兽之王，对虎十分敬畏，有“养虎为患”、“伴君如伴虎”的说法，把虎看作力量、威武、雄壮的象征，因此产生了许多关于与老虎有关的谚语。例如：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虎毒不食子 初生牛犊不怕虎。五、 民族性格中西方由于各自生存环境的差异，以及人们对自身环境的不同应战，发展出各自不同的社会文明，从而产生了不同的文化取向、价值观念、性格特征。在古希腊，由于土地的贫瘠，海上通道的开辟，再加上频繁的战争和几次大规模的民族迁徙，使得他们很早就发展起商业经济，创造了人类最古老的商业文明。西方成了典型的商业社会，人们从事着频繁的商业活动，正所谓“The English are a nation of shop-”（英国全民皆商，外表富强）。经商的成效不在天地鬼神而在自己，在于自己的才干。[7]（P22-23）商场中的竞争激烈、优胜劣汰、你失我得，这形成了西方人个人意识较强、重视个人作用、个人独立自主、个人利益的个人主义思想。Self comes 自我利益是第一位的。Everyman for himself and God for us 个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Near is my shirt， but nearer is my 自己的利益最切身。Self-preservation is the first law of 保存自己是自然界的第一法则。He who depends on another dines ill and sups 指望别人，难有好吃喝。而经商见效快、获利多、风险大，也养成了西方人急功近利、富于进取、敢于冒险的流动性格。If at first you don’t succeed， try， try， try Forbidden fruit is Catch as catch Discontent is the first step in Life is a battle from cradle to 人生是一场从摇篮到坟墓的战斗。Life， to be worthy of a rational being， must be always in 人生必须永远前进，才不愧为有理智的人。Fortune favors the 勇者天佑。个人主义思想使西方人重视突出个人，喜欢表现自己的个性，乐于标新立异，爱出风头，尊重个性、自我，并鼓励个性发展，对别人因个性表现出的任何形态都能够理解接受，这可以在谚语中体现出来。It’s squeaky wheel that gets the 吱吱叫的轮子先上油。Tastes 个人品位不同。Every man after his 个人追求个人的风格。 If you’ve got it， flaunt 这句谚语来源于一部The producer的美国电影。意思是如果你有钱、本事、美貌或性感，就应该让人瞧瞧。[8]（P334）而以农业为根本的中国人则截然不同，农业的收获往往不在耕种者，而是老天。人的意志如何强大也阻止不了干旱、洪水、风暴等天灾的来临。[7]（P23）另外农业见效慢，而一年一度的丰收来自于长期的扎扎实实、坚持不懈的努力劳动，这形成了中国人思想意识中安定保守、善于坚持忍耐、缺乏冒险、知足的性格的特质。[5]（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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